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8、大仓：知遇之恩
张丽玲说过，今天只是真正的起点，从那以后，还要配解说词什么的。她真是很有耐力啊……我们都是普通的同事，不管是课长还是部长，都是普通的人。而张丽玲她制作纪录片，才很不简单。按平常的心理，别人会嫉妒．但是不可思议的是，那时人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大家都想和她配合。因为人们看到她为此付出了常人难以付出的努力，甚至把身体都搞垮了，还住了院，她的工作不是简单的事，她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她实际上并不想给大家添麻烦，所以她晚上利用睡觉时间加班，终于把身体弄坏了。从前辈那儿得知张丽玲住进了医院时，我心想，没有人知道那部片子让张丽玲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啊。
不管是公司的事，还是节目的事，哪一方都放不下，哪一方都需要消耗能量，而且不是一般的努力能够达到的。我只不过知道她的艰辛中的冰山的一角。接下来的工作还需要那么大的工作量；我真担心她会再—
次倒下。其实，张丽玲是个很客气的人，她最不愿意给同事、给前辈添麻烦。我只不过在个人能够做到的工作上，帮着她干一点事而已。”
桥爪：“张丽玲做事太认真，大家对她的身体都很担心。她咳嗽不止，请人针灸，后来她好了一些。刚始的时候，她吃带麻醉功能的药，止住了咳嗽，但后来也不管用了。大家看到帐丽玲这样折磨自己，她的脸色越来越不好，都很担心。
她本来就是很要强的那种类型，身体快要垮下来了，靠着精神力量支撑着，顽强地支撑着……这个样片真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她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希望她进一步获得成功。”
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公司企业精神在世界上是不是独一无二的，也不知道大仓公司对中国人的关注在日本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更不知道食粮部里对张丽玲的宽厚是不是独—无二的。我们无法想象，如果她不是遇到了这样一批好人。或许，只是因为张丽玲的命好？
的确，张丽玲是幸运的。何止是幸运，应该说她是幸福的。这样的公司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少见的，在日本也许只有大仓才能做到，而在大仓内部许许多的子公司里，也许只有山内专务领导下的食粮部能做到。我们常说人生得一知己难。不是人人都有幸遇上哪怕一个知己，而张丽玲，不只有张焕琦，有横山，有远藤，还有山内专务和大仓的许多普通员工。她觉得因为有了这些懂她、懂她的事业的价值的朋友，担再大的风波、受再多的古都是值得的。小范围的认可，初步的成功，并没有使她飘浮起来，反而给她增加了几分沉重。是的，她不仅要完成自己的使命，还要报答知遇之恩。
样片是1997年夏天在乐京世田谷区张焕椅的家里完成的，在大仓播放后张丽玲和整个摄制组看到了希望，增加了脑心。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回国寻找后期合作伙伴和愿意播出他们的片子的频道。横山隆晴随同张丽玲、张焕琦一同来到中国。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次见识了中国的电视台和电视人。
第一站，北京。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制片人看了样片，同意将样片改成三集连续播出，张丽玲说后面还有十五到二十集的节目，如果这一下子播了，后面的怎么办呢？北京台看完片子以后觉得有意思，表示可以合作，但台里要研究一下用什么方式合作。
第二站，上海。不巧上海台和东方台管纪录片的节目负责人都不在家，只遇到一个管购买节目的人，他看了几眼样片，就给张丽玲谈了纪录片的行情，并告诉她纪录片的价格在国内是很低的。张丽玲感到失望，仿佛从做前期辛苦的拍摄一下子掉到钱的魔窟里。心理上适应不了，也感觉这违背了做片子的初衷，又没有时间再等管纪录片的人回来，只好作罢。
19、寻访黄金频道
第三站，四川。张丽玲诸人从上海回到北京，想听一听北京台的态度，不想北京台还没有结果。有朋友说四川台势头正旺，可以一试，张丽玲马上买好了去成都的机票，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张焕琦在北京台的一个同学邀请她们去玩，从来不愿去凑热闹的张丽玲那天晚上也被请去了，别人都在吵吵嚷嚷地唱卡拉OK，张丽玲心事重重地坐在一边，话也不说。旁边坐着一个人，看见张丽玲这个样子就问她是不是有心事。张丽玲破天荒对一个陌生人讲了她的心事，不想这人却说：“四川台我太熟了。”
张丽玲大有喜出望外之感，忙问道：
“我要见的是四川台国际部或总编室的人，你熟吗？”
‘当然熟啦，罗亮，孙建英，都是我哥们儿。我马上给你打电话。”
这个人真的马上拿手机打起来，说有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要去四川台送样片，让他们第二天接待一下。
张丽玲横山隆晴等人第二天飞到成都，果然顺利地见到了四川台的那两个负责人，他们在拍戏，他们的摄制组竟然与张丽玲住在同一个宾馆里。张丽玲带着横山隆晴等人见到四川台的人，部门主任和台长都见了，看过样片，四川台的人觉得片子不错，又与张丽玲谈了发行的一些事情，有意要做，可是追求完美的张丽玲仍然觉得不满意，就又回到北京。
北京台这时态度明朗了，同意播出十五集，而且答应出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剪辑师协助张丽玲做后期，还承诺出资三十万元协助后期制作，并买一台N制1/2编辑机，后期做完后归北京台所有，播出时张丽玲、北京电视台、富士电视台三家联合署名。
前期拍摄还没有全部完成，样片也是匆匆赶出，又在上海、北京、成都来回飞了几趟，他们都感觉脖子上只挂着一层皮了，再加点码就会断。
1997年11月份正式与北京台签下了协议书。
为了加快剪辑的速度，张丽玲把在日本拍下的数千盘素材带全都托运到中国来，在北京西部的翠微路租了一套房子，支起编辑机，开始了漫长的后期编辑。
本以为北京台派的剪辑师是一个高手，谁知道她完全不能胜任剪辑工作，没办法，张丽玲、张焕琦只好全部上阵。而这时大富公司已经成立，在日本的业务离不了张丽玲，所以张丽玲只好东京、北京来来回回地飞，让张琦椅长住北京昼夜剪辑，又派在日本呆了八年的妹妹张丽烨回国做他的助手。一夜一夜地熬，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接，半年多的时间，翠微路的这套房子没有一次不是用早晨的阳光迎接灯光的，张焕琦的眼睛从来都是红红的，节目播出后，张丽烨一场大病，张丽玲又没有时间照顾妹妹，只能把妹妹交给年迈的父母。
张丽玲姐妹四个，她排行老三。她的大姐在浙江从事会计工作。大姐夫是集体单位的经营者。1998年1月，大姐、大姐夫辞掉所有的工作，到北京投入后期制作的工作。1998年1月起，张丽玲的家庭成员们聚集北京，作为参加制作和后勤的职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切听从张丽玲的安排。
张丽玲几乎把整个生命投人到节目中，每—个画面她都要看，每一句解说词几乎都要经过她的仔细推敲，音乐她参与了意见，解说也是她配的。横山隆晴当然也参加了后期编辑，但由于观念上的差异，他们经常吵个不休。他们都是十分叫真的人，有一次他们两个人为了三帧画面整整争吵了三个小时，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得出来。
横山隆晴拿出了最后一招，说：“我是纪录片专业制片人，专业比你精通，你得听我的。”
张丽玲则说：“我不想当专业人员，我也不是在为拍纪录片而拍，肯定是我在你之上，你得听我的。”
吵到最后，两个人都没有道理了，只是各自在坚持，搞得摄制组的人都觉得他们两个很好笑，还说他们两个人太像了。
20、张丽玲的梦想在荧屏上变成现实
在横山隆晴任制片人的摄制组里是没有人敢这样跟他吵的，而这件事也成了横山隆晴在别人面前说张丽玲做事认真的一个绝好例证。
张丽玲在后期编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天赋更让横山隆晴惊讶不巳，自从《我们的留学生活》播出，他已经在许多场合向人们讲述了张丽玲的良好艺术感觉。
横山隆晴多次对笔者说：“我曾经说过，张丽玲在采访方面具有惊人的天赋，在现场摄影和导演方面具有天生的才能。她的才能在编辑方面也出色地体现了出来，不管是对画面的选择判断，还是音响效果的感觉，无一不令人惊奇，她的决定几乎全部都对。我想这大概和她天生的电影感觉有关，这种才能是在每一个瞬间中表现出来的。这可能也与她的艺术经历有关。张丽玲在东京学艺大学学过表演专业研究生课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小时候的环境。
她出生在浙江省，十五六岁当过演员，在北京的教父母那儿学到了很多。她的教父是电影导演，她的生活得到教父母的照顾。她十几岁的时候一直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里，在电影厂的资料室里，张丽玲有机会观摩了很多欧美、日本的电影，在她的心里自然地、彻底地融人电影的感觉。制作电视节目，需要技术和经验，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像张丽玲那样具有才华的人，她对音乐处理的见解，她在解说中发声的方法，都让人佩服。我只能说那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是一种创造的才能，这种才能蕴藏着心地的广阔、心灵的深厚、对人的温情和巨大的个人魅力。在她周围工作的人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为了张丽玲，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张丽玲的才能也体现在导演方面，体现在对摄像师的尊重上。远藤在日本纪录片行当内是最有影响的几个摄影师之一，他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张丽玲虽然寸步不离，但很少对他们指手划脚，可是远藤却对张丽玲的意图非常了解，配合得十分默契。在拍李仲生一家往坡上走的那一个段落时，正好绿灯变成红灯，张丽玲蹲下看了一眼，觉得如果能把红灯也拍进画面里将会十分有意境，可是远藤正在拍着别处，她也不便说，就放弃了。过了一会儿，远藤竟然把摄像机架到刚才她蹲过的地方，完整地表现了她的想法，后期编辑的时候这个镜头当然被编了进去，成为十分受人称道的经典镜头。
当后期编辑全部完成之后，按照与北京电视台的协议，应该适当地组织一些宣传活动让人们知道《我们的留学生活》将要播出，可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做到，最后以张丽玲出让四集片子给北京台《纪录》栏目为条件，才召开了一个简单的新闻发布会，到会的记者少得可怜，节目单也是她自己筹资在日本印刷的。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留学生活》成为1999年最受人们欢迎的一道电视节目，并没有影响张丽玲的梦想在荧屏上变成现实。
张丽玲总共拍了一千多盘磁带，其中60分钟的带子有三百盘，采访了三百一十五人，跟踪拍摄了六十六人，可是观众在《我们的留学生活》中看到的只有十几个人的故事，那些没有编出来的、编出来却无法通过的人和事都还躺在张丽玲在日本的家里。一谈起这些人和事，张丽珍就心如刀绞。
2000年元旦过后，张丽玲从日本回到北京，对笔者谈起过她的感受。
“我是觉得我体验了很多人生。在开拍的时候，我只做好一种准备，那就是吃苦。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拍纪录片心会那么苦，我有许多次觉得太痛苦了，痛苦得做不下去了。这些事情都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做的，如果知道的话，我就做不了了。所以我说以后我也许不能拍纪录片了，它给我带来的心灵上的磨难太沉重了。
“我曾经去采访过‘国际婚姻’中的一个中国女人。我知道她的第一个女儿是跟中国丈夫生的，第二个女儿是跟日本人生的，现在他们一家人在东京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我知道当初在日本结婚时是利用人家日本人
21、那些无法播出的人和事
张丽玲总共拍了1000多盘录像带，采访了315人，跟踪拍摄了66人，
可是观众在《我们的留学生活》中看到的只有十几个人的故事，那些
无法播出的人和事，都还躺在张丽玲在日本的家里。一谈起这些人和
事，张丽玲就心如刀绞。
“我认识一个中国女人，她的第二次婚姻是与一位日本人，我知
道当初在日本结婚是利用日本人。我去见他们时，心里很矛盾，明知
这是人家心里的痛处，可是我还得想方引诱他们说出来。然而当我来
到他们家，他们面对摄像机，言语的坦荡是我连想都没想到的。我真
正有一种罪恶感。
“我采访的一个留学生，已经五十二岁了。她在日本得了类风湿
关节炎，站起来就要五六分钟，可是还要去打工，她唯一的朋友是一
名乞丐。她后来终于在一所大学毕业了，并嫁了一个日本人。我拍了
她很多镜头，如教日本人打太极拳，向日本人传授中国文化等。可是
最近她告诉我说他丈夫得了癌症。我对她说我要去看她丈夫，可是每
当我有这个念头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拿着摄像机去，又觉得这实在不
合适。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她的丈夫去世了。”
不止这些，张丽玲还拍过陪酒小姐。她说许多做这种事的女孩子
其实在本质上都是很好的。张丽玲拍摄的时候只是想尽可能全面地去
表现留日学生的生活，可是她不想伤害那些人，她用马赛克挡住她们
的脸，可是她们说：“只要我一伸出手来，我父母就知道是我。”如
今这些带子都完好地保存着，没有播出来。
张丽玲还跟踪拍摄过一个编辑，一个画家，拍到中间，由于疾病
和意外事故，两个人都死去了。这些虽然都没有剪辑出来，却在张丽
玲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一再说：“拍纪录片在心理上
的折磨是让人难以忍受的。”
22、触动：跨越国界
对于张丽玲，井上印象与横山隆晴一样：“张丽玲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她像一块磁铁，对人的吸引力很强，她能让她周围的人获得成功，这真是不可思议，无法用道理来解释，用语言来形容。我第一次见到张丽玲是在1997年1月下旬，同年5月我开始参加剪辑编辑工作。
在她之前，我见到过几个中国女性，但是没有说过话。而张丽玲有一半很像日本人，她的日语十分流畅。她的谈话从不涉及别人的私事。我比较了前后拍到的素材，感觉到后面的部分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同样的张丽玲，前后截然不同。看到最后，我简直不相信这是从来没有导演过纪录片的人干的。我着手这部片子的时候，他们拍下的录像已经达到一千盘以上，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录像带。面对着这些数目庞大的录像带，我开始怀疑我自己的记忆力。
我有解决的方法。我将全部录像带中所有的场景用计算机处理出来，印成小照片，制成笔记本，厚厚的笔记本有几大本，每—面都有密密麻麻的小照片，一本大概有两千幅小照片吧。当我感到困惑的时候，感到烦恼的时候，我拿出笔记本，一页一页翻着，看着他们，一点一点理出思路。当然这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只有这样做，我才可以顺利进行我的工作。常言道‘磨刀不误砍柴工’，整理的时候很辛苦，但查找起来很省事。不这样做的话，我会将大量珍贵的画面忘记。为什么我们会帮张丽玲的忙？用一句中国人的话说，因为我们是朋友。”
横山隆晴从北京回到东京后曾去找井上秀明。告诉他《我们的留学生活》在中国取得的轰动效应，井上秀明自豪而又痛苦地说：“我们的工作得到这么高的评价，这是对我的最高奖赏，是至今得到的奖赏所无法比拟的，因为这是用心来制作成的作品，没有比观众的奖赏更能让我满足的了……但是横山隆晴，我告诉你，自从我做完张丽玲的节目，我的心型一直处在游移和波动的状态，无法着手其他作品，我的心中一直漂浮在那些在编辑房里熬过的日日夜夜，回味着与张丽玲、张焕琦等人在一起时感受到的一切。这些经历让我学到好多东西，我切实地感到我被改变了。你知道，我一直是活跃在制作第一线的人，但是，现在不管是编辑工作，还是音乐，都使我无法静下心来，像干了一件傻事一样。这是我一生中从没有过的体验。”
横山隆晴后来也说：“这种说法绝不过分。其他工作无法进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麻烦事。我横山有这种体验，远藤也有过。”
负责音响效果的田中政文，同样发挥出超一流的才能，和井上泡在一起，完全作为自愿者，参加作品的B糙。1999年6月，剪辑编成的作业流程完成，剩下音响效果和解说。田中准备了大量的音乐素材，制成MD，同样作为自愿者，赴北京工作了二十天。
田中对张丽玲的音乐感受力惊讶不已，他向许多人称赞过：“张丽玲的音乐才能是出色的，她会在最需要音乐的地方提出自己的意见，比专业的音响师的感觉还要敏锐。我为什么乐意接手这部没有预算的片子呢？我从事音乐效果好多年了，感觉到好的作品越来越少，我看了那些录像带，我表示愿意作为自愿者，自带便当去干活。我可以从中学习很多东西，这是错不了的。要不是张丽玲的家人和其他职员的照顾，到海外去，住饭店，别说二十一天，就是八天，恐伯我也呆不住，五天就呆腻了。他们为我创迁的制作环境是很好的，尽管是第一次到中国去，我—个观光的地方都没有去，整天呆在工作室里。工作室设在张丽玲租的公寓，尽管房间破旧，玻璃也破了。但心里很温暖，情绪很高。那时正当初夏，也没有空调，天气比较舒适……我干了二十一年音乐，也想提高自己，大家都会这么想的。对这部作品，我只想说一声谢谢。我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得到艾美奖（国际最高电视大奖），这部片子有超一流的职员，大家都做出了贡献，我非常爱这部作品。”
23、她是中国送给日本的一个宝物
大岛新是著名导演大岛港的儿子，但他不愿让人知道他是大岛渚的儿子。他心甘情愿地做井上的助理，做了大量的辅助工作。但是，在他的坚持下，播出的《我们的留学生活》片头片尾并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作为一个日本人，大岛新非常崇拜张丽玲：“我从来没有看到像张丽玲这种类型的人。从张丽玲身上，我真正地看到人的力量，我只能这么认为。她想做的事，想成就的目标，是个不得了的东西。我和张丽玲就是偶然相逢而已，但是真的好像被她的气势所压倒，所震惊。我第一次看到她这种爆炸性的工作状态。回想起来，我觉得是一次很好的经历。这一切是从张丽玲一个人的梦想开始的。这种梦想是前所未有的。我惊叹不已。在日本，在这个世界上，将这样的梦想化为现实，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张丽玲的梦想，我一想起来，我感到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不了。但是，换成张丽玲，就实现了。这件事让我受益不浅。张丽玲的追求，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梦想。梦想成真和你为实现它付出多大努力有很大的关系。我知道对梦想是要付出责任的。所以不能够轻易向别人说起自己的梦想，更何况，张丽玲的梦想不是一个小小的心愿。去做想做的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很困难的事。
想做的事规模越大，碰到的困难就会越多。我大岛新实在比不上张丽玲。”
日本人小松是张丽烨的朋友，张丽烨请他给张丽玲的摄制组开车，他接受了。可是这期间他报名考司法士，由于没有时间准备，已经落榜一次。张丽玲买的是二手车，质量很差。出去拍摄时间没有规律，有时夜里两点出发，有时要拍到深夜，小松从来没有怨言。
说起小松为摄制组付出的义务劳动，他觉得能给张丽玲开车很荣耀：“……张丽玲买的这辆即将报废的面包车是自动挂档的汽车，我从来没有过。开了一年，习惯了，比自己的车还要好开。现在我对东京的地理比以前熟悉多了，走过的地方、不是为了拍摄，好多是永远也没有机会去的地方，比如箱根、千叶等。……有一次是晚上12点来电话，说夜里2点出发，我吓了一跳。我说、好好好。虽然感到很为难，但还是去了……
有一天，张焕琦打电话来问，张丽玲住院了，你去不去看她。我马上去医院看张丽玲。她在医院睡了一觉，显得很精神。恐伯是国民性的关系吧，她自己有—种使命感。
拍摄接近了尾声，我有了一点怅然的感觉。
假如她们回到了中国，我会很寂寞的。我愿意保驾护航，一辈子做他们的司机。”
所有这些人，都是义务为张丽玲做事，谁也没拿一分钱的报酬，他们愿意。现在片子播出了，远藤的拍摄也早就结束了，可是远藤却对张丽珍说；“我受的触动太深，以至于我长时间内不想拍任何东西。”
富士电视台的专务取缔役（常务董事）
村上光一是横山隆晴的上司的上司，也是大宫公司的董事，张丽玲和他关系也很好。当张丽玲和横山隆晴在北京做后期制作的时候，村上专务瞒着所有人，自己偷偷跑到北京的机房来看望他们。
松本幸男是索尼派往大富的监查董事，他看了《我们的留学生活》部分内容之后激动地说：“这部片子具有强大的心灵冲击力。以前经常听横山说，这部片子会让日本人喜欢中国，让中国人喜欢日本。那时我还没有看到作品，现在百闻不如一见，我看过之后，对中国的认识加深了。”
《小留学生》中的中村老师一直非常关注张丽玲和《我们的留学生活》的动向。一个月前，她到香港度假，看到香港凤凰卫视播出《我们的留学生活》，马上打电话给横山隆晴，表示希望早日在日本看到这个节目。
横山隆晴现在在日本还时常对人说：
“张丽玲从中国来的，让日本人大为震惊。
她是了不起的人物，是中国送给日本的一个宝物。”
一部反映大陆留日学子生活的纪录片，不久前在北京电视台静悄悄播出，没
有隆重的推介，没有媒体的炒作，然而数 不清的观众却锁定了频道，为片中的
一个个主人公唏嘘落泪。这部纪录片便是张丽玲所拍摄的《我们的留学生活--在
日本的 日子》。北京青年报最近对张丽玲进行了采访报道：
张丽玲，32岁，杭州人。16岁起做影视演员。21岁赴日留学。27岁入日本大
仓商社做职员。1995年8月 起筹备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
1996年3月开机，1999年6月正式完成，3年间跟踪拍摄66 人，1000盘素材带。
11月28日大风晴朗的午后，站在京西那套租来剪片子的、家具老旧潦草得有
些不像样的居室内，张丽玲的瘦小让 记者吃惊。
一定要亲眼见见张丽玲。并非一开始就那么想，直到从电视里听见她的声
音。那声音响在《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 本的日子》片子始终，解说着那孤独开
放在彼岸的青春，那家在心中、在远方，只为送女儿上世界一流大学而拼命打工
8年的 父亲……那声音里有一种东西，我想该叫它做--悲悯。
两个小时，我们谈许多感动和难忘。旁边，46岁的横山隆晴，最终被她感动
而帮她一起做成这个片子的那个日本人 ，静静地，望着我们。
忘不了机场看见的那张脸
记者(简称记)：一切怎么开始的？
张丽玲(简称张)：第一天到东京，一句日语不会的我呆在机场。那样一种心
情下看见一个中年人，一排的行李，八 九件，里面锅碗瓢勺什么都有，那么茫
然的一张脸，兴奋、不安、焦虑，什么都有，我没法形容。
看着这个人，他离开他在中国拥有的一切，背井离乡到国外，在一个不再年
轻的年龄，只为了自己一个选择、自己小 小的愿望。他们给我一种在殉身的感
觉。那一刻我想，我如果有一台摄像机，我只把我眼前的画面堆在那里，我将用
不着任何 言语。
记：但真正开始是6年以后了，而播出更是遥远。
张：是的。这6年里上日语学校，打工，考大学，读硕士，进大仓商社。留
学生的生活，人家经历过的我也都经历了 。我身边发生的、我听到的、看到
的，总让我感动。记录他们，这个愿望慢慢融入我的血液中。
我只是觉得他们不应该被忘记。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这批人是站在
最前面的。虽然他们出国，他们的目的、 愿望、理想与清末、五四那些为救国
救民留日的前辈没法相比，但他们也爱这个国家，他们一样可歌可泣。这个片子
是不是拍 完就能播无所谓的，关键是要留下来。
拍高尾山的那一天
记：我很感兴趣你怎么能感动那些日本人，比如横山隆晴？
张：不是感动，只是相通。一开始并不容易。最早去找富士电视台，找横山
先生，只知道他是一个抒情派，日本纪录 片界的泰斗和大制片人。人都说他是
一个酒色财势都买不动的人。听完我的计划，他说了一连串的“不可能”。后来
我们敲定 ，他给我提供机器，但提供的摄像师只是三四流(从没操过机器的)，而
他的人要拍下我拍这个片子的全过程。
就这样直到我们拍到八九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横山第一次去我们的现场，我
们去拍高尾山。
记：那天拍的是什么人？
张：来自上海的工程师，一个眼睛给你无尽哀愁的人。他说他一生像浮萍：
小时候我也有梦，我曾经在一小块白布上写下我的名字，写下‘我想做一
个……的人’，塞进一个小瓶子，扔到大海 ，我希望有一天，或许几百年后有
人捡到这个瓶子，我的名字会再有人念起……”可长大后，学理科、结婚、下
海、出国，老 是别人的愿望，老是跟着时代，但总是慢一拍。到日本，原本一
心一意是想学博士来的，但是因为失去签证，就成为一个打工 仔了。
那天横山给我鞠了一躬
记：这个人身上是什么打动你？
张：他这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一间小屋堆满书，一杯清水伴我读”。最
后他挣了500万日元。算一算这500 万日元的利息换算下来，刚刚够他在国内时
的工资，他就决定回国，想回去过他梦想的日子。他说：“这是我一生中决定自
己 命运的唯一的一次。”
要走了，他想去看看高尾山，从那上面能看到整座东京。
那天天很冷，我跟着这个我要拍的人，心里满是哀伤。从心底里我很希望他
这次决定是成功的，但是他的将来我不能 想像，我想他可能都不知道物价已经
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记：那么横山先生什么表现？
张：横山一直跟着我们，从早上看到晚上，一句话也不说。到晚上人一送
走，他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他说：“我一 直以为我在帮你的忙，但现在知道
我一直在帮倒忙，我太小看你们了。”从那天开始他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删减掉一
半，他觉得 他现在在做的所有事的总和都没有这个片子有意义。他请来日本位
列前五名的摄像、录音师，他把这些人召集起来。我们组成 了现在的班子，我
们拥有了全日本第一流摄制组。
谁也没想到我们一拍就是3年。
那些守望的日子悲欣交集
张：我也是到后来才懂，拍纪录片你付出的绝对是生命。因为你不知道这一
个人你跟跟跟，最后能不能成为作品。比 如我跟的人里，有两个人已经去世
了，就是这样，中途就断了。当你已经拍的东西成不了作品的时候，你付出的这
一段生命就 没有意义了。
记：我觉得你的拍摄很像一种“守望”。你跟随一个人，等待着他们的悲欢
上演。你不知道要发生的是什么。可是， 有的时候，守望是一种美丽的状态。
张：我想你是对的。那些留学生，我整个拍他们的过程，就是解读人生的一
个过程，所以镜头对准他们的时候，我真 是感到深深的歉意和深深的感谢。他
们给我这么多的理解和支持，这也让我很痛苦。这种痛苦来自于他们对你太信
任。人家要 是完全相信你，完全把自己暴露在你面前，你再把他们暴露给观
众，你会觉得对他是一种出卖。这种情况下，做片子还是做人 ，我选择做人。
记：你拍的时候掉眼泪吗？
张：只要他们(被拍的人)掉泪，我肯定。
有一些感动超越了国界
记：我听说日本公司是不允许有第二职业的，可大仓公司却容忍你下来，是
你特别会说服人吗？
张：拍到一年半的时候，我给大仓的专务送上一个样片，说：“这是对于你
们这段时间给予我的支持的小结、一个汇 报。”当时我还说：“你肯定看不
懂，我来给你翻译。”他说：“不用，如果你做的是个好作品，我肯定看得
懂。”
第二天他来，召集了我们所有的部长让他们看我的片子，指着我片中那个叫
李仲生的人说：“这个人，他长了一张能 让战争平息的脸，他告诉我，我们亚
洲需要的不是金钱，是精神和灵魂。”他对我说：“你不要上班了，工资、奖金
照发。你 做完这个片子再回来，一切的事情我来承担。”
记：在那公司里你地位很特殊吗？
张：就是个普通职员。我每天要算账，联系客户，搞啤酒原料。结果，是我
那个“课”的两个女孩自动承担了原来我 那份工作，为此她们每天要加班到晚
上9点半。看了我的片子，她们说：“这些人了不起，中国这个民族太了不起
了。”就是 这样很多很多奇迹，才有了今天这部片子。
记：我想这个片子如果在日本播出，可能有助于他们更善待在日本的中国
人。
张：横山先生把《小留学生》那一集拿到富士电视台，他们看了以后，说：
“这样的片子如果不在富士电视台播，是 我们的失职。”
采访结束，窗外夕阳满天。我和张丽玲握手道别，然后，望向一旁含笑相送
的横山隆晴，那个我们彼此无法言语相通 的人，轻轻一躬，说一声“感谢”。
点击标题阅，
小牛血蛋白提取物滥用危及30万婴儿生命，可惜没人管转帖，(是朋友帮忙转帖)
1959年后“打鸡血”疗法曾经风靡全国(2009-03-16 16:56)(转帖)文革激发的非理性认知模式，使中国老百姓在作为原始信仰的血液崇拜面前，产生认同感、亲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