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黄朴民 刘后滨 白效咏
绪论齐涛 (一)文治与武功
追求国家或王朝之兴盛，是每一个政治家的责任与抱负，孔子所孜孜以求的“克己复礼”，就是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要成就周文王、周武王式的王业，也就是王朝的兴盛。不过，也正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对于如何造就盛世、成就王业发生了种种争论，最为著名的是“王道”与“霸道”之争。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对这段王霸之论，朱熹集注引邹氏言：“以力服人者有意于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无意于服人，而人不能不服。从古以来论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宋］朱熹：《孟子集注·公孙丑上》。还有一些思想家对王霸之争加以折衷，提出“杂王霸之道而用之。”此说实际上成为当时列国争霸之君主所普遍遵循的法则，而且还影响到此后两千年各王朝的统治者。西汉宣帝就明确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
中国历代王朝之致治之君基本都是杂王霸之道而用之，霸道者，以力服人者也，外示以兵，内示以刑。王道者，则是以德服人者也。何谓服人之德？孟子讲了五条内容。他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而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上》。
在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霸道向不可缺，但王道却始终是各王朝谋求崛起的首要旗帜，尽管王霸之道的目标都是“无敌于天下”，殊途同归，但霸道在王道面前一直未能摆脱旁门左道的低等门楣。其始作俑者便是孟子。在这一元范的设定下，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无论是治世还是盛世，都浸透着浓重的王道情结，加之中国历史、社会以及周边环境的种种特性，使得中国历代王朝之崛起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所谓中国历代王朝崛起的中国特色是与西部世界之崛起者相比较而言，具体可从文治与武功的关系观察之。众所周知，文治与武功是造就王朝崛起的两大基本手段，古今中外，概莫能别。但在两者的关系上，中国王朝与西方国家却存在着明显差别。中国王朝重文轻武，首先看重的是文治，武功多是用来平定内乱或抵御外患，穷兵黩武者颇受上下讥议，因而，中国历代王朝中的崛起基本属于内治型崛起。而西部世界诸国虽然也同样看重文治，但对武功更有情钟，而他们的武功又多以开疆辟土为首要目的，属于外向型崛起。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将大致处于同一时代的汉王朝与罗马帝国作比，他们是公元前后并峙于东西方的两大帝国。其崛起的作为却各有不同。
汉王朝起于公元前207年，止于公元220年，其间有短暂的王莽新朝，因此，汉王朝又被分割为西汉王朝与东汉王朝，统称两汉。两汉王朝，可称述的崛起时代有西汉的文景之治、武帝盛世以及东汉的明章之治。
文景之治的主要标志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禁，全力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其成效也体现在这一点上。文帝即位之后，贾谊曾直陈当时经济之凋弊：“汉之为汉，凡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汉书·食货志上》。经过文帝与景帝两代三十年左右的治理，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史称：“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经济繁荣如是，文景时代的武功仅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可述焉。对外敌匈奴，仍继续汉初以来的和亲政策，对周边其他政权，也是以德怀之，并不轻启战衅。比如，秦王朝南海郡尉赵佗乘秦亡之机，自立为南越武王，西汉建立后，受封为南越王。吕后主政时，赵佗自称南越武帝，不断进犯西汉城邑。文帝即位后，不仅未出兵相攻，而且还修治赵氏在真定的祖坟，定期祭扫，又将其亲属召至京城，封官重赏。然后，派陆贾赴南越，劝其去帝号。赵佗被这一德政感化，废帝号称王，“愿长为藩臣。”《史记·南越列传》。
汉武帝时代武功赫赫，似乎与文景迥然不同。北伐匈奴，南平南越，又通西域，降滇王，形成了东部世界无可匹敌的强大王朝。但如果细细观察一下武帝之武功，可以看到三个现象：其一，武帝时代的武功大多是防御性反击，而非进攻性拓边。如，匈奴在秦汉之际得以强大，不断南下，袭占了秦之河南地。武帝之前的汉王朝以和亲为手段，试图缓解匈奴之攻势，但效果不太明显。至武帝时代，匈奴仍不断袭扰，武帝凭强大的国力，对匈奴发起了一系列反击，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入侵汉之上谷、渔阳两郡，武帝派卫青、李息率军迂回至陇西，对河套地区及其以南的匈奴军加以围歼，收复了河南地。第二次是公元前121年。面对匈奴占据河西不断攻扰，武帝派霍去病二度远征，大破匈奴主力，收复了河西地区，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第三次是公元前119年。鉴于匈奴又从右北平郡、定襄郡南下袭扰，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分东西两路，远赴漠北寻找匈奴主力，均获大胜，使得“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汉书·匈奴传》。其二，武帝时代的军事活动大率止于反击而已，并未因反击之成功，攻城略地，或以之为跳板，实现大规模的战略征服，只是通过反击筑就屏障。其三，武帝时代之文治也灿然可观，对于中央与地方政治体制进行了重要改革，在经济政策上也启动了若干影响后世的新经济政策，文化政策上的独尊儒术更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带来深远影响。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这一时代的武功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国力的衰竭、民生的困弊，在武帝末年的王朝上下包括武帝本人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武帝还专门下轮台罪己之诏，反思用兵之过，用刑之苛，赋敛之重。表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汉书·西域传》……还是回到了文治的轨道上。
明、章指东汉第二代和第三代君主明帝与章帝，“明章之治”是文治武功的综合体现，文治是其基本内核。东汉开国之君刘秀即明确其立国大纲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后汉书·臧宫传》。这是把儒、道的做人之道揉合为治国之道，通篇都是倡导文治，反对黩武。其中“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是多数帝王的通识。明章两帝也认真地实践着这一大纲。他们治国都能轻徭薄赋，发展生产，注重选用循吏，遵行柔术。加之水利兴修、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以及赋民公田、假民公田等举措，使这一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又呈现出繁荣与安定。与之同时，针对两汉之交的动荡中匈奴势力的再度崛起，明章时代多次派兵反击，至公元90年，终于将匈奴主力完全击溃并迫其西迁，尽管东汉军队数度远征至漠北，甚至出塞五千里，但得胜之后也未据有匈奴故地，而是“刻石纪功而还”。
罗马帝国的历史起自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罗马城邦国家统一意大利半岛，建立共和制帝国，终于公元四世纪末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其中，又可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落自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到公元三世纪，为发展繁荣期，第二段落自公元三世纪到东西罗马分治，为衰落期。第一段落有三个发展的高峰时代，每一个高峰时代虽然也都有相应的制度建设、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进步，但扩张与武功一直是三个时代的共同主题。如第一个高峰时代是共和制帝国的崛起期，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罗马人统一意大利半岛后，即开始了强力的对外扩张，当时统治中心位于突尼斯的迦太基人是地中海西部地区的霸主，其版图包括了北非的西部，西班牙的东南部和南部，西地中海的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科西嘉岛以及西西里岛的大部分。罗马人与迦太基人进行了三次大战，自公元前264年到前146年，达一百一十八年之久。最后，以罗马人的胜利而告终。与之同时，罗马人还完成了对希腊、马其顿、小亚细亚与西班牙的征服，其地域东起小亚，西抵大西洋，囊括了亚洲西部、西班牙大部、北非一部、巴尔干半岛以及地中海上的若干岛屿。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雏形初见。
第二个高峰是元首制帝国时代的屋大维时期。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罗马帝国先后经历了克拉苏、庞培、恺撒的“前三头同盟”统治和安敦尼、雷必达、屋大维的“后三头同盟”的统治，到公元前30年，屋大维成为罗马唯一的最高统治者，他自称元首，实乃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在他统治的时代，帝国内部相对稳定，被称作“罗马的和平”时代。就在这一时代，罗马帝国仍继续着武力扩张，完全征服了西班牙、高卢，进占了阿尔卑斯山区和多瑙河流域地区，其疆域东起幼发拉底河，西至大西洋，南到撒哈拉沙漠，北抵多瑙河与莱茵河。
第三个高峰是安敦尼王朝的前半期，安敦尼王朝起于公元96年，止于公元192年，历经六帝，因政权之稳定，经济之发达，被称作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其中真正的黄金时代是前三位帝王时代，这一时代内部矛盾缓和，官僚机构也得以完善，而帝国的疆土也扩展到空前绝后的规模，东起幼发拉底河，西迄不列颠，北抵达西亚，南括北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帝国。以上参见齐涛主编：《简明世界通史》上编第三章的有关内容，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
从罗马帝国与汉王朝崛起时代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大帝国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仅体现在文治武功的不同侧重上，还有着其他内在的深层原因。
绪论齐涛 (二)扩张与内凝
正因为中国王朝与西部世界诸国崛起的特色不同，其崛起的后置影响也各不相同，就国际影响而言，西方诸国的崛起往往带来文明体与民族间激烈的碰撞与冲突，往往可以形成跨文明的洲际帝国，从而改写政治地理格局并形成文明的交融与新生。而中国王朝的崛起所带来的往往是文明体自身的内凝，除特定的蒙古帝国外，从未形成超出所在文明体的帝国。它也带来文明的交融，但其特点是对外来文明的吸纳和在本文明区间内的辐射，造就的不是文明的新生，而是自身的升华与发展。
就西方世界诸国看，自上古到近代，凡崛起者多可形成跨文明的洲际帝国，如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等，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由海外殖民而形成的英、法等帝国，也属于类似情况。这类帝国与中国王朝的崛起者对于国际环境的影响大不相同，我们可以以大致处于同一时空的唐王朝与阿拉伯帝国相比较。
唐王朝起于公元618年，止于公元907年，其崛起的时代在太宗至玄宗之间，亦即自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唐王朝崛起时代的周边战略与对外政策有着鲜明的文治特色，其对外武功不以领土扩张、财富掠夺为目的，而是以德怀远，实行宗主册封、朝贡与归化政策。
如，唐太宗贞观年间，针对突厥在北方的侵袭，曾发大军北征，一举攻灭东突厥，俘颉利可汗。唐王朝并未占其故地，开疆辟土，而是将东突厥部众一分为四：一部分安置在今陕西北部的佳县、榆林、靖边一带，设立了祐州、化州、长州三个都督府；一部分安置在幽、并、辽西一带，设立顺州都督府；还有一部分降附者留在了原突厥领地南部，设立了定襄、云中二个都督府。另外，颉利可汗与一批突厥酋长豪帅加上其他人员有近万家被安置在长安；这些酋长豪帅统统被拜为将军、郎将，其中，五品以上者就有百余人，几乎与原有的朝臣相当。这可以说是唐太宗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大手笔，没有相当的气魄与自信是难以做到的。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他还不无得意地对侍臣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东突厥的降伏，使唐王朝在西北方的地位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当时的两突厥因汗位之争，也陷入动荡之中，对西域地区的控制有所减弱，因此，西北方的许多部族与国家开始向唐王朝靠拢。但唐太宗对这一形势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没有乘势向这一方向拓展势力。
至唐太宗后期，当西突厥强盛，屡屡危及唐王朝西北安全之时，太宗方用兵西北，至唐高宗时代，大败西突厥，取得了对中亚的控制权。公元661年，高宗以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在吐火罗、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设置了八个都督府、七十六州、一百一十个县、一百二十六个军府。需要指出的是，唐王朝在此所设府州县均为羁縻性质，实际上仍维持原有的统治结构与社会结构不变，只是名义上的属地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唐王朝并未以此为基点继续西进，建立更为庞大的帝国，只是以此为藩屏而已。开元天宝之间，随着阿拉伯帝国的东进，中亚发生变化，唐王朝在平定了变乱的突骑施势力，阻挡了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后，也未开辟疆土至此，而且还直接册封当地依附者为王，如石国国君被册封为顺义王，康国国君被册封为钦化王，安国国君被册封为归义王，等等，各国仍拥有较为完整的独立性。
在这种崛起的内容之下，中国王朝的任何一次崛起都未扰动原有的世界秩序，更没有吞并或兼有另一个文明体，当然，中国文明也未与其他文明体发生直接的碰撞与冲突，而只是增强了周边地区与国家的向心力，增强了中国王朝的内凝而已。与之相应，则是中国文明一直是在原有基点之上的延展与进步。
阿拉伯帝国起自公元七世纪上半叶，止于十世纪。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阿拉伯国家政权也随之而建立，此后三百多年间，阿拉伯帝国有两大崛起时代：一是第二任哈里发欧美尔（634~644）统治时代，在其前任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的基础上，展开了全方位的强力扩张。先是击败拜占庭大军，占有叙利亚，并征服了巴勒斯坦、伊拉克；接着，又灭亡了波斯萨珊王朝，并吞并了埃及。二是倭马亚王朝（661~750）时代，在安定了内部的纠纷与动荡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强力扩张。这次扩张沿东、北、西全方位拓进，东部进占中亚，直抵帕米尔高原，与唐王朝发生了怛罗斯之战；北向三次进攻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虽未攻下，但给拜占庭以重创；西方则略有了从突斯尼到摩洛哥的马格里布的广大地区，征服了西哥特王国，占有了比利牛斯半岛，抵达大西洋。同时，还曾深入西欧腹地，与法兰克发生激战。到倭马亚王朝结束之时，阿拉伯帝国的疆域东起帕米尔高原和印度河流域，西抵大西洋，南起尼罗河流域，北至里海与威海，横跨欧亚非三大洲。
从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可以看到，它的崛起打乱了原有的国际秩序，改写了西部世界的政治地理，对西欧文明、印度文明带来了剧烈冲击。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阿拉伯人将帝国境内的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与自身原有的文化相融合，造就了新的阿拉伯文化，它以富丽、阳刚的阿拉伯语为工具，以伊斯兰神学与希腊古典哲学相结合的新的阿拉伯哲学为依托，在文学、史学、艺术、建筑、天文、数学、医学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这种富有特色的阿拉伯文化，其水平超过当时西欧若干世纪，对欧洲文明、西亚、北非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阿拉伯帝国还促成了不同文明体间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国的造纸术、罗盘、火药和印度的代数学、十进位法，即是经由阿拉伯人传入西方。阿拉伯人还使古希腊罗马文化与欧洲文艺复兴之间建立了纵向联系，在欧洲文化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参见齐涛主编：《简明世界通史》第六章有关内容，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
就崛起者的内部影响而言，中国式崛起中的文治对于内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与西方世界无异，在许多情况下还明显地优于西方世界中的崛起者。但崛起中武功的影响却大相径庭。西方诸国的武力征服与拓边，是其帝国内部发展的重要动力，多数帝国的发展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一旦对外的征服停止，帝国内部会立即矛盾丛生，危机四伏。而中国王朝的武功往往却是虚耗民力，是王朝的沉重负担，武功的结果几乎都是国力凋弊，民不聊生，以至于乱象丛生，国势殆危。其根本原因在于武功的动机与目的的差异。西部世界武功的目的是占有与掠夺，而中国王朝武功的动机却是宣威与防御；前者是经济式武功，故能成为帝国发展的推进器；后者是道义式武功，只能是政治的继续，当然徒耗国力。
我们还是看看唐太宗时代的两个实例：
贞观五年，也就是公元631年，位于今中亚撒马尔罕一带的康国要摆脱西突厥的控制，请求归附。唐太宗对臣下说：
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倘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因此，他拒绝了康国的请求。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朝大军击败了强悍的薛延陀部族后，西北与北方的众多游牧部族要求归附，唐王朝在回纥设瀚海都督府（治今内蒙哈尔和林北）、拔也固设幽陵都督府、契苾设榆漠州，在其他各部族也设立了金微都督府等十余个州府，以各部族首领为府都督或州刺史。各部族共称太宗为“天可汗”，并奏称：
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太宗照准。
前一事例中唐太宗所讲的不接受康国内附的理由，充分反映了中国王朝关于武功的目的观，后一事例中各部族内附后，对唐王朝的义务只是岁贡貂皮而已，而唐王朝还要为之开路置驿，备上马及酒肉，供其往来之用，一有情况，还要“于义不得不救。”正可作为前一例的注脚。
近年来，颇有学者彰扬中国王朝之崛起、之武功，有研究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著作名之曰《当中国称霸海上》，也有人将郑和与哥伦布等人一比高低。岂不知，中国王朝何曾称霸海上，郑和之远航与哥伦布之类绝非同一类象，他们的差别就是历史上相沿而来的中西武功之不同。哥伦布们远航是裸的占有与掠夺，葡萄牙的一位远征的船长就公然表示：
“从好望角前行，我们不愿放过任何东西，而听其逃脱我们的控制，从苏法拉到日本的五千里格辽阔领域内的一切，我们都急于染指……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我们没有占领，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我们不希望归属于我们。”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册，第31~32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而郑和之远航却是要以德怀远，不仅不事掠夺，而且还送上大量礼物，以寻求对方之“朝贡”。保罗·肯尼迪在评价郑和远航时说：“应该特别提到，中国人从不抢劫和屠杀，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侵略印度洋的其他欧洲人显然不同。”［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译：《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这种武功对国力的贡献只能是负数，如何能不劳民伤财，其作用只是满足一下帝王们的政治虚荣心而已。
绪论齐涛 (三)迸发与渐进
从中国王朝崛起的过程看，崛起者可分为迸发式崛起与渐进式崛起。秦王朝与隋王朝之崛起为迸发式，蒙古帝国的崛起介乎中外之间，也属迸发式崛起；西汉的文景之治、武帝盛世，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等等，都属渐进式崛起。
所谓迸发式是言其崛起之速，如秦国历春秋五霸至七雄相争数百年，至秦始皇亲政，秦王扫六合之时，短短十年，即兼并六国，成就统一帝业。且看其统一时间表：公元前230年灭韩国、前228年灭赵国、前226年灭燕国、前225年灭魏国、前222年灭楚国、前221年灭齐国。在秦国以及六国故地统一设三十六郡，建立了统一集权的庞大王朝。
蒙古帝国之崛起也同样神速。公元1206年，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实现了蒙古各部落的初步统一，1219年，成吉思汗便亲率大军西征，灭花剌子模，制服中亚，兵锋直抵顿河流域。1227年，蒙古灭西夏，1234年，又灭金。1235年至1242年间，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先后攻下基辅，占领了俄罗斯大半领土，攻掠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以及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广大地区，以伏尔加河下游为中心，建立了钦察汗国。
1251年，蒙哥汗继位后，分别派其弟忽必烈南下，另一弟旭烈兀西征。忽必烈先后灭大理，招附吐蕃，领有了西藏及西南地区。1259年继汗位，迁都燕凉，1271年改国号为元，1276年，攻下南宋首都临安。旭烈兀则率军攻下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占有了中亚、西亚的广阔地区，1264年，忽必烈册封旭烈兀为伊儿汗，伊儿汗国占有伊朗、阿富汗、两河流域以及中亚阿姆河西南地区。
成吉思汗时代曾先后分封其次子察合台于中亚、三子窝阔台在天山南北，是为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连同此后的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并称蒙古四大汗国。窝阔台汗国之领地一直由蒙古大汗与中央王廷直接管理，未形成独立汗国，其他三大汗国初时还都臣属于蒙古大汗，但在忽必烈建元灭宋不久，便逐渐分离自立，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参见齐涛主编：《简明世界通史》第六章有关内容，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
从迸发式崛起，我们可以看到此类王朝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其一，秦与隋王朝的崛起是武功式崛起，与西方世界诸帝国的崛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可以视之为亚扩张式崛起。之所以如是评论，是因为秦、隋崛起的过程也就是其对外扩张、兼并他国的过程，而且这种兼并同样是以土地、人口与财富为目的的实质性领有。兼并壮大着扩张者的国力，直接造就了秦王朝与隋王朝的崛起。但我们又必须看到，秦与隋的兼并实际上又是在重建着以往的统一，是在长期以来形成的大一统的框架内的兼并，而且，一旦完成了统一，便不再持续其扩张，与西部世界崛起者的扩张又有本质区别，故而称之为亚扩张型崛起。
蒙古帝国的崛起与西部世界颇有相类之处，特别是与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异曲同工，可视之为扩张型崛起。
其二，迸发式崛起者不仅其兴也速，其亡也同样迅速，秦自公元前221年实现统一，至其灭亡，仅十五年时光；隋自公元589年统一南北，至其灭亡，也仅仅二十九年时间。前已述及，蒙古帝国达到鼎盛之时，也正是其分治之时，并未维持四大汗国与大汗共同的繁盛。而且，仅就元王朝而言，自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王朝至其亡国，也只是九十七年，在中国历代的强盛王朝中，也是短祚者。
这一类王朝兴亡的背后究竟有什么特殊原因？以往的论述多以暴政论之，每每言及秦皇之暴政造成了秦王朝之覆亡，隋炀帝的暴政造成了隋王朝的覆亡，而元王朝之覆亡也在于其武力与高压的统治政策。但为何他们偏偏要选择这样一种统治手法，是个人因素，还是另有原因？秦、隋、元之速亡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我倾向于前者。
其三，迸发式王朝之崛起过程往往是以武胜文的过程。以秦而言，在东方六国眼中，秦国只是独霸西戎的尚首功之国，其文教礼乐远不及东方。隋王朝也是如此，隋承北周，其政权前身系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而建，南朝则以华夏正统自居，其制度与文化也的确是华夏主脉，文明与文化程度明显高于北方王朝。蒙元帝国更是如此，其文明与文化不独逊于宋、金，也逊于当时西亚与欧洲的多数被征服者。而历史恰恰是文明程度相对弱势的这些政权对文明强势政权的胜利，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当然，战胜者的最终命运还是被失败者的文化所融化，又必然出现以文胜武的归宿。
所谓渐进式崛起是言其崛起的过程有较长的时段，有较为充分的积累。上述三个王朝之外的各王朝的崛起大致都属于这一类型，其状况前已述及。此类崛起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即崛起的时段问题与中兴问题。
从渐进式崛起出现的时段看，多在王朝政权巩固后和王朝之中段出现，前者如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贞观之治，后者如武帝盛世、开元盛世等等。清王朝之康乾盛世实际上应一分为二，康熙时代应是康熙之治，属于第一时段，乾隆时代应是乾隆盛世，属于第二时段。其原因是很清楚的，因为这些崛起均为内治型崛起，虽然武功的成分多少不一，但文治内涵高于武功内涵，因而不会一蹴而就，多是治世在前，盛世随后。
历代王朝的发展史上不乏中兴之君，所谓中兴，是在王朝已现颓势之时，起而复兴者，多出现在王朝后期。遗憾的是，中兴之君或许其才干志向不逊于此前的崛起者，但往往是有中兴之志而无中兴之业，更没有在王朝的后半时段而崛起者。
如唐后期之宣宗，清醒明察，颇怀中兴之志，在任期间整肃吏治，抑制宦官势力，整顿税赋，收复了被吐蕃占领的西北十州，使王朝形势相对稳定。但从其总体状况看，仍是内忧外患，国力衰弱，并无崛起之迹象。所以，对宣宗皇帝，后人褒贬不一，司马光誉之为“小太宗”，胡三省比之“卫嗣君”，王夫之则喻之为“明崇祯”。这种评价的差异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司马光之评价是立足于宣帝个人的作为与举止，而胡三省的评价是基于其为政的结局，王夫之的评价是对前二者的综合。
明代的崇祯帝与唐宣宗颇为相类，只是他的结局更为不幸。崇祯登基之初，即清除了民愤极大、蠹害朝政的魏忠贤集团，大量启用东林党人，他一改此前数帝不理朝政的恶习，夜批奏章，昼见大臣，对于早朝从不延误，对于经筵授业也能十几日毫无倦怠。在个人生活上，这位年轻君王也能不沉湎女色，不事铺张。万历时代，宫中每日生活开支要白银万两，崇祯时仅百余两而已。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也无力挽回颓势，使明王朝再行崛起。此天意，非人力也，说到底，还是那道难以破解的王朝周期律在作祟。一制定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一制定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崛起，原因都是多样的，换言之，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那些目光远大、才干卓越的统治者，能够依据客观形势，制定和实施切实可行的国家安全战略，从而为国家的稳定安全、迅速崛起，乃至发展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安全战略”这一名词或概念，但是却具有这方面的实际内容。历代统治者及其思想库从其长期根本利益出发，都十分注重维护国家的安全，致力于追求并实现天下长治久安的目标。早在《周易·系辞下》中就产生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基本认识；孔子更明确地提出了“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的安全主张。自此以降，“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便成为历代势力上升时期那些统治者安邦治国的中心命题，如明代永乐皇帝就一再强调“天下既平，不可不思患而豫防之”《明太宗实录》卷九三……而谋划国家安全的构想，确定国家安全的方针，制定并落实国家安全的措施，即构成实质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战略，从而为王朝的崛起提供最迫切的安全保证。
一制定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历史上王朝势力上升时期的安全战略，通常都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概略地说，这中间国防安全是中心，政治安全是保障，经济安全是基础，思想文化安全是重要条件，民族关系安全是主要环节。它们互为关系、互为补充，使历史上王朝势力上升时期的安全战略显示出系统、成熟、延续等显著特征。这既是中国古典战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
一 制定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 (一)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内涵以及表现
中国历史上王朝势力上升时期推行的安全战略，由于其面临的主客观环境与条件的不同，而显示出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个性风貌。然而矛盾的特殊性并不能淹没矛盾的普遍性，历代王朝势力上升时期安全战略之间也存在着共性，即带规律性的基本内涵，尤其在实现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方面，这种共性有强烈的体现，它们成为构建安全战略的要素，为统治者所共同遵奉并汲汲追求。
在政治上，普遍致力于建立和维护封建大一统的格局，强化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以此为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保证。
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理想追求与道德情感。作为有抱负、有作为的统治者，同样把建立和巩固统一当做实现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制定安全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在他们看来只有完成和维护统一，国家才有最大的安全，天下方可长治久安。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所谓“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等等，所昭示的都是这一层意思。
为了实现“大一统”，达到政治上的安全稳定，确保封建统治机器的有效运转，王朝崛起阶段的那些统治者通常都制定并推行一系列具体而严密的措施：
第一，建立并不断完善以皇帝为最高主宰的专制集权体制，这就是所谓的“尊天子，一制度”。其基本内容是由皇帝独揽国家最高权力，并建立起自中央到地方一整套完备的官僚办事机构，如秦汉的三公九卿体制，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度。与中央官僚体制相一致，在地方也先后设立郡县（州县）二级或道（省）府（州）县三级的行政体制，以确保权力的高度集中与统一，政令军令的畅通无阻。
第二，控制军权，以文制武。自战国起，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相呼应，军权也开始高度集中，君主对军权的控制大大加强，出现了人事上的文武殊途、将相分职制，决策上的廷议制，军队调动上的兵符制，赏罚上的军功爵制等等，以保证政治上的安全。秦汉以降，王朝崛起阶段军权集中的趋势更为明显，发兵权、统兵权和指挥权一分为三，出现了“以文制武”的趋势。从而进一步造成了“兵无专主，将无重权”的局面。
第三，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创造条件。经济是一切问题的基础，要保持政治上的安全局面，巩固国防，离不开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对此历史上王朝崛起阶段的那些明君贤相都有明确的认识，“仓廪空虚，财用不足，则国毋以固守”《管子·重令》……有鉴于此，他们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扩充实力，或与民“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为从事再生产创造条件；或实行盐铁官营，由国家牢牢控制重要的经济命脉；或重农抑商、重本轻末，以确立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经济活动导向。通过这些措施，使国家经济实力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造就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盛世”。有此为后盾，则政治安全、国防建设方可落到实处。如汉武帝之所以能反击匈奴，维护国家安全，就是以“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货财”《史记·平准书》。为基础的。
第四，抑制权臣，打击豪强，消弭潜在的分裂动乱因素。历史上王朝崛起阶段的那些有作为的君主，通常能清醒意识到强藩、权臣、贵戚乃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是天子“大一统”的对立面，稍加纵容，就容易引发政局的动乱，若此，则政治安全就无从谈起，所以他们总采取各种措施，“弱臣势”，以防止权臣秉政、皇权旁落的情况发生。汉武帝实施“推恩令”，武则天打击关陇军功贵族，宋太祖推行“杯酒释兵权”等等，就是这方面的事例。另外，对地方豪强势力，统治者也处处予以抑制、打击，通常采取的做法，是将其迁徙到京都一带就近加以控制，象秦始皇迁徙关东六国贵族至咸阳，汉高祖、汉武帝等迁徙“郡国豪杰”于关中地区，都属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举措。
在军事上，高度重视军队的建设，把提高军队战斗力作为推行安全战略的中心任务来抓，文武并用，巩固国防，伐叛抚降，镇压内部分裂活动，反击外来侵掠扰，维护国家的安全，保障统治的权益。
军事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在制定安全战略时处于中心的地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古人对此亦深有体会，多具卓识：“兵者百岁不一用，而不可一日忘也。”《鹖冠子·近迭》。“圣人致严于武备；为之城郭，为之关防，严甲兵以守其国，规画精密，训练有方，强御以遏，兆民以宁，天下久安长治之道也。”《明宣宗实录》卷三十八。这一点，在王朝初创阶段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基于这样的认识，历史上势力上升时期那些明智的统治者总是把建设一支强大而效忠朝廷的军队，健全发展国防体制，作为实现军事安全的根本目标来追求，从而系统形成了相关安全战略的明晰思路和基本措施。这中间带有共性的策略举措通常有以下几点：
第一，根据维护国家安全，巩固统治秩序的需要，建立和发展一支富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军队是国家专政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维系国家安全的坚强柱石。古人认为：“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墨子·七患》。所以历史上势力上升时期那些明智的统治者始终重视军队的建设，使之能够抗御外敌，平息内乱，维护安全，巩固统治。如汉武帝大规模发展骑兵部队，从而为夺取全面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又如唐代前期君主致力于军队实力的建设，先后战胜突厥、吐谷浑，翦灭高昌，征讨高丽，开疆拓土，消除边患，为政治稳定、军事安全、经济繁荣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再如西晋与隋代的君主，积极发展水军，提高江河作战能力，从而为突破长江天险，完成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第二，按照确保国家安全的原则，制定和落实军事发展的战略方针，使军队建设更好地服从于政治安全的要求。这在武装力量构成方面，是确立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基本格局，同时致力于贯彻优先发展中央军与正规武装的方针。这在军事布局方面，是实行强本弱枝、“居重驭轻”和互相维系的原则，把驻防重心放置在京畿等政治中心地区。唐初的折冲府主要驻扎于关中，清代的八旗兵重点布防于京师，均是明证。在兵种建设、军队体制编制改革以及兵役制度设立方面，是根据实战的需要和主客观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进行调整，有重点有选择地加大投入，使之更好地为国家安全服务。如北周、隋与唐前期实行府兵制，“兵农合一”，以保证军队的征发与作战能力的提高。
第三，有重点地加强军事领域的“软”“硬”件建设，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安全所提出的各种需求。为了提高军队的机动能力，有意识地改善军事交通状况，兴修驰道（直道），这在秦汉与隋唐时期均有切实的举措。如秦始皇在位期间，由大将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史记·秦始皇本纪》……它的开辟，使京师咸阳和北部边关联结在一起，平时边地军民屯垦耕作，一旦有警，长城戍卒点燃烽火，将领便可根据敌情作出部署，且可沿直道征调内地部队驰援，这样就增强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势力上升时期那些有为君主都重视平时的军队训练，强调中国虽安，忘战必倾。“教阅之法，信不可忽”《李卫公问对》卷上……砥志砺节，发奋练兵，提高部队官兵的军事技能，改善其军事素质，这方面唐太宗堪为楷模。他曾“引诸卫将习射于显德殿庭”，并亲自主持考核，使得诸卫府兵的战斗力很快得到了加强，“一二年间，兵士尽便弓马”。另外，针对军事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少数民族骑兵机动能力突出的特点，历史上某些君主还注意修筑长城，制定“以墙制骑”的安全战略方针，为保障国家安全创造条件。如秦始皇动员五十万人“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史记·秦始皇本纪》……筑起了一条西起临洮，东到辽东，袤延五千多公里的万里长城，起到了“以墙制骑”的重要作用。
第四，着力于边地军事建设，屯田实边，拒敌于边关，确保国家的安全和平。保持边境地区的安全，是国防中的要务之一，唐代陆贽对此的论述，反映了人们的共识：“边陲之戍，用保封疆；禁卫之师，以备巡警。二者或阙，则生戎心。国之大防，莫重于此。”［唐］陆贽：《陆宣公奏议》卷二。所以历代王朝崛起阶段的明智统治者都将加强边地军事建设列为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其中又以徙民实边，屯田积谷为边地军事建设的重点。“先圣制法，亦务实边，盖以安中国也。”［汉］王符：《潜夫论·实边》。“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应该说，历史上这方面的成功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如西汉赵充国边境屯田，阻遏匈奴南侵；唐太宗设置安西四镇，巩固西北防御，等等。这恰好证明，屯田实边，健全边防，的确是行之有效的维系国家安全的战略举措。
第五，适时动用军事手段，平定边患，镇压内乱，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选择，也是历史上王朝崛起阶段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从总体上讲，国家安全环境的营造不是他人赐予的，而必须通过复杂尖锐的斗争才能争取到手，必要的军事活动对于实现国家安全是不可或缺的。这在中国古代也不例外，所谓“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指的就是这层含义。因此动用军事手段，通过战争途径以达到安全，是中国历史上王朝崛起阶段的统治者制定和实施安全战略的重要抉择。这首先要立足于预防，即防患于未然，将任何动乱消灭于萌芽状态。这方面古人有很精辟的见解；“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六韬·文韬·守土》。而当事态已发展到不得不用战争手段解决时，则毫不犹豫动用武力。汉武帝反击匈奴，唐太宗战胜突厥，明成祖五征漠北，均是平息边患方面的成功典范，而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武则天扑灭徐敬业举事，康熙帝荡平三藩之乱，则是镇压内乱，制止分裂方面的显著事例。当然明智的统治者在以战止战的同时，也注意节制用兵，防止走向穷兵黩武的极端，这就是所谓的“提正名以伐，得所欲而止”《黄帝四经·称》……备战而不忘战，慎战而不黩武，这正是历史上王朝崛起阶段安全战略的重要传统。
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主张“夷夏一体”，积极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为国家安全提供有力保障。在思想文化上，提倡统一思想，增强文化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为国家安全创造精神氛围。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安全状态，所以历史上王朝崛起阶段的统治者，通常都将如何处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列为实施安全战略的关键环节。历史事实显示，古代中华民族内部的各民族之间，虽然多次兵戎相见，流血冲突，但其主导趋势是不断走向交流与融合。中国历史上势力上升时期的统治者，顺应这一时代潮流，接受《公羊学》的民族融合理论，在实践的层面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小大远近若一”［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的理念付诸实施。这方面，唐太宗堪称代表，他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强调“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并在官吏任用、民众抚恤等具体事务上加以积极落实。这样做的结果，是更好地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故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而唐太宗本人也因此被称为“天可汗”，成就一代伟业。
思想的统一，文化的认同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唯有思想文化的一致，才能牢固地建立起凝聚全民的精神纽带，共同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大业，消弭异端，根除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历史上王朝崛起阶段的统治者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普遍在统一思想方面进行努力，把它作为制定和实施整体安全战略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秦始皇禁止诸子百家之学，提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统治者鼓吹理学，颁行“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钦定读物，等等，均是这方面的具体例证。应该说，这种统一思想的举措，其意义是正负参半的：它使人们思想定于一尊，在一定时间内是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安全的；但它的文化专制实质，同时也起到了钳制思想、窒息学术的副作用，从长远看，对国家的真正安全也不无弊端。
一 制定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 (二)历史上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特色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王朝崛起阶段的安全战略内涵十分丰富，形态相对稳定，功效至为显著，并随着历史的嬗递而形成为一种传统，渗透于古典战略文化的各个层面，在巩固国家统一，推动王朝迅速崛起，促进中华民族大融合，维系正常统治秩序与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这种安全战略逐渐形成了自己一些鲜明的特点，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宝库。大致而言，其主要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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