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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所代表的现实主义精神，上承《诗经》，下至明清，绵延两千余年；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记载了两千年来发自人民最质朴的声音，体现了中国文学的风骚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功绩不可磨灭。作为音乐官署的乐府，创始于汉武帝，废置于汉哀帝。其实，乐府机关早在汉武帝以前就有了，而汉初乐府原来制定的乐章形式呆板，字句古奥，内容艰深，无从配合新乐调，自然就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这种合过乐的曲辞，两汉人称为“歌诗”，六朝人才把它叫做“乐府”，为的是同那些没有合过乐的“徒诗”区分开来。《文选》、《文心雕龙》、《玉台新咏》都把“歌诗”标为“乐府”，这样，“乐府”就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与诗经、楚辞、汉赋同为一种文学体裁了。到了唐代，乐府又有了新的涵义。唐代诗人丢开音乐而从内容实质着眼，把那种继承和发扬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也称为乐府。所以唐代曾掀起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但除宋元时的“乐府”重音乐外，汉以后的乐府主要是从内容上的现实主义精神来命名的，有的虽用乐府古题，但也只取材其题材和意境，于音乐并没多大关系了。从内容上看，两汉乐府上承《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下启魏晋文人拟作乐府诗之源，在乐府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难怪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一起被称为“乐府双璧”。南北朝文人也写了很多拟乐府的诗，但南北朝的乐府民歌更引人注目。隋代乐府多为文人拟作，有反映战争徭役的；反映思妇怀念之情的；有反对战争的；在这时，乐府接近于它的原始意，即合乐而歌的歌辞。
乐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所代表的现实主义精神，上承《诗经》，下至明清，绵延两千余年；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记载了两千年来发自人民最质朴的声音，体现了中国文学的风骚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功绩不可磨灭。
一 、“乐府”内涵的演变
乐府，最初的含义是采诗制乐的官署。作为音乐官署的乐府，创始于汉武帝，废置于汉哀帝。其实，乐府机关早在汉武帝以前就有了。一九七七年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秦代编钟，镌有秦篆“乐府”二字，表明秦代已有乐府。据《史记•乐书》和《汉书•礼乐志》记载，汉初也有乐府制乐的活动。但是，把“采诗制乐”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则是从汉武帝设立乐府开始的。
《汉书•礼乐志》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班固《两都赋序》也说：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上述材料说明了设立乐府的原因及乐府的职责。汉代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发展，疆域扩大，邻族的音乐也有机会传到中国来了。这就引起帝王和贵族们欣赏“新声”的兴趣，而汉初乐府原来制定的乐章形式呆板，字句古奥，内容艰深，无从配合新乐调，自然就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了配合新声的曲辞，就广泛搜集民间丰富多彩的歌谣，包括曲调和歌辞，配合中外，创造新声，以供宫廷娱乐。这是乐府采诗的主要原因。其次，汉武帝采用儒术来巩固统治，“制礼作乐”便成为歌颂太平的一项措施，统治者也可以从反映社会现实的民歌中来“观风俗，知薄厚”，了解一点社会情况，这是乐府采诗的又一原因。
乐府的具体任务是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和搜集歌辞，并以此“观风俗，知薄厚”。歌辞除了司马相如等御用文人制作的歌功颂德之作外，还在全国范围内广泛采集民间歌谣。这些民谣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品，有着真实感人的生活和丰富的思想内容，正是由于乐府的采诗活动，当时的不少民歌才得以写定并流传下来，从而推动了其后诗歌创作的发展，这在文学史上有着积极的意义。
当时的乐府机关规模庞大，西汉末年，人员曾多达八百余人，其中有专唱各地民歌的“讴员”。专奏各地土乐的“鼓员”。至汉哀帝时，由于他不喜欢俗乐，所以下令把八百多人裁去四百多人，只留下一部分人掌管郊庙宴会的雅乐。但这并不能阻止民歌的流传，现有的汉乐府民歌大部分是哀帝以后东汉的作品。
上面所讲的乐府，是作为音乐官署的乐府，它由官署的名称演变为一种诗体的名称，是东晋以后的事。
乐府制乐要有曲辞来配合乐谱，曲辞即是诗。这种合过乐的曲辞，两汉人称为“歌诗”，六朝人才把它叫做“乐府”，为的是同那些没有合过乐的“徒诗”区分开来。《文选》、《文心雕龙》、《玉台新咏》都把“歌诗”标为“乐府”，这样，“乐府”就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与诗经、楚辞、汉赋同为一种文学体裁了。到了唐代，乐府又有了新的涵义。唐代诗人丢开音乐而从内容实质着眼，把那种继承和发扬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也称为乐府。所以唐代曾掀起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宋元以后，又有人单从音乐着眼，把曾经合过乐的“词”、“散曲”、“剧曲”，也称为乐府，如《东坡乐府》、《太平乐府》等。此外，从魏晋以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模仿乐府体裁的作品，不管入乐与否，也不管其有无现实性，也都称为乐府。而《乐府诗鉴赏辞典》中认为乐府主要有三类：一是根据乐府旧曲谱，重新创作新词入乐的诗歌。二是袭用乐府旧题，继承乐府精神，重新写的不入乐之诗。三是不袭用旧题而另立新题，，并另起新意之诗，或称新乐府，即一切歌行体诗歌都可以包括在内。
尽管唐宋以后人们把乐府的涵义扩大了，但是象“新乐府”、“词”、“曲”等自有名称，在概念上已可以和古乐府区别开来。由于古乐府的主要来源是民歌，并且有较高文学价值的部分也是民歌，所以我们现在所说“乐府”的特点，通常指两汉乐府民歌，也指少量受民歌影响，带有民歌风格的文人作品，还推指汉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民歌。
保存乐府诗最完备的是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此书收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包括乐曲原辞和后人仿作，兼及先秦至唐末歌谣。编者主要从音乐角度把作品分为十二类：一、郊庙歌辞，二、燕射歌辞，三、鼓吹曲辞，四、横吹曲辞，五、舞曲歌辞，六、相和歌辞，七、清商曲辞，八、杂曲歌辞，九、琴曲歌辞，十、近代曲辞，十一、杂歌谣辞，十二、新乐府辞。但除宋元时的“乐府”重音乐外，汉以后的乐府主要是从内容上的现实主义精神来命名的，有的虽用乐府古题，但也只取材其题材和意境，于音乐并没多大关系了。
二、汉乐府诗的文学价值
乐府能流传千年，且历代都有大量作品冠以乐府之名，是因为乐府诗所蕴藏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一直为中国文人所看重，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宗旨深刻揭示社会现实生活，创作出的作品具有不朽的生命力。从内容上看，两汉乐府上承《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下启魏晋文人拟作乐府诗之源，在乐府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来自人民，能真挚地唱出人民群众的心声，真实、广泛地体现当时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和愿望。由于来自民间，是人民群众的创作，更具有新鲜活泼、丰富多彩的风格。
《诗经》中的“国风”系列，一般以抒情为主，抒愤恨之情，思念之情，昂扬之情。与之相比，尽管同来自民间，汉乐府则以叙事为主，是我国叙事文学的先河。汉乐府的叙事富有故事性、戏剧性，往往通过人物的对话和行动，让人物自身出场来展示故事。汉乐府民歌虽一般篇幅短小，但仍能选择生活矛盾中的一个侧面来集中描述，突出主题，使人物形象生动活泼，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叙事题材也多种多样，涉及到爱情婚姻、战争徭役、孤儿病妇、感时伤世等。如反映阶级压迫下人民的痛苦与反抗的《东门行》：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 家单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 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整诗不到百字，却用通俗有力的口语，写出人物的行动与对白，突出了主人公不甘压迫，铤而走险的反抗精神。主人公家中的贫困情形，主人公的悲愤与决绝，妻子的哀劝与苦留，场面惊心动魄，情节发展历历在目。
又如反映劳动妇女坚贞、机智、蔑视权贵的《陌上桑》，从环境气氛的渲染，用具服饰的刻画，旁观者的侧面烘托，显示出女主人公的美丽形象。正面描写对话：“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义正辞严，斥责使君的无耻，下面一大段表白，用夸耀自己的丈夫给使君以无情的鞭挞，既歌颂了劳动妇女的劳动与智慧，也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无耻。
提到汉乐府，大概谁也不能不提长篇叙事诗杰作《焦仲卿妻》（又名《孔雀东南飞》）。
它是我国最早最伟大的长篇叙事诗。诗作通篇是五言句式，共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个字，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歌颂了仲卿和兰芝对爱情的忠贞，歌颂了他们为争取婚姻自由而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文章语言优美，故事性强，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在剪裁上匠心独运，繁简得当。特别富有创造性的是运用对话表现人物性格。全诗共用了三十次对话，这些对话既形象又个性化，符合人物各自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对刻画人物形象起了极好的作用。总之，这篇光辉杰作，无论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高度的完美，它是汉乐府诗发展的高峰，是古典诗歌中的瑰宝。难怪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一起被称为“乐府双璧”。
此外，象《战城南》、《十五从军征》、《平陵东》、《孤儿行》、《妇病行》、《江南可采莲》、《上山采蘼芜》、《怨歌行》、《有所思》、《上邪》等，或反映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或反映阶级压迫剥削和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或反映婚姻爱情和妇女被遗弃、践踏的不幸遭遇，都源于生活，并取得相当高的艺术成就。
汉乐府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贵族特制的乐府，包括郊庙歌、燕射歌、舞曲；二是从民间采来的乐府，包括相和歌、清商曲和杂曲；三是从外国输入的乐府，包括鼓吹曲、横吹曲。这三种类型中，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大部分是民歌，鼓吹曲辞中有一部分是民歌，这些民歌都是汉乐府的精华。
汉乐府形式上多用三言、四言、五言、杂言，语言“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清新质朴，感情真挚，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社会性。汉乐府诗歌因为它卓越的艺术成就，给后世的诗歌创作从多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三）乐府诗歌的绵延与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乐府诗多为文人拟作，由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建安七子的参与，也创制出大量乐府诗。形式上，四言五言七言都有，篇幅也较长。由于汉末社会动荡，文人们通过自身感受，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和人民的苦难，所以，学习民歌，用乐府题材写下了大量反映时代面貌的优秀诗篇。曹操的《蒿里行》、《短歌行》，曹丕《燕歌行》，王粲《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诗歌语言上清新刚健，慷慨悲凉，形成了誉传千古的“建安风骨”。
到了南北朝时，乐府精神体现在南北朝民歌上。南北朝文人也写了很多拟乐府的诗，如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拟行路难》，庾信的《拟咏怀》等，但南北朝的乐府民歌更引人注目。南朝民歌温柔婉转，现存四百多首，几乎全部是情歌，思想健康，风格清新，生动地表现了少男少女爱情生活的各个方面：彼此间真诚的爱慕，相会时的愉悦，离别的忧伤，别后的思念等，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形式上多为五言四句，四言四句，篇幅短小，在它的影响下唐朝产生了绝句。南朝民歌中的《子夜歌》、《华山畿》，五言四句，表达了男女间的相思和爱情无望的痛苦。《西洲曲》篇幅较长，通过季节的变化，景物的描写，婉转的表达一个女子对所爱男子的深切思念，音节和谐流畅，语言婉转动人，呈现出成熟的艺术技巧。
与南朝民歌相比，北朝民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受游牧民族骑猎生活的影响，诗风豪迈奔放，感情直率豪爽，是典型的“勇武之歌”。如《李波小妹歌》，写一女子的飒爽英姿：《敕勒歌》描写的大草原的雄伟景象和游牧人民的生活。而负有盛名的《木兰诗》，则叙述了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叙事艺术高超，语言质朴简练。北朝民歌数量不多，约六十首，却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战争的频繁，北方人民的艰苦生活、豪迈性格和英勇行为。篇幅一般很短小，多为五言四句的抒情小诗，常使用比喻和夸张来刻画思想感情。
南北朝民歌虽也源于现实，但写的较粗糙或过于单纯，不及汉乐府民歌细致动人。
乐府诗在隋唐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隋代乐府多为文人拟作，象卢思道的《从军行》、《美女篇》等。但诗坛总体来说被六朝以来的浮华之风笼罩着。到了唐代，六朝形式主义诗风被逐步清除。伟大的诗人杜甫生活在盛唐转衰的时期，目击君臣的荒淫误国，亲历安史之乱，饱经流离之苦，深知人民的不幸处境。他以乐府叙事诗体，朴素生动的语言，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等反映现实生活的不朽杰作，充分发扬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高度艺术技巧。
中唐时期，社会刚刚安定，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配合政治上的革新，文坛也不可避免地进行了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即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主旨的诗歌革新运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明确提出运动的理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稹也在《乐府古题序》中说：“即事名篇，无复依傍。”“或颇同古意，全创新调。”他们和张籍、王建、李绅等，同声相应，以乐府诗体写了不少反映现实的佳作。白居易还继承杜甫的优秀传统，不沿袭古乐府旧题目，自创新题，更自由地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和人民的灾难，并称这些诗为新乐府。
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兴起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学基础。中唐以后，社会矛盾复杂激烈，要求作家正视现实，反映现实。同时，汉魏以来的乐府诗，初盛唐期自上而下的乐府作家群的创造实践，使新乐府运动的兴起就成为必然。
新乐府运动对魏晋以来一些借用古题，内容与题目不协调；或虽用新题，内容又并非皆为时事之作来说，是一次从理论到创作实践的突破，同唐代的古文运动一样，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古乐府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对后世乐府，历代诗坛都大有影响。
唐代乐府题材多样，内容广泛。有反映战争徭役的，如李世民的《饮马长城窟行》，陈子昂、王昌龄的《出塞》；反映思妇怀念之情的，如李白的《子夜吴歌》；有反对战争的，如杜甫的《出塞》、《兵车行》、“三吏”、“三别”等。还有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其中《新丰折臂翁》、《卖炭翁》、《上阳白发人》、《杜陵叟》等，揭示了人民的苦难生活，描写细致深入，艺术成就很高。
《全唐诗》中标明“乐府”部分的，作家有230余人 ，作品近1200余首，都未入乐，说明新乐府已摆脱了音乐而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所以《乐府诗集•新乐府辞序》中说：“新乐府者，皆唐人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
诗歌形式上，乐府民歌促进了唐代绝句的发达，并且唐人绝句语言自然直率，表情真挚委婉，具有深入浅出的妙处，这些优点源于乐府民歌，高于乐府民歌，是艺术上从粗到精，从野到文的转变结果。
宋金元时期，词曲盛行，作家倚声填词，合乐而歌，因而常把词集或散曲集称为乐府。如《东城乐府》、《诚斋乐府》、《太平乐府》等，在这时，乐府接近于它的原始意，即合乐而歌的歌辞。
宋代乐府多写农村生活，反映民生疾苦。作品有柳永的《煮海歌》、文同的《苦寒行》、范成大的《冬舂行》等。写法上，多借古讽今，借他事喻此事。如王安石的《明妃曲》，借对汉朝王昭君的追忆评价，抒发自己政治上不得志的郁郁心情。其他题材也有继承传统的，如战争徭役、婚姻爱情、思妇怀远等。
金代时，写乐府诗最有成就，数量最多的是诗人元好问，他的诗题材广泛，涉及了社会的多个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了人民的疾苦。
元代乐府长篇较多，发展不大。
明朝时文人们继承乐府精神，也创作出不少好的作品。如张昱《长平戈头歌》，高启的《塞下曲》、《陇头水》等。
到了清代，随着国力的衰落，民族危机加重，清廷不得已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与此同时诗人黄遵宪也在文坛上倡导‘诗界革命“。他高扬乐府现实主义旗帜，提出了”诗之外有事’和“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人境庐诗草序》）的理论主张，号召诗人创作反映现实的作品。他亲自写了《哀旅顺》、《台湾行》等作品，揭露清政府腐败，号召人民奋起救国，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成为清末最有影响的诗人。在他的领导下，诗人们纷纷采用乐府旧题写实事，如张维屏《义侠行》，歌颂侠义之士。林纾的《闽中新乐府。林先生》，提出了教育改革问题。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汉乐府民歌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建安和中唐两个时期，但历代均以乐府诗体创作了大量叙事诗，反映着现实生活。
乐府，尤其是汉乐府，继承并发展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始终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遵循“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借古题写实事”等原则，创作了大量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民歌，滋养了后代的许多伟大作家，推动了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余冠英曾在《乐府诗选•前言》中对汉乐府的地位这样评价：“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里，但是发展成为一个延续不断的，更丰富的，更有力的现实主义传统，却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
除了内容上的贡献，在诗歌体裁方面，乐府诗中的五、七言形式，对我国五言、七言诗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乐府民歌多为五言句式，文质兼美，有很强的感染力，文人争相模仿而创作，逐渐写出了大量五言诗，直至东汉的《古诗十九首》，标志文人五言诗已进入成熟期。
乐府诗卓越的艺术技巧，如口语、对话的运用，比兴、对比、渲染、烘托等艺术手法的应用，以及人物性格的刻画，叙事技巧的使用等等，给后世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