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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上午，邀请了杨杰之子杨春江和杨杰在德清简师的同学俞泽民、钟伟今、徐克政和王绍培，座谈再版《杨杰诗文钩沉》。座谈会上，大家谈起这位钟管才俊，唏嘘不已。
杨杰（1926-1969），钟管审塘村人。1948年简师毕业后，经亲戚介绍，到台湾新竹土地银行工作。后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向往大陆“新社会”，于1950年3月经舟山潜回上海。先后在嘉兴农校和东北财经学校求学，毕业后分配在沈阳人民银行。
中共建政后，通过“剿匪”、“镇反”等专政手段稳固的政权，然后整肃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天真烂漫的杨杰基本都是运动的对象。直至1961年，全国精简下放干部运动，杨杰夫妇首当其冲，发配回钟管审塘原籍务农。
文革中，杨杰又惨遭迫害，被关押93天后，悬梁自尽。1987年，沈阳方面才给杨杰平反。
1999年，杨春江儿子杨斌参军成为驻港部队一员，引起当时的《莫干山报》记者的关注，李颖颖一篇《走过严冬，迈进灿烂的日子》一文，披露了杨杰的多舛命运。也引起了他简师同学的关注。而当时，杨春江发现了杨杰留存下来了一包手稿。在同学的帮助下，克服种种困难，终于编印了《杨杰诗文钩沉》一书，时任德清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顺章题写书名。
去年，我去杭州看望俞泽民老先生，俞老提到他的同学杨杰的冤死，把他转讨过来的《杨杰诗文钩沉》一书送给了图书馆。也许是出于读书人的本能，我对上辈头的苦难特别敏感。杨杰，像一个巨大的问号，吸引了我。
二杨杰对“旧社会”丑恶现象的忧愤出自什么情结？杨杰为什么要回到大陆？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答案，就是杨杰是有文化、有理想、有激情的进步青年，而当时席卷中国的共产革命给了他实现解决旧社会丑恶现象的理想。
现在看来，中国因在二次大战中与美英同盟国携手抗击法西斯，并取得胜利，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国际地位，与美英苏法一道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国民经济也在逐步恢复，但国民党迅速走向腐败，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特别在基层在农村，官僚贪腐欺压百姓更想比比皆是。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具有民主信念的杨杰当然十分不满甚至愤慨。这是杨杰的基本政治态度，和当时极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
1948年春，杨杰从德清简师毕业后，到新市仙潭小学教书，不久即由亲戚介绍，去台湾新竹土地银行工作。业余时间也写文章，念家乡，批丑恶，文字间流露出对社会腐败、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不满。这些文章在当地报刊发表后，即引起国民党情治机关的注意。杨杰下定决心返回大陆。
1950年1月，他应聘舟山的一个差事，离开台湾。后在当地人的帮助下，潜回上海。飞蛾扑火般的融身到中共建政初期火热的生活。回乡后，杨杰考上初创的嘉兴农校，第二年，又考上东北财经专科学校，来到了沈阳。
当时，大陆尽管政治运动频频，但终究未能解决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贪污腐败、铺张浪费等开始大量出现，书生意气的杨杰当然也看不惯，他要揭露要鞭挞。1957年，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袭来，试图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统统扣上“右派”，打入另册。杨杰也不例外，1958年至1961年，对他的迫害逐年升级，直至“精简”回原籍务农。
此时，杨杰已经是两儿子的父亲，妻子梁成林是沈阳富家子女。小梁不顾娘家断绝关系的威胁，毅然“自动离职”，飞蛾扑火般地跟随杨杰来到了钟管审塘农村。
政治运动只对最高权力负责，从来不会对人的生命负责，更不会对一个人的爱情、婚姻负责。对此杨杰并不以为然，他给好友钟伟今的信中说，自己是“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农业，还乡务农”尽管遭受厄运，但杨杰从未对何种运动产生怀疑或者困惑。杨杰还是随遇而安的，在钟管务农的日子里，埋头农业生产。1964年在修建德清芮家坞水库劳动中，获得了一张奖状。
《杨杰诗文钩沉》收录杨杰最后的文字是写于1957年4月的《探亲日记》。对故乡、对大跃进、对合作化他是真诚信服的，他写道，“农业合作社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雏形。从此我虽远离家乡，尽管心里有对双亲的系念，由于有了集体的照顾，也可以放心许多了。”1958年，对麻城亩产三万斤的“喜讯”，杨杰还赋诗《浪淘沙•贺麻城水稻丰收》。
其实，合作化运动，受到农民的消极抵制，在德清，当时的耕牛、生猪存栏数都大幅下降，生产力破坏严重，社员消极怠工，杨杰在家乡多日，不知是被表面的风光所蒙蔽，还是被空想的理论所迷惑，并没有发出自己的见识。
如果能有自己的见识，杨杰的痛苦程度可能会减轻些，因为会有所预测有所思想准备。而过而立之年的杨杰还是全身心地融合到社会的主流中，这场厄运肯定是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
1966年，一场“文革”浩劫又席卷大陆。已经在社会最底层被生活折磨得不成人形的杨杰又一次遭受残酷迫害。这回是家乡人，罪名是“台湾特务”。在那场人性扭曲、常识颠倒的邪恶时空里，没有人相信一个“右派”会追求新生活会向往新社会。1968年底，杨杰被钟管公社“专政小组”关进公社机电站，严刑拷打，强制交代罪行。1969年1月9日，杨父去机电站探望杨杰，带回来杨杰的一张纸条给小梁，小梁看后泣不成声，除了烧掉纸条外，无能为力。当天晚上，专政小组的人便来告知“杨杰畏罪自杀。”至此，杨杰已被专政小组非法拘禁93天。
三杨杰去东北，在东北给划为“右派”，杨杰念家乡，却在家乡命丧黄泉，那些悱恻的乡情与念想最终未能抵御住政治运动的残暴与野蛮。从追求进步始到在“大革命”中受尽磨难，也许杨杰至死都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
无疑，青年杨杰身处一个充满各种问题的缺陷社会，已受民主教育的杨杰理所当然地不接受不容忍这些问题。而那边，以建造无缺陷的人类社会为目标的共产革命，以其崇高的理想完美的愿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开展改变中国政治结构的革命，是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这样的政治信念，构成了那一代人的生命底色，有着如此色彩的杨杰当然无法栖身于台湾这样的“狼窝”，他要享受解放区明朗的天。可杨杰不知道的是革命就是以人性服从权力，而权力一旦离开了人性的支撑，权力便开始吞噬人性，革命最终吃掉了自己的孩子。
从杨杰的诗文来看，那时代的人是民主意识有余而自由意识不足。自由就是以人的生命、权利至上，个人的自由决不是实现某个理想目标的工具，而是倒过来，理想目标的目的是服务于人的自由，政府是公民度让了部分权利后，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宪政就是公民免受政府权侵的保护伞。实践证明，自由社会的公民素质远高于专制社会的百姓素质，证明公民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能承担自由之责任。
当今，我们也处于一个缺陷百出的社会，贪污腐败、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有两种基本思潮，一是重拾“文化大革命”的暴力做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再是推进社会转型，落实宪政，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公共权力。有杨杰在前，谁也不能以某个崇高的理由来践踏人权，因为只要人权被践踏，无论是践踏者还是被践踏者都将不得好死。
1948年，在和杨杰差不多时候到台湾的还有一位羸弱的女性，叫齐邦媛。齐到台中教书。她是少有的革命消极者，对大学里进步同学的活动她保持距离，只顾读书。在台湾，她积极参与台湾建设，最近出版长篇回忆录《巨流河》，成为享誉全球的的华语作家。
阅往事，识今朝。我们今天怀念杨杰，并不仅是解读这位德清老乡钟管才俊的青春理想和激扬文字，而是通过与杨杰那一代人沟通，读懂那个黑云压城的时代，从中汲取精神资源，来辨识现在，探寻出更仁慈更符合人性的道路，不然，杨杰悲剧的阴魂总会跟在我们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