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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格桑花》出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北京青年报》长篇连载，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部优秀图书”，同名电视连续剧２０１０年７月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
《一路格桑花》讲述的是几个女人行走西藏的故事。一个年轻女记者要把自己嫁给远在天边的姐姐的男友，但那人并不知道；一个漂亮的艺术系女研究生跟随大学生演出队进藏回来后，原来的生活的被彻底打乱，结束了与情人的同居生活；一个靠打工养育女儿的农村军嫂，千里寻找失踪十年的丈夫，最终找到的却是丈夫的两座坟墓；一个都市白领军嫂怀疑丈夫有外遇，愤然去西藏离婚，却发现丈夫令她震撼落泪的秘密……女人们亲历了塌方、雪崩、泥石流,体验了生的艰难和死的容易，看见了一个没有被污染的绿色群体。内地的喧嚣与高原的宁静、都市文明与雪域文化的强烈碰撞，个人情感与神圣职责、家庭冷暖与国家利益的交织抉择，演绎出一幕幕西藏军人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
——评党益民的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
孟繁华
在我的印象里，读过的所有和西藏相关的文学作品，几乎都给人一种悠远、苍茫、纯粹、质朴乃至理想或崇高的感受。读过这些作品的最后时刻，你会怔怔地望着远处，意犹未尽心向往之。西藏，在众多作家的笔下被叙述成一个冰清玉洁的人间圣地，它不止是一个我们经验之外的奇观，不止是一个只可想象飘荡着经幡的神秘高原，我们须对它仰视，不是地理原因，只因为那里似乎与红尘永远无关。人与事，在西藏都透明而简单。每当我读过这些作品，耳边总会响起张千一的《青藏高原》：“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祈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这个感觉在今天已近奢侈，它难以遭遇更难接近。
读党益民的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与这种陌生而熟悉的感觉再次遭逢。小说的命名简洁高远，它的象征意味既是地域也是精神，地域与精神共同构筑的是格桑花般的纯粹境界。在不大讲“境界”的今天。这个小说的命名才楚楚动人令人心碎。应该说，这不是一部多么复杂的小说，无论情节还是人物。小说以年轻女记者安宁去西藏的一路见闻为线索，描述了或展现了西藏军人的生活和情怀。这里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没有闻所未闻的古今奇观。如果说多少还有些奇异的话，那就是安宁、郭红和余秀兰，都是去西藏“寻夫”的，不同的是，安宁是去结婚，郭红是去离婚，而余秀兰却是看望丈夫亡灵的。还有，穿插在故事中的人物，包括安宁的父母、姐姐安静、陈凯等，在情感生活中都是失败者。当下物资生活的富足也从另一个方面催发了人的其它欲望，精神危机是这些人难以治愈的心理病患。但是，安宁的西藏之行，使她看到了另一种人生，那是支队长邓刚、女工程师冯小莉、副指导员周明和驻藏官兵的人生。在遥远的所在，在这个冰雪一样透明的世界，他们没有富足起来的人们的烦恼和无边的欲望。他们用青春、理想乃至鲜血和生命浇灌着格桑花般的绚丽而寂寞、富饶又单纯的人生。我们发现，安宁们的西藏之行，不仅改变了郭红的婚姻和命运，同时也将改变安宁父母的婚姻和命运。于是，西藏这个神秘之地，或者说安宁们的西藏之行，对小说中的所有人来说，都具有“涅磐”或再生的意味。在雪域高原受到的洗礼，归来时却会感染所有的心灵，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呢。
小说中最感人的段落，是余秀兰带着女儿看望丈夫亡灵的故事，等了十年的妻子看到的是丈夫的两个坟墓。她带回去的只是一瓶江水和一捧坟土，留下的是孩子折叠的百只纸鹤。还有周明的葬礼，那是人死之后才浮出水面的动人心魄的故事。参加葬礼的有活佛和喇嘛，有领导者和普通群众，有老师和学生。他们悼念的是一个进藏12年的军人，是一个结婚只有7个月的丈夫，是一个已经知道自己就要当了爸爸却永远见不到自己孩子的父亲，一个16个藏族孩子的课外辅导员，一个三个藏族孩子学费的承担者……。这样的场景在当下的小说中已不多见，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象雪原到处盛开的格桑花，苍凉、凄美，透彻骨髓。
当然，作为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在艺术上还显得单薄，叙述也嫌简单，情绪不够饱满，语言多直白而表现力不够，它更像是一个“纪实”性的文本。许多地方可以渲染得更有气象，与这个独特的题材更加吻合。这些问题的出现，我觉得与作家更多地是出于一种“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而体验和经验甚至想象的稀缺有关。文学创造只有情感冲动大概不够，它还须虚构和想象的能力。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愿意向读者推荐这部作品，那是因为，在软性文化无处不在的时代，它可以让我们领略另外一种文学趣味，另外一种叫做“境界”的东西。
军人精神的礼赞
——读党益民的长篇新作《一路格桑花》
白 烨
对于文学读者来说，党益民不算是一个陌生的名字。2002年间，他就以长篇小说《喧嚣荒原》给人们带来过意外的惊喜。那乍一出手，便气度不凡的浑厚绵长的意蕴、从容不迫的叙事，都使他和他的作品在家族历史文化的小说创作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两年过后，党益民又携带着长篇新作《一路格桑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向我们走来，读过之后，感觉虽与《喧嚣荒原》完全不同，但却以曲婉有致的故事和跌宕起伏的情感，在人们心中激起深沉而激越的回响，令人久久不能释然。
《一路格桑花》无论是从书名来看，还是从起首开读，都象是要描写一个有关浪漫之旅的轻松引人的故事，但随着女记者安宁、白领丽人郭红、军嫂余秀兰几位女性不期而遇一同进藏的漫长旅程的徐徐展开，一路接连不断发生的抛锚、塌方等事故，引出各有隐情的情感故事，情势一点一点地变得凝重而严峻起来。看得出来，作者是有意采取了一种欲扬故抑的叙事手段，把沉重包裹于轻松，把峻拔隐匿于徐缓，让人们与几位女主人公一起，在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艰难跋涉过程中，逐步领略那与雪域高原一样神秘而圣洁的武警官兵的人生风景与情感世界。
几位女主人公除过安宁因暗恋姐姐安静的男友李青格，怀着不召自来突然与之结婚的隐秘又甜蜜的心情外，郭红是打算进藏后找到丈夫邓刚，正式摊牌与之离婚，了断他们裂痕已深、难以弥合的夫妻关系；而余秀兰，则是要带着女儿去看一眼结婚三年便因公殉职的丈夫王力工作过的地方和葬埋的坟茔。三个女人，各怀心思，但一路上遭遇的频频塌方构成的重重障碍，似乎成心要与她们为难。正是在这种遭遇到种种事故，又遭遇到舍生忘死的抢险和倾心竭力的帮助，使她们尚未到达目的地，先体验到了来自她们的亲人与“冤家”的战友们的无私援助与热情关爱。这种“过渡”与“铺垫”，使几位女主人公与她们情感对象的“对手戏”，在未登场之前便以“侧写”和“虚写”提前在心理上和情感上给予了“预热”。而如郭红那样抱定身为大队长的邓刚对她情感不忠、为人不诚的看法，不免就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郭红是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疑才要进藏办理离婚的。她认为她有两个有力的依据，一是邓刚与女同事、工程师冯小莉关系的非同一般而移情别恋，二是在难得见面难得缠绵的房事上他总是无能为力。但随后从他的战友那里了解到的事实真相，却让她怎么也想象不到：他对冯小莉好，是要象死去的战友冯伟一样当好照顾妹妹的哥哥；而他的房事上的无能，也并非是不爱她，而是在一次事故中患上了生殖器疼痛的病，而他正在忍受痛苦和想尽办法去救治。郭红是在已经拿到邓刚签过字的离婚协议书后才弄清这一切的，“泪水在脸上肆意奔涌”的郭红，既为自己“冤枉了”邓刚而懊悔，更为没能照顾好他而痛惜。而先前似乎带有许多疑点和污点的邓刚，在郭红不依不饶的追究之下，不但疑点和污点一一被洗刷干净，反而益发显露出了忠贞、诚挚、宽厚和坚韧的男儿本性和英雄本色。
就在三个女人正在了却各自的愿望的过程中，一直陪伴在她们左右的武警干事周明在一次事故中突然牺牲，一个生动活泼、可亲可爱的军人，顷刻间就在她们身边永远地离开了人世。这是一个进藏12年的武警军人，又是一个结婚只有7个月的新婚丈夫，还是16个藏族孩子的课外辅导员和13个藏族学生的学费承担者。活着的武警军人，死去的武警军人，都是这样一些把一个人当成好几个人活着，并默默无闻和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人民的无私奉献者。武警干事周明，冯小莉的哥哥冯伟，余秀兰的丈夫王力，就这样前仆后继地奉献出了自己风华正茂的青春与生命。他们的人虽然死了，但他们的精神犹在，他们仍然活在武警官兵们的心里，活在他们亲人们的心里，活在他们为之献身的雪域高原的大地里。
作者经由三位女主人公——安宁、郭红和余秀兰的颇不寻常的进藏“寻爱”之旅，及其她们的所听所闻、所见所感，好象是在主要表现常年奋战在川藏线上的武警官兵的艰窘人生与无私奉献，其实，当以三位女性为代表的她们，不辞辛苦地接近他们，善解人意地理解他们，痴心不改地挚爱他们，满怀敬意地崇仰他们时，她们实际上也以平凡而伟大的“军嫂”身份和女性情怀，成为了光荣的武警队伍的重要一员，成为了光辉的武警精神的重要“链接”。她们同她们的那些可歌可泣的武警亲人一样，同样可师可敬，可亲可爱，值得人们衷心热爱和深情歌赞。
至此，我们才真正领略到作者为什么为他的这本书取名“一路格桑花”，并在书中多处写到“格桑花”的深刻寓意，那是一种生命的祭奠，一种人格的象征，一种精神的礼赞。
豪华落尽见真淳
——评党益民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
李炳银
在一口气读完党益民的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后，我被小说所叙述的故事和人物及他们表现的性格、精神情感深深的感染了。说真的，我是在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流过了泪水，然后又到盥洗间用毛巾擦洗之后，才从作者描绘的环境和故事人物的情感中脱离出来的。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写法很传统，这样的调调很老套，这样的感受很可笑。但是，就像盛开在西藏高原上的格桑花一样，她静静地在严酷的环境傲然开放，将自己的生命和灿烂的容貌呈献给高原、呈献给蓝天、呈献给那些偶然看见了自己的人一样，美是不在意孤独的。
真正的美是不会孤独的，只要真的是美的东西，总会有人去发现，去开采、去表现。川藏线上武警交通部队官兵们的崇高的美的精神和行为，不就有党益民这样的作家去发现、去开采、去表现吗！生活中不光只有那些专用“肢体”写作，只写床上“搏斗”的“作家”；也不会只是那些并没有什么经历和感受，更没有什么见识和思想，只会编造和炒作的“作家”的天下。说真的，如今的文场、书店、荧屏，自然还有一些内容健康、纯粹、美好的著作和节目，但是，存在的问题实在不少，粗俗的东西太多，作秀过分谋利直露的情况严重，对于美好的东西宣传包装不够精心等。很多人正在打着创造经济效益的旗号，开着市场竞争的列车，毫无顾忌和残酷无情地毁灭与玷污着崇高和美的对象。在很多的场合，崇高、纯洁、美，走到“持戟独彷徨”的时候，善良的人们总会感到忧虑和伤心，感到无奈和遗憾！我以为，党益民的《一路格桑花》的出版，可以说是人们忧虑伤心心情的抚慰，是对人们无奈和遗憾情绪的缓释。
和有些作家用尽心机，着力于编织“故事”，看重所谓的“叙述圈套”和极力营造人物心理复杂感觉的情况不同，党益民更加相信真实的生活和纯粹的情感是包容着美并且可以感染陶冶人的。所以，《一路格桑花》在近乎真实描述的基础上表现了李青格、邓刚、王力、安宁、余秀兰、郭红、安静等人在川藏高原上的人生经历和直接见闻感受，用最为现实和直观的事实，书写了什么叫做无私和崇高、什么叫牺牲和奉献、什么叫英雄和伟大。
在严酷的环境里，在随时都可能要面对牺牲的“保通”任务中，李青格、邓刚、王力他们，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任何一点怯懦、犹豫、后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宁愿牺牲自己的感情、青春乃至生命来维护国家民族和他人的利益。在这里，生活就是奉献，工作就是牺牲、放弃就是贡献，几乎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物质的东西。他们拥有的只是被人理解和也许不被理解的精神和感情。但是“西藏是一面镜子”，它能够以它无穷的魅力和神奇征服并显示出人最内在与本质的内容，使其得以真实的展现出来。武警官兵们在高原“保通”，他们认为是一种义务和职责，所以他们一如既往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安静走了一趟川藏线，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独立和浪漫，她真的爱李青格，但是却不会和他结婚；郭红在未完全了解邓刚的时候，因为长久的分居和误解产生的是怨忿，而真的走进了邓刚的时候，所产生的又是感动和亲近了，本来是为了离婚而来，最后却怕邓刚不理睬自己了；安宁从李青格身上感到踏实、新鲜和纯洁，看到了他的坚毅、勇敢和智慧，所以她不惧艰难风险，千里迢迢奔到西藏要和他结婚；余秀兰和自己的女儿，更是将自己的生命和情感同西藏结合到了一起，因为她的爱人、夫君，爸爸已经牺牲长眠在高原上了，她在趟过一个女人十年思念的苦水河之后，也终于要从痛苦和思念中解脱出来，开始新的生活了——在西藏这个空阔高远和神秘的地方，人和人的精神、情感和性格都在被影响和塑造着，美丽是静悄悄的生长、存在。在高原灿烂的阳光下，污垢难以被遮掩，“笑容是没有被污染”的。《一路格桑花》是引导人走向静静的美、去感受“没有被污染”的笑容的文学地图。
“豪华落尽见真淳”。《一路格桑花》在形式上表现出的清新气息和纯真风格，在如今很多小说陷入到故事玄虚情节繁缛的泥潭的时候，是一种简洁、纯美的表现。作品几乎看不出什么用心的经营，几个人物，一路写来，但人物之间内在的联系和质地的表现，却使它阅读流畅还显得内容十分丰盈和厚实。当然了，小说毕竟不是生活的原本，个别也不会掩盖了全局。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永远是文学所不能够代替和超越的。所以，如果作家在表现自己的人物时，在充分地肯定和彰显他们的崇高精神和行为选择的时候，也能够客观现实地对那些不能够、或暂时还不能够，乃至就彻底不理解和接受他们的这种表现给予适当的关注、理解、包容的表现的话，作品也许会更加具有现实性和丰富性。
寻找格桑花那迷人的芬芳
——军旅作家党益民和他的西藏高原题材创作
陈先义
这几年来，一个武警部队的军旅业余作家，在中国文学界受到特别的关注，成为一种“现象”。他描述的生活故事，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那些故事如同情感的“催泪弹”，读者年龄不分年长还是年幼，性别不论男人还是女辈，都会禁不住为他的讲述潸然泪下。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会上，为了表示对这位长期沉醉军旅生活的业余作家的深深敬意，与会的专家学者以全体起立这样一种简洁的方式，来表达对他和他的作品《用胸膛行走西藏》的褒奖。
这位军旅作家，就是党益民，陕西富平人，诉讼法学研究生，大校军衔，现任武警交通部队某部副政委。
说起党益民，先说这样一组数字：他1963年出生，1982年入伍，曾40多次走进西藏，从军近30年，2次荣获二等功，11次荣立三等功。近些年来，他创作的长篇小说《藏光》、《喧嚣荒塬》、《一路格桑花》、《石羊里的西夏》、《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等，多是写西藏题材的作品，几乎每部作品都曾在文学界引发过强烈的反响。鲁迅文学奖、徐迟文学奖等这些全国性的奖项，他几乎都在领奖者之列。就在鲁迅文学奖的颁奖会上，他曾有过一段感人的话，他说：“通往西藏的路，我走了20多年，通往领奖台这短短几十米的星光大道，我也走了20多年。鲁迅文学奖，是一位作家的梦想，今天我如愿了。鲁迅是一种精神，西藏也是一种精神。鲁迅让人的灵魂觉醒，西藏让人的灵魂净化。感谢西藏给了我灵魂一个栖息的地方，感谢我长眠在西藏和现在仍然战斗在施工一线的战友们，是他们，给了我写作源泉、勇气和力量，这本《用胸膛行走西藏》是我和我的战友们一起写的，我用我手中的笔，他们用青春、热血和生命，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他的这段即席讲话，绝非是逢场作戏，而时发自肺腑的心灵道白，是一个军队业余作家对生活的那片痴情。
为什么要写西藏？为什么对西藏倾注了如此深厚的情感？按照党益民自己的话说，在西藏他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他发现了一个军人应该坚守的思想高地，他也找到了一个业余作家获取创作素材的一座富矿。六年前，他的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出版时，我和他有过一次倾心的交谈。他说，格桑花并非一种特定的花，西藏人民把他们见到的所有颜色鲜艳的花都叫做“格桑花”，它是象征着爱与吉祥的圣洁之花，我之所以给小说起名《一路格桑花》，是因为格桑花是平民之花，他守护的是西藏这方圣洁的雪域，而战斗在这方雪域高原的人民子弟兵，是在用热血和生命守护着这片圣洁之地的和平与安宁，某种意义上，他们同格桑花一样，是爱与吉祥的象征。写他们，就是在写格桑花的芬芳，就是在追寻一种精神。
和他的许多作品一样，《一路格桑花》采撷的全是西藏生活的真实故事，许多人物和情节几乎都能找到生活的原型和纪录。从1983年开始，他因执行任务每年都要去一两次西藏，最多一年去过五次，总计去过40多次。作为交通部队的一名军人，他和战友们在用生命维护着生命之路的畅通。当今天大都市的人们生活在喧嚣和欲望之中的时候，生活在生命禁区的他和他的战友们却不敢有任何奢望，如果说有，那唯一的愿望就是完成好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平安地回到亲人身边。党益民一当兵就在唐古拉山下修路，其经历的生死劫难，成为他人生的难忘记忆，激励着他用手中之笔书写军人人生的壮丽。他当兵刚下连，就目睹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17岁的新兵，从运兵车上跳下来，脚刚落在高原的冻土地上就晕倒了，从此就再也没有醒来；一个年轻的排长在“老虎口”施工，身为新闻干事的党益民拍完这位一线优秀带兵人打风钻的镜头，刚离开不到几十米，突然遭遇大塌方，那个排长没来及喊一声就倒在了血泊中；一个同党益民同年入伍的老乡战友，早上还和他说话，中午他就和他的爱车一起掉进了汹涌的帕龙藏布江……这些来自生活的底层故事，刺激着党益民写作的冲动。
记得在阅读他的《一路格桑花》时，有一个情节始终在吸引着我，就是书中的一个干部牺牲后被埋了两座坟冢，这象一个悬念，贯穿全书，直到结局才揭开谜底。党益民后来告诉我，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书中人物的名字叫王力，真名叫王力波，生活中的王力波曾死过三次，有两座坟墓。一次是煤气中毒，三天才被救过来；一次运送物资，困在雪山五天五夜，吃草根和雪水，几乎已经晕死过去，被救出后在医院躺了半个多月。第三次也是执行运输任务，出发时党益民还到车前为这个战友送行，几个小时后便连人带车掉进了滚滚的江水，同时牺牲的还有其他两个战友。十几天后战友们在下游找到王力波半具尸体，就掩埋了。可第二年春天，又在几十公里的下游找到半具尸体残骸，有人从尸体上的毛衣碎片上认出这才是王力波，确认后又掩埋了一次，这样就有了两座坟莹。因为这个问题，他家乡的爱人怎么也不相信王力波已经死了，苦苦地等他回来，这一等就是十年。这个故事成为作品最感人的部分。今年初，同名电视剧《一路格桑花》拍摄完毕，这样故事又搬上了荧屏，成为剧中催人泪下的情节。
就在《一路格桑花》书稿交出没几天，党益民再次从新疆叶城翻越十几个冰大坂进藏执行任务，到西藏后又沿川藏线到成都，一路40多天，多次遇险，回到北京一病就是一个多月。而他沿途的采访，促成了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的写作。书出版后他的爱人才从抽屉发现，那次出发前他悄悄买了5份人身意外险，好在万一遭遇不测时，让妻儿以此维持生计。看着这些保险单，爱人哭了，问他为什么非要去西藏不可，他回答很简单：我爱那片土地，爱那里的战友。他在心灵里悟出了几句诗：我爱的花儿在高原，它的美丽很少有人看见；我爱的人在高原，他的笑容没有被污染。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当年被国内的评论界誉为“一部感动中国的图书”。多年以来，不论外边的世界多么诱人，也不论生活有多少曲折，他的决心不变，信念不变，那就是写好西藏，宣传好西藏精神。他把自己的生命真正与西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屈指一算，他写西藏题材的作品已经有数百万字，在写西藏题材和高扬主旋律方面是成果最突出的作家之一。中国作协一位领导同志这样评价他：在劈山开路的一线，党益民是个功臣，在文学界，他同样也是值得专业作家学习的楷模。
当然，作为一名军旅业余作家，党益民写西藏，写西域高原，绝非仅仅在于那些西部的故事容易拨动读者的情感之弦，更重要的，是他想通过自己孜孜不倦的创作，寻找我们历来视为传世之宝的精神家园，在于他想从格桑花的芬芳中去寻找我们民族的思想道德之花，在于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他想用文学之笔，对都市的喧嚣与高原的宁静加以对比，对都市文明与雪域文化加以碰撞，在个人家庭的冷暖与国家利益要求的矛盾中作出抉择，从而给今天的读者以哲学的和人生的启迪与思考，并在这种对比选择中张扬当代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他的这种追求，从他的其它作品中同样可以得到验证。在他的报告文学新著《守望天山》中主人公陈俊贵一家人坚持25年，为牺牲的168个战友守墓的事迹，读者读到的不仅仅是战友情感，更多的是人民对民族精神的珍视。从他《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这部刚出版的长篇小说中，读者读到的也不仅仅是父子母女两代人的传奇，从那些平淡叙事中，更读到了我们当代人的精神依皈：那就是不管我们经济怎么发展，物质多么丰富，我们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高尚道德的坚守和追求，是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的，这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伟大支柱。
党益民的创作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在充满浮躁和种种诱惑的背景下，一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还是应该有更高层面的思想和精神的追求的。一味地猫在大都市，醉心于享受现代文明的喧嚣，缺少吃苦耐劳精神的作家，不肯到生活的一线去，是很难有什么大作为的。党益民虽然是个业余作家，但他的创作足以成为今天引人思考的“现象”，研究他的创作，对我们今天的军旅文学如何直面“现在进行时”的当下生活，相信会有诸多启发。
高原路上的精神跋涉
---评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
杨少波这不单单是一位作家的精神创造，这不仅仅是一段时空的酷烈记录，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党益民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一曲来自圣洁高原的合唱，是一首源自纯正心灵的长诗，我们能够感受到那来自高原的浑厚合声，能够感受到那源自心灵的美好节奏。作者说：不是我一个人整完了这本书，是我们干万个生活在艰苦环境中的西藏军人，是无数个甘于奉献牺牲的灵魂，是那块庄严神圣的高原，在共同完成着这本书。
《一路格桑花》通过四个年龄、身份各不相同的女性的视角，展现了以鲜血和生命驻守高原的我西藏军人的壮丽人生。安宁、安静姐妹，郭红和余秀兰母女，李青格、邓刚、王力……川藏路不仅仅是一条用热血男儿的血肉之躯展开来的生命线，更是四个女性从远行出发的“回乡路”。这条无数筑路军人献出生命的道路上，行走着四个被现代化生活塑造、被现代化生活伤害的远行客，她们在这条曾经充满着塌方、雪崩、泥石流危险的道路上行走着，她们是在踏着自己心中思念的男人的灵魂之路前进。她们是一行从城市出发的“寻道者”，她们是从红尘扰攘中出逃的“求助人”，她们行走在通向远方的川藏线上，她们从这条通向远方的道路上，找寻到了通行精神故乡的返程路。安宁、安静眼中的李青格已经与高原、与这条高原上的道路逐渐凝成一体：余秀兰母女千里寻夫，找到的竟是丈夫的两座坟墓；郭红疑心丈夫有外遇，愤然要去西藏离婚，到部队却发现了丈夫令人震撼落泪的秘密……每一寸土都有故事，每一片云都有灵魂，每一公里的路上，都有生命。
“我爱的花儿在高原，她的美丽很少有人看见；我爱的人儿在高原，他的笑容没有被污染……”高原，这片空气稀薄的圣洁之地．使所有复杂的人事都单纯而纯粹，使所有被污染的心灵又恢复到清洁和平静。作者的笔调也在叙述中呈现出纯朴明净的韵味：没有玄虚的文辞修饰，没有华丽的“叙述圈套”，阅读者的身心能够在语言中得到放松，被生活揉搓出褶皱的心灵将在舒缓展开的语言中得到平复。在作者柔善内心的映照下，我们从作品中体会到“珍惜”二宇：对身边日常生活学会珍惜，对远方的不知名的奉献者学会珍惜，对走过的脚下的道路学会珍惜……作者笔下的高原，如同力量巨大的磁场，所有的事物都将钻华尽褪，在它的磁场中显现出质朴动人的光辉。
党益民三十多次进藏，十一次立功，是西藏的这片土地滋养着他的文字，是西藏的这片高原给了他文字的飞翔高度。在这亘古如一的古典的高原，没有现代作品中所谓的“城市病症”，没有迷失在叙述游戏中的“潺弱技巧”。这里有的是大巧若拙的浑朴，有的是玉藏于璞的苍茫……觉益民在空气稀薄的纯净高原上，为我们的当代文学走出了一条值得关注的独特道路。在西藏高原的道路上行走的人，是有福的人；深深理解这条高原道路的人，是精神上的“得道”之人；古希腊人说：“好男儿当生于道路，长于道路，死于道路。”这条道路，是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道”，是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是通向时代的精神制高地的“道”。德国电影导演维姆·文德斯说：在根本的意义上，一切的故事都是发生在道路上的故事，一切的小说都说“在路上”，一切的电影都是“公路片”，—切故事的主人公都有一个——那就是道路。
《一阵格朵花》是一部关于道路的小说，每一个阅读者都将在这条激动人心的高原路上见到格桑花那内敛、质朴而又永恒的美丽笑容。
格桑花儿为谁开放
――党益民《一路格桑花》简评张志忠
川藏公路对我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且向往已久的。据说，那是比我十余年前曾经走过的青藏公路地质条件更为恶劣、通行更为艰难的一条高原公路，据说，那条公路的每一公里都曾经付出了一个年轻军人的生命――那里的艰辛和浪漫、牺牲和辉煌、传奇和沉雄，都令人神往不已。何况，还有冰山雪峰、藏区风光、经幡拂扬、格桑花儿沿路开放呢。
如今，曾经以沉重苍凉的笔墨书写过《喧嚣荒塬》的作家党益民的《一路格桑花》，摆在了我的案头。从沉郁顿挫的黄土地走向雄奇苍茫的川藏高原，从血腥残暴的民国往事到瑰丽温馨的当代亲缘，党益民的笔触忽然变得轻盈灵动，清新俊逸，充溢着浪漫抒情的色彩。这种创作风格的变化，表现出作家具有多样的写作才能，他能够根据表现对象和情感基调的不同，演奏出大气磅礴的交响乐，也能够演绎出沁人心脾的小夜曲吧。
是的，《一路格桑花》，就象莫扎特的作品一样，在温柔地抚慰和欣快地激荡着人们的心灵。作家不是没有看到人间的沉痛和悲伤，也没有回避迢迢川藏线上那猝发的事故和默默的牺牲，不过，作品的基调却是明快和浪漫的。一个年轻的、未谙世事的报社女记者安宁，和另外两个女性，郭红和余秀兰，为幸福为爱情，一起踏上川藏公路之旅，风尘仆仆地去寻找，寻找一个既是非常现实的目的，又是一个非常玄幻的梦想；准切地说，和她们一道去寻找的，应该说是和沿线的武警官兵发生各种情感关联的四个女性，即已经在川藏线上走过一次的安静，安宁的姐姐。安宁的川藏线之旅，一面是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地依照时空顺序展开，一面又在她的忆念中复现着姐姐的故事，安静和一群姑娘早先在川藏线进行慰问演出的一幕幕场景，依照心灵的波动显现。姐妹二人两次穿越川藏线的交织点，则是一幅富有非凡的想像力的被命名为《一个人的高原》的摄影照片，高原上被盛开的格桑花和茵茵绿草所簇拥的一具年轻女性赤裸的纯洁的肉体，和一位男性的质朴的、像一首歌中所唱到的“没有被污染”的富有感染力的真诚笑容。在到处充斥着忸怩作态、招摇作秀、欲露还掩或者玉体横陈的“美图”、“写真”和所谓“人体艺术”的“读图时代”，那幅充满了生命活力和青春美感的《一个人的高原》，将川藏线的风光之美和年轻女性的生命之美，将大自然之美与人的灵魂之美，将生活现实中的精彩瞬间与摄影者的锦心慧眼，融为一体，足可以产生一种视觉的和心灵的震撼力，给人以足够的想像的空间。那“没有被污染”的纯朴笑容，在市场化时代和商品大潮喧嚣嘈杂，似乎一切都可以用金钱去衡量（各种各样的富豪榜、排名榜），一切都可以用金钱去改变的时代（花巨资去购买“高尚住宅”，制造“人造美女”，发布征婚广告，乃至行贿受贿），也会让人转而将真诚和纯朴当作是稀缺物种。更何况，这里的摄影和歌词，都是将现实加以艺术的强化呢，怎能不让安宁，一个走出大学校园不久的、具有顽固的浪漫谛克情怀的女性为之倾倒、为之将自我完全投入其中呢。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古人云，这是以乐景写悲情、以哀景写欢愉的典范。《一路格桑花》显然是深得个中三昧的。身为武警部队交通指挥部宣传处的军官，党益民的切身体验和写作初衷，当然是为了歌颂那些为了维护川藏线畅通无阻而默默奉献的武警官兵的。但是，他没有选取那种正面强攻、死打硬拼的常规套路，没有一味地渲染流血流汗乃至奋勇献身，渲染在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的威严和灾难面前人们所进行的顽强挑战和抗争，或者刻意铺陈出繁华都市与雪域高原、灯红酒绿与餐风露宿、挥金如土与栉衣节食、温软香浓与风雪严寒的对比。与之相反，这一切，在作家笔下，只不过是作品所展开的一抹淡淡的背景。渲染艰辛沉重，是一种体味，对于特殊生活的体味，并且会产生一种心理的不平衡，期待某种补偿，哪怕仅仅是来自社会的是同情和理解的补偿；视若日常平淡，是一种超越的境界，峥嵘岁月等闲看，反倒隐含着成如容易却艰辛的深沉内涵。安宁和安静，以及郭红和余秀兰，她们作为初次踏上川藏线的寻访者，新来乍到，她们眼中的川藏线风光，自然会有特定的新奇感，而且，面对着沿线官兵的忠于职守和奋斗牺牲，她们也会表现出女性特有的惊叹和哀伤；但是，她们毕竟只是这条公路线上的匆匆过客，是武警官兵的工作和生活的旁观者，浮光掠影不可避免，对后者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和劳动强度，也缺少切身的感受和内在的体验。何况，温情脉脉的作者，还为这些女性的命运作出了尽可能美好的安排，一见钟情的安宁和《一个人的高原》的作者、武警中队长李青格，终于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安宁和李青格各自的作品集，也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经济回报；一心要和丈夫离婚的郭红，在亲眼目睹丈夫、支队长邓刚和沿线官兵所承担的工作重负和身心劳损，肃然起敬，在消除了因为身心阻隔造成的误会之后，重归于好，尽释前嫌；连满怀悲情，前来确证和祭扫已经牺牲十年的丈夫王力坟墓的余秀兰和她的女儿，在回到家乡后，也会和王力的弟弟王波，组成新的家庭；连安宁的已经离异的父母亲，似乎也发出了破镜重圆的信息。这样的结局，也许过于完满，却也透出作家看待生活的豁达和健朗；虽然说，此时的安宁所感受到的，还只是爱情的浪漫和甘甜，生活的苦涩和平淡，还没有进入她的视野，不过，及时地摄取和传扬这种浪漫和甘甜，不也显得更加富有青春的明丽和生命的瑰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