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江珊在颁奖晚会结束后跟我合影。从那以后只有在96年我召集的“威海会议”上见过一面，她从拍摄片场赶来为我的会议助兴演出，也是对我的一点谢意，我很领情。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脱离体制下海经商六年有余，走过险山恶水，但是心情却是明朗愉快的,因为释怀了，放下了，置身度外了，不堪回首的往事也一桩桩变得好看起来了。一生欢喜心，便有感激心。有一件事我总是乐意回味，就是跟演员江珊的一段工作来往。
在互联网的“江珊大事记”中有这样一条：“难忘的事情：获得‘全国听众喜爱的歌手评选’铜奖而复出”。
江珊把这件事情做为难忘的事写入大事记，表明了这件事在她的人生道路上曾经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当年江珊曾被广播、电视、电影联合“封杀”，一个年轻有为的演员一下子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这对她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我与江珊素昧平生，非亲非故，但是我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帮助她成功复出，并且做得事前没有风声，事后不起波澜。
话要从1995年2月江珊、史可的“罢演风波”说起。
当时,由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话剧《离婚了，就别来找我》在北京海淀剧场热卖，担纲主演的江珊、史可都是中戏毕业的新秀，因此格外惹眼，票房十分看好。演出当晚，观众集聚场外准备入场时，却传出消息说两位主演双双病倒住院，当晚的演出宣告流产。这时观众仍然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剧场，有不少观众是从北京郊区县大兴、怀柔等地远道而来的。当他们听说两位主演双双卧病在床时，先是不信，后是愤怒，一种被愚弄和欺骗的情绪在蔓延，当时剧场外的场面是可想而知的。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的娱乐版都以“罢演风波”为题大加讨伐，追踪报道旷日持久。从各方报道来看，事情的原由起自薪酬分配。剧院里一线演员跟二、三线演员的薪酬不能拉开档次，因而影响了一线演员的积极性,由此还牵扯出剧院体制改革等问题的大讨论。
我对“罢演风波”并不关心，我专注于我所推动的音乐活动。当时由广电部主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承办的《全国听众喜爱的歌手评选》正在举行。这是一项与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齐名的音乐活动。电视是专家评选，电台是群众评选，风格迥异，各有千秋，圈内人士戏称群众评选是“民选政府”。不少当时的一线歌手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宋祖英把连续两次获得这项评选的金奖写在每一张专辑的封面上，她说这是群众的呼声，是一种至高的荣誉。我是《全国听众喜爱的歌手评选》活动的创办者，这项活动从报名方式、评选程序到颁奖仪式，甚至连奖杯的样式都是我亲自设计的，我在中央台工作期间曾投入较大的精力来推动这项音乐活动。2000年这项评选活动升格为政府奖也是我极力推动的，名称改为“金号奖”也采纳了我的提议。从1992年的第一届评选起我就担任这项活动的组委会秘书长。组委会的主席由广电部的主管副部长担任，规格是很高的。在以后的历届组委会里，我都是秘书长的不二人选，人称“秘书长专业户”，替组委会掌管着从评选到颁奖的全部工作。
1995年4月，当年度的《全国听众喜爱的歌手评选》活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展开，选票在《中国电视报》和《中国广播报》上登出，群众从报纸上剪下选票，填写好后寄到指定的信箱。中央台每天都会收到数以万计的选票。一天，我的一位音乐编辑严肃郑重地对我说：江珊和她唱得《梦里水乡》目前得票很高，来势很猛，可能要有麻烦。他告诉我江珊目前已经被文化部、广电部联手“封杀”，央视已经把她演的片子全部停播了，全国电台系统目前只有我们中央台的《全国听众喜爱的歌手评选》的专栏还在播出她的歌，如果上面责问下来我们怎么说？如果她获奖了又不允许她出席颁奖晚会我们怎么办？经他这一提醒我才关注所谓的“罢演风波”，了解了其中的一些有关情况。当时我的直觉是首先要维护《全国听众喜爱的歌手评选》活动的权威性。江珊是在1994年底就按照组委会的要求报名参评了，群众的投票已经产生了，没有极特殊的原因我们不能停播或取消她的参评资格。虽然当时已经有了“封杀”的说法和迹象，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过正式的文件。我心里还有这样一种情绪：所谓“罢演风波”问题是出现在文化部系统，我们广电部跟文化部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是平行单位，我们没有必要执行什么“封杀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是一级中央媒体，在没有红头文件要求停播的情况下，我们有自主权。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我心里起作用，那就是当我听说全国的广播电视都停播江珊的节目了，只有我们还在播出时，这个局面非但没有吓住我，反而激起我的斗志，我向来不愿随大流偏爱闯险滩，所以我做出继续播出不予理会的决定。
《全国听众喜爱的歌手评选》的评选办法是各地的参评歌手寄录音带到中央台，由专家组成的评委会通过听录音进行初评。通过初评，进入下一轮评选的歌手，叫做“入围歌手”。中央台制作“入围歌手展播节目”，以每天播放三次的密度向全国连续播出三轮，供听众投票评选。最后，根据选票的数量决定歌手的名次。准确地说，这是一项由专家和群众共同参与的音乐评选活动，是一项既有专业标准，又有社会民意的大规模的音乐文化活动。这项评选的过程长达数月之久，对每一个参加评选的歌手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宣传机会。当年江珊失落的时候，《全国听众喜爱的歌手评选》没有抛弃她，像一线希望在支撑着她风雨飘摇中的命运之船。
在江珊的问题上我虽然力排众议，可是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全国的媒体都是静悄悄的，没有任何江珊的信息，她像是被蒸发了。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也在打鼓，觉得事情的来头不小，拿不准自己是否还要坚持下去。其实，我没有必要硬扛，我有无数个理由和办法可以把江珊从“入围歌手”名单中拿掉，停播她的演唱。但是我没这么做，就这样坚持下来了。
到了10月，《全国听众喜爱的歌手评选》进入统计选票的阶段。大量的选票不可能每一张都统计，我们按照国际通行的概率抽查进行抽样统计，即使这样工作量也很大。为了高效和保密，都是调动武警部队的战士来做选票的统计工作。每到这时候，我最紧张的就是评选的最后结果。由于投票的人多，情况很复杂，如果部分选票被控制，评选出的结果就会跟实际情况不符，整个评选活动就失败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在统计选票的过程中，我们严密关注重复投票、复制选票等现象，确保评选不被干扰和操控。另一件让我操心的大事就是策划颁奖晚会了。95年的颁奖晚会尤其难做，因为江珊的问题再次浮现了出来。她的选票已经进入前三甲，实际已经获奖。这么大规模的评选，奖项设置却很少：金奖只有一名，银奖两名，铜奖三名。江珊已经获得了通俗组的铜奖，这对一个想涉足歌坛的新人来说是梦想中的好事，也是梦想成真的开端。她若想领这个奖，就必须出席颁奖晚会并且现场演唱。按照组委会的规定，不出席颁奖晚会的人视同放弃奖项，组委会有权按照歌手的得票顺序递进增补。可是，江珊出席颁奖晚会有两大障碍：第一是获奖者名单要经过组委会批准，也就是要经广电部的领导批准。第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要现场转播和实况录像，特别是央视这道关能否通过，这就不是我所能掌控的了。因此，江珊能否登上领奖台是个未知数，我对此很费了一阵子心思。如果从不担风险少惹麻烦的角度考虑，这是我实施否决权的最好机会，因为投票的听众不知道谁能获奖，我只要用递增替补的办法就可以让江珊消失，公布结果的时候听众只是认为她没有获奖而已。可是，我再三思量之后，觉得这样做对一个历经千辛万苦打拼出来的新人太残忍了，特别是江珊正处在被“封杀”的逆境中，她如果再有一年不露面就会成为明日黄花，一生中最夺目的年华就会被时光所淹没，这对一个从事演艺事业的女孩子简直就是失去了生命。在这样一个决定命运的时刻，《全国听众喜爱的歌手评选》这个奖对她来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想到这一点，我决定挺而走险，不放弃江珊。
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把获奖歌手名单提交组委会。当时广电部常务副部长田聪明担任组委会主席，他的意见就代表了部领导的意见。在1995年12月初的一天，我向田部长简短汇报了《全国听众喜爱的歌手评选》的评选情况，以及颁奖晚会的策划进程，随后就把获奖歌手的名单递上,我希望他能够批准这份名单，或者是指出江珊的问题，明确告诉我应当怎么处理。可是，令我感到意外的是，田部长看完名单之后没有任何表示就点头认可了。我不敢相信问题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我指着江珊的名字提醒田部长说：“她目前尚在被‘封杀’阶段，可是得票很高，所以我们······”还没等我说完，田部长就笑了，然后摆摆手表示汇报结束了。从田部长的微笑中我感觉他是知道“封杀”这件事的，从他对这件事笑而不谈的态度来看，似乎“封杀”并不是官方的意思，而是下边具体做事人员的运作。广电部下属的电台、电视台停播江珊的节目也是打招呼式地运作，并非官方的决定，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关文件或者通知。这些迹象更加坚定了我的判断，即广电部不会为这么一点事轻易做出“封杀”决定的。当然，目前已经形成了“封杀”的局面，肯定是文化部相当级别的人跟广电部这边打过招呼，仅此而已。
从田部长办公室出来我知道江珊有救了。
现在是通知所有出席颁奖晚会人员的时候了，其中当然包括了江珊。组委会的工作人员按照工作程序给有关娱乐公司、唱片公司和各地电台发了通知函。一天，我接到当时江珊的经纪人星碟公司总经理王晓京的电话。王晓京后来因为组建“女子十二乐坊”而名利双收，当年他跟我来往密切时还处在艰辛打拼的阶段。他很了解《全国听众喜爱的歌手评选》的意义和规则。由于保密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在颁奖晚会之前我从来不跟歌手或是经纪人见面。王晓京是圈里人，他对这个不成文的规矩是很清楚的。可是，这次他破例在电话里一再恳请我跟江珊见一面，原因是江珊对出席颁奖活动已经心存芥蒂。他告诉我说，刚刚在海南举办的中国电影“百花奖”以江珊有可能获得“最佳女配角”的理由请她出席颁奖晚会，结果是拿她的事当炒作，奖项跟她无关，使她颜面大跌。类似的情况已经出现过几次了，所以江珊对出席颁奖晚会心有余悸。12月份是颁奖活动的高峰期，各种邀请很多，可是王晓京不敢给江珊安排颁奖活动了，怕她再受打击。王晓京内心是希望江珊出席《全国听众喜爱的歌手评选》颁奖晚会的，但是他对江珊是否能获奖没有把握，所以就把事情推给江珊，由她自己决定。江珊对此迟疑再三，思量再三，最后提出想见见我。而我为江珊的事情已经是过五关斩六将了，不在乎再走一趟，所以就破例答应见面。
记得是12月中下旬，北京的天气阴沉冷清，快要下雪的样子。下午下班之前我开车从位于西长安街的广电部赶到位于东长安街的中国大饭店，在一层的咖啡厅我和江珊第一次见面了。王晓京在一旁介绍我，江珊一言不发地望着我。她那时候像个学生，没有化妆，十分清纯的样子，但是人在背运里神色沮丧，看上去很虚弱，能感觉到这场风波使她的身心备受折磨。我用很快的语速向她说明了颁奖晚会的大概程序，强调了她能走到进入颁奖晚会这一步是来之不易的，希望她珍惜这个机会。但是，我对她是否能获奖这个敏感话题避而不谈。《全国听众喜爱的歌手评选》活动选票统计的最后结果只有我和公证处的两位公证员知道，为了掌握主动权，也为了保持颁奖晚会的悬念，我们实行严格保密的制度，连颁奖的领导都不知道自己给谁颁奖。进入颁奖晚会的歌手可能已经获奖，也可能是助兴演出，所以每个人的心都悬着。江珊此刻渴望获奖的心情我很理解，如果我告诉她已经获奖的消息，肯定可以让她一扫阴霾心情，顿时精神振作。但是，我不能说，我不能为一个歌坛新人而破我多年的老规矩，这是职业道德也是做人的原则。为了激励江珊，我说了这么一段话：“你能参加颁奖晚会就标志着你复出了，因为广电部常务副部长田聪明出席颁奖晚会，这代表了广电部对你的态度。如果你获奖了皆大欢喜，没获奖你也值了！”江珊仍是一脸愁容，一言不发，看得出她内心在剧烈的活动。我扔给她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你在什么地方跌倒我就叫你在什么地方爬起来！”这是一句双关语，暗指那年的颁奖晚会就在北京海淀剧场举行，而“罢演风波”也是在海淀剧场发生的。这句话是告诉江珊，你在海淀剧场被封杀，我让你在海淀剧场复出！说完后我站起来就告辞了。整个会见不到二十分钟我就匆匆离开了，那个年代我总是这样奔波。
我的车刚刚从中国大饭店的停车场开上长安街，王晓京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他是那种简短干练很能做事的风格，他说：“嘉实，她同意了！”我听后没有反应。王晓京后边说的一段话却触动了我。他说：“江珊说我给她介绍引见了这么多来联系演出、颁奖或者采访的人，她说她就信你一人。”王晓京说他提醒江珊要谨慎，想好了再做决定，因为《全国听众喜爱的歌手评选》的获奖机会很渺茫，王嘉实是一个守口如瓶不给面子的人，你很难猜测他的想法。江珊听了王晓京的忠告之后只说了三个字：“我信他”。我听完王晓京的电话后原本晴朗的心情立刻晴转阴，一种责任感袭上心头。我感觉到被人信任原来是如此的沉重，被一个在危难之中的人信任尤其沉重！
我开着车脑子里浮现出一连串问题：江珊出现在海淀剧场如果引发群众闹场怎么办？剧场外面有人聚众闹事怎么办？原本很轻松的一场颁奖晚会，一下子多出这么多动荡的因素，我不得不做大量的工作来防患于未然。我首先决定放弃票房，原本决定向社会出售的门票大幅度削减，只留下很少一点做象征性的销售。在领导和颁奖嘉宾席位的前后左右四个方阵全部动用武警部队的战士充当观众。在战士方阵的后面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会组织的学生。二楼的前排也是武警部队的战士，后排才是买票进来的观众。这就确保场内出现异常时能够及时处理，而不影响整个进程。我做的第二个动作是协调海淀区公安分局，要求加大警力来维护场面上的治安。本来一场演出不需要调动很多警力，但是我告诉他们“罢演风波”就发生在海淀剧场，当时就有观众扬言说今后江珊、史可别想在海淀剧场演出，我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在我的说服之下，公安方面同意加强警力。这样一来，我的经费支出大幅度上涨，我已经顾不得这些了，我做事很投入，是那种一不做二不休的人。
12月底临近岁末，北京的夜晚寒风凛冽。海淀剧场内却灯火璀璨，春意融融，《全国听众喜爱的歌手评选》颁奖晚会在这里拉开帷幕。首都各大新闻媒体聚焦在这里，全国数千万投票的听众关注着评选结果。田聪明副部长率领广电部的高官，以及文化部和中央台的主管们安坐在贵宾席，谈笑风生。剧场内鼓乐齐鸣，歌声缭绕，群情激昂，掌声雷动。可是，我对此却充耳不闻，一心专注着那些容易出问题的细节，我做为舞台总监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我不时地注视着剧场内四壁通道的暗影处，看到公安的便衣兄弟们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仍然放心不下，在开演之后还不断到剧场外查看。我看到不少人还在寒风中等待侥幸买到一张门票，那种热切的期盼，令我感动。场内场外一切迹象都是平和有序的，没有任何异常。
现在唯一让我担心的是江珊本人的表现了。我担心她出场时台下出现喝倒彩起哄的现象。万一事情发生了，江珊能否顶住压力完整的走下来？虽然我已经控制了绝大多数的观众，可是仍然担心杂音的出现。在还有几分钟江珊就要出场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走到了舞台左侧的候场区。这时候台下的事我已经顾不上了，一切顺其自然听天由命了，我只希望江珊能够勇敢的面对一切，为自己艰难的复出之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看到江珊披着大衣站在那里候场了。我慢慢地走过去，跟她对望了片刻。她突然用很轻但是很清楚的语气对我说：“我害怕”。我的心立刻收紧了，我说不会吧，你是久经沙场的。她说“我不行了，我真的很害怕！”我很理解她此刻的恐惧来自观众席。观众是否能原谅、理解她？如果出现闹场现象是否会毁掉她的演艺生涯？她感觉自己是站在悬崖边上，再走一步就是灭顶之灾，她显的柔弱无助。
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前面的节目结束了，江珊必须要出场了，没有商量回旋犹豫的余地了。我一把拉住她的手，快步走到侧幕旁的出台口，果断地把大衣从她身上脱下。这时候《梦里水乡》的前奏响起来了，那只江南竹笛在剧场内悠扬地回荡，干冰喷放的水雾在舞台上弥漫开来。江珊要从侧幕旁的台阶走上一个高台，然后再从高台上边唱边缓缓走下来，走进水雾弥漫的舞台。台阶有十层之多，本来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是抬腿就能登上去的，此刻竟成了江珊复出之路的一大关口。她刚登上一层台阶就虚弱无助地对我说：“不行，我的腿都软了”。这时候只剩下大约不到十秒钟，她必须要走出去。我有力地推住她的后背，把她送上第三个台阶，我不能再走了，我推了她一把，目送她一步步走了上去，终于她走出侧幕，走进了观众的视线。江珊毕竟是好演员，灯光一照就绽放，她在亮相的一刹那，立即绽出她那特有的微笑，边唱边从高台上缓缓地走了下来。这时我的心仍然揪在一起，我生怕她从台阶上栽下来，又怕台下出现混乱，大约四分钟长度的节目，我觉得备受煎熬。
江珊在台上从容自如，优雅曼舞，观众的掌声四起，终于结束了！江珊不失风度地款款走下舞台，我兴奋地迎上去，在伸出手向她祝贺的一瞬间，她猛地扑到我身上，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身体往下一沉，我立即意识到她撑不住了。台上那历史性的四分钟已经耗尽了她的能量，她需要一个支撑，让虚弱的身体和精神靠一靠，哪怕是一根木桩。此刻我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充当木桩，不让她倒下去。我比木桩多一个功能，就是会重复说一句简单的话：“好了，都过去了。”做为明星她一定有很强的过人的一面，此刻我感受到了她最弱的一面，我出现在她最需要救助的时刻。
第二天首都各大报纸的文化娱乐版都登出江珊手捧奖杯的大幅照片，她在被“封杀”近一年之后成功的复出了。
江珊复出后一时成为影、视、歌三栖红星。我偶尔看看电视，竟在许多台同时播出她的片子。我没有时间看电视剧，但是有她演得我会看一小段，心里隐约觉得一丝欣慰。我很快就淡忘了为她所做的这些事。那些年我处在风口浪尖上，亲手摆平的难事无数，但都事过无痕，从不张扬。我不参加演艺界的聚会，是个沉默的行者。江珊复出的过程在我心里沉默了14年，连我的属下和助手们都没听我说起过事件的全过程。现在来解密这桩往事不是为了炒作，因为它已经成为过去时，没有炒作价值了，所剩只是星星点点美好的回忆。
江珊说过的那句话：“我信他”，在我考虑弃官下海经商的人生转折关头，给了我巨大的激励。当年我放弃中央台稳定的工作，面对陌生的商海时，我身无分文行囊空空，只剩下被别人信任这点无形资本了。但是，我坚信靠这点资本我一定能够挣到一口饭吃，所以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回想当初我在中央台还没有担任行政职务，仅仅是个音乐编辑的时候，我就能够召集四十多家广播电台的部门主管，共商发展大计，联手开拓市场。我以一个没有官职的编辑身份，在业界形成如此大的号召力，在体制内是很罕见的。大家从不计较我的行政职务和级别，对我所做的事情充满热情，大家信我。
我下海之初产品没有知名度，也找不到经销商，一度局面十分困窘。厦门的富商吕先生当时明知道代理我的产品挣不到钱还会亏钱，他对我的工作人员说：“我就是冲着嘉实才做这个生意，结识嘉实这个朋友值得，亏钱也干！”现在吕先生不做我的生意了，但是他帮助我走出了困境，我们仍然像亲兄弟一样沉默着问候着关爱着。吕先生和一帮成功的商界朋友之所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伸手拉我，这完全是一种道德的力量在凝聚着我们的心，大家觉得像我这样做事的人，走出困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对我的未来从不怀疑，大家信我。
被别人信任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我感激曾经信任过我的人，这其中当然有江珊。
京西昆玉河畔翠叠园
2009年7月5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