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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纵览》2004年12期《》，作者罗军生。文中牵强附会的把邓小平一些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讲话和想法当作最高指示，从而得出中央最终结束上山下乡是邓小平功劳的结论。这是误读历史，也不符合事实。
终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不是邓小平也不是胡耀邦，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其一是在恢复高考的情况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道路已经走不通。第二是社会开放使城市就业渠道拓宽，就业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第三是知青要求返城和私自返城已使知青下乡名存实亡。第四是知青群起反抗倒逼中央终结这一决策，而云南知青上京请愿是结束知青上山下乡的导火索，因偶然事件改变了大进程。
胡耀邦、邓小平是城镇青年上山下乡的始作蛹者。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始于1955年，以杨华为首的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共青团中央于 8月30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并把邢燕子等人作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
1962年6月，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提出：对于精简下来的无家可归和城镇无法安置、但具有下乡条件的职工，包括一些不能在城镇就业的青年学生，可以安置到农场(包括牧场、林场、渔场)。
1963年5月，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在审阅浙江省委批转嘉兴县委《关于动员城镇人口下乡插队的报告》时，表示赞赏。他在与谭震林副总理进行交流时说：“一个队安置两个中学生是会搞好的。他们不仅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上起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用的。因此，应当向干部、青年学生和社会群众讲清楚，插队是体现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的安置形式。浙江嘉兴县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
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谭震林副总理指示，召开了各大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会上，谭震林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安置工作的新思路。在听取了各方面情况汇报后说道：“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苏州市能动员人员下乡，别的城市更可以。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因此，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的。你们回去订计划时，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就投资少，效果大，才能真正贯彻勤俭办业的精神。”
1964年1月9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的汇报，讨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他对搞好插队问题再一次发表了重要讲话：“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
1964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由此，邓小平提出的“以插队为主要方向”的安置办法成为中央纲领性文件。
事实表明，知青到边疆垦荒的发起和倡导者是胡耀邦领导下的团中央，而下乡插队的提出是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
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源于毛泽东的讲话。
推迟高考的决策者是刘少奇。文革开始的1966年6月，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在接到其子刘源转达的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关于废除教育考试制度的要求后，于6月13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了《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高校招生工作一推就是四年。
就当时而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由于不能参加高考，又无法分配工作，存在着一个没有出路的问题。
毛泽东为上山下乡确立了理论基础。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于是，这些城市知识青年在响应毛主席号召下热血沸腾，争相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开始是“老三届”，后来成为城市青年学生的主要出路，直到1977年最后一批上山下乡才结束。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符合毛泽东培养下一代又红又专的思想。希望向农村和边疆输送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建设农村和边疆。为了解决城市就业，在当时确实有现实意义。从国家层面，在工业化没有完成的情况下，知识青年既减轻了国家就业的压力，又能为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贡献力量。毛泽东及中央当时作何考虑，只能站在不同的视角下解读。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于1979年。
1978年10月，国务院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事实上自1973年开始，许多城市知青由于清化北大召收工农兵大学生，一些在农村表现好或者父辈有门路的已经开始返城，有的根本只到农村点个名，始终呆在城里。知识青年下乡条件的改善源于1973年4月，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李庆霖堪称是下乡知识青年的恩人）。
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1977年夏天，基本是1966届初高中毕业生。邓小平恢复职务是1977年7月16日—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到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都陆续返回了城市，有少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这里面有几个客观原因。
其一是1977年10月5日，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性批准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12日，国务院转发了《意见》，高考制度正式恢复。城市知识青年有了升学的出路。
其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劳动制度、所有制结构、就业结构、教育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城镇集体工业用人量大增，个体经济迅速发展上，城市知青就业道路拓宽。知青没有必要上山下乡运动。
其三与高层权力斗争有关。当时正是华国锋“凡是派”与邓小平“非毛派”较量最激烈的时候，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知青上山下乡是毛泽东的指示，不能改变这项政策。而不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具体政策，就无法否定毛泽东。上山下乡运动让很多城市青年包括老干部怨声载道，是争取民心的有力武器。
其四是知青要求返城和私自返城已使知青下乡名存实亡。
其五是云南请愿事件是导火索。在知青的倒逼下中央不得不终结这一决策，形成了1978年12月结束知青上山下乡的《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而最后一批知青上山下乡是1977年，真正结束是在1979年。
云南请愿事件是结束上山下乡的导火索。
1978年11月10日，云南边陲一个叫做橄榄坝的偏僻地方，上海女知青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腆着大肚子来到分场医院，一位姓成的医生检查完后回家吃饭，把产妇留给家属大嫂照看。就在成医生外出两个多小时未回时，产妇子宫大出血，母子双亡。闻讯赶来的知青长期被压抑的怒火和不满爆发了，要求举行追悼会，要求农场善后处理。要追究肇事者责任，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请愿队伍出现在景洪街头，沿着马路浩浩荡荡朝着州委和政府驻地进发。短短几天，版纳垦区所属八大农场均面临知青情绪失控的严重形势。直到21日，州委经请示后表态如下：⒈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⒉女知青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⒊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问题。等等。
然而此事并没有因此结束。景洪农场知青突然宣布总罢工，提出 “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州委拒绝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知青请愿队伍开始步行北上，有的购买火车票前往北京，有的卧轨抗议。
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是人数须限止在三十人以内。
12月30日，国家农垦总局、国务院知青办及国家劳动总局的负责人听取了“请愿团”丁惠民等人的汇报，答应研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并希望他们以大局为重。
1979年1月2日，民政部部长程子华遵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召集国家农垦总局、国家劳动总局、国务院知青办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就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知青进京请愿一事进行了研究。
1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了丁惠民等10名请愿代表。参加接见的有：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国家农垦总局副总局长张修竹、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张亚群、团中央青农部李小芬和全国妇联、国家劳动总局的人员。
王震期望农场知青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把眼光放大一些、远一些，立志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王震的谈话记录经本人审阅同意后，印发给云南各场，向全体职工（包括知青）传达。同时也发给了其他有下乡知青的垦区。
王震、程子华接见请愿知青代表丁惠民等的谈话印发云南各垦区后，迅速在知青和干部中传播，对于稳定农场局势，稳定知青情绪起了很大作用。多数农场知青开始复工，一些类似‘上访请愿团”、 “汇报团”、“联络站”的组织也自动解散。
1月23日，回到云南的上访知青代表，给王震副总理发来电报，表示决心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工作。电报还说：“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考虑得少，热血一冲，不管三七二十一，草草决定用罢工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其结果，虽然我们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实际上却影响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一定要把景洪农场加速建设好，成为有志青年英雄们的创业基地”。
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认为，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对国营农场的知青问题，确实讨论研究得不够，有的规定过于笼统。大家基本同意国务院知青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6条意见，即：(1)积极办好国营农场，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国家给予支持。职工工资适当提高。要尽量把知青稳定在农场，这是前提。(2)需要商调回城的，可以参照已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仍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招收其在农场的子女。(4）从国营农场参军的知识青年，从1979年起，退伍复员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5)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6)上海郊区去云南农场的青年，本人愿意回原籍社队，可以允许。这“六条”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开了方便之门，也很快刮起了“回城风”。
从1979年2月到5月，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至次年，仅余3200人，不足原总数的百分之三。
显然，如果没有云南请愿事件，中央不会如此重视知青问题，也没有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中发［１９７８］７４号文件）这一结束上山下乡的决策。
邓小平结束上山下乡运动是误读。
当年邓小平倡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说成是“为推动知青上山下乡的有序有效开展付出心血”，然而在否定上山下乡时，又有人讲邓小平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据说是根据李先念提出四个不满意讲的（李先念认为是城市、农村、家长和知青本人“四不满意”）。很多引用都引自《中国知青史》，作者：定宜庄刘小萌，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此事至今查不到正规出处。
倒是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反对毛泽东的纲领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说的比较直接，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这个可以从中央文件中查到。（“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否存在有争议，笔才倾向于是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
谁结束上山下乡看一下过程就明白了。
1973年6月，曾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针对有关问题制定了“统筹解决”的办法。会后，积存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反而因下乡青年的继续增加而更为严重了。说明此时虽然发现了问题，却没有拿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问题，1976年2月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中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值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说明知青的问题已引起病中毛泽东的重视。
1977年夏天以后，再没有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邓小平恢复职务是1977年7月16日—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
1978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调整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员和办公室管理体制》的报告，对知青工作管理体制做了更动。为了便于统一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决定调整领导小组成员，并将国务院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改为劳动总局党组领导。4月21日，中组部任命许世平为国务院知青办主任，以后又兼劳动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8月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调整了知青领导小组成员。陈永贵仍任知青领导小组组长，康永和任第一副组长。将知青工作领导机构的隶属关系由农林部改为劳动总局。
7月12日，李先念在国务院知青办上报的一份书面汇报上批示：“这个问题大，应研究一下。我意要肯定以前的成绩，要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为今后几年可能还要上山下乡。但做法确要改变。因此，必要时报纸上应宣传一下为好。否则，动动摇摇不好。”李先念作为分管工作党的副主席，代表了当时中央的态度。
7月20日，国务院知青办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针问题的请示报告》。华国锋批示：“要认真的作调查研究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改进措施”。接着，国务院知青办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经国务院、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人研究通过，作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一份带有指导性的文件。
10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通知》中央下决心解决知青的七个方面的问题。这是中央为解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准备。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经过充分酝酿筹备的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的宗旨是，根据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调整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稳妥解决现存的问题。在今后还实行不实行上山下乡的问题上，会议上有三种主张：一种主张今后若干年还得实行；一种主张到此为止；一种主张实行轮换制。对已经在农村的八百多万下乡知青怎么办也是三种主张：一是基本稳定在农村；二是基本招回城；三是区别情况，有留有回。此情况说明对于知青上山下乡存在争议。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彭冲、康世恩还同各地区负责人进行了专题座谈；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会议历时４１天，１２月１０日举行闭幕大会，由纪登奎主持，陈永贵作总结报告，李先念就当前形势做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仍然没有结束知青上山下乡。
12月7日，云南知青再次向华国峰、中共中央、邓小平写了第三封请愿信，同时，成立了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筹备组，组织北上请愿团。
197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和通过了会议产生的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中发［１９７８］７４号文件）。文件指出：
对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今后下乡人数将逐年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今年上山下乡不再搞分散插队，可以因地制宜地举办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的农工牧渔业场、队，集中安置，国家给予扶持。
应当讲，1978年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产生的两个文件是结束上山下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
从中央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这一系列决策看，邓小平除了跟在华国锋后面接见代表外，基本没有参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原因在于中央分管经济和知青工作的是党的副主席李先念，国务院分管并担任知青领导小组组长的是陈永贵。由于知青工作涉及的面较广，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分管农垦）、余秋里（分管经济）、纪登奎（分管农业）等都参预到此事中。
邓小平作为党的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只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以及军队工作，不负责知青工作理所当然。就当时而言，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五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华国锋当时仍然是“英明领袖”，邓小平的权势还没有达到“登峰造极”。他不可能插手由党的副主席李先念分管的工作，更谈不上结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不世之功”。
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不是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一项得人心的事大家都争功，许多文章提出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
胡耀邦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讲话见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教育问题时，胡耀邦说：“要把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要一举两得。过去那种方法也有点道理，粮食没有过关，要吃饭啊！要使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必须采取政治鼓励和经济吸引相结合的办法。”
中央财经小组５月９日听取劳动工作汇报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组长赵紫阳说：“在我国情况下，还不能全部就业。真正的人口问题，不是城市，而是农村。想叫城市人到农村去，根本行不通。根本问题是农民要减少，过去想把城市的负担叫农村来负担，今后城市和农村各负担各的。过去一讲城市人口多了，就想往下边安排，到郊区也不是长期办法。有些工业必须吸引农民劳动力，农民劳动力没去处是个大问题。”
此时距《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中发［１９７８］７４号文件）结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过去一年多，距最后一批知青下乡近三年。胡耀邦与赵紫阳的讲话更多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决策。虽然中央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恢复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职，由胡耀邦担任，但华国锋仍然是党的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是1980年的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由赵紫阳接任。请辞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是1980年10月的九次政治局会议上，而最终离开权力中心是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主席一职由胡耀邦接任。
所以，当时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耀邦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赵紫阳不可能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结束的决策者。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历经２０余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彻底结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没有被官方否定。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国务院知青办起草了《二十五年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为多年来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画上了最后的句号。《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却没有否定这场运动。基本看法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却没有对建国以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予总结和评价。
最新出版的中共党史第二卷（1949 – 1978。2011年1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在第二十二章（“斗、批、改”运动与7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的第818 -819页共三小节对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了论述。结论是：“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接触了生产实践，增长了才干，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后来，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一批国家建设人才。但是，在青春年华失去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长远的危害。在此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达300多亿元,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因此加重了负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得不到妥善安排，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显然，其中没有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只是提到了个别问题。
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否定了中国共产党这项贯穿近三十年的国策方针，否定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胡耀邦等这些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否定了许多后来身居庙堂之上曾经的下乡知青的革命实践和光辉里程。不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后来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功绩又暗淡无光。唯一的办法是整体肯定，局部否定。这样可以左右逢源，无限发挥。
抛开是非判断，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始作蛹者是毛泽东、胡耀邦和邓小平。结束上山下乡运动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个体在其中只是起了推动作用。2014.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