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９４７年７月４日夜，鲁西南寿张以南黄河河面上，一艘普通木船负载着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向南岸驶去。突然，两架敌机飞临上空，扔下一串照明弹。霎时，河面上一片通明。警卫人员立刻紧张起来，纷纷举枪瞄向空中。邓小平笑着对刘伯承说，敌人怕我们渡河寂寞，给点了天灯。刘伯承也面露喜色说，足啊，他们已来迟了，那知道我们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呢？
４天前的６月３０日夜，晋冀鲁豫野战军从张秋镇至临濮集３00里正面上成功地实施渡河作战，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自以为可抵４０万大军的“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从这时候起，为了把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部队与留在后方的晋冀鲁豫其他部队以及活动在晋南的陈谢部队区别开来，也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毛泽东开始将晋冀鲁豫野战军称作“刘邓大军”。这一光辉、响亮的名称，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的结束。这几天来，刘邓大军主力第一、二、三、六纵队正按计划实施鲁西南战役。刘伯承、邓小平率野战军指挥部迅速渡河跟进到鲁西南，就是为了直接指挥部队的作战行动。
刘邓大军南渡黄河，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充当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去的战略突击队，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作战，使自己的力量接近敌人的力量，并且造成了军事、政治、经济等全面的有利形势。据此，中共中央、毛泽东果断地作出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决策，并把“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开路任务交给了晋冀鲁豫野战军。早在４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军委即令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晋南方向预备船只，准备渡过黄河转入反攻。５月４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在６月１０日前渡河，向冀鲁豫和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６月３日，中共中央军委要求刘伯承、邓小平把渡河时间定在６月底。于是，就有了上述刘邓大军渡河南进的壮举。
刘伯承深知渡河作战是实现南进任务的首要环节，因此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和指导。首先是准确掌握敌情。通过对敌纵深的战略侦察和对敌河防的战役侦察，获知黄河以南国民党军的主要兵力集中在鲁南跟华东野战军作战，鲁西南黄河只有刘汝明集团两个师进行防守，另有整编第七师位于嘉祥地区准备机动。邻近的豫皖苏有国民党军１个师另两个旅，豫北有７个师，由于受当地战事的牵扯，到时只能抽出部分前来增援，估计豫皖苏可能来1个师，豫北可能来３个师，况且他们距鲁西南河防都有一定路程，难以很快达到援救目的。根据敌河防薄弱的情况，刘伯承决定以４个纵队分８路渡河，求得以强击弱，分散敌人，一举成功。其次是隐蔽企图和佯动惑敌。豫北反攻战役结束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直在汤阴、安阳地区按兵不动，使敌人不明他们下一步的动向。又以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伪装主力，在豫北发动攻势；以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佯施攻势，造成敌人郑州、开封受威胁的错觉。渡河作战临发起前，才下令部队向渡河点秘密开进。刘伯承特别向部队强调：“必须保证不泄露秘密，在出发地、宿营地多方防谍，切勿暴露动向，做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再就是规定了渡河战术。６月５日，刘伯承起草并随后下发了《敌前渡河战术指导》，详尽地提出了敌前侦察、火力编成、成渡后的处置、强化通信联络、加强协同以及炮兵运用等原则，使各级便于实施渡河指挥。
在这一系列严密而周到的安排下，６月３０日夜的渡河作战实现了预期的要求：出敌不意，势如破竹。在先期渡河的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和原在南岸的独立第二旅的接应下，第一批部队只用５分钟就到达对岸。当刘邓大军渡河的消息传到徐州的国民党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他们急忙打电话到郑州询问刘汝明。刘汝明竟回答：只知道共军向河南岸发射了百余发炮弹，渡不渡河还不了解。
一到达鲁西南，刘伯承、邓小平设指挥部于郓城以南的郑家庄。随着敌人不断变更的部署，刘伯承开始了紧张的指挥。刘邓大军渡过黄河，蒋介石发觉他的中央防御体系被撕开了一个口子，他在华东战场上的几十万军队的左翼及后方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挽救这个危局，他急忙调兵遣将来对付刘邓大军。以原在河防线上的刘汝明集团整编第五十五师退守郓城。又以整编第六十八师的两个旅和第五十五师第一八一旅，共守菏泽，调来第六十五师第一五三旅守定陶。这４个旅，分守两座城，组成西集团。另从豫皖苏调来整编第五十八师，豫北调来整编第三十二、六十六师，加上原在嘉祥的整编第七十师，共４个整编师，组成东集团。两集团统归第二兵团司令官王敬久指挥。
刘伯承看出这是敌人吸引自己屯兵坚城、拊击侧背的诡计。他冷静地分析了敌情：敌人分东西两路北进，西弱东强，如集中兵力先吃掉西路弱敌，再对付其东路，就可将敌各个歼灭。于是，他决定采取“攻敌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命第一纵队积极攻郓城；以第二、六纵队迅速从敌人东西两路之间插出去，直取定陶、曹县，乘敌第一五三旅立足未稳，将其消灭，并清除曹县土顽；以第三纵队进至定陶以东的冉固集、汶上集地区，以便在攻歼定陶、郓城之敌后，及时割歼东路援敌。
这个部署，体现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第一纵队是３月间与第七纵队合编而成的，有４个旅，加上临时配属的冀鲁豫独一旅，共５个旅，打郓城守敌２个旅；第六纵队是以３个旅打敌１个旅，都是在局部上优势对敌。
７日黄昏，第一纵队集中兵力、火力，攻击敌薄弱环节，经１夜激战，全歼郓城守敌整编第五十五师。１０日夜，第六纵队攻定陶，激战５小时，全歼守敌第一五三旅，曹县上顽逃窜。至此，按照预定计划，在北起黄河、南到陇海路的广阔战场上，刘伯承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敌整编第七十师１个半旅、第三十二师两个旅、第六十六师两个旅，于７月８日分别进抵六营集、独山集和羊山集。在巨野东南约８０里处，从南向北，摆成了一字长蛇阵，全然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
这时，毛泽东电示刘伯承、邓小平：“要放手消灭敌人，歼敌越多，对山东粉碎敌人重点攻势，乃至尔后跃进大别山均极为有利。”遵此，刘伯承决心在“啃敌一边”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敌东集团实施“各个击破”。于是他令第二、三、六纵队远距离向东奔袭，会合第一纵队，立即向敌进攻，不给敌人调整部署的时间，连续作战扩大战果。具体部署是：第一纵队由郓城地区于１３日进到巨野东南，拊敌右侧背，割歼敌整编第三十二师，尔后攻击整编第七十师。第六纵队经张凤集向东，一部切断整编第三十二师与第六十六师的联系，主力于１４日赶到薛扶集，协同第一纵队歼灭整编第三十二师。第二纵队由曹县向东，首先歼灭谢家集的整编第六十六师一部，尔后协同第三纵队割歼羊山集敌军。另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二旅在万福河北岸阻击金乡可能北援之敌。
７月１３日拂晓，第一纵队主力进抵六营集、独山集以东的狼山屯地区，切断了敌整编第三十二师与整编第七十师的联系。其第二十旅进到嘉祥以西之马官屯，切断了该敌退路，并准备阻击可能由济宁来援的国民党军。第二纵队当天中午歼灭谢家集敌军１个团之后，向东协同第三纵队包围了羊山集之敌整编第六十六师。
王敬久发现其部队被分割包围后，举棋不定，先命整编第七十师向南，整编第六十六师向北，靠拢独山集之整编第三十二师；后又改令整编第三十二师向北到六营集接整编第七十师，一起到羊山集靠拢第六十六师。第一纵队抓住整编第三十二师向北运动的机会，展开追击，歼敌１个旅。敌整编第三十二师师部仅带１个旅逃入六营集。
１４日，第六纵队赶到薛扶集地区，开始对六营集紧缩包围圈，并决心当夜总攻。这样，六营集地区形成了７个旅打敌两个半旅的优势。六营集仅仅有坐落在沙土地带的２００来户人家，既无粮，又缺水，酷暑季节，敌军两师人马挤在这里作困兽斗是很难设想的。刘伯承根据第一纵队杨勇司令员的建议，决定采用“围三缺一，虚留生路”的战法，由第六纵队强攻六营集，三面攻击，东面虚留生路，由第一纵队在六营集以东通往济宁的纸坊街以西的开阔地上，布成袋形阵地，准备围歼逃敌。当夜２０时，敌遭猛攻之后，果然利用夜色和青纱帐作掩护，以整编第三十二师为左翼，整编第七十师为右翼，向济宁方向突围逃跑。一出六营集便争相夺路逃命，正好钻入第一纵队的袋形阵地之内，遭四面围攻，立刻溃不成军，迅速被全歼于六营集东南的洼地里。
六营集歼灭战的枪声方才终止，第二、三纵队就对羊山集的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发起了进攻。羊山集是一个上千户人家的大庄子，坐落在微山湖西金乡县的低洼地带。庄子北面是一座平地突起的小山，形状很象一只坐西北面东南、昂头蜷卧的大公羊，庄子西北波状起伏的小山包，构成“羊尾”，从这里可以通上“羊背”。东面的“羊头”，北面的“羊身”都是高低不等的断崖。南面傍山是一条从西向东的大街。敌军利用天然地形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加之连日大雨，三面环水，第二、三纵队事先没有认真侦察地形，即于１５、１６两日进行攻击。结果在敌人制高点火力压制下，伤亡不小，未能奏效。
７月１９日，蒋介石急飞开封亲自指挥，从安阳、西安、潼关调整编第四十师、第十师、骑兵第一旅，从洛阳调第二○六师，编入王仲廉的第四兵团。又从豫皖苏调整编第五十二师，从山东抽出整编第七师、第四十八师、第八十五师、整编第五师等主力部队，一齐驰援羊山集。同时严令王敬久就近指挥整编第五十八师及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九九旅，立即北渡万福河，解羊山之围。刘伯承闻讯，又安排了另一个口袋阵，等候敌人钻进来。他令冀鲁豫军区部队首先在万福河北岸阻击，杀伤北援之敌，在正面留一缺口，诱敌第一九九旅过河后，切断其与整编第五十八师的联系，在运动中予以歼灭。
２０日，敌第一九九旅果然渡过万福河向北挺进，羊山集守敌也派出１个团向南迎接该旅。第三纵队及冀鲁豫军区部队，冒着倾盆大雨，突然将敌人包围于野外。２２日经两小时激战，全歼第一九九旅及羊山集派出接应的1个团。第一九九旅旅长王仕翘被生擒。他满身泥水，高举双手，很认真地说：“昨晚我算了卦，知道今天不吉利！”
第一九九旅的覆灭，使敌人各路援军畏缩不前。第四兵团司令官王仲廉借口道路泥泞，率部连日徘徊于冉固集、城武地区。
２３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电令：“为迅速扩大已取得的主动权，应即短期休整，速向大别山跃进。羊山之敌如能迅速歼灭，则歼灭之，否则即转入休整。”
刘伯承与邓小平研究后认为，各路援敌尚在行进途中，金乡之敌已无力北援。主力可以全部集中，完全有迅速歼灭羊山守敌的把握，于是决定继续攻歼据守羊山的整编第六十六师。他们指示攻击部队重新组织侦察，并调整了部署，以第二纵队一部由西向东攻击，第三纵队第七旅、第六纵队第十六旅从北向南攻击，第三纵队一部由东向西攻击。各部加强炮火，着重夺取制高点。兵力上达到了十比三的优势。
部署已毕，刘伯承、邓小平前往羊山集前线，向纵队领导传达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然后问他们到前沿察看了地形没有？几个纵队指挥员都说没有。刘伯承说：越是胜利越要细心谨慎，不能疏忽大意，更不能急躁。你们要亲自到前沿看地形，了解一下为什么攻不下来，跟下边指战员研究如何打法。总之，不能再拖了，必须尽快把羊山集的敌人歼灭。各纵队指挥员应命而去。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都直接到阵地前沿勘察。陈锡联一下子跳进齐胸深的水濠里，测量壕沟的宽度和深度，布置部队备好过濠器材，并制定了具体的进攻方案。
经过细密的准备工作，２７日晚对羊山之敌发动总攻。激战1昼夜，２８日晚全歼羊山守敌整编第六十六师。
至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连续作战２８天，歼灭国民党军４个整编师师部，９个半旅，共５．６万余人。俘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第七十师师长陈颐鼎、第三十二师副师长理明亚以下４．３万余人，收复了鲁西南解放区，从而打开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大门。
羊山集失守的消息传到开封，蒋介石恼怒异常。为了推卸责任，他以“行动迟缓，贻误戎机，纵敌殃民，陷害友军”的罪状判处第四兵团司令官王仲廉８年有期徒刑，遗职由罗广文接任。２６日赶到商丘指挥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也灰溜溜地退回到徐州总司令部。
昼夜奋战２８天的刘伯承，满怀胜利的喜悦和豪情，写下了他的著名诗篇：
狼山战捷复羊山，炮火雷鸣烟雾间。
千万居民齐拍手，欣看子弟夺城关。
提前跃进
正当全军指战员争相传诵刘伯承为羊山战斗胜利作的战斗诗篇时，新华社８月２日公布了中共中央通令嘉奖刘邓南下大军的消息。嘉奖令说：“自卫战争第２年第１个月作战，除我山东及各战场均歼灭敌人一部外，刘邓自７月２日到７月２８日在郓城、巨野、定陶地区连续作战，歼灭敌人正规军９个半旅及４个师部，毙伤俘敌６万余人，成绩甚大，特此通令嘉奖。”同日，新华社冀鲁豫前线又发出刘伯承向该社记者谈鲁西南大捷重要意义的报道。刘伯承指出重要意义有二：“第一是解放了数万人民，恢复了黄河两岸广大地区，武装掩护了修复河堤；第二是粉碎了蒋介石的‘黄河战略’，开辟了鲁西南广大战场。给蒋介石进犯军准备了更好的坟墓。”
２０多天的连阴雨停了。太阳从逐渐散开的雾气中露出了笑脸，鸟雀恢复了往日的喧噪。大河南北、梁山左右的解放区军民，都在庆贺人民自卫战争的伟大胜利。
自从６月３０日夜晚，一个月来，刘伯承、邓小平一直没有好好休息过。特别是年过半百的刘伯承，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近来，他那独存的左眼更红，他的睡眠更少了。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和司令部的参谋们，关心体恤他，除特别重大或中央指定由他本人回复的事，都不打扰他，让他安静地休息。但是，热情似火、心细如发的刘伯承，晨起后还是习惯地向参谋、警卫员问：今天天气怎么样？晴天还是阴天？风向如何？听到准确的回答后，他才洗漱、早餐，接着就开始工作。
“常胜将军刘伯承”的盛名，已经传遍全国。可是，他一点也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过黄河后，因为新华社记者的一则报道中，用了刘邓“常胜军”的标题，他严肃地批评说：“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和常胜军。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依靠党和人民以及正义的战争性质，争取多打胜仗是应该的。”现在，他满心想的只是怎样担起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重任。他借用四川民问流传的嘉州“鬼门关”的故事，来比喻南进任务的艰险：自古人们只知三峡为川江的天险，我们四川人却还知道天险外还有一个险关。它位于嘉州（即乐山）岷江下游８０公里的地方。有两道陡直的高山把江水夹起来，水流飞泻直下，冲击着岩石又打回来。船行到这里，只有瞄准向峡里冲，稍一歪斜，就有船覆人亡的危险。在峡上面突出的山岩上，刻着“冲我来”三个大字，人称此处为“鬼门关”。任何一个船夫，都必须通过它才算胜利通过岷江。“鬼门关”象专门与川江勇士挑战的恶魔，每时每刻向过往的水手呼喊着：“冲我来！”勇敢者朝着它冲过去，平安无事。怯懦者稍一犹豫，调转船头的念头尚未形成，就被激流旋涡吞没了！现在，中国人民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决斗，已经到了成败关头。真象传说的冲“鬼门关”一样，只准向前，不准退后，半点犹豫都不能有。
７月２３日，毛泽东的部署确定了：以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和陈谢集团配合向中原推进，共同实施战略进攻的任务，并规定陈谢集团挺进豫西后归刘邓指挥。毛泽东充分考虑到南进后的困难，要求刘伯承、邓小平：“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黄河以东，也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久战疲惫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急需休整补充。鲁西南战役结束的当天，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因南渡后连续作战，损耗甚大，伤亡约１．３万，炮弹消耗殆尽，新兵没有来源，俘虏至少需２０天教育争取方可补充，以补足伤亡；当前敌人现有１７个旅，除整编第四十师外，战斗力均不强，山东敌人又难西调，仍有内线歼敌之机会，故积极作南进准备立即休整半个月，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第二天，毛泽东电复，同意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和第一步依托豫皖苏的计划，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但敌情很快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决心暂缓山东方向的进攻，改集大军于鲁西南，企图与刘邓大军进行决战。８月初，他从山东、洛阳、郑州、西安等地连续抽调大批兵力，加上原在鲁西南的部队，拼凑成５个集团共３０个旅，分５路向郓城、巨野地区扑来。蒋介石想沿用过去“围剿”红军的所谓“分进合击”的老战术，一举把刘邓大军歼灭在黄河与陇海路之间，或逐回黄河以北。此举不成，他还准备决堤开坝，用滔滔黄河水来淹刘邓大军。
８月1日起，鲁西南又是连日大雨，黄河猛涨。在金乡县赵家楼村的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的指挥部里，刘伯承焦虑不安地注视着敌情和水情的变化。戎马倥偬，他仍不忘及时提高指挥员的战术素养，利用作战间隙校译了苏军《合同战术》一书，并撰写了《重校前言》，在这个前言中，他预见到实行战略进攻后将要面临的大兵团作战，提出了下决心的基础、进行主动的灵活的机动、协同动作与通信联络等三项重要的作战原则，以指导部队尔后的作战行动。
８月２日水情报告：黄河滦口水位由２米增至３０．３米，每秒流量达２０３４立方米。同日的敌情报告：张淦集团整编第七、四十八师已由鲁南车运抵达商丘、砀山地区；王敬久集团整编第三、五十八、八十五师和邱清泉第五军进犯郓城；罗广文第四兵团整编第三、四十师及骑兵第一旅进犯新集，刘汝明集团整编第五十五、六十八师随后跟进。敌人摆出一副数路钳击的态势。
军情紧急，水情逼人。刘伯承、邓小平决心提前实施跃进，率领大军直插大别山。
就在这一天，刘伯承、邓小平召集各纵队和冀鲁豫、豫皖苏军区负责人开会，讨论和部署南进行动。会议讨论阶段的气氛很热烈。不少人主张在鲁西南或豫皖苏再打一个大仗，理由是依托根据地作战有利条件很多，有人民群众的支援，物资弹药补充以及地形也都便利，加上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５个纵队已到达郓城、巨野地区，力量上更加强大。部队虽经连续作战，消耗较大，也很疲劳，但在连战连捷的鼓舞下，士气旺盛，求战情绪很高。而且如能再给敌人一个大的打击，歼敌越多，对战略跃进就越有利，南下的包袱也就减轻了许多。
刘伯承、邓小平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大家的议论，脸上时而微笑，时而严肃，人们的不同认识牵动着他们的思绪。刘伯承间或拿起放大镜，走到墙上的地图跟前查看着什么，思考中张开手掌，用拇指和中指在地图上上下左右计量着。
讨论完毕，刘伯承对大家讲话。他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有利于扭转全国的战略局势，因此困难再大也要克服。当前敌集重点于鲁西南和陇海路，企图与我决战。我们也曾考虑在鲁西南再打一仗，再歼灭它几万人。但当前陇海路南至长江边广大地区，敌兵力薄弱，后方空虚，正是我跃进大别山的大好时机，所以要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越早越好，越快越好，以发挥战略突然性的奇效。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党中央要求我们一定要先敌进入大别山，先敌在大别山展开。他一口气讲述了提前跃进的道理，最后讲到两个“先敌”时，特别加重了语气，表明了把跃进提前的关键所在。
邓小平接着讲话，他说，毛泽东对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我们要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当然我们马上行动，会有很多困难，但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战略区特别是陈粟、陈谢大军的有力配合下，有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随后，刘伯承讲了跃进大别山的部署。他说，为了保持行动的隐蔽突然，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确定野战军主力分３路南进：以第一纵队指挥中原独立旅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拓城、项城之线以西南进，直插豫南；以第三纵队为东路，沿城武、虞城、鹿邑、界首之线以东南进，直插皖西，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和第二、六纵队为中路，沿单县、虞城、界首、临泉之线以西南进。５０００余名地方于部随各纵队行进，以便于迅速开辟地方工作。
会议要求大家从速完成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
8月６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指挥部作战室又召集了一个会议。司令部处、科干部都参加了。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郭天民副参谋长都出席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刘伯承就说：今天咱们开会打破点常规，到会的人多点。过去，确定作战计划，虽然也征求部门工作人员的意见，但多半只是少数有关领导同志。我们下一步的作战，是战略性的行动，需要充分发扬军事民主，集思广益，慎重对待，正确处理，所以开个范围稍大的会议，以求处理得更好些。
接着，由情报处参谋先汇报日内敌情和水情。
然后，刘伯承又针对司令部工作人员的思想实际、工作特点，讲了一些意见。他说：关于是否提前行动的利弊，大家已经细致地考虑过了，现在是领导决心已下，要大家更集中地讨论各自的准备工作了。千里跃进是无后方的行动，各种物质准备要抓紧做。说着，他走到地图跟前，手持放大镜，边看边向参谋人员询问敌军的新情况，最后，他着重叮咛说：
“你们都是作参谋工作的，参谋参谋，就是要参与谋划，要多谋善断啊！当前就是要抓紧时间，想一切办法，加强对当面敌情（包括黄河水位）的了解，掌握它的变化，要确切弄清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津浦路徐州、蚌埠段以西，平汉路郑州、信阳段以东地区的地形、河流、交通、道路情况，把这些情况都在地图上醒目地标志出来。越快越好！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我们要立即行动了！”
司令部的机器开动了。他们把刘邓的意图，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给各纵队的指示，用地图、密码、电文等手段分送出去。
向中共中央的请示是：“我决心提前于８月７日全军开始战略跃进！”
中共中央军委于８月９日、１０日连续复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决心完全正确”“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
刘邓大军提前跃进的战略性行动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三出陇海路
１９４７年８月６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挺进大别山的预备命令。命令规定了３路开进的路线和目标。为着更利于主力隐蔽地突然实施跃进，又令第十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鲁西南地区积极开展攻势活动，并到黄河渡口佯动，造成野战军主力渡河北返的声势假象，以迷惑吸引敌人继续合围；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平汉路，断敌交通，待主力跨过陇海路后，中原独立旅即西越平汉路，直趋信阳以西，作出挺进桐柏山的姿态，以迷惑武汉、信阳方面的国民党军。
在命令的后面着重写明两点：
一、暂归野战军指挥的华野外线兵团５个纵队，于鲁南、鲁西地区，寻机歼敌，掩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进。
二、为着迅速开展大别山根据地的开辟、重建工作，晋冀鲁豫中央局所组织的南征工作团，随中路野战军直属队和第二、六纵队行动。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战斗作用，并全力保证他们安全。
接到命令后迅速准备，决定明天晚上开始行动。
刘伯承一遍遍地校正了电报稿，然后才和邓小平、李达一同签署。
当命令下达之后，刘伯承又来到作战室。他严肃地对李达和作战科的参谋说：
“决心定了，部署有了，命令也下达了，你们作参谋工作的同志现在就应该研究我军到达大别山以后的战略展开问题。”他擦了擦热气朦胧了的眼镜，又继续说：“我进军大别山，东瞰合肥、南京，西逼武汉三镇，威胁敌人长江防线，蒋介石当然不会罢休，还会纠集重兵，包围、进攻我军，企图乘我立足未稳之际，各个击破。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战略进军本身的问题，还必须部署好到大别山的战略展开。总的原则是既要分兵一部消灭分散的守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又要集中一定兵力，打中小型运动战，粉碎敌人的进攻。”他越说越铿锵有力：“总之，我们不仅要考虑大别山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还应该考虑和研究夺取整个中原的步骤。”
根据刘伯承的意图，司令部制定的部队战略展开的部署是：以１个纵队向合肥、芜湖之线以西的皖西地区实施展开；以１个纵队向信阳、武汉之线以东的豫东南、鄂东地区展开；另两个纵队主力位于大别山北麓的商城、罗山地区，主要任务是掩护战略展开，同时分遣一部分兵力，扫清大别山腹地数十县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帮助地方于部开展新区工作，建立根据地。
听着李达参谋长的部署汇报，刘伯承充满信心地说：“好！请邓政委过目一下，咱们就这么干！‘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只要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具体情况紧密结合，灵活运用，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鹿’肯定要死于中国人民之手！”
连阴雨仍然昼夜不停地下着。指挥部的院子里又涨满了水。刘伯承守候在厢房负责水情的参谋那儿，专心注视着展开的河图，倾听着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工程人员报告阿城至东明一段河堤的情况。
刺向蒋介石心脏的利剑就要出鞘了！
刘伯承周密的安排完全迷惑了敌人。８月６日，蒋介石判断刘邓大军将由鲁西南越陇海路“南窜”，下令部队迅速南进追击。在徐州指挥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接到“黄河边有共军主力活动”的情报，判断刘邓大军将渡河“北退”，下令部队北进堵截。８日，顾祝同发现刘邓大军向南移动，下令部队南返，蒋介石却又判断刘邓大军渡河北撤，下令部队尾追。真是朝令夕变，弄得部属们无所适从。
出发前，已来不及同华野外线兵团领导面谈，但是刘伯承同他们通了一次电话。
“我们上马了”。刘伯承说。
“牌怎么打法？”对方请示。
“打一张鹅牌①。”[牌九中的一张牌，一边一点，一边三点。]刘伯承用密语作了简明的回答。意思要他们以少数兵力寻机歼灭敌人，掩护刘邓大军南进的战略行动。
８月７日夜，正当坐镇开封的蒋介石以３０个旅，分路向鲁西南合击时，刘邓大军1２万人以破釜沉舟的决心，突然甩开敌人，开始了向大别山挺进的战略性行动。
从11日夜起，横贯中原的大动脉陇海铁路，第三次被刘邓大军的脚步声震动了。连续３天，各路部队大都没有遇到敌人象样的阻击。偶然听到几声凄厉的枪响，那是几个被迫护路的国民党军士兵逃跑时虚放的。不愿再受国民党军欺凌压榨的铁路员工，自动留下来，协助工兵破路，并为辎重部队过路铺设便道。一时火光触天，拉大炮的卡车轰隆声、大车轮子的咕噜声、步兵飞速的脚步声，响彻了原野。
刘伯承、邓小平走在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所率的第二、六纵队中间。１３日晚，当月亮迟迟冲出云层的时候，他俩在虞城古心王集附近，跨过了陇海路。
天气阴晴不定，有时小雨，有时又烈日当顶，暑气蒸人。大军人马日夜浸泡在汗水、泥泞之中。有人开玩笑说：“当年唐僧西天取经过火焰山，也比不上咱们这阵儿。”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休息时不进村，尽可能吃干粮、喝冷水就大蒜。即使被熟透的西瓜拌倒，也无人拾起来吃。偶而为救伤病员摘一个来，也要把应付的钱连同致谢的短信，挂在无人的瓜棚里。
刘伯承、邓小平多少次从因病掉队的战士身边经过，总是把身边极少的急救药品、水或者自己头上的草帽留给他们。
１４日，部队按预定计划在豫皖苏解放区的大牛岭、吴台庙、杨蔡国作一天的休息。
就在这天，部队突然改善了生活，指战员们从经验出发，还以为是休息的安排，不料顿顿餐餐都有提高。很快，大家都知道了缘由，原来是刘伯承、邓小平的建议：给远征的指战员增加粮食和菜金。
刘伯承十分关心野战军直属队的行动，他担心他们在艰苦的长距离行军中能否跟上大部队。
当他得知野战军政治部及其所属的各部门都安全到达宿营地，并听到各路大军中政治机关干部大都随连队行动，在艰苦的行军中创造性地发明了形式多样的宣传、鼓动工作时，连连称赞。并一一询问中原局、南下工作团、卫生队、文工团、新华社野战记者团的情况。
２4小时的休息过去了。战士晾晒的衣服还没干，刘伯承、邓小平又下达了新的紧急命令：
“１６日上午11时半，向黄泛区开进，行程１８０里。”
又是一个暑日黎明。阳光从窗户里射进来，刘伯承照例先听取参谋对天气、敌情的汇报。参谋报告说：预报今天是个大晴天。敌人仍未判明我们的行动目标，黄泛区内未发现敌人，沙河方面敌保安团队有控制船只模样。接着，他细致询问向黄泛区进军命令发布后，部队情绪如何？有人回答说：部队情绪很高。还有不少人说：“黄河都过了，还在乎这些水沟水坑？只要天上的‘小红头①’[国民党军的侦察战斗机。]、‘黑寡妇②’[国民党军的轰炸机。]不来下蛋，呼呼啦啦不就趟过去了吗？”
“这是危险的情绪！它决不是一坑黄水，而是一只张着血口的老虎。……现在我们要从虎口中冲过去！”刘伯承声色严肃地说。
第二个“草地”
刘邓大军已经穿越了陇海路，深入国民党军战略纵深２００多里，在阴雨、溽暑中渡过了整整５个昼夜。但蒋介石却仍然认定他们是“向南逃窜”。因此，仅以整编第四十六师一部自蚌埠西进太和，纠合地方团队在沙河布防。而以主力罗广文兵团和张淦兵团的１２个旅编为第一梯队，王敬久集团的１８个旅为第二梯队，分路南追；并以整编第五十二、五十六、十五、二○六师各１个旅在平汉路侧击，妄图把刘邓大军一举歼灭在黄泛区。
对于敌人的错误判断和兵力部署，刘伯承、邓小平同样是十分重视并认真对待的。因为十几万人马，要突破四五十里布满泥水的天然障碍，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１７日，各路部队以日行至少８０里的速度，先后进入黄泛区。野战军指挥部所在的中路纵队离开古心王集，冒着烈日向南挺进，到周堂口一路还可以通车，过涡河也没费力气，但到了郸城集进入黄泛区的边沿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儿，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汪洋。要不是尚有一些民房的屋脊和树木的顶梢露出水面，谁也不会想到这里原来是一片沃野和居民地。
刘伯承、邓小平一面命令部队设法通过黄泛区，一面指示各级指挥员，抓紧时间向战士再次介绍黄泛区形成的历史，使大家不要忘记蒋介石在郑州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毁了３２万人民生命的罪恶。
步兵、骑兵、炮兵、辎重、担架、大车一齐下水了，象潮汐过后赶海的人群一样拥挤、热闹。有的地方，明明看着水已干涸，但一脚下去，却是稀烂的胶泥。前脚起后脚陷，使劲愈大，陷得愈深，甚至拔不出来。马匹的驮鞍早就卸下了，各种炮也都尽可能地拆散，扛着涉渡。马匹吼叫着，越挣扎，越下沉。炮车轮越旋转，越往下钻。无法隐蔽和伪装的目标，被敌人的“小红头”和“黑寡妇”轮番扫射轰炸。战士们用步枪、机枪仰射。这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场面，使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是第二个草地”。
刘伯承、邓小平命令部队尽量隐蔽，彻底轻装。学习当地群众的经验，利用木板、干草，甚至破棉被，把陷在泥里的人马救出来。熟悉黄泛区地形的老乡，主动设置路标，铺垫什物，帮助部队尽快通过。
当刘伯承发现后勤的大车超出了规定的数目，特别是看见有的车上竟装着太行山的小米、山西的陈醋、山东的大葱，他的脸色很少见地沉下来，对车队领导说：
“我的好同志们！咱们一再宣誓要破釜沉舟打天下，要舍得甩掉坛坛罐罐，乃至准备随时牺牲自己的生命。要节省民力，让他们的力量更有效地用于革命战争。这些鸡毛蒜皮值得装上大车吗？红军北上抗日，是吃皮带、草根、树皮过来的。哪个干部到木别山吃这些东西，不脸红吗？”
没待他说完，管理人员齐声检讨说：
“是我们错了……”并立即分咐重新调配，把大车尽量放回。
大军继续前进。刘伯承、邓小平也夹在满身沾着泥浆的人们中间，吃力地走着。刘伯承边走边观察，发现榴弹炮渡泛区确实困难，就命令炮兵指挥员将它隐藏起来或者炸毁。炮手们一面执行命令，一面却抱着这些用生命换来的武器，不忍释手，有的竟放声痛哭。
１８日夜，部队通过了黄泛区，急行军３０多里，直奔沙河。豫皖苏军区部队已预先搭好了浮桥，指挥部得以顺利通过，天明到达安徽沈丘县贾寨。
部队都抓紧时间休息了，人马都疲倦得象一摊泥。刘伯承还是没有休息，在李达陪同下四下走动着，怜恤地看着酣睡的战士，同时吩咐：“得赶紧布置防空警戒。”
军政处长杨国宇正要请示下一步行动，刘伯承吩咐说：
“后勤人员还没有过河。河水猛涨无法架浮桥，船少，又不断被敌机炸毁，我们要争取时间抢渡。你协助参谋长立即乘吉普车到沙河渡口，动员船夫，用最有效的办法，快速渡河！耽误一分钟，就是对人民犯罪！”
由于加强了组织和指挥，后勤部门的渡河行动变得有条不紊。部队分两个渡口渡河，一个渡人员，一个渡车辆，有经验的驭手牵着牲口徒涉，很快顺利地渡过了沙河。
直到这时候，蒋介石才如梦初醒，发觉刘邓所部并不是“向南流窜”，而是有目的地挺进大别山，威胁他的战略后方。本来他已派出几十部电台在陇海路以南侦听刘邓部队的电台讯号，以判明刘邓部队的去向。刘伯承早已料到这一着，命令所有部队一律停止使用电台。因此，蒋介石对刘伯承的行动始终不明底细。
过沙河后，刘伯承、邓小平立即指示各纵队领导作以下部署：
一、敌已判明我到大别山，正部署堵击中。王敬久率第三师、五十八师，１７日由砀山经夏邑向毫州前进。罗广文率第十师、二○六师似沿平汉路运动。１６日，柘城北之远襄集到敌百余，可能是桂系。吴绍周之第八十五师、五十七师仍在单县地区。第五军仍在郓城地区。刘汝明仍在菏、鄄地区。敌人兵力分散，我军务于１９日渡河完毕，以争取先机。
二、过河后部署如下：
（一）第一纵队占领商水，主力集结商水以东、以西，休息二、三天，派１先头旅，占领上蔡。第二步，主力占领汝南，派１个旅占领正阳，尔后该旅即在上蔡、汝南、正阳之线待机。但应以骑兵团和张才千旅，进至平汉线，由北向南破路。同时，由上蔡之旅１个营附电台，留置商水，向北游侦警戒。如能更早点占领汝南、正阳，更为有利。
（二）第六纵队占领项城，休息两天，以先头旅控制洪河，尔后留置１个旅在新蔡及其以南。派１个营附电台，留沈丘东西地区，游侦警戒。主力南进，占领潢川、光山、商城３城待机。
（三）第三纵队在颍州（阜阳）以西地区，休息两天，以先头旅控制三河尖东西地区，尔后除留置１个营附电台，在三河尖游侦警戒外，全部自择道路，或经霍丘、砚蛮，迅速占领六安、霍山、立煌①３城。[即金寨县。１９３２年国民党占领鄂豫皖根据地后，蒋介石以其将领卫立煌的名字命名。]
（四）本部在第二、六纵队之间行进。
胜利渡过沙河之后，刘伯承、邓小平向全军指战员正式宣布了跃进大别山的任务。为了快速前进，战胜敌人的追堵，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各部队再次实行轻装，埋藏和炸毁一些笨重武器和车辆。提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响亮口号。
部队斗志昂扬，前进的速度更快了。８月１９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指挥部从新蔡县杨埠渡过洪河。于是，涡河、黄泛区、沙河、洪河都被刘邓大军远远抛在后面，反而变成了国民党军追兵的障碍。
狭路相逢勇者胜
刘邓大军３路前进。８月２３日，东路第三纵队到达淮河北岸；西路第一纵队到达汝南城附近汝河北岸；中路第二纵队主力在新蔡东南渡过了洪河，刘伯承、邓小平率野战军指挥部随第六纵队抵达汝河北岸黄刘营附近。
经过侦察，南岸汝南埠驻有国民党的地方保安部队，河内船只，已被搜砸一空。担任先遣任务的第六纵队第十八旅，牢记他们的任务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开辟进军道路。他们一刻也不迟疑，立即分头寻找船只，搜集渡河器材。
２４日上午，汝河上空出现了国民党军的“红头”飞机，在先遣部队的头上盘旋低飞。１２时左右，汝河南岸西边的公路上，突然烟尘滚滚，人喊马嘶。黑压压的队伍沿公路由西向油坊店、汝南埠一带运动。眼看着国民党军在河对岸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正面布防，形成对峙状态。有经验的指挥员感到情况严重了。
汝河岸边出现的敌情，刘伯承是早有预料的。他已获悉：在刘邓大军南下之后，蒋介石一怒之下，撤销了陈诚的参谋总长职务，降为东北行政长官，怒斥追击刘邓军的国民党军：“追兵迟出早归，形似旅次行军”，哀叹“似此何以挽救党国于危亡？”并严令加紧追击，部署堵截。蒋介石本人则自兼参谋总长，飞至前线上空督战。
天刚落黑，刘伯承、邓小平等已经赶到汝河边。河对岸１０几公里的地方，满天通红，一片火光，这是敌人在村庄里放的火。
刘伯承、邓小平迅速进入离渡口100多米处的小草房里，第六纵队政委杜义德、副司令员韦杰，第十六旅旅长尤太忠，第十八旅旅长肖永银也先后跟进来。大家都还未坐下，刘伯承就严肃地问：
“你们了解情况吗？”
“报告司令员、政委：1２点钟以后，敌整编第八十五师吴绍周部进入了油坊店、汝南埠一线，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我第五十二团占领了河南岸大雷岗，工兵架起了浮桥。现在敌人正集中火力轰击北岸，封锁浮桥。我旅其他各团已集结河北岸待命。”先头旅肖永银旅长回答。
李达参谋长把地图在桌子上铺开，报告最新情况：“我过沙河后，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战略意图，开始派部队向我追击，企图拦住我军主力，在洪河、汝河之间进行决战，以打乱我进军大别山的战略计划。现在敌整编第八十五师和第十五师１个旅，约３万人，已赶到汝河南岸，后面追击我们的罗广文兵团整编第五十八、四十八等３个师，已离我们只有５０里路了。”
屋里的人们全都集中注意力看着地图，只在参谋长的话被近处爆炸的炮弹声打断时，有人才拉正了门窗上的布帘，挑亮了油灯，大家准备接受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命令。
一直凝神静听的刘伯承，微微抬起了头，用他分外沉着、安祥的眼光巡视着每一张焦急的面孔，他开了口：
“同志们！情况确实是严重的，我们已经听到追击我们的敌人的炮声了！如果让后面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变了，坚毅有力、如金石坠地：“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他用拳头撞击着桌面，更高声地重复着：“狭路相逢勇者胜啊！同志们，明白吧？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只要我们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打过去。这次战斗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看你这党员够不够份量！野司要从这里渡河！”
邓小平接着说：“情况就是这样，千钧一发啊！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桥断了，再修！敌人不让路，就打！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明天就赶到了。我们决不给敌人以时间！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转回去，这就是说我们完不成党中央和毛主席赋予的战略任务！在最紧急的关头，正是考验我们共产党和革命军人的时候，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打过去！”
人们的心在剧烈跳动，血已沸腾，脑子里萦回着司令员、政委的命令：“狭路相逢勇者胜！”“坚决杀出一条血路，打过汝河去！”“看你这共产党员够不够份量！”
刘伯承又打破紧张、沉默的气氛说：“时间不多了，咱们马上行动，强渡！五十二团的勇士们，已经勇敢、机动地冒着敌人炮击和轰炸，强渡到汝河南岸从敌人手中夺取了第一个桥头堡大雷岗。这是对敌人防守的南岸楔进了第一个楔子！十八旅工兵连又冒着重重封锁，积极搜索船只架设浮桥，这都好得很！命令部队，保护好浮桥，我们要从上面杀过去！”
“河南岸有五十二团防守，桥头上有两个战斗力很强的工兵连，敌人一再炮击、轰炸，他们一再修复。桥，决不会丢失！”肖永银旅长的话刚说完，工兵连派通信员来报告：“刚才的枪声，是敌人第四次抢桥，约有一个连的兵力，已被击退。”
“只要桥在我们手中就好办！”刘伯承自语般地说着，又让李达把地图铺在地上，蹲下来，将放大镜罩在左眼上。周围的人也都蹲下来，注视着刘伯承手指的移动。他又重复一次说：
“十八旅从中间杀出一条路，抗住两边敌人，作为野司、纵直的前卫，奋力攻击前进！十六旅接替五十二团防务，固守大、小雷岗，保护浮桥，保护大军安全渡河！十七旅继续在左翼迟滞敌军西援。立即执行！”
一颗炮弹在近处爆炸，弹片震落的尘土撒满了地图。有人扑向刘伯承、邓小平，去掩护他俩；有人劝他们还是离开，隐蔽些好。他们却分外镇静，刘伯承用手将地图上的尘土拂掉，并且催促大家说：“不要管我们，快执行任务，打你们的仗去！”
几位旅长跑步回到部队传达了刘伯承、邓小平的命令。“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壮语，象电流一样传到了每一个指战员的心里。
接着，刘伯承和邓小平也从浮桥上跑步来到汝河南岸，进入了肖永银给他们安排的指挥部--姚官屯。这儿虽然离敌人更近了，但和自己的战士也更近了。
刘伯承、邓小平立即派人送命令给北岸的张际春。命令说：“明天不管飞机如何轰炸，大炮、机枪如何封锁，均应坚决强渡！”并嘱部队要再次轻装，把所有机密文件烧掉，不给敌人留下片纸只字。
“刘邓首长已在我们身边，他们要和我们一同打过汝河去！”大家互相传送着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
这时候，纵队领导到了旅指挥所；旅、团长到最前面去指挥营、连；战士们争当开路先锋。
第五十二、五十三团做前卫，并肩从大雷岗向南攻击前进。第五十四团为第二梯队紧跟，各连均以４路纵队前进，步枪上刺刀，揭开手榴弹盖，不管遇见任何顽抗的敌人，都立即消灭。
整整一夜的拼杀，部队浴血向前，胜利的捷报一个接一个报到野战军指挥部。
通道打开了，血路杀出来了！汝河南岸横宽六、七里的地区，已看不到敌人的踪影。为着使数万大军安全通过，先头旅更加警惕地布置兵力，准备打退两边敌人的反扑，用生命守卫着每一寸已经占领的阵地。
天渐破晓，野战军指挥部和中原局、南下工作团都过河来了。肖永银带１个营掩护刘伯承、邓小平离开指挥部继续向南挺进。他们没有骑马，同大家一起轻快地步行。他们的身后，是浩浩荡荡的大军奔驰南下。他们的行动，证明了“狭路相逢勇者胜！”
探水涉淮河
在强渡汝河的战斗尚未全部结束时，刘伯承就看好了跃进征途上的最后一着棋--抢渡淮河。
８月２５日下午２时左右，刘伯承、邓小平风尘仆仆地赶到预先给部队指定的集合点息县彭店。天空飘着毛毛雨。在村口，刘伯承见到了肖永银旅长。他笑着问：
“肖永银同志，你的指挥所在哪里呀？”
“在野外。”肖永银回答。
刘伯承还是笑着说：
“找个房子吧，天还落雨啊！”
“敌人情况还没摸清，又急着布置警戒，还没有顾到我房子。”肖永银恳切地汇报。
刘伯承又问：
“今晚你去打息县怎么样？”
“没问题，坚决执行命令。”肖永银立正作答。
正在这时，第十八旅司令部的作战参谋来接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先到一个老乡家里去休息。
刘伯承、邓小平一进屋，看见第六纵队和各旅的领导干部都在，用十分满意的口气表扬汝河战斗“打得好”。接着，刘伯承感叹着说：“我们这次能突出敌人的重围，主要靠我们向敌人采取了坚决的进攻，迫使进攻的敌人变成防御，主动变成被动。打仗就是这样，在关键时候只有勇猛才能战胜敌人。”稍停，他又下达了命令：
“同志们，我晓得部队是疲劳的。可是，胜利只能在战胜疲劳之后才能得到！敌人希望疲劳捆住我们手脚。因此，我们一秒钟都不能停步，必须立即出发，向淮河进军。明天拂晓前要攻下息县，夺下淮河渡口，夺下咱们战略跃进途中的最后一个关口！”听的人都激动得屏住了呼吸。刘伯承又重复他常讲的话：“打仗就是这样，要抓关键。在关键性的地方要勇、要猛，才能战胜敌人。敌人想把我们消灭在汝河岸边，但是在我们的勇士面前，他们的企图完全被粉碎了！现在，敌人肯定是要在汝、淮之间挫我跃进的锋芒。想使我们功亏一篑，这又是一关啊！大家还是要牢记，决不和敌人纠缠，恋战就正中敌人之计，只能抢先渡过淮河！”
当晚，野战军指挥部和第六纵队进到淮河北岸息县、临河一线。邓小平提出由他指挥阻击尾追之敌，李达参谋长指挥渡河，刘伯承和张际春副政委先行渡河，指挥进入大别山的部队。大家一致同意他的意见。刘伯承说：“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于是，李达亲率第十八旅赶到淮河渡口。这儿本来可以徒涉，不料，当部队到达时，上游却突然涨水。渡口上的船只，也多被敌人破坏，只剩下１０来只小木船。敌情十分紧急，据可靠的情报：敌整编第四十八师、第七师、第五十八师、第十师、第三师、第六十五师、第五十二师、骑兵第一旅等，已经紧迫而来，其中整编第六十五师已接近刘邓野战军中路纵队，其先头部队已到彭店，和后卫部队接上了火，离淮河渡口只有３０多里了。
担任先头的第十八旅，奉命必须在２６日１２时之前渡完。
旅指挥员分头在渡口指挥监督１０几只木船进行抢渡。但依眼前的实际情况，今明两日渡完１个旅也是困难的，怎么办呢？
屋漏偏遇连阴雨，船破又遭顶头风。淮河上忽地巨风突起，小船在风浪中打旋。困难增加了，摆渡的速度减慢了。
李达参谋长镇定地指挥着部队抢渡。先头旅的领导一面抓紧一分一秒的时间按计划让部队上船，一面和参谋长核计着当夜完成任务的实际困难。这些，刘伯承全都看到了眼里。他比所有的人想得更多，他让旅政委李震留在渡口加紧指挥抢渡，带着李达和肖永银回到他的临时指挥所去，商讨加速渡河的紧急措施。小屋塞得满满的，近４０摄氏度的高温使人几乎窒息。在一阵沉默后，刘伯承向肖永银发问了：
“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吗？”
“河水很深，不能徒涉。”肖永银根据实地了解的情况，作了肯定的回答。
“到处都一样，都不能徒涉吗？”刘伯承又认真地追问着。
“淮河忽涨忽落，现在涨得很深。河边老百姓说，从来没人敢在这样的季节涉水。”肖永银作了进一步的回答。
刘伯承继续细心周密地向肖永银等提出一系列问题：
“你们是不是亲自侦察过？试过徒涉？亲自找向导查了没有？找过几个老乡？他们怎么说的？能架桥吗？”
肖永银等旅的领导虽一一回答了他的所有提问，但他心里仍然觉得不够踏实，决定要先和野战军指挥部的人员渡过一部分去。
说着，刘伯承拄着一根长过身高的竹竿，带着两个手提马灯的警卫员来到了渡口。他不要人搀扶，登上了一只小舢板。
小船顶风破浪向南划去。岸边的同志都向刘伯承投以敬仰、关怀的目光，默祝他安然、快速地抵达南岸。已经是天将黎明的时刻，下弦月的微光紧紧跟着他的小船，北岸的人们一直看着他高大的身影在船边摆动。忽然，从河心传来了熟悉的呼唤声：
“能架桥呀！我试了许多地方，河水都不太深！”
这时岸边的指战员才明白，刘伯承原来是在亲自测量水的深度。小舢板经过水浅之处，他还让警卫员插上了标杆。
“告诉李参谋长，叫他坚决架桥！”刘伯承的命令继续传到北岸。他怕呼喊听不清楚，又派人送来了亲笔书写的命令：“河水不深，流速甚缓，速告李参谋长可以架桥！”
李达在北岸正按刘伯承的命令布置架桥，忽然，刘伯承又派人送来了信：“我亲眼看见上游有人牵马过河，证明完全可以徒涉，立即转告李参谋长，不要架桥了，叫部队迅速徒涉！”
李达下达了部队徒涉的命令。好多路纵队，成千上万的人马，浩浩荡荡地从淮河上徒涉过去了。８月２７日，刘邓大军终于战胜了南征途中最后一个险关，进入了大别山区。人民解放战争的车轮，已经不可逆转地开到蒋介石统治区来了。
《刘伯承传》
中原逐鹿
“这里就是逐鹿场”
１９４８年２月２４日，邓小平率野战军前方指挥部北渡淮河，进到临泉县韦寨，与刘伯承率领的野战军后方指挥部会合。邓小平关切地询问刘伯承的健康状况，刘伯承幽默地说：“没啥子事，这回大军出山，可要跟蒋介石、白崇禧好好周旋一番了。”
这时候，随着围攻大别山的失败，国民党军在全国其他战场上也送遭严重打击。为了应付人民解放军越来越猛烈的攻势，蒋介石不得不收缩战线，由全面防御改为重点防御。除企图继续坚守东北、华北外，对于生命攸关的中原战场，更是尽力纠集重兵建立重点防御体系：津浦、陇海、平汉路之间的豫皖苏地区，有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顾祝同部1７个整编师；大别山、江汉、桐柏地区有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白崇禧部１６个整编师；陇海路潼关、洛阳段有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的１个整编师。共计３４个整编帅５４万余人，约占当时国民党军作战部队三分之一的兵力。这些部队，主要活动在津浦、平汉、陇海三条铁路沿线，尤以这三线枢纽郑州、徐州、武汉为重点。
蒋介石之所以置重兵于中原战场，是由当时全国的战略形势和中原地区的特殊战略地位决定的。从１９４７年７月至９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进攻以来，战线步步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推进，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解放区得到巩固和发展，人民解放军日益壮大。在中原地区，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把敌人这个既重要而又薄弱的战略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的战略基地。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南可进逼长江，瞰制南京、武汉，威慑国民党统治的中心；西可直出汉水、大巴山，叩击川东门户。因此，蒋介石唯有放弃围攻大别山的计划，回兵巩固铁道线与中等以上城市。
对于中原国民党军这种新的战略态势，刘伯承指出：“蒋介石是基督教徒，是要死在十字架上的。”“十字架”这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是指陇海铁路与平汉、津浦铁路的交叉点郑州、徐州，预言国民党军的主力要在这些地方被歼灭。他还多次向部属指出：“古人说‘中原逐鹿’，现在这里就是逐鹿场。”
中原逐鹿，是人民解放战争中极为壮观的一幕。
中共中央军委为了使中原的野战军集中作战，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主力转出大别山，统一指挥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兵团，打中等或大的歼灭战，并配合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一部准备挺进江南。
根据新的斗争形势和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规定了中原区新的斗争任务：继续大量歼灭敌人，粉碎敌人的中原防御体系，发展和巩固中原根据地，使之成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的基地。野战军主力迅速进行必要的休整、补充，逐步集中作战，寻机打几个中等的或大的歼灭战。军区各级地方武装作进一步整顿和发展，更好地坚持、巩固与扩大解放区，配合野战军作战。
为此，刘伯承、邓小平陆续将主力调出大别山，进至淮北和豫西，集结整训，并会合在这一地区活动的，由陈士榘、唐亮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第三、八、十纵队和由陈赓、谢富治率领的第四、九纵队，寻机歼敌。
白崇禧察觉刘邓大军企图后，以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张轸指挥整编第十师、二十师、五十八师组成临时兵团，并配属桂系整编第四十八师，进驻固始、潢川一带，企图截断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的通路；以胡琏兵团（辖整编第十一师和第三师）主力位于漯河地区，监视陈唐兵团和陈谢兵团。
中共中央军委为了迅速打开中原战局，直接指挥陈唐、陈谢两个兵团举行了洛阳战役。洛阳系九朝古都，位居秦、晋、豫三省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当前，它是陇海线上的军事重镇，又是连结中原和西北的战略要点。本来蒋介石派有裴昌会兵团在潼（关）洛（阳）间守备，另遣青年军第二○六师担任洛阳城防。３月初，西北野战军宜川大捷，胡宗南告急，蒋介石将裴昌会兵团调往西安，令第二○六师改隶郑州孙元良兵团。孙元良迫于陈唐兵团兵逼许昌、漯河一带，正忙于巩固郑州防务，无暇西顾，只派出少数兵力进至洛阳东面的黑石关担任警戒。这就造成了陇海线郑（州）潼（关）段的空虚。
陈唐、陈谢两兵团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果断地发动了洛阳战役。３月7日，参战部队冒雨突然行动。右路陈唐兵团第八纵队连夜插向洛阳以东，于翌日拂晓袭占黑石关要隘，准备阻击胡琏、孙元良西援；其第三纵队于当夜进抵洛阳以东及东南，准备攻城。左路陈谢兵团第九纵队于８日凌晨袭占新安、渑池，阻击裴昌会兵团可能的东援，第四纵队于当夜进至洛阳以西以南，协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形成了对洛阳的包围。９日黄昏开始攻击。经５昼夜激战，于１４日攻克坚固设防的洛阳城，全歼守军第二○六师近２万人。俘虏少将师长邱行湘。
洛阳城头炮声骤起，蒋介石急令郑州孙元良和漯河胡琏火速援救。时值豫西山区春雨茫茫，胡琏兵团跋涉于狭路和泥泞之中，饱受风寒饥疲之苦，士兵叫苦不迭。孙元良是国民党军队里出名的保存实力“专家”，他前怕解放军在黑石关设伏，后怕郑州空虚有失，只派出小部队向西虚张声势。１１日，蒋介石闻报洛阳东门失守，饬各路援军加速行动。胡琏率整编第十一师强行军，但在登封一线遭到解放军阻援部队的节节抗击，至１６日晚才进抵洛阳南郊的伊河岸边，不过为时已晚。胡琏企图连夜组织渡河，对洛阳实施包围。怎奈连日大雨，伊水暴溢，渡河器材无着。经通宵折腾，胡琏未能渡过一兵一卒。当时任整编第十一师第十一旅旅长的王元直，在日记中发出这样的哀叹：“伊、洛两河在洛阳附近，原可随处徒涉，不料近日来天雨，山洪暴发……今年系特殊例外，天意欲失洛阳以助共军，岂人力能为！”
洛阳战役一打，中原敌军调动频繁、处处被动，原有的战略布局被打乱。
为摆脱国民党军增援部队的合围，解放军于１７日主动撤离洛阳。当国民党报纸吹嘘“国军劲旅克复洛阳”时，所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城。４月５日，陈谢兵团再度攻占洛阳，歼敌整编第四十七军４６００余人。洛阳从此回到人民的手中。
整编第十一师北上增援，平汉路南段敌情缓和，刘伯承、邓小平本拟乘势举行阜阳战役，以“吸打援敌”的战法，调动张轸兵团于淮西，争取在运动中歼其一部。尽管事先进行了周密的准备，部队也开始了行动。但当敌发觉刘伯承、邓小平的意图，企图以阜阳作为诱饵，调集１９个旅的强大兵力合击攻城部队时，刘伯承、邓小平断然放弃了原定计划，调动部队就势西向袭取上蔡、汝南、驻马店、确山、遂平、西平等城镇，拆散了敌人的阵势。同时令仍在大别山的第三、六纵队乘机转至淮北。
４月中旬，刘伯承、邓小平率中原局、野战军领导机关进入豫西，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在这前后，他们抓紧时机进行了整训和补充。
这次整训，主要开展了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和三大民主的新式整军运动。重点是团以下部队。着重解决部队对新形势和战略任务的认识以及作风纪律问题。半年多来，部队进出大别山作战，经受了严重困难的考验，出现了普遍减员和战斗力削弱的状况，因此一些指战员对挺进大别山的重大意义不理解，只看到局部损失，看不到全局的伟大胜利，甚至发生纪律松弛、违法乱纪的现象。刘伯承、邓小平决心用整党整军来克服部队的思想障碍，以便使部队能担当起大战中原的新任务。他们除进行了一般部署外，还亲自深入到第一、二、三、六各纵队进行思想发动。３月１１日和４月１７日，刘伯承分别给第二纵队和第三、六纵队连以上于部做了整训动员报告。他从挺进大别山三个回合的胜利，从大别山的斗争对中原战局乃至全国战局的影响，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南征的意义。他强调指出：由于大别山牵制了敌人三分之一的兵力，因此东北才有大开大合的行动，西北和山东减轻了负担，逐步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这就是革命的车轮向前推，反革命的车轮则向后倒退直至消灭。革命的车轮已推到中原区来了，晋冀鲁豫野战军走在推车子的前头，这是很光荣的任务。下一步的任务是要与陈唐、陈谢兵团在一起，在中原战场歼灭敌人，创造解放区成为继续前进的基地。他要求各级领导通过三查三整和三大民主运动来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迎接新的更艰巨的斗争。
各部队按照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自下而上地展开了三查三整和三大民主的新式整军运动。各级领导机关开办了整风集训队。基层连队边教育，边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学习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指战员按照查整和三大民主的要求，普遍展开了诉苦运动，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入地揭发和克服了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等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了阶级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增强了斗志，加强了夺取中原斗争新胜利的信心。
在抓好部队整训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为了尽快巩固和扩大中原中心解放区，进一步包围和孤立敌人的点线，缩小敌人的占领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新行动方向是豫西南、鄂西、豫西北以及整个汉水流域，歼灭分散之敌，调动平汉线以东之敌向平汉线以西，以利粟裕兵团行动”的指示，决心发起宛①西战役，[南阳古称。]攻取南阳西面邓县、镇平、内乡、淅川４县，以控制汉水中段，使豫西与桐柏连成一片。
４月1９日，刘伯承、邓小平召集各兵团首长制订宛西战役的行动计划。第二天，他们下达了《关于宛西战役的部署》。确定第二、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及桐柏军区部队主力为主作战集团，由陈赓统一指挥；另以第三、第六、第九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纵队为保障兵团，担任钳制打援的任务。战役自５月２日开始，参战部队采用远距离奔袭和突然包围的战术，一举奏效，至１７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正规军和保安部队２．1万余人，攻占宛西城镇１０余座。当时国民党报纸报道：“宛西一战，别庭芳、薛炳灵经营１０余年的团队垮台，中原的左侧，已成不可收拾之局。”
对于这次战役，刘伯承作了精彩的总结：“（一）本战役是在蒋匪新战法‘大的使我吃不消，小的使我吃不着’，与放弃次要据点抓紧主要补给要点及实行盯梢等情况下进行的。我们采用优势兵力突然袭击敌纵深薄弱分散的宛西四县的土蒋而不打南阳，避免了敌人向心集中增援，而我保障兵团强大，迫使敌人援兵不敢轻进，使主作战兵团取得了从容时间，圆满达成任务。（二）本战役主要敌人是土蒋，其在宛西有相当的反动社会基础与统治经验，情报灵通，人地熟悉，且在‘小的使我吃不着’的作战指导方针下，一经发现我主力和企图即会逃窜。我们采取了隐蔽秘密行动，由远距离突然奔袭包围即发起战斗，对溃散之敌实行猛追、穷追、搜剿等办法，以求得彻底消灭之。”由阜阳撤围到宛西突袭，典型地体现了“分遣与集结相结合，分遣以撕破敌人的合击阵势，集结以围歼可以歼灭之敌”的运动战原则。中共中央军委曾多次提到宛西战役，表彰为运动战的模范战例。
５月９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中原局的领导，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粟裕等１２人为委员；并决定再建中原军区，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第二副司令员，邓子恢为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中原军区下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南等７个军区。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改名为中原野战军，下辖第一、二、三、四、六、九、十一等７个纵队。
中原局的加强和中原军区的重建，以及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的联合行动，标志着中原逐鹿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宛西战役胜利结束后，豫陕鄂中心根据地得到稳固，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机关有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后方。中共中央军委为了加强中原部队的力量，决定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改变挺进江南的计划，南渡黄河，加入中原逐鹿的行列。因此，令中原野战军钳制位于临颍地区的敌胡琏兵团，使其不能东顾，以利于粟裕兵团南下。
刘伯承、邓小平认为钳制胡琏的关键，在于使其有南顾之忧，不敢放胆东开。于是决定发起宛东战役。首先佯攻确山，吸引、抑留胡琏兵团于漯河以南地区。同时吸引张轸兵团由南阳东援确山，在其运动于社旗镇、唐河以东地区时予以歼灭。战役的部署以陈锡联指挥第一、三、六纵队组成东集团，佯攻确山；并以陈赓指挥中原野战军第二、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以及桐柏、豫西军区武装组成西集团，阻击从南阳来援的张轸兵团，并在适当时机协同东集团予以合击歼灭。
５月２５日战役发起，东集团以浩大的声势进占驻马店，包围确山。蒋介石顾虑平汉线南段被解放军切断，急令胡琏兵团从临颍地区南下增援，白崇禧也令张轸率所部３个整编师由南阳东援。刘伯承在宛东准备了战场，布置军区武装破坏了唐河、泌阳一线的公路，故意保留由南阳经社旗镇至驻马店这一通道。张轸以３师之众，成密集队形，直奔社旗镇。刘伯承见敌人行动一如所料，即将战役中心移向张轸兵团。２８日，改令华东野战军第三、八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阻击胡琏兵团，而以东西两集团全力对进，决心在社旗镇地区围歼张轸兵团。当夜，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在社旗镇以南的埠口以突然动作扭住了张轸兵团，引起了张轸的警觉。他一面令部队迅速向心集结，向社旗镇以南的解放军阵地作试探性的攻击；一面亲自用日语与信阳第五绥靖区司令部进行电话联系。当信阳司令部向他报告东线解放军主力西移，有参与合围的趋向，劝他不要继续东进，而应西退南阳时，他判明解放军的意图是“围点打援”，决心西退南阳，但却故意在电话中严词拒绝信阳司令部的建议，声言以５万精兵，完全可以冲过解放军的防线。并于第二天，以一部向东佯动。
刘伯承得到上述情报后，估计张轸有西窜的可能，于３０日令西集团主力由南、北、西三个方向投入战斗，将敌主力向东压迫，以使东集团于野战中予以歼灭。并告诫西集团应严防敌西逃退入南阳。如敌仍在原地困守，则于６月１日由西向东投入战斗。他还特地鼓励部属：“此次作战关系整个中原战局，且敌已现慌乱情绪，我全体指战员，应以高度的坚决动作，不惜任何代价勇猛战斗，争取全歼张轸兵团，并防其在飞机掩护下突围。”为了及时掌握战场的演变，保证部署的正确执行，他于３１日赶赴社旗镇以北的券桥，开设前方指挥所。
张轸向东攻击的行动迷惑了西集团指挥员，他们误认为敌人已入彀中，竟过早地率部东移，放松了西面的堵击。张轸见有机可乘，于３１日拂晓突然率部掉头西退。及至西集团发现后再行追击与堵截，不免迟了一步，张轸主力大部遁去。在西集团勇猛冲击下，仅将后卫整编第五十八师师部及第一八三旅包围于南阳以东马刘营地区。退回南阳的敌前队虽在空军配合和大炮掩护下，全力回援，但遭到西集团第四纵队的坚决阻击，被歼一部。至６月３日，马刘营之敌遭到全歼，宛东战役宣告结束，前后歼敌万余人。
这次战役，实现了掩护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南渡的目的，并截歼了张轸兵团一部，使其再不敢以一个兵团独来独往；但失掉了全歼张轸兵团的良好机会。刘伯承对此批评说：“乃因西兵团一部顾虑自己局部的伤亡，于２９日脱离埠口之敌，向社旗镇北撤退，未将张轸抓紧，而西兵团又迷于敌人表面的现象误认为张珍东进，也没有照顾我东面有东兵团，将主力东进至羊册、郭集地区，欲由南北夹击并防敌东逃，因而放松了极重要的西面兜击，使张轸得于３１日拂晓向西逃走，是日午逃到桥头，此为未全歼敌重大的失着，这是未能把握基本情况发展的规律，迷失战役指导方向的重大教训（要正确判断侦察到的材料，不可为某种片断材料所束缚）”
５月末，粟裕兵团在中原野战军宛东战役的有力掩护下渡河南下，进入鲁西南，参加中原作战。中央军委要求华东野战军集中主力，寻歼敌第五军。指示中原野战军的作战重点是钳制南线敌人，予以配合。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即令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北上归建，以便加强华东野战军在豫东的作战力量。同时，计划于６月中旬在汉水流域发动强大攻势，歼灭老河口及襄樊地区之敌。
６月中、下旬，华东野战军接连发起开封战役和睢（县）杞（县）战役。为阻击平汉路敌人的增援，刘伯承相继组织了３次阻击战。第一次是阻击胡琏兵团北援开封。当华东野战军第三、八纵队突然发起开封战役，并一举攻克开封外城时，蒋介石唯恐中原枢纽有失，急忙亲飞开封上空指挥，一面令守敌固守待援，一面令第五军和胡琏兵团由东、南两面增援。东路的援敌由华东野战军负责阻击，南路的胡琏兵团则由中原野战军进行阻击。刘伯承见战情紧急，为了争取时间，采取大兵团梯次行进的方式，令第一、三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为第一梯队，迅速赶至西平以东的东、西洪桥一线，构筑野战防御工事予敌以坚决阻击；以第二、四纵队为第二梯队，尾第一梯队前进，随时准备协同第一梯队作战。从６月１５日至１７日，胡琏兵团集中兵力和炮火，对东、西洪桥进行轮番攻击，企图一举越过阻击阵地。但在节节抗击下，两天仅前进了８０里。１８日，开封四关已被华东野战军攻克。蒋介石因胡琏兵团已救援不及，且有被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南北夹击之虞，即令胡琏退回汝南。至此，中原野战军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次阻击任务。
第二次阻击战是配合华东野战军睢杞战役第一阶段作战。６月下旬，经过宛东战役和西平阻敌援汴战斗之后的中原野战军第一、二、三、四等４个纵队，正集结在襄城、叶县地区休整。６月２７日，刘伯承接到粟裕电报：豫东睢杞作战开始，预计７月２日解决战斗。望迟滞胡琏、吴绍周兵团，阻其北援。刘伯承立即令全体部队分向郾城、漯河、遂平开进，预计歼击正由驻马店北进的吴绍周兵团（辖整编第八十五、十、二十八师）一部，吸引胡琏兵团西顾，从而达到阻敌北援的目的。华东野战军睢杞战役的目标是围歼西援开封的区寿年兵团。蒋介石、白崇禧鉴于上次胡琏兵团被中原野战军优势兵力拖住的教训，这次令张轸统一指挥胡琏和吴绍周兵团共５个整编师，全力北援。刘伯承按原定部署，以一部兵力牵制和阻击东路的胡琏兵团，集中主力攻击西路吴绍周兵团。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１日两天，主力与吴绍周兵团展开激战，用诱敌前进从翼侧反击的战法，使敌人暴露在原野上，从而予以重大杀伤。张轸恐吴绍周兵团被歼，遭受白崇禧的斥责，急调胡琏兵团折回西平与吴绍周兵团靠拢，停止北援。至此，中原野战军胜利地完成了第二次阻击作战。
第三次阻击战，是保障睢杞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７月３日，刘伯承再次接到粟裕报告，说在歼灭区寿年兵团后，拟继续围歼孤军深入的黄百韬整编第二十五师，预计７日结束战斗，要求中原野战军阻击胡琏等部，使其８日不能到达太康地区。同时，中原野战军司令部获悉蒋介石复令张轸指挥胡、吴两兵团，排除万难，驰援黄百韬。刘伯承当机立断，令第一、二、三、四纵队全力东进，采取侧击、尾击的战法，在商水、东洪桥之线与敌激战。张轸由于上两次援救的失败，又怕陷入解放军的包围，因此采取惯用的密集队形齐头并进，这恰恰为中原野战军迟滞其行进速度创造了条件。蒋介石却不满张轸的稳步缓进，严令他赶往雅杞围歼华东野战军的所谓“疲弊之师”。胡琏企图邀功，自告奋勇率９个步兵团轻装北进。刘伯承立即派部队尾追。当胡琏刚刚赶到淮阳，华东野战军已胜利收兵。第三次阻击战也就胜利结束了。
至此，经过半年的机动作战，国民党军在中原的防御体系已经支离破碎，它的机动兵力已经寥寥无几，大部分兵力困守在徐州、郑州等几个孤立战略要点。“蒋介石要死在‘十字架’上”的趋势，越来越明朗化了，“中原逐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根本性转折。
西出襄樊
刘伯承敏锐地注视着形势的迅速发展，精心领会、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示，不失时机地“把革命战争继续扩大和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去”。
６月５日，宛东战役结束的第三天，野战军司令部在河南南阳彰新庄召开纵队领导干部会议，刘伯承出席作军事报告。会场设在庄边的场院里。周围浓绿掩映，凉风习习，很是惬意。同往常一样，刘伯承军容齐整、正襟危坐。他用犀利的目光环顾四周，见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都已到齐，便向两旁的陈毅、邓小平小声地征询了几句，然后示意主持会议的李达宣布开会。李达简要地讲了会议的内容和程序，然后宣布：“现在请刘司令员作报告”。一阵响亮的掌声过后，会场立刻静下来。与会者本来以为刘伯承先要作宛东战役总结，不料，一开头他就讲形势和任务：“同志们，我们中原区的任务是将战争引向蒋管区，利用敌人的人力、物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把这个区域变为向东、向南、向西进攻的基地”。接着，他开始分析敌情：“敌五个集团①是战略布局上的五个点，……[原指卫立煌集团、李宗仁集团、张治中集团、顾祝同集团、白崇禧集团。其中的张治中集团，应是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集团。张治中时任蒋介石的“西北行辕”主任，所辖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四省不是主要战场。]白崇禧集团是其战略守势的最后防线，此点突破必将全盘瓦解。敌人有三怕：一怕进关，二怕过江，三怕入川。中原区就有敌人的两怕。在顾祝同、白崇禧、张治中集团联合防线上，汉水区是其最大弱点。此地既可渡江，亦能入川，且是敌之接合部，无法弥补。”紧接着，他结合地形提出战略目标：“中原区有三山（泰山、大别山、伏牛山）、四河《长江、淮河、黄河、汉水）。我们依托三山逐鹿中原，把四河变成我们的内河。黄河、淮河已变成内河，应背靠武当山向东南发展，白河、汉水流域是古战场。将郧阳、均县、房县划归豫陕鄂，南漳、保康、谷城划归桐柏，当阳、远安、荆门划归江汉，就是将汉水变为我们内河的开始。长江也会象黄河一样变为我们的内河。”随后，他讲到了对未来战场的精心选择：“我们有三个较好的战场：一沙河，二豫西，三豫鄂陕。三个战场中以豫鄂陕为最好，有伏牛山，武当山之依托，有桐柏、江汉的前进阵地，水寨较少，没有大山，适于部队运动和作战。在敌方因汉水、长江及大巴山之障碍，部队运动困难。”经过这样一番透彻的分析，中原野战军下一步的作战方向已是十分清楚的了。于是，刘伯承最后道出了他的打算：“下一个战役，向襄樊、老河口行动，先侦察情况，看准后突然捕捉守敌围歼之。”在形势任务、战略态势、战场地形的层层剖析中，一个战役计划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推出来了。纵队领导既为他知己知彼、胸有成竹的风度所折服，又被他切实可行的计划所吸引。他们始而屏息静听，继则相顾微笑，尔后禁不住七嘴八舌纷纷议论起来。有的啧啧称赞刘伯承的神机妙算，有的急于猜测这回任务会落到谁的头上。刘伯承边笑边说：“同志们，莫忙嘛。毛主席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以上方案还要请各位考虑提意见呢。”
会议进入热烈的讨论阶段。大家回顾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下，千里跃进大别山，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终于在中原大地生根、发展，重建了中原解放区。３月间主力转出大别山以来，辗转机动，拔城略地，屡克强敌，夺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如今敌人在中原纠集重兵，力图挽救颓势。如何能避实就虚，集中优势兵力，击破敌人的薄弱环节，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成了中原野战军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大家觉得刘伯承兵出襄樊这一着，既有战略眼光，又符合当前战场的实际，确实是个理想的作战方案。
刘伯承见大家意见渐趋一致，站起身来说：根据讨论情况，应作精神准备，尤其应注意吸引南阳援军，寻机歼灭之；老河口战役宜快，指挥联络第一，战役的关键是孤立整编第十一师并消灭弱敌，中原野战军主力应控制于南阳、驻马店间机动；统帅部基本企图应下达，各将领电话应竭力接通，部队应加强硬性，提倡钳击和分隔。
会议的最后阶段，刘伯承代表中原军区首长作结论。鉴于襄樊作战的方案已被大家所接受，他着重地讲了具体的部署：“进行老河口战役，大家已一致，准备时间规定一周，先告陕南刘金轩准备并侦察，桐柏应侦察敌情及部队展开地区。把汉水变为内河是豫鄂陕及桐柏的任务。这是面对线的斗争，包括着很大的政治内容，望两区特别注意。”说到这里，他故意顿了一下，同时把语调放慢，以更加集中听者的注意力：“我们在战略上是打强的，在战役、战术上是打弱的。打法是挟其额，揪其尾，截其腰，置之死地而后已。”随着铿锵有力的话语，他突然抬起右掌，往下用力的一劈，仿佛真的拦腰砍向敌人。然后，他又谆谆告诫说：“打老河口虽然容易，但应谨慎，打死虎应看作活虎。战术的灵活建立在打的上边”。“计划、命令是建立于最现实的情况上的，因此一切行动都应适应现实情况。但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因此指挥员应充分独断专行，我们名之谓机断行事。”听着这抑扬顿挫、从容有序的熟悉语调，纵队领导们深受感染和鼓舞，他们知道，一个新的胜利已在把握中了。
战役发动的时机更加体现了刘伯承的机敏和精明。６月中旬，中原敌对两军主力分别相持于陇海路徐州、郑州段，平汉路郑州、信阳段，彼此都在酝酿着新的大战。国民党军相对放松了对次要方向的注意力。１３日，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了老（河口）襄（阳）战役的作战命令，计划以第二、四纵队组成西兵团，以第六纵队和桐柏军区主力组成南兵团，于６月下旬向老河口、襄阳之敌发起进攻。正在这时，华东野战军发起了豫东战役。刘伯承、邓小平按照全局需要，下令暂停老襄战役，速调第一、二、三、四纵队赴平汉路钳制张轸兵团北援，但却有意把第六纵队留在唐河地区待命。
当西平、周家口一线的阻击战激烈进行之际，第六纵队的指战员们心急如焚，他们不理解刘伯承为何将他们闲置在一边，纷纷发电报或提出书面申请，要求上前线参战。刘伯承复电令部队“好好休息”。唐河，是桐柏解放区的腹地，随时可东开平汉或南出老襄。他就是要使第六纵队处于箭在弦上、引而不发的地位。
６月21日，北线华东野战军攻克开封后，转兵于睢杞地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判断中原野战军主力齐集豫东和豫中，下决心把所部主力向北集中，连驻南阳的整编第二十师也调至确山地区作后应。这样，老河口、襄樊守军完全陷于孤立状态。机不可失，刘伯承立即命令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第六纵队、桐柏军区主力及陕南第十二旅等乘隙发起老襄战役。待命部队早已养精蓄锐，跃跃欲战，一声令下，就象脱弦之箭，飞速向新野、均县等地开进。
老襄守军为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由国民党特务头子、中国三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处长康泽任司令官，所属第一○四旅、一六三旅及第一六四旅都是川军。为了便于统驭，康泽推荐川系将领郭勋祺任副司令官。他们以主力驻守襄阳，分兵守备老河口、谷城和樊城。
鉴于参战部队兵力与敌比较只占相对优势，不能同时分兵围歼老、襄两地之敌，刘伯承决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临战前，他要求参战部队先“以突然神速的动作，向老河口捕捉奇袭”。
参战部队于７月２日开始第一阶段老、谷（城）作战。第六纵队冒着滂沱大而自新野地区出发，以急行军神速隐蔽地向老河口突袭，一举获得成功。接着在陕南第十二旅等的配合下，又乘胜解放了谷城。守敌大部被歼，残部逃回襄阳。
战役转入第二阶段攻占襄阳的作战。桐柏级二十八旅进逼樊城，分兵西渡汉水；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指挥本部及陕南第十二旅、桐柏三分区部队进逼襄阳，分兵袭占南漳。从水陆两路切断了襄阳守敌的逃路。
襄阳是一座历史名城，依山傍水，地形险要。北面与樊城隔汉水相望，城南群山耸立，好似两道天然的屏障，易守难攻。历来兵家认为，欲夺襄阳必先夺南山；山存则城存，山失则城亡。白崇禧曾派整编第八十五师第二十三旅守备襄阳，在城南羊祜山、虎头山、十字架山等制高点，构筑了大量堡垒据点式工事，居高临下，凭险据守。康泽到任后，继续加以增修改建，并在交通要道、火力死角及开阔地带，密布地雷，构成坚固防御体系。自吹“铁打襄阳，固若金汤”。
外围战斗果然遇到了困难。开始，攻击按先外围后城垣的一般军事原则进行。从７月８日起，第六纵队第十七旅、陕南第十二旅及桐柏三分区部队向城南诸峰轮番攻击，虽陆续攻占了琵琶山、真武山、凤凰山、岘山等，但在守军依托永备工事和施用猛烈炮火、毒气的顽抗下，部队伤亡很大，弹药消耗过多。如继续攻击敌守备更严密的主峰虎头山、羊祜山，将付出更大代价，而且势必影响攻城的力量。刘伯承接连接到王宏坤请示下一步行动和王近山建议从东西关攻城的电报。他权衡战局，认为襄阳敌人兵力不大，康泽不善指挥，据内线报告守敌已异常恐慌动摇，应坚持打下去，因此下令王宏坤继续组织攻击，指示攻城各部“不许顾虑伤亡，不准讲价钱，以求彻底胜利”。１３日，王宏坤调整部署，以第六纵队担任主攻，桐柏第二十八旅和陕南第十二旅等担任助攻。王近山受领任务后，深知责任重大。多年来战火的磨炼和刘伯承、邓小平的培养熏陶，造就了他智勇兼备的品格。他眼看着外围攻山耗时耗力，因此早就在考虑采取更好的办法。他反复琢磨刘伯承战前一再强调的“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情况是辩证的，我们的作战方式也应是辩证的”指示，觉得跟敌人死打硬拚是不行的，要跟敌人斗智斗法。他召集各旅指挥员认真商议对策，对当前情况作了周密的分析研究。结论是：如与敌胶着于外围山地，过多消耗兵力，正坠敌人“拖延时间，固守待援”的诡计。为了争取战役的主动权，必须改换新的攻城途径。他提出：城南高地与汉水之间，有一条狭长的走廊直通西门，虎头山、羊祜山主峰敌火力不能直接对它造成封锁。由于中隔琵琶山、真武山，敌人也不会倾巢下山反扑。若将攻城重点置于西门，利用已攻占的琵琶、真武二山，切断主峰守敌下山的通路，打通城西走廊，可一举直达襄阳西关。他将这个新的想法报告了刘伯承，得到了刘伯承的赞同。
调整部署的当夜，第六纵队一部攻到了西关。与此同时，桐柏第二十八旅、陕南第十二旅也分别建立了东南角和东北角的攻城阵地。这样，三支部队就形成了马蹄形的攻城阵势。康泽闻报，更加彷惶无主，急令第一六四旅放弃樊城，全力固守襄阳。同时频频发电，惊呼“处境危殆”，向蒋介石和白崇禧求救。
蒋介石和白崇禧，本来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豫东和平汉线。当得报襄阳被围时，他们认为不过是共军“声东击西的故伎”。待到襄阳城门告急，他们才感到问题严重。但对防守方案发生了分歧。蒋介石复电康泽：“共军必无远射炮与重武器，弃山守城，固守待援。”白崇禧却坚决反对弃山守城，认为这违背“居高临下，恃于形势”的军事法则，严令康泽夺回真武山，恢复城南防御态势。由于襄阳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今华中“剿总”进行援救。白崇禧虽对蒋介石指派亲信康泽坐镇襄阳久怀不满，对康泽的困境不甚关心，但他也深知襄阳失陷，不仅会危及他华中“剿总”总司令的声誉，而且将破坏他的战略后方的稳定。因此，他决定派兵援救。就白崇禧的兵力部署而言，南阳第十三绥靖区王凌云部离襄阳最近，所辖整编第九、第十五两个师也有一定战斗力。但白崇禧顾虑刘伯承“围点打援”的惯用战术，不敢从南阳出援。而张轸兵团尚在周家口一带，远水近火，无济于事。唯一可以动用的，是他驻信阳的桂系整编第七师和驻确山的整编第二十师。至于救援的路线，白崇禧又是煞费了一番苦心。按照蒋介石规定的原则，援兵“应取捷径，昼夜兼程”。整编第七师、二十师就近在确山集结，经泌阳、唐河、新野奔襄阳，路程较短，急行军５天可到。白崇禧认为，直路行军，途经解放区，共军极易发觉，且有唐河、白河之阻，敌前渡河，犯兵家之忌。他决定取远道，从驻马店、确山、信阳乘火车到孝感，再徒步经应城、京山、钟祥过汉水，由宜城向襄阳驰援。预计车运两天，步行５至７天。他颇为自得地对幕僚说：“这条路线所经多是我控制区，兵法云‘以迂为直’，且远敌渡河，安全有保障，定出共军意外；一旦襄阳不守，我又可先敌控制长江北岸沙市、宜昌一线，防共军南渡长江。”
这些，早在刘伯承的谋算之中。６月２７日，他就令江汉军区适时在皂市、钟祥一线发动攻势，配合襄樊作战。７月１３日，又令第二纵队以一部向南阳佯动，牵制南阳王凌云部不使南援。因此，逼迫白崇禧只得舍近就远，进行长距离增援。１５日，敌增援部队先头整编第七师第一七二旅到达钟祥、京山一线，但不敢孤军冒进，停下来等待整编第二十师。这就造成了第六纵队等集中兵力攻击襄阳的有利态势。
１５日黄昏，对襄阳的总攻开始了。担负突击任务的第六纵队第十七旅第四十九团第一营，以猛虎下山之势，在集中而严密的火力支援下，勇猛通过西关大石桥，５分钟即登上城头，连续打退敌人数次反扑，巩固住了突破口，后续部队乘势向纵深发展。西关的胜利突破，使城内守敌完全陷入混乱。在东关攻击的陕南第十二旅、桐柏第二十八旅乘机涉濠登城，投入巷战。几路部队协同一致，穿插分割，猛打猛冲，很快在敌司令部杨家祠堂胜利会师。康泽和郭勋祺这时尚龟缩在大炮楼里负隅顽抗。经劝降无效后，组织了最后的攻击。一阵猛烈的炮火过后，工事大半被毁，战士们英勇突进，生俘了康泽和郭勋祺。至此，襄阳这座被敌人蹂躏的古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是役，共毙伤敌３７００多，生俘１．７万余。
战后，刘伯承和陈毅，对康泽和郭勋祺等被俘高级军官进行了教育争取工作。郭勋祺早年同刘伯承、陈毅相识，彼此友谊很深。刘伯承、陈毅多次接见了郭勋祺。刘伯承回忆起１９２６年与郭勋祺在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一起开会的情景，感慨地说：“从那时分别到现在，一晃２０多年过去了，这中间的变化多大啊！”陈毅与郭勋祺畅谈起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彼此在皖南融洽相处的往事。那时陈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郭勋祺任国民党军第五十军军长。陈毅多次到第五十军，向该部官兵宣讲抗战救国的道理和游击战术，郭勋祺曾送给新四军第一支队一批步枪和子弹。郭勋祺向刘伯承、陈毅倾诉了在川军里屡受国民党中央系的排挤和早就想脱离国民党而又苦无机会的处境，刘伯承、陈毅劝他从现在做起，为人民立新功。郭勋祺表示十分感激和鼓舞。１０月３０日，刘伯承最后一次接见郭勋祺，布置他返回四川做川军上层人物的工作，为将来解放四川作准备，并指示中原野战军敌工部交给郭勋祺一定的活动经费和联络信物。郭勋祺欣然领命而去。
襄阳的捷报飞传全国。全国其他战场同样捷报频传。华北军区部队，经过５０余天的连续作战，晋中战役得胜在先，平、津、保外围地区大量歼敌于后；华东野战军，自昌潍战役起在胶济、津浦两线及苏北地区转战两月，攻克战略要地充州，总计歼敌１０余万；连同中原战场的开封、睢杞和襄阳大捷，被称为震憾全国的“五路大捷”。这一连串的重大胜利，宣告了蒋介石“重点防御”战略的再次破产。中共中央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贺电指出：“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对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朱德总司令批示说：“此战役是小的模范战役，以同等之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于外城，最后夺取据点襄樊。估计正确，敌人指挥不强，其所率兵力少，战斗力弱，决心攻城后得最大胜利”。
刘伯承并没有陶醉于胜利之中，而是潜心于襄樊战役的经验总结。他深切地感到，战争形势的发展，把变换作战样式的问题又提到了中原野战军的面前。如果说，前一阶段主要是宽大机动实施分遣与集结相结合的运动战，而配合以阵地战；那么今后将转入主要的阵地战而配合以运动战。所以，他急于要把襄樊战役的经验总结出来，为今后的阵地战尤其是城市攻坚战提供新鲜经验。在他亲自起草的《中原野战军襄樊战役总结》中，提出了这样的原则：作战方向和时机的选择是战役胜利的基本条件；初战对战役发展影响甚大，必须慎重处理；攻城指导上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钳形突击。他还提出对付敌人的火力优势，应集中主要兵力、兵器到主攻方向；构筑掩体以防敌炮弹杀伤；对地雷先要战前侦察其敷设地点，设法取出或标记所在而绕过避开。他特地表扬了王近山机动灵活的指挥，指出“鉴于虎头山、羊祜山之筑城不易攻下，襄阳城东西两面守备薄弱，乃变计以桐柏部队佯攻该两山之敌，以六纵队全力攻襄阳城西门”，“此乃襄阳全胜的关键”。同时他又认为襄樊战役只是全部中原战局的一个组成部分，谆谆告诫参战部队：“中原战场好比一个篮球场。你们在襄樊打了一个歼灭战，好比投篮得分，这是应该庆贺的。但要知道，你们有机会投篮，是由于其他对手在豫东和平汉方面被我方的其他队员卡住了。所以这两分的胜利，是我方全体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他的眼光，始终放在战争全局的高度上，力求通过自己部队的行动，达成战略上的有利态势。
大战前的整军
襄樊战役以后，蒋介石由于在各战场的惨败，不得不全面收缩战线，采取“放弃要线退守要点”的方针，裁并绥靖区，编成新的兵团，以加强各重要城市的守备力量和机动力量。在中原战场，经过洛阳、豫东、襄樊等一系列战役，徐州刘峙和华中白崇禧两大集团屡遭严重打击，不得不转攻为守，分别将主力猬集于徐州、信阳地区，同时加强了济南、郑州、南阳等要点的防御。中原野战军由此获得了休整的机会。中原野战军一年来转战江淮河汉，消耗极大，主力锐减。艰苦的环境使部分指战员的右倾情绪和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的现象不断滋生，甚至发生过干部唆使战士逃跑和指导员擅自解散连队的严重事件。源源涌入部队的农民群众、青年知识分子和大批解放战士，亟待教育训练。战争形势的飞速发展，又要求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必须有大幅度的提高，以进一步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要。所以，中原军区决定自８月起，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在部队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整党整军运动。这实际上是春夏间新式整军运动的继续。
这次整党整军，主要抓住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和开展军事民主这两个环节。在组织整顿的基础上，普遍建立营党委和纵队、旅直属党委，开始建立了军区、分区党委，对所属部队和地区实施一元化的领导。尔后，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斗争。以团以上干部为整顿的重点。
７月初，邓小平奉召北上，参加中共中央将于９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８月初，刘伯承和陈毅把中原全区团以上干部集中起来，专门部署整训工作。
８月７日，中原局、中原军区召开了整军动员大会。刘伯承首先作整军动员报告。他回顾了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和成效，提出那次整风实现了“三层亮”：“上有毛主席了解情况，中有同事知道自己情况，下有党校许多干部揭发错误”；向与会的领导干部指出，“要整首先从头整，从主要负责领导干部整，尤其军人，如不进行危险甚大”，“只有自我批评与批评才能教育干部”。他要求大家以延安整风为榜样，通过整党整军，解决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在革命局势发展，特别是在艰苦环境下的紧要关头，加强党的领导；二是把整党与士兵诉苦、三大民主相结合，抓好整军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三是在思想统一、组织保障、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提高军事素养，进行军队建设。
８月１３日，刘伯承、陈毅由中原军区司令部驻地宝丰县皂角村村，前往第二纵队驻地方城县竹园庄，给第二纵队和桐柏、江汉、陕南军区的团以上干部作整党整军动员报告，因为驻地分散，这些部队的干部没有参加上次的动员会议。报告会开始，刘伯承请陈毅先讲。陈毅朗声笑起来，说：“哪里话，你是最高司令官。”刘伯承说：“不，现在是整党，你是党的书记，你不讲哪个讲？大家欢迎。”一阵热烈而欢快的掌声随即响起来。陈毅连连往下按着手掌，示意大家停止鼓掌，说：“要得，我遵命。”他主要讲述了全国战局的演变和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等对形势的估计，分析介绍了各战场的态势以及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消长，特别赞扬了刘邓大军带头中央突破，起了扭转战局的决定性作用。他强调指出：现在中原、华东两支野战军联合作战，逐鹿中原，我和伯承、小平同志都感到光荣之至！说到这里，他随口吟出两句诗：“中原还逐鹿，投笔事戎轩。”扭头伯承：“好象是魏征的诗，足不是？”刘伯承微微一笑，答：“你是文武双全的将才，不会记错，是魏征的。魏征是冀南馆陶人，正在陈再道原来管辖的地盘上呢。”
接下来，由刘伯承作报告。他主要讲了整党整军、总结作战经验和提高干部水平等问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整党整军搞好，以高昂的政治情绪去迎接新的斗争。他勉励大家要加强学习，学政治，还要学军事，把形势和任务认清，把战略思想搞通，弄懂战役组织指挥和战术协同动作，克服勇敢有余、智谋不足的缺点，适应大兵团作战的新形势。
动员后，刘伯承、陈毅还参加了第二纵队党委扩大会议，听取了纵队领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当面指出了纵队有的领导之间的关系不够融洽等问题。他们的指示，推动了第一二纵队的整党整军工作。
在这以后，中原军区团以上干部以纵队为单位，进行了半个月至２０天的查整。按照刘伯承提出的“三层亮”的办法，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人人敞开思想，个个不留情面，将影响部队团结和进步的问题一一揭露出来。各纵队领导带头自我解剖，有的查出摆老资格、恃功自傲、放松纪律的错误；有的检查出不能正确认识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意义，反而采取抱怨领导和消极避战的态度；有的检查出只想单独建功立业，不愿与主力配合作战的思想；有的检查出打胜仗就骄傲，遇挫折就消沉的不良情绪；还有的检查出领导班子不团结，抗上压下的现象。
刘伯承因势利导，既肯定了查整的成绩，又指出了新的目标。他在总结中说：“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一基础上改善领导作风，巩固和发扬已有的成果，克服种种坏习惯、坏风气。”他还特别提醒大家：“建设新的习惯和作风比起破坏旧的习惯与作风，仍然不是容易的事，要有极大的坚持力才行。”
中高级干部进行这样痛快淋漓的自我批评和思想交锋，在中原部队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许多人放下了包袱，开动了机器，决心以新的姿态去迎接新的战斗。
中高级干部的深入查整，带动了部队的进步。各部队及时进行了时事教育和整顿支部的工作。时事教育以学习“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为中心，经过讲解、报告，小组和连、营军人大会的讨论，战士们对胜利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斗志更为昂扬。整顿支部工作，也是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发动群众评议支部领导和党员。许多表现好的党员、干部受到了群众的表扬和鼓励，一些有缺点的党员、干部受到了应得的批评。这样，使党员与非党群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切实改进了支部的领导作风。
在抓紧政治整训的同时，刘伯承大力抓了军事整训工作。７月２８日，他颁发了中原军区一个月整训工作大纲，明确规定了“步兵部队着重基本技术之精练与提高，即着重射击、投弹、刺杀，特等射手与普通爆炸手的建立，地形利用，工事构筑和单个战斗”。要求机枪手、炮兵、工兵、侦察员等专业兵员，各自完成本职基本技术的练习。对营以下各级指挥员，严格规定“除精密组织与检查部队实际训练外，应着重进行村落战、街市战、对防御敌人进攻诸攻坚战斗之研究与作业，并配合研究洛阳、昌潍。临汾、宛西诸战役的经验教训，在部队基本技术之训练告一段落时，则进行联合动作的实兵指挥与实战演习。”
他更重视指挥机关和指挥人员的训练。针对即将到来的大兵团作战，他指出：“作战由口令时代进到指挥时代，现在是组织时代。大兵团作战，如不健全司令部工作是不能操胜算的”。９月１０日，他亲自起草和颁发了《中原军区野战军关于四个月指挥工作的命令》。命令指出：“我们处在由小规模的作战转变到大规模的各兵种协同动作的运动战、攻坚战的关头。……我们野战军必须在战斗及其间隙中，在各级党委领导与首长集中指挥之下，在士兵委员会三大民主运动的基础上，进行下述的四个月（自１０月至明年１月底）的指挥工作”。命令对作战、后勤、训练、司令部工作的进一步提高都提出了详尽的要求。在这个命令中，还特别批评了某些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认为这是妨碍部队提高训练水平和作战水平的大敌。指出：“现在我们各级干部有些是高高在上，闭户幽居，不深人所属部队，不了解实际情形进行研究，因而也不能对所属部队进行活生生的适应机宜的指导与帮助，更不能谈到在检查中做出正确的、简单明了、具体扼要的总结与改善工作。这样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各级干部必须痛切反省与切实纠正。”
上述一系列的部署和措施，表明了他把训练当作即将进行的战略决战的最基本的准备。他常常批评有些干部不重视训练的思想和行为，反复指出，“不教而战是为弃之”。二我们的指挥员只会一个字“冲”，究竟怎样冲法？敌人在哪里？一个娃娃长到十七八岁不容易，在一冲主义下白白送了命。怎么对得起革命，对得起人民？
在这些繁忙的领导工作的同时，刘伯承还潜心于战略战术的研究。他小屋里的灯光常常亮到夜阑更深。他认真学习、领会中共中央９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争取５年胜利和继续发展外线进攻的新方针，仔细翻阅历年来的战役、战斗总结和敌情资料。他还选读苏军的报刊文章，借鉴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施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下许多心得。在他的胸中，正孕育大规模歼灭战的各种设想和新的战法。
从９月起，中原野战军和东北、华北、华东、西北野战军先后发起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随后，及时地将秋季攻势转向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９月２４日，华东野战军一举攻克战略重镇济南。中原战场战略决战的局势，开始显明起来。当天，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中原局提出建议，乘济南战役胜利的余威，把战线向南推进，在陇海路东段和淮阴、淮安举行淮海战役。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于２５日致电粟裕和刘伯承、陈毅，同意进行淮海战役，并设想将战役分为三步：第一步作战，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第二步作战，歼灭两淮高（邮）宝（应）地区之敌；第三步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
刘伯承接到上述电报后，认真地考虑了发起淮海战役的必要性和战局将会出现的趋势。９月２５日，他与陈毅、李达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和粟裕，表示“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接着，他和陈毅、李达、陈赓、陈锡联等，又专门分析研究了当前的形势。他高瞻远瞩地指出，自济南攻克后，华北已放手大打，东北则先以一部配合华北解决北宁路范汉杰部１９个旅，尔后华北全力打击傅作义，太原则已不很费力。东北及华北拟在今年解决问题。华东野战军在１０月至11月也可放手大打。中央军委已令其稍事整补后，南下攻击徐州以东的黄百韬兵团，尔后直下两淮，以威胁南京。此两役如获成功，则苏北、苏中全入解放军之手，对解放军之补给解决了大问题。然后，他又谈到了中原野战军的任务：中原区及西北区在１０月至１１月上半月，仍然处在钳制地位。待华东两战役胜利完成后，就可放手大打，那时形势即将大变，故８月３０日蒋介石说“今后三个月如不能在长江黄河间打开一局面，则非垮不可”。中原区所对付的敌人即为白崇禧的第十二兵团、第三兵团与第十四兵团。以上这两段话，清晰地勾勒出全国基本的敌我态势和中原战局，虽然这时关于淮海战役的概念还是比较狭小的，但他已经预见到“放手大打”的趋势，同时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原野战军“仍处在钳制地位”。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他与陈毅、李达等当即作了相应的部署，命令第二纵队及桐柏、江汉军区主力，在平汉路武胜关以南发起攻击，采取耗散敌人的方针，牵制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和第三兵团，防止其突然东调徐淮地区；令第一、三、四、六、九纵队等，在方城、叶县地区集结休整，以待战局的发展。
刘伯承一贯具有极强的全局观念，只要对全国战局有利，他就勇于主动承担艰巨困难的任务。这时他鼓励部属任劳任怨，积极作战，最大限度地把敌人吸引在自己周围，就是为了给华东野战军和其他战略区创造歼敌的有利条件。他最痛恨那种“你来我不来，腰来腿不来”的不顾大局的行为，一经发现，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使大家引以为戒。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他提出中原部队要“牵制西面，保障东面”。
第二纵队等部在平汉路南段的积极破袭，激怒了白崇禧，他获悉华东野战军正在鲁南休整，鄂豫地区仅剩下中原野战军，以为有机可乘。于是在１０月上旬集结了黄维第十二兵团和张淦第三兵团，浩浩荡荡杀奔豫西，企图寻找中原野战军主力决战。这正中刘伯承的下怀。他立即与陈毅、李达等采取“南北分兵、拖散敌人、寻机歼敌”的方针，以第六纵队加入钳制部队，与第二纵队及桐柏、江汉军区主力，陕南第十二旅等，伪装成主力，且战且走，将张淦兵团拉入大洪山区，把黄维兵团抑留于桐柏山区，使两敌远离交通要道，不能顺利东调，以利华东野战军在东面作战，主力则继续停留在禹县、襄城、叶县地区待机。
１０月７日，刘伯承偕同陈毅、李达由中原军区驻地方城县独树镇，乘车来到第四纵队驻地方城县竹园庄，参加该纵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开始，他手持花名册一一点名，干部们见状十分诧异，不禁交头接耳，悄声议论。他严肃地说：列队、点名是军队最基本的课目，连这样的课目也感到惊奇，说明我们的头脑里一点没有正规化的观念。我们很快就要在中原放手大打，形势的发展对部队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那种稀稀拉拉、各自为政的游击习气，再也不允许存在下去了。大兵团作战，更要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今天首先从到会的团以上干部做起，以此带动部队的管理教育。然后，他又强调指出：干部首先应学习战术，总结经验，教育部队，藉以提高战斗力。其次在战斗组织方面，相关干部一定要侦察敌情、地形，不能盲目蛮干，以致处置错误。这一席正颜厉色的话，使与会的干部们觉得，大战即将来临，确实有必要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提高一步，跟上形势的发展。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立即表示拥护刘伯承的讲话，要坚决把部队整顿好，随时准备执行艰巨的任务。
下午，与会人员参观第四纵队的军事演习。当战士们准确熟练地完成抛射炸药包、登城、架设浮桥等一连串的动作时，刘伯承、陈毅同大家一起报以热烈的掌声。陈毅连声称赞说：就是要练成这么个样子。每一个部队，既要能以多打少，又要能以少打多；不但要善于攻击，而且要善于防守。次日，刘伯承、陈毅、李达又驱车赶往第一纵队驻地，检查了该部的训练情况，与杨勇、苏振华商谈了备战工作。可见，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到了大战前夕的实际准备。
这时候，东北辽沈战役自９月１２日发起后，进展顺利，已切断了北宁路，孤立了锦州。蒋介石唯恐东北有失，正穿梭般往返于南京、北平、沈阳之间，希冀拿出新的办法，以挽救锦州、长春的危局。不料，徐州“剿总”连连告急，叫嚷“徐州会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蒋介石急上加急，迫于无奈，只得命令驻守郑州的孙元良兵团东开徐州宿县地区，加强津浦路徐州蚌埠间的守备。实际上是想集中兵力，固守徐州、浦口间的津浦路，以拱卫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
为了破坏敌人的集结计划，保证淮海战役开战成功，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一面令华东野战军从容准备，待时机成熟再行发动攻击；一面令中原野战军主力攻击郑州、威逼开封、徐州，牵制刘汝明、孙元良兵团，不使其东调。刘伯承、陈毅与刚由西柏坡返回的邓小平立即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以休整待机的第一、三、四、九纵队北上郑州，准备以攻击手段吸引孙元良兵团回援。１０月１４日，他们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攻郑部署：（一）我在华东野战军推迟攻势至２８日发动不再变更的条件下，决以陈锡联兵团（率第一、三、九纵队）于２０日开始转攻郑州，陈谢率部跟进加入作战。攻郑目的求得吸引孙元良兵团全部回援，或更吸引杜（聿明）邱（清泉）兵团一部向西，以达到协助华东野战军作战的目的。并同时影响南线黄（维）、张（淦）两兵团之一部北调，更为我南线部队创造战机。（二）攻郑方法，如能先攻郑州则首先攻占之；如攻势开始后孙元良已被迫回援，攻城急切难下时，则争取先于野战中歼击孙一部。如出现攻城与打援均不便利的情况，则让孙元良进入郑州，我军留在郑州附近钳制之。待华东野战军发动攻势后东面吃紧孙部再东进时，我军再举行歼孙战役。（三）南线王宏坤打吴绍周第八十五师如获胜（但亦有可能打不着），再看黄张两敌的行动变化决定第二、六两纵队的行动。刘伯承的作战部署，从来是依据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五项条件来决定的，而且又总是估计到情况的多种变化，从而制定出各种相应的方案。他的口头禅“五行不定，输赴前线指挥。刘伯承和李达则坐镇豫西。由于孙元良兵团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已开赴宿县，维护徐蚌交通，邱清泉兵团远在砀山、黄口，郑州则变成一座孤城。守军整编第四十师等部见中原野战军兵临城下，仓皇弃城逃跑，被第九纵队全歼于郑州以北的老鸦陈地区。１０月２２日，郑州解放。开封守敌望风披靡，弃城东逃。１０月２４日，开封解放。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主力会合在即，一场大战已是势在必打了。
《刘伯承传》
决战淮海
调虎进山
淮海上空战云密布，徐州四周大军云集。１０月１１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是继辽沈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统帅部作出的又一个战略决战的果断决策。这个方针确定先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继歼海州、连云港之敌，尔后歼灭两淮敌人。蒋介石的注意力正集中在东北战场，图谋挽回东北的败局，根本没有估计到南线人民解放军有一鼓聚歼徐州国民党军的能力。10月中旬，蒋介石令徐州刘峙采取守势，利用陇海路阻止华东野战军南下；令华中白崇禧对中原野战军采取攻势。这种处置，说明他完全昧于形势，只是被动应付，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中必失败无疑。
刘伯承预见到战局的发展趋向，早已考虑以少数兵力牵制住华中国民党军主力，尽力将它拉向豫西山区。１０月９日，他根据敌军动态，判断白崇禧有向徐州增援的可能，便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白崇禧发现我军一部南下，令整编四十八师一三八旅接防确山，而整编八十五师回驻广水。令杨干才对襄阳、宜城采取活动守备。拟调整编二十、二十八师作机动使用。令王凌云以一个旅守南阳，其余部队归黄维指挥。……以上说明敌人正调整部署，着重在徐州会战，防我进攻。孙元良已准备东开，黄维兵团亦可能于徐州战地呈现危机时东进。故白崇禧亦在计划掌握大的机动兵力，以应付变化。”
针对敌情的新变化，他又作了相应部署：令第二纵队及桐柏、江汉军区部队从１３日起对平汉路武汉、信阳段继续发动攻击，并寻歼整编第五十八师、二十师等分散之敌，求得调动桂系回援武汉，钳制自崇禧的主力。
在中原野战军主力北上攻击汴之际，刘伯承一再电令第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大造声势，伪装主力迷惑敌人。要求第二纵队等部“拉住张淦兵团向西、特别是向南最为有利，而拉向南又以在江汉、鄂豫两地大肆活动有利”；要求第六纵队等部“将黄维兵团引向西去始于大局有利，因此须以强有力的侦察并指挥豫西地方武装主动接敌游袭，主力则在师同、厚坡地带待机，准备适时移淅川、内乡间。”
刘伯承调虎进山之计果然奏效。白崇禧见中原解放军攻势突然增强，误以为刘伯承犯了分兵之忌，给了他用重兵围歼的可乘之机。因此，严令张淦和黄维“穷追到底”。张淦、黄维不敢怠慢，一个向南深入大洪山，一个向西深入伏牛山，艰苦跋涉于崇山峻岭之间，离开交通线越来越远。这就迟滞了华中敌军主力可能的东调，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对黄百韬兵团的歼灭战。
１０月末，蒋介石鉴于东北战场败局已定，转而想保持华东、华中不失，于是决定由华中“剿总”总司令官白崇禧统一指挥武汉、徐州两个集团，并要黄维第十二兵团东开阜阳、太和、上蔡地区，以配合徐州方向的作战。１０月３０日，白崇禧由汉口飞赴南京参加国防部军事会议，在会上表示接受蒋介石的新任命，不但满口同意将黄维兵团东调，而且还主动提议由张淦第三兵团随同黄维兵团一起行动。蒋介石在北平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不料白崇禧第二天忽然变卦，以武汉安全无法保障为由，提出将张淦兵团留守华中，而由黄维兵团单独赴援徐州。其实这是因为白崇禧不愿意接受蒋介石给他的烂摊子，又怕蒋介石事后推卸失败的责任。蒋介石勃然大怒，不容变更，白崇禧则固执己见，坚不相让。在顾祝同等的劝解下，蒋介石只得迁就白崇禧的意见。这说明，在军事形势日益暗淡的情景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已矛盾重重，蒋介石渐渐失去了驾驭桂系等杂牌武装的能力，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白崇禧返回武汉后，先是令黄维回师确山，后又让他参加南阳作战。蒋介石愈加怒不可遏，索性直接电令黄维按计划行动。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子恢、李达，要求他们指挥部队牵制黄维兵团东调。刘伯承立即令第六纵队实行尾追，不让黄维兵团顺利东进，同时要求第二纵队协同第六纵队坚决拖住黄维兵团。指示他们：“此次配合徐州方面之主作战，不仅关系中原战局之转变，即对推动全国战略形势之发展，争取早日打倒国民党亦属重要之关键，因此需动员全体指战员服从整体利益，不惜任何疲劳，不怕任何困难、消耗与牺牲，采取一切有效办法来截击、阻击东进之黄维兵团，迟滞其运动时间，以协助主作战达到胜利。为此，二纵应计算行程在６日黄昏以前赶到息县；六纵计算行程在６日夜赶到沙河店，并争取先敌于８日赶到上蔡、汝南间，对敌右侧适时阻击、腰击，利用诸河流方向阻敌也需注意。”
１１月６日，黄维兵团喘气未停，连粮弹也未及充分准备，就仓促上路了。黄维为了争取时间，亲率第十八军、快速纵队及兵团司令部为右纵队，由确山出发，经正阳、新蔡趋阜阳；以第十军、十四军为左纵队，由驻马店出发，经汝南、项城、临泉赴阜阳；以第八十五军附第十八军后调师第四十九师为第二梯团，于广水集结迅速车运确山，循兵团部行进路线至阜阳。他企图连渡洪河、颍河，直达蒙城地区。殊不知刘伯承早已预作布置，中原野战军第二、六纵队先敌出动，豫皖苏军区地方武装和第一纵队第二十旅正在破坏道路桥梁和作阻击准备。
刘伯承布置已定，立即动身前往淮海前线。１１月５日，他率随行参谋、警卫人员，携带电台两部，分乘一辆美式小吉普和一辆美式大卡车，由中原军区驻地宝丰县皂角村村出发。走不多久，汽车进入了黄泛区。这里仍是一片水沼泥潭。汽车沿着隆起的岗地曲曲弯弯地向前行驶，车上的人不时被颠得东倒西歪。坐在一旁的警卫员禁不住嘀咕了几句。刘伯承哈哈大笑起来，说：“你们难道忘记了去年经过此地的情景吗？当时后有追兵进逼，前有泥淖阻隔，上有敌机轰炸，我们还不是闯过来了。现在是坐着汽车去追敌人，还有什么可埋怨的？”一番话说得大家愁眉顿展，笑逐颜开。走着走着，跟在后面的大卡车一下子陷进了泥坑。司机狠命加力，发动机发出刺耳的轰鸣，可车轮只是打着泥浆在原地空转。刘伯承见状，立即从前面吉普车上跨下来，踩着泥水快步走到卡车后尾，招呼大家一起推车。他说：“时间很重要，耽误了时间，这一仗我们就打不上了。”
一出黄泛区，汽车顺着大道飞驰起来，不久便到了开封城。刘伯承一行刚想停车休息，迎面赶来了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他向刘伯承报告：黄维兵团已过汝河，正向洪河推进，临时配属的第一纵队第二十旅正沿洪河抢筑河防工事，豫皖苏军区部队则在第二十旅翼侧布防，预定下一步再赶到太和、阜阳一线的颍河岸边阻击。敌人前进途中的道路和桥梁，河流中的船只，已令各分区分别予以破坏或转移。刘伯承满意地点点头，指示他多依靠和发动群众，一定要设法拖住黄维兵团。
１１月１０日，刘伯承赶到河南柘城中原野战军前方指挥部，同陈毅、邓小平会合，互致问候。他问起前线情况，陈毅告诉他，华东野战军已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现正一面分割围歼，一面阻击徐州方面的援敌。黄维兵团先头已到新蔡城，正在抢渡洪河，遭到豫皖苏军区部队和人民武装的顽强阻击。
１１月１１日，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接到第二十旅旅长吴忠的告急电报，说黄维已避开了他们设在洪河正面的防守阵地，绕至下游新蔡、李庄桥一线渡河，豫皖苏第八分区部队不支而退。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立即复电：“我中野主力前往徐蚌线作战，黄维此举乃与我争夺徐蚌线。你们的战斗将直接影响战局的全局，望务必堵住黄维。”
为了确保第二十旅先敌到达阜阳，他们又令张国华赶赴界首准备船只，指挥第二十旅水运阜阳。第二十旅收到刘伯承的电报后，急如星火，当即展开了急行军，在夜暗中飞速赶到界首。张国华也已把船只完全准备好了。指战员们飞身上船，立刻扬帆启航。一夜顺风顺水，第二天早晨全部到达阜阳渡口。这时，对岸响起了枪声。侦察员报告：敌人的先头部队靠上来了。一场激烈的阻击战在颍河两岸展开。指战员们深深懂得这场战斗的意义，顽强地抗住了敌人的猛攻，坚持了两天两夜，为主力部队的调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黄维在阜阳渡口遭到顽强阻击，不得已又在下游迂回渡河，但已耽误了两天时间。黄维兵团１５日渡过颍河，沿途道路、桥梁遭到破坏，又遭到豫皖苏军区部队和民兵游击队的不断袭击，１２万人马行如蜗牛，有时一天前进不到２０里，至１８日黄昏，才到达涡河南岸的蒙城地区。这时，中原野战军指挥部早已完成了阻击部署，第一纵队和兼程赶来的第二纵队和第六纵队，在涡阳、蒙城一线设置好了纵深防线。第十二兵团以步、炮、坦协同动作，向涡河北岸的中原野战军部队展开猛攻，企图一举进占宿县，然后向黄百韬兵团靠拢。可是，就在这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口袋阵，又已经布设好了。
关门打狗
１１月２日，陈毅、邓小平发现孙元良兵团开向宿县，即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判断刘汝明兵团可能放弃商丘，退守砀山、黄口地区，邱清泉兵团则可能从砀山、黄口一线缩回徐州，似有转入东援黄百韬的模样。因此，他们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中心意图是从西、南两个方向对徐州采取攻势行动，以牵制邱、刘两部。并打算以一部兵力攻占宿县、徐州中间地区，在孙元良北援时歼其一部。
刘伯承于３日复电陈毅、邓小平并告中共中央军委：“蒋匪重兵守徐州，其补给线只一津浦路，怕我截断，故令孙元良兵团到宿县（今已全到），邱、刘两敌亦有如陈邓所料之趋势。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变化，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断截徐、宿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亦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面斩断敌人中枢方法，收效极大。盖如此，则不仅孙兵团可能北援，便于我在运动中给予歼击，即邱兵团亦可能被迫南顾，减轻其东援对我之压力，对整个战役帮助较大，请陈、邓切实考虑，机断行事。”
在指令参谋人员拟稿发电的时候，他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斩断徐蚌线，是我们“关门打狗”的要着。当前的目标是拦腰切断敌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线，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徐州以南，减轻其主力东援黄百韬兵团的压力。最终的目标是隔断徐州战场与国民党南京大本营的联系，彻底陷敌于孤立，便于徐图各个歼灭。
１１月６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响后，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主力攻击商丘地区的国民党军刘汝明部，于11月８日解放了砀山，从西面进逼徐州。在淮海战役发起的当天，驻守徐州东北贾汪地区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共产党员张克侠、何基沣率两个军起义，为华东野战军主力插向徐州以东碾庄地区围歼黄百韬兵团，敞开了北门。
这时，蒋介石发现解放军的首要目标是吃掉黄百韬兵团。他连日召开官邸会报会议，商讨解救黄百韬兵团的办法。虽经多方计议，仍然拿不出什么良策妙计。最要命的问题是兵力不足，蒋介石已无战略机动部队可供使用。辽沈战役结束以后，华北傅作义集团须防备东北解放军南下，已无法向中原抽兵；白崇禧有意保存实力和造成蒋介石的困境，拒绝从华中调兵。因此，蒋介石只得指望淮海战场的军队自寻出路。他将邱清泉第二兵团、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分别由砀山、蒙城调回徐州；又电令黄维兵团加快行动，及早投入徐州战场；令李延年第六兵团、刘汝明第八兵团，从蚌埠向北增援，企图猬集主力于徐蚌之间，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徐蚌会战”。为了加强徐州刘峙集团的指挥力量，蒋介石让杜聿明重新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实际负责淮海战场的指挥。杜聿明原来就担任这个职务，因东北战场吃紧，被蒋介石调到东北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指挥部主任，东北失败后，又被调回，并被赋予更大的职权。
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９日至１１日，连电中原野战军，要他们采取切实措施攻占宿县，切断徐蚌路。刘伯承于１０日赶到淮海前线后，立即同陈毅、邓小平研究从速攻取宿县，截断徐蚌间敌人联系的问题，并于１１日下达了徐蚌线作战的命令，以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一部攻取宿县；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沿津浦线宿县、徐州段向东向北攻击，钳制邱清泉、李弥兵团东援黄百韬；第九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沿津浦线固镇、蚌埠段向南推进，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北援；第一纵队为预备队。同一天，中原野战军指挥部召集各纵队领导开会，进行了具体的部署。１２日，参战部队开始行动。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向宿县至徐州一线的敌人出击。孙元良兵团闻风北逃，在夹沟地区被歼一部。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一部乘势包围了宿县县城，随即在宿县以南设置阵地，准备诱歼北援的李延年、刘汝明部，同时积极准备攻城。
宿县是一座古城，是津浦路徐州、蚌埠之间的一个要点，位处徐蚌战场的枢纽地带，扼南北交通要冲。国民党军徐州重兵集团在这里存有大量武器、弹药、被服、装具等军需物资，是他们极为重要的后方补给基地。因此，它的战略地位显得十分突出。
解放军围攻宿县的举动，震动了徐州和蚌埠的国民党军。但徐州的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正东援被困碾庄的黄百韬兵团，无法倾力南下。位于蚌埠和固镇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兵力较弱，唯恐陷入解放军的重围，畏缩不前。宿县之敌陷于孤立。守敌仅有第二十五军第一四八师等1.3万余人。但他们仗着高墙深壕和坚固的工事，以及铁甲列车、装甲车等，力图固守。１４日，第三纵队及第九纵队一部扫清外围，完成攻城的准备。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带领各旅领导进行了现地勘察，确定了主攻东门，南、北助攻的方案。１５日下午发起总攻，经１０个多小时的激战，至１６日拂晓全歼守敌，攻占了宿县。与此同时，第四纵队和华东野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等部占领了固镇，控制了２００里铁路及沿线两侧地区。
攻克宿县，打到了敌人的致命之处，造成了对徐州国民党军的战略包围，截断了他们南逃的退路。１１月２２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２３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经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１８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尚不敢作这种估计。这种形势的造成，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很少有攻击能力。”这里对攻取宿县的战略作用作出了恰当的评价。
事后，国民党报纸评论说：“共军这个动作，一是截断徐州向南唯一而重要的补给线，二则为牵制徐州方面的孙元良、邱清泉两兵团，使国军不能用尽所有的力量，去解决东翼共军。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动机，就是阻止黄维兵团的北进。”①然而，[《新闻天地》第5３期。]这种认识对于国民党军来说，未免太迟了。
围师不阙
为了统一领导中原、华东两大战略区和两大野战军的作战行动，统筹淮海战场的后勤供应，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前线总前委，于１１月16日致电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并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３个月至５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８０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这里所提到的“谭”，即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
总前委成立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担负起全面指挥淮海作战的重任，但他们的指挥位置仍然在中原野战军一边，一切号令均通过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发出。这时候，淮海战场交战双方的兵力都已集中。由于黄维兵团的到来，国民党军集结了共约８０万人。华东野战军１６个纵队，中原野战军７个纵队，以及周围各军区所属地方武装，总兵力约有６０余万人。
刘伯承和陈毅、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分析了战场形势，认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完成围歼黄百韬兵团，各方向的作战必须为这个中心服务。他们见华东野战军既要集中力量解决黄百韬兵团，又要阻击由徐州东援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任务确实很艰巨，觉得必须给予有力的配合。他们指挥中原野战军牢牢控制淮海战场南线战局，对黄维兵团采取监视、拖住的方针，不使其到达宿县、固镇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尔后合力援救黄百韬兵团。具体部署是：以第一纵队在蒙城、宿县间作正面防御。以第二、六纵队组成突击集团打黄维之侧后。另以第三、四纵队阻击李延年兵团，诱其深入，寻机歼灭。以第九纵队阻击刘汝明兵团。
１１月１９日晚，华东野战军以有重点的多路攻击手段，对黄百韬兵团发起总攻，激战彻夜，于翌日晨攻占碾庄圩，又歼灭该兵团部及第二十五军军部等万余人。黄百韬率残部东逃至第六十四军驻地大院上，继续顽抗。
战役发展到了重大的转折关头。第一阶段实现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计划后，第二阶段主要歼敌目标指向谁呢？还在黄百韬兵团被围歼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军委与总前委、华东野战军领导曾有过多次电报磋商，先后提出过诱歼北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围歼南线黄维兵团；割歼由固镇北进的李延年兵团等多种预案。但由于当时黄百韬兵团还没有全部歼灭，战场内外的情况尚未十分明朗，因此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一切要待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根据当面敌人的情况再作决定。１１月１９日黄百韬兵团即将被歼，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在研究战场情势后，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认为华东野战军经过连续作战已相当疲劳，“刀锋似已略形钝挫”，如不休整，接着歼灭比黄百韬更强的邱清泉、李弥兵团，殊非容易。而中原野战军６个纵队单独对付黄维、李延年、刘汝明３个兵团，困难颇多。如取正面防御，必兵力分散，不能歼敌，且有被敌透过一路增援徐州的危险；如取机动歼敌，虽可逐个歼敌，但对华东野战军作战不无影响。因此建议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不如“以七、八个纵队钳制邱清泉、李弥，以六、七个纵队先打黄维、李延年，似为上策。”中共中央军委采纳了这一建议，于１９日当天指示中原野战军担负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华东野战军除速歼黄百韬兵团外，以主力一部担负歼灭李延年兵团的任务。后来，又进一步要求华东野战军以一部协助中原野战军歼击黄维兵团，另一部负责阻击徐州和蚌埠方面的国民党军。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积极创造围歼黄维兵团的条件。１１月１９日，黄维兵团开始攻击渡河，以主力投入战斗，用猛烈的炮火开路。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鉴于第一纵队防御纵深薄弱，主力尚未赶到，涡河、淝河间地区狭窄，不便大军作战，故决心改在淝河、浍河之间歼灭敌人。２１日夜，令主力全线转移至浍河北岸布阵，各纵队只以小部接敌进行移动防御，以求消耗敌人，创造战机。
华东野战军方面，抓紧了对黄伯韬兵团残余部队的攻歼，２２日予以全歼。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胜利结束。
就在同一天，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召集中原野战军纵队领导开会。会上刘伯承表达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打黄维的意向，说华东野战军于日内即可结束徐东作战，现正分兵南下，钳制徐州和蚌埠之敌，保障中原野战军侧背的安全。中原野战军当前的任务，是设法将黄维兵团包围起来，尔后分割歼灭。他强调指出，大家要充分认识围歼黄维兵团的艰巨性，打个不好听的比喻，这一仗好比是“瘦狗拉硬屎”。他这是针对双方的实力而言的，中原野战军７个纵队共１２万人，与黄维兵团大体相当。但由于大别山的消耗和部分兵力留置，造成各纵队兵员不足，除第一、四纵队各有９个团外，其余均只有６个团，第九纵队甚至只到了５个团。武器装备方面，除了几十门野炮、山炮、步兵炮和２００多门迫击炮外，基本武器只是轻重机枪、步马枪和手榴弹，而且弹药不足。与黄维兵团美械装备的坦克、重炮、自动步枪等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邓小平要求大家拿出“倾家荡产”的气魄，他说，只要歼灭了南线敌人的主力，中原野战军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各纵队领导纷纷表示了坚决打好这一仗的决心。
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在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之后，黄维兵团为避免孤立被歼的危险，必定会拚死向津浦路靠拢，以同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合为一股。由于它机械化程度高，携带有大量辎重，又急于求进，估计会选择宿蒙公路为主要通道。而这里又只有南平集有座大石桥可以通过重炮、坦克。因此，有效地控制宿蒙公路，坚决扼守南平集，是实现阻击和包围黄维的关键。于是，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决定把南平集作为扼守要点，令陈赓率第四纵队坚守。
黄维见解放军全线撤至淝河北岸，误认为攻击得手，命令部队乘势攻击前进。但他手下的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看出情势不妙，建议暂留蒙城观察一下再说，免得陷入圈套。黄维听了也感到言之有理，但又顾虑违拗蒋介石限期攻占宿县的命令，因此，犹豫不决，在蒙城周围徘徊了一天。这时，黄百韬兵团被全歼。蒋介石对黄维封锁消息，仍督促他继续北进。黄维只得又沿宿蒙公路向南平集攻击前进。
南平集的阻击战打得异常激烈。黄维志在必得。一连两天，他以主力第十八军担任主攻，动用大量坦克、重炮，轮番向南平集发动猛攻，镇子被打成一片火海，许多房屋被夷为平地。陈赓是位久经战阵的老练指挥员，他命令部队把阵地推进到南平集以南数百公尺的田野上。在正面构成以班、排为单位的集团工事，以减少炮火杀伤，增强独立作战能力。待第十八军冲到阵地前沿，即突然开火给予重大的杀伤。黄维所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始终未能攻入南平集。
当夜，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迟迟不进，黄维兵团远道而来，孤军冒进，态势突出，现在歼击黄维兵团时机甚好。因此决心放弃南平集，在浍河以北布置袋形阵地，诱敌深入，聚歼黄维兵团。２４日下午，毛泽东的复电来了，称：“（一）完全同意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理，不要请示。”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立即按计划行动，指挥中原野战军完成纵敌深入、暗设口袋的新布势。他们以第四纵队第十旅和第九纵队一部吸敌就范，利用浍河将南岸的３个军隔断，然后集中第一、二、三、六、十一纵队两翼包围，予以攻歼。当中原野战军主动后撤时，引起了黄维的错觉，他以为第十八军的突击获得成功，于是下令该军经南平集过河，其余部队陆续跟进。正行进间，埋伏在东西两侧的中原野战军突然全线出击，枪炮声和喊杀声响彻浍河上空。第十八军唯恐孤军深入而被解放军割裂在浍河北岸，慌忙又缩回浍河南岸，这时，蒙城也被中原野战军占领。黄维发觉中了圈套，决定不向宿县前进，改道向固镇转移。２４日黄昏，中原野战军各路部队乘敌人动摇之机，展开猛烈的向心攻击。战斗力较弱的第十四军当即失去指挥，溃不成军。位于最南面的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和第十一纵队，协力封闭了东南方向敌军的去路。黄维兵团被包围于以双堆集为中心、半径１５华里的地区内。第十八军第四十九师掉头南逃，被第六纵队第十八旅跟踪尾追，于２６日夜在大营集一带歼灭。
蒋介石并没有料到黄维兵团会这么快落入解放军的包围圈。２３日，他召集刘峙、杜聿明到南京开会。由于黄百韬兵团的覆灭，会场里一片沮丧气氛。蒋介石为了振作士气，对黄百韬的顽抗到底吹捧了一番。当有人提到黄维兵团的处境时，他吹嘘黄维有十数万之众，装备精良，完全有独立作战和支撑的能力。因此，他决定徐州“剿总”的主力向符离集进攻，李延年兵团和黄维兵团向宿县进攻，南北夹击，打通徐蚌间津浦路的交通。刘峙、杜聿明也认为别无良策，这样似乎尚有一线希望，散会后即飞返徐州。飞机经过双堆集上空，杜聿明通过报话机与黄维通话。黄维焦急地说：“当面敌人非常顽强，应想办法，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杜聿明回答：“今天老头子已决定大计，马上会对你下命令的，请你照令实施好了。”不久，蒋介石的电令果然传到黄维的司令部。同时，从杜聿明那里也传来徐州主力已大举南下的消息。黄维不禁面露喜色，以为转机来了。他下令仍向东南方向进攻，争取与李延年、刘汝明靠拢。
一连几天，黄维驱使各军轮番向解放军阵地进行猛烈的攻击，但在解放军的坚强阻击下，损兵折将，无法突破包围圈。北面的“徐州主力”，根本杳无音讯；南面的李延年兵团，更是毫无影踪。黄维再度陷入失望，连连向蒋介石求救。蒋介石此时正狼狈万状，手里已无兵可调。华北前线，由于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傅作义的55万人马已处于被包围的境地。西北胡宗南集团，自顾不暇。华中地区尚有张淦兵团和宋希濂兵团，但一来远水难救近火，二来白崇禧存心作梗，设置种种障碍，难以及时调到。蒋介石处于万般无奈之中，只得复令黄维兵团“固守待援”，并下令空军予以配合。命令传到双堆集前线，黄维及其左右的一班高级军官立刻哗然，他们业已感到局势的危殆，但又别无他法，只得准备作困兽之斗。
在中原野战军前线指挥所里，洋溢着热烈而紧张的气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轮流在作战室值班，随时掌握着战役的进程。为照顾刘伯承的身体，邓小平常常主动连值两班，对准时来作战室接班的刘伯承说：”这一阵把你拖垮了，你好好去休息。我年轻力壮，应该多担点工作。有大事一定来叫你。”这一对老战友的革命友谊，在战火硝烟中与日俱增。
这时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指挥部已移到宿县西北临涣集附近的小李家，离双堆集仅几十里。在这之前，他们的指挥部往来移动于临涣集周围的严家、周殷圩等村庄，到小李家后相对稳定。这个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从此成为名垂史册的纪念地。
黄维兵团的被围，使中原野战军指战员感到十分欢欣。尤其是第十八军这个老冤家，终于落入罗网，这一回得好好跟它算总帐了。但刘伯承毕竟比别人想得更深一层。他熟知黄维兵团尤其是第十八军，不仅装备精良，而且军官一律军校出身，士兵受法西斯教育极深，训练严格，讲究战术，要想歼灭它，并非易事。还是采取稳妥方针为好。经过与陈毅、邓小平研究，他们决定将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划分为三个阶段：阻击作战阶段，紧缩包围、准备反击阶段，阵地歼灭战阶段。第一阶段，已经以黄维兵团的被围而告结束。
１１月２５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令部队加紧压缩敌人。最初两天，由于部队对敌人的防御能力估计不足，在作战上只是猛烈突击，造成较大伤亡。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根据这种情况，组织各部队进行火线总结，并及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战术方面，必须不是依靠急袭，而是依靠充分的侦察和技术装备（近迫作业、步炮协同等），去取得成功”。各级指挥员很快克服了急躁轻敌的情绪，认真总结经验，研究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于弹药不足的问题，刘伯承立即命令后勤司令部组织前送。并指示：“此战本拟乘黄维立足未稳之时机开始攻击，但因我弹药未能及时大量前送（此点或可认为此战拖延时间之重大原因之一，后勤在现代规模战争中的重要性，诚不可忽视），故只好延迟。”设在商丘的交通司令部，马上调集了大量汽车和民工支前的大车、手推车，将弹药和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淮海前线，保障了作战的继续进行。
连日来，中原野战军指挥部作战室里热闹非凡。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围着地图和沙盘，时而沉思，时而交谈。他们鉴于敌人成密集队形防守，逐村顽抗，很难割裂，曾考虑再使用“围三阙一”的战法，故意放开一个缺口，让敌军突进预设的袋形阵地，一在运动中予以歼击。但联系到敌军这两天的战术，往往采取进占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滚进的办法，想尽量扩占地盘，伺机突围。如果让敌人突出包围圈，在广阔的平原地形上不但无扭住的把握，而且敌人多占一村，可利用解放军原有工事组织防御，更可获得较多的民间粮食。他们在权衡了整个战场的形势后认为，徐州杜聿明集团所辖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３个兵团以及蚌埠方向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已被华东野战军牢牢盯住，无法前来增援黄维兵团。歼灭黄维兵团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他们一变“围师必阙”的常规，决心采取“围师不阙”的办法，“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以困饿之”。对装备强而粮弹难乎为继的黄维兵团，这种办法非常见效。11月２６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截至现在止，我已将敌压缩在东西不到２０里，南北１０里左右的七个小村中，敌人始终企图向东南突围。今日在大量飞机、坦克掩护下，多次攻我阵地均未得逞。其粮食已极困难，且无宿营地，但仍逐村顽抗，我们采取稳扎稳打、逐步压缩，利用炮击，最后歼灭的战术。华野二、六两纵刻在湖沟集南北阻援，亦无问题。全歼该敌，已大致肯定。”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工兵营的一个军官１１月２８日的日记这样写道：“我们被困已３日了，‘住’、‘吃’、‘拉屎’都成了问题。遍地挤满了人，插足都没地方，那还能拉屎？早饭吃了红薯后，经大段巡视，才找到一处略有隆起的地方蹲下了。另一战友告诉我：那是埋的死人，昨天炮弹炸死的。我赶忙变换阵地。”国民党军的狼狈之状，于此可见一斑。
在紧缩包围阶段，中原野战军还利用敌人急于突围的心理，给敌人以巨大的消耗。１１月26日以后，黄维见援兵无望，决定组织突围。在大量飞机、坦克的掩护下，采取成团成师的集团冲锋，妄图一举突破解放军的包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示部队构筑大纵深工事，顶住了敌人的疯狂冲击。１１月２７日，黄维集中了第十八军、第十军和第八十五军的４个主力师，向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和陕南第十二旅阵地进行轮番的持续攻击。由于事先第八十五军第一一○师师长廖运周向中原野战军通报了消息，第六纵队等预有准备，给突围部队以迎头痛击，粉碎了黄维的突围计划。
第一一○师是以该师师长廖运周为首的中共地下组织控制的一支部队。早在１９４８年７月，刘伯承、邓小平就给该师的党组织下达了指示，要他们作好起义的一切准备。１１月２６日，当廖运周得知黄维将于次日晨组织４个师突围的消息后，感到刻不容缓，立即设法派人前往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报告了这个情报，并要求乘突围之机举行战场起义。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示第六纵从坚决支持起义，给廖师严密规定了行进路线和联络信号。次日晨，双堆集地区大雾弥漫，廖运周率两个团按指定路线，进入中原野战军规定地域。尾随的敌人以为一一○师突围成功，即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纷纷涌进。这时，第六纵队等部以预伏的火力，向敌突围部队猛烈扫射，敌人在突然打击下陷入混乱。不久，黄维发现第一一○师已经起义，又重新组织突围。然而，从此士气一蹶不振，毕竟是强弩之末了。
在围困国民党军的战斗中，中原野战军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与敌人斗志斗法，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威震敌胆的近迫作业和飞雷，就是在这艰苦的围困作战中创造、发展起来的。为了对付敌强大火力，在刘伯承的倡导下，战士们以“地平线下前进”的近迫作业，构筑成纵横几十里的战壕，迫近双堆集敌中心据点几十米处，形成了对敌攻防的有利阵地。飞雷，是第四纵队指战员们根据民间制爆竹的古老技术而发明的一种炸药抛射器，用迫击炮或汽油桶作装具，用于近距离摧毁敌人的碉堡和工事，效果显著。淮海战役前夕，刘伯承曾到第四纵队参观过飞雷的试验，他要求工兵继续给予提高、完善，说：“飞雷的创造经过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它的诞生，表明了人民战士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领导上热心地扶持着这种智慧的发展，就会变成无坚不摧的力量。”战后，许多俘虏心有余悸地说，解放军有三招最使我们害怕：一是近迫作业，往往一夜之间，新挖的战壕就逼近了我们阵地；二是阵前喊话，从相隔几十米远的交通沟里进行政治攻势，搅得人心难安；三是飞雷，在发起攻击前，象大西瓜一般的东西落在阵地上，把鹿砦、工事和死尸一起抛上了天，实在厉害。
被围困的黄维兵团，损耗巨大，弹药缺乏，粮食断绝。蒋介石派飞机空投，但包围圈日益缩小，很多物资都落入解放军手中。敌军所得甚少，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黄维兵团已经陷入绝境。１２月１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报告：“敌人已无饭吃，且已发生柴火困难，即使大量空投，亦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拟先攻其（双堆集）北端之三官庙、马围子诸村（十八师），尔后将敌压缩于双堆集两里见方的地区，而以大量炮火猛攻之。”
蒋介石仍不甘心失败，竟孤注一掷，令杜聿明放弃徐州、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３个兵团，绕道肖县、永城南下，企图拊击中原野战军侧背，以解黄维兵团之围，尔后合兵南撤。令李延年、刘汝明合力北进，以为接应。１１月３０日，杜聿明率３０万人撤离徐州。粟裕当机立断，以１１个纵队的强大兵力，进行多路、多层次的追击与拦击。至１２月４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包围于徐州西南的陈官庄、青龙集地区。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总前委对黄维兵团、杜聿明集团和李延年兵团，分别采取攻歼、围困、阻击的不同方针。在中原野战军指挥部作战室里，刘伯承随手将口杯、砚台、电文纸摆成三堆，接着对参谋们说：“这就象我们面临的三股敌人。军委电令我们吃掉已围的黄维兵团，围住南下的杜聿明集团，阻住北上的李延年兵团，这叫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要保证夹着的掉不了，看着的跑不了，就必须吃掉黄维兵团，腾出手来，再歼杜聿明、李延年。”
从１２月４日起，进入歼灭黄维兵团的最后阶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精细地计算了敌人兵力损耗的情况，判断除被歼和起义外，只有第十一师尚较完整，别的均残破不堪。于是决定使用总预备队华野第七纵队、第十三纵队，并调来华野特种兵纵队一部，展开总攻。刘伯承特别强调攻击阵地的编成和火力组织。他指出：“阵地的编成必须是无数的交通壕和地堡网，或单人的散兵坑（为防止敌炮火及坦克的摧毁，单人散兵坑比地堡更为适用），平行和纵横交织地从四面八方向敌人阵地前进，我们的工事迫近敌人愈近，就愈易奏效和减少伤亡”，“攻击的火力必须集中和严密分工”。根据敌人的防御态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决定以陈赓指挥第四纵队、第九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为东集团，先歼灭双堆集以东之敌。以陈锡联指挥第一纵队、第三纵队及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为西集团，歼击双堆集西北之敌。以王近山、杜义德指挥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为南集团，歼击双堆集以南之敌。其中以东集团为重点，求得先攻占杨围子、杨庄、沈庄等地，将敌防御体系打破，并使黄维兵团部所在地之核心阵地完全暴露于攻击部队的火力威胁之下。
12月5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下达了对黄维作战总攻击的命令：
（一）敌黄维兵团经我半月作战，已损失总兵力至少三分之一，战斗部队至少损失五分之二，其主力十八军（包括十人师）亦已残破，这是我各部队英勇作战的结果。
（二）根据总的作战要求及当面实际情况，颁发命令五条如下：
甲、从明日午后4时半起开始全线对敌总攻击，不得以任何理由再事延迟。
乙、陈赓、谢富治集团务歼沈庄、张围子、张庄地区之敌，陈锡联集团务歼三官庙、马围子、许庄地区之敌，王近山、杜义德集团务歼双堆集以南玉王庙、赵庄及以西前周庄、周庄、宋庄之敌，并各控制上述地区，然后总攻双堆集，全歼敌人。
丙、总攻战斗发起后应进行连续攻击，直到达成上述任务为止，不得停止或请求推迟。
丁、各部应不惜最大牺牲保证完成任务，并须及时自动地协助友邻争取胜利。
戊、对于临阵动摇贻误战机的分子，各兵团各纵队首长有执行严格纪律之权，不得姑息。’
（三）本命令用口头直达连队。
命令传到部队，指战员们欢呼雀跃。最后围歼黄维兵团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12月6日16时30分，发起了总攻。各集团依靠周密的侦察和严密的组织，利用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充分发挥步炮协同的威力，向双堆集四周展开猛烈的攻击。敌人仍然作拚死的抵抗。６日晚至７日晨，解放军先后攻占双堆集周围的李围子、李土楼、小周庄、宋庄、东马围子等地，剥开了敌防御体系的第一层外壳，把战线推向敌人核心防御阵地。此后，各纵队普遍采用昼停夜攻的方法，避开敌人的火力，发扬近战夜战的特长，逐日取得了进展。敌人则在白天组织反击，以成团成营的兵力，在坦克、炮兵和空军的掩护下，四出平毁交通壕。但密如蛛网的交通壕从四面八方伸向敌人阵地，即使部分遭到毁坏，很快就被修复。１２月９日，刘伯承指出：“敌现集于上千的地堡网内，故我只能稳步前进，只要交通壕迫近，加上密集炮火，必能成功。”各攻击部队根据这一指示，加强近迫作业，把交通壕尽可能延伸到敌人的阵地前沿，针对选好的攻击点，集中兵力兵器，一鼓作气压向敌人，往往取得成功。依靠这种稳步前进的战术，提高了歼敌效果，减少了自己的伤亡。１１月１０日，在南集团的强大打击下，敌人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残余部队在该师师长黄子华率领下投城。敌人军心更加动摇。
１２月１２日，刘伯承、陈毅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名义，发出《促黄维立即投降书》。向黄维指出：“现在你所属的四个军，业已大部被歼。八十五军除军部少数人员外，已全部覆灭。十四军所剩不过２０００人。十军业已被歼三分之二以上。就是你所最后依靠的精锐十八军，亦已被歼过半。你的整个兵团全部歼灭，只是几天的事。而你们希望的援兵孙元良兵团，业已全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业已陷入重围，损失惨重，自身难保，必遭歼灭。李延年兵团被我军阻击，尚在８０里以外，寸步难移，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你本人和你的部属，再作绝望的抵抗，不但没有丝毫出路，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强烈炮火下完全毁灭。贵官身为兵团司令，应爱惜部属的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让你的官兵作无谓牺牲，如果你接受我们这一最后警告，请即决策。”这个文告，通过电台广播和喊话筒传播，反复传到敌人的耳中，进一步引起了敌人的惊恐和绝望。
由于黄维拒绝投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决定予以彻底歼灭。１２月１３日，他们调整了部署，以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和第十三纵队加入南集团作战，把作战重点改以南集团为主，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统一指挥，结合东西两集团，直捣敌指挥中心双堆集核心阵地。１４日，攻击部队四面多路会攻双堆集东侧敌核心据点--野战集团工事。这里距黄维兵团部仅有两里，是黄维兵团部的重要屏障。黄维指派号称“威武团”的第十军第十八师第五十四团据守。突击开始前，上百门火炮齐射，炮弹和飞雷倾泻在敌人阵地上，使敌人苦心经营的野战集团工事大部被摧毁，守敌非死即伤。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旅第四十九团“襄阳登城第一营”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第八师第二十三团“洛阳营”，分别从南面和东面突破敌人阵地。黄维急派其警卫团赶来增援，但已无法抵挡，一阵激战之后，仅剩百余人狼狈逃回。
黄维见大势已去，于１２月１５日下午决定进行最后的突围。他命令所有残余部队“四面开弓，全线反扑，觅缝钻隙，冲出重围”，实际上是让官兵四散逃命。黄维、胡琏、吴绍周各搭乘一辆坦克突围。黄昏，攻击部队乘敌人慌乱突围之机，分多路向双堆集实行穿插和割裂，终于将黄维兵团残余部队一一歼灭。黄维、吴绍周被生俘，只胡琏侥幸逃脱。至此，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胜利结束。计歼敌１个兵团部、４个军部、１１个整师和１个快速纵队，共１０万余人，缴获武器弹药一大批。
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来电，请刘伯承在黄维兵团歼灭后，到中央商谈战略方针。要求刘、陈、邓、粟、谭五人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到中共中央。据此，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１７日赶赴设在肖县西南蔡洼的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粟裕一见到刘伯承，就感慨地说：“我们１７年没有见面了！”他俩从１９３２年在红军学校分手算起，至今正好有１７个年头了。随后，大家回忆起长征与南方三年游击战挥师过大江敌前渡江争的经历，又谈到当前淮海战场的胜利及今后向全国的大进军，气氛越来越热烈。然后，五人正式开会，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商定了一系列的计划。会后，刘伯承、陈毅动身北上赶赴西柏坡。
经过华东野战军的英勇作战，杜聿明集团也在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０日被全歼。至此，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协力歼灭了国民党精锐主力５个兵团，２２个军，５６个师，共５５．５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战后，刘伯承在为中原野战军《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的题词中指出：“淮海战役乃毛泽东军事学说中各个歼灭黄百韬、黄维、杜聿明三军的范例，而双堆集歼灭黄维军一战，则乃承先启后的关键。由于我在津浦西侧从黄维的外翼开始围攻，而杜聿明军则欲从徐州西南拊我外翼，以与李延年军协援黄维，因而被歼灭于永城东北地区。双堆集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我在转换关头上运用不同战法而持之以顽强，必须着重研究而发扬之！”这一精辟的见解，是他对淮海战役的科学总结，也是他在这场伟大的战略决战中指挥艺术的光辉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