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题记
赤贫沙漠上的清泉——译序
翻译这本书，缘起于2003年。在商界征战奋斗多年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经过沉重而漫长的思考，我决定，后半生将要为他人、为有需要的穷人做事。于是开始做些公益领域的学习和研究。穆罕默德·尤努斯，一个陌生的孟加拉人，进入我的视野，打动了我的心。2004年底我终于在纽约的一个书店买到了尤努斯的英文版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小额贷款与抗击世界性贫穷之战》，读完心中充满激动和崇拜。立即按照书中的地址给尤努斯教授发了电子邮件，做了自我介绍，并表达想将他的自传翻译为中文的愿望。喜出望外的是，第三天即得到了尤努斯教授的肯定回复。我立即投入翻译工作，一口气用两个月完成了初稿，2004年5月初完成，并增加了尤努斯教授亲自提供的附录。
授生活回到祖国，他写道:“我知道我必须回去参与祖国的建设。我必须为自己这样做。”回国后尤努斯在吉大港大学任经济系主任，在孟加拉社会具有高尚的社会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浓厚的民族主义情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道主义和宗教的信仰，使他无法漠视人民的饥饿、贫穷。1974年，孟加拉发生大饥荒，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他努力寻找解决饥饿的办法，亲自去村庄里试验高产种植方法。1976年的一天，他因无法忍受看到制作竹凳的赤贫村妇受到中间人的盘剥，自己掏出27美元，分别借给42个赤贫的村妇，这一点点钱，就能帮助她们摆脱“契约奴隶”的身份，能够自己买生产资料（竹子），把制成的竹凳直接到市场去卖，从而得到尽管是微薄、然而是全部的利润。由此开始，尤努斯开始试验、创立了“小额贷款”模式。七年之后，成立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格莱珉——孟加拉语，意为“乡村的”），世界上第一家专门借钱给穷人的银行，为穷人的银行。此后三十年中，格莱珉模式在全孟加拉乃至全世界得到扩展和复制。
如今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已经拥有三百多万个借贷者，其中95％是原先赤贫的妇女，年贷款5亿美元，还款率99％，所有贷款均由自身资源支持，来自贷款者与非贷款者的储蓄。并且，银行保持持续赢利。格莱珉银行不仅借钱给穷人，银行自身就是为穷人所拥有的。格莱珉向世界证实，银行业可以不借助抵押品、法律手段、团体担保或连带责任，而借款给穷人；穷人可以通过借贷提高收入，摆脱赤贫；他们还可以储蓄、投资、用银行贷款建造房屋、送子女上学乃至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建立自己的养老基金。
过去三十年中，格莱珉模式已经遍布世界，甚至在中国也有过尝试。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的小额贷款项目即在中国云南等地区试验实施，听当初一位参与项目实施的朋友说，后来项目由当地政府接管实施，再后来，似乎无迹可寻了。我没有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议论的资格，但2004年我去云南禄劝考察，亲眼看到了“小额贷款”的实例：香港乐施会在云南等地区做扶贫工作已经十几年，近几年的一个试验是“贷款”给贫困山寨的农民，平均每户从几百元到两三千元，但要求农民自己管理。如果一个村子的还款率低下，下一年的贷款额就不能增加，甚至可能减少。农民们组织起来，成立发展委员会，讨论每家每户如何使用贷款（养猪，买化肥、种子，还是增加农具），以及如何保证每家都能按时还款。无担保的小额贷款的还款率在很多村寨都高达100％。贫穷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同时，生存能力与民主自治能力也得到开发和提高，那是产生于贫瘠土壤的、没有政治目的的草根民主。
在禄劝实施项目的朋友们并非都知道孟加拉的格莱珉，知道尤努斯的就更少。但我个人相信，此类以消除贫困为目的，借贷给无抵押担保的穷人的项目，大概基本都是从格莱珉银行的根脉上生发出来的。
尤努斯的理想是：看到这个世界摆脱贫困。“这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人会被描述为穷人，没有一个人的基本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到那时,‘贫困’这个词将不再具有实用的意义，它将只被用来理解过去。贫穷的位置，只应在博物馆里。”尤努斯坚信，借贷是人权，是穷人也应拥有的权利，而为穷人提供小额信贷，是消除世界性贫困的最有力的武器。
1997年的世界小额贷款峰会订立的目标是：到2005年，使世界上最穷的一亿个家庭得到小额贷款与其他的金融服务。到2001年在纽约举行第五次小额贷款峰会时，数据显示全世界已有五千多万个家庭从小额贷款项目受益，其中包括两千多万个最贫困的家庭。其中，很可能并未计入云南禄劝高山上的那几百、上千个苗彝山民家庭。
格莱珉模式颠覆了几百年银行业的法典：借贷给无抵押担保的穷人。同时，能够赢利，可持续发展。过去三十年中，孟加拉以及世界各地的实践证明，在许多国家里，穷人比富人更有信誉。然而，三十年来，格莱珉模式一直在受到来自金融界、政府、媒体，甚至是公益组织的怀疑。近期我还从国内的一个权威金融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小额贷款的文章，其中说到,“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多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扶贫、慈善性质……谈不上建立了可持续的经营机制……”难道，真要等到实现了一亿个贫穷家庭从小额贷款项目受益时，才能承认孟加拉乡村银行（即格莱珉银行）模式具有“可持续的经营机制”吗?我多么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读一读这本书，它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人的自传、一种伟大精神的阐释，还几乎可以作为参照实践的课本，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实践。中国有很多扶贫组织，可以充分借鉴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的经验以及世界各地格莱珉模式的经验，也许，更需要充分借鉴以往不成功的经验。如果能够找到在中国可扩展、可持续的小额贷款实施方法，中国又将会有多少贫困家庭可以从中受益呢?
我的英文是自学的，基础薄弱。过去多年使用的商场英语都是简单直接说明白就行，不太讲究语法修辞。只粗读过数量有限的英文原著，更没有翻译经验。可想而知，翻译这本书对我是何等的挑战。我倾尽了最大的努力和能力，希望不至于有损本书的精髓与作者的光辉。
在此，我要感谢徐晓，她承担了包括版权、出版等安排在内的最繁难的任务，过程中变生不测枝节横生，全亏徐晓的把握与坚持。还要感谢本书编辑，用心补拾译文中的诸多粗陋。所有谬误之处，当然是本人的责任。
三联书店决定出版《穷人的银行家》中译本，自然是出于对原著的欣赏。作为译者而能够附骥三联，我深以为荣。
吴士宏
2005年12月28日
《穷人的银行家》 题记序言
1974年，孟加拉陷入饥馑之中。
我任教并担任经济系主任的大学，位于这个国家的东南端。开始时，那些关于发生在北方遥远村落中的死亡与饥荒的报道并没有引起我们太多关注，但是随后，瘦骨嶙峋的人们开始出现在首都达卡的火车站与汽车站。很快，这些小股的人流就变成了一场洪水。饥饿的人们涌遍全城。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以至于无法确定他们是死是活。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儿童都一个模样：老人看起来像孩子，而儿童的样子像老人。
政府开设了救济粥棚。但是很快，所有新开的粥棚都没米了。报社向全国提出警告：饥荒将继续蔓延。研究机构搜集数据，分析造成突然向城市移民现象的根源。宗教团体动员起来，将死者的尸体从大街上抬走，以适当的习俗将他们埋葬。但是很快，这种收集死尸的简单工作就变得非常繁重，远远超过了这些组织的能力。
这些饥饿的人并不叨念任何标语口号，他们对我们这些衣食无忧的城里人毫无要求，只是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台阶上等死。
人有许多死法，但是，饿死是所有死法中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它慢慢地发生，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生死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短，直到如此接近，以至于让人无法辨别。饿死如同睡眠一样，静悄悄地、不可阻挡地发生，甚至让人感觉不到它正在发生。而一切都是源于每餐饭缺少的一把米。在这个物质丰富的世界里，就那么任由一个还不理解这个世界之奇妙的小婴儿，得不到生存下去所需要的乳汁。她哭啊，哭啊，最终睡了过去。第二天，她可能再没有继续活下去的气力了。
过去，向学生们教授那些高雅的经济学理论，总是令我感到快慰，以为那些理论应该是能够医治各种社会问题的。但是在1974年，我开始惧怕授课了。当人们在人行道上、在我的课堂对面的门廊里正在饿死的时候，我的所有这些复杂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我讲授的课程就像那些总是好人获胜的美国电影。但当我走出舒适的教室，面对的是城市街道上的现实。在这里，好人遭受命运无情的毒打与践踏。生活每况愈下，穷人更加贫穷。
我所教授的经济理论对周遭生活没有任何的反映，我怎么能以经济学的名义继续给我的学生讲述虚幻的故事呢?我想从学术生活中逃离。我需要从这些理论，从我的课本中逃离，去发现有关穷人生存的那种实实在在的经济学。
对于我来说幸运的是，乔布拉村（Jobra）恰巧离校园很近。1958年，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陆军元帅阿尤布·汗（Ayub Khan）在一次军事政变中夺取了政权。由于对桀骜不驯的学生们的疑惧，他颁布法令，让所有新建的大学都远离市中心。我所任教的吉大港大学（Chittagong University），当时被建在吉大港地区的山区，紧邻乔布拉村。
紧邻乔布拉村，这为我提供了一个重新学习的绝佳选择。我决定重新做一个学生，而乔布拉的村民将是我的教授。我发誓要从这个村子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传统大学在其学生与孟加拉的现实生活之间，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鸿沟。我不想再按照传统照本宣科地教书，我想教给我的大学生们如何去理解一个穷人的生活。当你将世界放在掌心仅以鸟瞰的角度去审视它时，你很容易变得傲慢自大——虽然你意识不到，一旦拉开距离，事物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了。我选择以“蚯蚓”的视角（the w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