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乔榛，配音演员，他的声音充满激情，富于变幻，内里的众生万相，呼之欲出。然而，许多年来，他的人，藏在声音的背后，若干悲苦，若干艰辛，不闻于世。当我循着声音的牵引，见到这奇妙声音的主人，我才发现，一个与他的声音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提起乔榛，就提起了中国配音史上的一段辉煌，《魂断蓝桥》里的上校，《廊桥遗梦》中的罗伯特·金凯，这些个性鲜明的声音，隔了时间的烟尘，至今尤在耳边，声声唤回那个渐渐远去的从前。
见到乔榛的人，只觉得无比沉静，整个世界都随着他安静下去。银幕下，他惯常用的声音，低沉舒缓，像绿岛小夜曲，幽幽地在偌大的会议室里回旋，完全没有了银幕上的影子。
一，小时候，他是班里被老师点名最多的学生。
乔榛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机械工程师，母亲是小学老师，家里没有一个人从事文艺工作，父母平日里对他的教导，也是“好好学习，将来实业报国”之类的话。然而，上苍似乎有意眷顾这个漂亮又聪明的小男孩，给了他一副与众不同的声音，令他在声音的王国里，一路“称王称霸”。
在班里，乔榛是被老师点名最多的学生，因为他读课文读得特别好，抑扬顿挫，轻重缓急，无一不拿捏得恰到好处。从座位上站起来，披着全班同学的目光，声情并茂地朗读课文，成了乔榛幼小心灵里的第一份荣耀。他沉浸其中，惊喜地发现，纸上扁扁的文字，竟然在自己变幻不同的声音里，活了起来。
后来，老师推荐他去参加演讲比赛，先是学校里的，他轻轻松松拿了个第一，然后是区里的，最后是市里的比赛，他一路下来，总是第一。他的声音征服了许多大人和孩子，一时间，没有人可以在声音上，跟他一决高下。
“要说成功的积累，小学里的那些比赛，是我最初的积淀。”乔榛怀着对童年的依恋，将成功的“第一枚勋章”，奖给了童年的那些演讲比赛。
小学毕业，乔榛考进了市西中学，那是一所有着良好话剧传统的中学。乔榛一进校，就成了校剧团里的骨干分子，积极得和同学们一起排演儿童剧，前苏联的《铁木尔和他的小伙伴》、《特别任务》都是他们排演的经典剧目。不知不觉中，乔榛已经成了一名优秀的业余话剧演员，他知道演戏最重要的是真诚，只有先感动了自己，才能让别人感动。
二，要不是篮球，他差点成了庐山风景区的管理员。
高中的时候，乔榛迷上了篮球。说起来，还要感谢这小小篮球，不是它，乔榛早成了庐山风景区的一名管理员了。
那时候，他虽然个子还没长高，可他弹跳力好，冲击力强，很有“拼命三朗”的劲头，加上人机灵，很快成了球场上的前锋，后来又“荣升”为区青少年蓝球队的队长，成了比赛不可或缺的一员大将。
然而，到了１９５８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支援内地建设。街道社区，到处贴着“祖国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去”的大标语。许多年轻人积极响应，热血沸腾得报了名，立志扎根农村，建设内地。乔榛就是其中的一名，抱着“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信念，决定投身到报效祖国的洪流中。
通知下来，乔榛的工作单位是江西的庐山管理局。这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但转而一想：干什么不都是为祖国做贡献吗？便愉快地打好了行装，准备向庐山“进军”了。
要走的前几天，乔榛去区篮球队辞行，区体委却急了，“区里篮球队马上要参加全市联赛了，你是队长，又是场上主力队员，你去了怎么打比赛？不许走！”
那场上海市的篮球联赛，就那样意外得把乔榛留在了上海。虽然当初，他也并不觉得留在上海有什么了不起，并且还觉得，这场联赛极不合时宜得，阻挡了自己报效祖国的脚步。那时的乔榛并不知道，生命中的一个巨大转折，正在前方悄悄地埋伏着，只等他出现，“一举拿下”。
“高三时，我就请区委停了部分比赛，好留出时间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因为总觉得不能一辈子打篮球，将来还是要像父亲一样当工程师的。”
正当乔榛放下心爱的篮球，一心一意向自己的人生理想进攻时，一次意外的学校汇演，打破了他所有的计划。
三，一次汇演，改变了他当地质学家的人生梦想。
那是市里组织各中学搞的一次毕业汇演，层层选拔，然后在市里排出名次。乔榛所在的中学，对汇演极为重视，在学生中多方寻找文艺人才，最后发现“打蓝球打得很好的乔榛”以前居然拍过好多话剧，还拿过奖。这令校方欣喜若狂，立刻找到正在复习功课的乔榛，要求他来出演主角，排演一出名为《我的一家人》的话剧，拿到市里去参选。
此时的乔榛，正是排除一切干扰，冲刺高考的紧张时期，哪里会去演什么话剧。但他最终没有敌过校方的“砍硬兼施”，只得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参加了排演。
《我的一家人》讲的是革命家庭的故事。少年英雄被敌人抓进监牢，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誓死不降。乔榛演那个小英雄。汇演中，《我的一家人》取得空前的成功，击败所有对手，连连夺冠，一路“杀”到市里，拿了一等奖。
掌声和荣誉之后，乔榛静下心来，重新埋头苦读。谁承想，此剧演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被乔榛真挚充沛的表演感动的热泪盈眶，戏结束后仍然抑制不住感情，便提笔给演小英雄的乔榛写信。
雪片一样飞来的信，令埋头书本的乔榛很吃惊，他没想到艺术创作竟然能带给人这么大的震动，更没想到自己无奈之下的演出，竟然产生了这么大的反响，他还是个学生，却引起了社会不同人群的竟相关注。
但他也仅止于吃惊，并不做他想，实业报国，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工程师的志向，仍是深埋心底，生了根，铁定要执行的人生大计。那时国家对毕业生号召“好儿女志在四方”，“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血气方刚的乔榛便把这“四方之志”，发挥到极致，将理想明晰化，要当一个地质学家，报考的学校全都填成了清一色的地质学院。憧憬着荒山野岭的激情探索，梦想着用自己的学识，为祖国找到深埋地底的宝藏。
可是，不久，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找上门来了。他们热切又怜爱地看着乔榛，说：“看了你的戏，我们觉得你应该到上海戏剧学校去学习。你是戏剧人才，我们让你免考进校，经过四年对戏剧的系统学习，我们相信，你能在演艺上取得很好的成绩。”
这令乔榛大感突然，虽然对艺术，他很早就有种朦胧的喜爱，但那并不是他的人生目标，他是一门心思要做一个地质堪探家的，而此时，当他面对另一扇正向他敞开的大门，他一下子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能我家里不会同意。”乔榛不知道如何拒绝，更不知道如何选择，只好搬出家长来“挡驾”。
“没关系，我们去做你父母的思想工作。”对方很坚持，也很有把握地说。
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果然来到乔榛的家里，耐心得做着说服工作，还举了好多例子，生动得说明戏剧学院的学习情况，实践内容。调动一切可以说服的理由证明：戏剧艺术是一项极有意义的事业，其重作价值并不亚于工程师。
父亲终于被老师们感动了，点了头。乔榛成了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名内招生。
四，历经磨难，命运的手终于将他推到了他该去的地方。
好事往往多磨，乔榛刚进学校，还没有正式上课，在参加学校劳动时，就无意中被传染了肝炎，无奈只好休学一年，推迟到１９６５年才毕业，分配进了电影厂。
“一到电影厂，领导就组织我们一帮小青年，下农村，进工厂，参加集体劳动。我们一边劳动，一边演节目，觉得广大天地，自有做为，人生真是很有意思。在山东黄县下丁家村，我们住到贫下中农家里，与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仗着年轻身体壮，几百斤的石头抗着上山。”
别人以为那是苦，乔榛却全不那么认为，他甚至从中品出了些“意思”。“那段生活给我将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更锻炼了毅志，以后不管什么事，知道‘再苦也要坚持’。”
三个月后，乔榛从农村回来，恰逢上影厂决定上一部大型纪录片《大庆战歌》，反映当时大庆油田的英雄事迹。可乔榛的知识分子形象偏文气，不符合当时工农兵“高大全”的形象，厂里决定让乔榛在幕后配音。
配音就配音吧，乔榛也没想那么多，风尘朴朴，坐了轮船，换火车，千里迢迢赶到东北大庆油田，去体验生活。可没去多久，厂里就来了封电报，让他速归。文革爆发，风云骤变，天地失色，谁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离开了台前，也没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幕后，乔榛去了电影干校。
但在那样混乱不堪的年代里，哪里能找得到事干呢？只有一个地方却意外的“繁荣”着，那就是专门翻译“艺术参考片”的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那里汇集着黄佐临、陈叙一、邱岳峰等一批电影界、翻译界、配音界的前辈，那里每年都有数十部外国经典影片等待着“贴上中国标签”。
1970年，人手不够的上译厂从干校里借来了乔榛，为《红菱艳》中的舞蹈教练配音。那是乔榛配音生涯的开始。他发觉在银幕背后，自己悠游快乐，如鱼得水，那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战场”吗？他要求调到上译厂，但请调报告一打就是5年，那时候，换工作可远不像现在这么轻而易举，一眨眼就到了1975年，这一年上译厂的配音任务特别重，终于得到市委宣传部的认可，把乔榛要到了厂里。
从此，声音便成了他一生一世的事。苦也好，乐也好，他都认了。
现在看来，似乎所有的关卡和磨难，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让乔榛去做配音演员。命运的手，推来推去，终于将他推到了他应该去的地方。
六，受命于危难，他想自己绝不能垮下去。
１９８４年，乔榛开始担任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然而，人生总是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福兮，祸之所倚。正想着以“一家之长”，带领全厂职工大有作为时，他发现自己得了癌症。如同１９６０年，他兴冲冲得迈进上海戏剧学院大门时一样，他被迫“休学”，辞掉了厂长职务，全心对付病魔，直到大获全胜，将疾病击退，１９９８年，他才又重新接过上译厂的担子。
然而，此时的上译厂，今非昔比，已经离开了８０年代的鼎盛时期，渐入没落，厂里一片潇条。由于业务减少，人心涣散，人人在外忙私活。再次握住“接力棒”的时候，乔榛分明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受命于危难，他惟一想的，是如何把“摊子”搞的好一点，好让下一任不像自己这样焦灼，这样疲于奔忙。
于乔榛而言，做厂长，似乎比做配音要难得多。“我并不适合做行政工作，当初领导考虑让我带出一个优秀的配音队伍，坚持让我接担子，我也只有义不容辞。”
从此，他的喜忧竟不是自己的了，厂子“进”，他喜；厂子“退”，他忧。耽精竭虑，操心劳碌，就像原来他对待自己的配音事业。如今，他的事业，变成了整个上译厂。“战场”变大了，而他，渐渐变老了，身体也有些力不从心，癌症来了一次，又一次。第三次的时候，已经转移到腰椎了。
他是那样的不甘心，只觉得，后边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都已经剑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他还有尚未实现的理想，要他拼着命去实现。怎么能说垮就垮了呢？他想自己年轻的时候，几百斤的石头，抗起就走，多好！他想银幕上那些角色，一个个正等着他去配上声音。
两军交战勇者胜。人与危难，何尝不是要经常交锋的对手。当乔榛顶着一头新长出的黑发，站在人前，“上帝站在他的天庭里，一切都好了。”
五，父亲的一次意外，让他知道什么是宽容。
人到６０，已是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但仍有一个“受不了”。乔榛说自己平生最受不了的，是人格的污辱。
“回顾我这一生，有一定的天赋，但也花了很大的功夫，才实现了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同时也遭到了不可避免的嫉妒。”
这嫉妒，有时候来的如此恶毒，以致乔榛心痛委屈得直落泪。“我一辈子，以父亲对我的要求‘与人为善，凡事多为别人着想’这样一个道德准则来要求自己，事事先人后己，诚恳待人，可有时却得不到一个最起码的理解，甚至做出许多事情来伤害你。”
抑郁的时候，他常常想起父亲来，他想，父亲当年的宽容令自己惊佩不已，可如今做起来，这宽容，如何成了头上一把刀？这宽容，到个什么地步才算头儿？
父亲出身大资本家，文革时受到强烈冲击。家里被抄了三天三夜，房间里地板都被挖开了，造反派无功而反，却仍不死心，跑到乔榛的舅舅、外婆家继续抄，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做为工程师，父亲兢业业，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是上海几个大工厂筹建的原老。面对文革前后的巨大反差，父亲坦然地以为：只要把自己应该做的事做好，就行了。他宽容地看待那个黑白颠倒的非常时期，觉得“一切都会过去”。甚至，在他发生了那次意外之后。
那段时间，父亲还被监督劳动，带两个外地来的大学生，在车间里实习。有一次，在用纲索吊起一个钢床时，他正和两个学生在底下看图纸。突然，他感觉纲索的声音有些失常，就赶紧往上看，觉得可能是钩子出现了问题。念头一转，他赶紧把两个学生推开，自己却躲闪不及，被荡过来的铁钩一下子砸中头部。两个学生得救了，他却被打得七窃流血。
“厂里找电话叫我去时，我看到他满脸是血，特别可怕，不晓得人到底怎么样。”乔榛说到这儿，声音有些哽咽，“我就静静地守在他身边，心想，他这样一个人，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一辈子，到了，舍已为人，可谁理解你呢？他都伤成这样了，单位里还派了人过来监视，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对他，在他说胡话的时候，还骂他。”
那时的乔榛，实在替父亲不值。半个月后，父亲醒过来了，乔榛特意问父亲，这样做值不值？
父亲淡淡得说：“看见人家危急，我能袖手旁观吗？”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而厂里造反派那样对他，他亦是毫无怨言，一味体谅别人的难处。
“这就是父亲对我的教导。我现在知道了，没有什么值不值的，从很小的时候，你就选择了这样的道德观，如何待人做事，已经深入骨髓，成了本能，无法更改，至于别人怎么做，那是别人的事。我只求问心无愧。”
采访手记：
乔榛的人，与银幕上的声音，简直说是评书里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有着炯异的区别和走向。生活中，他沉静平和，虽四方风动，他却安然若水。谨言慎行，总是慢悠悠，沉缓缓，把事情细细道来。可到了话筒前，他却是成了另一个人，洒脱的，玩世不恭的，快捷优雅的，也是水，千变形态，万种变幻。
文/ 陶梦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