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影响后世的精神
包拯, 作为封建政府的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当时范仲淹
所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留下了许多可贵
的精神,也值得人们很好地总结。
1、忠君爱国,直言切谏
包拯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 很懂得士大夫为官从政的本分。曾
说:“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
有竭忠死义之分”。[131]因此,在走上仕途之后,处处“确然素
守”,时时“期以勉循,”一心一意要把国家治理好,来报答皇上
的知遇之恩。一部《包拯集》,全属“奏议”,可以说全是针对当
时政治腐败所提的意见和进行改革的办法。由于首先是写给皇帝看
的,因而从其用词造句上,就可以直接体会到他的心态和精神。诸
如“愿陛下嵇前代之成败、念当今之得失”、“惟陛下特留圣意”、
“惟陛下特赐省察”、“望陛下图议谋策”、“愿陛下遵而行之”、
“望陛下早赐指挥”、“愿陛下顾宗社之重”、“望陛下上禀祖宗
之训,下为社稷之计”之类,俯拾即是,无须备举,其忠君爱国之
热忱,已可概见。
包拯的这些话,虽然出自忠君爱国的热忱,但正如人们的常说,
“忠言逆耳,”也不是很容易被人接受的,何况人君居万乘之尊,
喜怒无常,逆鳞难批呢!这就需要几分直言切谏的勇气了。有一次,
他对仁宗说:“自陛下嗣守神器,已逾二纪,”虽然也想“孜孜求
治,”但效果并不好,以至“时多疵疠,民未富庶,国廪罕蓄,邦
计益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认为:“盖知人用人之道
恐有所未尽耳”。一下便把责任归到了仁宗的身上。[100]包拯对仁
宗提意见的内容很广泛,除一般国家大事而外,不少地方还牵涉到
仁宗个人的不是。如《七事》疏就集中指责了仁宗“不问是非”、
“以朋党为意”、“颇恶才能之士”、“颇主先入之说”、“多有
疑下之意”、“未能委任忠贤”、“多有窜逐之臣”等等。再一次
体现了他说话的直率,“然言不激切,则不足开宸虑而补圣政。”
[140]只要有补于政治的改革,哪怕皇帝听了不高兴,他也要直言不
讳的。有时,包拯甚至还指摘仁宗“有私昵后宫之过”。[115]许多
事实表明,包拯的言行确实是“上裨帝阙,下瘳民病,中塞国蠹,
一本于大中至正之道。”“其心亦无他,止知忠于君而为得也”。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言词有时虽不免有些过分,但“天下不得异
议”,没有人说他做得不对,得到了当时和后人的尊敬。(307页)
2、民为国本,为民请命
北宋中期, 政治腐败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贪官污史横行
霸道,加重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民不堪命。包拯从传统的民本
思想出发,对这个问题当然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他对仁宗皇帝说:
“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他极
力要求仁宗“少留圣意,大缓吾民,以安天下”。[69] 他具体提出
了许多整顿腐败的办法,《包拯集》中直接请求薄赋敛、宽力役、
救饥馑、免折变、籴粮草、罢冶户、罢税率、改盐法、改茶法、罢
巡驿、除放欠、保民田、止抑配、惩赃吏的奏疏,至少在五十封以
上,鲜明地表现出包拯对民间疾苦的深刻了解,对生民休戚的诚挚
关怀。他为了制止贪污腐败,整顿吏治,达到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人民安居乐业,“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无夭阏之伤,无庸调之苦”
。[91]已经尽力而为,做到了一个封建官员所能做到的一切,这种
以民为本的思想和实践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3、刚直不阿,不畏权贵
包拯在一首中写道:“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
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1]这是他作官的座右铬。为了对历史负责,不被后人唾骂,他对
当时众多封建官僚追求名利,曲道谋身的行为,感到可耻。他立下
誓言,一定要作一个清心寡欲、直道谋身、刚直不阿、象唐朝魏征
那样的“忠直无隐之臣。”[145]《包拯集》中大量事实表明他对当
时政治腐败的揭发,是不遗余力,不顾情面,不查个水落石出,不
肯罢休的。
包拯很清楚, 对权势豪猾的不法行为进行整顿,是不那么容易
的。心直口快,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这些封建时代为人处事的教
条,他当然不会不懂。他亲眼看到不少“公清守节之人,或不曲事
左右,为众所嫉者,即被加诬,构成其罪,遂使守己之士或负终身
之玷,可不痛惜哉。”[16]然而,一颗公忠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
支撑着他不怕打击报复,义无反顾,决心去对那些腐败邪恶的势力
斗争到底。最能表现他这种个性与品德的是两弹宋庠,六弹张尧佐,
七弹王逵。他不畏权势的事例很多,《宋史本传》说他“立朝刚毅,
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是个很好的概括,此处就不再
罗列事例,徒增篇幅了。
包拯的刚直精神, 当时就获得朝野的赞扬。欧阳修称他“清节
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281页)刘敞说他“识清
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282页)吴奎为他作的《墓志
铭》说:“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
我抗其辞。自始至终,言行必一。”(262页)
包拯死后, 他的“奏议”被编辑出版,广泛流传。人们在诵读
的时候,仍然不断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明朝的胡俨在为包拯奏议新
版作的《序》中说:“公在当时,为人峭直,其忠孝大节,议论风
采, 著于庙堂, 闻于天下,传之后世,载诸史册者,章章矣。”
“观其敷奏详明,谏诤剀切,举刺不避乎权势,犯颜不畏乎逆鳞;
明当世之务,务引其君于当道,词气森严,确乎不拔,百世之下,
使人读之,奋迅其精神,发扬其志节,炳炳琅琅,光前振后,焕乎
其不可掩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4、以身作则,自奉廉洁
包拯之所以能够成为清官的典型, 自然是与他长期修养磨炼有
关。他树立了一个在当时堪称正确的指导思想,他曾说:“臣生于
草茅,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确然素守,期以
勉循。”[131]表明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一切都是匡正缺失,
尽心报国,决不贪恋职权,尸位素餐。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无所云
补的官,他是不肯当的。
包拯的这种性格, 早在他求学的时代就养成了。《朱子语类》
记载,包拯幼年在一僧舍读书,出入必经一富人门,富人每候门邀
座,请入用饭,其意甚殷。但包拯以其“富人”,恐“为他日累,
不肯“妄与之交。”(卷129)
包拯到京城去选官时,有材料说他住的地方与宰相吕夷简同里,
吕知道他是个人才,想见他,罗为己用。但过了几天,包却未去拜
见,选了一个知县,便朝辞赴任去了。(273页)说明他不愿开后门,
不肯在达官贵人面前低声下气以求提拔,用事实证明了他“直道是
身谋,无贻来者羞”的誓言。
包拯出仕后, 从地方官作起,历任要职,所到之处无不清廉自
守。在知端州时,当地出产的贡品端砚,素来是文人学士达官贵人
喜爱的宝物,但作为父母官的包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
一观归,”不想用它作为结交权贵的礼物,也不想自己收藏有损清
白的名声。后来,一直坚持这样作。“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
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
”(《宋史本传》)
包拯不仅自奉廉洁, 清操自守,而且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孙,立
下《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
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187] 七十年代
合肥包拯家族墓的发掘,用事实证明了这种要求是贯彻执行了的。
包拯夫妇墓中,并无贵重遗物。其子包绶墓志铭说,“公生平清苦
自守,廉白是务,遗外声利,罕有伦比。孝肃以清白劲正光于青史,
公可谓能克家者。”其孙包永年,虽累任主薄、县尉、知县等职,
但其墓志铭说,他死后,“发所私,了无蓄遗,故丧葬之具,皆二
弟力营之。于是益知公生平刻苦,自筮仕以迄于终,曾无贪求苟得
于下也如此。”
包拯确实是个清白正直的人。 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因此他也
就敢于对当时的种种腐败现象,加以揭发批判,进行严肃处理,收
到一定的效果,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好评。
这样, 我们就对包拯在复杂的仕宦生涯中,为什么官运亨通,
保持不倒的原因,得到一些可以理解的答案。表面看来,包拯的性
格刚毅,很容易得罪人,坚持原则到了不通人情的程度,他既不想
随波逐流混日子,又不愿同流合污图升官,还想要有所作为求发展,
是很难行得通的。然而,历史事实却告诉我们,他竟然走通了,这
里面究竟有什么奥秘?或特殊的背景呢?我们没有发现。于是我们
想大概是,由于他惟其爱国,尽管言词激烈,但无异心,因而皇帝
可以容忍,予以采纳;由于他惟其爱民,尽管官居高位,但无架子,
因而得到民众拥护,表示支持;由于他惟其正直,虽不与人苟合,
但不偏袒,因而没有卷入党争,免遭攻击;由于他惟其廉洁,虽有
方便条件,但不谋私,因而没有把柄可抓,保持清白。这就是他在
伴君如伴虎的专制时代,没有被皇帝罢官;在朋党大纷争的北宋政
坛,没有被浪潮卷倒;在官民隔阂的封建社会,没有被民众抛弃;
在贪污盛行的腐败环境,没有被污染的根本原因。他的官运不倒,
绝非不易解释的偶然,从某种程度上考虑,应该是事在意中。
千百年来, 每当人们遇到腐败逆流弥漫政坛,忠贞之士遭受压
抑,广大民众溺于水火,正气不得伸,有冤无处诉的时候,便想到
了这位敢说真话,敢斗邪恶,为民请命的清官,希望上天鉴临,惩
治邪恶,驯致太平。其心可悯,其意可嘉。让我们满足人们这点小
小的愿望吧。还包拯以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他留给后人的遗著,
发扬他的可贵精神,是很有意义的。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认为
这是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