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音演员乔榛,因为幸运所以被嫉妒 配音演员乔榛去世

乔榛,配音演员,他的声音充满激情,富于变幻,内里的众生万相,呼之欲出。然而,许多年来,他的人,藏在声音的背后,若干悲苦,若干艰辛,不闻于世。当我循着声音的牵引,见到这奇妙声音的主人,我才发现,一个与他的声音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提起乔榛,就提起了中国配音史上的一段辉煌,《魂断蓝桥》里的上校,《廊桥遗梦》中的罗伯特·金凯,这些个性鲜明的声音,隔了时间的烟尘,至今尤在耳边,声声唤回那个渐渐远去的从前。

见到乔榛的人,只觉得无比沉静,整个世界都随着他安静下去。银幕下,他惯常用的声音,低沉舒缓,像绿岛小夜曲,幽幽地在偌大的会议室里回旋,完全没有了银幕上的影子。

一,小时候,他是班里被老师点名最多的学生。

乔榛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机械工程师,母亲是小学老师,家里没有一个人从事文艺工作,父母平日里对他的教导,也是“好好学习,将来实业报国”之类的话。然而,上苍似乎有意眷顾这个漂亮又聪明的小男孩,给了他一副与众不同的声音,令他在声音的王国里,一路“称王称霸”。

在班里,乔榛是被老师点名最多的学生,因为他读课文读得特别好,抑扬顿挫,轻重缓急,无一不拿捏得恰到好处。从座位上站起来,披着全班同学的目光,声情并茂地朗读课文,成了乔榛幼小心灵里的第一份荣耀。他沉浸其中,惊喜地发现,纸上扁扁的文字,竟然在自己变幻不同的声音里,活了起来。

后来,老师推荐他去参加演讲比赛,先是学校里的,他轻轻松松拿了个第一,然后是区里的,最后是市里的比赛,他一路下来,总是第一。他的声音征服了许多大人和孩子,一时间,没有人可以在声音上,跟他一决高下。

“要说成功的积累,小学里的那些比赛,是我最初的积淀。”乔榛怀着对童年的依恋,将成功的“第一枚勋章”,奖给了童年的那些演讲比赛。

小学毕业,乔榛考进了市西中学,那是一所有着良好话剧传统的中学。乔榛一进校,就成了校剧团里的骨干分子,积极得和同学们一起排演儿童剧,前苏联的《铁木尔和他的小伙伴》、《特别任务》都是他们排演的经典剧目。不知不觉中,乔榛已经成了一名优秀的业余话剧演员,他知道演戏最重要的是真诚,只有先感动了自己,才能让别人感动。

二,要不是篮球,他差点成了庐山风景区的管理员。

高中的时候,乔榛迷上了篮球。说起来,还要感谢这小小篮球,不是它,乔榛早成了庐山风景区的一名管理员了。

那时候,他虽然个子还没长高,可他弹跳力好,冲击力强,很有“拼命三朗”的劲头,加上人机灵,很快成了球场上的前锋,后来又“荣升”为区青少年蓝球队的队长,成了比赛不可或缺的一员大将。

然而,到了1958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支援内地建设。街道社区,到处贴着“祖国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去”的大标语。许多年轻人积极响应,热血沸腾得报了名,立志扎根农村,建设内地。乔榛就是其中的一名,抱着“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信念,决定投身到报效祖国的洪流中。

通知下来,乔榛的工作单位是江西的庐山管理局。这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但转而一想:干什么不都是为祖国做贡献吗?便愉快地打好了行装,准备向庐山“进军”了。

要走的前几天,乔榛去区篮球队辞行,区体委却急了,“区里篮球队马上要参加全市联赛了,你是队长,又是场上主力队员,你去了怎么打比赛?不许走!”

那场上海市的篮球联赛,就那样意外得把乔榛留在了上海。虽然当初,他也并不觉得留在上海有什么了不起,并且还觉得,这场联赛极不合时宜得,阻挡了自己报效祖国的脚步。那时的乔榛并不知道,生命中的一个巨大转折,正在前方悄悄地埋伏着,只等他出现,“一举拿下”。

“高三时,我就请区委停了部分比赛,好留出时间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因为总觉得不能一辈子打篮球,将来还是要像父亲一样当工程师的。”

正当乔榛放下心爱的篮球,一心一意向自己的人生理想进攻时,一次意外的学校汇演,打破了他所有的计划。

配音演员乔榛,因为幸运所以被嫉妒 配音演员乔榛去世

三,一次汇演,改变了他当地质学家的人生梦想。

那是市里组织各中学搞的一次毕业汇演,层层选拔,然后在市里排出名次。乔榛所在的中学,对汇演极为重视,在学生中多方寻找文艺人才,最后发现“打蓝球打得很好的乔榛”以前居然拍过好多话剧,还拿过奖。这令校方欣喜若狂,立刻找到正在复习功课的乔榛,要求他来出演主角,排演一出名为《我的一家人》的话剧,拿到市里去参选。

此时的乔榛,正是排除一切干扰,冲刺高考的紧张时期,哪里会去演什么话剧。但他最终没有敌过校方的“砍硬兼施”,只得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参加了排演。

《我的一家人》讲的是革命家庭的故事。少年英雄被敌人抓进监牢,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誓死不降。乔榛演那个小英雄。汇演中,《我的一家人》取得空前的成功,击败所有对手,连连夺冠,一路“杀”到市里,拿了一等奖。

掌声和荣誉之后,乔榛静下心来,重新埋头苦读。谁承想,此剧演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被乔榛真挚充沛的表演感动的热泪盈眶,戏结束后仍然抑制不住感情,便提笔给演小英雄的乔榛写信。

雪片一样飞来的信,令埋头书本的乔榛很吃惊,他没想到艺术创作竟然能带给人这么大的震动,更没想到自己无奈之下的演出,竟然产生了这么大的反响,他还是个学生,却引起了社会不同人群的竟相关注。

但他也仅止于吃惊,并不做他想,实业报国,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工程师的志向,仍是深埋心底,生了根,铁定要执行的人生大计。那时国家对毕业生号召“好儿女志在四方”,“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血气方刚的乔榛便把这“四方之志”,发挥到极致,将理想明晰化,要当一个地质学家,报考的学校全都填成了清一色的地质学院。憧憬着荒山野岭的激情探索,梦想着用自己的学识,为祖国找到深埋地底的宝藏。

可是,不久,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找上门来了。他们热切又怜爱地看着乔榛,说:“看了你的戏,我们觉得你应该到上海戏剧学校去学习。你是戏剧人才,我们让你免考进校,经过四年对戏剧的系统学习,我们相信,你能在演艺上取得很好的成绩。”

这令乔榛大感突然,虽然对艺术,他很早就有种朦胧的喜爱,但那并不是他的人生目标,他是一门心思要做一个地质堪探家的,而此时,当他面对另一扇正向他敞开的大门,他一下子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能我家里不会同意。”乔榛不知道如何拒绝,更不知道如何选择,只好搬出家长来“挡驾”。

“没关系,我们去做你父母的思想工作。”对方很坚持,也很有把握地说。

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果然来到乔榛的家里,耐心得做着说服工作,还举了好多例子,生动得说明戏剧学院的学习情况,实践内容。调动一切可以说服的理由证明:戏剧艺术是一项极有意义的事业,其重作价值并不亚于工程师。

父亲终于被老师们感动了,点了头。乔榛成了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名内招生。

四,历经磨难,命运的手终于将他推到了他该去的地方。

好事往往多磨,乔榛刚进学校,还没有正式上课,在参加学校劳动时,就无意中被传染了肝炎,无奈只好休学一年,推迟到1965年才毕业,分配进了电影厂。

“一到电影厂,领导就组织我们一帮小青年,下农村,进工厂,参加集体劳动。我们一边劳动,一边演节目,觉得广大天地,自有做为,人生真是很有意思。在山东黄县下丁家村,我们住到贫下中农家里,与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仗着年轻身体壮,几百斤的石头抗着上山。”

别人以为那是苦,乔榛却全不那么认为,他甚至从中品出了些“意思”。“那段生活给我将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更锻炼了毅志,以后不管什么事,知道‘再苦也要坚持’。”

三个月后,乔榛从农村回来,恰逢上影厂决定上一部大型纪录片《大庆战歌》,反映当时大庆油田的英雄事迹。可乔榛的知识分子形象偏文气,不符合当时工农兵“高大全”的形象,厂里决定让乔榛在幕后配音。

配音就配音吧,乔榛也没想那么多,风尘朴朴,坐了轮船,换火车,千里迢迢赶到东北大庆油田,去体验生活。可没去多久,厂里就来了封电报,让他速归。文革爆发,风云骤变,天地失色,谁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离开了台前,也没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幕后,乔榛去了电影干校。

但在那样混乱不堪的年代里,哪里能找得到事干呢?只有一个地方却意外的“繁荣”着,那就是专门翻译“艺术参考片”的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那里汇集着黄佐临、陈叙一、邱岳峰等一批电影界、翻译界、配音界的前辈,那里每年都有数十部外国经典影片等待着“贴上中国标签”。

1970年,人手不够的上译厂从干校里借来了乔榛,为《红菱艳》中的舞蹈教练配音。那是乔榛配音生涯的开始。他发觉在银幕背后,自己悠游快乐,如鱼得水,那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战场”吗?他要求调到上译厂,但请调报告一打就是5年,那时候,换工作可远不像现在这么轻而易举,一眨眼就到了1975年,这一年上译厂的配音任务特别重,终于得到市委宣传部的认可,把乔榛要到了厂里。

从此,声音便成了他一生一世的事。苦也好,乐也好,他都认了。

现在看来,似乎所有的关卡和磨难,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让乔榛去做配音演员。命运的手,推来推去,终于将他推到了他应该去的地方。

六,受命于危难,他想自己绝不能垮下去。

1984年,乔榛开始担任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然而,人生总是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福兮,祸之所倚。正想着以“一家之长”,带领全厂职工大有作为时,他发现自己得了癌症。如同1960年,他兴冲冲得迈进上海戏剧学院大门时一样,他被迫“休学”,辞掉了厂长职务,全心对付病魔,直到大获全胜,将疾病击退,1998年,他才又重新接过上译厂的担子。

然而,此时的上译厂,今非昔比,已经离开了80年代的鼎盛时期,渐入没落,厂里一片潇条。由于业务减少,人心涣散,人人在外忙私活。再次握住“接力棒”的时候,乔榛分明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受命于危难,他惟一想的,是如何把“摊子”搞的好一点,好让下一任不像自己这样焦灼,这样疲于奔忙。

于乔榛而言,做厂长,似乎比做配音要难得多。“我并不适合做行政工作,当初领导考虑让我带出一个优秀的配音队伍,坚持让我接担子,我也只有义不容辞。”

从此,他的喜忧竟不是自己的了,厂子“进”,他喜;厂子“退”,他忧。耽精竭虑,操心劳碌,就像原来他对待自己的配音事业。如今,他的事业,变成了整个上译厂。“战场”变大了,而他,渐渐变老了,身体也有些力不从心,癌症来了一次,又一次。第三次的时候,已经转移到腰椎了。

他是那样的不甘心,只觉得,后边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都已经剑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他还有尚未实现的理想,要他拼着命去实现。怎么能说垮就垮了呢?他想自己年轻的时候,几百斤的石头,抗起就走,多好!他想银幕上那些角色,一个个正等着他去配上声音。

两军交战勇者胜。人与危难,何尝不是要经常交锋的对手。当乔榛顶着一头新长出的黑发,站在人前,“上帝站在他的天庭里,一切都好了。”

五,父亲的一次意外,让他知道什么是宽容。

人到60,已是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但仍有一个“受不了”。乔榛说自己平生最受不了的,是人格的污辱。

“回顾我这一生,有一定的天赋,但也花了很大的功夫,才实现了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同时也遭到了不可避免的嫉妒。”

这嫉妒,有时候来的如此恶毒,以致乔榛心痛委屈得直落泪。“我一辈子,以父亲对我的要求‘与人为善,凡事多为别人着想’这样一个道德准则来要求自己,事事先人后己,诚恳待人,可有时却得不到一个最起码的理解,甚至做出许多事情来伤害你。”

抑郁的时候,他常常想起父亲来,他想,父亲当年的宽容令自己惊佩不已,可如今做起来,这宽容,如何成了头上一把刀?这宽容,到个什么地步才算头儿?

父亲出身大资本家,文革时受到强烈冲击。家里被抄了三天三夜,房间里地板都被挖开了,造反派无功而反,却仍不死心,跑到乔榛的舅舅、外婆家继续抄,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做为工程师,父亲兢业业,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是上海几个大工厂筹建的原老。面对文革前后的巨大反差,父亲坦然地以为:只要把自己应该做的事做好,就行了。他宽容地看待那个黑白颠倒的非常时期,觉得“一切都会过去”。甚至,在他发生了那次意外之后。

那段时间,父亲还被监督劳动,带两个外地来的大学生,在车间里实习。有一次,在用纲索吊起一个钢床时,他正和两个学生在底下看图纸。突然,他感觉纲索的声音有些失常,就赶紧往上看,觉得可能是钩子出现了问题。念头一转,他赶紧把两个学生推开,自己却躲闪不及,被荡过来的铁钩一下子砸中头部。两个学生得救了,他却被打得七窃流血。

“厂里找电话叫我去时,我看到他满脸是血,特别可怕,不晓得人到底怎么样。”乔榛说到这儿,声音有些哽咽,“我就静静地守在他身边,心想,他这样一个人,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一辈子,到了,舍已为人,可谁理解你呢?他都伤成这样了,单位里还派了人过来监视,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对他,在他说胡话的时候,还骂他。”

那时的乔榛,实在替父亲不值。半个月后,父亲醒过来了,乔榛特意问父亲,这样做值不值?

父亲淡淡得说:“看见人家危急,我能袖手旁观吗?”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而厂里造反派那样对他,他亦是毫无怨言,一味体谅别人的难处。

“这就是父亲对我的教导。我现在知道了,没有什么值不值的,从很小的时候,你就选择了这样的道德观,如何待人做事,已经深入骨髓,成了本能,无法更改,至于别人怎么做,那是别人的事。我只求问心无愧。”

采访手记:

乔榛的人,与银幕上的声音,简直说是评书里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有着炯异的区别和走向。生活中,他沉静平和,虽四方风动,他却安然若水。谨言慎行,总是慢悠悠,沉缓缓,把事情细细道来。可到了话筒前,他却是成了另一个人,洒脱的,玩世不恭的,快捷优雅的,也是水,千变形态,万种变幻。

文/ 陶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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