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靠谱的演员都爱说如果》
张译
阅读提示
从《士兵突击》中的班长史今、《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孟烦了，到最近热播的《抹布女也有春天》中的吴桐、《辣妈正传》中的元宝，一直在荧幕上扮演“靠谱好青年”的张译获得了大众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他却一直笑称自己是一位“不靠谱的演员”。10月13日，张译的文学处女作《不靠谱的演员都爱说如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本报今起连载其中的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一）我所认识的张国强
张国强，在《士兵突击》中扮演钢七连连长高城。
张国强是我东北老乡。东北人热情、大方、实诚、幽默的特点在他的身上淋漓尽致。
他大我9岁，却有着比我还年轻的活力。他过去的日子不容易，却丝毫不懂算计，他的理念是千金散尽还复来，兄弟们扎在一起大碗喝酒、胡吃海聊才是最乐呵的事情。
他爱笑，也爱把笑带进自己的创作，那应该是兰晓龙（《士兵突击》编剧）很早以前就告诉我的“游戏精神”，于是在看他的表演时总能会心地笑出来。
国强拍戏很拼命，每个戏他都会受伤而且不止一处。《末路天堂》，他的食指被匕首划伤，缝了几针。一天，他正趴在地上默戏，有人走过他的身边，一脚正踩在那即将弥合的食指上，我便真切地听到了一声清脆的爆裂。但是，如果看后面的拍摄，没人会知道还有这样惨烈的插曲。
国强在我们这些哥们儿中，是兄长，谁生病了，谁有难事了，他的电话会最先打来。电话里，他操着一口东北大茬子话训你：“你咋那么不注意呢？！你别老整的跟、跟、跟个那个啥似的！”然后，他会告诉你：“有啥大不了的呀！别老动不动就那啥哈！”放下电话，你就会乐呵起来，但是马上就很纳闷：他到底说什么了？
我爱欺负他，专门写过诗骂他，气得他跳踉，“你咋那么膈应人呢！”
有一天李晨感叹，有一桌饭菜，叫做岁月，越吃越老，咱俩还有十多年就五十岁了，可怕啊可怕真可怕……我安慰李晨：但是想想国强，他还有几年就到了，你高兴不？
反正他是热心肠，谁欺负都行。
这一天，我和国强爬上了从上海回北京的末班飞机，做了几天的活动，都盼着能在飞机上能补会觉。下了飞机，国强困得脸都快掉到地上了，我奇怪地问他怎么回事，他指着前面一个外国人的背影：“他拿我练了两个小时的汉语。”
知道我近来脑子不好，那天，他劝我吃一种药，说不但能提高记忆力，还营养保健：“你看我吃了，就明显特别好，尤其记忆力！”
我问：“是什么药呢？”
他说：“……呃，你等我想想。”
我问：“你不是吃这药好了吗？记忆力。”
他想了想：“这不到点儿了忙忙活活的，还没吃呢嘛。”
国强，看来，你的记性确实不大好，但是如果你能记得，我要感谢那天，你送我的拥抱，在路边，你令我不顾一切地冲过车流，蹦起来摔到你的身上。那一刻，我有一种回家的感动……
但为啥，就不能你先穿过车流呢？
（二）我所认识的陈思成和段奕宏
2004年，我第一次去《民工》的剧组见导演，还穿着军装。
好容易找到驻地，正在楼群中发愣，一阵急刹车的声音，我回头，一辆汽车紧贴着我的军裤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一个帅小伙，黝黑的皮肤，深色的墨镜，纯银的手链，“哥们儿，你知道D座在哪吗？”
我看了看他，缓缓地回头，望了望眼前那个巨大的“D”字。
之后，我们一前一后竟进了同一间屋子，见了同一位导演。这个帅小伙，就是陈思成。
2004年整整一年，除了不在一起的日子，我们都在一起。《民工》杀青后，他知道我过得不如意，总是叫我进城吃饭，想尽办法给我鼓劲。一次他给我讲他的电影剧本，有关成长有关奋斗，我一兴奋，喝多了。
深夜，他带我到东棉花胡同散步。我晕乎乎地扶着墙，听见他骄傲地说：“这就是……”我回身突然一个趔趄，手上赶紧去抓点什么，于是“中央戏剧学院”牌匾上“剧”字的左半边就零落地出现在我的手上，他无比难过地把剩下的话说完：“……我的母校啊。”
后来一起拍戏的日子里，他喜欢听我讲部队的生活，当然，也乐于享受我部队生活的成果——比如我的习惯性收拾房间。拍《士兵突击》的时候，他和大部队到了马龙，我却因故滞留昆明，有人说他房间乱，他于是打电话问我：“你这厮何时来？”“你这厮何时来？”几年后，陈思成的电话又来了，这一次终于不是让我收拾房间去了。2010年底，陈思成执导了第一部自己的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这是一件大事，我们都去帮了忙。
忽然发现这家伙一旦累起来，就平卷舌不分。一天在现场，他说：“展们是个要面对从从主碍……哪怕她三娘教纸……我们也要成功，一次儿竹以。”所有人愣在那里，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后来才知道，原台词是：“咱们四个要面对重重阻碍……哪怕她三娘教子……我们也要成功，一次足矣。”
在《士兵突击》中扮演老A的段奕宏大我4岁。第一次见面，就很羡慕他的面部轮廓。大家习惯叫他老段。老段不但有担当，还能坚持，比如长跑。我觉得很新奇，第一天，穿戴整齐，随他一起长跑。果然是长跑，跑得可真长，加上高原，我累得欲仙欲死。
次日，身上很疼，我有些迟到，老段叮嘱我要活动开关节，然后沉默地领跑。
第三天，我说不去了，老段点头：“嗯，休息一下也好。”然后自己跑去了。
第四天，老段推开我的房门：“跑吗？”
我靠在床上：“嗯，还是应该再休息一下。”
第五天中午，老段推开我的房门：“人呢？”然后他隐约看见平铺的被子下面一个人形。
掀开被子他问：“跑吗？”
我睡眼惺忪地反问：“为什么要跑？”
老段老实地哑然了一下：“锻炼呀。”
我想了想：“什么叫锻炼？”
老段直愣愣地：“不是你说要跟我跑步的吗？”
我在把被子重新蒙头之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有说过吗？”然后听见他沉默了一会，闷闷地跑出去了。窗外传来了他的嘀咕：“怎么瘦得那么一小团？都没看出来，跟个小猫似的……”
按照常人的逻辑，对待我这样的人是可以选择放弃的，可是拍《我的团长我的团》的时候，他听我扬言要健身了，还是专门给我寄来了补品。补品我吃了，身我忘健了。
（三）我和李晨，君子“报酬”
10年前的一个夏天，北四环志新桥旁的海泰大厦里，正在拍摄电视电影《刑警张玉贵之二》。剧组里有人给我的老师打电话，说是临时缺一个演员，一场戏，一句词。老师看着我：去吧。
那场戏说的是，刑警队张队长被冤枉免职了，全队的人都气愤不已。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演的一个不开眼的年轻警官来报到，口口声声要找张队长。于是一个前辈冲上去掐着我的脖子把我按在了墙上。
一晃10年过去，又是一个夏天。忽然在网上看见了《刑警张玉贵之二》的视频截图，而且正是我被掐着脖子顶到墙上的那一张。那一刻我的血液凝固了，10年前掐着我的居然是李晨！10年后拍摄《我的团长我的团》，则换我把李晨掐着脖子按在墙上。
10年前的我们互不相识。一场戏下来，除了对白，一句闲话也没有，没有“你好”，没有“再见”，没有握手，没有留电话。谁知道10年后，是兄弟！我真的不信，给他打电话，他在海拔四千米的高原，声音有点遥远。我喊着：“10年前，你是拍过一个电视电影叫《刑警张玉贵之二》吗？”“是呀。”“那你记得最后一场戏，你掐着一个傻×的脖子，把他推墙上了吗？”“嗯，好像是，怎么了？”“那个傻×，是我！”
我能参加《士兵突击》和《我的团长我的团》的拍摄，是因为我很早就认识了“龙小兰同志”——2000年我参加一个小品演出，演的是一个文工团创作员下边防体验生活，在每处哨所只待两个小时，妄图挖到他理想中的素材，结果反被哨所的战士给教育了。那个文工团的创作员叫小兰——龙小兰同志。龙小兰的原型，就是我们团的编剧兰晓龙。那时候他刚进部队，本是话剧编剧，不愿写小品，几个小品写下来都不是“部队的味道”，便被人们取笑不懂得体验生活。于是，我们的获奖小品就此诞生了。
我们那会儿是学员，没有接触干部的机会，自然也不了解这个“长得像鬼、嗓子像鬼、作息时间也像鬼的湖南邵阳鬼”兰晓龙。直到他拿出了一个话剧剧本《红星照耀中国》，全团人马为之一振。剧本论证期，在听了很多专家的意见之后，兰晓龙突然提出来要和我们学员队的十几个人交流一下，他认为毕竟年龄相仿，我们怎样看“红星”，于他很重要。那才是我们第一次说话。
他请走了我们队里的领导，那阵势像极了《士兵突击》里的史今去征兵。十几个许三多，真正能肆意讲话的不多。但是，我早已被每日挨批弄到不知脸皮为何物的地步，那次交流，我和他谈了很多。送他走的时候，我们同时想到了一个题目，他却让我来完成。我去东北老林子里寻访素材，将大纲写了出来。那晚，我坐在了2000年秋天兰晓龙的家，史航也在，两人看了我的大纲，兰哥伙同史航几乎不喘气地对我说了两个多小时。末了，我下定决心：在我的智商以及知识水平达不到他们任何人的一半之前，在我能听懂更多的湖南话之前，绝不再和他们交流——他们两个小时说的，我一句没听懂。自此，我竭尽全力地躲避兰晓龙，一躲就是6年。
（四）话剧版的《爱尔纳·突击》
2001年，兰晓龙又出炉了一部话剧剧本《爱尔纳·突击》。
这一年，我提干了，终于能以文职军官的身份正式参加团里的工作了，我的职务是场记、画外音、群众演员、监狱警察扮演者以及袁朗的B角。大约两年后，袁朗A角的演员有事不能参加演出，我兴奋了好几天。可是没过多久，团里就命令我接待新来的一位外请演员，出演袁朗。
演不上袁朗我其实不难受，因为那时候，我最喜欢伍六一——话剧版里只有许三多、班长、连长、袁朗、伍六一、许百顺这六个人物。当时舞台上最爷们的就数班副伍六一了，而且扮演者是我的老师彭澎。
我身为场记，得参与各部门的工作。每次排练，我都坐在导演身边，时刻记录导演的指令和各部门的问题。我可以熟记每个人物的台词，更不要说某场戏某个人物的调度、服装、化妆、道具，以及舞台上灯光、音乐、布景的切换程序。有时下班了，人们散去，我就一个人悄悄在排练场里演伍六一过瘾。
大的戏剧结构由兰晓龙和导演在文本上调整，但小的台词改动，就是由演员提出，经导演认可，最终场记负责整理的。也就是说：最终的演出本，以及个别的一些字和标点是我的创造。话剧剧本是小说《士兵》的基础，《士兵》又是电视剧暨再版小说《士兵突击》的基础，我常常骄傲地幻想，那么现在人们看见的也许就有我当年创造的，哪怕只是一个……标点。
《爱尔纳·突击》序幕，展现的是热带丛林的战场。白色的烟雾中，我和战友们全副武装，举着带有红色激光束的道具枪朝观众席上乱晃——也互相照，以晃花战友的眼睛，令其下场时有机会磕了碰了、挨老演员们骂为乐趣……但是脸上都是极其严肃的——毕竟我们是专业演员——缺不缺德暂且不论。
于是，这场序幕里，整个剧场充斥着我自己庄严肃穆的画外音，我本人却在台上不苟言笑地捣乱。
当时演班长的人偏胖，每次演到他醉酒征兵的时候，舞台两侧都会站满了人，就为一睹他鲤鱼打挺打不起来，或是他误打误撞挺起来后，脸色苍白的窘态。“每次，我都能看见星星……”他说。
几年后，我演了班长，也要鲤鱼打挺，幸好我偏瘦，星星没看见，耳朵却出现了幻觉——因为当时喝了酒，似乎听到了脑浆子在颅腔里晃荡的声音，站起身后我一直想吐。
许三多的入连仪式那场戏，虽然背景音效里已经有七连连歌了，导演还是要求我们这些扮演战士的群众大声地跟着喊，以增强演出效果，为此，侧台专门有领导监督。但还是会有人挖空心思地干张嘴不出声，我便是其中一位——只为了挑战制度的快乐。
每场戏结束，我们十几个小伙子都要在黑暗中摸索着换衣服、装备和道具，姑娘们则举着衣裳在侧幕条里随时准备着为主要演员换装，整场戏下来，每个人都是通身大汗。
舞台上和侧幕里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有一次，我偶然瞥见一个主演刚下场，就摔了一个大跟头，刚爬起来，又被两个姑娘同时围住扒衣服。时间紧，姑娘们手劲也大了点儿，那位仁兄险些被扒了个精光。可是只要灯光一亮，他就必须站在舞台上诠释悲情，我登时乐不可支。在越是不能笑的时候，越是有人控制不住地笑——我不幸又是其中之一。于是，灯光亮起来了，主演准确无误地站在光区，我却误场了。
（五）这个专家叫康洪雷
2003年，裁军的消息被证实了，战友话剧团即将结束它近70年的历史，《爱尔纳·突击》也成了这个老团最后的一台话剧。特别是剧中也有钢七连解散的情节。
曾经，为了保住这个团，大家希图用这部戏“说话”——如果《爱》剧拿了大奖，也许就不用那么多的人离开部队了。可惜天不遂人愿，这个法宝在“第一届全国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评选当中，以0.1分之差落选。紧接着，在西安参加全国戏剧比赛时，引全体观众起立鼓掌的《爱》剧，依旧名落孙山。
人们于是开始尽力学习如何安静地等待整编——真的很安静，往常热闹的大院，像一下子失了魂，没有人敢出一口大气，好似生怕引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谁也不知道这台戏最终的结局会怎样，不知道这个话剧团会怎样，更不知道自己会怎样；谁都想知道，但是谁都不敢知道。
就这样，《爱》剧还在军区的小礼堂顽强而悲壮地上演着，最后的几场还有专家来看戏。我那时也必须在每次演出结束时，到贵宾室记录专家们的意见，站好场记的最后一班岗。
这一天，专家不多，谢幕时，只有一个人上台和我们演职人员握手。他戴着黑色的帽子，穿着红色的夹克衫和蓝色牛仔裤，很激动地和大家逐一握手。因为谢幕时，我永远站在最边上，握完了手我才知道，这个专家叫康洪雷。
带着对《激情燃烧的岁月》和《青衣》的敬仰，我坐在他附近，记录着他的意见。只记得他说：“一个字都不用改，这就是一台好戏！”
2004年岁尾，我正在石家庄拍电视剧《青春正步走》，团里突然通知我回北京排练《爱尔纳·突击》。我差点疯了，分身乏术啊，但军令如山，特别是在裁军这个非常时期。
生活中总有许多事情会纠结在一起，让人不得喘息。2004年秋天，为了能不断在石家庄和北京出现，我提前向剧组预支了部分稿酬，准备租车。不幸遇到十一黄金周，所有正规租车行全没有闲置车辆了，我只好用高价租了一辆几近报废的玩意儿。然后每天硬着头皮和电视剧组的统筹讨论时间、和话剧组的领导们请假。
每天的生活忽然变成了这样：下午到次日凌晨，我在石家庄拍电视剧；凌晨两点到早上，我在高速路上开车或者睡觉，或者边开边睡，冀中平原秋冬的雾霭奇大，让我学会了如何在深夜的国道上躲避同样困倦的逆行大车；早上八点半，我必须出现在北京的排练厅，在高速路上，因为极度困倦，几次险些人车报废；中午到下午，重新边开边睡地回石家庄，我练就了一边开车，一边冲泡咖啡、一边背诵台词的本领。平均一天行驶700公里，有一次，车停在路边，次日早上，发现两只轮胎没了，车身下面是一堆红色砖头。
两头不落好地如此往复长达一个月。终于，《爱》剧突然被通知不再演出了，我也病倒了。
我爱《爱尔纳·突击》，它要能拥有它该有的认可，我在所不惜。而这种无疾而终的结局却让我替它和自己叫屈。
我喜欢《哪吒闹海》，特别是每次看哪吒借藕还魂，我必热血沸腾、激动不已。2006年，在话剧《爱尔纳·突击》逐渐淡出人们记忆的时候，它终于还魂，在康洪雷康师傅和兰晓龙的共同打造下，变作了比话剧版强悍数倍的电视剧——《士兵突击》。
（六）我不是史今
后来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参加《士兵突击》的？是那份《我的请战书》使然吗？”
我是从话剧《爱尔纳·突击》里走出来的。这个故事，我爱了6年。
康洪雷康师傅不记得那个旁边的场记；兰晓龙不知道我躲了他6年，也不知道我有多爱这个故事。但是在这6年里，兰晓龙用这个故事潜移默化地给我讲了6年的课。在我依然没有参透故事的时候，他又和康师傅把我放进了这个故事里，让我找到了信念。这一节，很像是史今让许三多抡起了大锤……
记得有一年，胡玫导演拍着我的脑袋问：“小张译啊，今年多大了？”我说，27岁了。她说：“你记着，男演员28岁再不出来，您就洗洗睡吧。”我听完一身冷汗。《士兵突击》播出的时候，我其实已经29岁了。这部戏改写了我的一生，有陌生人开始认出我，我不再穷酸，生活压力变小了，精神压力变大了。如果没有《士兵突击》，不知道我现在会是怎样。
观众一直把我当成史今，我知道我不是史今。史今是我个人敬仰的人物，能摊上这个角色是我这辈子的福分。我塑造了一个人品比自己好那么多倍的榜样，但可能我这辈子也做不到他那样。我一直试图告诉自己，《士兵突击》只是你经历过的一个故事，不是你生命的全部。所以我一直在改变自己的表演方式，想尽快从《士兵突击》里出来。让大家知道，我真的不是史今。
我演的兰晓龙的第二部戏是《我的团长我的团》。
我几次看这个剧本，都看不下去，因为从来不喜欢有关战争的故事。直到最后一刻不得不看的时候，我才发现，这其实是一部《红楼梦》，穿了军装的《红楼梦》。凌晨5点，最后一个字录进了大脑，眼泪已经不可遏制地喷薄……中午，我在镜子前看到了孟烦了，他只管咧着嘴笑对我。
在中国的西南边陲，日本人要从缅甸打中国。孟烦了，是国军溃兵中的一个。他因为自己的伤痛和所见，咒骂这个不成器的军队，咒骂日本人，而他又因为对日本人的怨恨，咒骂自己这个无知的民族。
小醉很美，她哥哥是川军团的，川军团的人都死光了。但小醉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她无以为生，成了一个土娼。
她救了我，也就是孟烦了。我骗她，说我就是川军团的，答应她胜仗之后带她去找哥哥。她大概是信了我，因为她喜欢我。
她要把自己给我，不收钱地给我，我要负责任，我不能要。可是我还是要了。
有天，她远远地对我喊：“我不做那个了！”也许我听见了，也许我不敢听见，我不能给她一个家，我的负责任就是不负责她。于是小醉依旧没法生活，她重操旧业。“小菜新鲜，还便宜，蛮好嘞。”“蛮好嘞？”“蛮好嘞。”每次回到禅达，我都挥之不去和小醉的这段对话。
我把所有的吃食堆在她的身上，那些零碎压得她撑不住自己的身躯，她顺势靠在我的怀里：“我想你，想得快要死了。”
我推开她，随手扯来了张立宪，那个深爱着她的小伙子，我迎着小醉疑惑的眼光嬉皮笑脸地关上他们的院门，“他真年轻，他真年轻。”我呻吟完毕，起身赴死……
（七）参演兰晓龙的第三部戏
史今、孟烦了、何莫修，无论是看小说还是看剧本，我都不认为他们应该由一个人来扮演。我就是我，很难从我的身上找到他们3个人的特点。《生死线》是我参演的兰晓龙的第三部戏，他写了4个不同品种的男人，有的赤诚，有的凶悍，有的笃定，有的挣扎。
当时有两个角色让我来挑，一个是何莫修，一个是欧阳。一些朋友帮我读剧本，大家都觉得我应该演欧阳。因为欧阳是一个全面的好人，所有倒霉的事情都是他来扛，他是大家的主心骨，他是这部戏的灵魂，他的身上倒有很多东西跟史今很像。
可是兰晓龙建议我演何莫修，他说我才演完《我的团长我的团》里的孟烦了，他想让我演一个快乐一些的角色。
何莫修给我的直感是单纯。让一个单纯的演员演一个复杂的人，是很困难的。让一个复杂的演员演一个单纯的角色，也不容易。
我刚拍完《我的团长我的团》，处在一个复杂期，兰晓龙给我的任务就是把自己变回简单。
何莫修很简单，也很干净，从4岁到24岁都在国外生活，他没有那么多的世故，虽然他是核物理学方面的专家，可是在与人相处上，他几乎是一张白纸。
他的单纯让我误以为简单，没想到我拿到剧本的时候，何莫修第一次出场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他的身上有一种常人无法企及的贵族气质，他的欧式礼节、他的绅士风度完全是浑然天成的，他虽然长着一张中国人的面孔，但是他所有的逻辑都是欧洲人的。
我那时没去过欧洲，最多只是在电影和歌剧里看到过那些欧式的礼仪，我能想象出生生把这些礼仪加在我身上的恶果。我演每一个角色都会做人物小传，但何莫修的小传从一开始我就做不下去了。
兰晓龙希望我放松，用游戏精神来完成这个角色。
游戏精神不是让我一边玩游戏一边找精神，而是用一种轻松的态度来找到有趣的东西。有趣不是胳肢人，一定是让观众觉得此人的逻辑有趣。我想不出一个单纯人物的单纯逻辑，我忽然想到了语言。
我一度很不屑于简单的语言，也很不喜欢我的东北方言，哪怕我演的是一个东北角色，我也让角色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我自认为演得很认真，但一直觉得有哪里不对，后来当我偶然用东北话表演，终于找到了那个角色的根基。何莫修是一个从小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他的语言是否也有他的根基？
于是我试着把何莫修说话的方式变成了外国人讲中国话的样子，这来自《团长》里一个美国演员说的中国话。当我试图用这样的腔调讲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明白了这个人。他在这个国家，在这群人中间，是多么的奇怪并且格格不入，而他并不自知。所以他用这种腔调越真诚地讲话，别人就越会觉得他不是一路人。不同的语言会制造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语言也会制造不同的人物性格，以及思维逻辑。
（八）我的生死一线
我陈述了我的想法，但是得到了所有主创人员的反对，因为这听上去太别扭了。从中国观众的习惯来看，这种别扭的普通话太像插科打诨的小品了。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大家，这的确是一个很危险的尝试。假如在这种强烈的外化冲击下，我的表演没有足够的真诚，这个人物一定是不可信的，而且会打破全剧的风格，诋毁全剧的品质。感天谢地，有很多观众喜欢上了我的这种口音，并把它定义为“美普”。晓龙说，后来何莫修不再说这样的话了，我们很是怀念。
何莫修带着强烈的自信，来到了这个他认为只是出生地的国家，他不认为这个国家的兴亡跟自己有半毛钱关系。直到他看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为了保护他相继死去，直到他看着自己的爱人也为抵御外辱香消玉殒，他才终于发现，原来自己的根就在这块土地上。于是他从自信变成了窝囊，这个窝囊来自他头脑中不同文化的角斗，直到他确定了自己的身份，他的口音变回了正常的普通话，自信重新回归，他终于变成了一个中国人。
最后的一场戏，何莫修经过了生离死别，经过了集中营，被护送到更安全的地方。护送他的人说：放心，我们会用生命保护你。何莫修满脸是泪，站在门口的逆光下，他嘶吼着：求求你们，用什么都好，就是别用生命！
其实他身上有很多的理想主义和人性色彩，他不希望生命死掉，甚至面对敌人的时候他也不愿扣下扳机。他永远不觉得自己有多么重要，不认为自己是伟大的物理学家，这就是他干净的地方。我不想把他说得有多博爱，但后来他真的是爱上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和史今相比，如果史今是一个父亲，那何莫修大概是一个儿子，这两个人身上都有理想主义。史今的更实在，他向许三多的父亲保证，我会带好你儿子的，他一直恪守着这个承诺。别人都认为许三多不会有什么出息，他却坚持要把许三多训练成最好的士兵。
何莫修的理想主义更脱节，他是一个高级科学家，他本来有机会回到安宁和平的环境里，但他慢慢被周围的人感动了，愣是要跟他们一起战斗。
何莫修和史今这两个角色都是以哭泣告终的。
史今是跟战友，跟军装告别，跟所有的梦想告别。我看不到史今的未来，我不知道他离开军队以后能做什么。史今是悲壮的！
何莫修的未来却是能看到的，他是爱情的失败者，但他的未来是光明的，也许新中国成立以后研发出来的原子弹就有何莫修的一份功劳。《士兵突击》结束之后，很多人说张译只能本色演出。我不服，所以一直在《团长》里面找跟“史今”完全不同的人物和性格。后来又有人说，张译只能演这两种。说得多了，我也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只能演这两种。我不清楚到底是兰晓龙深谋远虑，还是歪打正着，但“何莫修”确实让我彻头彻尾地离开了“史今”。躺在一个成功角色的身上，拿着自己的专业去试验，有很多的危险，成功与失败，就在那生死一线之间。
（全文完）
——《楚天都市报》悦读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