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为何不重用风流才子司马相如?组图 司马相如长门赋汉武帝


洪烛
《凤求凰——司马相如传》一书节选

书生与帝王: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的关系
洪烛

【《子虚赋》引来汉武帝的诏书】
司马相如携卓文君回到成都,日子过得紧巴巴,再美的爱情,光靠喝西北风无法滋养。他们所开的酒馆并不在成都,而是在卓文君的家乡临邛。是卓文君想出的一着“苦肉计”,为了博取父亲的同情与援助。卓王孙对女儿的私奔很生气,曾放出狠话:“女至不才,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当女儿在成都过不下去,回到家乡又不敢进家门,只在一街之隔处当垆卖酒,卓王孙一方面觉得很丢面子,另一方面也有点心软了,加上有亲友相劝:“看来文君真爱相如,愿意与之同甘共苦。相如人虽穷,志不穷,宁愿自食其力,也不愿沾文君的光向你伸手。你也就不必太让这小两口吃苦了。”卓王孙也就找个台阶下,分给女儿百万钱财和百位仆佣,让她跟司马相如回成都置地买房,踏踏实实过日子。

司马相如因为卓文君而一夜暴富,特意在豪宅的后花园搭建一座琴台,以纪念自己与卓文君因琴曲而结缘。美人作伴,琴棋书画诗酒花,这种神仙眷侣的逍遥生活,整整过了五年。司马相如原本就准备这么知足常乐地过一辈子,却还是被打断了。是被另一件好事给打断的。
如果说司马相如以一曲《凤求凰》赢得卓文君的芳心,并因之而脱贫,那么他游梁期间写的《子虚赋》,则震撼了汉武帝。司马相如从仕途上“脱轨”之后,又因这篇旧文重新回到轨道上。
公元前140年,对辞赋没啥感觉的汉景帝病逝,喜欢写诗作赋的汉武帝继位,司马相如的命运也就有了巨大的转机。汉武帝无意间读到《子虚赋》,拍案叫绝,他以为作者已不在世上,就遗憾不能作一席谈。负责管理猎犬的官吏杨得意,暗自得意,欣喜地告诉汉武帝,写《子虚赋》的司马相如还活着,是自己的老乡,随时可招来一见。汉武帝的诏书到了成都,把温柔乡里的司马相如惊醒。又像一个更大的梦境:他想不到多年前写下的《子虚赋》,能在自己对功名早已绝望之后,带来迟到的惊喜。

司马相如奉诏晋京,见到汉武帝,感谢他对《子虚赋》的赏识,又投其所好,说那写的只是诸候的事,如蒙允许我为圣上专门写一篇新赋,一定更加精采。汉武帝见这位外地才子不顾旅途劳累主动要求献技,就命令专司文书奏章的尚书官,给司马相如提供一个安心创作的环境。
当司马相如把这篇宣传皇家辉煌兼而歌颂天子德政的《上林赋》,敬呈给汉武帝,这位正急于建功立业的年轻皇帝一下子就看懂了,当场封司马相如为郎官。跟他上一次入京为郎跻身宦海不同,司马相如这次被皇家刮目相看,确因自己的特长,真正是脱颖而出。先有《子虚赋》,后有《上林赋》,奠定了司马相如的地位,他如愿以偿地成为天子身边数一数二的“御用文人”。《子虚赋》与《上林赋》,在被编入传世《文选》时,又被合成一篇,名为《天子游猎赋》。


【出使西南夷:《喻巴蜀檄》与《难蜀父老》】
司马相如第一次入京,无意于仅仅做一个陪伴天子狩猎的贴身保镖,因而转投梁孝王门下。第二次入京,得到汉武帝重用,但他同样不满足于做一个歌功颂德的宫廷诗人。他梦想着建立自己的功绩。汉武帝热衷于开疆拓土,也感染了司马相如。他觉得自己能发挥比纸上谈兵更大的作用。这样的机会居然还真被他等到了。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为郎中将,强征数万巴蜀民夫修路凿通夜郎,三年还没有完工,加上他用战时军兴法诛杀一些少数民族土司,引发巴蜀骚乱。汉武帝想派人去“救火灭火”,司马相如就主动请缨,说那里是自己的老家,比较熟悉情况,便于对症下药。汉武帝就授权司马相如以郎中将身份(秩千石,相当于正司级)出使巴蜀。司马相如抵达巴蜀,临危不乱,写了一篇《喻巴蜀檄》来传达朝廷旨意,稳定民心。《喻巴蜀檄》把通西南夷纳入汉武帝开边与反击匈奴的大格局中来论说其重大意义,告喻巴蜀之民加以理解,无需惊恐,“急国家之难,而乐尽臣之道”,在变局中迎接挑战也把握机遇。这篇《喻巴蜀檄》果然让巴蜀民众吃了宽心丸,事态很快平息。
司马相如回京汇报工作,提出通使西夷比通使南夷更为有利,这个建议正合汉武帝心意。司马相如把握住了建功立业的好时机,被汉武帝任命为中郎将,建节出使西夷。中郎将秩比二千石,相当于副部级,司马相如的官阶升了一格。建节,即持节,相当于后世的尚方宝剑。司马相如有了钦差大臣的派头。在一年之内,两度衣锦还乡,深得皇帝亲信,官越做越大。蜀郡太守亲自到城门外恭候,县令为先导,当地官民都热烈欢迎这位青云直上的老乡。司马相如也没辜负汉武帝的期望,兵不血刃地抚平西夷,拆除旧有的关隘,扩大蜀郡十多个县的疆域,把诸多蛮荒之地纳入大汉帝国的版图。此时的司马相如是汉武帝开疆拓土的鼓吹者、支持者,也是坚定的执行者,正处于自己政治生涯的高峰期。
除了《喻巴蜀檄》,司马相如还写了一篇《难蜀父老》,“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已诘难之,以风天子”。然而,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鸿运高照的司马相如,也被一些人忌恨。欲加之罪,何怕无辞?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有人向朝廷举报司马相如几年前出使西夷时有受贿行为。汉武帝为表示自己并不偏坦,下令撤掉司马相如的官职。

【书生与帝王: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的关系】
我们谈论司马相如,可以不提卓文君。可我们谈论卓文君,却没法不提司马相如。
我们谈论汉武帝,可以不提司马相如。可我们谈论司马相如,却没法不提汉武帝。
这或许就是文化的悲哀?就一时一地而言,政治在文化面前占上风,文化在政治面前常常居于从属地位。虽然司马相如已堪称文化的幸运儿,甚至幸运儿中的幸运儿,但也不得不主动向权力靠拢,他的这份幸运也是为政治服务而获得的。
卓文君与汉武帝,算得上司马相如的两大知音。一个影响了他的情感、他的生活,一个影响了他的文运、他的仕途。
一篇《子虚赋》,使司马相如成为汉武帝的红人,进入帝国的文化核心。司马相如倍受鼓舞,为了迎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同时也为了显示自己劝谏有方,一鼓作气写了《上林赋》、《谏猎赋》、《哀二世赋》《大人赋》等等。
汉武帝其实比司马相如本人更了解他自己,看出司马相如最大的优势还在于文学才能,蒸蒸日上的汉帝国正需要“正能量”的吹鼓手,于是一手捧红了司马相如,将其列为第一号的宫廷诗人。司马相如跻身天子一侧,却不满足于担任高级别高待遇的言语侍从,他最大的理想还是做政治家,譬如帝王师,或者出将入相,不仅为皇帝出谋划策,还能身体力行地加以贯彻。光有话语权是不够的,他还渴望掌握实权。奉汉武帝之命作为中郎将持节出使西夷,使他的美梦成真。这也是他在汉武帝面前努力争取的结果,他是主动请缨的。可惜宦海总有不测之风云,遭遇同僚倾扎,大好前程就此断送。汉武帝之所以不愿保他,大概是看穿了司马相如并非在官场冲锋陷阵的料:还是回家写诗去吧。那才是你最该干也最能干的事情。
可读到《长门赋》,汉武帝分明听出了司马相如借陈皇后之苦酒浇自己胸中块垒的弦外之音,就起了测隐之心。加上也确有点想念他的好处,因而招他重新出山,还是在御阶前做郎官。只是现在这个郎官,跟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所做的那个货真价实的郎官相比,已大大缩水了,相当于一个空衔。而且两年之后,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汉武帝又改拜相如为孝文园令,就是给汉文帝陵墓担任守陵人。陪死人去了。可见武帝不想再给相如参政议政的机会。觉得文人嘛,还是离军国大事远点好。即使他们再热衷于此,该泼冷水还是得泼,免得他们不知自己吃几碗饭的了。
挂个闲职,有了闲情,相如又想写东西了。跟以前习惯了奉命、应景之作不同,他想给自己写点东西了,想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了。或者说,他不想纯粹为迎合别人喜好而写东西,也想逗自己开心了。加上眼见仕途上再无进步的可能,只好彻底移情于文艺。正在此时,恰逢汉武帝建立乐府机关,仿佛特意为转型期的司马相如而设的,司马相如也就找到新的舞台。它可能在政治上不是很前沿,可对全社会尤其市民阶层照样能产生影响。《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司马相如很少写大赋了,改写小诗、改写歌词了。目标听众变了,他的风格也变了。离自己更近了,还是更远了?他也弄不清那个慷慨抒写《天子游猎赋》的司马相如,和现在这个低吟浅唱《郊祀歌》的司马相如,哪个更接近自己?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司马相如不知道自己离死期已不远,只有一年时间了,他振邦济国的心却没死,或者说,这颗不甘凡俗的心虽曾假死过,又死灰复燃了。不,也许他预感到大限将至,才全力以赴地完成自己的一桩宿愿:写一篇《封禅文》。帝王并没有向他约稿,可他还是写了,并且相信迟早会用上的。以力能扛鼎的文笔,写完这篇与泰山同重的大作,司马相如有呕心沥血的虚脱感,身心俱疲又引起糖尿病加重,只得辞官回茂陵家中养病。这次辞官,真是因为大病一场。汉武帝听说司马相如病情越来越重,担心这位大才子若亡故,他家中的书稿会散失,就派人去司马相如家把藏书收存宫中。使者所忠进门,司马相如已咽下最后一口气,可书房空空荡荡。卓文君听所忠说明来意,答复:长卿写书很少留底稿,谁约他写他就让人直接把手稿取走,所以书房里啥也没有。忽然又想起:长卿临终前倒是刚写完一部书,交代过若皇上派人来求文,可将此稿奉上。
汉武帝收到使者带回的司马相如遗书,一看是《封禅文》,正合自己想选择时机去泰山封禅的心愿。不禁感叹司马相如虽然久已不在朝中,却对国家大事乃至帝王的规划,了解得很透彻。而且还能做出如此周到、如此有远见的安排。真不是一般人啊。
司马相如病逝八年之后,他特意遗留的《封禅文》终于派上用场,或者说起到作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正式举行封禅大典。
司马相如苦心经营一篇《封禅文》,证明自己不只是文艺的天才,还是政治的设计师与预言家。
司马相如复职后一直未受重用,对汉武帝把赋家当作弄臣来摆布,他是不服气的。直到他构思并完成了《封禅文》,相信此文必将改变汉武帝对自己的看法,他内心里才咽下这口气。写下最后一个字,他就知道自己死而无憾了。如果有什么遗憾,就留给汉武帝吧。他会遗憾未对司马相如的全部才能加以重用的。司马相如未能完全实现效仿蔺相如济国兴邦的理想,自己固然有责任,也不能说汉武帝完全没责任。他真的做到让人尽其才了吗?还是让他自问自答吧。
在《封禅文》里,司马相如既为帝国勾画宏伟蓝图,又委婉地向心目中的读者——汉武帝,暗示自己也是有鸿韬伟略,只可惜未得到充分发挥。帝国虽大,可帝国提供给自己的舞台,还是有点小了。这不仅是个人的遗憾,更是帝国的遗憾。


【阳光与阴翳:文人的病】
司马相如不是完人。他也会生病,也是有一些毛病的。比较著名的是口吃。作为严重的口吃患者,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把别人侃侃而谈的精力,用来练琴和写文章。他相信琴声和好文章,能给自己代言。果然也如此。在卓王孙家他应邀展露才艺,一言未发,纯粹靠一曲《凤求凰》就撩拨得卓文君怦然心动,根本不需要废话。他的琴声比千万句甜言蜜语都管用。他的辞赋比琴声传得更远,甚至能让千里之外的汉武帝求贤若渴,下诏招见。
司马相如还有一个比口吃更折磨人的病,糖尿病。古代叫消渴疾。《西京杂记》就提到:“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司马相如本就有病之身,加上既贪杯又贪恋美色,酒色过度,使病情加重。久病成医,相如写《美人赋》,分明是在给自己治病。开出的药方:戒酒戒色。为了证明自己能做到不好色,他在《美人赋》里自夸至少有两次成功抵御了女色的诱惑。
因为司马相如生过这种病,沾了风流才子的光,消渴疾似乎也成了“雅病”,成了风流病,频频出现在文人墨客笔下。唐朝李商隐《汉宫词》借此形容文人的渴望:“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明朝高启《赠医师王立方》更以之指代诗人的通病:“诗人亦有相如渴,愿乞丹砂旧井泉。”
司马迁写《司马相如列传》,把这两种病都记下备案:“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因司马相如字长卿,后以“长卿病”形容文人之病。亦作“长卿疾”等。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与相如同病相怜:“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在另一首《奉赠萧二十使君》里,也写道:“不达长卿病,从来原宪贫。”同样是在唐朝,皇甫冉《送魏六侍御葬》,在送葬友人时想到司马相如的不治之证:“谁知长卿疾,歌赋不还邛。”
司马相如终生受消渴疾折磨。这种病的名称,“渴”字似乎一语双关。司马相如戒得了酒,也戒不掉色。戒得了色,也戒不掉对名利的渴望。他一生充满激情的追求,似乎又是在饮鸠止渴。他写《美人赋》表明自己经得起诱惑,其实还是约束不住欲望。他最终死于消渴疾,也是跟纵欲过度不无关系。
司马迁的《司马相如列传》屡次提到司马相如的病,有的是真病,有的是假病:“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常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上疏谏之。……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
其实司马相如初次入京时担任汉景帝的“武骑常侍”,想“跳槽”到梁孝王的门下,就是以生病为借口顺利辞职的。他尝到托病的甜头了,从此屡试不爽。
司马相如很擅长装病。有时是为了给彼此留有面子,有时也是为了摆架子:“司马相如归蜀,临卭令王吉谬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称病,使者谢吉。及卓氏为具,相如又称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观吉意欲与相如为率钱之会尔。”这段相如称病“摆谱”的描述,见之于《东坡志林》。当然,苏东坡接着又对司马相如身上诸多的“臭毛病”大加批评:“而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其《谕蜀父老》云:以讽天子。以今观之,不独不能讽,殆几于劝矣。谄谀之意,死而不已,犹作《封禅书》。相如,真所谓小人也哉!”他把司马相如当成病态文人的典型来敲打。在他眼里,所有小人都是有心病的。
鲁迅也写过司马相如的装病,而且是装给帝王看的:“汉武帝时候,只有司马相如不高兴这样,常常装病不出去。至于究竟为什么装病,我可不知道。”是否可看成一种沉默的抗议?在封建时代,文人能作出如此的反抗,哪怕很微弱,已不容易了。
司马相如身上确实有种种小毛病,但瑕不掩玉,遮挡不住他整体的光芒。



洪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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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烛新书《北京:城南旧事》后记节选:地图上的北京

洪烛

阅读一座城市有多种方式,譬如实地考察,或者浏览史料。我力图以当代人的视角,剖析北京这座有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的古老城市。2003年,北京市规划建设委员会筹建北京市规划展览馆,我受聘为文案顾问,使自己多年来研究北京历史文化所做的知识积累得到发挥,同时又更全面地接触到有关北京的图文资料。位于北京前门东大街(老北京火车站东侧)的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于2004年9月24日正式对外开放。展馆共分4层,分别以展板、灯箱、模型、图片、雕塑、立体电影等形式介绍、展示了北京悠久的历史和首都城市规划建设的伟大成就。
我荣幸地参予进这项工程,其原因又很偶然。北京市规划建设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人员在新华书店见到我的《游牧北京》、《北京的梦影星尘》、《北京的前世今生》等专著,很喜欢我的研究角度和抒情风格,想方设法通过出版社联系上我。一拍即合。那一年里,我不得不暂时中断诗歌创作,参加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和项目研讨,撰写并不断修改着策划方案和各种文稿,周末经常带着几位助手加班,一直忙碌到第二年春天。虽然辛苦,但也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武功”大增。我在此基础上酝酿升华,尝试用文化散文的笔法来重新审视、勾勒北京的轮廓及细节,便于当代读者了解北京的古迹与往事。
后来,我还连续几年为《北京规划建设》杂志担任专栏作家,开设个人专栏发表了一系列新作。每一期都有编辑的推荐语,譬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作者的眼中也有一千个北京。不同的是角度各异,互有倚重,相同的是老北京的沧桑厚重辉煌。规划、建筑界人士从专业视角对北京的精读细研,我们早已不再陌生,但作家眼中的北京又是怎样一番景象,我们似乎并未熟稔。为此,我刊特刊登洪烛的系列篇章,以便让我们跟随作家洪烛一道走近北京的前世今生,寻找这座城市古老的灵魂。”
北京旅游一直是世界热点,为了展示人文北京,我还与李阳泉合写了畅销书《北京AtoZ》,一部北京文化词典,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出版后,被新加坡出版公司购买英文版权,翻译成英文于2006年出版,全球发行。
我的《北京的金粉遗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推出后,台湾知本家出版公司购买了该书繁体竖排版权,2005年易名为《千年一梦紫禁城》在海外出版发行。我不敢自称“北京通”,但绝对是北京文化的铁杆粉丝。
感谢中国地图出版社的王毅先生,策划并约组了我的这部书稿,还为之起了一个响亮的书名:《北京:城南旧事》。《北京:城南旧事》里的每一篇文章,都牵扯着一座城市的记忆和我的记忆。是的,记忆就像一块块补丁。它们汇集到一起的主要理由,只是因为它们产生于同样的地点——北京,并且在这同样的背景烘托下呈现出情绪上的差别。

【内容简介】

让我们跟随洪烛的脚步,一道走近北京的前世今生,寻找这座城市古老的灵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作者的眼中也有一千个北京。而这是我们与洪烛的北京。北京旅游一直是世界热点,跟洪烛一起领略人文北京历史北京文化北京美食北京。城南原本没有城,没有城墙也没有城门。月光照耀北京城,照耀城墙也照耀城门。没去过城南,没去过城南的老胡同,等于没来过北京,城南是北京的另一半。它代表官方的北京,却象征着民间的北京,土著的北京,老北京。它们不用演绎就是一段城南旧事。而所谓的城南,则是由星罗棋布的一个个地名组成的。北京上空的月亮,与图腾的华表、盘踞着九条大龙的回音壁、祈祷江山社稷的五色土、残缺的城门楼子同在,照耀着四合院与胡同地带,照耀着城南旧事,也照耀着徘徊在历史长廊的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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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洪烛继2004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闲说中国美食》,2006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舌尖上的狂欢》之后,2012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新书《舌尖上的记忆-中国美食》。可谓“中国美食三部曲”。我们通过本书可以看到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感动的不仅仅是食物的味道,还有历史的味道。日本青土社购买海外版权,翻译成日文全球发行。日文版易名为《中国美味礼赞》。



汉武帝为何不重用风流才子司马相如?(组图) 司马相如长门赋汉武帝
洪烛
新书《中国美食:舌尖上的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洪烛美食书由日本青土社翻译成日文全球发行。@京东:京东价¥22.60 http://item.jd.com/11564012.html

洪烛本名王军,一九六七年于中国南京出生,一九八九年从武汉大学毕业,现任职于北京的中国文联出版社。他既是美食家,又是知名散文家。左手持筷子,右手握笔。既爱美食,又爱美女。文笔奔放,继承了李渔、袁枚、周作人、梁实秋、汪曾祺的风格。洪烛从诗人的角度介绍中国饮食,用优美的描述、充沛的情感使中国料理成为“无国籍料理”。他对传统的食物正如对传统的中国文化一样,有超越时空的激情与想象力……
——《朝日新闻》刊登日本汉学家铃木博对洪烛美食书的评论

《中国美食:舌尖上的地图》自序(节选)

洪烛

真正的生活肯定和美食有关。经常有朋友在聚餐时想听听我对菜肴的评价,说:“你既是作家,又是美食家,没准能品尝出别样的滋味。”我只承认是饮食文化的票友,写过美食书《中国美味礼赞》,2003年被日本青土社购买去海外版权,翻译成日文全球发行。《朝日新闻》刊登日本汉学家铃木博的评论:“洪烛从诗人的角度介绍中国饮食,用优美的描述、充沛的情感使中国料理成为‘无国籍料理’。他对传统的食物正如对传统的文化一样,有超越时空的激情与想象力……”200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又推出我的《舌尖上的狂欢》。那时候,出版者还预料不到几年后会有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红遍天下,“舌尖”会像灯塔一样吸引眼球。2012年,新华出版社推出我《舌尖上的狂欢》续集《舌尖上的记忆-中国美食》。
现在,又感谢中国地图出版社的王毅先生,策划并约组了我的这部书稿,我们还商量着起了这个色香味俱全的书名:《中国美食:舌尖上的地图》。
虽然跑遍全中国、品尝过无数的美味,但吃完后用心去学进而会做的,没有几道。我真有古君子之风:动口而不动手。当然,我也动手的,只不过动的是手中的笔,再无余力去掌勺了。偶尔炒几道家常菜,仅供自己玩儿。不敢请客。怕露怯、献丑。但对业余时间写的美食散文,倒不藏着掖着,并不畏惧再挑剔的读者。我有一条歪理:美食家,并不见得热爱下厨房,只要喜欢下馆子就可以。厨师手再勤,不过是食物的奴隶,而美食家动动嘴皮子(会吃且会说),依然是食物的主人。指点江山的人,不需要上火线拼刺刀。
还记得2005年,中央电视台的《中华医药》节目,连续做几期春节食谱,邀我去主讲。我有言在先:我可不擅长从营养学的角度去剖析,要谈也谈的是这些食物跟传统文化的关系,甚至用文化来“解构”这些食物,说到底就是侃,侃晕了算!不管是把观念侃晕了,还是把自己侃晕了。主持人洪涛很惊喜,说正需要这种新风格。我就逐一评点、演绎了豆腐、竹笋、年糕、饺子、火锅等传统食品,越侃越带劲。洪涛那天没来得及吃早点,听了我的描述,既饿且馋,表情无比生动且灿烂,夸我提供了一顿精神大餐。我差点跟她开玩笑:你才是秀色可餐呢。拍摄的时间太长,过了午饭的时间。收机器的间歇,摄像师议论:听洪老师谈最后一道菜螃蟹炒年糕,正是肚子饿的时候,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馋得差点晕过去。我觉得这是“很高的评价”。2006年春节,还是中央电视台《中华医药》,做两期跟韩国电视剧《大长今》相关的美食节目,又是邀我主讲的。
最初关注或参予美食电视,以为像美食电影《满汉全席》之类,把饮食文化当王牌来打呢。细看,才知道美食之于电视节目,其实是调味品,或者说“药引子”。譬如,《舌尖上的中国》等美食电视片,不只关注中国人的舌尖,更关注中国人的心灵。透过古今中国浓得化不开的人间烟火味,来挖掘越来越淡化的人情味。近年来在电视里吸引眼球的各种美食节目,人情味都是很浓的。

我写《北京的梦影星尘》一书,其中有一篇《寻找北京菜》,专门提到“悦宾“,此文又被《北京青年报》等不少报刊转载。确实给“悦宾”锦上添花了。譬如,出版人杨葵告诉我,他请刚从上海来的美女作家赵波吃饭,赵波恰巧刚买了我的书,点名要杨葵领她去“洪烛写到的悦宾菜馆”。还有一次,我在家中接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李潘的电话,她当时主持《读书时间》节目,读书时读到我写“悦宾”的文章,一时兴起,就开车赶过来“一识庐山真面目”。她说已在“悦宾”点好菜了,问我是否有空陪她聊聊。瞧,我快成“三陪”了。朋友们一去“悦宾”,就会想到马路对面住着洪烛,就会约我过去一起坐坐。直到我搬家好几年后,偶尔还能接到类似的电话。受我影响而知道“悦宾”的这班京城男女文人,有的又为“悦宾”写过新的文章,譬如古清生的《北京:深藏不露的美食中心》:“去那里是诗人洪烛领引的,酒家看上去是一户人家,掀开门帘才发现别有洞天。我在‘悦宾’吃过道地的北京菜。据洪烛说,许多当红歌星都开着车来此处品饮……”
再去“悦宾”,老板从柜台里取出本书,说是一位慕名赶来的食客留给他的。他说最近老有新客人拿着本《北京的梦影星尘》来吃饭,他翻看到作者照片,才知道是我写的。老板很感谢,那顿饭一定要免单。其实,我都已经拿到书的版税了,还在乎这顿饭钱嘛。但老板的心意我还是领了。我也挺感谢“悦宾”的,不仅帮助我领略到老北京的滋味,还提供了一个好素材。
李潘跟我一样,忘不掉北京的悦宾菜馆了。如果她同样忘不掉在“悦宾”的第一顿饭,是跟谁一起吃的,就更好了。(开个玩笑!)她后来做一期美食节目,又想到“悦宾”了,又想到我了。特意让摄制组请我去现场解说。我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正宗的北京菜或老北京菜,不会出现在五星级的王府饭店里,而是隐藏在这不起眼的胡同深处,只要胡同还在、四合院还在,老北京的滋味就不会失传……

洪烛《舌尖上的狂欢》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老北京人文地图》洪烛

新华 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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