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阵营的丧亡——东欧篇(1) 丧亡女主角-爱华网

“东欧的共产主义体制在1948-1989年还是有许多成功之处的，那些继任者本来可以利用这个基础，但他们更倾向于自毁长城。”

——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

从1989年的1月开始，东欧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阵地相继沦陷；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落地，苏东阵营至此全部灭亡。在这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悲剧中，除了在罗马尼亚，支持齐奥塞斯库的力量进行过四天巷战之外，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政权，无一不是自动缴械，望风而降；夺权者实际上未费一枪一弹，便轻易瓦解了红色江山。尽管托洛茨基及其信徒们宣称，他们老早就预言到了“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末日，但托洛茨基的“预言”，正如葛兰西所说：他（托洛茨基）的猜测或多或少都正确......正如一个人预测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将来会变成一个母亲，当她二十岁的时候真地做了母亲，那个人就说：‘我猜她会的。’但忘了自己在小姑娘四岁的时候试图强奸她，指望她四岁就当上母亲。”（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事实上，即使是西方的苏东问题专家，也大都没能准确预见到这一结果。历史学家约瑟夫·罗斯柴尔德认为“苏联不会放弃在东欧的霸权，否则它自身的合法性就受到威胁，而且苏联也不认为处于它的霸权之下的东欧各国实际上对它心怀不满。”（1988年）政治学家罗文达斯基和伍德尔写道：“由于东欧各国已经成功地在整个社会中建立起社会主义信念，如果他们能够实现自己所承诺的社会平等的话，确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是可能的。”（1987年）就连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这样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战略家也只是说：“东欧社会会出现一种长期的非决定性的制度危机，这种危机最终将导致出现一个新的停滞时期。”（1988年）而另一位学者罗纳尔德·阿斯穆斯甚至到了1989年8月还认为：“现在假设勃列日涅夫理论已经死亡还为时尚早。”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前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曾说：“真实情况是，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进行背叛，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也许不仅能拯救社会主义，而且能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改革”（《日夫科夫回忆录》）。不管这一判断是否过于乐观，但是1989年的东欧和苏联，虽然遇到了诸多困难和挑战，但在经济上绝没有陷入到“崩溃的边缘”：在东欧，“人们的实际工资水平，出口量以及大部分经济指标都保持增长。”（福凯斯上引书）而苏联经济“不仅没有紧缩，更没有‘崩溃’”（大卫·科茨《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党仍然牢牢地控制着警察和武装部队——罗马尼亚是唯一的例外；没有证据表明苏联东欧的大多数人民，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多么渴望。但是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不是对历史的回望，而是基于现实的忧虑。

波兰

波兰是1989年后所有悲剧的起点。

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波兰有一个最为强大的反对派——它为其他东欧国家的反对派树林了榜样，提供了夺权的策略——成立于1980年9月17日的团结工会。1980年-1981年期间，团结工会吸引了大约1000-1200万人入会，占全国经济部门工人总数的70%。团结工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浩大的声势，恐怕有以下几个原因：

1）波兰自身存在的经济问题

2）对俄国的历史性反感与亲西方的传统。

3）广泛的天主教信仰。

4）西方提供的大量援助。

波兰虽然地处东欧，但历史上一直视自己为“西方”，而把俄国看成“野蛮专制”的东方国家；像普列汉诺夫这样的俄国人，也将波兰视作至少比俄国更接近“西方”的国家（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波兰曾被帝俄瓜分，苏联与波兰的关系实际上又是主从关系，这些都形成了一种对于苏联及苏联所支持的政权的离心力。波兰的天主教信仰十分牢固，这让提倡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意识形态上的挑战；当波兰出身的克拉科夫枢机主教沃伊蒂瓦在1978年当选为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后，更使得宗教热情进一步发酵。1980年8月14日，当36岁的原电工，天主教信徒莱赫·瓦文萨第一次领导格但斯克的罢工时，“数千名罢工者与他们的家属在列宁造船厂的两旁跪在地上祈祷，在饰满了鲜花的波兰籍的罗马教皇的肖像面前唱教会赞歌。”（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没有教皇的作用，很难想象会有团结工会。”（T.G.阿什《波兰革命》，福凯斯上引书）

1981年10月18日，雅鲁泽尔斯基取代卡尼亚的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职位；12月13日，波兰强力机构开始实施军事管制，在几小时内逮捕了团结工会的所有领导人；次年10月团结工会被取缔；11-12月政府释放了包括瓦文萨在内的工会骨干，波兰政府暂时取得了对团结工会的“胜利”。雅鲁泽尔斯基的反击迅速而有效，原因之一是担心苏联的介入，而后果则是团结工会的右倾化：“团结工会失去了其群众运动的特征。不过，大部分工会机构依然偷偷地保存下来，只是原先使其充满生机的群众运动的因素被破坏了。反对派领导人和活动家所依赖的社会基础被切断。在这种新的条件下，他们的支持力量不再来自车间和工厂，而是来自教会。”（普杰莫斯拉夫·维耶高什《团结工会25周年——从工人革命到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同时，雅鲁泽尔斯基政权也逐渐转变成一个“非意识形态性质”的政权，“它同罗马天主教会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以及避免与农民有任何疏远。”（福凯斯上引书）

自从1970年12月，爱德华·盖莱克成为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后，波兰抛弃了哥穆尔卡的“清教徒式社会主义”（拉科夫斯基语），转向盖莱克主张的利用外国长期信贷购买西方先进机器，同时实现所谓“四高”——高投资、高增长、高生活标准、个人高消费——的方针，其恶果就是使波兰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外债陷阱：1987年，经互会6个东欧成员国的外债达到760亿美元，而波兰竟占了其中的一半（360亿美元）。1986年，波兰政府总理兹比格纽·梅斯内尔对来访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说：“我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原谅盖莱克，但只有一件事除外，那就是困扰波兰的外债。很幸运，您不知道什么叫岌岌可危，大量的贷款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我们的头上，时刻威胁着我们......战后，我们借贷了450亿美元。至今我们已偿还480亿美元，还有350亿美元的债要还。这很象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尼古拉·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外债意味着西方的债主们（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借此向东欧国家提出苛刻的条件，而东欧各国领导人则被本国民众认为要对这些苛刻条件负责。”（福凯斯上引书）1985-1989年，波兰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年下降0.6%，由于这种经济背景，团结工会终于在1988年卷土重来，5月和8月工会举行了全国规模的大罢工，逼使总理梅斯内尔辞职。曾经采取霹雳手段打击团结工会的雅鲁泽尔斯基，也许是想用怀柔之策，也许是斗志低落，在第十届中央全会上以辞职胁迫其同志同意与瓦文萨及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1989年2月-4月，“圆桌会议”召开：团结工会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夺取国家政权。“与团结工会举行的‘圆桌会议’实际上意味着波兰统一工人党投降”（福凯斯上引书），根据“圆桌会议”精神所进行的6月4日和18日的选举，结果是统一工人党遭到惨败，在参议院的100个席位中，竟然一席未得。7月19日，雅鲁泽尔斯基以微弱多数当选为波兰总统；29日，他按照承诺辞去了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之职，而这个党因为他的妥协正一步步走向末路。8月17日，被议会选举为总理的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因团结工会的反对，以及老盟友农民党和民主党的倒戈，无法组建政府而被迫辞职。19日，雅鲁泽尔斯基“推荐”了瓦文萨的顾问马佐维耶茨基作为总理候选人，之后，马佐维耶茨基轻松组阁。马佐维耶茨基政府的23名州总理和部长中，团结工会占有12席，统一工人党只有4席。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波兰统一工人党实际上已经成了装饰品，政府真正的权力已经被团结工会掌握。接下来该团结工会亮相了，而它一上台所采取的政策就是在逐步瓦解共产主义制度对国家和经济的控制。”（福凯斯上引书）团结工会的胜利还向我们展示了此后东欧和苏联反对派屡试不爽的夺权策略：先是以举行“自由民主选举”的名义逼迫执政的共产党放弃权力，但当“自由民主选举”出现了反对派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时，又会采取种种手段，否认选举结果，将整个选举推倒重来，直到反对派满意的结果出现为止；而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则表现得唯唯诺诺，毫无作为。

1990年1月27日，波兰统一工人党灭亡。

匈牙利

匈牙利被欧洲称作“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西方的东欧问题专家曾把匈牙利视为东欧（除南斯拉夫外）“最自由、最稳定”的国家。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卡达尔便在国内有节奏地进行经济改革；1982年，匈牙利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不过J.F.布朗指出：“经济改革是东欧产生新的不平等的动力”,“经济改革越激进，不平等的差距越大”（福凯斯上引书），然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市场派经济专家仍在呼吁更为激进的改革。1985年，党内的大型国有企业厂长们与经济专家势力发生了冲突，虽然前者在卡达尔本人的支持下获胜，但导致经济专家势力“失望至极，以致在1985年的党代会上变成了反对派。失去这些经济专家是党的信心下降的一个关键因素。”（福凯斯上引书）1986年，在党内的“激进改革派”、“爱国人民阵线”主席伊姆雷·波日高伊的支持下，“爱国人民阵线”的35名经济学家起草了《转折点与改革》一文，声称“政府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有意识地消除任何对市场的限制。”1988年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所谓关于社会主义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的纲领，“卡达尔时期的党政高级领导人几乎全部下马，卡达尔本人只担任荣誉性的党的主席一职。”（肖枫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扫描》上卷）卡罗利·格罗斯接替卡达尔成为党的第一书记，波日高伊为首的“激进改革派”们纷纷进入最高领导层。到了1989年1月，“民主社会主义者”波日高伊发动了咄咄逼人的攻势，他以国务部长的身份，擅自发表广播讲话，宣称要实行多党制，并且为1956年事件平反，党内顿时一片混乱。2月10-11日的中央全会上，出台了一个妥协性的公报：1956年事件被定性为“人民起义”，只是“反革命分子利用这一事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4月，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放弃民主集中制。波日高伊等人不依不饶，5月的全国党代会后，他们要求“尽快实现多党制”和“确立三权分立的西欧型议会”（肖枫上引书），而格罗斯继续妥协，节节败退。6月，伊姆雷·纳吉被重新安葬，1956年事件得到平反；6月-9月，匈牙利的反对派效仿团结工会，逼迫社工党参加“圆桌会议”，没有讨价还价，社工党几乎答应了反对派提出的一切条件；9月13日，匈牙利实行自由选举；10月，社会主义工人党被禁止参加议会，6万人的工人自卫队遭解散；10月6日，社工党召开十四大，党实际上已经解体，最终分裂为九派；1989年10月7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灭亡。

“这种情况实在令人费解，共产党当局为什么要自毁前程呢？什切兰尼的解释......归因于‘70年代以后党和国家机构继任者的变化’。70-80年代，大批年轻有为的专家进入党和国家的权力机构，而他们与共产主义却是同床异梦，他们很自然地只是关心自身利益，这样，汉基斯所称的‘权力转轨’现象就出现了：‘......当权者之所以放弃权力，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将他们在旧制度下所拥有的权力转变成新权力的极好机会。’这样公有企业就可以变成以前经营者的私有财产。这就是东欧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普遍模式”（福凯斯上引书）。

和波兰一样，匈牙利也已跌入了外债陷阱，“......匈牙利向西方的贷款达到170亿美元。到1989年底，匈牙利已经没有了偿还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完全控制了这个国家。”（埃贡·克伦茨《89年的秋天》）历史严酷地证明，对于第三世界或外围国家来说，一旦接受了西方金融资本及其代表所制定的游戏规则，无论是拥有债权还是承担债务，最终都难逃被绑架的命运。

而匈牙利变色的一个连锁后果，就是民主德国的崩溃。

东欧社会主义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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