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键词:浪漫主义; 拜伦; 拜伦式英雄; 精神实质
拜伦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时期的一位伟大的诗人,是欧洲民主派诗人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对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志士和民族解放的志士都起过积极的影响。“拜伦式英雄”是拜伦在其《东方叙事诗》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物形象,如《海盗》中的康拉德、《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中的恰尔德、《曼弗雷德》中的曼弗雷德等。由于这些人物鲜明地表现了拜伦的性格特征,文学史上称之为“拜伦式英雄”。这些形象的共同特征都是勇敢倔强、对现实强烈不满,蔑视“文明”社会的宗教和道德,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与罪恶的社会势不两立。同时他们又脱离群众,忧郁、孤独、高傲,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特征和浓厚的悲观绝望情绪。“拜伦式英雄”是19世纪初欧洲处于“神圣同盟”黑暗统治之下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他们对个性解放和自由幸福的追求也正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体现。
一、19世纪浪漫主义和积极派浪漫主义诗人拜伦
“浪漫主义”是指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流行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潮,这种思潮主要是在文学创作中以幻想、夸张、离奇的情节来表达“非资本主义”生活的理想化,表达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与抗议。
浪漫主义产生的背景就是这一时期法国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这一时期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它不但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而且震撼了整个欧洲,推动了欧洲民主、民族斗争。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遭到了国内外封建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因而革命后的法国经历了一场革命与******、复辟与反复辟、侵略与反侵略的长期斗争。拿破仑失败以后,俄、普、奥王国结成“神圣同盟”,充当欧洲宪兵,扑灭欧洲人民的革命运动,加深了各种矛盾,促使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国相继爆发了人民革命运动。在这一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高潮中,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的工人自发性罢工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欧洲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潮,就处于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中。
浪漫主义与这一时期流行的法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也有关系。法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都夸大主观作用,歌颂宗教,宣扬神秘主义,这就为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和个人主义倾向提供了思想指导。同时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企图以个人的空想计划代替社会阶级斗争,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种思想也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精神营养。
作为欧洲文学对法国革命和启蒙思想的反映,浪漫主义分为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两派(高尔基语)。消极浪漫主义反映贵族阶级对法国革命和启蒙思想的敌视态度,代表封建没落贵族的政治愿望和思想情绪。这派的作家把理想面向过去,因对现实不满,故提出“回到中世纪”的口号,美化中世纪,鼓吹逃避现实,脱离斗争,宣扬神秘主义,歌颂忍耐和驯服,企图开历史的倒车。积极浪漫主义反映资产阶级民主倾向,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它往往与民主运动与民族解放斗争结合一起。这派作家敢于正视现实,渴望斗争,崇尚自由解放精神,他们批判封建社会的黑暗,也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他们将理想寄于未来,只不过他们的理想是朦胧的空想的而已。
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是英国19世纪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是积极派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他毕生为民主自由而战,他的诗篇洋溢着强烈的民主理想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激情,是西方文学史上用生命去殉从理想的著名代表。
拜伦出生在伦敦破落贵族家庭,天生跛脚,常常受人欺负,因此他从小养成忧郁、孤独、反抗的性格。他中学开始写诗,在处女作《闲暇时刻》中(1807),开始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大学毕业后,拜伦出国到欧洲旅行两年,回国后根据旅游日记写作了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该诗作出版,风靡全英。拜伦曾说:“一夜醒来,发现自己成了名人。”在这部作品中,拜伦描写了一个叛逆的贵族青年——恰尔德·哈罗德由于厌倦了英国上流社会空虚的生活而到国外旅行的见闻和感受。长诗主要是浪漫主义抒情,感情热烈奔放,有些章节直接抒发了诗人对哲学、政治、艺术的见解,概括了拜伦对当时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身体验和深刻批判,内涵了“世纪悲哀”的思想,是一部深沉而忧郁的伟大的长诗。全诗共4章,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哈罗德旅途所见的异域风光,抒发了反对暴政、渴望自由的思想,诗人在恰尔德·哈罗德的形象里,反映了自己生活与性格的某些特点:高傲孤独,放荡不羁,对上流社会的憎恶与鄙视等。因而哈罗德被认为是“拜伦式英雄”的雏型。1812年,拜伦在上议院发表演说,反对把罢工和捣毁机器的工人处以死刑的法案,为暴动工人辩护,从此被英国政府所不容。1815年,他与贵族小姐安娜贝拉结婚,但两人由于志趣不合,一年后分居,拜伦因此受到社会舆论攻击,愤然离开祖国,从此终生侨居国外。1813-1816年抑郁期间,拜伦创作了《异教徒》、《阿比道斯的新娘》、《海盗》等六篇以东方和南欧为背景的故事诗(统称《东方叙事诗》)。这些诗篇取材异域,描绘叛逆英雄,富于传奇色彩,并以狂放的抒情表达对现存社会的强烈否定,突出地体现拜伦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诗歌风格。诗中的主人公因此被称为“拜伦式英雄”。离开英国后,拜伦先居住瑞士,这期间创作的《锡庸的囚徒》(1816)、《路德派之砍》(1816)等诗,表明诗人确立了为自由而斗争的思想。诗剧《曼弗雷德》(1817)是诗人个人主义叛逆精神的代表作。主人公曼弗雷德是一个清高自负的厌世者,他怀疑一切,诅咒世界,痛苦之余企求“忘却”一切,最后在孤独中死亡。诗中个人反抗的基调和“世纪悲哀”的主题典型地反映了诗人当时抗争、愤懑、失望交织的复杂情绪。1817年,拜伦迁居意大利,参加了烧炭党人反对奥地利统治的爱国活动。旅意期间是拜伦创作高峰期。他完成了《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创作了诗剧《该隐》、讽刺诗《审判的幻景》(1822)《青铜世纪》、长诗《唐璜》等一批杰作。烧炭党起义失败后,拜伦渴望新的斗争,于1823年7月离开意大利,参加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奴役的民族解放战争。他亲任一支部队的司令,筹策军机,日夜操劳,不幸染了寒热病, 1824年4月逝世。希腊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拜伦是一个有强烈民主精神和鲜明个性的诗人。他痛恨丑恶现实,高扬独立与叛逆,政治上是统治者的反对派,思想上对一切社会罪恶作无情批判和嘲讽。由于斗争环境艰难险恶,他常充满忧郁和孤愤。同时,他热烈追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无私地献身于被奴役民族的解放事业。他的创作充分体现了他的民主精神。拜伦反对湖畔诗人把诗歌引入返古、自省的狭小天地,拜伦诗歌洋溢着反对专制暴政、追求民主自由的激情。他极力塑造反抗现存社会的叛逆者。其中有富于个人主义叛逆性的“拜伦式英雄”,也有普罗米修斯、该隐等为人类而斗争的民主斗士。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也推他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之首。
二、拜伦式英雄的精神特征和精神实质
文学史上著名的“拜伦式英雄”是拜伦塑造的一系列叛逆者形象。主要有异教徒(《异教徒》)、康拉德(《海盗》)、莱拉(《莱拉》)、阿尔普(《柯林斯的围攻》)、曼弗雷德(《曼弗雷德》)。拜伦式英雄是愤世嫉俗的社会叛逆,高傲、顽强,反对一切社会制度,渴望充分的个人自由,他们都是侠骨柔情的硬汉,不论是海盗还是异教徒、被放逐者,个个热情勇敢、意志坚强、骄傲孤独,心怀人间悲哀而不惜同命运抗争。因此,这些叙事诗又叫做“叛逆者叙事诗”。拜伦生活在欧洲自由的黄昏,这些叛逆的英雄们因此获得了政治自由革命的深刻意义。但他们脱离群众,异常孤立,往往落个失败或悲观绝望的结局。总体说来,拜伦式英雄具有如下的精神特征:蔑视文明社会的宗教和道德,挺身反对上流社会,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以非凡的方式追求爱情和自由,有不可遏止的意志和无穷的精力;傲视一切,脱离社会,脱离群众,性情忧郁,带有一定的悲观主义情绪。斗争没有明确的目标,以无政府的方式进行抗争,都以失败的悲剧告终。
拜伦式英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叛逆”。他们的叛逆不仅仅是针对于具体的权威与暴政,而且还会指向社会准则与习俗,最终,这种叛逆还会上升为对抽象的命运的叛逆。而对于命运的叛逆又常常被具体化为或是投射到现存的权威与暴政的反抗之中。例如,哈罗德以远游的方式叛离社会;曼弗雷德以死亡向人类的宿命发起挑战;该隐则激烈地叛逆意识形态的权威——上帝。
同时,与古典文学中的英雄不同,拜伦式英雄带有某种非英雄性,如拜伦式英雄身上的忧郁、傲慢,自我同一性;例如,《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中有着这样的诗句:(哈罗德)“时常在他狂欢无度的时候,奇特的痛苦会突然使他蹙紧眉间,似乎是记起了不共戴天的夙仇,又仿佛心底潜藏着失恋的哀怨。”[1](P62)应该说,拜伦式英雄的叛逆是高度个人性的,他以自身的个性与情感去挑战一切。如哈罗德独自叛离资产阶级社会;曼弗雷德独自背负起所有自身和人类的罪孽,并独自以毁灭来抗拒命运。他们表现出拜伦式英雄的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形象。他们的孤独是不可避免的,是自我放逐的一种必然结果。拜伦在东方叙事诗中,以浓郁的抒情基调、强烈的主观性、主人公的非凡品质、感情的夸张、异国情调、驰骋的想象力等特征获得了自己的独特的创作风格。他的诗叙事并不遵循情节的自然顺序,而是选择最鲜明的情节,从命运的关键处切入,以爆炸性的方式展开;形象塑造上也一再赋予主人公以自己的特性,让主人公在走入极端的情感和意图中显示孤傲叛逆的性格。
拜伦式英雄具有深刻的悲剧性,悲剧的含义是某种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拜伦式英雄悲剧性在于其理想主义的努力的失败,他们往往怀着满腔热情,夸父逐日般地奔向永恒的理想,但最终还是不免会失败,甚至毁灭个体生命。他们悲剧的根源仍在于其个体性。个体性意味着有限性,他们试图以有限的个体去穷尽宇宙的奥秘,摆脱自身乃至人类的悲剧性处境,并达到自由和完整的境界,这本身就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按基督教的教义去解释,这是一种原罪——傲慢。恰尔德·哈罗德等形象表现的万念俱灰、悲观绝望的情绪,正是拜伦同样情绪的体现;而曼弗罗德至死不向天国妥协,最后孤独死去的描写,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世界悲哀”的哲学,可以说是拜伦对所谓理想世界绝望心情的反映。《曼弗雷德》的写作受到了歌德《浮士德》的启示。像浮士德一样,曼弗雷德对科学知识失去信心,同时非常不满现实;他又不同于浮士德,他摒弃宗教,拒绝跟魔鬼订约。他不管任何外在的黑暗力量的威胁,绝对依靠自我,决不放弃尊严、自由和意志,在无止境的失望和深深的罪疚痛苦中,他否认一切现存世界秩序而只求遗忘和死亡。《曼弗雷德》表达了拜伦“世纪悲哀”的哲学,主人公曼弗雷德则成为“拜伦式英雄”最成熟的形象。当然,拜伦也承认人的本质的内涵是自由。但是他凭借自己的聪明已经领悟到,在他所生活的制度里,人的自由本质是不可能实现的,所谓“理想的世界”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以消灭人的自由为代价的。拜伦在作品中表现出的绝望与悲哀,与其说是他的消极,还不如说是他的深刻。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事实,愈来愈证明拜伦预感的正确。拜伦式英雄的无一例外的悲剧性结局从某些方面来说正是他们的勇气、真诚与责任感的一种表现,折射出人类的激情与理性。
“诗如其人”。拜伦的诗歌一定程度地反映着他的性格心理特征。崇尚自由、反抗一切形式的压迫,是拜伦思想的突出特征。自由思想在诗人身上是一种有血有肉的东西,它有时是一种愤怒的情绪,有时是反抗的力量,有时是热爱的感情,有时则是思考的品性。在同欧洲的基督教正统教义、伪善道德、封建贵族制度、君主政体和一切形式的暴政的斗争中,它作为一种激动人心的感召力深深影响了被压迫民族的历史和未来。与这种思想紧密相连的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而且正是后者赋予了自由思想以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拜伦不止一次地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失望悲观和孤独高傲的天性。正是这种忽视人民的作用的思想,使拜伦创造了一系列“拜伦式的英雄”。这些主人公都与社会对立,是具有反抗性格的叛逆者,但大多数是个人反抗。他们高傲孤独,没有人民的支持,结局是悲惨的。毫无疑问,“拜伦式英雄”的实质是拜伦个人的写照,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升华。
拜伦式英雄产生于一个人类社会的转型期。18世纪末,新的生产方式的推进和新兴阶级的成长与固有的社会体制产生矛盾,并要求打破旧有体制的羁绊。另一方面,新型的生产关系要求一种对于个人潜能的充分释放。例如在经济领域中,出现了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旦摆脱了传统机制的束缚,他们便获得了敛财的空间和能力。个体经济和社会流动是他们的理想。在文化领域,艺术家摆脱了“恩主”的控制,并开始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创作,他们对独立的追求也反映在作品中。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文学中期待反叛的,强调个体解放的主人公是不难想象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动被导入了一种高度拘束的结构,它所有的活力都被投入到商品中,形成了一种惧怕本能、自发性、和懒散倾向的工作态度。”[2]在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中,人只能在分裂为孤立的、抽象的原子。因而,资本主义价值观在鼓动人的个性的同时,又在限制和瓦解着个性。在经济和工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人们也亲历了种种社会的腐败和不公正,以及资本主义上升过程中的残酷和非人性。因而,资本主义在鼓动和确认人的个性,强调平等、自由、博爱的同时,又在限制和扼杀着个性,否定着人的尊严。同时,旧有的封建机制对于人性的压制依然存在,这尤其体现在政治上。例如拜伦创作《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19世纪初期,欧洲就完全笼罩在法国大革命失败和神圣同盟纠合的压抑气氛中。
然而,人类的理想主义之火并没有熄灭。在社会和政治机制对于人性的扼杀与压制下,人依然在通过个体情感宣泄与寄托着对自由的渴望。在个体情感的世界中,人反抗和击碎着一切羁绊与障碍。哪怕他们是上帝,是命运,还是生命本身。即便是毁灭与逃避,也显示出一种出于对自身肯定的骄傲。这一切的化身就是拜伦式英雄。拜伦式英雄以个体的力量叛逆着一切,以理性的双眼傲视着一切,以理想的尺度衡量着一切。
因此,拜伦式英雄是一定社会机制的产物,产生于人类历史的转型期。在这样的时代,社会内在的矛盾,人的存在与社会环境的冲突都是最为突出的。然而,他的意义不止于此。拜伦式英雄体现了人对于世界的主动的回应和对自身的价值与尊严的维护。这正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含义所在。在拜伦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机制鼓动与肯定个性解放,但同时又压制和排斥个性。因而拜伦式英雄身上具有一种外向的、反叛特征的同时又是受到压抑的激情。不仅如此,他的探索都超越了时代本身。例如,曼弗雷德——这个最成熟的拜伦式英雄形象,孤独地与抽象的命运为敌,慨叹人类理性的悲剧。这体现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同情,在更深层次上体现着人的理性,具有永恒的文学价值。
三、拜伦式英雄的意义和局限
拜伦,高傲倔强,不满现实,要求反抗,具有叛逆的性格;拜伦,忧郁孤独、浪漫悲观,我行我素。他的个性体现在他的诗中,给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乃至欧洲社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冲击。他的拜伦式英雄作为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形象之一,影响深远,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
一方面,拜伦式英雄具有积极的革命作用。拜伦通过他们的斗争表现出对社会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在19世纪20年代,欧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开展,拜伦式英雄起到了揭露反动统治者,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的积极作用。拜伦式英雄的形象在欧洲青年中得到广泛传播。这类人物形象相继出现于拜伦笔下,这对于当时英国的封建秩序和资产阶级市侩社会进行的猛烈冲击,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另一方面,拜伦式英雄是个人与社会对立的产物,也是作者思想的特点和弱点的艺术反映。他们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悲观厌世情绪等等思想和性格上矛盾性,往往会给读者带来消极的作用。俄国的文艺批评家另林斯基和诗人普希金都曾指出“拜伦式英雄”的思想弱点及其危害性。
拜伦式英雄代表着时代的精神,是资本主义兴起,资产阶级革命,浪漫主义思潮等共同作用的产物。他反映了19世纪初期英国和欧洲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理,对社会的失望情绪和对现实的反抗精神。拜伦式英雄同时又是拜伦个人思想和生活的写照,表现出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特征。一方面,他是个人主义者,强调个人性;另一方面,他是英雄,敢于以个体的力量来对抗环境与时代。拜伦式英雄是文学作品中的“统辖性人物,即同时代人寄予崇拜与同情的范型。”[3]拜伦式英雄的价值永远值得后人们重视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