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东单牌楼”与“克林德碑”
东单出名，皆因与西单一样，在明代都建有一个单牌楼，东边简称“东单”，西边简称为“西单”。往北隆福寺口有四座牌楼，就有了“东四”这个地名。阜成门内柴市口也有四座牌楼，就叫“西四”。北京人简化地名称谓就这么简单。
东单、西单、东四、西四是北京内城的四个中心点，也可以叫交通枢纽，因此这四个地方也是北京城的四个商业中心，附近居民都到次购物。
西单商业街最有名，可以说600年长盛不衰，特别自清代起，就更兴旺了。明清北京城正阳门内是皇城，平民不能通行。从广安门进京的官员和到贡院考试的举人，都从宣武门进城。清代把汉人撵出外城居住后，像曾国藩、李鸿藻、李鸿章这样的一品大员也都住在外城，平常进宣武门走西单到太和殿“上班”。清代的衙门都设在长安街办公，采购东西一般都到宣武门内大街至西单一带，促进了西单商业街买卖的门类成熟。
相比之下，从崇文门进城的大都是小商小贩，所以东单地区的商业多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关，发展到近代也没多少名牌“老字号”。
1900年东交民巷成为外国使馆区后，名不见经传的王府井大街逐渐发展成为专门与外国人做大买卖的商业街。到了30年代，王府井商业街已发展成熟，成为北京城四大商业街之首，还有大栅栏、西单和地安门。
东单商业街一直以小商店为主。上世纪九十年代王府井大街升级改造，定名为“王府井金街”，东城区政府干脆把东单北大街至东四一段称“银街”，但银街买卖还如从前是小门脸商业。随着旧城改造，老北京人大部分都迁出了北京内城，东单“银街”的买卖也越来越难做了，三天两头换招牌。
东单牌楼之所以有名，皆因1903年还修建了一座宏伟的石牌坊，叫“克林德牌坊”。下图是从东单牌坊往北看“克林德牌坊”的老照片，街两边是100年前东单北大街的商业建筑，拍摄时间大约在1908年以后，那时北京有个巡警的木岗楼。第二张照片是1919年德国战败后，北京市民拆“克林德牌坊”的照片。
有关东单牌楼和“克林德牌坊”的介绍文章很多，笔者在这里就不再累述了。
中国有句俗语：“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指的就是“克林德牌坊”。当时北京人把丧权辱国的克林德碑称为“婊子牌坊”。还里面另有原因。
旧北京“名妓”赛金花16岁随大清国驻德国公使的丈夫洪钧出使德国，在德国时认识克林德夫人。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统帅瓦德西把已成为京城名妓的赛金花接进中南海仪銮殿同住。负责与瓦德西谈判的庆亲王和李鸿章托宫女转告赛金花，劝瓦德西少杀人、撤出紫禁城，慈禧什么条件都能答应。瓦德西还真照办了。但对克林德之死还是不依不饶。外国人不懂中国人立牌坊的意义，而赛金花懂得中国人死后莫过于立个牌坊的光荣。赛金花就竭力鼓动克林德夫人，要求皇上亲自给克林德立个最大的牌坊，上面再刻上皇上为克林德赔罪的话，那不就万古流芳了吗？经赛金花的鼓动，克林德夫人同意了，瓦德西也没意见。于是就把立碑的事儿写进了《辛丑条约》的第一条。随后八国联军就撤出了中国。所以，当时社会上还一种说法，赛金花保护了紫禁城和北京城。北平亚东新闻社社长顾仪民在采访过家住天桥居人里的晚年赛金花之后，在北平报纸上曾撰文报道过这件事。而更多的人则认同“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的说法。
“东大地”与“东单机场”
清初，清太祖第七子阿巴泰的府邸在东单的西南角，大门在台基厂头条，后墙在东长安街上，南面是梁公府，东面还有民居。
下图是五十年年代末东单至王府井之间路段的照片，西边是刚刚竣工使用的煤炭部大楼，东边是外贸部大楼。照片中间一片平房现在还在，1955年批给劳动部建大楼，由于钱不够等了两年等到1959年全国工程“大下马”，也就拉吹了。原址就是阿巴泰的府邸，后来成为奥地利兵营。
庚子年间，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教堂一个多月，阿巴泰府邸和梁公馆府邸财物被抢，建筑被火烧成一片废墟。《辛丑条约》签订后，这里成为外国使馆区，中国人都被赶了出去，王爷怎么着，大汉奸川岛芳子他爹照样搬到东四十四条去住了。
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把崇文门内大街西侧除了同仁医院以外的所有建筑全部拆光，成为一块空地，是八国联军军队操练、打马球的地方。老百姓把这里叫“东大地”。下图是1906年东单外国兵营练兵场的老照片。
日寇占领北平后，这里是日本军队的练兵场。日本鬼子投降后，急于回国的日本侨民在这块空地上，摆摊儿叫卖自己无法带回国的日用品、家具、和剩余战争用品，中国人也跑来设摊儿卖东西，逐渐就演变成“东大地集市”，天天游人和买卖东西的人不断，市场办得很红火。
下图是清末崇文门内大街照片。西侧围墙是东交民巷使馆区，北边空地就是东大地空场。最北头的平房是东长安街北侧的东单头条的平房。
1948年，美国军队和国民党大官逃离北平前，这里也有大量的美国军用品出售，价格极其便宜。笔者学生时代的一件皮外套穿了十几年，至今还在。它就是父辈在东大地花一块大洋从美军飞行员手里买的羊剪绒飞行服。
1948年年底，天坛内飞机场已在解放军炮火控制下，傅作义国民党军队为了逃跑的需要，把东大地的商户赶走，用苇席把东大地围起来，充当临时飞机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老北京人还把这里称为东单机场。当时还临时修建了一座机场在天坛，人称天坛机场。都是傅作义准备逃离北平时利用的交通工具。下图是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时，东单机场只留有二架教练机的图片。
1949年1月19日，《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签字，规定自1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休战前一天下午，傅作义召集“剿总”副参谋长以上官员及所属各兵团司令、军长开会，宣布和谈协议。居仁堂一片沉默，突然有人哭起来，是那种嚎啕痛哭，边哭边有人叫：“对不起领袖呀！对不起领袖呀！”就在当天，他们对不起的领袖宣布下野，回溪口老家了。
下野前，蒋介石致电傅作义，希望看在相处多年的份上，准许蒋派飞机接走中央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武器。1月23日清晨，中央军第19军军长李文等军师团以上军官200多人，在东单机场乘两架飞机，飞去南京。东单机场跑道很短，解放军打一炮他们就跑不了。但解放军没有打，因为傅作义的夫人和孩子还在重庆，放李文他们走也算一种交换。
1948年冬，中共发起了平津战役，原载绥远的华北剿共绥远总司令董其武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董其武在归绥从收音机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又惊又喜，既兴奋又不安，同时又令他感到疑惑：“绥远属傅作义起家的地方，为什么《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上对绥远只字未提？我已经追随傅将军21年了，难道他能不管我们吗？”他马上给北平傅作义处打电话，要求派飞机接他去北平。
1949年1月22日董其武的专机抵北平东单机场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傅作义说道：“你来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谈谈。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拼着三个‘死’下的决心。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谅解我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北平的中统、军统特务很多，他们随时可能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会打死我。我是拼着三个‘死’，决心走和平的道路。我也不是不能走，蒋介石先后派蒋纬国、郑介民、徐永昌等来平，劝我大军南撤。蒋纬国还带来蒋的亲笔信，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同时美国海军也派人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援，我当即表示：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办得了。”傅作义还语重心长地对董其武说，“现在时局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这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董其武其实早就明白了这些道理，他当即表示：“就是拼三个死、四个死，我也要追随您走和平之路。”傅作义赞许地说：“绥远问题，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做安排。”经过这次谈话，绥远的去向基本上定下来了，剩下的就是通过什么方式达到目的问题了。23日董其武一回到绥远，就暗中为起义做准备工作，终于实现了与“和平解放北平”方式不仅相同的“和平解放绥远”模式。
1949年1月23日李文等中央军高级将领逃离北平和1月22日董其武将军为和平解放绥远乘飞机到达北平，是东单临时机场最后起飞和降落的二架国民党飞机。
笔者母亲是随绥远教会医院院长搭乘董其武那架军用飞机飞抵达北平的，自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城。母亲曾告诉我，董其武把飞机后半部分的座椅都拆了，飞机上装了几十个大麻袋。军用飞机速度很慢，在云层里上下颠簸，母亲只好坐在地板上手搂着大麻袋，一摸就知道，里面装的都是“袁大头”。
董其武，1899年11月27日出生在山西省河津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9年入太原学步校。1924年参加国民军第二军，任第八混成旅二团排长、连长、营长、中校副官。1927年到武汉转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少校侦察队队长，先遣总队支队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秋，任傅作义部国民党陆军第38师89团参谋、中校团副，陆军第28师上校团长。“九一八”事变后，率部参加长城、绥远抗战，后任国民党陆军第68师218旅少将旅长，“七七”事变后任陆军第101师中将师长，1940年起任陆军第35军中将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46年后，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长官。
天津、北平解放后，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主张，1949年9月率绥远省十几万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第23兵团司令员，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兵团司令员，率领23兵团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了三年，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是唯一一位授上将军衔的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1989年3月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东单公园”与“东单体育场”
解放后，50年代初，因为东大地集市货摊混乱，人来人往，杂乱无章，有碍市容，北京市人民政府将这里的商贩约500户，都迁到隆福寺市场去经营。后来，政府把东大地建设成东单公园和东单体育场两部分。
“东单公园”位于大华路4号，是个免费开放的地区级花园，占地面积4.75万平方米。这里原为元大都的南郊，明初城墙南移，围入城内。1901年签定《辛丑条约》后，划入使馆区，成为外国驻军的练兵场。
东单公园北部是用1969年用挖防空洞积土而成的一座土山，山上树木茂密，建有一座六角重檐琉璃瓦亭。南部建有水池、水榭和儿童游戏场，东部有假山、广场，西部有游廊、山洞。东单公园始建于1955年，是一座开放式公园，园内植树8000多株，栽花，铺草，环境清新，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东单公园是北京二环路内最早建设人工绿地，地处繁华闹市，对周围环境的美化起了很大作用。东单公园现在已成为公众休息游乐的好去处。东单公园“晨练”是这里的一大景致。
说起东单公园，1946年12月24日圣诞夜八时左右，这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北京大学先修班十八岁的女生沈崇离开八面槽她表姊的家，准备到平安影院看电影，走到僻静之处，突然被两个美国兵架住。这两个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伍长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他们把沈崇架到东单牌楼南侧的东单广场，大概即现今东单公园所在地。就在那里，沈崇遭到非礼。沈崇拚命抗争，大声呼救，路过此地的工人孟昭杰发现后，两次救助未成，便报警求助，才将皮尔逊等带到警察局。这就是抗战胜利后著名的“沈崇事件”。由这事件引起全国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更激起国共之间的激烈斗争。当时北京大学训导长陈雪屏在校内宣称：“该学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们何必如此铺张？”也有人说沈崇是延安派来的特务。后来查明，沈崇不是无名之辈，而是清朝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后代，父亲时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处长。她本是胡适推荐入北京大学的。这才使得人们无话可说。由沈崇事件引起的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可以说是国民党政府当年在大陆全面溃败的一个重要契机。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因而称1947年是中国历史上的“转折年代”。
50年代中、后期，那时我还小，每年暑期，东单体育场都有二三个月搭有高高尖顶的帆布大棚，有杂技团或马戏团在这里演出，很受东单地区孩子们的欢迎。记得一场演出也就一个多小时，大人票价五毛，可以免费带一米以下一个小孩，带二个孩子要再一张票。演出结束孩子们恋恋不舍地走出演出大帐篷时，观看下场演出的观众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东单体育场经常立起一个高高的“大木桶”，表演飞车技，因为带有危险性，总有大人们登木梯到“大木桶”顶上的观众席，看皮德福飞车队的表演。
皮德福，1914年出生在北京南池子菖蒲河畔银丝胡同，13岁学车技。193年参加中国飞车旅行团。后随中国飞车团赴东南亚一带演出。后来又发展到驾两轮摩托车，还能双手撒把，脱穿衣服，最后创造出“飞车射箭”——木桶中央立一标杆，上悬箭靶。皮德福力挽雕弓。连发三箭，箭箭中的，引得叫好声雷动。他调教女儿皮少兰，又招个女徒弟，把绝技传给她们，组成了驰名中外的“皮德福飞车走壁团”。1947年回国，自组的飞车走壁团，走遍全国演出。1954年后任中国杂技团演员、飞车走壁队队长、艺委会副主任。在国内首创杂技节目《飞车走壁》，创作演出了《摩托车波浪式大撒手》等节目。十几块6米多高的大木板被拼接成一个直径4米的圆筒,一个身高不足1.7米的中年男子骑着自行车顺着木桶内壁上下翻飞。他的双脱手和大波浪式俯冲,引来观众连连的喝彩与掌声。骑车的男子相貌平平,一对大得出奇的扇风耳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人就是飞车演员皮德福。从解放前到新中国成立后飞车风靡全国的十几年间,没有一个飞车演员超越过他。直到60年代中期，飞车表演作为危险演出被叫停，皮得福走过了他人生最风光的20年。1975年，皮德福在北京去世。
如今的东单体育中心和东单公园一带在1957年以前都被称作“东大地”。当时的“东大地”没有任何体育设施可言，只是一块空地，甚至可以称为“破地”：满地是石子、黄沙，一跑起来就黄土漫天，刮起风来更是飞沙走石，条件十分艰苦。但就是这么一块“破地”却成了老北京体育爱好者的天堂。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在“东大地”上进行各种体育锻炼，而其中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就是足球。
50年代初期，在“东大地”踢足球是一件颇为时髦的事情。当时的“东大地”不仅踢球的人多，而且还出现了几支由足球爱好者们自发组织的业余球队。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批人中还涌现出了不少老一辈的足球名人，如金志扬、史万春、孙洪年、梁振声等。因此，“东大地”也可以说是北京专业足球的发源地。
群众的运动热情渐渐引起了北京市领导的注意。1957年，北京市体委考虑到群众的需要，计划在“东大地”修建东单体育场。当时的东单体育场包括一块不标准的小足球场，足球场北边的2块篮球场和二三十间供办公用的平房。以前的黄土地面也没有得到修整，打起球来依然沙土飞扬。那时候人们踢球之前都得先打扫卫生，先把黄沙扫干净，再洒上水，不然踢起球来都看不见人。工程图纸都设计出来了，赶上1959年困难时期开始了，原计划建设的“东单体育场”也就告吹了，再后也没人理这回子事了，全搞政治运动了。
五十年代的东单体育场，虽说只是一片三合土场地，却是北京户外健身的中心，每天到这里打篮球踢足球跑步习武的人比比皆是，即便是1959年工人体育场建成后，这里的人气仍然最旺，经常来这里锻炼的人都知道，除了健身之外，这里还是以球会友，争强斗狠，百姓造民间体育明星的场所。这里不象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任何人任何团队，只要在球场上身怀绝技，所向披靡，都会得到大家的赏识，获得对手的尊重。
每到星期日的上午，东单体育场会有两场足球比赛。足球比赛不希罕，希罕的是参加比赛的球队。去踢过球的有协和医院球队、中国戏校球队、北京饭店球队、一机床厂球队、通用机械厂球队、二七厂球队、南口机械厂球队，在当时都是踢得不错的名队。象北京饭店队的教练是史万春，大名鼎鼎的教练。戏校的队员都是梨园名角，踢高兴了，戏校队的就在场上翻跟斗，打旋脚，惹得场内场外一片笑声。协和医院球队全是由医生、教授组成，别看平时一个个文质彬彬，踢起球来也凶猛异常。机床厂队有一个叫肥子的前锋，踢得好，场场进球。每次他都是背对球门，用大腿把球停住，不等球落地，转身就射，有时守门员都没反应过来球就进了。另一个较引人注目的是天堂河足球队，一水的留场人员组成，个个人高马大，踢法简练，动作粗鲁。最好笑的是这个队的中后卫，后来俗称“清道夫”。此人大高个，有点歪脖，走道一晃一晃的有点江湖劲儿。来了球不管三七二十一迎面一脚，踢出去就得。个大劲足，把球踢的又高又远，挺牛的。有一次踢呲了，铆足了劲一脚没踢着，全场一片嘘声，闹了个大红脸，再往后踢就不那么张狂了。
到了文革初期，国家足球队也到东单体育场练球。去的队员有：年维泗、王后军、徐根宝、戚务生、胡之刚、桑廷良、陈家根、张中威、高丰文、金正民……国家队的成员几乎都去了，单单缺了一个胡登辉。胡登辉在当时是中国第一前锋，脚头硬，射门狠，文革刚开始就被迫害致死。当国家队去的时候，东单体育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简陋的体育设施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实际的需求，于是在1963年，北京市委决定对东单体育场进行改建。改建后的东单体育场新建了1块足球场和两块排球场，并将原来的足球场扩大，而且还在四周增加了300米的田径跑道。这样，东单体育场就成了“多功能”的健身场所。白天，体育场免费向群众开放，等到下午四五点，业余体校的孩子们放学之后，体育场就成了业余体校的训练基地。当时的东城区业余体校也初具规模，足球班、篮球班、田径班的学员都不少，足球国脚李辉、前国家女足教练商瑞华、篮球国手张卫平、梁馨等都曾在此训练。
东城区业余体校在1958年成立，东单体育场也就成了业余体校的训练基地，像2004年的奥运冠军张怡宁和滕海滨，就曾经在这里学习过，后来才被什刹海体校挑选走的。既要接待前来健身的普通群众，又要为业余体校训练提供场所，东单体育场的人气就更旺了。
解放后的四十年，东单体育场一直是免费向东城区中小学校开放，四周不设围栏，稍不注意，蓝球能咕嚨到长安街上，附近中小学校每年的春季运动会都在这里举行。
下图照片拍摄于1980年，东单体育场正在举行全民健身武术表演赛，北边东长安街已经已经竖起来大型广告牌，西边是对外贸易部的二栋“老苏楼”，背景是北京饭店东楼。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场地有限，前来锻炼的人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场地。打篮球的人太多，而球场就那么两块，所以在那时大家就发明了现在很流行的“三对三”篮球赛，输了就下，这样轮换得快，人人都有参与的机会。
1964年东单篮球场一共有六块整场，南边是足球场，这和现在东单的格局差不多。足球场西边是排球场，东边有一片树林，在那里可以打兵乓球。最初的东单篮球场没有现在那些先进的设备，更没有什么楼，就是一片空场地，有12个篮球架子而已。
六十年代，东城区业余体校男子篮球队名冠京城，教练是北京二十五中学体育教师韩述仁，他不仅把二十五中学篮球队带得连夺三届北京市冠军，东城体男子校篮球队与西城体校男子篮球队一直是球场的“冤家”，谁也不服谁。西城教练是男四中体育教师韩茂富，俩位教练在北京俗称“二韩”，大名鼎鼎，都是国际级篮球裁判员。韩述仁家住米市大街红星电影院对面，平时要求队员很严格，抬脚踢队员屁股是常事儿，中学生看了电影《暴风骤雨》后，背后叫他“韩大棒子”，他听了也不恼，赢了球，常偷偷请队员们喝酒。
六、七十年代在东单打“野球”的男孩子都知道，有个“瘸子”每周日都到东单篮球场打球。“瘸子”叫张健，健康的“健”，小时候因车祸压伤了右脚，从此不再正常发育。到了18岁，张建正常身高超过一米八。由于打小学起就酷爱打篮球，家住苏州胡同，所以他可以说是在东单篮球场上长大的。别看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但运气球来正常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他擅长打后卫，单手跳起投篮那个准劲儿，有点像王忆城。因有残疾，1969年分配到建国门街道纸绳厂工作，第二年就当上了厂长，原来厂里只有二十多个人，都是街道没文化的老大妈们。工作以后，他还不忘到东单篮球场打“野球”。八十年代以后，东单体育场不见了他的踪影。
北京体育“名记者”孙保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城著名业余篮球队“东单联队”成员，堪称中国街头篮球的先行者；他也是敢和专业队掰手腕的“北京工人队”一份子，很多球迷甘心掏钱买票看他们打球；他是中国资格最老的篮球记者，正直的“保爷”在圈子里颇有威望。
毕业分配工作时，孙保生一心想去部队打球，但因为父亲的成分问题，政审总通不过。1968年，他被分到海淀城建局，后来因为太喜欢打球，就去了位于北京房山的琉璃河水泥厂职工子弟中学当体育老师。学校和工厂都很重视篮球，头一年厂矿的篮球比赛，燕山石化冠军，琉璃河工厂就是亚军，第二年琉璃河工厂是冠军了。由于球打得好，孙保生还参加了北京工人篮球队，教练是范政涛，程世春、黄频捷、张卫平这些篮球名宿都是他徒弟，范教练很喜欢孙保生，每次训练完就叫上孙保生，一起去东来顺吃涮肉、喝啤酒。进了工人队，在他那受到不少教育，那时候范教练就教队员们全场紧逼了。
房山人都爱喝白酒，“有家长叫我去家里吃饭，轮着叫，家家都准备着白酒。”孙保生后来喜欢喝白酒的习惯，就是那阵子养成的。后来当上体育记者，认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新华社的梁希仪、《解放日报》的严子健，几个人没事就爱聚在一起喝酒聊天。1991年，四川举行全国女篮联赛，火车走到一半，道路出现塌方，所有人就只能在火车上呆着。孙保生干脆买了瓶白酒，跟人边喝边侃大山——自此后，“孙大爷酒量好”便传开了。
孙保生也有自己的偶像。开始打球的时候，老爷子最崇拜的人是杨伯镛：“他的左手突破特别好，当时教练就说我个子矮、脑子也聪明，打后卫就学他。”之后，孙保生又开始崇拜钱澄海，喜欢看钱老的比赛录像，尤其看他的传球，“后来我就学钱老，都是隐蔽式传球，声东击西、不看人传球，跟我打球的大个都被砸过，我传球从来不看人，所以不是砸着脸就是砸胸脯，后来才慢慢默契了。
如今的东单体育场
九十年代以后，北京市体育局不但蚕食了一半面积用于房地产开发（建起了华诚大厦、广发银行、糖人街），而且把剩余面积的体育设施，开始成为有偿使用收取报酬的工具。
1989年，东单体育场再次改建，新建了两块网球场，并修建了一栋综合场馆楼，楼内设立了游泳、篮球、排球、武术、保龄球、网球、乒乓球、台球等8个体育馆。1996年改建工程完成之后，东单体育场正式更名为东单体育中心，并一直延用至今。
“东单体育中心”位于东单路口的西南角，总占地面积23000平方米，包括1个300米塑胶跑道田径场，一座人造草皮足球场，3个室外篮球场。其中新建设施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1000平方米。体育馆部分占地面积37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0平方米，共分7个体育馆（游泳、篮球、排球、武术、保龄球馆各一个，网球馆两个）。可同时开展10余项运动训练项目，足球、篮球、排球、羽毛球、网球、保龄球、游泳、台球、乒乓球、田径、健身等，现在都变成了收费项目，每天接待来宾近万人次。堪称目前市中心规模最大、活动项目最多、功能最齐全的体育场馆。“东单游泳馆”设有50米×25米的10泳道国际标准游泳池和10米×3米儿童冲浪水池及戏水智力滑梯。
东单体育中心是培养体育明星的摇篮，足球国脚李辉、前国家女足教练商瑞华、篮球国手张卫平、梁馨、体操名将杨岳山、麻征、乒乓健儿杨玉华、王燕生、熊柯、王晨都曾在此训练，并从东单体育中心脱颖而出。
“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大厦”位于东城区大华路2号，是占用东单体育场西边的面积建设的办公楼，大厦正对着东方广场，是广发银行在京最早设立的金融窗口。广东发展银行是经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组建、于1988年9月成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5亿元，总部设在广州市。在北京的分公司设立了十几家营业网点，主要面对大客户提供银行存贷款业务。北京有好几栋“烂尾楼”都是用的广发行的不良贷款建设的，开发商大多是来自广东“胆大的”混混儿。
“华诚大厦”也是占用东单体育场西边的面积建设的高档商务楼，总建筑面积23542平方米，地下二层，地上十层，是一座集智能化写字楼、餐饮、娱乐于一身的高档综合性大厦，大厦的配套设施有：餐饮、商务中心、银行、商务中心、会客室、停车场、电梯、浴室、公用卫生间、员工餐厅。地下一层有“唐人街”餐饮。投资建设单位是中国华诚集团（原属于纺织工业部下属搞纺织品进出口业务的公司）下属的北京永盈大厦房地产有限公司。华诚大厦的地下一层是“唐人街食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