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白色恐怖》 走出白色恐怖下载



《走出白色恐怖》

孙康宜

阅读提示

孙康宜教授是美国耶鲁大学讲座教授,也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在英美汉学界,论治学之严谨、任事之认真,孙教授是公认的模范。她丰姿优雅、诚恳谦和,永远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然而这样的学者风范下却藏着一个忧伤的故事:她曾经亲历台湾的白色恐怖,而且是受难者的家属。

白色恐怖是台湾政治史的一大污点。近年来,孙康宜教授在海外默默写下了这部《走出白色恐怖》。

(一)并非控诉文学,也不是伤痕文学

我父亲是天津人,母亲是台湾人。20世纪30年代,他们到日本留学,相遇于东京。在天津结婚。1944年我在北京出生,2岁时随父母从上海黄浦江登上轮船,越洋过海到了台湾。3岁时(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6岁不到(1950年)父亲蒙冤坐牢10年。那时正是台湾白色恐怖的年代。

这几年我父母相继去世,对我们一家人经历的风风雨雨,事过境迁后,想起来有千言万语要说:其中有令人难忘的生死之交,有奇妙的两岸姻缘,有人性的软弱和刚强,亦有道德情操的升华。

我至今难忘,1965年(21岁那年)自己很自然就选了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作为大学毕业的论文题目。作者一生命运的坎坷,使我联想到自己在白色恐怖期间所经历的种种困难。在与指导教授见面时,我特别向她透露了家父不幸坐牢10年的遭遇。可惜处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我还没有勇气写下自己的经验。

1968年我越洋移民到了美国。多年后,我游历加州西海岸,登上轮船到了天使岛(Angel Island)上,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对许多移民美国的华人来说,旧金山对岸的天使岛是个充满伤痛的历史印记。在1910—1942年极其漫长的30余年间,美国法律是不准华人移民美国的。所以在那段期间,所有入境美国的华人(总共17万5千人)全都被关在荒废的天使岛上,一律被当成犯人来看守着。可以想见,这些华人所遭遇的种族歧视和侮辱自是苦不堪言。他们在孤独无助时,唯有靠文字来宣泄内心的痛苦。直至今日,天使岛上“移民站”的四周墙壁仍充满了无数中国诗歌的遗迹。那一行一行的题壁诗真实写出了早期华人的辛酸史,也是创伤心灵的文字见证。

天使岛上的文字见证深深地感动了我。那以后不久,我决定要把我从前在台湾所遭遇的白色恐怖经验写成文字,让悲剧伤痕化为历史的见证。

写在这里的章节大多与白色恐怖有关,但这本书并非控诉文学,也不是伤痕文学。相反的,这是一本“感恩”的书——对于那些曾经给我们雪中送炭的朋友和亲人,我的感激是一言难尽的。

这本书也叙述了自我追寻和自我反省的过程。当我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回忆过去时,我发现我又学到了许多。我原来以为幼时所遭遇的患难是我生命中的缺陷,但现在发现,那才是我的心灵资产。我感谢早期那段艰苦的人生历程,是它让我在成长中提前成熟,也让我在缺憾中找到了完整的自我。就像诗人席慕蓉所说:那时候你就会明白/生命中所有残缺的部分/原是一本完整的自传里/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张我军先生和我们家

张我军先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也是我们家的老熟人。

常听我父母说,当年(1946年春季)如果不是张我军先生的帮忙,我们一家人一定很难顺利地从上海黄浦江登上轮船,越洋安抵台湾。据说当时的船票很难买到,要排很多天的队才勉强可能拿到票。即使能买到票,由于所有的船舱都挤满了人,我们一家大小是否能安全地上船还真成问题。特别是,要上船之前,人人还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爬上一个又高又窄的梯子,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海里去。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抱着小孩上那梯子就更加危险了。但张我军先生却毫不犹豫地抱起我那个才3个月大的弟弟康成,奋勇走上了危险的阶梯。接着,我父亲抱着我跟上去。最后,我母亲也上了船。对于这件事,我父母一直牢记在心。

其实和家人离开大陆的那年,我才刚满2岁。按理说,一个2岁的小孩不可能清楚地记得当时大家乘船渡过台湾海峡的惊险实况。但奇怪的是,那段渡海经验的某些片段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位张伯伯在船上时时刻刻照顾我(我当时年纪太小,还不知道他就是台湾的著名作家张我军先生),我记得他头上的头发梳得十分整齐,人长得并不很高,至少没有我爸高。另一个经常出现的镜头是:船上的甲板似乎到处都很破旧,连母亲正盖着的棉被也沾上了不少铁锈。我看见母亲在甲板上不断晕船呕吐,父亲则整天忙着照顾她,还有那个仍在襁褓中的大弟康成。这时,张伯伯就和我在船上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还领着我和其他乘客说话。我还隐约地记得,抵达基隆港刚上岸时,张伯伯还买了一根冰棒给我吃。我看着那冰棒直冒气,以为那东西很热,一直想把它吹凉……

小时候我常想想船上的情形,每当我回忆那位可亲的张伯伯时,还以为那人只是萍水相逢的乘客。直到许多年后,有一次母亲才告诉我:那位张我军先生早在北京时就是我们家的至亲好友了。

据母亲说,1943年她和我爸结婚后,一直就住在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北新华街。当时父亲24岁,刚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系毕业,才开始在北大当讲师。张我军教授则同时在北大教日本明治文学。由于两人对于日本文学的共同兴趣,很快就成了忘年之交(张我军先生较我父亲年长17岁)。后来他们发现,两家人有极其相似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张我军先生来自台湾,他的妻子罗文淑是在北京长大的大陆人。我父亲是天津人,在天津英租界长大,母亲则是一个早年在日本留学的台湾人。再加上两家人都很迷外国电影,正巧我们家就在中央电影院(即现在的北京音乐厅)对面,所以每回张我军夫妇来看电影,就顺便先来我们家吃晚餐并聊天。当时他们那种神仙似的生活确实令人欣羡。

然而,好景不长,1946年初,北京人已渐渐感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据说北大也快要停发薪水了。早晨出去上班,时常看到沿街到处都是又穷又饿的乞丐。冬天的北京街头更是惨不忍睹,早晨常会看见冻死了的人的尸体。在这种情况之下,爸妈只得找张我军先生商量,大家终于决定要一伙儿搬去台湾。他们想,以他们杰出的学历,至少能在台湾大学找个教书的工作吧!加上他们在台湾又都有亲戚,于是就更加充满信心了。因此,这就有了他们1946年春共同自黄浦江上船的台湾之旅。

(三)多年前乘船渡海的经验是我们个人命运的转捩点

从小我就把张我军先生当成了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对我来说,他简直是勇敢之神的化身。后来,母亲还告诉我一个动人的故事:据说孙中山先生刚去世不久,张我军先生就写了一篇题为《孙中山先生吊词》的诗,是准备用在一个秘密的追悼会上的。当时台湾人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只敢暗暗地悼念孙中山,不敢公开流泪。这时,日本警察发现了这首悼诗,十分愤怒,立刻严禁台湾人朗读该诗。幸而这首诗并无具名,否则当时还很年轻的张我军先生一定会惨遭迫害。

张我军先生于1955年逝世。他的儿子、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也已过世。

我是1974年初识张光直教授的。地点是普林斯顿校园。记得,才第一次见面,我就忍不住把两家交往的旧事告诉了他,同时也顺便把1946年春那段难忘的船上经历给他描述了一番。他对那船上的故事特别感兴趣,因为这段往事是他从来不知道的,而我的描述正好可以补足他资料上的空白。

原来,当时张我军先生带我们去台湾,他并没带他自己的家人一道上船,因为他打算独自一人先去台湾找事,等有了着落之后,再慢慢把妻子和孩子们从北京接到台湾。因此,当时正在北京上中学的张光直并没和我们一道在船上,否则他早就会与我认识了——虽然我当时才只是一个2岁大的女孩。张光直和他的母亲一直到该年12月底才到台湾,他们是从天津上船的,一共坐了3个月的船才抵达基隆码头。

我经常想:我与张光直教授的生平境况有些像两条相近而平行的铁轨,尽管我们的家人曾经有过那般密切的交往,但由于各种时势的运转和政治的因素,我们从来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一直到许多年后各自都移民到了美国,都已在汉学界里做研究,才开始互相认识。但我们终于发现,那段无声无息的历史也暗暗地流逝了。

然而,在我们各自的心中,彼此都深切地体验到,那多年前乘船渡海的经验确是我们个人命运的转捩点。首先,到了台湾之后不久,我父亲就受到亲戚朋友们的连累,于1950年1月底被冤枉成政治犯,坐牢10年。同时,张我军先生在台湾“始终处在半失业的状态”,后来为了养家,只得在台北开一间茶叶店。还听说,张光直以一个建国中学学生的身份,于1949年被捕。据我父亲说,1949年底,在他被抓进监牢前的几个星期,曾有机会到那茶叶店里去拜访张我军先生。

父亲记得张先生那天满面愁容,言谈中也较平日来得安静得多。当时我父亲以为张我军的忧郁完全是出于一种“怀才不遇”的感伤——特别是以张先生早年在北大教授日本文学的显赫地位,今日在台湾却如此潦倒,实在不怪他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也没去推敲是否还有其它的原因。后来过了许多年,我父亲出了监狱,再回头去想1950年元月初那次见面的情景,才突然悟到:那段时间正是张光直被关在台北监狱的时候,当时还传说有不少学生在狱中遭枪毙。可想而知,张我军当时一定为了儿子的事感到焦虑不堪了。

再过5年,张我军先生病逝,等我父亲于1960年1月出狱,当然也就见不到老朋友了。令人特别感伤的是,他们那一代的人似乎总是被迫在冷酷的政治面前永远保持沉默,所以即使和老朋友在一起交谈,也不敢私下讨论自己儿子所遭遇的政治受难。

(四)父亲从来不把他在新店军人监狱和绿岛的10年经历透露给我们

父亲从来不把他在新店军人监狱和绿岛的10年经历透露给我们

必须一提的是,一直到多年后我移民到了美国,才听说原来张光直并非张我军先生的长子。张光直的大哥张光正先生一直留在大陆,并没和家人于1946年迁往台湾。而当时在台湾的张我军一家人都不敢公开提及张光正的名字。所以1955年11月张我军先生去世时,讣告上并没列入这位真正长子的名字。由此事可见,当年人们在台湾的白色恐怖期间,因为极度恐惧而养成了凡事沉默的习惯。

关于这种“沉默”,我自己后来也学会了,以至于在我父亲坐牢的10年间——从我6岁到16岁的十分漫长的成长期间——我一直不断地告诫自己,除非不得已,绝对不向人说有关父亲被捕的事。动乱时期的冷酷之一就是,连小小年纪的孩童也必须学习控制自己的舌头。但这样的“沉默”对我个人并非没有好处,它使我长期在沉默中培养了观察周围的能力,使我较同龄的人来得早熟。问题是,对整个时代历史来说,许多重要而复杂的历史真相也都因为这种集体的“沉默”而随之被遗忘了。

记得1979年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再次碰到了张光直教授。当时我还特别和他讨论有关沉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我告诉他,经过将近30年的“沉默”,我父亲终于得以离开台湾到了美国,而且已经开始在亚利桑那州教书了。可惜的是,我父亲已经习惯了“沉默”,从来不把他曾经在新店军人监狱和绿岛的10年经历透露给我们。可以说,只要是涉及1950年代以来的政治问题,他全都闭口不言。幸而我母亲有时还会凭记忆给我透露一点儿信息,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但我知道,父亲的沉默是由于长期受到心灵的伤害所致,所以我从来不强迫他说什么。我对张光直教授说,可惜张我军先生已经不在世了,否则我父亲可能会在老朋友的影响之下,再次恢复他年轻时代对当今现实的关切,或许也能学习从极端的沉默中走出来。

一听到我提起他父亲的名字,张光直教授的一双大眼睛立刻亮了起来。他说:“请把令尊在亚利桑那州的地址给我,我回哈佛校园后,一定立刻寄给他一本我父亲的遗著……”

《走出白色恐怖》 走出白色恐怖下载
几天之后,我父亲果然收到了那本宝贵的书——《张我军文集》。那些文字是张光直教授从各处失散的报章杂志里收集而来的,该文集于1975年由台北纯文学出版社出版。在他的《序》里,张光直教授写道:“父亲逝世已快20年了。其间我自己一直在国外为生活奔波。父亲的文稿和书籍都留在台北的家,也随着母亲和幼弟一次次的搬家而散失殆尽。所以这里所收的诗文篇幅虽少,却也费了很大的气力……读者如果看到我父亲历年的文章,值得重印而这里没有收入的,盼能告诉我……”这段序文,我的父母将之视为至宝。

爸妈读了都非常伤感。突然间,记忆中的那些往事又一次浮上了心头。他们都曾经是张我军先生的好友兼读者,尤其是我母亲,从10多岁开始就成了张先生的忠实读者,每读一篇张我军的散文,就必定剪下来收藏。但不幸的是,自从1950年代初家中发生政治灾难以来,所有过去的书信、书籍、文稿以及老朋友们的照片全都遗失了。所以,对于张光直教授寄来的这本张我军的遗著,他们都格外珍惜。

(五)父亲的“二二八”

2002年6月,我又去旧金山探望当时年纪已达82岁高龄的父亲。自从我母亲于1997年9月去世之后,他就开始过着独居生活了。我父亲晚年的生活内容十分丰富,每天除了祷告读《圣经》以外,就是广泛地阅读世界新闻和书籍。那次我顺便带了一本张光直教授于1998年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番薯人的故事》给他。父亲一看见书皮上登有张光直中学时代的相片,就显然十分激动,手直发抖。我说:“幸亏张光直教授在过世之前有机会写这本早年的自传,给历史作了见证。但与其说它是给历史作见证,还不如说它是在给生命作见证。我最不喜欢看别人写控诉文学,我认为那是没有深度的作品。张光直这本书之所以感人,乃是因为它具有一种超越性。它不是在控诉某个具体的对象,而是在写人。它一方面写人的懦弱、阴险及其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写人的善良、勇敢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性。所以,他真是名副其实的人类学家……”

想不到我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么多话。自己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就不再说下去了。这时我在椅子上坐定了,便开始注视父亲的表情。

“嗯,我看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父亲突然开口说道,“你将来是否也考虑写一部类似的自传?……”

父亲这句话令我感到非常意外。原来,他已不再像从前一般地沉默了。显然,他也不希望我继续再沉默下去了,他要我也能开始提起笔来,为生命做出有意义的见证。想到此,我微笑地看着他,点点头。

我慢慢站起来,走到窗前,这时发现院子里有棵树叶极其浓密的大树,正悠闲地矗立在那儿。除了正在飞翔的鸟儿以外,四面一片空寂,好像这世界只剩下我和父亲两人。我觉得这个境界真是美极了。

那天在离开父亲的公寓之前,我又一次在他的书架上找到了张光直教授于1979年所赠的那本《张我军文集》。我摸摸那书皮,再次感受到了一种友谊的温暖。

父亲说,在我们抵达台湾的第二年(1947),“二二八”事件爆发了。那年我刚3岁,父亲28岁不到,当时任职基隆港务局总务科长。

那年2月27日,台北发生了一个缉烟冲突事件,政府缉烟人员因故打伤了一台湾烟贩,又打死一个路人。次日,也就是2月28日,台湾各地群众发起暴动,焚烧了烟酒公卖局,又攻占了警察局。愤怒的台湾民众与政府军警对峙,事态蔓延,很快就演变成台湾人攻击“外省人”的局面了。因此大陆人都不敢出门,也有四处逃难的。(据1947年3月1日美国驻台总领事馆信函文件记载,当时有不少大陆人逃到美领事馆避难)。其实在“二二八”事件之前,人们就已经预感到“大灾难随时会爆发”,因为“早在1946年末,失望和不平已经在台湾,尤其在城市中十分普遍,紧张的局面不断升温”。

我父亲身为大陆人,又是政府公务员,当时处境极其危险。因为有些台湾人为了要出气,只要看见外省人(不会说台语的)就出手打杀。那时我们家住在基隆大沙湾港务局宿舍,职员上班必须乘港局小渡轮。事变发生后,这里的职员都不敢出去上班了,一因港内枪弹乱飞,二因渡轮上的工人全是台湾人。只有我父亲每天照常乘船上班,因他平素同情体恤属下的台湾员工,与他们交了朋友,这时就受了保护,来往平安无事。

(六)“二二八”事件也是外省人的“恐怖时期”

到了3月8日,国民党军增援部队由福建乘登陆艇蜂拥而至,一举控制了基隆、高雄两大港及要塞。士兵一上岸立刻向台湾民众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扫射。于是,忽然之间,局势一变而成了“外省人”屠杀台湾民众的惨剧。军队遇到台湾人,凡不会说普通话的,马上就地处决,血染基隆港,遍地是血腥。据父亲当年的同事汤麟武先生(后任职成功大学水利系教授,现定居美国)回忆,“二二八”事件刚平息后,他回到港务局工作,“看见制造防波堤沉箱的渠道中,一具尸首已经发黑,不知是生前落海或打死后抛弃的……”汤先生对那个情景,至今难忘。

没想到这么一来,我家又紧张了,因我母亲是台湾人。她曾在北京住过,故学会了普通话;可是,万一有人听出她的台湾口音来,那怎么办?一时全家忧心忡忡,如坐针毡。

部队登陆那天,枪林弹雨,父亲被困在港务局的大楼里,不能回家。傍晚,母亲开始紧急应变。那时我和大弟还小(小弟尚未出生),完全帮不上忙。母亲一个人挪开榻榻米下面的垫板,弯着腰爬到水泥地上,清理地上的泥沙,然后把一床厚棉被铺在地上。那些日子里,只要一有枪声,或巷子里有嘈杂声,母亲就急忙掀开板子,带着我和大弟钻进地下去,日夜都如惊弓之鸟。

那时我才3岁,然而在往后成长的岁月中,那可怕的情景还时而在脑海里浮现。

但今天许多人不明真相,对“二二八”事件有所误解。一般人总以为在暴乱中,只有台湾同胞受难,以为当时所有台湾人和外省人都是对立的。但事实上,“二二八”事件也是外省人的“恐怖时期”。在那段时期,听到有许多台湾民众保护外省人的事;同样,国军登陆乱杀台湾民众的时候,也有不少大陆人以悲悯的心怀,同情保护台湾同胞的。我父亲就是一例。

我们宿舍附近有一家邻居,是打渔为生的台湾人。国军登陆后不久,有一天渔夫的妻子来找我母亲,哭哭啼啼地说,她丈夫失踪好几天了,不知下落……父亲一听,立刻换上制服,带着证件,出门直奔基隆要塞司令部。到了那里,父亲被领进去,等候消息。半晌,才有一个军官过来,看看父亲,一面摆手一面说:“别想了,人早已丢进港里去了。”说着就转身而去。

父亲呆了半天,在回家路上,心里一直盘算如何把这悲惨的消息告诉那个渔夫的家人。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到了他们家里。面对面看着他的妻子儿女,父亲只是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我猜想,那时看父亲的表情,渔妇已经知道凶多吉少了。待父亲吞吞吐吐说出实情,她一家大小相抱大哭,父亲只能站在那里陪他们掉眼泪。

那时,我父母想到的是那个渔妇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今后如何活下去?所以,有一段不短的时间,我们经常以物资及金钱帮助他们。

这件事,直到2002年6月父亲才告诉我。他说:“快60年过去了,许多‘二二八’的细节,我都记不得了,唯独这件事一生难忘。”

想来,那真是个苦难的时代。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当时有许多人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然而,当善良的人遇到可怜的人,至少能给那悲剧的时代,加添一点人间的温暖。

(七)6岁那年,父亲入狱

6岁可是个可爱的年龄。我女儿6岁那年的母亲节,老师要她们班上每人抄一首诗献给母亲,那诗的末尾还按上了自己的小手印。诗曰:

Sometimes you get discouraged

Because I am so small

And always leave my fingerprints

On furniture and walls

But everyday I’m growing—

I’ll be grown someday

And all those tiny handprints

Will surely fade away

So here’s a final handprint

Just so you can recall,

Exactly how my fingers looked

When I was very small

我才这么小,

老是把手印

弄到家具和墙上,

常惹得你有些沮丧。

但我天天都在成长,

有一天就会长大,

而那些小小的手印

终归磨灭消失光,

现在我把这手印留在这儿,

正好使你想起

我那么小的时候

十个指头的模样。

我把这首女儿的赠诗和手印当作图画挂在墙上,多年来时常欣赏,百看不厌。然而每看到这“图画”中的小手,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6岁时遭遇的事情……

记忆中,那是1950年初,我们才从台中搬到台北不久。有一天半夜正在熟睡,突然有军警多人敲门闯入,他们铐了父亲的双手,把他押走,给母亲和我们孩子留下了一片惊惶。父亲出事那天,大弟不满4岁,我尚未满6岁,小弟才1岁零8个月。

父亲被捕后不久,警方又来家里拿走很多东西,包括现钞以及父亲全部的衣物、书籍等。母亲当时才28岁,在台北举目无亲,遭此突变,她唯有垂泪。幸好趁混乱之机,她把一些金子藏在小弟的尿布中。此后不久,她就带着3个小孩乘火车南下,一直逃到高雄县一个叫做港嘴的乡下,暂时投靠在我大姨家。其后好长一段时间,父亲几如失踪。家里收不到他的任何消息,母亲开始以为他有遇害的可能,甚或像“二二八”事变时许多人被打死在南港桥下那样……

6个月之后,母亲终于收到了父亲从台北新店军人监狱寄来的一封信,说已被判刑10年。信中并没说为何被判刑,仅说一切尚好,勿虑。母亲知道父亲受了别人的连累,但在1950年代初台湾那种动乱的情况下,她也无可奈何。

得知父亲还在世,母亲不再像以前那么悲观。这以后不久,母亲就开始在林园小镇开裁缝补习班,赖此维生。此后10年,我们都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

那时母亲常常鼓励我:“你小小年纪就受这苦,我实在心疼……但一个人幼年受苦总比中年受苦好,你再苦也得努力用功啊……”后来我读到初中,曾多次想放弃保送高中的机会,去读师范学校,好早些毕业帮母亲赚钱。但我的想法受到母亲严厉否决。她说:“我宁可牺牲儿子的教育,也要成全女儿。男孩子长大了在社会上出路很广,女孩只有好好上学才会更有出息……”

(八)母亲一再强调,是我那双强壮的小手营救了大家

母亲一再强调,是我那双强壮的小手营救了大家

母亲自己再苦也尽量不要她的儿女受苦。在那个年头,母亲等于是我们的温室,而我从6岁起就在这“温室”里成长,从来没有受寒冻的侵袭之苦。

1950年代初,台湾人的生活还很贫穷;一般乡村村民三餐多以甘薯果腹,以凤梨汁、咸萝卜干佐膳,在农历初一、十五祭拜时才能吃到纯白米干饭、鱼和猪肉。那时多数学童赤脚上学,以买菜用的旧袋子当书包,下雨天戴斗笠、穿蓑衣。而我们三人穿的却是台湾有钱也买不到的羊毛毛衣,那些毛线都是从前母亲从天津带来的。

母亲于困境中始终坚持自立,凡事都首先为她的儿女着想。为了养活我们,她成为一个裁缝师。她任劳任怨,每天都倾注全力要把每件事做好,于是几个月下来就培育了不少杰出的裁缝学生。可想而知,她很快就赢得了乡里人的信任。她的裁缝班自然变得越来越大,收入也逐渐稳定。

但由于精神紧张,压力过重,母亲在我8岁那年开始身患重病,不但有严重的肠疾,长期便血,而且逐渐地心脏衰弱,每次病发,连医生都感到束手无策。有位医生只好劝她随便爱吃什么就吃什么,意思是她活不久了。当时母亲最担心的就是,怕自己活不到我爸爸出狱的时候,怕没人能照顾她的3个孩子。她原来不信宗教,但有一次在病中无助,只好跪地向主耶稣呼求祷告,结果很奇妙地痊愈了。从此以后她就成了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一直到1997年过世,她一生热心传扬福音,领人归主。

我从小就从母亲那儿得到许多灵感。母亲刚开裁缝班时,我正好6岁,才上小学一年级。看到她每天专心地在一针一线中过日子,我也养成了努力工作的习惯,有时陪她“开夜车”到深夜。当时家中没有书桌,我就在排列整齐的裁缝桌上放满了报纸,在上头练习书法,之后自己又用针线把写完的书法缝成册子,交给老师。7岁那年我终于获得了全高雄县书法比赛第一名。得奖的当天,我迫不及待地写信告诉爸爸,听说爸爸收到信之后整夜失眠。我想,对他来说,儿女的成就乃是他在监狱里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了。

我最喜欢用手指来回地数算,看看还有几年爸爸就会回来。妈妈经常告诉我,我的手完全遗传了爸爸那双强韧的手,既粗大又有力气,不像她的那样生来细润修长。和父亲一样,我喜欢写字,6岁不到就能写50多个字了。从小我就不喜欢玩具,却喜欢各种各样的纸和铅笔。在遭家变以前,父亲每天下了班几乎都带我去逛文具店。

母亲说,我很小就颇为勇敢。当年保密局的谷先生来抓我父亲,本来连我妈妈也要一起抓去。但我一看情况不对,立刻拿起一根很长的棍子朝着他猛打过去。据说谷先生因被我这么一个6岁孩子的孝心感动而作罢,否则我们姐弟三人可真要成了孤儿了。多年后母亲还一再强调,是我的那双强壮的小手营救了大家。

在林园乡下上小学时,从三年级起,我就当起学校里每天升旗典礼的乐队指挥,所以直到如今我仍记得小时候指挥时那种挥动手臂的感觉。

(九)母亲的热情与生命力常使我联想到那终日不断结网的蜘蛛

父亲不在家的那10年间,尽管政治迫害不断给我们带来许多生活上的困境,但自小我的心里却是乐观而平静的。我以为自己虽然活在不幸的时代里,却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想这是因为母亲不断给我们一种爱的启蒙的缘故吧。

首先,母亲很爱父亲。她天天自己省吃省穿,全为了我们姐弟三人,但若遇到父亲喜欢的东西,哪怕再贵的价格也要把它买下来寄给远方的他——虽然母亲知道,东西一旦寄到监狱里,父亲不一定能自己全部享用到。此外,母亲也经常为父亲制作新的内衣和被褥,总是边缝边落泪。遇到这种时刻,我最深的感触就是爱,心想母亲虽然孤独寂寞,但她的内心十分充实,因为她对父亲的爱是无条件的。她是为了爱才生存下去的。

许多年后,我读到清代女诗人席佩兰的《寄衣曲》,仍忍不住要想起母亲来。席佩兰的诗中描写自己要给远离在外的丈夫做衣服,谁知却突然发现剪裁甚不容易:“欲制寒衣下剪难。”这是因为丈夫已离家很久,人不在身边,无法量身体的尺寸,只有等夜里梦见郎君时再说了:“去肘宽窄难凭准,梦里寻君作样看。”母亲也和席佩兰一样,天天都想为自己的另一半剪裁衣服,但不同的是,母亲的爱充满了现实的焦虑——她担心父亲适应不了狱中的苦难生活,想象他在拘禁中一定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甚至还时常梦见他那面黄肌瘦的样子。可以说,父亲的健康就是母亲日夜萦绕心头的忧虑。后来不久,父亲果然在狱中染上了肺结核,真的变得消瘦无比,于是母亲便开始为他四处求医。有一段日子母亲还临时请假,自己赶去台北,天天送药和营养品给狱中的父亲。

母亲的热情与生命力常使我联想到那终日不断结网的蜘蛛。女诗人席佩兰另有一首《暮春》诗,写的正是蜘蛛“宛转抽丝网落红”的执著情怀。诗中那蜘蛛忙着专心结网,就像母亲努力做裁缝一样。唯其执著,所以能在艰难中体现出生命的顽强与美丽。从小我就常常想,母亲那种毅力还代表了一种持续努力的生命态度。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的话:“是那不断持续的习惯塑造了我们每个人。凡是杰出的表现都不是偶然一次做出来的,那是习惯成性的结果。”亚里士多德这一段话的英译是:“We are what we repeatedly do Excellence,then,is not an act,but a habit  ”关于这一段引文与蜘蛛的关系,我得自一张海报的灵感。

后来我就把母亲的“习”的家训教给了我的女儿,要她努力用功。但女儿对读书写字缺乏兴趣,起初令我有些失望。但后来发现她在音乐方面颇有天分,才渐渐地转忧为喜。从小女儿就喜欢学各种不同的乐器,不论是拉小提琴、中提琴或是弹钢琴,她都有如鱼得水的乐趣。我从前对音乐毫无知识,现在却因为必须陪女儿到处参加演奏,才终于体会到美丽的音乐也是在不断持续的努力“练习”中产生出来的。

最让我感到庆幸的是,在母亲过世之前,她居然有机会欣赏到我女儿的音乐表演。每次看到Edie和她的同学们在台上演奏提琴,看到她们细腻美妙的手指游动自如,且能拨动观众的心弦,母亲就会说:“这些活动的小手指多么灵活可爱呀,她们使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你……”

(十)雪中送炭恩难忘

1950年代执教于林园国校的蓝顺仕老师,来自澎湖,幼时因家贫,穿着破烂,常被师长藐视甚至挨打,故发誓有一天若当老师,必定要爱护贫穷子弟和家有变故的学生。他到林园国校教书那年才24岁,但一年下来已做了不少好事。例如,将自己配给的米送给贫穷的学生,替他们交学费,背患过小儿麻痹症的学生上学和回家等。

那年我的大弟康成才七岁,上二年级,他的导师就是蓝顺仕老师。当时我上小学四年级,上课的地方正巧在康成他们教室的隔壁。我的级任导师是来自山东的女老师曹志维,她很喜欢我,推举我做班长。因为曹老师和蓝老师处得很好,总在一起聊天,所以两人时常提起我来。

有一天课后,一向与同学玩得很开心的我,却反常地作忧郁状,正独自靠着墙壁站着,好像有什么心事的样子。于是蓝老师就立刻问曹老师,想了解一下我的情况。原来,前一天在上作文课时,曹老师定的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我却边写边流泪。曹老师料想我家一定有了什么变故,就摸摸我的头,以示安慰。当天下午曹老师就到我家专程拜访。她一走进我们家,就看见我妈妈满头汗珠,正在教裁缝课。妈妈一见老师来了,立刻把工作放下,请她到安静的后院交谈。母亲本来不愿提起父亲正在监牢里受迫害的事,但沉默片刻之后,就勉强流着泪告诉了曹老师。经过这次拜访,曹老师才知道我母亲是个“女中丈夫”,独自一人撑起了养育3个小孩的重任。因此,曹老师对蓝老师说,她很同情也很佩服我妈妈,认为她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女性。

这次以后,蓝老师更加了解到我们一家确实已处在一种山穷水尽的境地了。当时,蓝老师是林园大信医院张简医师家的家庭教师,而张简医师又曾是我们家的老朋友,对我们家的遭遇十分清楚,故也时常向蓝老师提起我们。

据后来蓝老师说,在他班上,大弟康成几乎从来没有言笑,又常被班上的其他学生“拳揍脚踢”,而康成既不反击,也不哭,十分坚强。在这种情况下,蓝老师总是非常同情康成,并且做了适当的公平处理。

弟康成一直就是个好学生,从来没迟到过,但学期中突然连续三天迟到。于是蓝老师就详细查问。后来才听说,我母亲因重病,由当地教会长老陪同,已前往左营的二姨家,将要接受治疗。我被寄放在林园的表姐家,而大弟小弟两人则寄住在远处的港嘴大姨家。这样一来,康成每天早晨就得独自走路到林园国小上学,每趟需费时一小时以上。蓝老师知道这事之后,就开始用自行车早晚载康成上学、回家。后来他就干脆让康成跟他一起住在学校宿舍里,每天照顾康成吃住,还帮他洗澡。同时每天也带他到张简医师家中补习(不久,我也加入了这个补习的阵营)。几个月后,母亲终于病愈回林园,才和我们团圆。但蓝老师还是每天下午到我们家接我和康成去补习。下了课,他总是带我们到前市场喝杏仁茶、吃油条。

有一次康成哭着去上学,因为临时发现书包丢了,以为给贼偷走了。但蓝老师立刻安慰他,还答应买新书和全新的书包给他。没想到下课时,康成愕然发现五岁的小弟观圻(当时还没上学)正背着那书包坐在校园里的一棵树下,左右翻看哥哥的书本。这事使得蓝老师甚为感动,认为小弟生来好学,因而也开始把小弟带到他家里去读书了。

(十一)探监途中

1953年,我9岁,那一年父亲从台湾东岸的绿岛(通称火烧岛)集中营转至台北新店军人监狱继续服刑。此后每年寒暑假,母亲必带我们姐弟三人去监狱探望父亲。

我们家住在高雄乡下,每次去探监的往返行程都十分辛苦,特别是挤公共汽车和赶火车,一路上颠簸嘈杂,我们这弱小的妇幼四人,几乎总是在人堆里受尽拥挤推搡之苦。出发的当天,母亲一大早就带我们从林园乡下乘汽车到凤山,再由凤山搭“高雄客运”往高雄市,到了高雄之后,又得转乘市内汽车到高雄火车站。在挤满了旅客的火车站匆匆买了票,又得长时间地等车,而好容易上了车,每一次车厢内都是爆满。那些抢先上车的,急着占位子的,全都横冲直撞,母亲只得护住两个弟弟,一只手拉一个,边走还要边回顾落在后边的我,而我身背大书包,想赶上去却总是走不快。等赶上车,浑身无力地往车上一坐,在火车摇晃中一歪头就靠在椅背上入睡。直到几小时后抵达彰化或台中车站,停车的时间较长,母亲买了水果零食和便当,这才叫醒我,我揉揉眼睛,掏出我那把小刀,把母亲递过来的香瓜切成片,与弟弟们分食。那火车也真慢,到达台北,总要拖到次日清晨。这时候母亲又要招呼我们这些喊饿的孩子吃了早点,再搭汽车前往新店。

从新店往军人监狱,要乘三轮车,那段路最令我难忘。那是一条漫长的路,沿途十分荒凉。我们四人总是同坐一辆车,母亲和我坐在座位上,两个弟弟蹲在我们的脚边。听说我们去军人监狱探监,三轮车夫的脸上多流露出同情的表情,都不愿多收我们的钱。记得有一回,一个三轮车夫边踩车边说道:“孩子还这么小,爸爸就被抓去关了监狱,真可怜啊!你这位太太也真不容易呀,是远道来的吧?唉,我知道那里头关的不少人都是冤枉的……”他一边说着,向监狱的方向指了一下。

妈妈唉声叹气:“你真是好心人,我们是从高雄乡下赶来的,坐了一天的火车才到呢。我丈夫已在牢里关了三年,还有七年刑期才满。到时候,会不会出来,还说不定呢……”“唉!你的命真苦……”车夫只顾叹气,口中不断在说:“命啊,命啊,这都是命啊。”

终于我们抵达监狱墙外。远望阴森森的,到处有宪兵站岗。母亲向车夫说:“多少钱?让我先付这一趟的钱给你。”“不用,不用,我在门口等你们,等回去时再付钱吧。”“也好,那就多谢你了。”母亲笑脸向他致谢,脸上却掩盖不住深重的忧虑。

我们进了监狱,母亲和管门的人说了几句话,就带着我们站在面会室里等候。面会室中隔一道玻璃窗,把两边分成隔绝的空间,里外虽看得分明,伸手却不能互相触摸。家属在外,犯人在内,所谓“面会”就是徒然地面面相对,谁也不得逾越冷酷的界线。狱卒领着我爸爸从玻璃的那头走来了。他满脸憔悴,浑身消瘦,穿着没系腰带的囚服,我一下愣住了,不住望着母亲说:“爸爸来了……”

面会开始了,母亲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只是把小弟大弟高高抱起,好让爸爸看个清楚。我则努力踮起脚尖,在一旁观望。旁边一直有人站着监视,面无表情,一面在计时,一面似乎还在录音。最后父亲先开口:“我一切很好,你们不要担心……”

(十二)好心的三轮车夫

隔一道玻璃窗,妈妈对爸爸说:“你看,3个孩子都长大了。”又低头嘱咐我们:“快叫爸爸……”

我隐约记得那天爸妈的对话大约如此:“我给你寄来的药都收到了吗?还需要我寄什么东西?”“不需要了。你太忙,不必每封信都回。”“这学期孩子的功课都很好,小红还是考第一,康成第二名,观圻明年就要上小学了,我会继续寄他们的相片给你。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呀……”

这时管门的人早已在催促了,因为每次面会时间不能超过10分钟。但听说那次狱卒特别同情我们,看见我们母子四人好不容易从老远的高雄跑来面会,破例给我们延长了5分钟。

走出监狱,我们都忍不住流泪了。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我仿佛长大了许多。

远远地,我看见监狱的墙外空荡荡的,只有那个三轮车夫很耐心地在那儿等候我们。在回程中,三轮车夫一直安慰我母亲,说:“你们还算幸运的,这年头能保一条命已经不错了……”

三轮车夫拉着我们走了几十分钟,我们又回到了新店的汽车站。

三轮车刚要停下来,母亲已伸手掏出钱来。下了车,母亲一面向车夫道谢,一面要把钱递过去。谁料,车夫一下子竟跳上车去,向我们摆摆手,喊了一声:“我不能要你们的钱呐……”母亲还没来得及开口,那车夫头也不回,飞奔而去……

几十年来,我一直忘不了那个好心的三轮车夫。

有关父亲1950年在台北被捕的详细情况,我一直到半世纪之后才偶尔从父亲自己的口中得知片段。那个隐藏多年的政治迫害景象才慢慢在我的眼前又一次展开了。

原来我父亲坐牢10年乃是受我大舅陈本江先生的连累。因为保密局的人抓不到陈本江本人,故把目标转向陈的亲戚和朋友们。由于我父亲当时的身份和地位较为显著,而且又是陈的妹夫,还是大舅留学日本时期的同学,所以就不幸成了代罪羔羊。

在我幼时的印象中,好像有一天夜里父亲突然被人强迫带走,以后就没回来了。但后来我才知道,那记忆并不全对。事实上,保密局的人前后一共抓了父亲两次。1950年1月23日深夜父亲第一次被逮捕,当晚受了强烈灯光下连续不停的拷问,在拂晓前被推入阴森森的囚房,该囚房仅三个榻榻米大,门一打开,父亲就看见早已有一堆人躺在地板上,横七竖八。因灯光颇暗,父亲自己挣扎了老半天,才找到一个小空位,勉强坐了下来,不久即和衣(大衣)昏昏睡去。晚间在吉普车刹车声和人们凄惨的哭喊声中,不时惊醒。当时父亲想到家里的妻儿,心乱如麻。据说他心里最惦着我,还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昨日掌上珠,今朝成孤雏。”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1950年代,大祸忽然临到我们全家,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一夕之间坠入忧伤痛楚的流泪之谷……”

但父亲被捕一个月左右,突然被释放。那时家中的东西已全遭没收,且被迫搬进另一间被没收的民宅中,整天都有特务在家里监视。日间则有保密局的人带父亲到各个城市,他们要他说出某某亲友现在躲在哪儿等等(当时有亲友参加了民主革命联盟),但父亲却丝毫说不出什么,态度也不合作,故5月5日那天又被抓。

(十三)父亲的故事

父亲第二次被捕那天,大弟康成正在发高烧。故上了军车后,父亲一直心如刀割。首先,他被关在保密局另一个临时看守所里,所内地板尚未干,整天不得盐吃,身体浮肿,几乎支撑不住,且时时活在黑暗中。每天早晨,倒马桶是唯一得见天日的机会,但后面总有刺刀和冲锋枪跟着,十分恐怖。当时,父亲天天被施加各种各样的体刑。

数月之后,父亲被移送至军法处看守所。在那儿很久都没判刑,只得到一个号码。刚进去时,半夜经常听见有人陆续叫喊某某号、某某人,接着只见一个个年轻人被推出去枪毙,他们大多是优秀的台湾青年,几乎全是台大学生。

那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父亲就被判刑十年,随即关入军人监狱。这时监狱刚建成,连墙壁都还是湿淋淋的。每天那儿的政治犯等于睡在“水上”,因为被褥底下都渗透着来自浴室和厕所的水。但这时总算准许犯人给家人写信了。此时在妻儿下落不明的情况下,父亲只得写信给住在南部的大姨父。后来信通了,母亲带着两岁的小弟观圻,飞快地赶往台北的监狱看望父亲。那回父亲隔着窗,只见母亲抱着观圻,观圻拿着半根香蕉在嘴上啃,夫妻两人,一时泪眼相对无言。

但母亲第二次去时,父亲已被送到绿岛劳动营去了。

据父亲后来回忆,有一天半夜,上头突然命令牢里的政治犯立刻打好行李,然后大伙儿就上了大卡车。车在大路上行驶,父亲却看不见外头,因为车上的窗帘全部拉下,四面一片黑暗。后来才发现自己已被押到基隆港码头,又被逼上船,船上每两人一副手铐。一到绿岛,解下手铐,先走五公里路到营区,当时天已傍晚,但未开饭,立即又集合,当下给每人发下绳子和杆子,列队再走到码头,每人须抬运米粮回营,黄豆一包两百斤,压在肩头,人勉强能站得起来。因为打着赤脚,而路上又都是沙石,步步都是在极端的痛苦中走过的。

据父亲回忆,在那段强迫劳役的日子里,他常常想起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所描写的集中营的情景。当时他觉得苦不堪言,生不如死,加上早已在监牢里得了肺病,这一下就更严重了。父亲从来不会游泳,有一次看见绿岛有一个很深的池塘,他故意跳下去,心想一定会立刻就死了。没想到他的身体竟浮在水上,沉不下去。那次父亲虽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他的一些朋友却死在绿岛了。

大约两年后,父亲终于被押运回台,关入新店军人监狱。在那里几年之间,父亲看见难友们死的死,疯的疯。同时,他仍照常受罚,每日戴着脚镣出去做工。后来身体不支,就开始吐血,心想此生是绝对无法生还了。但终究还是写信通知了母亲,让她寄药到监狱里。

坐牢的经验使得父亲渐渐看透了人性,从此勤读《圣经》。他发现,《圣经》乃是反映人性的一面镜子。在经历过诸种人生境遇之后,父亲终于找到了他的信仰。在坐牢的最后三年间,父亲似乎能静下心了。他不但自愿在牢里教英文,也从事各种翻译工作。例如,他译自日文的《论科学的思考》一文曾发表于《科学教育》第三卷第三期(原著者为汤川秀树)。后来父亲把他那篇译文从牢里寄来,献给我妈,作为他们结婚第十四周年纪念。母亲深受感动,因为没有什么礼物比那篇文章更珍贵的了。

(十四)母亲的固守

我的母亲有一种固守的性情,凡事都能心志坚定,不受外在的诱惑。这种性格也使她在患难中变得十分坚强,成为一个刚烈的女人。

父亲坐牢十年,自始至终都独立自强,即使遇到了经济上的困境,也从不接受亲友们的资助,只是自己昼夜不停地做工,勉强糊口。在那些日子里,她有流不完的眼泪,泪水经常湿透枕边。同时她还得了重病,但仍然不顾一切拼命做苦工。因此,在林园的小城中,她很早就赢得了“贤德妇女”的名声。后来,父亲出狱时,各处亲友纷纷来慰问,知道母亲所经历的事,无不称赞她的美德懿行。

记得我们刚搬进炼油厂教员宿舍不久,有一天,一位父亲的老朋友远道来访,听了妈妈的故事,又感叹又赞美,临走向我父亲说:“这是现代的王宝钏啊。”因为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许多人出狱之后,就会发现自己面临着两种困境:其一是就业问题;其二就是家庭破碎,自己的妻子早已离去。当然,那是残酷的政治现实所造成的悲剧,是人人都能体谅的。

当时许多政治犯一旦被判刑,知道自己出狱无期(即使被判有期徒刑,也不一定能按期出狱),就劝他们的妻子再婚,主要怕她们耽误了青春,也怕她们和孩子们无法生存下去。我记得,妈妈刚开始在林园乡下开办洋裁班时,有一天忽收到爸爸寄来的这么一封信,信中提到既然他已被判十年刑期,生还无望,要妈妈赶快改嫁云云。

妈妈读完了信,气冲牛斗,嘟囔着说:“胡说些什么呀……”说着,立刻买火车票,出发北上。那次妈妈一个人匆匆赶去台北,我完全不知道爸妈是如何进行对话的。只知道从此之后,爸爸再也不敢提这事了。

每次有人在我面前称赞我妈妈,说她很美,我总是感到很骄傲。但我认为母亲的美是她的内在美的真情流露,她那种凡事固守的性情使她特别有魅力。对我来说,母亲的美是一种人格美,珍贵有如玉石。

我记得,爸爸不在家的那段期间,妈妈最发愁的就是我们的经济问题。每当我们快要交学费的时候,她就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筹钱。有一天,一位与妈妈娘家有世交的朋友忽然来信,说他近来发了大财,想带妈妈到凤山去做一笔很好赚的投资生意,说只需几个钟头的时间就能把事情办好。母亲听了很高兴,于是就约好某天早上一同去凤山。出发的当天,那位朋友还特地请了专车来接,也算彬彬有礼了。

当车子驶到半途中时,妈妈开始起了疑心。似乎车愈来愈近郊外,不像去城里的样子,而且已快到海边了。这时妈妈才猛然发觉自己受骗了,于是神色惊惶起来。那朋友知道难以再隐瞒了,就温和地向妈妈一五一十据实说了:原来那天不是出来谈生意,而是想找个机会向妈妈求婚,希望妈妈能嫁他做妾!妈妈一听,大吃一惊,又气又怕,立刻就喝令司机停车,自己开了车门,飞快地往海边跑去,好像要去投水自杀的样子。车里连司机带那个朋友吓得赶紧追上去,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把我妈带回车里。一路上,那位老朋友面红耳赤,连连向妈妈赔罪不止。就这样,妈妈才得脱险。

这件事是事后我们房东太太告诉我的。那年我虽然才11岁,但已开始懂得这种事的严重性。我后来问妈妈,但她说不要紧:“小孩子不要乱想。”从那时起,我开始特别注意妈妈的安全,很怕有人随时会来害她。

(十五)父亲出狱后每隔两三天就被查一次户口

1960年1月23日是父亲出狱的日子。整个1月我们都非常兴奋。我想:终于等到有一天,母亲不必急忙地撕日历了。

父亲不在家的十年间,母亲每天等不到黄昏的时刻,就已先撕掉了当天的日历。既然日历是时间过渡的指标,它也是希望的象征。每次撕过日历,母亲总要说:“你看,明天就快要到了,你爸爸又能早一天回来了。”

为了预备父亲出狱那天的到来,母亲早已于一个星期前到台北去了。那时学校还正在上课,所以我们姐弟三人没跟着去。我们暂时住在左营高雄炼油厂的二姨家,以等待父亲的归来。

终于见到父亲了。那天父亲穿着深蓝色的西装,配上深红色的领带。站在他身旁的母亲显得特别年轻,她穿了一身淡紫色的旗袍,一直很开心地和亲戚们说笑。那天晚上,二姨家为了庆祝我爸平安归来,特地开了一个家庭庆祝会。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然而,好景不长,父亲才回来几天,我们又开始尝到“政治迫害”的滋味了。那时我们暂时住在二姨父他们乡下的老家。有一天夜里,忽然听见外头有人大声敲门。敲得很急,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跳起。父亲马上开灯,穿上衣服,飞快地跑去开门。我因为临时太紧张,就抓住妈妈的手不放。看见墙上的挂钟,知道是半夜3点。心想,难道他们又来逮捕父亲不成?

接着只见一个警察走了进来:“怎么不快开门?你不是姓孙吗?快快快,我是来查户口的!”

一听是来查户口的,我突然放下心了。母亲这才爬到卧室里那榻榻米上,小心翼翼地把户口誊本从柜子里拿出来。

那警察故意提高声调说:“家里怎么只剩三个人?还有两个男孩呢?”

我抢先说:“两个弟弟在高雄炼油厂上课,现在寄宿在我二姨家。我二姨的地址是……”说着就要提笔写给他看。“好啦,好啦,我知道就是啦。”他翻一翻户口誊本,又朝父亲仔细端详了一下,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

我们三人像泄了气的皮球,老半天都说不出话来。那天一直到天明,我们都没再合过眼。

此后,每隔两三天就有一次“查户口”。其实我们并不怕这种干扰,怕的是邻居们的反应。因为每次那警察到我们家查户口,都大声嚷着说话,好像故意要让所有邻居左右都知道这事。所有邻居都看在眼里,渐渐不敢和我们说话了。还有人七嘴八舌,趁机制造谣言。那段日子我真是苦不堪言。那时我上高中一年级,功课开始繁重,每天都读书至深夜,如果半夜又有警察来查户口,那只得通夜不眠了——因为我从小就神经过敏,一旦醒了,就再也睡不着。

这期间,父亲开始到处找工作,但我们发现附近没有任何人敢聘用他。当时台湾仍在“戒严”时期,到处草木皆兵,而且每个学校和机关都有“安全组”或保防秘书,要按时把所有员工的情况向上级治安单位报告,凡有前科者,均不敢录用。后来爸妈决定先到林园的好友石贤美长老的家中住一段日子,顺便由她帮忙找工作机会。但几个星期下来,走遍了高雄台南,却处处碰壁。当时林园附近有一家中学本来准备聘用父亲,但后来校长知道了父亲的背景,就立刻送来通知:“碍难聘用”。最后,父亲只得在林园的一家补习班里暂时教英文。然而,当地的警察不断到石贤美长老的家中查询,三两天就来一次吓人的“查户口”,弄得大家鸡犬不宁。

(十六)父亲工作稳定后,我第一次拥有了“家”的感觉

后来,通过二姨父几个月的努力,父亲终于得到消息,说高雄炼油厂国光中学校长要找他面谈。该校校长颇为同情我爸,也很欣赏他的英文造诣,故很想立刻聘用他,但苦于“安全组”那边难以通过。况且高雄炼油厂又是国防要地,眼看这一关是绝对过不去了。后来有位亲戚找到从前逮捕父亲的那位谷先生,请他在此紧要关头为我父亲写信,证明我爸爸当年被捕实为无辜受累等情,这才勉强过了关。

几年后,我和两个弟弟要出国留学,再次因父亲的背景而无法通过警备总部一关,也通过同样的方法才得以顺利出国。此外,1977年谷先生曾当面告诉我,他一直知道我父亲是无辜受累的,只是我父亲“脾气太坏”,当年被捕后,曾当面顶撞他,才被判十年的。

总之,出狱后的十七年间,父亲一直在国光中学里任教。父亲早年读书一向名列前茅,从前曾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但后来因其不幸的政治遭遇,无法施展其才华,殊为可惜。但他终于有机会教育炼油厂员工的子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本来父亲兄妹三人自幼都得祖父亲自教授英文,已有了根基,后来父亲又在天津英租界从一位英国教师专修英文,故会说一口British English(英式英语)。到国光中学后,父亲在家夜以继日地用功,一面读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同时又得花时间矫正他从小习惯的英国腔,重学美国口音。因此,常常清晨4时就起身,一个人到后院走廊上改学生考卷(那时他的病尚未痊愈)。任教第二年,高雄市政府抽查全市“国中”英语,结果国光竟得了冠军,比亚军高出了三十多分。当时高雄附近的报纸争先登出有关父亲教学优良的消息,还有记者专程来家里拜访。自此父亲的工作博得学生和家长的信任,甚至后来炼油厂招考职员的英文命题也常由他一人负责了。

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保警队员仍每周两三次到家里来“查户口”。经常是三更半夜就来敲门,手里还拿着手电筒不断地照,又到处翻箱倒柜地搜查,有时还大喊大叫,自然也吵醒了邻居左右。在这种时候,我们面对那撞门进来“查户口”的警察,心里虽然感到怨恨,却也无可奈何。

在这种“查户口”的疲劳轰炸之下,母亲最担心父亲又会旧病复发。后来父亲果然开始吐血,幸而得名医诊治,才渡过了难关。

至于我,每天早晚都在忙着赶交通车到高雄市区上学。在返途中,每次看见那座美丽的半屏山高高耸立,我就知道快到家了。真的,尽管生活的境况仍未能如人意,但这些年来,我第一次拥有了“家”的感觉。

因为即便是我的大表姐,我大姨的大女儿,也曾经大哭大嚷,朝着我妈妈大叫:“你别得意,你以为你丈夫会活着回来?哼,我告诉你,他连骨灰都回不来……”

当时听见那句话,我立刻哭了起来。我母亲则早已气得整个人倒在榻榻米上,她的学生正在用热毛巾给她擦脸。那时妈妈已经开始有了心脏的毛病,只要一生气就会全身发冷发抖。我看妈妈好像不行了,就掉头跑下楼去,直奔附近的大信医院,不久张简医师就来给妈妈打针。这样,母亲才终于脱离了危险。

(十七)在语言的夹缝中

半个多世纪以前,我曾经是台湾“省籍矛盾”的受害者,当时我一直活在语言的夹缝中。在那个年代里,语言变成了族群的、政治的表现方式,而我那不寻常的背景(父亲是外省人,母亲是台湾人)又更加把我推向了两难的语言困境。

话说,我父亲是天津人,早年长住北京。身为老北京,父亲总是一口京腔。1944年我出生于北京,从小就跟着父亲和其他家人讲北京话。所以,北京话是我的第一母语(母亲是台湾人,曾在东京受日本教育,但她后来努力学习北京话,尽管她的口音不甚标准)。1946年我们搬到台湾以后,全家人还是继续讲北京话。按当时台湾的标准,我的口语是最纯正的北京话“国语”。

然而,1950年父亲被抓去坐牢,不久情况就大大地不同了。首先,家遭惨变之后,母亲就带我们姐弟三人逃到高雄县的林园乡下。印象中,到了林园之后不久,或许为了适应周围的环境,我很快就把北京话全忘了。此后一年间,我整天只说台语。一直到上小学二年级,学校强制推行“国语”,我的台湾老师才开始教给我们带有“台湾腔”的国语。所以,我现在说的“台湾国语”是我8岁那年在林园乡下学的;严格地说来,它应当是我的第三母语。

当年在林园国校,我的老师经常是夹杂着“国语”、台语和日语来讲课的。在1950年代初的台湾,这种混杂着三种语言的情况是极其自然的。因为从前台湾人被日本统治50年,学校和机关所用的官方语言一直是日语,而我的台湾老师也大多是在日本的教育中长大的。后来,1945年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来台接收,从此北京话变成了“国语”,台湾人为了求职,只好硬着头皮从头开始学中文,但一时仍无法把它学好。记得有一天,我的一位二年级老师在课上大声对我们说道:“下课后,不要拿椅子的拐子打酸子,你们只要好好勉强。”我因为已经熟悉台语,晓得“拐子”是指椅子的腿,“酸子”就是杧果,所以立刻明白老师那一句话的大意:“你们下课之后不要顽皮,不要拿椅子的腿来打树上的杧果。”然而,对于老师的话的下半句(“你们只要好好勉强”),我却莫名其妙。后来回家问了母亲,才知道那是日语的说法。原来在日语中,“勉强”是努力用功的意思!它完全没有“不甘愿”或“勉强为之”的含义。

当时林园的人都待我十分友善。在学校里,我和他们说“台湾国语”;在家里,我也和大家一样,一律说台语。不久来了几个新转来的大陆军人子弟,班上同学开始骂他们“山猪”,时常欺负他们,我这才知道原来台湾人很恨“外省人”。其实按理说,我父亲是大陆人,他们也可以喊我做“山猪”,但因为我说一口“台湾国语”,说起台语来又那么流利,所以他们也就把我看成台湾人了。然而,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属于任何一个特殊的族群,也没有把语言当成什么文化认同。我不但亲近台湾学生(当时我最要好的台湾同学叫张简满里,是当地有名的一位医师的女儿),也和外省同学做朋友。记得我很喜欢一个来自山东的同学,我经常到她家去玩,也向她学了几句山东土话。我发现,她也不太会说北京话的国语,而她的“国语”也渐渐有了台湾腔。

(十八)台湾口音成了我的阴影

对我来说,语言的运用就如同呼吸空气一般。以我自己的情况来说,从忘了北京话,到熟悉台语,再到学习“台湾国语”,乃至于后来到了美国成天说英语,这过程是再自然不过了。然而,我11岁那年开始遇到了语言的困境。那是一个新的挑战,一个使我逐渐对自己的“母语”失去信心的挑战。

1956年,小学六年级的下学期,我转到左营的高雄炼油厂代用国校读书。那是一个人人羡慕的学校,每年考中学的录取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还记得开学的第一天,我遇到了一个没想到的问题。在课堂中,老师很严肃地质问我:“你是外省人,怎么说一口台湾国语?”口气带着嘲讽的味道。

我一时答不上话来,只摇摇头,红着脸,接着眼泪就流了下来,一直滴到了书本上。

下了课,我的心情一直很坏,也不跟同学们玩。我独自一人走到防空洞的旁边,站在那儿发呆。我看看天空,到处还是一片灿烂的阳光。我开始怀念林园,想起自己一向在那儿被公认为标准的模范生,今天却在这里受到排斥,实在很不甘心。正想着,突然飞来一块小石头,差一点打在我头上。

“台湾人,乡下人,不要脸。”我回头一看,是个外省籍的男生,他躲在防空洞的后头,手上拿着橡皮筋,正准备发射第二块石头。我一声不响地跑开了,静静走回教室。我并没哭,我阿Q似地安慰自己:“我的台湾国语关你何事?我要让你们看看,一个带有台湾腔的人也能考第一!”

后来,我日夜埋头苦读,不到一个月,已经成了班上数一数二的高才生。老师为了鼓励我,还时常让我到黑板上给同学们讲数学,俨然当起“小老师”来了。渐渐地,大家已习惯了我的台湾腔。3个月之后,我顺利地从油厂小学毕业。在离校之前,我还交了几个要好的外省朋友。连那个先前用石头打我的男同学也终于和我说话了。

然而,那段有关台湾口音的尴尬经验,对我一直是个可怕的阴影。它使我害怕自己的“母语”,也混淆了我的文化认同,一时令我无所适从。我发现,在那个充满了权力意识的社区中,即使是台湾人也会说一口标准的“国语”。以我的表兄妹为例,他们是道地的台湾人,但从小就在炼油厂的“国语”环境中长大,所以常常被认为是外省人。而我本来是个大陆人,却因口音的缘故被看成“番薯人”。事实上,我应当既是外省人,也是台湾人,我本来就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然而,当时在台湾的一般学校和机关里,正确的北京话“国语”代表着高位文化对低位文化的排斥。

后来,我考取了城里有名的高雄女中。那个中学的学生来自远近各个不同的社区,所以学生的语言背景也较为混杂。但那段时期,我尽量不说话,随时保持安静,以免出错。尽管我是班上最不爱出风头的学生,老师最后还是选我做班长,大概因为我的学业成绩优异的缘故。当时我赢得了一个绰号:“沉默的班长”。每次我一开口说话,班上有些同学就会讥笑我。当时在班上,我最喜欢和本省籍的同学们来往,其中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孙美惠(她后来进医学院读药剂系)。方瑜(现为台大中文系教授)则算是比较同情我的外省籍同学之一。另外还有几位不同班的外省籍同学——如钟玲(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和孙曼丽(多年后成为许倬云夫人)等——都待我不错,只是当时彼此尚未深交。

(十九)终于摆脱语言的焦虑

有一天,一个与我争分数的同学,一大清早就递给我一个纸条:“希望你有一天能把那台湾口音改好。”为了那纸条,我哭了一下午。但有一位浙江籍的同学蒋玛丽好心安慰我:“台湾腔没什么不好,你不要听她胡说。‘蒋总统’不也有很重的浙江口音!”

蒋玛丽的话听来似乎十分有理,却与实际情况不甚相符。在那个充满语音霸权的时代,所有外省的口音——哪怕是带有严重腔调的湖南口音或四川口音——都可以被接受,唯独不可以有台湾口音。一般说来,台湾口音被看成是土气的、落后的,甚至是殖民的。

因此,我变得愈来愈沉默了,也渐渐对自己的说话能力失去了信心,我害怕再面对任何不愉快的场面。此后在学校里,除了课上老师发问我必须答话以外,我尽量不开口说话。用现代文化研究的术语来说,我当时简直得了“失语症”。

我发现自己在逃避母语,而远离母语的方法之一就是开始日夜啃读英文。在读高雄女中的6年间,我几乎每天放学后、回家前,都往对面的天主教堂里跑,因为那儿有修女免费教我英语和法语。同时,在学校的所有课程中,我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英语课上。后来,我渐渐进入了英语的语境中,晚上甚至经常梦见自己和人进行英语对话。就这样,我的脑子里开始有了学语言的乐趣了。

后来,我高中毕业,被保送东海大学,开始专攻英国文学。

当时东海大学英文系里的教师全是美国人,所以在班上一律讲英语。1968年我移民到美国之后,更是整天都在说英语,这才完全摆脱了从前的语言焦虑,也才享受到随意表达思想的自由。在美国,我发现到处人人都说着不同腔调的英语。不论在东岸还是西岸,或是在中西部,我说的一直是那带有特殊腔调的英语,但从来也没人责怪我。在这期间,我曾一度跟着我丈夫钦次搬去南达科他州,当地的大学居然聘我在英文系里教起美国学生英文文法来,完全对我的英语口音没有一点偏见。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所以人人喜欢强调语言背景的“不同”。“不同”并非什么可耻的事,它其实代表一种文化的魅力。

从前我总是尽可能跟华人说英语,从此我不再害怕用“台湾国语”和其他华人朋友讲话了。1979年我去南京大学访问,作了5场有关比较文学的演讲,会后居然有人称赞我的普通话说得很道地,说我的中国话讲得比许多南京人要好,一时令我惊奇万分。我想这是因为一般大陆人并不存在对方言歧视的缘故吧。

后来又有西安人对我说同样的话。这些不断的鼓励终于启发了我的寻根欲望,使我从1993年以来,一直努力练习汉语写作,不再以英文为唯一的书写语言了。这一来,我才真正体验到了自由运用双语的乐趣,从此也不再感到自己是语言的囚徒了。(全文完)

——《楚天都市报》悦读

  

爱华网本文地址 » http://www.413yy.cn/a/25101012/112081.html

更多阅读

《第22条婚规》加长版的《101次求婚》 101次求婚下载

《第22条婚规》加长版的《101次求婚》文/宋连友[题记]所谓影评,我的理解是,首先是要完整的看过影片;其次,才是对于影片的评论。故而,我的影评文章受众也是针对已经看过的朋友。文章并没有对故事情节做累述说明,如若是单纯为了解影片内容

《大富翁8》 大富翁8下载

下面是《大富翁8》中智力问答的题目(不是《明星志愿》里的“大富翁BaBaBa”),答案全部是A,但要注意,游戏中选项的顺序是随机的。[0]《大富翁8》里最胖的人是哪一个?A.沙隆巴斯B.詹姆斯C.金贝贝D.钱夫人[1]仙灵岛是哪个游戏中的场景?A.仙剑奇侠

声明:《《走出白色恐怖》 走出白色恐怖下载》为网友因为看清分享!如侵犯到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