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年是台湾二.二八事件六十六周年。回溯时光六十六年前，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台湾淡水亲历过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
淡水，一个美丽的地方，位于台北县北部，公元1858年开港通商，是台湾北部最早开发的港口，列为台湾八景之一。有趣的是，台湾的行政区划设置与大陆不一样，在大陆是市级大于县级，在市级下面设置县级。而台湾却正好是相反，是县级大于市级，在县级下面设置市级。淡水这个山水秀丽充满历史风情的小镇，盘绕在淡水河畔，素有“台湾威尼斯”之美称。数百年来遗留下来的历史积淀，一座座洋式、闽式、日式的旧建筑，以及邻近景点红毛城、沪尾炮台等古迹建筑，无一不在诉说着往日云烟。
淡水暮色非常漂亮，是游客公认的观看落日的好地方。傍晚，到美丽的淡水大桥观看淡水夕照，这里不收取门票。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以及很多台北人都专程到淡水观赏日落，尤其是热恋中的情人，几乎没有不去的。
“淡水老街”指淡水镇中正路一带，从渡船码头附近到中山路交会口路段，含其周围三民街、重建街、真理街、清水街一带。位于淡水河畔的老街，是台湾北部最具特色的老街之一，老街上分布有数家老字号美食。经历过西班牙、荷兰、日本的殖民统治，其后又随着大陆大量移民迁入，这里的美味小吃融汇进多元化文化特色，是淡水最具盛名的地方。
咸丰11年（1861年）英国副领事于淡水办公起，洋商便陆续进入淡水。光绪6年（1880年），洋商得以合法租借土地。由于华洋双方生活习惯不同，为便于管理，清政府与外国协议设立租界，将洋人居所、教堂、洋行、医院等集中于租界区。日本据台之后，淡水虽不再为“条约港”，但日本当局仍公告淡水为“港口外侨杂居地”。此后洋人在淡水的聚居地便分散在华人市街的两头，即今淡水车站以东及红毛城、油车口一带，许多当时的洋房至今仍尚存。淡水主街道（今中正路），是日据时期昭和四年（1929年）在市区改正运动中改建成现代的规模。市区改正运动的缘起是因为台湾各地市镇原本街道狭窄，仅容行人及手推车通行，汽车于日本统治的明治33年（1900年）引进台湾之后，道路通行甚为不便；而且旧街道缺乏排水沟，污水潴留不利卫生，因而总督府依“台湾家屋建筑规则”进行房屋征收拆除、拓宽道路等工作。淡水的主街自四公尺拓宽为九公尺，路两旁住户亦纷纷改建住户为二层红砖建筑，临街上面均披上当时流行的昭和式样，构成今日“淡水老街”的主体。如今想要寻找台湾淡水的旧情，只要漫步在坡道间的淡水老街，就会看到老居民们在漫长历史中积累下来的点点滴滴。
“沪尾偕医馆”位于淡水镇马偕街6号，邻近淡水礼拜堂，是台湾县定古迹之一，也是台湾第一家西式医院，成立于1879年9月14日，由马偕医生主持。建筑样式中西合并，外观是闽南风格的平房，窗户是西式的圆拱窗，内部目前仍留有当时行医的手术台、药瓶等。
淡水镇马偕街8号淡水礼拜堂，是台湾县定古迹之一。目前的建筑物改建于1932年，由偕睿廉设计，为仿歌德式的红砖建筑。淡水礼拜堂今日依然在使用中，是淡水地区最大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聚会所，约可容纳三百人。曾在1986年修建，将屋顶由陶制屋瓦改为铝制浪板。
1942年的老照片。淡水为临海坡地，所有建筑均依山而建，沿着蜿蜒爬升的马偕路上行，路两旁是高高的墙壁。
六十六年的岁月流逝，我的父母亲遗留在这个小镇上的足迹早已无处寻踪，惟有记忆中的片段，依旧珍藏着淡水的角角落落。
1945年，台湾街道上张挂着欢迎国民党光复的标语。
1945年10月17日，台北地区指挥官第70军军长陈孔达中将带领主力在基隆港登岸，台湾各地人民自发掀起了庆祝光复的狂欢热潮，男女老幼拥到街上，万人空巷载歌载舞，歌声、锣鼓声、欢呼声、鞭炮声响成一片，这种狂欢活动持续了好几天。处处可听见民众唱着陈保宗词/周庆渊曲的歌声：“台湾今日庆升平，仰首清天白日清，六百万民同快乐，壶浆箪食表欢迎……”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举行。
这个日子，是台湾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日子，在台北公会堂（后改名为中山堂）举行了受降典礼。上午当大钟敲响9下，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宣布：“中国战区台湾省接受日军投降典礼开始。”陈仪宣读：“中华民国9月9日，已在首都南京接受日军投降。本官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之命，为台湾受降主官，兹以第一号命令，交与原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总司令安藤利吉。依照此项命令，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的陆海空军和警察，均应缴出武器，听候处理，希即遵行。”日军第1O方面军司令官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日军参谋长谏山春树把签了字的文本呈交陈仪，葛敬恩宣布受降礼成，令日方代表退出。受降仪式仅短短5分钟的时间，从此结束了日本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侵占。据1945年10月28日重庆《中央日报》报道，上午1O时，陈仪代表中国政府通过广播电台宣布：“本人奉中国陆军总司令何转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之命令为台湾受降主官，此次受降典礼，经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在台北公会堂举行，顷已顺利完成。从今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世界报告周知台湾现已光复。吾人应感谢历来为光复台湾而牺牲之革命先烈，及此次抗战之将士，并应感谢协助吾人光复台湾之同盟国家，尤其应使我们衷心感谢不忘者，为创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国父孙先生。”（注：这里陈仪说的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国”。）至此，日本在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宣告正式结束。11月3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公告：“全省重新划分为10个县、9个直辖市、2个县辖市；中国一切现行法规，均适用于台湾，日本占领时期颁行之法规一律废除。”翌年8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颁布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节”以作纪念。亦有另一说法，表示缘自1946年8月由台湾仕绅筹组的台湾光复致敬团。
我的父亲于1940年考入福建省立医学院第3班，1945年毕业，此时正值国民党光复台湾，那里很多工作人手不足，急需大陆派遣人员。祖父的一位叔伯兄弟当时正好在台北政府中任秘书职务，父亲称呼他为“表叔”，他对我祖父说让我父亲去台湾工作，但是祖母不放心让父亲去台湾工作。经过祖父的动员，1946年初，刚刚新婚不久的父亲和母亲就一起来到台湾淡水工作了。
那时候海峡两岸的交通状况非常不好，要先到福州台江码头乘坐小船至马尾，然后换乘国民党的军舰到基隆港，再乘坐火车到台北。因为那一段时间中，有很多青年人自愿赴台湾工作，都是靠军舰一批批地运送到台湾去。母亲回忆说，台北离福州很近，傍晚离开马尾，第二天早上8点就到基隆港，换乘火车去台北，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在基隆港下船时，父母亲看到码头上撤退回日本的人很多，排着长长的队伍，只允许随身携带一些简单的行李。台北距淡水也很近，乘火车不要一个小时就到达。但是台湾海峡的惊涛骇浪却是令人难忘的，母亲至今只要一提起这些，就觉得仿佛几层楼高黑压压的海浪从头顶直压下来，胃里面一阵阵地难受。
到达台北以后，我的父母亲先居住在“表叔”家里等待分配工作。很快就接到通知，赴淡水海港检疫所担任检疫工作。
据《福州市志.第八册》记载，日本在台湾统治期间实行殖民主义政策，将当地居民划为二等公民，非但要害部门不得染指，即使一般公务人员，亦有种种限制。光复之后为改变此局面，民国政府在福建、福州乃至全国各地抽调、招募大批干部，并举办各种名目的台湾干部训练团（班），经过短期培训以后走马接管。福建省财政厅、民政厅、建设厅以及邮政、银行等部门均抽调得力干部赴台，福州协和大学、福建学院、高工、高农、高航、青商、法政等院校大批学生应募赴台。刘宁颜《重修台湾省通志》职官志所列民国34～36年，台湾省及所属各县市职官中，福州人即达53人。
1913年出生在福州西洋村一个中医世家的卓克淦，如今已是民革百龄老人。1937年卓克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福建省教育厅，和他一批进来的陈培光是中共地下党员。1944年，卓克淦到永安《中央日报》工作，当时秘密出版发行通俗性抗日报纸《老百姓》100多期，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发行量从几百份猛增至5000多份，卓克淦为创办者之一。台湾光复后，卓克淦被调去任台湾接收工作，同行者中有连战的父亲连震东。1946年1月，卓克淦担任台北淡水区署区长。
1946年初，年仅21岁的母亲跟随我的父亲来到淡水海港检疫所工作，父亲担任海港检疫医官，母亲当护士。据台湾史料记载，台湾地区发现鼠疫最早于清光绪22年（1896年），以后每年皆有病例发生。经过长期防疫工作，自1918年至1945年没有鼠疫发生。台湾光复初期，海港检疫工作一度停顿，致使鼠疫再次入侵。1946年2月4日，淡水天花蔓延，6月23日，淡水发现鼠疫病例，均施行了緊急消毒。根据母亲讲叙，当时海港检疫工作异常繁忙，只要有船只进港，就要对每个人进行检疫，由于工作人员不多，检疫任务异常繁重。他们每天起早摸黑的工作，经常顾不上吃饭。让母亲难以忘怀的是，那里的台湾住民对我的父母亲非常友好，在生活方面也非常照顾。由于日本人撤退以后房屋空置很多，大陆去台湾工作的人都安排居住在这些空房子里面。父母亲居住在老街一座日本人撤离后的平房中，距离工作的检疫所只有一条街，而检疫所就面对着前面的码头。去淡水礼拜堂也很近，父母亲每周都有去那里作礼拜。
由于房屋中没有自来水，母亲每天早上都要拿着水桶到住处坡道下面安装有自来水龙头的地方去提水回来。在“二.二八”那一天清晨，母亲如同往常一样拿着水桶外出提水。街头不知为何正在骚乱，只见一大批人从各处抢劫来沙发、衣柜、桌椅以及各种生活用品等等堆在街上，然后泼洒上汽油进行焚烧。正在不知所措中，一位住在附近的本地邻居大姐向母亲急招手，大声喊道：“你赶快回家，叫上先生躲到我家来，他们要打砸大陆来的人啊！”母亲闻讯，惊恐地将手中的水桶都丢掉，转回身一路小跑，连拖鞋都跑丢了。当时父亲刚起床正在穿衣服，听母亲赶回报讯后，两人急忙将棉被、衣服等一些生活用品搬上居室的阁楼藏起来。当时淡水的很多房屋都是日本式建筑物，都建有榻榻米以及储藏东西的阁楼，能够存放很多东西。海港检疫所几位本地年轻单身的同事正好居住在附近一座小房屋中，父母亲就赶紧躲到他们那里的小阁楼上。幸好事先得遇好心的台湾同胞，才救了我父母亲的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父母亲在同事们的小阁楼上躲藏了几天不敢下来，连吃饭都是同事做好以后送到小阁楼上。后来风声渐渐平息，父母亲才离开阁楼回到原先的住处，这时才发现，匆匆忙忙没有藏进阁楼的热水瓶、衣物等都被人偷走了。父亲怕家里人焦急，赶紧想办法给福州的祖父发了封电报，告知平安的讯息。
1947年2月28日《台湾新生报》第二版刊登一篇标题为《查缉私烟肇祸昨晚击毙市民两名》的文章：“台省专卖局与警察大队派赴市场查缉私售香烟之警员，今（二十七）日于迪化街开枪击毙市民陈文溪，并在南京西路以枪筒殴伤烟犯林江迈（女）。警员十余人今日下午七时许于南京西路天马茶房附近之香烟市场搜查现年四十岁之女烟犯林江迈之私烟，发生争执，查缉员即以枪筒毁伤林江迈之头部，出血晕倒，某警员旋避入永乐座戏院附近，市民陈文溪（非烟犯）自住所楼下观看时，某警员开枪一发，贯穿陈文溪之左胸，斯时围观民众击毁该局卡车上之玻璃，并将该车推翻道旁，八时许宪警赶至，始告平静，林江迈现已送入林外科医院旋告毙命。陈文溪未被送至医院时，即已毙命。该卡车旋被民众拖入圆环公园路侧烧毁，消防队第二分队闻讯后，随即赶往抢救，道侧民房幸未延及，闻警察局陈局长松坚曾亲赴出事地点带获肇事警员四人送局讯问。”
随后，国民党派军赴台湾镇压。1947年3月10日下午，国军21师先头部队抵达台北市郊，随即展开“平定暴乱”行动，士兵的主要任务就是扫清台北街面，弹压地方暴动者，恢复台北市面稳定。军车沿台北主要街道开进，车上两边约站七、八个士兵，在车顶上架着机枪，只要见到路面上有人，不问是谁即以乱枪射杀；在人多聚集的地方，士兵直接把手雷扔进人群，爆炸声夹杂着四处奔逃无辜群众的哭喊声不绝于耳。在淡水镇，被抓获的“人犯”用绳索捆绑起来，在码头上被塞进一个一人多高的邮包内然后装入石块，先扔到交通艇上，然后沿着淡水河开到海里再扔下去。母亲至今记忆犹深的是，那些尸体都是一串一串的。当尸体漂浮起来以后，到处臭气熏天，堵塞住了淡水河的河道。士兵们把这些尸体捞上来，草草就地掩埋了事。
二.二八事件慢慢平息下来，3月18日，台北与淡水间恢复通车。我的父母亲因受惊匪浅，寻找机会急忙离开淡水返回福州。返回福州时乘坐的是连江的船只，由于船体不大，在台湾海峡中颠簸得特别厉害。到了连江以后马上换乘去马尾的小船，至马尾后再雇一只去福州台江码头的小船。就这样一路辗转，在惊涛骇浪颠簸中回到福州，其中的艰辛一言难尽。
那时候大陆与台湾通讯非常不方便。当祖父获悉台湾二.二八事件后，非常焦急，但是无法与淡水通讯联系，不知道我的父母亲现状怎样，是否有生命危险？在那些难捱的日子中，祖父不允许家里人大声说话，而祖母则是天天跪在佛像前面烧香磕头，祈求佛祖保佑我的父母亲平安无事。祖父每天天还没亮就匆匆忙忙赶到福州台江码头，那些日子，从台湾逃回来的人很多，但是祖父没有从他们那里打听到有关我父母亲的消息。正在焦急之间，接到父亲的平安电报，全家人喜极而泣。
如今，每当母亲给我讲叙这些往事时，总不忘要感慨一番台湾那些善良的老百姓们。父亲已经于1997年5月永远离别了我们，年近90高龄的母亲已经记忆不起当年曾经帮助过他们的那些人名字，只是一再说这些人都是好人，要永远感谢他们。
台湾专卖局，“二.二八”事件现场。陈仪，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对此次惨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47年发生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沉重的一页。大量的事实证明，台湾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台湾局势发生怎样的变化，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台湾光复初期，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认知非常贫乏，对腐朽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抱有过高的期望。“贪污的盛行，经济的统制，生活的困苦，和种种现实的教训，使得许多本来对于祖国具有非常深刻怀念的台湾人，也慢慢地由失望而沮丧……而那些少数深中日本奴化教育的台胞，更乘机大肆宣传，说中国一切都不如日本，更赶不上台湾。”
回顾1947年初，到台湾参加接收与重建的大陆军公教人员近2万人，他们中的多数人是真心实意为台胞服务的。“外省来台的公务人员，决不是为掘金而来的，大都是抱着服务精神，要想在台湾的重建复兴工作上拿出最大的努力，对于台湾同胞被日本帝国主义者50余年的奴役压迫，有十二万分的同情，愿意帮助台胞解除桎梏，认识祖国，认识世界。”
国民政府调派了3万军队收复台湾。鉴于台湾财政拮据，为减轻台胞的负担，陈仪将驻防的70军及62军调回大陆，接防的21师实际派到台湾的只有一个团和一个营，仅5000官兵，分散在台北、基隆、高雄、凤山、冈山及台中各地。日军遗留下的武器足可装备20个师，还有大量枪械散落民间，一旦有风吹草动，后果则不堪设想。
由于战争的创伤及社会的急遽转型，台湾战后重建面临着巨大困难。“盖现代化之民而施国内落后之政，久离隔之族而接五十年未习之风，自多枘凿摇惑。”政治腐败，贪污成风，通货膨胀剧烈，失业问题严重。又遇大规模自然灾害，以产米著称的台湾竟发生米荒，民不聊生。时值1946年国共内战一触即发，为了保证军粮供应，陈仪下令将粮食大量外运，加上大陆来的官员私自囤积粮食以哄抬粮价，到二.二八事变前夕，粮价竟上涨400倍之多，报纸常刊登有“高雄饿殍倒毙街头”，甚至有市民宁愿自杀也不愿饿死的现象比比皆是。1947年的除夕是当年的2月20日，就在这“喜庆”的日子里竟出现抢米浪潮。上海《观察周刊》惊呼：“今日台湾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是随时可能发生骚乱或暴动的。”
这种状况下台湾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陈仪却设立了专卖局，因为当时上海的香烟普遍价廉物美，所以他以香烟专卖为由禁止上海香烟进入台湾。专卖局到处查辑“私烟”，断了售烟小贩的生计，稽查“私烟”问题终于成了导火索，在2月27日下午5点将光复以来的诸多矛盾像炸药一样瞬间被点爆开来。
1947年2月27日中午，台北专卖局获报走私消息，派叶得根、傅学通等6人前往查缉，得悉走私货已移至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马茶房附近出售。晚7时30分，查缉员赶到，私贩早已逃散，仅查获老妇林江迈的私烟，没收其钱物。林江迈苦苦哀求，查缉员却蛮不讲理，还打伤老妇。围观的群众强烈愤慨，高呼“阿山不讲理”、“猪仔太可恶”。查缉员见势不妙，狼狈而逃，群众紧追不舍。傅学通慌乱中开枪警告，误中看热闹的陈文溪。群众怒从心头起，砸烂查缉员的卡车，要求枪决傅学通等人以平民愤，遭到台北市宪兵队的拒绝。群众遂包围宪兵队。
28日晨，广大群众因事件未获解决，沿街打锣通告罢市，冲入专卖局台北分局，打死2名职员，殴伤多人。围观群众越聚越多，台北市宪警仅500人，不敢妄动。下午1时，一批群众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陈仪欲对群众讲话，忽然有人拔枪向陈仪射击，警卫闻声，立即开枪还击，当场死3人，伤3人，顿时形势大乱。
下午2时，群众聚会中山公园，进占台湾广播电台，用闽南语及日语宣称：“政治黑暗，米粮外运。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大家起来，驱逐各地的贪官污吏，争取生存。”台湾已普及无线电广播，民间收音机达几万台。各地台胞闻讯无不义愤填膺，纷纷拿起武器，反对国民党在台湾腐败统治的风潮很快蔓延全岛。当时由上海驶往台湾的“中兴号”途中接台湾民变消息，立即掉头返航。
台籍日本退伍军人成为抢夺武器、攻占军事要地的主力。在台北，台籍精英蒋渭川等成立“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召集海南岛等地归来的众多失业青年以“有裨乎事件之平息”。还有“大同青年同盟会”（服役日军陆军者）、“海南岛归台者同盟”（海南岛归台者）、“若樱敢死队”（服役日本海军自杀艇队员）。编制一如日本军队，带队者自封队长，挥舞东洋刀，高唱日本国歌，甚至叫喊“皇军马上就要回来了”。这群亲历二次大战又面临失业困境、为数起码在万人以上的退伍军人，在台中、虎尾机场等战斗中展现了较强的战斗力，尤其是海南岛归台退伍军人冲杀在前。中统局台北站紧急电告南京：“此次参加台湾暴动者多属前日军征用之海外回来浪人（海南岛回者为甚），全省约计12万人。”约12万人参加，自然有夸大之嫌。
当时台湾本省人往往鄙夷地称大陆来的人叫“阿山”，近2万大陆军公教人员面临着生命危险，短短几日，大陆军公教人员死约200人，伤约800人。对于部分台胞盲目殴打大陆同胞，一些明辨是非的台胞坚决反对。台湾民主联盟发表《“二.二八事件”告台胞书》：“我们可不要再乱打外省中下级政府人员和商民，他们和我们同一受政治腐败的痛苦，他们和我们一样同一国民，同一汉族同胞，现在我们要分别，为我们台湾建设的好人，我们要保护他；残害我们的恶虫，要驱除他。”绝大部分台胞是善良的，他们看到被穷追猛打、孤立无助的大陆同胞，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多能施以援手。
高度集权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度是陈仪设计提出的，如今面临瓦解之势，对其政治声誉可谓沉重一击。驻台军队兵力单薄，根本不能与台籍日本退伍军人相抗衡。大陆籍官员深叹：“事件已扩大到全省范围，不答应也是不行的。只要事件能够迅速解决，我们不当处长也没有什么关系。”陈仪只得息事宁人，祈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3月1日，台北各界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各县市亦成立类似组织。为避免事端扩大，陈仪承诺：“凡是参加此次事件之人民，政府念其冲动，缺乏理智，准予从宽，一律不加追究。此次伤亡的人，不论公教人员与人民，不分本省人与外省人，伤者给以治疗，死者优予抚恤。”“省级行政机关，我已考虑将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改组时，省政府委员、各厅长或各处长要尽量任用本省人士。7月1日开始举行普遍直接的选举，选出各县市长。”
2月28日，陈仪致电蒋介石：“奸匪勾结流氓，乘专卖局查禁私烟机会，聚众暴动，伤害外省籍人员。”但认为事态不大，仅要求将21师部分兵力调返台湾即可。中统局台北站密电南京：“今日之问题，已非陈仪能否统治台湾，而为祖国能否保有台湾。若情势再恶化，后果不堪设想，中央宜速增兵。一个整编师可用运送海军士兵前往台澎训练名义，分由基隆、台中、高雄及花莲四港口登陆。”3月5日晨，驻防昆山的21师师长刘雨卿获令，“限8日前开赴台湾平乱。旨在宽大处理，整饬军纪，收揽民心。”7日，蒋介石电告陈仪，21师直属部队与一个团于本日正午由上海出发，约10日清晨可抵基隆，要切实做好军队登陆后的配合工作。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调派太康舰、伏波舰开赴基隆，归陈仪指挥；空军司令周至柔调派飞机散发传单，“大家安心复业，勿轻信谣言，勿受人煽动，勿牺牲自己的生命，作野心家的工具。”
派兵赴台的消息很快走漏，美国大使馆就此查询，警告这一举动的危险性，蒋介石置之不理。8日，蒋介石电示陈仪：“各地仓库之械弹有多少，必要时烧毁，免为暴徒夺取；先做好台北、基隆间交通、通讯控制与固守待援之准备；台南方面则守住高雄、左营。”
9日，2万军队在基隆、高雄陆续登陆，对台胞的自治运动血腥镇压，战斗主要集中在台北、基隆、高雄、嘉义这几座城市。参加斗争的台籍日本退伍军人组织松散，缺乏武器，各自为战，加上良莠不齐，除少数人退往中央山脉进行游击斗争外，绝大多数人都在大兵压境时逃避，很快被国民党军队各个击破。“日军征服兵役之役男十余万，虽均由海外返台，惟有兵无官，难于极短时间内成军；否则亦不致如此不堪一击，最后一哄而散。”
行政长官公署公开捕杀各地“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之类组织的领导人物，主要是省参议员、县市参议员、地方士绅、工商界要人、律师、教师、新闻记者等，被杀害的有张七郎、林连宗、林茂生、王添灯等数百人。被逮捕或被通缉的有林宗贤、郭国基、林日高、蒋渭川、颜钦贤、彭清靠、谢雪红、苏新、廖文奎、廖文毅等数百人。国民党士兵还误杀了许多根本未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胞。新闻记者王康在台北目睹国民党士兵枪杀无辜，就此责问军官。其回答：“援军到达时，还有暴民开枪抵抗，军队不能不采取战地措施，士兵发现前面有人，问口令不答，或答得不对，士兵就要开枪。”
关于台胞的伤亡人数，众说纷纭，从“几百人”到“十几万”不等。据近十年来台湾当局对“二.二八”受难者家属的赔偿及相关档案分析，台胞伤亡约4000人。死难精英中多数属于议员、医师、律师一类的中产精英，属于奉行理性、和平原则，试图弥合官民裂痕、调停官民冲突、避免最大社会成本的中道精英。
据《行政院二.二八研究报告》论述：“就政治上言，日据时期台人无论在行政上、专业上及技术上均难获公平地位。台湾光复，不少台人抱有幻想，认为此后应可自治，当时有些知识分子以为台湾光复后将由台人治理台湾，他们甚至以为谢春木可为省主席，其余有声望之台人均可领导台湾。”
台湾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情因此空前高涨。1945年4月15日台湾首届参议员选举，30个席位，角逐者竟多达1180名。他们以为“祖国”真的把他们当自家人，事实却很快击碎他们的一厢情愿。陈仪长官公署9个重要处会18位正副处长中，只有一个副处长是台人，县市长中只有3个是台人。台湾其他官营机构，台人甚至欲求小小主管而不可得。更令台人尤其台湾知识分子深感羞辱的是，国民党接收后，立即宣布国语为唯一通用语言，取缔日语。原来习用日语的绝大多数台人尤其台湾知识分子，几乎一夜之间沦为文盲，个人上升通道随之中断。在这样普遍的社会心理做基础下，二.二八事件迅速转向，从最初的民众暴动迅速转向政治变革。民众自治机关“处置委员会”公布“三十二条要求”，政治方面的第一条即为“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
3月中旬，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刘文岛等55位委员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将陈仪撤职查办。陈仪被迫提出辞呈，以示对“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承担责任。3月1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处理善后事宜，承诺“在政治制度上，决将现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台湾省政府，各县市长可以定期民选，各级政府人员以先选用台省贤能为原则。在经济上极力资助民营企业，发展国民经济。”“台湾因日人占领51年，一切法令制度风俗习惯均早变为日本化，致光复后不能马上全都交给本省同胞自己治理，但亦未似日人时代连一小学校长都是日本人。即中央调派来台之公务人员全部离开，以短期间之处委会一切表现及行为，实不能成功。”劝导台胞应有远大的眼光和胸襟：“要认识一个少数民族和少数领土，在现在的世界是不易独立生存的，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十几个小国家，在极短时期中便遭覆亡，可为鉴戒。”4月22日，蒋介石主持行政院第784次例会，以台湾事变既平，陈仪引咎请辞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决议撤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依照《省政府组织法》改制，任命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刘兼善、南志信、游弥坚、陈启清为省府委员。台籍人士在省政府权力核心占四分之一，下属各机关亦尽量起用台籍人士。5月16日，台湾省政府正式建立。魏道明着手化解因“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发展民营经济，尝试推行土改。戒严的取消、清乡的终止及循法律途径处治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胞，基本结束了国民党士兵滥杀无辜的行为，许多身系囹圄的台胞通过“自新”等方式获得自由，台湾省参议员林日高、郭国基，台北市参议员蒋渭川等“二.二八事件”的领导人物劫后余生。
值得一提的是，担任日本战败之后台湾第一任行政长官的陈仪，是汤恩伯的义父，因二.二八事件发生及省府改组等因素于1947年5月11日离开台湾转任浙江省主席。在浙江省主席任内，试图与共产党谈和并协助渡江，遭其义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检举，被捕递解来台，于1950年6月18日在新店碧潭被枪决。其秘书程星龄倾向中共，解放后任湖南政协副主席，解放后他向周总理反映了陈的遗孀生活困难，准其返回日本娘家。
“二.二八事件”是广大台胞的悲剧，更是所有中国人的悲剧！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横暴践踏，山河破碎，流了中国人太多的鲜血，欲哭无泪，欲悲无声。多难兴邦，炎黄子孙们有什么理由不能以血浓于水的民族亲情，“化干戈为玉帛”，变波诡云谲的台湾海峡为两岸一统之桥呢？如此，“二.二八”的血泪才算没有白白流淌。
淡水埔顶二.二八蒙难纪念碑，2007年3月立，纪念淡江中学蒙难的护校人士。二.二八事件中，淡江中学校长陈能通、两位老师以及仕绅、学生等多人遇害。
二.二八事件在经历过漫长的军事戒严时期之后，禁忌已经逐渐被打破。如今台湾很多地方都建有纪念二.二八的公园、建筑、石碑。
六十六年岁月流逝，我的父母亲遗留在淡水这个小镇上的足迹虽然早已无处寻踪，但是铭记在记忆中的片段，永远珍藏着淡水的角角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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