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六七十年代朝鲜经济竟然比肩日本超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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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9年中宣布将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时，金日成就提到1960年将成为“休养年”，尽管没有进行解释。8月中旬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公报称1960年为缓冲期，即调节和整顿经济，准备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改为七年计划)的一年。为此，朝鲜开展了新一轮求援活动。1959年6月，朝鲜要求苏联紧急供应3万吨小麦，并把1960年到期的1.23亿卢布贷款延长5年。赫鲁晓夫马上答复，不仅批准了朝鲜的要求，还把贷款期又多延长了两年。1960年2月，朝鲜又提出在贸易协定之外，请苏联再紧急供应5万吨粮食，此外还希望能够满足朝鲜经济发展对石油的需求。苏联很快就答应将提供粮食。当然，这些临时帮助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5月2日金日成与苏联大使会谈时提出，如果赫鲁晓夫不能很快来朝鲜，他就要去莫斯科。普扎诺夫试探性地询问朝鲜需要什么帮助，金日成提出，要实现七年计划，朝鲜还缺少9-10亿卢布的外汇，另外希望从苏联得到1.5万吨棉花和10万吨粮食。在分析了朝鲜的经济发展形势和苏朝经济关系后，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提出，在计划和协定之外，让苏联再向朝鲜提供补充援助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1959年10月以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步公开化，为了争夺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双方开始了理论争论，并试图吸引兄弟国家站在自己一边。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为了争取朝鲜的政治支持，竞相对其表示友好和善意，援助金额和规模攀比上升。金日成左右逢源，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1959年10月初，苏联推迟了金日成期待和准备已久的赫鲁晓夫对朝鲜的访问，其实际原因是担心因此破坏他访美后形成的缓和局面。金日成对此极为不满。1960年5月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双方在政治上立场取得一致。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金日成赞扬《列宁主义万岁》这篇论文很好，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还说，赫鲁晓夫1955年就叫我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我们没有接受;还认为我们的合作化搞得太快，后来我们看了毛主席的文章，决定继续搞下去。苏联也不甘落后，半个月后，赫鲁晓夫邀请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通报了中共领导人在世界工联会议上的错误做法，以及在1956年八月事件中如何拉苏联干预朝鲜的内政。金日成开始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劝说中苏和解。随后，赫鲁晓夫指示把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记录交给金日成。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说金日成可能会叛变革命，成为朝鲜的铁托或纳吉。金日成看后，果然愤怒异常，并立即表示，朝鲜劳动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支持苏共中央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方针。回国后，金日成召集朝鲜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详细而愤怒地”讲述了中国领导人的错误行为，说“中国的政策就是想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他再也不相信中国人了，也不会再到中国去了”。
为了进一步拉住朝鲜，赫鲁晓夫答应了金日成的大部分要求。金日成走后，7月19日赫鲁晓夫召见普扎诺夫，请他转告金日成，“贷款和供应小麦、棉花的问题已经顺利解决，其他问题也委托有关部门在认真研究”。赫鲁晓夫还说，他决定9月中旬亲自访问朝鲜。几天以后，普扎诺夫把赫鲁晓夫的亲笔信交给金日成。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决定令朝鲜领导人十分兴奋，金日成一边看信，一边连声叫好，说苏联“完全满足了我们的请求”。8月，朝鲜派出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双方签署了贷款协定。苏联同意免除战争期间的军事贷款7.6亿卢布，及延期偿还1.4亿卢布的经济贷款。金日成得此消息后激动地说，这实际上就是一项9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啊!
此时，中国已经注意到朝鲜对华态度发生了变化：领导人讲话和报刊报道“突出苏联，压抑中国”，“只谈中国国内建设的成就，不提对外政策和国际作用”，甚至提出了“彻底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显然，中国再不有所表示，就会失去一个支持者，甚至增加一个反对者。于是，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9月10日，外交部专门下发了关于这次访问的宣传通知，要求《人民日报》和《大公报》发表欢迎社论，访问期间各报可多登载介绍朝鲜建设成就的文章、消息和照片等。足见中国对这次访问的重视和认真。9月17日中国驻苏使馆发回情报：苏联已同意全部取消给朝鲜的军事债务。这就进一步刺激了中国领导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中朝签订了贷款协定、供应成套设备和提供技术援助协定。中国政府将在1961-1964年期间向朝鲜提供4.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并且帮助朝鲜建设橡胶轮胎厂、无线电通讯器材等工厂和一批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轻工业企业。此外，还将供应朝鲜棉纺织设备、无线电设备等。在与代表团团长李周渊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最近阿尔巴尼亚、古巴、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也纷纷要求援助，苏联又撤走了在华专家，中国在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中国可以对别的国家“欠账”，却要保证对朝鲜的援助项目。关于贷款，周恩来说，到时候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再偿还也行。为了履行协定，10月18日双方又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中国轻工业部负责承担培训实习生26项(76人)，派遣技术援助专家23项(45-48人)。此外，同朝鲜的“缓冲年”一样，1960年也是中国开始进入“大饥荒”的一年。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克服困难，向朝鲜提供了23万吨粮食。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以及金日成表现出来的亲华倾向，反过来又推动了苏联与朝鲜长期援助和贸易协定的签署。为了签订协定，朝鲜政府代表团9月就到了莫斯科，但谈判一直进展不顺利。据驻苏商务参赞处的报告，朝方对苏贸易逆差，但不愿以贷款方式平衡;朝方要求减少原料出口，增加供应机器，苏方不同意;朝方要求调整原协议的成套设备项目，苏方不能满足;朝方要求签署七年协议，苏方只同意五年。苏朝协定迟迟没有结果，中朝协定却见诸报端，使莫斯科处于尴尬地位。此外，赫鲁晓夫再次取消访朝，引起金日成强烈不满。作为报复，对于苏联希望他亲自率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的多次要求，金日成坚持称病不去，甚至都没有出席在平壤举行的庆祝大会。然而，苏联驻朝使馆报告，金日成却参加了中国军事代表团在平壤举办的所有活动。赫鲁晓夫对此不能不有所顾虑。12月24日，苏朝终于签订了1961-1967年苏联给予朝鲜技术援助协定和1961-1965年苏朝长期贸易协定。根据援助协定，苏联将帮助朝鲜扩建金策冶金工厂，使其能力达到年产280万吨钢和230万吨钢材。在博州建设发电能力60万千瓦的火电站，在平壤建设发电能力为40万千瓦的火电站，建设年处理原油200万吨的炼油厂，并由苏联供应必要数量的原油，还有电影制片厂、麻纺厂和毛纺厂等。根据贸易协定，苏联将向朝鲜提供机器和设备、棉花、石油制品及许多其他商品，5年内双边贸易额将增长80%。
金日成成功地利用中苏之间的对立和竞争，从两边争得援助，朝鲜不仅安然度过了“缓冲年”，而且为今后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1953年11月李周渊走访了波、捷、匈、罗、保、阿和东德，争取到大批援助。除阿尔巴尼亚只同意提供1.2万吨沥青及布匹外，其余每个国家都答应无偿援建2-5个工业企业，并赠送大量生活日用品等物资。不过，东欧国家在恢复时期对朝鲜的援助总体规模并不大，这些国家的援助金额总计11.47亿卢布，其中仅东德就占一半(5.45亿)，而使用期限则长达10年。到1954年底，所有东欧国家援助实际使用的金额加在一起只有2.02亿卢布。正如匈牙利学者指出的，“平壤对不能够向其提供实质援助的共产党国家建立联系的兴趣不大”，而“这种冷淡经常被证明是相互的”。
然而，金日成在中国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由于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冲突，朝鲜对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信任和感激。据苏联外交部的观察，战后中朝关系有一种“不正常现象”：志愿军司令部“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在战争展览馆的12个战绩展厅中，只有一个专门给中国人看的展厅集中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功绩，而在其余所有的展厅中，只宣传朝鲜人民军的作战，根本没有关于志愿军的内容;如此等等。在这种氛围下向中国伸手，朝鲜人多少有些尴尬。
让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他在北京两个星期访问所得，竟然远远超出了在莫斯科的收获。关于对朝鲜的援助，中方提出签署《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七个文件，金日成完全接受。根据已经公开的材料，中国的援助包括：1950年6月至1953年底中国援助朝鲜的72900亿元(合14.5亿卢布)全部免于偿还;在4年(1954-1957)期限内，再提供80000亿元(合1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其中1954年提供30000亿元(合6亿卢布)，这些款项将用于供应工业原料、建筑材料、机器设备、粮食和其他品，以及修复铁路和桥梁;在3年(1954-1956)期限内，中国自费收养22735名朝鲜难民儿童，并赡养负责教育这些儿童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此外，中国在其他方面给予朝鲜的援助条件，也比苏联优惠的多。根据中朝协议，对于赴朝工作的中国专家，朝鲜政府只需支付他们在中国所领取的同等工资(含出差和补助费)、医疗费、住宿费和交通费，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而按照苏联派遣专家的要求，除此之外，朝鲜政府每年还要支付每个专家相当于在苏联一个月工资额的旅行费、休假补贴费、相当于两个月工资额的补助费(高等院校)，特别是每月要按照专家的技术等级向苏联政府支付2000-4000卢布的原单位损失费。来华实习的朝鲜员工，可以享受与中国同等技术人员或技工相同的待遇，包括公费医疗，只需支付住宿费。朝鲜政府仅承担实习人员来往的差旅费。而按照苏联关于接受实习人员的规定，所有的费用都要朝鲜方面承担，此外还要支付指导实习的费用，平均每人每月100-150卢布。对于朝鲜留学生，中国只向朝鲜政府收取发给学生的助学金和国内旅费，而苏联则要收取包括教学、住宿等在内的一切开销的50%。比较中苏对朝鲜的援助力度，苏联外交部远东司感到相形见绌，所以建议与财政部一起向部长会议提出修改有关苏朝协议的条款。
如此看来，在朝鲜经济重建的最初之年，中国做出的无偿援助承诺，在金额上已经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苏东合计不超过22亿卢布，而中国则超过30亿卢布)。后来人民币与卢布的折算方法有变，苏联对朝鲜无偿援助的金额也因为免除朝鲜归还贷款而有所增加。但无论如何，考虑到中国本身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那么这样的援助力度和决心，确实是超乎寻常的。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表明此时中苏在援助朝鲜方面已进入了一种“竞争”状态。这样理解未免过于超前，需知当时中苏关系还处在上升时期，况且中国战后的经济恢复也要仰仗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又怎么可能有意去同苏联竞争?对于中国这种超出自身承受能力援助他人的行为，合乎情理的解释是：毛泽东深知中国在战争期间得罪了朝鲜，而中国是亚洲革命的领导者，又在历史上与朝鲜颇有渊源，为了恢复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就必须做出非常的努力和牺牲。
70年代是朝鲜发展的黄金时期，苏联和中国的大量援助，使其当时成为社会主义阵营里无论生活水平还是工业发展较为突出的。因此三千里锦绣江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赶超的目标。
1971～1976年，朝鲜执行发展国民经济六年计划。1975年主要工业品产量，生铁和粒铁408万吨，钢产量330万吨，化肥产量300万吨，化纤11.9万吨，塑料和树脂14.8万吨，发电量281亿度，纺织品7.2亿米，鞋8800万双。肉类产量达到55万吨，水产品产量160万吨，蛋类产量30亿个(《世界经济年鉴1981》151～154)。最后，六年计划”工业总产值提前一年零四个月完成。1976年与1970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1.5倍，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长1.6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1.4倍。
1976年工业的年生产水平已达到：电力330亿度、煤炭5000万吨、钢400万吨、机床3万台、拖拉机3万台、化肥300万吨、水泥800万吨、纺织品6亿米。农业技术革命有了较大的发展，粮食指标提前二年达到了。1976年粮食总产量达到800万吨。1974年同1970年相比，肉类增长40%，蛋类增加80%。76年各种蔬菜的产量比1970年增长60%，六年计划期间，随着生产的发展，工人、职员每户平均实际收入增加70%，农民每户平均实际收入增加80%。这期间，商品流通工作也有较大的发展。1974年零售商品流通额比1970年增长80%以上。此外，在六年计划期间，国家投资新建了41.4万户城市多层住宅和47.2万户农村新式住宅，更好地满足了劳动者对住宅的需要。”
揭秘：四十年前，朝鲜经济比肩日本超越中国
朝鲜经济也有过往日的辉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与日本并称为亚洲的两个主要工业国家，是东亚地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人均GDP不但高于中国，也高于韩国。那么当年的朝鲜经济是如何获得飞速发展，又因何衰落，朝鲜经济还能够再现辉煌吗?
与日本并驾齐驱的工业国
1953年朝鲜半岛实现停战后不久，朝鲜就开始规划经济重建。当时，战争后的北方一片废墟，基础设施被摧毁，工业企业被破坏。由于军人和平民遭受大量伤亡，劳动力也面临短缺。1954年，朝鲜执行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1957年起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61年执行第一个七年计划，后来又延长三年。1970年11月，在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金日成宣布朝鲜已成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
有统计称，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0年，朝鲜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25%，可能是当时世界最高的。1960年，东德媒体赞扬朝鲜为“远东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而在亚洲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上，60年代的朝鲜和被认为创造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并称。60年代末，朝鲜农村全部通电;70年代末，朝鲜粮食实现自给自足;80年代初，全部耕地面积的70%实现灌溉，插秧的95%和收割的70%农活实现机械化。1984年，朝鲜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实现了粮食自给并部分出口。当年的朝鲜工业经济同样获得飞速发展。朝鲜是苏联为首的经互会的观察员国家，与苏联东欧集团基本采取记账式的贸易。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朝鲜人均GDP、人口寿命、识字率大大提升。当时朝鲜的社会福利水平也比较高，1979年就已实行全面的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制度，实现对小学到大学的全体学生和幼儿园儿童免费供应外衣、内衣和鞋子等生活必需品。而且朝鲜社会的财富分配也大大平均化，不似韩国那样有巨大的贫富差距。一般认为，1979年的朝鲜已是一个准现代化国家。
同期，韩国的主要工农业产品指标终于与朝鲜相当，但由于韩国人口超过朝鲜一倍，加上韩国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实际上，在1979年，韩国在国家现代化方面远远赶不上朝鲜。
中苏曾强力援助
朝鲜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半岛实现停战后，朝鲜政府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决策，确定了农、轻、重以及军事工业发展的适当比例;相对和平稳定的世界及周边局势;来自国际社会的援助;自然灾害较少以及健全的农田基建设施等。当然，来自苏联东欧集团以及中国的援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根据中国解密的外交档案，在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了总值人民币72952万元的战争急需及人民生活必需物资。1958年至1963年，这个中国最困难的时段，中国以无息贷款方式为朝鲜承担了纺织厂、轴承厂、糖厂、热工仪表厂、继电器厂、电子管厂、无线电零件厂等29个成套项目。
1960年10月5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周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1962年，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并于1976年1月竣工，年输油能力400万吨。其间，中国援建了20万千瓦火电厂、平壤地铁等项目，而当时中国城市中除北京外都没有地铁。
苏联对朝鲜的援助规模也很大。据苏联方面的统计，到1960年4月，苏联对朝鲜的无偿援助为13亿卢布，此外还有36亿卢布的低息贷款。之后苏联还和朝鲜签订了技术援助协定以及苏朝长期贸易协定，帮助朝鲜建设钢厂、火电站、炼油厂等，输入装备、技术，提供贸易支持。
从“黄金发展”到“苦难行军”
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起，朝鲜经济开始出现衰退并逐渐恶化。主要原因是：国际政局动乱特别是苏东剧变，让朝鲜对外贸易严重受挫;国际援助锐减，朝鲜自身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军工发展迅速消耗了巨大的国民财富，不仅直接排挤了农业和轻工业，也排挤了民用生产资料的生产;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和农田基建因年久失修导致抵御灾害的能力减弱;扩大军备导致工农业劳动力短缺;由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封锁和经济制裁，朝鲜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朝鲜的国际政治合作空间日渐萎缩等等。
90年代后，随着贸易环境日益恶化，朝鲜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少，原料、燃料和原油的进口锐减，从而导致冶金、煤炭、电力生产大幅度下降，整个工业生产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由于原料、燃料、电力严重不足，大多数大中型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企业设备运转率仅达到30%。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不再同朝鲜搞易货贸易，要求朝鲜支付硬通货来购买俄罗斯的产品。俄罗斯不再提供化肥，朝鲜的粮食产量激减，燃油不足迫使机械化的农场重新回归手工劳动。此外，连年天灾，朝鲜经济陷入衰退，进入“苦难行军时期”。朝鲜经济以来自中国的援助为主要支撑，以原油和粮食的需求为例，从1991年开始，中国取代苏联，成为对朝原油供应的唯一支柱，每年向朝输送约50万吨石油，占朝鲜进口石油总量的80%。2005年，中国援朝粮食达53.1万吨，占当年国际对朝粮援的92%。
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表明，就朝鲜自然资源、国民素质、科技水平和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现强国之梦的，如果经济发展战略正确，政策得体，并将经济发展体系融入国际社会，恢复往日辉煌成为名副其实的“强盛大国”并非妄言。也许朝鲜会把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作为榜样，那时经济极端困难、国际环境极度孤立的中国强调自力更生精神，在压缩民生空间的情况下开发原子弹，最终走出困境。
但历史不能作简单的类比，朝鲜的现状与当年的中国完全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在“自力更生”的国策面前，美国的“封锁”无论如何也挡不住中国的发展壮大。朝鲜则不同，国土小，人口少，自然环境恶劣，缺少耕地良田，粮食很难自给，虽有矿产资源，若失去国际交换市场，国家经济将难以为继。60年代冷战时期促使各大国开发核武器自保与现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也完全不同，现在开发核武器破坏稳定局面在国际社会无疑是不得人心。
朝鲜是在战后重建时期得到外援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按照苏联的计算，截至1960年4月1日，朝鲜得到的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无偿援助共55亿卢布，其中苏联13亿，中国9亿。此外，苏联还提供了36亿卢布的低息贷款，中国也提供了三笔无息贷款。根据韩国的统计资料，从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总计20.43亿美元，1950-1960年提供的就有16.53亿美元，其中无偿援助16.38亿美元(含3.4亿免于偿还的贷款等)。在此期援助的金额中，苏联占43.14%，中国占30.75%。应该说，没有外援就不会有朝鲜如此迅速的战后重建，特别是在初期，外援起了决定性作用。
相比而言，苏联对朝鲜的援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要胜于中国，不过就“尽其所能”来说，中国的援助力度应该是最大的。在朝鲜重建时期，中国提供援助是在自己最需要援助的时候。中国的援助，一方面刺激苏联给予援助，另一方面使得朝鲜的需求层层加码。感激和回报是暂时的，烦恼和困苦却是经常的，说来就来。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对朝鲜援助的结果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