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长期以来，美国的代议制民主政体被众多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奉为西方民主的典范。美国总统、参议员和众议员不同规则的选举制，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分权以及两党竞选制被认为是最完备的民主权力制衡体制。然而，稍加深入的分析就可以发现，美国的这一政治体制从1787年建立开始就存在一系列严重的反民主缺陷；在然后长达两个世纪的民主化演进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民主政体，但仍有许多民主缺陷未被触动；美国的民主化演进在20世纪70年代就基本终止了，这些被保留的和新产生的缺陷在美国的宪政体制下得以固化，形成了美国现代民主政体的结构性缺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些结构性缺陷日益恶化，导致了美国民主政体的严重蜕变。
一，美国代议制共和政体的先天性缺陷
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之本—宪法诞生了。来自美国各州的55位代表在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上，为美国设计了一个代议制的共和政体。然而，这个政体从一开始就存在一系列的民主缺陷。美国权威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一书中指出，美国当初的宪政体制至少存在七项重要缺陷。
1，奴隶制。宪法既没有禁止奴隶制，也没有赋予国会禁止奴隶制的权力，而是把权力交给了各州的立法机构，从而承认了南方蓄奴州奴隶制的合法存在。1850年生效的《逃亡奴隶法》进一步维护了奴隶主的权利，规定非南方人如庇护从南方逃亡的黑奴，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而对交还黑奴的人员则论功行赏。
2，普选权。宪法未能保证普选权，而是把选举资格的决定权留给了各州。而全美各州无一例外地剥夺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妇女、非洲裔美国人、美洲原住居民的选举权。
3，总统选举。制宪者们设计了选举人团制度，由各州立法机构推选选举人若干，再由选举人选举总统。因此美国总统的选举与大众多数无关，不受大众舆论的影响，也不受国会的控制。
4，参议员选举。参议员也不是由人民选举而是由各州立法机构推选产生。
5，参议院中的代表权。宪法规定，每个州不论人口多少，在参议院中均拥有同等的席位。这为享有高度特权的少数派，例如奴隶主，取得了在政府政策上与其人口规模不成比例的权力。
6，司法权。司法机构有权宣布由国会合法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的法律违宪。联邦最高法院使用这种权力而拥有了某种司法政策制定权，或可称为司法立法权，这就违背了立法与司法相互独立的分权原则。
7，国会权力。在对经济调节和控制方面，国会没有得到明确的宪法授权，从而导致联邦政府缺乏必要的经济管理权力。
上述缺陷中，允许并维护奴隶制的合法存在无疑是最严重的反民主特征，践踏了自由、平等和人权的民主价值观。加上对妇女和有色人种平等权利的完全剥夺，甚至对全体普通民众平等权利的剥夺，使得当初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就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平等而言，与奴隶制社会的古希腊民主政体相比，也没有明显的进步意义。至于参议院的不平等代表权和分权制方面的缺陷，也都带有明显的非民主特征。美国当初的宪政体制构建了代议制民主政体的框架，但由于存在一系列重大缺陷，其民主合法性受到深深的质疑。达尔就明确表示：“就我而言，宪法的合法性应该只是源于它作为民主政府工具的效用—不多不少，仅此而已。”
二，美国代议制政体的民主化演进及其局限性
从1787年美国宪法诞生以来，美国的代议制政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主化演进过程。
1800年，民主派代表人物杰斐逊和麦迪逊创建了民主共和党，并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中击败了执政的保守派联邦党人，从而开启了民主变革的进程，并奠定了竞争性的两党体制。
选举人团的产生逐步由立法机构推选向大众选举过渡。到1832年，南卡罗莱纳州还继续采用立法机构推选的方法，直到内战期间才被废除。这个过程延续了约四分之三个世纪。
1863年，林肯总统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下令在全美境内废除奴隶制；1865~1870年间，国会通过了第13、14、15条宪法修正案，奴隶制才得以废除。解放黑奴的过程延续了约五分之四个世纪，其间还经历了一场以死亡75万人为代价的血腥内战。
1913年，国会通过了第17条宪法修正案。经过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美国白种男人才获得了直接选举参议员的权利。
1919年，国会通过了第19条宪法修正案。经过将近一个半世纪，美国白种妇女才获得了在联邦和州选举中的普选权。
1964年，国会通过了第24条宪法修正案，禁止南方一些州实行的人头税，消除了阻止黑人参加选举的最后障碍；1965年通过的选举权法案进一步保障了黑人的选举权。这样经过了近两个世纪，美国黑人才获得了普选权。
1971年通过的第26条宪法修正案，把选举年龄降低到18岁。
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漫长演变，美国的代议制政体才基本上达到了西方民主的标准，而且还是一个仍带有众多民主缺陷的政体。正如达尔所说：“人们还要通过两个世纪的民主信念演进，才使大多数美国人愿意认同，或许可以把《独立宣言》中那个著名的主张‘一切男人生而平等’（更确切说法应该是‘一切白种男人生而平等’—笔者注）重新表述为‘人人生而平等’”。历史告诉我们，托马斯.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的民主意识，只能达到“一切白种男人生而平等”的水平，因为他本人在当时就拥有几百名黑奴，而且在他生前从没有释放过其中的任何人。
由于民主变革派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以及保守派的竭力阻挠，美国的民主化演进虽然有所成就，但也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
虽然1909年通过的第16条修正案赋予国会以制定有关所得税法律的权力，但政府缺乏经济调控权力的局面并未彻底改观。
1919年通过第19条修正案时，在宪法中加入一条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提议遭到否决。这意味着对妇女和其他少数群体的歧视并没有彻底消除。
美国民众虽然取得了选举选举人的权利，，但选举人团制度依然保留着侵犯基本民主原则的特征，这在下文中将详细阐述。
美国民众虽然取得了直接选举参议员的权利，但是参议院中的不平等代表权却丝毫未被触动。
联邦最高法院拥有的“司法立法权”依然如故，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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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美国代议制民主政体的结构性缺陷
在美国的民主化演进过程中未被触动的缺陷，以及在演变过程中新出现的缺陷和负面效应日益突出的一些制度，共同构成了现代美国政体的结构性缺陷。
1，选举人团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各州民众选举选举人若干组成选举人团，再由选举人选举总统；选举人的选票采取“胜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规则，即赢得多数选举人票的候选人即可获得全州所有的选举人票。这个制度存在以下侵犯基本民主原则的特征。
1）大众只有间接选举而没有直接选举的权利。总统的产生，最终还是由少数选举人的投票决定，而选举人选票数与大众选票数往往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2）赢得大众多数票（相对多数或绝对多数）的候选人，却因没有赢得选举人的多数票而在总统选举中败北。历史上曾有四场总统选举（包括2000年的大选）出现这样的结果。最典型的案例是1876年的大选，民主党候选人狄尔登获得了51%的大众绝对多数票，却因选举人票的微弱劣势而未能当选。
3）虽然赢得大众相对多数选票和选举人多数票，但只以大众绝对少数选票（低于50%）而当选。历史上共有18场大选出现这种结果。也就是说，每三次大选就有一次把美国总统的职位授予了仅赢得大众绝对少数票的候选人。
4）投票人的不平等代表权。因为每州都有资格选派“一定数量的选举人，其数量与当选之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总数相等”，所以参议院中的不平等代表权就再次发挥了作用。如果各州的选举人严格按人口比例产生，那么十个最小的州目前实际选出的选举人数，要比应该选出的人数多二到三倍，这对总统选举的结果往往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2，选举的混合体制。美国总统、参议员和众议员的选举采用不同的规则。总统按选举人团制度选出，在这个制度下总统有三分之一的可能以大众绝对少数票当选，有三分之二的可能以大众绝对多数票当选；参议员由各州大众直接选举产生，数量各州相同，与各州的人口比例无关；众议员由各州大众直接选举产生，数量按各州人口比例确定。达尔把这种选举体制称作为“既非多数制，亦非比例制的混合体制。．．．．．．如果说它未能确保比例制所承诺的公平，那么它也未能确保多数制所许诺的明确责任。”与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相比，这种体制是“最不透明、复杂、混乱和难以理解的。”
3，分裂的政府。选举的混合体制往往产生分裂的政府，即两个政党分别控制行政机构、参议院和众议院。从1946到2000年，每十年就有6年的时间由两个政党分别控制这三个机构。大卫.梅修在《分裂的统治》一书中指出：“自二战以来，不同政党分别控制美国政府，看来成了正常现象。”与一党控制的政府相比，分裂的政府通过和实施重大议案要困难得多，造成政府效率的低下。
4，政府经济调控能力薄弱。在经济调控方面，里根总统有一句名言：“政府解决不了问题，政府本身就是个问题。”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美国政府由原来的授权不足变成主动缩减调控功能，一味推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提倡对市场干预越少越好的小政府。其典型的恶果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市场监管缺失是造成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已是世界范围的共识。
5，制度性腐败。美国的制度性腐败主要有两个体系，一是在竞选资金筹集体制内的政治献金腐败，二是在院外活动体制内的政治游说腐败。
政治献金腐败体系的表现形式是特殊利益集团和富豪大亨个人使用“硬钱”（“hard money”，即合法政治资金）和/或“软钱”（“soft money”，即非法政治资金）资助他们偏好的竞选者，用金钱帮助他们胜选，并在他们当选后利用职权进行回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迈克尔.约翰斯顿在《腐败征候群》一书中指出：“美国存在着一个涉及政治资金筹集的制度性腐败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即使所有资金都来自合法渠道，还会存在重大腐败。”他揭露了这种腐败的本质是钱权交易，而不管钱的来源是否合法。作为制度性质的腐败，甚至会受到宪法的保护和“司法立法权”的縱容。1976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国会通过的《联邦选举法》对竞选支出的限制违宪，因此取消了这一限制。.约翰斯顿对此评论道：“法院的裁决和70年代末及80年代的立法为‘软钱’（非法政治资金）舖平了道路－无限制的捐款可以用于政党的组织和动员选民投票”。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居然为非法资金提供方便，这就是制度性腐败的典型特征。
政治游说腐败体系的表现形式是特殊利益集团雇用游说人士或组织，利用金钱（包括政治资金）取得与政客们的“接近权”，并通过游说活动中的钱权交易，获得有利于自己的立法、政策、规则等等。约翰斯顿把这种腐败称作为“权势寻租，决策出售”。他进一步说明：“权势市场腐败围绕利用财富去寻求强大的政治和行政机构中的权势－政客们则常常用自己的接近权寻租。”游说者们的贿赂手段五花八门，既有非法的也有合法的，诸如把贿赂金冒充为竞选捐款，支付巨额演讲费，向政治家的朋友、家属、商界同仁甚至受其偏爱的慈善团体赠送礼物等等，而一位官员离开政府来到私有企业担任高级职务则被称为钱权交易的“后端”（“Back end”）。
政治献金腐败和政治游说腐败体系都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市场化－权势市场的产物，都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
四，美国民主政体的蜕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上述的结构性缺陷日益恶化，致使美国的民主政体发生了严重的蜕变。
1，民主选举蜕变为富豪金钱的搏弈
美国选举中金钱的作用由来已久。早在独立以前的殖民地时期，乔治.华盛顿（后来的美国第一任总统）在竞选弗吉尼亚州议员时，就大量分发食物和烈酒来贿选。然而赤裸裸的政治献金的出现，则是在合众国成立以后。1860年林肯的竞选资金是10万美元；76年后罗斯福时代的大选，两党的竞选资金是1400万美元；而56年后的1992年，两党的竞选资金已上升到3.3亿美元；16年后的2008年，两党总统竞选的开支达28亿美元，加上国会选举，这一选举年的总开支达到53亿美元。政治献金泛滥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在1997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77%的受访者认为“华盛顿的当选者受到来自捐款者压力的影响”，只有19%的人认为“受到国家最高利益的影响”；59%的受访者认为选举是“出售给那位能募捐到最多钱的候选人”，仅37%的人认为“通常谁是最佳候选人，谁就能赢得选举”。而能捐献“最多钱”的，当然是财大气粗的大公司、大财团和富豪大鳄。在2008年的大选期间，高盛集团各种形式的捐款达500万美元，排名第一；花旗集团捐款420万美元，位居第二；摩根大通捐款410万美元，名列第三。个人捐款最多的是“金融大鳄”索罗斯，历年累计捐款达2000万美元。
面对被金钱淹没的选举，美国前总统卡特在2007年5月不无感慨地说：“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要是活到今天，还能当上美国总统吗？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有多少具备优秀总统潜质的人，就因为不愿意或不能够采取一种能募集到大量竞选经费的政策，而永远与总统宝座无缘。”卡特的话告诉我们，在金钱的侵蚀下，美国的选举机制已丧失了择优功能，已不能选择最优秀的人才来担任国家的领导人，已蜕变成金钱为第一要素的择劣机制。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一书中对此评论道：“如果民主制度甘心受到不称职的领导和择劣不可避免这种看法的摆布，那么从长远看它就是人民觉得不值得支持的民主”。
2，政治游说蜕变为钱权交易的产业
美国院外活动中钱权交易的猖獗，从2006年阿布拉莫夫案例中可见一斑。阿布拉莫夫在院外活动中神通广大，号称“游说大鳄”。案发后他被判定犯有三项重罪，其中一项是“以非法途径转移竞选资金”。他先非法转移资金，然后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变成合法捐款，再献给国会议员。这样，非法的“软钱”经过美国式的“政治行动”变成合法的“硬钱”，最后变成政治游说的酬金。接受阿布拉莫夫献金的两院议员达210名之多，其中包括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汤姆.迪莱，共和党行动委员会主席奈依，后面甚至还有总统布什的影子。然而，阿布拉莫夫只不过是华盛顿院外活动中成千上万条“游鳄”中的一条而已。名列《财富》榜前500名的美国大公司悉数在华盛顿设立了从事游说的办事处，大型军工企业如波音、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代表处的工作人员有数百人之多，其他的专业说客在华盛顿也都有固定的营业场所。据独立监督组织的统计，在华盛顿的专业说客人数超过3.5万，平均一名议员周围有60多名说客，每年花在议员身上的人均费用达500万美元，华盛顿的政治游说业的年产值超过30亿美元，号称美国首都的“第一产业”。
2004年在哈里斯（Harris）关于“华盛顿的权力和影响”的民意调查中，83%的受访者认为“大公司拥有太多的权力和影响”，72%的人认为“政治游说者拥有太多的权力和影响”，而认为“公共舆论拥有太多影响”的只有18%。这正如约翰斯顿所说的“人们认为，本该向公民提供机遇和保障的整个体制已变成一个被财富和权力之间通谋所腐蚀的权势市场”。
3，“分裂政府”蜕变为“瘫痪政府”或“错误政府”
如上所述，美国复杂的选举体制常常形成分裂的政府，而现在两党恶斗则进一步造成难以作出重大决定的“瘫痪政府”；而美国选举机制择优功能的丧失，则往往产生难以作出正确决定的“错误政府”。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治对立越来越尖锐，即使是最保守的民主党右翼与最开明的共和党左翼之间亦不再存在任何的交集。两党激烈的政治冲突，往往使国会难以作出重大的决定，使政府陷于瘫痪。奥巴马政府的所有重要议案，如就业促进法案、金融改革法案、医疗改革改法案等，在国会无不以党派划界苦斗不已，毫无共识可言。2011年为提高政府债务上限，两党在国会恶斗陷入僵局，差点使政府关门。《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针对这种情况质疑：“美国是否已从一个民主政体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了一个谁也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从而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
以大众少数票当选的小布什政府则是“错误政府”的代表。被新保守主义权势把持的小布什政府为了发动伊拉克战争，不惜编造和散布“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假情报，经媒体的渲染和放大，全国一片喊打声，而拥有战争审议权的国会却是一片反常的沉默。美国资深参议员罗伯特.伯德事后回忆当时的情形：“这个议院大多数时候都沉默着，这是一种不祥的、可怕的沉默。没有争辩，没有讨论，没人打算为这个国家列出这场特殊战争的利弊，什么也没有。我们在美国参议院保持着被动的沉默”。结果这场耗时十年的错误战争使美国元气大伤，走上了衰落的道路。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其《戈尔的最后诱惑》一书中写道：“伯德提出的问题背后，是我们无数人一直在问的一个大问题－今天，在美国人要作出重要决定的时候，理智、逻辑和真相所起的作用为什么会急剧减少？”他忧心忡忡地说：“美国民主正处在危险之中……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觉得什么东西从根子上出了毛病”。很清楚，戈尔所担忧的不仅仅是政府的无能，而是从根子上出了毛病的整个政治体制。
美国民主政体的蜕变使得美国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了“我们是99%”的口号，正确地揭示了美国是一个以中下阶层与富裕上层的对立为主要矛盾的社会，而不是以往政客们所宣扬的是一个主要由上层和中层两个阶层组成的中产阶级社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在最近的文章中援引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新近公布的数据指出，美国中低层享有的社会财富量急剧下降，80%的家庭收入不到国家总收入的一半，而在上层人士中，将近三分之二的收入流入只占0.1%的极少数人手中。在当今的美国，已展现出这样一幅景观：社会较小的一个富裕阶层正在日益成为国家主导，极少数富豪插手政治，左右权势，令美国的政治体制严重扭曲，与真正的民主相左。他警告说：“美国社会已经身处险境”。
美国曾经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在历史上屡次转危为安,长期保持了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然而，政治体制的严重蜕变使得这种能力也随之退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在《大预测》一书中分析了美国面临的三大困境：财政困境、结构性困境和增长困境。其中最为严峻的是结构性困境，这一困境源自一系列问题的总和：停滞不前的中产阶级收入水平，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公平，持续下滑的经济和社会流动性，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对未来前景的悲观情绪等等。而解决这一困境的前景很不乐观，因为“在过去20年里，那些导致这一困境的痼疾已变得更为顽固，难以驾驭和解决”。美国是否能重新振作起来，彻底改造自己，重拾昔日“美国梦”的光辉，令人深深地怀疑。
1863年，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提出了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崇高理想。一个半世纪之后，在美国民主政体蜕变浪潮的冲击下，这一理想正在破灭，正在被“富人所有、富人所治、富人所享的政府”这一严酷的现实所取代。
戈尔惊呼：“美国民主正处在危险之中”！
克鲁格曼警告：“美国社会已经身处险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