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简介
本书不是把城市作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舞台，而是综合考察北京这个古老帝都本身的转型，以及被塑造成现代中国“文化城市”的过程。作者指出，今天所认为的“老北京”其实并不很老，它并不是帝都时代的北京，而是不那么遥远的民国北京。今天对老北京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是将历史商业化的产物。北京不仅是政治活动中心，也是各类人群的生存社会。在作者的观察视野下，北京城获得了深刻的、实质性的学者叙述。
——唐晓峰
《民国北京城》是第一部对民国时期北京的空间变迁、日常物质生活及其文化表述做出系统研究的重要学术专著，与其他研究北京的著作相比，该书的一个独特视点在于对民国时期北京的普通人群及其日常生活实践的极大关注。“传统的回收”这一概念的独到应用具有很大的启示，它对过去与现在、旧与新、物质与文化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新的辩证的视点。
——张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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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玥 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博士。现为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历史系教授、杰克逊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部主任。研究方向为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历史，著有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2003）；与他人合作编著有Everyday Modernity in China（2006），The 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 Consumption, Modernity, and Globalization（2008）。
目录
序言 （Thomas Bender）
前言
绪论
I 规划北京
第1章 从京师到北平
第2章 权力：城与人
第3章 传统：城市与国家
II 经历北京
第4章 生产：新经济体系中的北京
第5章 消费：空间和实践的等级
第6章 回收：经历天桥
III 书写北京
第7章 社会学：诊察城市病
第8章 历史：记录老北京
第9章 文学：书写新北京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民国时期航拍北京老建筑
钟鼓楼鸟瞰照
高清老照片：民国初年的北京城
这是一组由日本著名摄影师山本讃七郎拍摄的民国初年的北京高清老照。
山本讃七郎，1855年生于日本冈山县。1882—1897年在东京开设照相馆。随后，在北京拍照并设相馆，所拍者多为北京古建筑、风土人情及清王室成员。2005年，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将山本讃七郎原版照片数字化并在互联网上公布。——题记
□摄影/山本讃七郎(日本)
□搜图/白梅月下客
（颐和园从玉泉山远眺万寿山方向）
（颐和园万寿山北部）
（颐和园昆明湖 石舫 万寿山）
（颐和园十七孔桥）
（从景山眺望钟鼓楼）
（鼓楼大街）
（天安门）
（天安门南、大清门右侧洋楼）
（前门）
（箭楼）
（街道碑坊）
（马车牌楼）
（露天食摊——依稀可见依旧拖着长辫的食客）
（食担挑子）
（熟肉小摊）
（修补匠）
（鸽子市）
（搬运工）
（陶瓷摊点）
（柳草编制的各种日用杂货）
（古董摊点）
（陶瓷缸瓦摊点）
（瑞蚨祥绸布店）
（裕顺兴绸缎店）
（北海团城）
《民国北京城》试读：导言
“老北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成为一个让很多人着迷的话题。当过去遗留下来的老房子正一天天被拆毁，以便为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和高层公寓楼腾出空间时，怀旧情绪却开始在这个古老的城市蔓延开来。多年前拆毁的老城墙已无法重建，过去老城时代密切的邻里关系也不再能够保留；留恋“老北京”的人只能在地方小吃和一些保留下来的那个时代的娱乐表演中，在退色的记忆的朦胧回忆中，在观光客们光顾的茶馆中，找到些许的安慰。小胡同和四合院开始吸引外国人的注意，但是普通的北京人家庭正在忙着搬进装着防盗铁门，与邻居“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的高层楼房。当从日本引进的塑料“整体浴室”成了不可缺少的装备时，老式的“社区中心”一样的澡堂便只是留在电影里的事了。晚饭后街边大树下的棋局已不再是一道熟悉的风景，今天城市的夜晚已被机动车的噪音和废气所污染，但是关于老北京的历史的节目和具有地方特色的娱乐节目则每周都在电视上上演。北京城的每一个区都编撰了自己的历史，极力推出本区的名牌商业区和旅游名胜。旧时的商业策略，从一家特色餐馆如何烧一道招牌菜到商店的店员如何招揽顾客，都成为服务业模仿的样板。关于“老北京”的文学和摄影作品不断涌现。民国时期出版的许多旅游指南、照片和随笔被辑集再版。希德尼·甘博（Sidney Gamble）1919年所作的关于北京的社会调查在它首次用英语出版后80年出版了中文版。老舍这个老北京最杰出的文学代言人的所有作品也已被重新出版，许多作品还被拍成了电影，搬上了舞台，或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老北京”热并不限于旧著重版。许多有关“老北京”生活和文化的“百科全书”也已编辑出版。文学市场上，“京味文学”开始流行起来。一些作家因在作品中塑造了把生命耗费在遛鸟、种花、斗蟋蟀和玩赏古玩上的“老北京人”而声名鹊起。这些新作家中，那些语言和细节的描写传达了“纯正北京风味”的作家则更受推崇。当今天的北京人力图去寻找一种不同于社会主义首都的城市认同的时候，或当他们试图去表达他们对这个城市进行的空前规模的重建和发展的反感态度的时候，很多人将目光转向了“老北京”。那么，什么是“老北京”呢？今天我们所认为的“老北京”在很多意义上其实并不很老。它并不是帝都时期的北京，而是距离我们没有那麽遥远的民国时期的北京。今天被重构的物质生活的类型很多来自于民国时期。今天市场上出现的很多“老北京”小吃并非来自皇宫，而是民国时期城市小贩们在小胡同里叫卖的吃食。天桥也是在1911年末代王朝被推翻后才成为“民间艺术中心”。而许多号称自帝国时代起就有“悠久的传统”的商业设施，当经受了20世纪的历史巨变后，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城市的文学表述模式也含有浓重的民国时期的痕迹，尤其是其强烈的怀旧感。关于“老北京”的新作品与七八十年前作品相比，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对日常物质生活中的细节和人文轶事的迷恋。毋庸置疑，对老北京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是将历史商业化的产物；它并不影响人们逃离拥挤的大杂院和胡同，奔向一种他们认为更舒适的生活方式。但是在北京城的居民对于急剧改变他们生存空间的开发项目的决策很少或根本没有发言权的状况下，强调“老北京”的价值也成为了目前评论这个城市的变化时所最常采用的策略之一。人们有时并不是真正想回到过去的生活，至少不是在简单的复制的意义上。“过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词汇表和参照系，它为今天的城市居民对他们不愿见到的事物进行批评提供了一个途径。迷恋于“老北京”的人们并不细究20世纪初开始改变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项目，他们也不特别执着于保存一个“传统”的帝都北京。 他们关注的不是这个城市中以前宏伟的景观：壮观的景象和标志性建筑都可忽略，相反，他们关注于小的事物，甚至是这个城市以前日常生活中的细微特征。追忆喧嚷动荡的20世纪初期的生活，这个政局不稳、经济艰难的时代成了今日北京许多人灵感的源泉。民国时期的北京还远远没有被人遗忘，它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在民国北京最持久和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形象中有这样一群人，就是收废纸和拣垃圾的人们；一个可辨认的标志就是他们背上的大篮子。即使是北京最深的小胡同里也能每天听到这些妇女和孩子们“收废纸”的叫声；这些妇女和小男孩作为那时这个城市日常生活的缩影被选入摄影和文学作品中。海达·莫里逊 (Hedda Morrison) -- 一个从1933到1946年在北京工作的德国女摄影师解释道：“收废纸和垃圾是最贫穷的职业之一。所有只要还能重新回收和利用的东西都绝对不会被浪费掉，收废纸的人们为回收制造糙纸提供原料。” 在许地山关于北京三十年代初期生活的短篇小说《春桃》中，女主人公春桃就是一个废纸收集者。 对于春桃和她的同伴们来说，他们所收集的并不只是用来卖作原材料的废纸。他们常常不是简单地卖掉纸张，不经意地让上面的书写内容消失在回收过程中，而是小心地按上面的书写内容来分类。一小片康有为书法纸张可以为他们带来八毛钱，一封盖有明朝皇帝玉玺的朝鲜国王的来函则意味着一笔可观的财富。用过的邮票和带有有趣图画的香烟盒也被分类出售。春桃最厌恶的是从现代机构诸如学校或银行收的那种纸张，因为这些纸不但很重而且有难闻的油墨味道，卖不出多少钱。然而，即使这些质量很次的废纸片也能找到市场，可以作为商店里的包装纸来卖。春桃的工作不仅仅是把废纸变成有用的东西，而且也是辨识和归纳一个特定时代的价值观念及其历史意义。在同一个过程中，物质实体和它们所代表的历史被一起加以衡量。 《春桃》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民国北京回收历史的碎片的一个寓言：春桃通过对旧的东西进行分类整理来谋生，正如这个城市通过调动它的历史来定义当下一样。这个城市所富有的正是那些春桃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尽管北京在发生变化，历史的痕迹却无处不在。人们会不断地回忆起这个城市的过去，不仅仅是通过有鲜明帝国时代特色的建筑，而且是通过这个城市的人们和他们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很多真实的生活片段都被莫里逊捕捉进了她的摄影作品中。其中有这样一个作品，天安门前一个小贩把他的柿子仔细地摆放在绿色的叶子上,以衬托那果实诱人的金黄。另一幅是一个卖二手金属器皿的小贩在以前是皇室禁地的城市东南角的天桥市场专心地整理他的小罐。他的货物从古雅的黄铜器到新式的眼镜，都整洁闪亮地摆放在地上的席子上。另一张照片是一个老人在北海公园参与流行的滑冰运动。他年轻的时候曾为慈禧太后表演过。 这些作品带回了民国北京这些飞逝的生命的平凡瞬间。卖柿子的小贩是否意识到他正坐在往日帝国宫殿的门前，而在二十年前这对他而言还是禁地？那个溜冰的老人是否回忆起了他曾滑动在北海上的辉煌过去，那时的北海还是皇家园林，而非公园？这个帝国的历史对这个城市的居民意味着什么？他们又是如何认识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过去与现在的交织？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中，他们如何想象自己的未来？当他们挣扎在日常生活中时，他们所关注、梦想、期盼和焦虑的是什么？民国时期的北京经常被喻为是昙花一现的瞬间，一个被挤压在沉重的过去和无可改变的现代化未来之中的现实。但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对当时人来说，历史并不是那么遥远抽象，而未来的前景也并不是那么清晰确定的呢？如果我们“轰开历史的连续性”， 并且拒绝从目的论的视角把民国时期仅仅看作北京历史上一个无关紧要的过渡阶段，我们又会看到些什么呢？回答这些问题要求我们使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现代史领域的发展，尤其是有关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城市研究，都为这样一个新的框架提供了可能性。直到20世纪70年代，城市和城市生活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引起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西方学者很大的兴趣，或许正如伊懋可(Mark Elvin) 和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曾指出的，“学者们都被中国革命发自农村，而城市看起来（尽管只是看起来）并不是变化的主体这个事实搞得有点茫然了。”伊懋可和施坚雅于1974年编辑出版的《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断言，城市生活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很大意义，提出了与以上的流行观点迥异的看法。正像作者解释的那样：“中国首次与现代工业文明发生碰撞是在城市；中国人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同样也始于城市。” 但是这本书在整体上反映出“从过去悠久的传统中归纳出'现代’的现象”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事实上，正像伊懋可和施坚雅总结的那样：“直到二十世纪，很多中国既有的制度都在加速发展。举例来说，行会，慈善机构和小商业城镇等，在经济能力足以支持它们的地方都是如此。一些现代的发展，诸如以城市为基础的作为辛亥革命的根本的绅士和商人这样的政治力量，在前代后期就明白无误地展现出来了。” 二十世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探索了更为广泛的现代中国城市生活的问题。有关新机构和制度——诸如市政府、警察、学校、公共卫生处、银行和公共设施公司——发展的研究使我们开始关注以前从未研究过的城市管理系统。 从社会史和性别研究领域汲取了养料的城市社会史研究则揭示出人们对城市的体验既表现了同时也建构了他们不同的阶级、性别、种族甚至地缘身份，从而使得这个新的管理系统的含义更加复杂化和具体化。一些学者关注工人阶级，来自农村的暂居者和移民，以及不同阶层妇女的经历，从而对以前主要关注五四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形成了十分必要的补充和挑战。 关于城市社会的研究也成为对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问题讨论的中心。尽管学者们对于这些观念是否适用于对中国研究持有不同意见，这些论战在揭示权力关系类型和社会组织结构方面贡献良多。 受文化史的新发展的影响，九十年代的大量研究把城市当作文化生产场所和文化表述的对象来进行考察。其他一些学者则通过对旅游、报纸、流行小说、画报、广播、电影和其他娱乐形式的研究探究那些意义超过城市生活之上的话题 - 比如民族主义，变化的社会中的性别认同建构，以及中国的现代性等。 这些单独的研究或许只关注某个城市的一个方面，但是作为一个集合它们却呈现出对近现代中国史的更为复杂的理解。如果伊懋可和施坚雅的著作之起点是“传统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近来的研究则更多地关注现代化的进程与其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能动关系，这些社会力量包括职业协会、地下社会、同乡会、男女工人、学生、城市管理的技术人员、作家和消费者等等。这些研究表明现代中国城市并不仅仅是国家统治的中心和西方模式的镜像。近来的研究可以说形成了对国家、市场、流行文化与地方文化等因素和民族认同之间关系的新理解。许多新视点来自于最近二十年出版的对上海的众多研究。 但是当上海受到广泛学术关注的时候，非通商口岸城市却很少受人注意。那些不是在十九世纪出现而是拥有更悠久的历史，而且也不是殖民势力中心的城市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因为它们在国内外格局中都占有不同的实际性的和象征性的地位。因此，缺乏对这些非通商口岸城市的研究会导致我们得出对中国现代性的歪曲的理解，因为我们会倾向于在现代性和西方之间划等号，而且看重小资产阶级文化所具有的现代性而忽略其他。民国北京在有关国家政治、地方政治和个体机构的专著中已经得到一些关注。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全大伟（David Strand）的《人力车北京：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这部著作研究了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转型，以及在军阀统治时期城市居民的政治意识发展。从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的建立到人力车夫组织的形成，史大卫的书非常具体地展现了这个城市的居民如何与新政府进行协商，如何为新的公共空间，诸如街道和公园等，赋予意义，又是如何采用新的政治词汇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本书和全大伟的著作有两个重要的不同之处。首先，本书不是把这个城市作为主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舞台和背景，而是综合考量了在北京这个古老帝都的转型和它被塑造成现代中国“文化城市”的过程中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力量的交互作用。民国时期的北京并不只是军阀、游行抗议的学生和文学人物的城市，也是说书的、摔跤的、卖小吃的和城市规划者的城市。它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心，而且也是一个各类人群的谋生之地。第二，全大伟的书主要关注1928年军阀时期，只是简单提到了国民党时代的到来以及他们的视点与北京的现实生活的差异。与此不同，本书强调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北京历史上的重要性。对北京而言，国民党执政意味着迁都南京带来的经济衰落，更强烈的国家主义，和更严格的社会控制，也意味着一种强调民族认同的新型文化建构。1928年标志着民族国家建设策略的一次显著而重要的转型以及这转型在北京史上的具体表现。基于这些原因，本书关注的时间超过了1928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当这个城市被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心”这一形象的时期。民国北京的当下和它的帝国往昔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关于这个城市的学术研究的中心话题。史正明在关于民国北京公共设施发展的著作中提出，受财政资源的限制，这个城市进入现代化的过程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张英进则把北京看作一个“传统的城市”来和上海这个“现代都市”进行比较讨论。 张英进意识到我们“缺乏充足和有效的思想框架来理解和再现这个城市的各种复杂性，”但是他接着描绘了一个谱系，认为如果“中国、传统和农村在一边；西方、现代和城市在另外一边，”那么北京就在一个中间的位置上。 史明正强调的是变化和有限的“现代化”；张英进则将北京与上海进行比较，而更注重民国北京的“传统”性。尽管他们的结论在表面上看上去是的，但是这两种方法都把传统和现代，过去和现在相对立，并没有给“民国北京到底是更现代还是更传统”这场循环论争提供一个出路。事实上，民国北京所处的是一个充斥了新的和旧的因素的历史时刻；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证据来支持其“现代”或“传统”的一面。逝去的帝国的空间秩序被基于现代城市规划原则的空间秩序所取代，城市基础设施的转型，以及城市管理的新机构的出现都表明这个城市在逐渐脱离它八百年帝都的历史。但是，如果把西方城市和以上海为代表的通商口岸作为标准，那么民国时期的北京看上去或许并不像一个二十世纪的“现代城市”：它尚存的城墙、狭窄的胡同、皇宫和花园、缓慢的生活节奏和工业产品的缺乏。但是这种看法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在线性历史和目的论的框架中回视历史，便只能认为中国的历史传统不可避免地要没落了，而一个由西方模型所定义的现代化未来是人们必然要达到的目标。在此观察视角下，现代化转型的速度（或者更经常被看作是停滞），则是参照完成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时间来衡量的。但是，如果照搬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是终极目标，当地人的文化和价值便都成了毫不相关的东西。在任何“旧的”东西中看到价值，就势必会被看作一种为了保护过时东西而做的无用而保守的努力。例如，西德尼·甘博（Sidney Gamble），一位二十世纪初期在中国从事研究活动的美国社会学家，观察道，“在北京，新旧比肩并存是但很少对彼此发生影响是很习见的，” 但是他仍旧很自信地认为北京正在经历一个“从旧到新的改变”。对于甘博来说，这种改变应该遵循美国的社会改造模式来进行。 全大伟的研究则强调了民国北京历史时间的复杂重合性。 他在关于北京市民政治意识的开创性著作中，将20世纪早期的北京当作背景进行了介绍。他呼吁读者去关注民国北京的历史的多重层次：“一些城市就像重写本。尽管只有现在的那些印记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些没有完全被拭去的过去却还是隐约可见。相比较而言，二十世纪20年代的北京，作为一个人类和物质的实体，清晰地保留着过去，容纳着现在，并且孕育着众多可能的未来中的基本因素。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很少有城市看起来如此既非常传统和中国化，同时又潜藏了现代和西方城市生活的内涵。” 全大伟注意到了民国时期北京外表形象的含混性，并且深刻地指出了这个城市当时拥有“众多可能的未来”。但是在其他的地方，他还是把这座城市的状况描述为“不完全的转型”：“实际上，这个城市含混的外表为民国时期不平衡和不完全的社会转型提供了一个隐喻。新技术和社会实践带来了新的东西，但是工厂体系的统一采用，现代管理或者彻底的社会革命并未带走什么，北京在生产和社会活动的新旧形式之间培养起了不一致性和强迫的共容。” 这里所传达的信息是混杂的。“生产形式和社会活动的新旧形式之间的共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应该有进一步的研究。尽管将民国时期看作“转化阶段”使我们可以讨论不同时代重叠交替的外在表现，但是从某种目的论的角度出发把这个城市在这段时间的经历描述为“不平衡和不完全的社会转型”仍然是对未来而不是对当下赋予了更多的重要意义。民国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铢庵 针对民国北京的新旧纠缠做出了可能是最为敏感的观察：“从1900年到1928的近三十年对于北京而言，是一段在新与旧之间挣扎的时间。所有旧的事物仍旧拒绝完全投降，但不得不开始谨慎地接受一些新事物。这就像硬把一件新衣服穿在一具旧骨架上一样。新衣服本身也不是一流的，老的骨架也开始变形。” 从这段评论中能看出来，铢庵既没有把这种从旧到新的转化看成是自然发生的，也没有把新的或是旧的事物理想化和浪漫化。他没有把一个复杂的经历简化为旧去新来的过程。相反，通过描述说“新衣服”常常是“硬”加在“旧的骨架”之上，他强调了新旧之间的斗争，以及对于新事物的抵制和谨慎的接受。为了分析北京人是如何应对新旧冲突的复杂历史，本书提出了“传统的回收”的概念。“传统的回收”描述了并且在理论上构建了一个有关物质和文化生产和流通的模式，用以揭示民国时期北京，一个置身于工业化世界中的非工业化的城市的特点。面对这一时期的各种危机，北京很多人甚至是政府机关应对当下问题的方式是，试图通过回收实物和过去的象征因素来控制他们的城市转型。“传统的回收”这一概念打破了新旧之间的分裂，而是强调他们之间的动态关系。正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说的，“无论是简单的持续性概念还是发明创造的概念都不能公平对待历史与现在之间的微妙关系。过去并不是仅仅通过持续在当下而影响当下。它使得当下的转型成为可能，而在这转型中，它自己也发生了改变。” 在人类学家肖凤霞（Helen Siu）和阎云翔的著作中，他们用回收的概念来分析当今中国的庆典仪式和礼物交换，以此说明今天的人们仍然使用回收来应对改变。肖用这个概念来分析流行仪式的复兴，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南方的婚礼和葬礼仪式。她发现“传统婚礼和葬礼的基本因素和它们的理想概念将仍然具有吸引力，”但是这些仪式被用来为具体的生活利益（比如人际关系建立）服务，在这些社会生活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早已被内在化”。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如此深入到了中国社会之中，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计划性后退”的方案“激发出的不仅是新的焦虑而且是新的能量”。为了应对这个时代的变化，肖凤霞所研究的这个村庄的居民 “巧妙地重组了仪式的碎片以与大的政治框架互动，从而再造、改进和改变它的文化内涵”。肖凤霞得出结论是“这些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的仪式代表了文化碎片在新的情境中的回收，” 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复活。同样的，阎云翔在他关于北方地区送礼问题的研究中，强调了这一实践中的新形式，送礼者对人际关系网络的新定义，以及他们对传统的随从风俗的方式所进行的调整。如同肖凤霞一样，阎云翔指出当代中国流行仪式的系统是“一个'回收传统’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传统复活的过程。” 本书认同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即过去留下的东西常常被用作应对当下的一个重要资源。这项关于民国北京的研究表明传统的回收有属于它自己的一段历史。事实上，肖凤霞和阎云翔看到的在“当下”被再利用的“传统”完全有可能本身就是从更早一些的实践中回收和转化来的。本书讨论了民国北京在三个领域中是如何对待自已的历史的：城市空间秩序的转换，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 以及城市的文化再现。通过揭示物质生活和文化认同感之间的动态联系，通过认识北京居民怎样通过主动而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去应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巨变，本书试图把民国北京的当下从一个线性发展的历史视角中抽离出来。从1911年到1928年间，北京是新民国的首都。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帝国的城市管理和空间组织的系统已不再能够适应新政权的需要。那些迫切地想把北京变成西方式现代化城市的人们感到有太多的地方需要加以改变。在民国的第一年，《大自由报》提出，一个国家的首都需要有三个重要条件：方便的交通，宽阔整洁的道路，辉煌有序的建筑。巴黎，纽约，柏林和伦敦都被用作北京的榜样。 市政府也支持这种观点。城市建设方案已经被计划好并开始实施，一个新的城市空间格局开始代替旧的格局。民国的政治理想——公众的参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和整体上的流动性——也作为主导城市规划和决定社区模式的原则代替了等级秩序和按种族和地位进行的隔离。公共交通系统的建立影响了这个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使他们得以在城市中更多更远的地方，并且使他们在自己所居住的区域之外变成“陌生人”。但是，当国民党政府在1928年控制了整个国家并且把统治中心迁到了长江下游的南京之后，北京变成了一个普通城市，政治地位显著下降，预算也明显变得紧张，而且城市的发展方向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在1928年之前的项目中，政府所关注的是建设和开放公园以推进教育和那些被认为是适合民国市民的各项活动；现在，它开始转而致力于把这个城市建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和旅游胜地，同时强调把这个城市遗留下的帝国往昔转化成一种资本而不是完全抹去。当北京被建成全国的“文化中心”时，它对普通民众而言仍然是既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而同时又是他们展开日常生活的“地方”。民国北京对待其历史的特殊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它的经济地位相关联的。从1912年到1928年，北京仅在名义上是新民国的首都；政府没有能力控制各省的军阀割据。结果流通于这个城市的财富量逐渐减少。北京的经济状况在1928年后因迁都而更加恶化。此外，北京不仅缺乏现代工业，而且也失去了它在古老商路上的重要地位 --它曾是联接东南和北方、东北及蒙古的枢纽。当这个城市的有限出口依赖于手工业生产时，却有大量工业产品的流入来供应市民们每天的日常需要。现代银行代替了老式的信贷制度，但并没有对当地经济做出什么贡献。在民国北京得到繁荣发展的是新形式的手工业和二手货交易。因此，统治民国北京经济生活的是一个双重系统：现代经济把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市场，而大多数人的生存则是以前工业时代的经济手段维持着。在这样危机重重的情况下，北京被整合进了现代经济和政治的世界体系。 这个城市充斥着当铺、二手货店、旧书和古董交易，还有大量利用黑暗来掩盖二手商品真实品质的早晚集市。而这个城市的居民亦怀念着存在于所有古老和二手东西——从破衣服到古董——中的过去的时光。无所不在的回收过程将分裂和分层的市场带进同一个循环系统之内，并且成为缔造这个城市文化认同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天桥地区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那里实际上就是北京的“回收中心”。作为北京最重要的二手货集散中心，在那里破旧的物品被拭去灰尘，并且通过巧妙的掩饰而拥有了新的价值。对北京的大多数居民和游客来说，天桥蕴含了北京城市生活的实质，而这个地方的吸引力来自于传统的回收所创造的社会能量。北京城的普通居民在天桥展现了他们改造当权者强加给他们的东西的适应能力，一种新的城市意识也伴随着物品的回收诞生了。简而言之，天桥市场就是“传统的回收”这种实践的文化和物质展现。在民国北京，关于这个城市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主要关注日常物质生活的细节，诸如在胡同里叫卖的小吃和季节性庆典。在大多数作品中，怀旧感是表达对这个城市情感依恋的主要基调。老一代的学者用百科全书式面面俱到的方法搜集和归类日常生活和地方风俗并把他们转化成知识。对他们而言，北京意味着一个具有绝对价值的地方文化。相反的，和现代教育制度紧密相关的新知识分子则把北京描述成为一个令人愉悦的公园。与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不同，他们用抽象的审美原则描述着这个城市的帝国往昔，并且不断把北京和中外的其他城市进行比较。当北京在20世纪30年代被日本侵略所威胁时，这两派人开始融合，他们都把“老北京”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但是这个让很多人充满怀旧感的“老北京”并不是过去的帝国北京而是活生生的民国北京。被看成是短暂将逝的当下被认作是有价值的财产，是一个应当为后代保留下来的“过去”。把民国北京追忆成“老北京”并不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是80年前。当它还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时，民国北京就已经成了充满怀旧感的记忆。尽管危机不断，民国北京的当下却拒绝消失在厚重过去和由西方所代表的未来之间—这个未来看上去似乎永远在退向远方而无法得到。北京史上这个时期应该因它自己的特质而被重视。当城市史学家奥尔森（Donald J Olsen）描写十九世纪的欧洲时，他说它“既不是已经逝去的十八世纪，也不是还在挣扎着出生的二十世纪，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关注、价值、理想，它自己的道德和思想设想的时期，它需要被严肃地对待。” 传统的回收这个概念强调了生活在那个时空的人们所拥有的可能性，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的自觉努力，这是一个民国时期北京居民从过去中开发潜力，进而把它们转化成对于当下有用的东西的过程。给予民国北京活力的不是城市居民对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现代征服传统的消极接受；相反，正是人们积极的创造性赋予了他们当下生活以新的意义。回收这一概念描述了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民国北京的居民积极地应对着在既抵制又接受新的变化的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问题，并且为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当下创造出积极而明确的意义。本书所关注的问题与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的《儒学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以及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和兰杰（Terence Ranger）的《传统的发明》有相通之处，但在某些观点上和这两本著作有很大区别。列文森用 “博物馆化”的概念来描述现代中国应对其“儒学的过去”的主要机制。对于列文森而言，存留下来的过去已经是碎片，不能等同于有意义的新框架，其意义仅能在一个现代化的民族语境中建立起来：“旧的结构的许多砖块依旧存在——但不是结构本身。碎片或许会因为满足现代的审美而存留下来，而不是因为（相比那些被遗忘的碎片）它们传达了一个不可征服的传统的实质。而这种作为文化语言的审美并不是碎片所创造的。相反，只能说他们丰富了（新的）语言体系的词汇。” 列文森承认过去的遗迹的存在，但是他认为这些遗迹仅存在于博物馆化中，也仅仅拥有他称为“历史性的意义”，而不是活生生的，作为历史一部分的当下的意义，因为他们是“指向既不具有吸引力也不造成威胁的过去的指针。”他认为，它们中最好的那些东西是在“审美上有意义-仅仅是审美上的，被击败了的，消失了整体中的碎片。” 列文森的博物馆化的概念，作为对于被认为已经支离破碎的传统的一种现代转译，和作为对现代中国的一些重要现象的理解具有很深的洞察力，它同时也能够很有效地解释一些精英的思想上和民族性的忧虑。但是当用这一概念来解释中国人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中的整体性经历时，我们会遇到两个问题。首先，列文森的观点在运用于社会史，尤其是日常生活时会有不足之处。它忽视了那些不是因为“审美”原因——比如，因为生存原因——而包含过去价值的实践。第二，他的论点暗示着中国人接受了被外来力量预设的“现代口味”，并且排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这种“现代口味”是通过整合，而非全部抛去过去的碎片而形成的。同样的，列文森也没有给这种可能性留下空间：即“现代口味”从不是在孤立中形成的，既不是在西方也不是在非西方，并且事实上西方和非西方的表述可以彼此影响，就像是在东方主义和自我东方主义的例子中一样。列文森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和霍布斯鲍姆和兰杰的“传统之发明”的理论有相似之处。博物馆化的实质是当现代来临时，过去会（或者必须）安全地逝去。换句话说，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会把过去变成粉末和碎片，并且将之埋葬。霍布斯鲍姆和兰杰的理论对列文森的观点有某些修正；他们指出过去的一切在现代并不是都是一种阻碍，而是强调了在建设现代化民族国家中历史所具有的效用。“发明传统” 是一个为了当下的目的而通过仪式和象征的方式把传统抽象成审美和文化原则的过程。作者指出，“我们认为，发明传统实质上是一种参照过去而进行的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这种过程（经常）是通过强迫的不断地重复而进行的”。 本书的研究区别于霍布斯鲍姆和兰杰的地方在于，它不止步于挖掘被重新发明的象征符号和国家主导的仪式，而是试图揭示埋藏在琐碎细节和日常生活偶然性之下的究竟是什么。“传统的发明”意味着在陈旧风俗的旗帜下发展出的事实上是崭新的习惯，而“传统的回收”则意味着把真正陈旧和饱经风霜的东西修补起来，试图把它们当成是新的东西而利用。过去不仅是被诸如博物馆和国家的现代机构所直接操控，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被时时利用着。霍布斯鲍姆和兰杰在他们的理论中提出，“'传统’和实践中的惯例是以逆反方向联系着的。当'传统’被用在实践中得到确证时，它会显出自身的弱点。相反地，当实践对象不再被实际用途所束缚时，才能自由地被用在象征和仪式的目的上。” 因此“传统的发明”的理论并没有讨论那些不那么清楚地被“解放”为象征和仪式的，而是停留在世俗的领域的东西。进而言之，“传统的发明”这一理论的根本在于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与此相反，“传统的回收”的理论则关注日常生活中细小琐碎的特征。在这一理论中，过去并不仅是被挑选出来作为适合“现代口味”的审美原则而存在的：相反，“现代口味”是用过去的碎片创造出来的。民国北京的历史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人对现代性的定义过程中，“过去”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段历史要求我们不是在一个把现代和传统对立起来的框架中去思考现代性，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既包含了外来资源也包含了本土传统的叙述。传统的回收同时包含着社会性的和文化性的因素，比如怀旧感，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关键性特征。在本书中，现代性并不是局限于一个社会附和一系列同质的，普世的发展标准的物质现象—诸如基础设施、摩天大楼或公共设施；它所指的超越了这些。它首先指由大规模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构建的生存状况———不一定局限于地方层次，而是存在于由官僚化民族国家体系所构成的一体化世界中；第二，它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对他们在一体化的世界中的位置的清晰意识，以及第三，他们积极的，不仅通过民族和精英的话语，而且通过日常生活来定义当下的努力。在这个对现代性的定义中，它不是从西方，或者被西方，带到中国的，而是在中国，通过中国，在它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创造出来的。中国不是一个消极地接受由西方经验定义的现代性的处所，而是现代性的创造过程的积极参与者。 这样一个对于现代性的定义并不否认民国时代的人们对新与旧所做的区分，但是拒绝把人们的历史实践简单区分为现代的和传统的，拒绝以这样的区分作为分析框架去理解历史。我们会发现，在历史上“现代化”常常与西方相联系，但是如果在学术研究中把“现代性”与西方化划等号，那会阻碍我们在作历史分析时保持必要的距离；进一步说，它剥夺了“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分析价值。现代性时常采用的一个战略就是常常宣称它完全独立于过去，如同卡尔· 休斯克（Carl Schorske）在他对维也纳的研究中指出的：到19世纪末，“'现代’已经被用来把我们对生活和时代的感知和所有一切的过去区分开来了，从整个历史割裂开来。现代建筑、现代音乐、现代哲学，现代科学 – 所有这些都认为自己不是从传统出来的，甚至不是从反传统出来的，而是独立于过去而存在。” 在中国的语境中，如果能认识到这种把现代从传统中割裂出来的行为是一种政治策略，而非历史事实，那我们就能够质疑甚至打破在西方化和现代性之间的想当然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性质本身就把“中国的过去”从现代中排斥在外，不承认它在现代中扮演任何角色。本书的三个部分考察了这个城市的空间变迁，物质生活，和对民国北京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和文学的再现。第一部分研究了城市的空间变化：前三章着眼于民国北京的空间和管理转型，在不同力量争夺城市空间控制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权力关系模式，以及国家资助的建设新的、公共的、象征的仪式空间的方案和项目。第二部分讨论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第四、第五章研究了民国北京的经济状况和消费模式，由此引向第六章关于天桥这个“回收中心”的个案研究。第三部分关注了对城市的文化表述：第七章详细地分析了社会学对民国北京的研究；第八章和第九章考察了老一代学者和新知识分子对民国北京的不同表述。
民国北京城经历四次大改造：打通皇城修长安街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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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的正阳门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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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正阳门地区
明清皇城四周均筑有高大的红墙黄瓦的皇城墙，四面仅有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四座对外的城门。皇城内不许兵民通行，一直没有宽阔的通衢大街。东西仅一条通道，即紫禁城后门神武门与景山前门之间的通道。但两门之间还有北上东门、北上门、北上西门三座门相隔。往东，行不远即无路可通。往西，在大高玄殿前有三座高大的牌坊。北海与中海之间的金鏊玉栋桥很窄，过桥后地安门内大街也不宽，且路两旁大树夹持，可见这条通道并不适宜通行。南北通道有两条，紫禁城东边的南、北池子与西边的南、北长街。它们与紫禁城仅咫尺之隔，只是幽静的小街。这两条小街到达南皇城墙即被堵住，不能再通行。封闭的皇城，严重阻碍了北京城市的交通。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了《城镇自治章程》，由内务府责成京师警察厅管理市政工程事宜，开始筹划对北京道路的改造。但真正实施，已到辛亥革命之后。
壹 打通皇城到长安街通道
1912年，在南池子和南长街南端的皇城墙上各开了一大两小三个券门，打通了两条皇城通向东西长安街的通道。这两座券门样式十分简单，但又极具传统意味。券门与原皇城墙结合得天衣无缝，仿佛古已有之，至今仍矗立在东西长安街上，成为当初成功打通皇城道路的标记。
灰厂街即现在的府右街，在中南海西侧。南端也被皇城墙所阻，不通行。在打通南池子与南长街南口时，同时打通灰厂街，在西长安街上又开辟了一个通道。
另两个开口，一个在皇城东北角翠花胡同。翠花胡同是王府井大街北段西侧的第一条胡同，西至东皇城墙。在这里打开通道后，从皇城可直达王府井大街。离当时在马神庙（现景山后街）的京师大学堂很近。另一开口在北皇城墙现地安门西大街厂桥附近。开通后出皇城即可通向德胜门内大街，直达德胜门。
当时，在中南海南墙上也没有门，墙内是宝月楼。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位后，将中南海作为总统府。按中国传统，府邸的正门要开在南面，于是将宝月楼下层当中三间打通，改建为大门。又将挡在门前的皇城墙扒开一段缺口，加砌了两道八字墙，使缺口与大门衔接。在门内加建了一座红墙黄瓦的大影壁，以遮挡外人视线。改建后的宝月楼被命名为新华门，为中南海开通了一座通向西长安街的大门。应该说新华门的改造是很成功的，可以用推陈出新、天衣无缝来形容，毫无勉强凑合的痕迹。
这一系列工程都是由当时的内务部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主持的。
皇城墙上几个街口开通，不仅方便了皇城内外的来往，而且使整个北京城的交通较前大为畅通。
至民国16年（1927年）皇城墙只留下了南城墙，其他三面均被拆除，只留下了东皇城根、西皇城根等地名。
皇城墙扒开一段缺口，加砌了两道八字墙，使缺口与大门衔接。在门内加建了一座红墙黄瓦的大影壁，以遮挡外人视线。此门被命名为新华门,这个改造堪称天衣无缝。
贰 打通东西长安街
在明朝建紫禁城及皇城时，同时建了承天门（清改建为天安门）前封闭的宫廷广场。广场呈T字形，沿广场东、西、南三面筑有黄瓦红墙的皇城墙。皇城墙东、西、南三面分别有门，依次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大明门（清代改名为大清门）。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间为一条横街，承天门与大明门之间为一条竖街，共同构成皇城前的T字形广场。
乾隆时在这两座门的东、西各加建了两座门称东三座门和西三座门。
明清时整个宫前广场是禁区，是禁止老百姓进入和通行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南北都有皇城墙，是封闭的，宫前这条横街是御路。当时从长安左门到东单、长安右门到西单各有一条路，因在长安左门以东和长安右门以西，称东长安街与西长安街。这可以说是东西长安街的雏形，但整条街是不能贯通的。
民国初年，在打通南皇城墙南池子和南长街街口的前后，拆除了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两侧的皇城墙，可以通行。这就打通了天安门前的东西通道，使东西长安街贯通一气，真正成为北京市中心的东西通衢大道。如果说，从永定门至钟鼓楼是北京的中轴线，纵坐标的话，东西长安街与之垂直相交，成为北京市的横坐标。两者共同构成了北京城市结构的骨架。
当时东、西长安街在名称上各分两段。长安左门至东三座门称东三座门大街，东三座门至东单路口称东长安街。从长安右门至西三座门称西三座门大街，西三座门至西单路口称西长安街。民国初年辟新华门为大总统府之正门，又特称新华门前从石碑胡同北口至府右街南口的一段为府前街。民国初年为纪念孙中山，东、西长安街还曾称为中山路。
日伪统治北京以后， 1939年在东长安街延长线的东城墙上扒开一个豁口，取名启明门。在西长安街延长线上扒开了一个豁口，取名长安门。这两处只是两个城墙豁口，安装了铁栅栏，并未建城门，更未建传统的城门楼。这两处豁口建成后，形式上仿佛东、西长安街可以直通东、西城墙。实际上从东单到启明门之间道路并未开通，仍然是多条小胡同，计有东观音寺胡同、西观音寺胡同、笔管胡同、鲤鱼胡同等。西单到长安门之间道路也未开通，计有旧刑部街、卧佛寺街、报子街、邱祖胡同。
要从东单或西单出城，必须从小胡同中艰难穿行。抗日战争胜利后，两门分别改称建国门与复兴门。但仍未建城门，胡同也未拆除，交通状况没有改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城原有的城门大都拆除了。这使许多年轻人以为建国门与复兴门也是老城门，城门楼子也是后来拆除的。所以应特别强调，建国门与复兴门是日伪时期扒开的城墙豁口，不是我们常说的北京城“内九外七皇城四”中的老城门。在明清北京老城中，内城西侧只有西直门与阜成门两座城门，东侧也只有东直门与朝阳门两座城门。
许多年轻人以为建国门与复兴门也是老城门，城门楼子是后来拆除的。其实，建国门与复兴门是日伪时期扒开的城墙豁口，不是我们常说的北京城“内九外七皇城四”中的老城门。
叁 旧城改造重塑正阳门地区
1914年6月，正式成立京都市政公所，朱启钤兼任市政督办。针对前门地区交通拥堵愈加严重，开始了对正阳门建筑群的改造。
正阳门是内外城交通的重要枢纽，当时狭窄的城门洞和封闭的瓮城成为瓶颈，造成交通拥堵。随着前门外商业的日益繁荣，瓮城东西的荷包巷成为临时集市，商民支棚架屋，严重阻碍交通。1900年后京奉铁路与京汉铁路相继延伸至正阳门，在正阳门瓮城外东西各建成车站。前门外交通量更是数倍增长，交通拥堵如雪上加霜。
但当时许多人认为正阳门不能改，改了会斩断北京龙脉，破了风水。但最终北洋政府批准了改建计划。
正阳门地区改造工程主要包括：拆除瓮城及闸楼，将原来封闭的瓮城变为开阔的场地，在箭楼两旁修建了马路；在原月墙与城墙交界处，东西各辟两门，新筑两条各宽20米的马路并开辟了人行道，修建排水暗沟；迁走拥挤杂乱的荷包巷内的商户；拆除了正阳门与中华门（清代称大清门）之间的棋盘街，铺设了石板地面；拆除了中华门内已坍塌的千步廊；对道路之外的公共空间进行了改造和装饰，修建了石栏、路灯、绿地、喷泉等。
正阳门的改建于当年底即全部完工。
除以上道路交通工程外，还有一项大工程是对正阳门箭楼进行了改建。如果对比一下德胜门箭楼与正阳门箭楼，会发现它们有许多不同，前者是纯正中国风格，而后者多了一些西洋元素，这就是那次改建的结果。当时聘请了德国建筑师罗斯凯格尔主持改建。他一是将登楼的梯道改为“之”字形，并在台阶间加了数层平台；二是在箭楼平台上加了汉白玉栏杆和突出的挑台；三是在下两层护窗上加了白色弧形华盖；四是在楼基的两侧面增加了巨大的水泥浮雕。这些改变看似都是装饰性的细节，但却使箭楼的整体风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古典风韵中，融入了西洋意趣。改建后的正阳门箭楼一个世纪以来与天坛祈年殿、北海白塔等一起，成为北京市的名片。
肆 修建南北新华街开通和平门
在中南海下游，原有条向南去的古水道。元代修建大都时，这条水道被大都南城垣截断。明代初年向南拓展内城南墙，新的南城墙把这条河道一分为二，北段留在现北新华街一线，旧时被称作东沟沿儿，或河槽沿儿。南段置于外城南新华街一线，经虎坊桥一直流到先农坛一片苇塘中。在明清两代，这条水道一直是条重要的城市排水干道。
1913年在朱启钤的主持下将这条排水沟改为暗沟，其上建起了一条北起西长安街，南抵内城南城墙的街道。因在新改建的新华门外而称北新华街。北新华街建成后，原来连在一起的绒线胡同、帘子胡同、安福胡同等都被分成东、西两段分别命名。朱启钤原计划将此处城墙打通，使北新华街与城外新建的南新华街连成一线，形成一条沟通内外城的南北干道。计划报到袁世凯处，袁世凯最初同意，但前门外一带富商恐新门一开，人们不再绕行前门，影响生意，便贿赂当局并散布舆论说北京是帝王之都，随意开凿城门会泄露“王气”。袁世凯本就迷信，此时又正在筹划称帝，便将此事否决。
直到1926年，冯玉祥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出任京畿警备司令后，才下令将南北新华街阻断处的城墙打通，开辟了两个门洞，分为上下行通道，命名为和平门。和平门的开通，在内城南墙上又增加了一个通道，方便了内外城的交通。(作者为北京史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