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45周年祭：我所经历和感悟的“上山下乡”-爱华网

上山下乡45周年祭

我所经历和感悟的“上山下乡”

陈贤庆

序言

1968年11月7日上午，本该1967年7月毕业的、时已20岁的我，和广东华侨中学的数百位同学，以及广州市其他中学的数千位同学，在广州黄埔港坐上万吨巨轮“建华号”，离开广州，远赴湛江。11月10日，我们被分配到位于雷州半岛的徐闻县的一个农场——勇士农场，开始了“上山下乡”的生涯。

今年，距离当年“上山下乡”刚好40周年。就全国而言，大部分的当过知青的人，也就是那“老三届人”，都是这一年开始“上山下乡”的，因而，今年，许多地方都有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广东华侨中学网站，也开辟了一个纪念专栏，征集同学们的纪念文章。

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已写过一些回忆性的有关知青的文字，如《徐闻风雨忆当年》《雷州岁月追忆》《想起当年偷渡潮》《夜深忽梦少年事》《投亲靠友到台山》等，还有《重返雷州》等旧地重游所写的文章。甚至，我还写了一部三部曲的长篇记实小说《仙乐风飘处处闻》。按理说，当年上山下乡，就是那么回事，已经追忆过了，记实过了，还有什么可写的？

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许多本来有争议的事件都有了定论，包括“文化大革命”；但是，偏偏，持续了十余年，影响到当时亿万人其后两三代人的“上山下乡运动”，似乎还没有一个定论。有关当局总是采取“回避”的态度，回避的结果，就是等“老三届人”自然死亡尽了，那就再没有谁去议论这运动了。二十年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不会看到这一运动，或者只剩下印着“很有必要”“轰轰烈烈”的一两行字。

历史，应该由当代人来写，还是由后代人来写？我们过去的二十五史，一般都是由后人来写的，由此，便得出了一个“真理”，认为历史应该由后人来写，才理智，才客观，才准确，才成为信史。但是，我总觉得，后人由于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要做到理智客观容易，要做到准确生动怕很难，“戏说”的成分反而会多些。由于年代久远，《封神榜》《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人物，无论造型和语言，都可以随心所欲去安排和虚构，谁见过呀？不要说年代久远的，抗日战争才过去多少年？解放战争才过去多少年？看如今我们的影视，八路军都穿着整齐的新军装，国民党军的军装，更是漂亮得不得了。最近看了一些电视剧如《野百合也有春天》《金婚》等，虽然都安排了五六十年代人们挨饥抵饿的情节，有几分相似，但是，编导总忘记了（或不知道），当时中国人每年分配的布票是一丈三尺六寸，一年的布票不够成年人做一套衣服，当年，我生活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身上的衣服都是破旧的，总会有补丁的；读到初中，我们许多同学都是光着鞋丫子上学。然而，电视剧中的人物，衣着总是光鲜，没有任何补丁，这就很不真实了。

之所以扯到“穿衣”的问题，是说明后人写历史，不一定是歪曲历史，但是，却会因不了解历史而失之于真实。二三十年来，知青运动史和知青评论的著作也有不少，这些大事，一般都是靠研究知青问题的国内外学者，尤其是还活着的当过知青的学者来做的。而有关知青运动的研究，我认为，还未足够；尤其是知青运动对其后十年二十年中国人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婚恋、家庭等方面的影响，还未研究透彻。在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应该会有不少新的感悟，新的看法，新的观点。当然，并非学者专家的我们，可以做的，我想，还是将自己在上山下乡中的经历写写，有感想，有独到的观点，也可以谈谈，当事人的所见所闻所做所感，是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可提供给学者专家们参考。

有鉴于此，我亦趁轻度老人痴呆症困扰之时，再努力回忆尚未如烟的三十年前的那些往事……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何时？

此文的标题，原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祭”，写下了这个标题，我便觉得不够严谨。“40周年”是按什么算起？当然是1968年了。一提到“上山下乡”，人们包括绝大部分当过知青的人，都会想到1968年。但是，事实上，在1968年以前，便已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和实践。在文革之前，已经产生了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标兵和榜样，包括邢燕子、董加耕、侯隽、陈国基等。

邢燕子，女，原名邢秀英，1940年出生，天津市宝坻县人。从小跟爷爷在农村老家长大，父亲是天津市一家工厂的副厂长。1958年，高小毕业后没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区，而是回到家乡宝坻县大中庄乡司家庄村务农，发愤改变家乡的穷貌。在那里，她和农民打成一片，并组织了一个“邢燕子突击队”，成绩突出。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农村》，介绍了邢燕子的先进事迹。此后，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1964年，她出席中国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同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主席生前5次、周恩来总理13次接见过她。

董加耕，江苏盐城人，1940年生。读中学时已品学兼优，并入了党。1961年高中毕业时，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61年，正值3年天灾人祸时期。灾害给董加耕的家乡江苏盐城农村带来的生活艰辛，董加耕放弃了报送上北大的机会，主动提出留在农村，立志用自己的智慧、知识、精神和体力，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1962年后，董加耕的事迹被大力宣传；董加耕也由生产队长跃为不脱产的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团中央委员。1964年8月16日，在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报告中号召全国青年“向新式农民董加耕学习”。1964年12月26日，董加耕和邢燕子作为知青代表，被邀请参加毛泽东主席的生日便宴。

侯隽，女，1943年生，原籍北京。1962年高中毕业后放弃高考，只身从北京来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村（今属吏各庄乡）安家落户，立志做一个社会主义新型农民。1963年7月，共青团天津地委发出《关于在知识青年中开民学习侯隽事迹的通知》，在天津地区青少年中掀起学习侯隽的热潮。1964年侯隽与邢燕子一起出席河北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陈国基，祖籍顺德，祖辈漂洋过海去到非洲一个法属殖民地的国家，并在当地拥有了非常优越的生活条件。1955年陈国基回国，在我的母校广东华侨中学度过了初中与高中。1961年高中毕业时，国家号召上山下乡，陈国基响应了号召，到珠江农场去锻炼。在那个年代，陈国基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当时全国的爱国知识青年的模范代表人物。我于1961年入读广东侨中时，陈国基已经上山下乡，但他却成为母校的骄傲，学生们学习的榜样。

的确，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便已经有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和行动，并产生了一批模范人物。当年我在广州读初中，1964年考高中时，我的一位好朋友陈同学就没有考上，于是，家境不错的他，也响应号召，远赴海南岛的白沙农场，成为一位农场职工。文革开始后，我们失去了联络。又如我在70年代认识的两位落户海南的知青文友、后都当了大学教师的吴讲师和周教授，也是在1964年时响应号召，到了宝安农村落户，后来再转到海南的。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文革开始之前就出现了，但那是小规模的，甚至是个人的行为。即使这样，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距今“40年”，并不准确。说40年，只是从“老三届”上山下乡开始算起。在其后的近十年间，仍有知识青年陆续地上山下乡，但规模相对小些。今年距他们上山下乡那一年，当然就不足40年了。

二、当年为何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举措？

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当时的政府，为什么要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恐怕要回顾一下历史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们走了一段非常错误的道路，在“总路线”这面红旗的指引下，我们大办“人民公社”，并进行“大跃进”。1958年的“大跃进”的最突出体现，就是粮食亩产和钢铁产量的“大放卫星”，数月半年的“浮夸风”，其自欺欺人的结果，就是造成了全国范围的粮食饥荒。本来，这种严峻的局面，如果及时能得到纠正，还可以挽救那不利的局面，但是，敢于说真话的彭德怀，却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首领。于是，绝大部分出身于农村的党政高级干部，都迫于领袖的淫威，都闭着眼睛高唱“到处莺歌燕舞”，都相信粮食亩产千斤万斤十万斤，如是，便加剧了农村的凋敝，加剧了全国性的粮食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被饿死的可悲情景。我的两位婶婶，都是在1960年时饿死于乡间的。而激发董加耕不去北大留在农村的原因，是1961年，董加耕的父亲因为没有饭吃，喝了爆青的茨菇汤而中毒身亡，临终时，咬碎了嘴巴里的陶瓷汤勺……

三年的人祸天灾过去后，全国的农村元气大伤。当时政府的当务之急，便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迅速恢复农业生产，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此时，又刚好出现了邢燕子、董加耕等典型的青年，于是，当局便及时作出号召，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平心而论，不要说高中毕业的董加耕，即使高小毕业的邢燕子，到了农村，也算是“知识分子”，在以文盲和半文盲为主的农民之中，他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三年灾难，不仅为农村造成极大的破坏，也严重地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当时的主要领导者，主要的心思并不放在国家建设上，而是放在“与人奋斗”上，放在“阶级斗争”上，放在“反修防修”上，因而，国民经济尤其是事关民生的建设项目发展非常缓慢。在我的记忆中，60年代初，生活在象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的人，也是很难找到工作，很难找到住房的，尤其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当年我的大哥和四舅，本来都是文化干部，1957年反右时，莫名其妙都被打成“右派”，于是，两位30来岁的大男人，妻子离开，自己失去了住房（宿舍）和正式的工作，只能打打粗重的散工，如同阿Q那样。还有一些城市青年，读完初中或高中，也没有工作安排，待业在家。我的邻居就有几位大龄青年，街道干部经常上门动员，动员他们到农村去，到农场去，真有一位叫阿德的去了市郊的九佛农场。

还有一点要提及，在当年，由于舆论宣传的作用，国人对工人阶级，对农民阶级，对参加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包括农业劳动，都不会采取轻视的态度，因此，号召毕业后留在城市但没有工作的青年人到农村或农场，还不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尤其当局仅仅是号召、动员，而不会强迫。

综上所述，在文革前，为了减轻城市就业的压力，为了恢复农村的生产，当局已经开始实施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有部分知识青年也已经响应或被迫上山下乡。可以预料，如果其后不是发生了文革，有计划地将部分城市的知识青年动员到农村农场去，以减轻城市就业的压力，这应会成为一项长期的国策。

三、文革孕育了其后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4、1965年，虽然也有“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虽然在文化界、学术界已开始批判这指责那，但是，62、63、64年三年的整顿，国家的元气恢复，国民经济逐步发展，科学技术有新突破，文化艺术相对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虽然极左思潮仍在涌动，但毕竟正气压倒邪气，学雷锋运动蔚然成风。在正常的国人的眼中，一切都是令人满意的。谁也不会意识到，我们的文化部门，是被阎王统治着；我们的教育部门，是被反动学术权威控制着，甚至我们的许多党组织和政府机关，都被坏人专了政……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却也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数十年后的今天，还不时有人问我，当年你们为什么那样盲从？为什么毛一声令下就坚决执行？为什么会做出那么多愚蠢的行为？……现代的人的确很难想象，数十年前，中国是处于一种什么的政治状态。当年，缺乏民主自由的制度，“愚民政策”推行了十余年，到处弥漫着领袖个人崇拜的空气……虽然我们青年学生，经常幸福地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但是，纯洁的我们却又是被愚弄的一代，是盲目的一代。我们不知道欧美国家的现状，只知道满世界都是“帝、修、反”，要时刻准备打仗；也不知道港台人的生活，我记得当年的报纸有一个栏目叫《港台今日》，专门报道港台地区的阴暗面，让我们以为港台人民包括世界上还有许多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放……至于共产党，我们早就被灌输：党内的路线斗争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三五年就要来一次……

所以， 1966年5月间，当领袖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揪出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派时，广大纯洁而盲从的青年学生，便毫不犹豫地、满腔热情地投身到“革命”之中，成为政治斗争的棋子，充当“帮凶”“打手”的角色。

1966年5、6月，是即将放暑假的时候，但是，“革命”来临了，于是，全国高三年级和初三年级的学生不忙毕业；高二、高一和初二、初一的学生，也暂不升级，三届高初中的学生一齐参加到“革命”之中，这三届高初中学生，到了1968年秋季才一起解决，俗称为“老三届”，全国应有数千万吧。

这数千万从14岁到19岁不等的学生，在文革中可以分为几个阵营。

一是干部子弟尤其是军干子弟。运动开始时，和以往的运动一样，地富反坏右分子首当其冲，哪怕是“死老虎”还要拉出来再剥一层皮。那些军干子弟当然表现得最“革命”，穿着或新或旧的军装，挥舞着皮带，抄家、破“四旧”、斗人、打人……有些军干子弟更不可一世，以为“老子英雄儿好汉”，无恶不作。及至运动的矛头指向了“走资派”，自己的父母也在一夜之间成了被专政的对象，于是，他们中的不少人便变得玩世不恭，自暴自弃，以终日打架斗殴为乐，如同电视剧《血色浪漫》中的钟跃民、张海洋、袁军等人。

二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共产党评定阶级成分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典型个案。它以某人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作依据，前三年富有，就会被评为地主、富农、资本家等阶级；贫穷，就会评为贫农、下中农、工人等阶级；喜儿如果顺从黄世仁，她就变成地主婆。吴荪甫如果破产于解放前三年，他也不算资本家，可能被评为贫民。最可笑的是，经济状况决定了思想，地主、富农、资本家都是反动的，贫农、下中农、工人，都是革命的，其余成分出身的，思想也处于中间状态。更为可悲的是，父母的成分和思想，直接影响到子女。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便被认为是革命的主力军，是“红卫兵”的当然组成分子。在运动中，他们也一改谦卑的态度，变得粗野，变得强横，坚决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斗老师，扫“四旧”，打派仗毫不手软。

三是非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这类学生，开始时被剥夺了参加“红卫兵”的资格。后来，他们觉得自己并非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等阶级的学生，虽不是“红彤彤”“响当当”，但也不应属于“黑五类”“黑七类”，按照那形而上学的理论，他们至少属于“红外围”，这场运动中应该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经过抗争，他们也自行组织各类名目的“红卫兵”。这类学生，很自然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形成对立，促成了其后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的派斗和武斗。

四是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等阶级的学生。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走资派，这七类人，合称为“黑七类”。“走资派”（共产党干部）有可能平反，但前六类作为“成分”，已成定局。这类人的子女的遭遇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即使不遭批斗毒打，也被打入“另册”，被剥夺了参加“红卫兵”，参加“大串联”，参加其他组织的资格，跟随父母一起吃苦。我的父亲，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抛下乡间的妻子和两个小儿子，到广州参加抗战，到抗日战争结束才离开部队，在广州做小职员等。因为他参加的是国民革命军，1966年8月间，他被工厂的“造反派”揪了出来，定为“历史反革命”。一位抗日军人成了“历史反革命”，这在当年并不奇怪。由于父亲遭劫，我们一家也不好过，而我和读初二年级的妹妹，便早早决定了日后的去向。

上述四类学生，其实都是文革的受害者。本来是很好的同学，很好的朋友，却因出身，却因派别，成为对立面，成为仇人。从1966年5月到1968年10月，经过两年多的思想、道德、文化、教育等的大破坏，这几千万不用读书、整天打派仗或无所事事的青年人，许多已失去了最起码的法制、道德、是非、尊卑等观念，在这种情况之下，当局来一次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迁徙，必然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四、难忘的1968年秋季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打倒刘少奇，以及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有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并且要置他于死地？这是一个很复杂，又是很荒唐很卑鄙的事件！我实在不想在此再重复那可悲可怕的“中国第一冤案”了。2002年时，我完成了《悼亡诗里说风云》那部书稿。书稿的最后一章，就是写刘少奇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聚贤茶室》网站中找来阅读。总之，毛通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其婆娘江青以及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的协助下，利用无知的“革命小将”，成功地将开国元勋、国家元首、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打倒。1968年10月，中共召开八大十二次会议，刘少奇被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被永远开除出党。

上面说到，无论哪一派“革命小将”，其实都是政治家们利用的工具，当目的达到之后，这些工具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

两年多来，红卫兵们，革命小将们冲冲杀杀，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并不知“末日”之将至。耽误了两年多的时间，即使当年读高一和初一的学生，也过了该毕业的时间，就不要说高二、高三级，以及初二、初三级的学生了。“革命”成功了，这全国三届六级数千万的学生，如何处置？我们当学生的，当时并不很清楚，但是，当局已有“预谋”！继续升学？大学已被破坏停办，即使马上复办，也安排不了那么多学生；在城市就业？当时百业凋敝，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有何业可就？即使有，城市的工厂和机关又如何可以安排那么多的人？留在城市分批待业？那更可怕！已经过了两年多冲冲杀杀的“戎马生涯”的青年学生，肯安坐家中乖乖地待业？……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化整为零，将这三届学生分散到“广阔天地”去！

有年轻的朋友可能会问：是否所有的老三届学生都得“上山下乡”？有关这个问题，真的还要解释一下。打倒刘少奇，离不开“革命小将”的功劳，如果狡兔死，所有的走狗都烹了，这很可能引起极大的不满和动乱！当局必须要“论功行赏”，给部分“革命小将”以甜头。由于实在也没有太多的就业岗位，因此，能够尝到甜头的，只能是很少的一部分人。那么，甜头给予什么人？就只能给予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出身的、文革开始后即参加“红卫兵”的那一部分学生！我班有大概10位男女同学，就被通知不必“上山下乡”，而是留在广州，到广州钢铁厂当工人！

诸位看看，一方是到广州钢铁厂当工人，另一方是到某农村某农场当农民当农工，虽说“工农联盟”，“工农是一家”，但傻人都会知道，这是天渊之别！如此安排，大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味道，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这两类学生的隔阂和矛盾，造成了他们之间的终生的不和谐！

除了上述的幸运的部分学生，不能留城的老三届学生，还有数千万，牵涉到数千万个家庭和上亿的人口！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惯于发动“大会战”和“全民战争”的当局，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指令学校、街道等安排学生“上山下乡”；同时即指令有关的农村和农场，做好接待知青的工作。

那么，以什么理由和方法号召广大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如此：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主要的理论是：以前重点强调，“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现在则明确指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什么叫“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原来，文化大革命颠倒了一切，新中国17年的教育，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教育，我们全被毒害了！现在怎么办？要靠贫下中农来进行“再教育”了。到后来还有一个口号：“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明明是耽误了人家，却倒打一耙，说人家赖在城市吃闲饭！加大宣传力度的另一措施是，一天到晚播放《知识青年志在四方》那首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至于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其实就是指农村和边疆。

二是软硬兼施。有些年轻朋友会问，上山下乡，不是动员和号召吗？我不去就是了。但是，实际上，在动员和号召之外，便是“强迫”。当局利用学校、街道、军管会等，采取办学习班、个别谈话、恐吓等方式，造成了一种“不去不行”的局面。学生及其家长们，对这个“上山下乡”都是很清楚的，“上山下乡”并非短期的“农忙”（学校组织学生在农忙时下乡与农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帮助收割或干其他农活），而是将学生本人的城市户口迁到农村或农场，从此与生活了十数二十年的城市脱离关系，并没有返城之日期。

还是有年轻的朋友问到：独生子女不用走吧？有几个兄弟姐妹的，总该留一个在父母身边吧？从最基本的人性出发，是应该这样安排的，然而，1968年时，并没有这政策，而是一刀切！

我和读初二年级的妹妹，因父亲被打倒，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一起被迁走是肯定无疑的，我去雷州半岛她去海南岛。我的梁同学，是印尼华侨，与妹妹、弟弟一起去雷州，留下年迈的母亲一人在广州。我的蔡同学，一直和年老的爷爷生活，也不得不离开，留下风烛残年的爷爷独在广州。我的秦同学，印尼华侨，父亲不满印尼苏哈托的排华政策，送他只身回国读书，不料遇到这场“革命”，他也不能享受什么照顾，也得跟随同学到雷州。我的女朋友，一直与体弱多病的养母相依为命，此时也不得不落户到新会县农村。

有没有死硬派，坚决不离开城市，坚决不下乡的？还真有。我的刘同学，与他的兄妹，就发誓“与广州共存亡”，他说：“我不走，难道用枪押我走？！”然而，在我们走后一个月后，便听到他们三兄妹到了宝安落户的消息。其他死硬派也先后离开广州，各散东西。没有谁用枪押送，但是，一枝无形的枪在背后指着，使你顽抗不得。

没有“去不去”的问题，剩下的，只是“去哪里”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当局也算是政策宽松的。他们给每所学校的学生安排了几个去处，从大处来说分为两大类，一是到离广州不远的农村插队，一是到远处的农场当农工。如我们学校，要么到三水县或博罗县插队当农民；要么到离广州600公里远的雷州半岛的农场当农工。这两处地方，均有利有弊：三水、博罗离广州约半天车程，当农民随时可以回家；但是，你得忍受插秧割禾的苦累，得忍受自己挑水打柴种菜煮饭等琐事；到农场可以与较多的同学们在一起，过集体生活，不用插秧割禾，但是，你得忍受起码一年才有的一次探亲假……唉，苦煞了当年的学生哥姐啊！

上面的安排，如果我都不满意，要去别的地方，行么？当局还真开恩，另有一条灵活的政策，那就是“投亲靠友”。也就是说，我回自己的家乡，或跟随别的学校的学生去某地方，也是允许的。所以，与我们一起去雷州半岛的，就有一些不是我们学校、而与我们某位同学有关系的别的学校的学生。当局的主旨是，不管你去哪里，只要你肯离开广州，或者户口被迁走，就行了。至于你去的地方，是否适合你“接受再教育”，他们是不担心的，反正到处都有“贫下中农”。

五、一次空前的人口大迁徙

时下有一出电视剧叫《闯关东》，演绎了过去山东等省的人民流亡到东北地区创业和定居的故事。闯关东的人数也不少，但那是逐年逐年地流亡而去的。1968年秋冬，中国政府在短短的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将原本生活在城市的数千万青年学生迁徙到了各地的农村和农场，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壮举”。

当年，是否每一位需要“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临行时都是“凄凄惨惨戚戚”的？有关这事，还需做些介绍了。其实，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临行时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

第一类，是壮志满怀，决心在农村或农场干一番事业的。当年，虽有不少困惑，如文化大革命是否必要，刘少奇、邓小平等是否走资派，那么多老干部被打倒，是否正常……但是，国人毕竟受“愚民政策”毒害久矣，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迷胡了心智，所以，必然还有一些“热血青年”的存在。我们今天，不是还常用“火红的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这类的词语去形容那时的年代和岁月吗？这类青年，尤其是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这类青年，他们不惧怕“上山下乡”，他们反而希望去到最边远的，最艰苦的地方，如新疆，如北大荒，如延边，如云南，如陕北，如内蒙，如井岗山，如海南岛……他们要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并作出自己的贡献。我的妹夫、上海青年小裴就是去的黑龙江北大荒农场；他的两位弟弟一起去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村落户。当年的北京知青、如今的社会学家金女士，就是不远千里去到海南岛万泉河边的。这类青年，离开父母时，没有悲伤，没有眼泪，许多还是扛着红旗，唱着雄壮的歌曲离开城市，奔赴农村或农场的。

第二类，是被祖国的大好河山吸引而去的。反正要去，就去一个神秘的、色彩绚丽的地方吧。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一批好电影啊！《阿娜尔罕》《冰山上的来客》《草原上的人们》《老兵新传》《护士日记》《五朵金花》《阿诗玛》《红色娘子军》等，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那冰山，那草原，那河流，那海洋，那少数民族的服饰和歌曲，那革命先辈住过的草房与窑洞，……都是会令一些青年人神往的。去新疆，是想到可以在葡萄架下摘葡萄；去内蒙，是想到可以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放牧；去云南，是想到可以与金花姑娘对歌；去海南，是想到可以眺望汹涌澎湃的大海……我们一干人，为什么会去到雷州半岛？因为我们多少有点地理知识，“半岛”者，三面环水之岛也，那有多美！假日就可以一起去海边踏浪花，捡贝壳，看归帆……

第三类，是无可奈何的跟随者。反正不去不行，反正有那么多人陪着，我怕什么。于是，自己的要好的同学去哪里，我就跟着去那里。这类人，多少还有点幼稚的心理，对未来的艰辛与险恶未有足够的认识，还以为是过去的“农忙”假，去到农村一段时间，便可回城。因而，在离开城市时，他们的目光坦然，或者说木然，眼中没有多少泪水，心内没有多少悲伤。是的，毕竟在1968年11月时，有不少人还只得16、17岁，还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纪。与我同一个生产队有20来位处二级的同学，初到农场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体现出是十足的城市街道的顽童，热衷于偷鸡摸狗，抓鱼捞虾，打球游泳，远足趁墟，不亦乐乎。

第四类，是悲悲切切的一群。这类人，可能天生就是多愁善感，又或者懦弱胆小；你想想，只有十六、七岁的人，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从来没有离开过城市，现在要到一个陌生的乡村插队落户，或去到要坐两天的汽车才能到达的农场，心中不害怕才怪呢，不忧虑才怪呢。当然，也有的是心有牵挂，走得不安。自己离开城市，家中就只剩下或父亲或母亲或爷爷或奶奶，能不牵挂？还有些家人，或被批斗或被关押或不知所终，能走得安心，走得愉快？当年，我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人。60多岁的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每月只得20元生活费，在工厂里被监督劳动。这事不知何时了结，不知有否重见光明之日。所以，在1968年11月7日早晨，天还未亮，父亲送我离开家，到外面的车站坐车回学校时，我不知道与站立在晨风中的父亲说些什么。还是父亲镇定，他说：“到了农场马上写信回家。”……在黄埔港码头，在建华轮上，在离开广州的那一刻，我真的百感交杂，“满怀豪情”等词实在是套不上的。

六、“上山下乡”路上之百态

这一节用了“百态”这一个词，其实是不自量力的，我有何能力阅历，可以写出“百态”？后来改成“十态”“各态”……但显得更糟糕，所以还是用回“百态”，取“夸张”之修辞手法吧。

由于上述的情况，在1968年冬以及1969年春，全国绝大多数的老三届学生，都象今天常见到的在各大旅行社选择旅游线路一样，选择自己将落户的地方。

数十年后，我来到中山市某校工作，在某次同学聚会中，我惊讶地发现，原来高一级的龚同学等，当年竟然就在我工作的黄圃镇某乡村落户。问其原因，他说，了解过，到中山黄圃那地方，只需坐一晚“花尾渡”船，船票是一元多一点。原来龚同学等，从经济和时间的角度出发，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才落户在那珠三角的腹地的。

前几年，远在美国纽约市生活和工作的黎同学回国探亲，与之交谈，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黎同学夫妇，当年竟然就在我所在的邻镇三角镇落户。原因与龚同学一样，也是近广州，而且有船直达，船票也是一元多。

去年，生活和工作在美国三凡市的我的挚友刘同学携夫人回国探亲访友，与其夫人交谈，也令我感到意外！原在市17中读初一级的刘夫人，还有她的几位女同学，当年也是落户于中山县的大涌镇的！而刘同学，后来与兄妹选择的是宝安县，落户在平湖公社。原因之一，当年从广州到平湖，已经有了建于清朝时的广九铁路，往来方便。

我的同学、初二年级的卫同学，身材矮小，体弱多病，父亲早逝，文革中，当小学教师母亲又被迫害而自杀，他在广州变得孤苦零丁，后来跟随别的学校的学生，落户到东莞县的石鼓镇，过着自食其力然而是极端困难的生活。

珠三角地区，无论今天还是昨天，都是广东最好的一块地方，学生们选择到这里，仅仅是觉得它离广州不算太远，有车船可到达，生活相对没那么艰苦。大概很少人，从一开始就深谋远虑，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来考虑，为将来的去向着想的。当然，当年，当局只顾着迁徙人口，也来不及想到，将数万名青年人安置在距离港澳不远的地域，日后将会产生怎样的不良后果。

上面讲到，由于“上山下乡”是一种“自由组合”，因而，不在一所学校读书的兄弟姐妹，就有可能去同一个地方，彼此之间有个关照，令父母也放心一些。有些同学，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深入研究，你就会发现，亦有许多兄弟姐妹，并没有去同一个地方的！这个现象看似奇怪，其实并不奇怪，我试图归纳出几个原因，一是，在当年，“革命青年志在四方”这样的号召的确深入人心，年轻人不会有过多的患得患失；二是，对“上山下乡”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认为你去一处我去一处，很好玩啊，见面时会有许多不同的话题啊，甚至还可以我去你处走走你来我处拜访啊；三是，文革经历了两年多，许多青年学生都参与其中，经历了“战火中的青春”，形成了深厚的同学情战友情。于是，同学情战友情重于兄弟姐妹之情，同一观点同一派别同一战斗队的，仍不愿分离……以我为例，当年，我和妹妹也没有走到一起。努力回忆一番，当年，我们似乎根本就没有谈论过“是否去同一地方”这个问题，她有她的几位要好的女同学，我有我要好的几位男同学，她肯定觉得不能离开她的同学，我亦如此。于是，她们到了海南，我去了雷州。其实，她的那些女同学我都认识，是与妹妹从小玩到大的。假设，当年，如果我跟她一起去了海南万泉河畔，我就会与市十七中、市二中还有北京等地来的青年人为伍，我的人生轨迹肯定就不相同，说不定我会早点混出个人样来！和我情况相似的，我队的广州知青、原为华师附中初一级的小张，她的哥哥、现任香港经贸商会总干事的张兄，却去了海南五指山农场！

还有一种现象，不知知青问题研究专家有没有关注到。由于“上山下乡”是一种“自由组合”，那么，如果有男朋友、女朋友的，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走在一起了。恋人生活劳动在一起，互相关照互相支持，肯定容易共度难关。当年的老三届人，也到了18、20岁了，会没有感情生活？然而，不是信口开河，在1968年秋冬之时，已经历过感情生活，并确定为恋人关系的青年，实在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在选择“旅游线路”时，绝大多数学生都没有考虑到异性同学这一因素！何以见得？当年，我们七位高中男生，选择了去雷州；而同班的七八位女同学，选择了去博罗。在选择的过程中，我记得，彼此之间并没有商讨，仿佛只是男人喜欢去芭提亚畅咏，而女人喜欢去东京购物一样。如果当时有谁提出，我班那几位女生多好啊，多漂亮啊，和她们一起去雷州，或去博罗吧，那么，情况就会不一样了！反过来，如果她们中的某人说，那几位男生，多英俊潇洒啊，日后必成大器，跟他们去同一地方吧，那么，情况也会不一样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谁也没有提到！数十年后，当我们与那班女生说起此事，大家也唏噓叹息，后悔当初，不然的话，大家走在一起，肥水流回自己田，多好！同样的现象，和我们无意中分到一个生产队的十位女知青，有多位是我们隔壁班的，她们也是清一色的女生，并不与男生为伍！我妹妹她们到海南，也是“五朵金花”并蒂开放，并没有找几棵“草”来陪衬。造成这种原因，当然是与当年的教育和社会风气有关，当年是“性半禁锢”的时代，中学生绝对不能谈恋爱，也很少有人谈恋爱。社会上也没有“性诱惑”，更没有陈冠希之流的“不雅艳照”流传，所以，青年人在感情方面，纯洁得可爱。

如果要问，离开城市，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带些什么去呀？我想，到附近农村插队的青年，可以不时回家，带去的生活用品不需太多；但是，去遥远地方的青年，就不得不带上全部的家当了。然而，事实上，在那艰苦的年代，一般家庭都是过得紧巴巴的，很难准备充足的物资，简单的床上用品，几件替换的冬装夏装便是全部的行囊。女生或许会有些镜子、梳子。书籍，则是大家都不需要的，除了那本小红书。手表、收音机、照相机之类的奢侈品，那就极少！不过，在建华轮上，在运送行李时，有一镜头引起大家的注意：一口大木箱子，被起重机吊到船仓内！谁那么富有，带上一口大木箱？原来，那大木箱是我们的罗同学的。他是印尼难侨，被最近死去的强人苏哈托将军排华迫害，回到广州，那口木箱恐怕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如今又要“上山下乡”，广州的住处也没有了，只得带着大木箱远走雷州。

在那建华轮上，梁同学和我也算另类了。他除了生活用品，还带了一部手风琴！在那年代，并非人人都可以拥有手风琴的，他是印尼华侨，总比国内的土包子富有一些。就是这稀有的手风琴，使得他和妹妹也能在农场文艺宣传队混过。我虽是土包子，但无意之中拥有了两件乐器：一是读初中时买的、蝠鼠头的高音二胡；另一是一把小提琴。高胡没有盒子，只是用一个布袋装着，显得很老土；小提琴当然配有盒子，1967年春天，我决定不参加派别活动，而与刘同学一起买来一起学拉。由于要远赴雷州，陪伴我数年的这两件乐器也不宜放在家中，应随身携带，到了那半岛，在夜深人静之时，也可抒情一把。在船上，在傍晚经过零汀洋时，有同学怂恿我，何不趁着月色，拉奏一曲？但是，当时我技术不精（日后更不精），不敢在众多广州的青年男女面前献丑。现在回想起来，也算一件遗憾的事。但是，没有想到，后来，那“蝠鼠头”很快就因雷州潮湿的空气而解体；但那小提琴，却一直陪伴着我，不仅借它度过漫漫长夜，抒发愁闷，借它向恋人吐露心声，还用它宣传了几回“思想”和“主义”呢。

去年，我为一位上海的亲戚、原上海知青裴阿四写了一篇悼念文章。我了解到，当年，裴阿四到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村落户时，带去的还有什么？当年和他一起落户的知青回忆说：“我们清晰的记得：1969年3月，裴解放和我们一起来到延吉县朝阳川公社东城九队插队落户，当他打开行李的时侯，我们大吃一惊：与一般人不同，他下乡的行李中带来了缝纫机、木匠工具、理发用具、听诊器、血压计这些东西。与当年有一些人下乡是出于无奈不同，裴解放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他对于下乡插队落户有着自己的认识，他有着长期在农村扎下去的思想准备，他做好了要为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付出自己努力的准备。”这当然是一个另类，一个高不可攀的另类。

七、雷州半岛、徐闻县、勇士农场

1968年冬到1969年春，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变了数千万人及其家庭的命运。演绎了一出历时十年的悲喜剧。由于笔者不是作家郭小东之类的人物，可以利用教学和工作之便，到全国各地走访知青运动和知青的足迹，写出或拍出反映知青内容的力作。我还是根据自己所去的地方，所经历的事件，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做所想，写一点或许有用的新感悟。由于过去我已写过一些这类的文字，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关系，想到合适的，就复制粘贴过来，这是应给读者作些解释的。

在去雷州之前，也就是1966年大串联时期，我们一群同学，有男有女，就硬是站在货车上一天，从广州绕道高州、化州，天黑之时到达了湛江。我们只在湛江停留，没有再往南走，几天后，向着风光秀丽的南宁市而去。雷州半岛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仅仅是从地图上了解的。也是命该如此，在某一个晚上，我们一行人踱步到沙面，虽然口袋里没几个钱，但喝杯咖啡还是够的。就在我们坐着一边喝咖啡，一边议论猜测着徐闻的时候，坐在我们旁边座位的一位中年汉子发话了：“你们要去徐闻吗？”我们马上应答。他说：“我就是徐闻来的。”于是，我们似乎发现了救星，一下子将他围住，要他讲讲徐闻的情况。“徐闻佬”与我们素不相识，应该没有必要骗我们，于是，他如实地介绍了徐闻的情况，我们感到不会太坏。我们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徐闻是旱地多，不会种水稻，只种经济作物。虽然我们天天要吃由水稻变成的粮食，但是要我们去种那作物，就太可怕了。不过，他似乎没有介绍到徐闻的泥土，如果大家知道那泥土晴天硬如铁，雨天粘住鞋子不掉的特点，恐怕会打退堂鼓。

11月7日上午，我们离开广州；8日到湛江；9日在湛江休整；10日上午，各农场来车，将我们送去某农场。在此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将去到什么农场，也不知道将与一些什么同学同场同队。卡车往湛江之南开去，先经过海康县，中途在南渡河过一个渡口，经过半天的行车，下午3、4点钟，我们到达了徐闻县的勇士农场场部。

还是回过头来介绍一下雷州半岛和徐闻县吧。

翻开祖国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形似一只雄鸡，这雄鸡有两只脚，一只是台湾岛，另一只就是海南岛。而与海南岛隔海相望的，就是雷州半岛。雷州半岛的北部属海康县，南部属徐闻县。徐闻何以得名？据传，徐闻三面环海，形似一叶靠岸的小船。而徐闻城中的登云塔高高耸立，正如桅杆揭起，大有扬帆启航之势，而四周海上波翻浪涌，涛声震荡，徐徐而闻，故而得名。过去，徐闻是赴海南岛的必经之地，故肯定留下过包拯，苏东坡等人的足迹。近日报载，据考古学家考证，徐闻县还可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民国初年起，由于军阀混战，兵不剿匪，以至徐闻渐渐沦为匪窝，匪乱连续15年，人民死亡率达60%。清末全县有三十万人，到解放前夕仅剩七，八万，徐闻全境形成了茫茫的荒山野林。直至1931年，全县匪患始终止，但流浪异乡的百姓未归故土，大片田园依旧荒芜。1933年8月，国民政府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筹建徐闻垦殖场，以大水桥，那老村，老宿地一带为主要基地。1934年2，3月间，垦殖场正式建立招人归耕，开垦土地二千余亩，种植水稻，旱稻，甘蔗，木薯，蓖麻，棉花和豆类等。此垦殖场惨淡经营了12年，终于1946年停办。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朝鲜战争及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中央作出了“一定要建立我国天然橡胶生产基地”的决定，于1951年10月在广州成立华南垦殖局，由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兼任局长。11月，即派出勘测队开赴海南岛及雷州半岛进行实地测量。1952年初，从人民解放军抽调部队组成林一师和林二师，分赴海南岛及雷州半岛。林二师5团到达徐闻，在坑仔附近成立徐闻垦殖所，建立26个编号场。林二师5团2营6连连长霍连，率部从中山县竹秀园急行军于8月16日到达北良村即后来场部招待所及幼儿园所在地安营扎寨，宣告0115场正式建立。这就是勇士农场的前身。

各场成立后，即派人到省内各地去招收民工，各地各界人民群众纷纷自愿报名，踊跃参加垦殖事业。1953年4月，光现在勇士场的范围就先后有6000多人到达，当时设立14个分场，共编49个中队。1954年，0115场改名为石板垦殖场。1955年，改名为勇士垦殖场。1957年转向企业化，垦殖场改为农场。

“勇士”，这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估计当年要在这里生活和工作，没有勇士的精神和气魄真还不行。勇士农场位于徐闻县东北部，地理坐标为北纬20.4度，东经110.2度。东与徐闻县的海鸥农场，南与南华农场，西与五一农场毗邻，北则与海康夏的收获农场相接壌。西部边界上的石板岭，海拔245.3米，为徐闻境内的最高峰。第一代雷州农垦工人的悲壮的创业史，不知有没有人详尽地写下或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知青们从老工人的口中，已经听到许多令人肃然起敬的故事。应该承认，这是一种最好的阶级教育和精神鼓励，是知青们从老工人身上获得的最有用的财富。试想，纵横数十里的徐闻山，山高林密，荆棘遍地，瘴雾弥漫，疫病侵袭，猛兽横行，加上3，4月的阴雨，7，8月的台风，11，12月的干旱，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创业，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不屈的毅力，没有强壮的体魄，如何能担当那些高强度的劳动？当知青1968年到达农场时，老工人大多不足40岁，但普遍显得苍老，妇女更有较多病痛。如果说知青的劳动和生活是艰苦的，那么，这种艰苦，和他们比较起来，则又不可同日而语。

勇士农场的经营方针和作物布局，是根据每个时期国内外形势和国家需要而定：

1952年，全力开垦荒地，种植橡胶。

1954年，根据台风多的情况，大力营造防护林带，把大方格改为小方格。

1957年，贯彻“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以短养长”的方针，大力发展香茅，适当种植咖啡，粮食等作物，发展以猪牛羊为主的畜牧业。

1962年，提出“以橡胶为纲，以粮食为基础，胶粮并举”的方针。1968年知青到农场时，仍是执行此方针。

在1968年11月10日，我们第一批一百多百名老自广州的广东华侨中学的青年学生，来到了勇士农场这块完全陌生的土地，开始了他们的数年甚至上十年的知青生涯。数天后，又有来自广州黄埔港中学和大塘中学的学生到来。

七、雷州半岛之农场及生产队概况

雷州半岛主要指海康县和徐闻县。这两县都有本身的居民，以农业人口为主。由于本身的人口不多，而荒地则广阔，解放后，政府就征集各地农民，到这里参加垦荒，成立农场。

1968年我们到勇士农场后，通过了解，得知除了自己所处的农场外，雷州半岛地区尚有火炬、友好、奋勇、前进、五一、收获、东方红、南华、海鸥等农场，每个农场都分配有数百上千的广州知青，使得这块古老的土地一夜之间处处闻“粤语”，并充满了年青的气息。

1968年知青到农场时，各农场均为地方国营农场。半年后，可能是为了“战略”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将湛江农垦局和海南农垦局所属的农场，都改制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海康、徐闻的国营农场归属第7师，一场为一团的建制，由军人来管理。这对于年轻的知青们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在此之前，我们只知道有“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那“兵团”令许多年轻人羡慕不已。如今，自己也成为兵团战士了，可以穿军装，可以扛长枪，多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发现，既没有军装发，也没有长枪扛，生产队依然是那个生产队，只不过是农场、生产队和干部的名称改变了，变成7师10团某某连，原场长称团长，还有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之类；原队长称连长，原支部书记称指导员。最能体现“兵团”特点的，是增加了一个“武装连”，还有“警通班”之类，那些战士可以扛枪，但枪管内有没有子弹就不得而知了。

及后，我们还知道，不仅广东的国营农场变成军垦农场，黑龙江的、内蒙的、云南的，都成了军垦农场，知青们都成了“兵团战士”。这类的兵团，不知是否林彪搞的“第二武装”，1974年，各地的兵团撤销，重新恢复原来农场的名称，但原连队编号不变，由“连”改为“队”。但是，由于兵团之前生产队有另一编号，如12连，兵团之前叫8队，现在叫12队，所以出现了队名的混乱。

兵团时期，由于知青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离开，人烟众多，人才鼎盛，农场颇有生气，然而，这四五年光景，也如春梦一场，只残留在大家的记忆之中。

还是回头，说说雷州的情况吧。

雷州地区的土著居民住在自己的村寨，与农场并无关系；他们说的是与海南话相似的“黎话”，是一种我们无法听懂的粗朴的语言；还有他们独特的歌曲——“黎歌”，并不难听，多以“啊呵能（人）”结束。农场工人多是粤西还有宝安等地的移民，说的是“白话”，与广州话近似，知青们都能听懂；电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中“阿娇”说的，就是粤西地区高州、化州的话，当年我们常常听到。还有一小部分是南下的干部和转业军人，说的是普通话。知青们到了农场，主要打交道的，是农场的干部和职工，在语言沟通方面是基本不成问题的。至于“黎话”，如我等学习语言有点天分的知青，也很快掌握了若干句日常用语，在购物趁墟吵架时能派上用场。

雷州半岛的天气，和广州相比较，气温是差不多的，所不同的是，二三月的“梅雨”天气，它会特别长，经常会一个月都见不到太阳。七八月，是“雷雨”季节，经常会有骤雨降临，伴随着惊雷闪电。那雷声特别的响，几乎个个都是“霹雳”。如果在室内倒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户外劳动，那就可怕了。“梅雨”与“雷雨”天气带来的另一苦恼，就是那红红的粘土。雷州半岛的泥土呈红色，它有一个特点，旱天时，坚如铁，硬似刀，不穿鞋子难以走路；雨天时，即粘得要命，鞋子越走越厚，粘土甩也甩不掉，要用链刀来刮，来削！一年之中至少有四个月要经常穿着长长的雨鞋（不是现在时髦女郎穿的高跟靴子），再英俊漂亮的人儿也还有什么风度仪态可言了！

雷州半岛是丘陵地带，有些低矮的小山，基本是平原。从湛江到海安，有一条泥沙公路、应该是“国道”相连。各农场又会有些土公路与此“国道”相连。半岛虽然三面环水，但那是海水，不能饮用；半岛内只有一条南渡河，是严重缺水的地区。在五十年代，政府发动民众，主要是青年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雷州青年运河，从湛江的遂溪到海康。但是，徐闻地区就没有得益了。农场的食水，主要靠有限的水库，以及众多的水井。井中的水，一般都在五六米以下，要将一桶水摇上来，女知青们会感到很吃力。

雷州半岛各农场所生产的作物不一，但都是以橡胶为主，兼其他作物，如香茅、咖啡等。但是，雷州半岛在下半年经常遭遇台风的袭击，碗口粗的橡胶树常被吹断，数年的艰辛付之东流。而台风，又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所以，雷州的气候和土壤适宜种植橡胶，但是，每年一次或数次的大台风，就专门搞破坏。现在，我们也知道，人不能胜天，所以，今天的雷州半岛，已经很少见到橡胶树，改种不怕风吹的甘蔗、菠萝之类。为了自给自足，生产队都要种植花生、番薯、木薯、油茶，都要养牛、养猪。而农村人，则多种菠萝、甘蔗、旱稻，还养猪，养鸡、养鸭等。

雷州毕竟是三面环海，俗话说靠海吃海，雷州的海产丰富，每逢旧历三六九墟日，市场上都摆有不少海产品，鱼、虾、蟹、鯸皆有。俗话说，“第一鱆，第二仓，第三第四马交郎”，我们在广州难以吃到的章鱼、仓鱼、马交鱼，在雷州都可以不时品尝。只可惜，当年，我们的月工资只有20元或20多元，要想饱餐一顿海鲜，也不容易。

1973年，我参加了我们农场的文艺宣传队。由于我们那一届宣传队编排的节目特别出色，于是，获得了到师部各团巡回演出的机会，我因此也到过了海康和徐闻各个农场。但是，当时，我们是由卡车送到场部，晚上演出完了，又离开，因此，对其他的农场，认识是不多的。不过，当年雷州半岛各农场，编制和架构、场部以及生产队的规划，基本是一致的。因此，解剖一个农场和一个生产队，即可起到“管中窥豹，略见一斑”的作用了。

以我所到的勇士农场（兵团时为7师10团）为例。勇士农场有一个场部，场部的面积不很大，有纵横几条煤渣路，将其分成数个功能区；场部设有办公楼（当年只是平房）、礼堂、露天广场、商店、医院、学校、广播站、电影队、饭堂、招待所、干部宿舍等。机械厂和汽车队设于场部附近。能在场部工作和生活，包括在机械厂和汽车队工作，当然光彩些，舒适些，尤其是文化生活，比生产队丰富很多，每周会放一两场露天电影。此外，兵团时，那篮球场安装了灯光，晚上也可以进行比赛。场部的商场，商品虽谈不上琳琅满目，但比现在广州的天河城更可爱，经常会有知青中的俊男美女流连，这些都让边远生产队的知青们羡慕不已。知青到了农场，半年后，即陆续有些精英分子可以脱离生产队的环境，置身于灯火较为通亮的场部。

勇士农场分成三个区，每个区有若干个生产队。一区的生产队比较靠近场部，二区的次之，三区的最远。我们学校的知青一百多号人是第一批到达农场的。“当年，我们还年轻”，这体现在生产队的分配上。我们一到场部，就要求马场长：“分我们到有水库的生产呀！”“我们要去近海的生产队呀！”。马场长也是个善于演戏的人，略作为难状，再略作沉思状，然后果断地说：“好，我都满足你们的要求，把你们分到有水库的、近海的生产队！”于是，我们欢呼雀跃，坐上卡车而去。这一去，就去到了离场部10公里外的三区！其实，将我们第一批到来的知青分到三区，是农场的既定方针，不过，马场长并没有欺骗我们啊，我们所去的生产队，如13、14队，的确近水库，而9队，的确最近海，离海边大概10公里，如果有小车，15分钟可到；而步行，两小时亦到达！多天后，我们弄清楚了东南西北，才知道吃了哑巴亏，但生米已成熟饭，况且一区、二区的地盘已让后到的知青占据，争也无用了。

生产队的结构如何？应该说，农场各生产队的房屋布局不尽相同，但是，又有相同点，那就是，由四排或六排石砖瓦建筑的房屋构成。这些房屋，是职工的宿舍，每间房子不足20平方米，没有厨房、厕所、洗澡间之分，纯粹是睡觉用。如果每间房子住一户职工，也还过得去，因为每间房子起码可以放得下两张床。但是，我们到农场时，每间房子是住着两户职工的，中间用竹木纸板草席等隔开，放屁之声相闻，就不要说造爱时的叫床声了。当年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老工人一般有三个以上的子女，五六口或七八口住那不足10平方的半间房子，其难堪处可想而知。如何解决做饭、吃饭、洗澡甚至造爱等问题？生产队也有办法，那就是在住地的某处，让职工们自行搭建茅草房，茅草房的面积比住房更大，作用也更大，是职工们一天之中呆得最多的地方。

除了职工们的住房，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队部，一个集体伙房，一个茅草搭建的可坐全队职工的会议室、一处医务室，一处小卖部、一处托儿所、一眼水井、一口鱼塘、一块晒场等。在队部的屋顶，会有一只高音喇叭，播放场部的广播；不远处的树上，应挂有一块铁板，队长敲钟，通知开工或开会用。一般的生产队，都会有一块水泥灰沙打造成的晒场，用于晒谷晒花生等。有条件的生产队，还会在晒场之上竖起一个或两个类似篮球架的架子，晒场也很自然成为生产队的中心区。在住地范围内，会有若干个公共的小便处，中间以两米左右的砖石隔开，分成男女，小便之声相闻是肯定的；公共的大便处一般建在鱼塘之上，粪便用于喂鱼。鱼吃粪便长大，这是我们到农场后才知道的事。生产队是没有外来电的，照明全靠拖拉机发电，不到农场还不知拖拉机会发电。发电的时间一般从晚上7点至10点或10点半，其后的时间，如果你还需要照明，就自己点燃煤油灯了。

下面，具体以一个我呆过的较大的生产队作说明。

勇士农场12队，兵团之前称8队，兵团时改称12连，兵团撤销后称12队。12队处于农场北部的第三区，建场前的地名叫坡塘。12队东与14队，西与13队，南与11队相连，而北则是海康县收获农场的地界。从勇士农场场部起，有一条泥质公路，跨越石板山顶，到达12队，距离为10公里。在12队处分为两路，一路直通收获农场，12队到收获农场场部约12公里；另一路通往14队、15队、16队。16队应是勇士农场最边远的一个生产队（原为9队）。从12队到附近的墟镇，则最近为石板墟，10公里；东面的和安墟，西面的曲界墟，北面海康县的调风墟等墟镇，均有15公里之遥。

三区的各个队，地最广，人最多的，就数12队。除了有一百多号劳动力之外，与其他队不同的，是12队还设有一个第三机耕队，简称机三队；附近还有一所小学，第四小学，简称四小；此外，还有一间稍大的商店，一间设备较多的卫生室等。这些，都奠定了12队作为三区的中心这一地位。

由于缺乏图片资料，我尝试用文字描述12队的地理环境。勇士农场到收获农场以及和安墟的公路在生产队的边上经过，方向是从南到北。当我们下车以后，不会看到牌坊或什么标志性的建筑，你只会看到一些房屋，就知道这是生产队了。一条较大的泥土道路，从西往东走向，贯穿整个生产队。

顺着这条路走，左边，即北面，是两列砖瓦房，每列四排，其中最靠近路边的那一排，就是知青们的宿舍。其实是一分为二，男女各住一半。其余的房子，分成十几平方若干间，除了队部、商店、卫生室各占一间外，就是老工人的宿舍。开始只有半间房，多年后，才住上一间。老工人都在房屋的外围，用竹木茅草搭建一间屋子，用以做饭、吃饭、冲凉、洗衣、请客甚至过夫妻生活、睡觉等，这屋子称为伙房仔。在那堆伙房仔之外，有一个大晒场，还有一口大鱼塘。那地方，称为晒场角，旺中带静，是知青情侣幽会常选之地。

在道路的右边，即南面，除了也散落一些伙房仔外，有一间生产队的集体伙房，知青以及大多数老工人都在此开伙食。伙房前面是一大片空地，有一棵大榕树，俗称榕树头，似乎还竖立过一个篮球架，是孩子们嬉戏之处。这一带，更是晚上开会或看电影的地方。空地旁边有一口水井，周围有些石板，供人们洗衣之用。离水井不远，又有一口大鱼塘，塘边种有松树柳树，因而，水井头一带，可说12队一景，当然是知青情侣幽会首选之地。往南走去，是知青的冲凉房，是知青们来了才搭建的。冲凉房初为竹木茅草搭建，保密程度较低，后改为砖瓦结构。冲凉房原没有热水供应，后指派专人烧水。再往南走，就是机三队的队部，以及拖拉机、推土机的停放处。机三队不属12队管辖，但工人都住在12队，其家属都是12队职工。

顺着道路往东走，过了南北两个鱼塘（中有涵洞连接），便到了第四小学的所在地。四小并不大，大概有两排教室，一排办公室及教师宿舍。在教室前面有一大片空地，是学生们活动的地方。11队、12队、13队的小孩，都在这个学校读书，一些知青先后成了这学校的老师。

雷州半岛以及海南岛农场的生产队，就其职工人数和地理环境而言，恐怕绝大部分是比不上勇士农场12队的。

八、雷州农场知青的农场生活

1968年冬与1969年春，大批广州知识青年来到了广东省农垦总局辖下的湛江农垦局和海南农垦局两农垦局管辖的各农场，从城市学生成为了农场职工。由于身份的特殊，这些人一般不叫“职工”，而叫“知青”。这一节写的是“知青的农场生活”。由于海南海北地域的差异，雷州与海南农场的知青的生活会有不同；即使同一地域的农场也各有特点，知青的生活情况亦会有不同，但是，只要是农场，同属一个系统管治，都会有许多相同点，这一节的内容，主要以雷州半岛农场的知青为例，也尽量兼顾海南农场知青的情况。

还是以一个生产队——勇士农场12队的知青作事例剖析吧。

1968年11，12月间，33名来自广州市的青年学生落户在勇士农场12队，开始了他们的知青生涯。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当知青们到来之时，农场已经过老一辈的拓荒者16年的艰苦奋斗，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基础，所以，知青们的生活条件，与老工人创业时已不可比拟。然而，这毕竟是一群从大城市来的，只有十余岁的青年学生，生活环境的反差，却是巨大的。加上，文化大革命对生产的破坏，使得勇士农场在1968年就亏损49.4万元，这不足50万元，现在一个中等企业家就可以眼不眨地掏出支票本子写上了结了，但是当年，这不足50万，就使得全场数千职工的生活环境都不可能会好。我们当年的生活如何？为了叙述的方便，还是按传统的“衣、食、住、行”说法，再加一个“用”字，依此去写。在写“衣、食、住、行、用”之前，又不得不首先说明，当知青们刚到农场时，每月的工资是20元，数年后，升到24或26.5元。因此，大家每月的生活费，都是由那点儿工资所支配的。

衣如今我们要穿衣，到商场地摊去买就行了，然而，我们还清楚记得，当年买布买衣服，是要凭布证的！每人每年可以买多少布？1丈3尺6寸！也就是说，大个子不够买一套长衣裤！在这种情形下，知青们的衣服本来就不可能多，尤其男知青。到农场后，并无工作服派发，于是，劳动的衣服就当然挑最破烂的一两套，我们称之为“战袍”。那“战袍”，女知青可能会不时洗洗，但男知青则往往任其风吹雨打，直到沾满汗水泥浆，脏得臭得实在连自己也不能忍受了，才把它往水里泡。兵团成立那阵子，我们还高兴过，以为可以穿上一套绿军装，然而并没有。至于那劳动的鞋子，当然是现在已找不到的“解放鞋”，泥里水里都靠它去闯，连最爱清洁的女孩子也不可能天天去洗涤。说到鞋子，不可能不提到徐闻地的泥土了。徐闻地方的泥呈暗红色，这倒没什么，要命的是，它遇水即有极强的粘性，沾在鞋上，踢之不去，须用竹木甚至铁片镰刀剔之铲之。如此一来，下雨天就甚是可怕了。而天放晴后，那泥又会变的坚硬如铁，踏之脚痛。因此，在农场，鞋子的损耗也快些。为了在下雨天还能走动，又必须买一双水鞋，而且是高筒的水鞋！至于头上的帽子，草帽或竹帽，劳动时你不能不随时戴着，因为雷州的烈日和阵雨，都是出了名的。

不管怎样懒，衣服总得要洗的。如何洗衣服？那时没有洗衣机，甚至没听过；生产队也没有自来水，洗衣只能靠井水。那井里的水如何打上来？原来水深往往三四米五六米，靠井架上的一个轱轳把水桶绞上来。绞上来之后还要左右手配合把水桶拉到井边，个子小或有病痛的女知青，就很吃力了。当然，这也给男知青发扬“爱心”提供了机会。有些生产队，可能就在河边，譬如万泉河边，或许可以像当年的红色娘子军战士，一边洗衣一边歌唱。洗衣的时候，肥皂是不能多用的，因为肥皂也要配给！晴天的时候，衣服当然晾在户外，但下雨天，尤其是三四月的阴雨天，衣服只能晾在屋内，不过数日难干，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火来焙。那时，绝大多数知青衣服的颜色都离不开蓝、绿、白、灰四种，尤其可惜的是，当女知青们拥有最美妙身材的时候，那些厚厚的斜纹布总是在外面遮挡着，想“一露成名”也难！

食在我们之中，大概有八成是因为害怕自己煮饭才到农场来的。农场的好处就是有集体饭堂，可以饭来张口。但到农场不久，我们就发现，这口并不太容易张。伙房的饭原来是蒸的，一人一瓦钵，瓦钵上有名字；后来，改为用大锅煮的，自己拿饭盘去装。不管蒸的还是煮的，吃多少自定。男知青一般吃4两，女知青吃3两。按当时的劳动强度，这几两饭应该不足够，之所以吃这么一点，原因有三。一是我们每月定量30斤，一天只有一斤，想多也不可能；二是我们虽身在农场，农场也种些水稻，但我们吃的是最粗糙的米，想吃多些也难；三是下饭的餸，除了过年过节，有时周六晚，会有些猪肉牛肉或鱼之外，平时一般是青菜、酸菜、萝卜干等，所以那三四两饭也不是很容易咽下去的。老实说，每逢队里杀一头肥猪，或一头超龄服役的老水牛之日，就是我们欢呼雀跃之时。这一饭一菜多少钱呢？1角钱。也就是说，我们每月吃饭的钱，需要9元，尚余11元作他用。至于吃剩的米，可以从米仓中提取，用以换取其他的物品，如鸡蛋等。

既然集体饭堂不可能提供优质饭餸，知青们要熬得下去，就得想些办法，如买些豆酱伴辣椒或肥猪肉，买些腐乳，用以下饭；又如买一二两用木薯做的饼干或5分钱一个的合桃酥作补充。那时没有电饭锅，最先进的要数煤油炉，用煤油炉煮点蛋花汤，煎几片罐头午餐肉，那也算难得的享受；要么，在休息日，几个人合伙买一只鸡，白切；几条鱼，清蒸，补充补充营养。有了佳肴，不可无酒，经济允许，买瓶竹叶青之类；囊中羞涩，打点散装白干。酒是消愁解闷之物，往往一醉方休。不过，不要忘了，每个人的零用钱只有11元，不可能经常吃上鸡、鱼，喝上酒的。遇到节日，则肯定三五成堆，凑钱会餐，以求得短暂的饱醉。

当囊中空虚，而肚子又需要补充点什么的时候，惟有两个办法。一是自力更生，带上简易的捕鱼工具，到坑沟中抓点鱼虾，或到山上采摘一些岗埝和杨梅子，那情景和原始人当然不同，但性质却是一样，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另一办法就是下三流手段：偷窃！月黑风高，带上工具，到附近地里挖点番薯，木薯，菠萝之类。最常用而又最可靠的方法，则是在宿舍门口撒点米饭，把附近的二三斤重的肥鸡引来，用快而无声的动作捕获，留待夜间烹而吃之，使之转化为营养。这类行为，虽则可悯，实属不轨，趁此机会，我们向当年无端损失了鸡鸭的老工人认罪忏悔。八，九十年代，我们有知青回农场，说起这些事，老工人们反而感慨地说：“原来认为你们有的知青坏，谁知现在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不知坏上多少倍！”是的，我们毕竟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即使坏也坏不到哪儿去。

至于海南，还有云南、黑龙江等地的知青，或许还会手持猎枪刀叉，在深山野林之中打猎狩猎，以野味改善生活吧。

住当知青到农场时，生产队其实是完全准备不足的，我们所到的第14队，知青就没有准备好的宿舍可住，结果，一部分男知青住在一间牛棚临时改建的屋子，床就是用木头木条钉成；一部分住在仓库；又如12队，队里临时将一个小礼堂用作知青的住处。礼堂中间用竹木板帐隔开，形成一大一小两大间，女知青住舞台上；男知青住舞台下，彼此说话之声相闻。每人一个床位，占地三平方米左右。所睡的床，也是用木条木板钉成，四周立四根竹竿，用以挂蚊帐。至于床上用品，当然都是自备，所带来的皮箱，藤箧之类，只得放床上或床底。到一两年之后，一座知青集体宿舍建成，男女各一半，较以前宽敞明亮一些，并有了较为象样的木架床，以及一处放行李的地方。但不管怎样，二十多位男知青住在一起，十几位女知青共同生活，难免会有碰撞，会有摩擦，会有争斗。到了1975年，知青们才离开集体宿舍，搬到一个个的单间，4至6人一室，居住环境稍有改善。

无论是集体宿舍还是单间，都没有厨房、厕所、洗澡间，需要煮食，如厕，洗澡的，只能另想办法。要煮点食物，不多的，如几只蛋，一小锅糖水等，可用煤油炉；如果多的，如一锅番薯，一锅狗肉等，则只能在户外垒起炉灶，用柴草烧。宿舍附近有小便处，天晴时一般都会到小便处小便，但天雨或夜间，男知青往往就不自觉不文明了，在门外附近即解决，因此，男知青宿舍四周时有不良气味飘荡。至于大便，那就很不便了，因为大便所都在离宿舍较远的地方，有旱厕，水厕可供选择。旱厕近些，但苍蝇飞舞，蛆虫蠕动，气味难闻；水厕建在鱼塘之上，无臭味，排泄之物落入水中，发出叮咚响声，还可观赏到鲫鱼争食的壮观场面，但可惜离宿舍较远，尤其夜间，不便光顾。由于大便之处都不如意，有的知青就经常利用劳动之时在工地上解决，便后用土掩盖，既干净又可肥田，一举两得。说到洗澡，则须到数百米之外的知青冲凉房。那冲凉房原为竹木茅草结构，仅可遮遮风雨。茅草日久脱落稀薄，有不良少年偷窥，令一些女知青春光泄尽始觉察。一两年后，冲凉房才用砖瓦建成。另外，开始时，冲凉并无热水供应，那情景甚可怜，尤其女知青，得从伙房讨点热水，提到冲凉房用，后才在冲凉房边上建一灶，有专人用一大锅煮水。不过，收工晚了也可能热水用尽，须得自己动手再烧。

最后说说宿舍的照明。队里并没有用于专门发电的发电机，夜间发电靠机三队的拖拉机，电力有限，也不保证，而且到10点钟即停止。所以，宿舍的照明主要靠煤油灯，一般每人都有一盏。而夜间要外出，如上厕所，就须备一支手电筒。而队里开会，则用一盏汽灯照明。

行在农场，出行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汽车当然有，都是解放牌货车，只用于生产运输，最多有时可以坐坐顺风车。也有两三辆吉普车，农场首长工作用，除非急病要送场部医院，一般人坐不了。在当时，自行车不仅是奢侈品，需两百元左右一辆，而且还要凭票购买，老工人好不容易才买到一辆，视之如宝，而知青是不可能拥有的。那么，知青外出，如到别的队访友，当然只有步行走路了，即使有时晚上到10公里远的场部看电影，也是集体步行去步行回，虽有点浪漫，但辛苦之极。前面我们讲过，从12队到场部及附近的墟镇，有10至15公里之遥，步行就得两三个钟头，开始一两次，还有兴致走下来，后来就不敢了，于是，厚着脸皮向老工人借自行车，而这事，确实使老工人太为难了，不借吧，好象不关心知青；借吧，又心疼，须知，到曲界，和安等地，走的其实都是牛车路，用于汽车拉力赛还差不多，自行车去一趟，车子就大伤一次，我们当年对老工人实在体谅不够啊！

说到“行”，不可不提探亲路上的艰辛。按照当时的政策，知青一年应有一次探亲假，每次12天，但实际上是一年多两年才能回家一次。当时我们回家有两种途径。一是如果场部次日有车到湛江，则走路或请别人用自行车送到场部，在场部住一夜，次日凌晨四五点或五六点坐上那解放牌货车，在车箱里或站或坐，车行160公里，中途要过海康县南渡江渡口，半天才到达湛江。另一途径是走路或请别人用自行车送到收获农场场部，那里早晚各有一班公交车到湛江。无论那一途径，到了湛江以后，当天肯定走不了，能买到次日回广州的票就算幸运。于是，须得在湛江住上一晚。当时住旅店也不容易，湛江赤坎汽车站附近的工农兵旅店就是我们的落脚之处。有时旅店的散铺也住不上，就要露宿街头。当年，从湛江回广州也有两条路，一是汽车直达，但必须经过顺德县的九江渡口和龙江渡口，当年等待过渡的苦况，现在也难以用笔墨形容。总之，这490公里的路程，须从凌晨五六点钟，到入黑才能到达广州。另一条路线，叫水陆联运，先从湛江坐汽车到江门，下午五六点左右到达，转坐叫“花尾渡”的船，在船上过一夜，次日凌晨到广州。以上所述，都是仅包括正常情况和天气，遇到台风时节，则可能更糟糕。十余天后，我们又得艰难地从广州返农场，所不同的是，回来的时候，你只能到达收获农场，甚至在远离勇士场部的下桥！在手摇电话的时代，你要通知同伴来接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往往需要预先在广州拍电报告知。

一水隔天涯，用来形容过去的海南与大陆的关系，很是贴切！上面说到，雷州的知青往返广州已经如此艰苦，那么，隔了一条琼州海峡的海南岛，其苦况则更甚了。先从场部坐半天或一天车到海口，次日，再在海口渡过琼州海峡到达雷州半岛的海安，然后才再坐车往广州。当然，在海口，还可以坐船回广州，甚至坐飞机。坐船则慢；坐飞机则坐不起。上述只是正常的情况下的行程，如果是夏季某月某天，到了海口，遇到台风临近，车船不开，那就徒唤奈何了！

再想想，从新疆，从云南，从内蒙，从陕北，从黑龙江……回上海，虽有铁路，但那是多么遥远的路程！我妹妹后来到了北大荒农场，要从乌苏里江畔，回到黄浦江畔，或者回到珠江河畔，那真的要用“不远万里”来形容了。

用前面说过，知青刚到雷州农场时，工资是20元，而那时老工人的工资，一般也是34元或37元7角，但这已够知青们羡慕的了。这20元的工资标准，应该是维持了两三年。其后升一级，大部分升至24元，个别表现出色的升至26元5角。又过了两三年，升至29元。其后，是34元。知青们离开农场时，都不会超过这个工资标准。

无论是20元或34元，扣除了11元伙食费，所余就实在有限了。那么，哪些是每月必须的开支？不算衣服，鞋袜、毛巾、牙刷等“耐用品”，每天要消耗一点的牙膏、肥皂总得买（牙膏还得凭牙膏皮才能买到）；那时传递信息主要靠书信，那么信封、信纸、邮票总得买；晚上须照明，煤油、电池总得买。女知青，不可能不买一点妇女用品，幸亏那时尚未时兴玉兰油，潘婷洗发露之类，可省去化妆品的开支。除此之外，为了填饱肚子，增加一点营养，你不可能不买一些食物，如白糖、炼奶等；节假日，总得合伙加点餐。如此一来，囊中所剩就无几了。男人苦闷无聊或劳累，很容易学会抽烟，我们之中，也出现了大烟鬼。那时的中档烟叫“丰收”，2角8分一包，“银球”，3角4分一包，但一天一包肯定难以维持，不时要抽9分钱一包的“电车”或“经济”。到后来，干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买3元钱一斤的烟丝，以小铁烟盒装着，或用烟纸卷着抽，或用水烟筒来抽，其抽烟的姿态神情技巧已与老工人无异了。这样，抽烟的知青又多了一笔开支。

如果仅仅是上述开列的项目，还可以对付得过去，最要命的，当数那探亲假！探亲假是知青们求之不得的假期，但又是开销最大的时刻。家境好一点的，只须顾及回去那一程；家境差的，还须考虑返场的费用。路费虽有报销，但其他的用度不少，尤其是一两年才回这趟广州，总得给家里人带一点徐闻的特产，于是，要买些白糖，买些花生，买些鸡蛋、鸭蛋，甚至买一笼活鸡，因为那个“火红的年代”，广州更是物质奇缺！从广州返农场，你总不能两手空空，现在时兴旅游归来捎点“手信”，那时也须“手信”，你总该慰劳慰劳那些在农场吃苦的、平时帮助过你的知青兄弟姐妹吧，总得孝敬一下平时关心过你的老工人吧。当然，那“手信”一般是能入口的，如饼干，糖果等，记得鸡仔饼是最受欢迎的。梁同学是印尼归侨，有香港关系，有次探亲归来，带回些依力架饼干，朱古力糖，云丝顿烟，着实使我们开了一次洋荤。

在那艰苦的年代里，我们那二三十元的工资，居然可以生活下去，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不可思议。如果说，现在，我们仍能保持有一点节俭的品格，那肯定是和农场的日子分不开，我们经历过艰辛，知道幸福来之不易。

九、雷州农场知青的劳动项目

雷州农场，甚至海南农场，经营方针会有不同，或时有变化，但是，也有不少是共通的。这一节，还是以勇士农场12队为例，介绍一下当年落户到雷州的知青所从事的劳动。

勇士农场12队主要还是种植橡胶、香茅等，但由此还派生出不少工种。当年，我们这些来自大城市的、从未干过农活的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不得不需要学会各种劳动技能，因为这已成为谋生的手段了。每天早上7点半，张队长或李队长便用铁槌敲打那块挂在队部门口的铁板，这是上午开工的信号；下午2点，同样的钟声响起，我们又要走出宿舍的门。如果不加班的话，一天8小时工作。由于工作的种类较多，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分开工种，细细追忆。

割胶当我们到12队时，队里已有一批胶树可以开割，于是，一些心灵手巧的知青，尤其是女知青，都被选上，当上割胶姑娘。她们头戴一盏电石灯，腰间别着电石壶和一只小竹篓，用以放割胶刀等工具，脚下穿着高筒水靴，看上去英姿飒爽。当年，兵团割胶姑娘的英姿被编成《胶林晨曲》等歌舞节目，在大小不同的舞台上都展现过，使不少知青家长也感到放心和自豪，不过，割胶工的苦处你未必知道。凌晨2点半，她们就被叫起，稍作梳洗装束，就吃夜餐。夜餐一般是鸡粥之类。3点钟出发到胶林。到了自己的林段，就要分开工作了。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这个“分开”，不是5米10米的分开，也不是30米60米的分开，而是100米200米的分开，是中间隔着一两排防护林的分开，是呼喊也难以听闻的分开！试想想，一位妙龄少女，在夜阑时分，在胶林深处孤身工作，朝朝如是，现在的小姐们敢吗？也得感谢“毛泽东时代”，那时治安比较好，不然，象现在这样，不知会产生多少悲剧和惨案！割胶的工作，要心细手轻，斜顺着树身原有的割口，轻轻割去一层内皮，乳白色的胶水即慢慢沁出，并顺着一块小铁片，流到树下放着的胶杯里。当你负责的胶树都割完了，已近天明，稍事休息等候，然后开始收胶水。割胶工手提大铁桶，一边行走一边弯腰，把一杯杯的胶水倒进大铁桶中。当两只大铁桶差不多装满，就是收工之时。这时，割胶工要挑着数十斤的胶水行走十几或二十几分钟回到队里，称罢胶水，才能休息。如果你以为她们可以休息一整天，那就错了，上午9点半或10点，她们又要起来，去干些锄草等工作，下午继续干活。如此算来，割胶工的工作，远不止8小时！

割香茅香茅是一种香草，可榨出香油，用作化工原料，不知屈原的诗中有没有描写过。它的叶子细长柔软，但边缘带锯齿。种植时，只须放下一小株，不久则渐渐叶片旺盛，到了一定程度，即可割下。由于叶片带齿，故割香茅时必须穿上一件粗布衫，以保护左边的身体。割茅时，左手抱茅，右手握镰，将茅割下，割至抱不住时，放置地上，然后再捆绑成一大把。这个工作有些危险，一来茅叶有齿，二来香茅镰甚利，但无机械可操作，只得用人力，许多知青都割过。另外，在盛夏时节，再穿上一件粗布衫，已不是汗流浃背可形容，所以，平时就多汗的某些知青，就会常因皮肤敏感而要请假休息。有些知青不擅长割茅，可免去这苦差事，担任挑茅，但要将那一束束沉重的，散落在田地四周的香茅挑到一处，然后再装上汽车，真不知要花费多大的气力，流下多少的汗水！

施水肥无论是已开割还是没开割的橡胶树，都必须经常浇水、施肥，否则，胶树何来乳汁？这里着重说说施水肥的情况。施水肥的工具是一副木桶，桶身处装有一根向上斜出的竹筒，筒口处装有一喷头。肥水装在肥池里，一般混有尿素等成分。工人挑着水桶，从肥池的梯级下去，转身，然后用左右手把左右两只桶装满肥水，一般有七八十斤重，须挺直腰身，再拾级而上，然后走到或近或远的胶树处，身体仍站立，只用手腕将水桶压至倾斜，让肥水从竹筒流出，经喷头洒向树根。当两只桶里的肥水都倒完了，再回到肥池，重复刚才所叙述的动作。如果只干一两个小时，那还没什么，但如果干上半天或一整天，那就够呛了，而这工作，并不分男女，几乎每一个知青都干过，并经常干！至于干这活的时候，穿不穿鞋子？那真是穿也难不穿也难：穿布鞋，湿透；穿水鞋，步履艰难；赤脚，肥水会腐蚀皮肤！总之，当时那艰难困苦现在也还刻骨铭心。

挖打肥池上面说到，施水肥的肥水从肥池中来，使我们很自然回忆起大概是徐闻农场特有的肥池。徐闻是干旱地区，境内似没有一条河流，如何灌溉那么多的胶林？原来靠的是橡胶林边的一个个的肥池。肥池纯粹用人手挖掘，凭三齿叉，梆头（锄头）等工具，在地上挖出一个五六平方或七八平方，深两米的池，留一道梯级至池底。这工作当然也是很吃力的。肥池挖出后，并不能马上蓄水，下一步工作是打肥池。所谓打肥池，说来也奇特，开始，两三工人各手执一根开叉的竹片，在池壁池底等不停地抽打，打了一两天，改用一根特制的有手柄的木板拍打，如此不停地又打一两天，就差不多完工了。这工作比不上担担抬抬辛苦，但要手不停地打上一整天，却又是难熬的，除非是跟你喜欢的人儿在一起，说说笑笑，否则，你会觉得度日如年！肥池完工后，由汽车拉水灌满。不用水泥灰沙砖石构筑，那肥池居然不漏水！

施牛栏肥上面说的是施水肥，还有施牛栏肥的。所谓牛栏肥，是由牛粪尿与杂草沤成。先用牛车将黑色的略带牛粪臭味的肥运至胶林中，一堆堆按距离放好，一些工人负责在树根处挖坑，另一些工人则用畚箕把肥挑到坑处倒下，另一些工人负责填土。无论哪一个工序，都是吃力的，不过比较起来，施牛栏肥总比施水肥会舒服一些。

割草与锄牛栏肥上面讲到牛栏肥，是由牛粪尿与杂草沤成，那杂草从何而来？一是经榨炼后的香茅叶，二是上山割的草。说到割草，也不是一件轻松写意的活儿。大家手执镰刀，专往山上茅草杂草多的地方钻，这样方能割到草，遇到老虎豺狼的可能性没有，但碰上黄蜂马蜂或竹叶青，饭铲头之类的毒蛇，则不足为怪。草割下之后，由牛车运回牛栏卸下，让它与牛粪尿日夜融合，最终成为一体。

草与牛粪尿虽融成一体，但如果不把它锄为碎块，也不能加速它的腐烂而成为堆肥，更难以施放，于是，就有了一项工作叫锄牛栏肥。全组工人或若干工人站于牛栏内（此时牛已外放）排成一行，一起挥锄，同步前进。工作的目的很明确，动作也很原始，就是用锄头把那些草与牛粪混合之物锄碎，锄得越碎越好。这应该算是一项较轻松的工作，但工作的环境不卫生，空气中弥漫着牛粪尿的气味，如果工作中的数人没有什么话题，身边又不是你的情侣，那时间肯定过得特慢！

赶牛车生产队的主要运输工具是牛车。牛车，顾名思义是用牛拉的车，两个木制的大轮子，盛托着车箱；两道车杠与牛脖相连。拉车的牛，可以是水牛，也可以是黄牛。赶车时，人一般坐在车箱内，当然也可以坐在牛背上。在农场，男女工人都会赶牛车，因此，男知青也很快掌握，甚至成了赶车的行家里手。赶车中最难的一道工序，恐怕就是开始时如何抓得住你要使用的牛，并把它套进车中。你必须手执牛绳，在牛栏中找到它并抓住它，然后用绳子绑住他鼻子上的铁环，再把它拉到车边，左手托起车杠，右手把牛牵进去。一般情况下，牛是听话的，但有时遇到调皮野蛮的牛，把你折腾半天，它也不肯进去，把你气得直想掉泪！

在农场，赶牛车应算是一项美差，起码赢得来在路上那一段空闲；赶牛车往往是单干或两三人的小集体劳动，不在组长眼睛的注视之中，也乐得自由。牛车一般都是用来运送肥料，所割下的草，以及其他的收获物，当你把要运的物资装好车，坐在车上挥动鞭子时时，你就会轻松一些，并会产生一种驾驭他人（尽管是牛）的快感。只要你不是太蠢的人，驾驭着牛车直走或拐弯都不是很难的事，肯定比开小车容易，你可以不时大声吆喝几声，或者唱上一两首歌，在那“广阔天地”之间，你不必担忧你的歌声会干扰了别人，当年笔者就经常在赶车途中引吭高歌，唱得最多的是《我骑着马儿过草原》和《山间铃响马帮来》，所不同的是，唱的是“马”，赶的是“牛”。

随汽车运输如果说，在农场只有坐着最原始的运输工具干活的话，也不确切，有时，我们也会被安排随汽车运输物资。农场场部有一个汽车队，为全场各队服务，当生产队需要运输什么，就会安排一两部汽车到来，那么，队里就派人随汽车，去运送需要运送的物资。老实说，无论运送什么，如香茅、沙石、砖瓦、化肥等，装车和卸车都是辛苦的，而且只能坐或站在车箱里，但由于可以随车去一些地方，当然是越远越好，知青们尤其是男知青都十分乐意干这一工作。不过，由于徐闻的泥土的特点，汽车常会在路上打滑或陷进坑里，需要下车合力去推。有时，在途中遇到暴雨或雷电，那更是只有听天由命了！

除草徐闻日照时间长，夏季多雨，草长得特别快，因此，为橡胶树及其他作物除草，就成了一件经常性的工作。除草，无论怎么说，也算一项较轻松的工种，你只要手握半月形的镢头，把不该生长的杂草除掉就行了，然而，由于草的生命力十分旺盛，常常是“春风吹又生”，所以，闲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就去除草。喜欢说话的人，尤其妇女们，除草就是最好的机会；热恋中的情侣，你要想办法和恋人挨在一起，齐头并进，不时切切私语；至于只想沉默思考的人，你可以落后于他人，求得清静。为了有效地斩草除根，队里经常利用盛夏正午时分，敲钟组织“大会战”，全队人拉到胶林除草，让被铲掉的草在正午火辣辣的阳光照射下随即晒死。不过，草是晒死了，但人也晒得几乎休克，回来补充的那一碗鸡粥是无济于事的。当年那种“大会战”，现在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种收花生农场除了种橡胶、香茅外，还种一些经济作物，其中花生种得比较多，除了解决全场职工的吃油，恐怕还有外调。种花生须有种子，花生仁便是种子，这恐怕是知青们到了农场才知道的。剥花生种这工作，往往在下雨天做，大家集中在礼堂里，手拿一只小盆子，把花生壳剥下，仁儿放在小盆中，多轻松！多惬意！既可以谈天说地，又可以不时地吃上几颗，补充点脂肪。有时。还可以偷偷藏起一两斤，回到宿舍后炒熟作下饭之美食。种花生时，老工人用牛拉一犁开出一道浅沟，后面的人左手拿着一只装着花生种的小盆子，身体前弯，右手执花生种均匀播于沟中，然后用双脚把泥左右拨动，以盖住种子。工作就这么简单，这么轻松。然而，把腰弯半天或一天，当晚，你可能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在花生成长的过程中，当然少不了除草施肥。苗长出花，花落下地。到了收获季节，又是得弯腰干活，把花生藤连根拔起，长在泥土之下的串串花生便随之出现；先把它们放到一堆，再由另外的人，拿起一束束的花生藤，往箩筐边上抽打，一颗颗的花生便落在箩筐里，然后，用牛车运回晒场，把它晒干。每一工序，都得付出大量的汗水啊！

种收番薯木薯除了花生，队里也种了不少番薯、木薯等。种番薯用的是番薯藤，其步骤是，老工人用犁开出一道浅沟，后面的人左手执预先从别处割下的老薯藤，右手弯腰把薯藤在沟中按大约8分的间隔按下，然后双脚左右培土，把薯藤的半截压实。种番薯比起种花生要辛苦，腰弯得更低，手也肮脏些。种木薯与种番薯类似，所不同的是，种木薯用的是一截15公分左右长的木薯枝节，按大约1尺的间隔埋半截于土中。

番薯成熟时，预先把老的薯藤割下，用作薯种。收番薯时，并非用人手去挖，而是用牛拉着犁，把埋在地里的番薯翻起，后面的人提着箩筐捡拾，有犁不到的，则用手或脚或锄把它弄出。收获的番薯放在一堆，然后用牛车运回队里。木薯长在地中，它的枝干有一人高，并有节，因此，收木薯就凭双手，戴上手套，用力往上拔，木薯就会被连根拔起。当然，会有断开留在土中的，则只能用锄头等工具挖掘了。挖出的木薯，用刀砍下，堆在一起，同样用牛车运回队里；木薯杆留下，有的作种苗，其余的作柴烧。

无论是收番薯还是木薯，虽然辛苦，也是愉快的，毕竟看到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番薯和木薯，还有大薯等，不仅是喂猪的饲料，也是人吃的主要杂粮，在米粮不足的时代，它们显得太宝贵了，曾经试过多次，晚上饿得难受时，就走到猪圈的大锅里，从那些本来是给猪们享用的番薯中挑一些大一点的，让我们这些“人”来充饥！当然，勇士农场也有些番薯的精品，有一种称为“黄金薯”的，又黄又软又甜；另一种叫“槟榔薯”，带些紫色，又香又粉。这两种精品，至今令我们回味。木薯中也有精品，称为“面包木薯”的便是。木薯一般含有微“毒”，须经水泡浸，方可食用，而“面包木薯”则无须泡浸，蒸熟即可吃，又香又软又粉，如同面包，离开农场后，我们都没有吃过了。

收砸油茶果徐闻是个多台风的地区，要减少风灾，就必须种植防风林带。一般以高大的木麻黄树作为外围林带，内围的，多用台湾相思树和油茶树。油茶树每年会长出油茶果。油茶果有点象沙梨，但它不能吃，只能取它中间的核来炸油，作食用或化工原料。收获油茶果的日子也是愉快的，全队工人来到油茶树林带中，男男女女，只要你敢爬树，都会爬到树上，把那树枝上坠满了的果子一一摘下，放进随身带着的布袋或铁桶中。如果你身边是几位年轻漂亮的女知青，那情景，会使你想起当年放过的一部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不同的是，我们所摘的，是不能入口的油茶果，浪漫色彩就少多了。

油茶果摘了下来，并非就完工了，要把它们全部运回队里的晒场，经多天暴晒，表皮渐干裂，然后，全队职工集中在晒场，坐在小板凳上，用槌子，木棍，刀背，石块等物，把油茶果的表皮砸开，拿出果仁。这工作并不容易做，时间一长，腰又累，手又疼，心更烦！最无奈的是，那油茶籽不是花生米，并不能吃，只能看着它们被装车运走。

看晒场由于农场种了一些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需要在晒场中把它们晒干，于是，就有了看晒场这一工作。无论怎么说，这肯定是美差。早上开工时，把稻谷，花生等作物用木耙摊开，于是，就坐在某处的树阴下乘凉或谈天或看书，不时把走来啄食的鸡鸭赶跑即可。傍晚时分，再把作物耙拢，用胶布薄膜盖好即可收工。以上所说，是在天公作美之日，如果遇到风云变幻之时，那就倒霉了，天阴欲雨，你必须赶紧收拢；当你收拢后，天往往又放晴，你又要把作物扒开。所以，当你被安排看晒场，先别高兴，还得看看天，遇到不稳定的天气，你可能就是一天的瞎折腾。

十、雷州农场知青的其他工种

上节所说的，是生产队的一般的工种，还有一些特殊的工种：

放牛农场每个生产队都养有水牛和黄牛，除了作生产工具外，还可食用。放牛一般有专人，多是老弱病残者，12队知青中似没有谁专职放过牛。正因为老弱病残，所以时要请假休息，由其他人替工，知青也会不时当上放牛郎或牧牛女。放牛的目的是把它们赶去吃草，有草的地方必然荒芜，数十头牛并没有纪律性，到了一处就可能走散，两个放牛的人各顾一头，因此，你千万不要以为放牛很浪漫潇洒，其中一头特别调皮的跑到山沟或远处，你必须去追赶回来；如果有几头不守纪律，就要了你的命，午饭或晚饭你可能吃不上！

养猪队里养猪也是专人，12队知青中似也没有谁专职养过猪的。养猪的工人病了，其他人替工，知青肯定也有人干过。主要工作是煮猪食，喂猪吃，洗猪圈等，干一两天无所谓，长期干就难熬了，除非思想觉悟很高，对养猪事业很有感情，如14队就有一位女知青，成了闻名全场的“养猪姑娘”，后来当上了省政府的处长。

种菜队里的蔬菜自给自足，种菜也有专人。这里，要大书一笔，因为12队知青中，不仅有专职种菜的，而且有两位，他们就是男的何知青，女的余知青。他们不是干一两年，而是几乎整个知青生涯！此外，和知青们关系很好的职工子女吴姑娘，也是专职种菜的。种菜的工作，大家可以想象，当然是播种，浇水，施肥，割菜四道工序，样样辛苦，时时肮脏，尤其是挑着粪水施肥，那是一般人也觉恶心的。寒冬时节，割菜洗菜，那双手更是难受，总之，难为这几位少男少女了。

当伙头当伙头就是当厨师，不过那时没有这么文雅的叫法。队里的集体伙房，一般有三位伙头，主要负责煮大锅饭和炒大锅菜，厨艺不大需要，有气有力就行。当然，过年过节杀牛宰猪，也要帮得上手。三个伙头每人每月也要休息四天，于是又要替工，男知青也会轮上。说实话，终日拿镢头，换换拿锅铲，也是满惬意的。12队知青中，应没有谁专职干过厨房吧，倒是四小学校伙房，有一位读到高中的来自14队的知青，终日做着煮饭打柴的工作。

幼儿园阿姨六七十年代，还未实行计划生育，农场的女职工又正处于当生之年，于是家家小孩众多。不过，队里有托儿所幼儿园，白天免去顾虑，只要定时回来开怀喂奶即可。由此，又产生了托儿所幼儿园阿姨这一工种。当阿姨的，肯定是做了母亲的妇女，女知青只有在阿姨需要休息时顶替一两天。这工作谈不上舒服，只是不用雨淋日晒罢了。追忆至此，不禁想起14队有一位女知青，虽身有残疾，仍勇于到农场来，队里后来安排她当了幼儿园阿姨，她终因思想问题而于69年6月投井自尽，葬于石板山上。

文艺宣传队如果把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也算一个工种的话，那也写上几笔。在文革期间，到处都有这种宣传队，农场也不例外，每年都组织一支，集中一两月两三月不等。知青到场后，各队总有些文艺方面的人才，很自然就成了宣传队的主力，而12队，参加过宣传队的就比较多。能参加宣传队或能经常入选，肯定是最值得羡慕的了，别的不说，光是当其他知青在日晒雨淋的时候，你却在礼堂里唱歌跳舞，或坐车下生产队演出，你还能不知足吗？不过，勇士场宣传队也不是浪得虚名，73年8月至10月那一届，阵容最鼎盛，水平最高超，曾在整个师部作巡回演出，着实火了一把。

上述所提，都是生产队的一般工种，有些是临时的替工，有些是短期的组合，有一些知青，则是调离了生产队的，变成了其他“阶层”的人士。

修配厂工人光是看到“工人”二字，同样令人羡慕！工人阶级啊，领导阶级！修配厂设在场部，能上调修配厂当工人，恐怕也要通过严格的政审，12队的崔知青、黎知青二位，就光荣地从农工变为工人。且不说从此可以在车间而不是在田间劳动，光是那政治地位，少说也是上升了一级。

基建队工人农场各队的小规模建筑，一般由队里解决，但大的建筑，就由场部的基建队负责了。基建虽然也辛苦，但似乎比起干农活有出息，于是，能上调基建队，也是应该请客的。12队的高大有型的陈知青，就被抽调基建队当工人，可惜他没学到多少技术，不然，改革开放之初，当个建筑包工头，早就发达了。

拖拉机手在农场，当你拿着镢头在挖坑或除草时，一部轰隆的拖拉机驶过，你看到高坐在驾驶室中开拖拉机的是你认识的知青，你肯定会哀叹同人不同命！是的，那年头能当上一名拖拉机手，就想现在当上一家上市公司的主席差不多，12队知青还数陈知青有幸，从基建队后来又调到了机一队！不过，开拖拉机虽然潇洒，但食无定时，还经常开夜班，可能陈知青正是如此劳累过度，得了肺结核病，留医湛江，幸而治好，活到今天。

汽车司机如果说，当拖拉机手已令人羡慕，那么，当上汽车司机，更是几世修来的福。场部有一个汽车队，负责全场的运输任务。在徐闻的公路开车，很难说是一种享受，但开汽车毕竟是一门真正的最有用的技术，如果哪位男青年进入了汽车队，他肯定一夜之间红过现在的谢霆锋、周杰伦！12队没有哪位男知青有此幸运，但来自汕头的吴姓退伍军人有此幸运，当上汽车司机不久，便抱得美人归。

沙场砖厂工人同样是“工人”，最倒霉最没出息的，应数调到沙场和砖场的那几位。沙场远在海康县的一处海边，那些海沙可作建材。于是，有七八位男知青调去守沙场，负责挖沙并装沙上汽车，12队的高知青、13队的曹知青、14队的梁知青等，便成了“沙场守将”。我们想象，每天看着蓝天大海，该是很浪漫吧，但七八个男儿守着那荒凉的沙场，日子又是多么难过呵！

1970年6月，农场为了解决建筑用的红砖，在12队附近成立了一间用机器生产红砖的砖厂，从附近6个队各抽调1位老工人和3位男知青，共二十余人，白手兴厂。12队的谢知青、苏知青、关知青被调去。但该厂始终技术设备及土质不及格，渐便呈半死火状态，后遣散了一部分人，留下10人左右。山林包围着的砖厂，更显得寂寞，以至本来就有皮肤病的关知青，精神忧郁而成颠狂，被送到海康龙门医院，后病逝。支撑至1972年10月，砖厂最终解散，除谢知青、苏知青归队外，来自14队的梁知青、陈知青、赖知青，来自16队的区知青、雷知青等，也调归12队，无形中增强了12队知青的阵容。

卫生员卫生员由场部卫生院选拔，培养及安排，能当上卫生员当然很荣幸，多数是女知青，也有个别男知青。生产队的卫生员可以说责任重大，且不说要负责队里一百多号工人以及家属的医疗保健，光是那接生技术就得很过硬，因为如果不是难产，老工人的孩子都经队里的卫生员之手接来人世！12队先后有来自广州的温知青、郑知青从别处调来12队当卫生员，又壮大了12队的知青队伍。

学校教师老实说，不是表现出色，兼有点文化，是不会调去当教师，那怕小学教师的。12队偏偏就没有知青有这个福分，虽然第四小学就在12队旁边。我们想，可能是表现出色的，学历低些；学历高的，表现又“不好”。不过，在四小当教师的，不少就是附近队调去的知青，虽工种有别，但也互有来往。

武装连战士一看到这五个字，就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兵团成立后，为显示兵团的特点，成立了一个武装连，从每队调去两三名出身工农，表现突出，高大威猛，英俊潇洒的男知青组成，不用说，那是驻守在场部的一支“御林军”，有军装穿（无领章），有钢枪握（不知有没有子弹），半天训练半天劳动。不管怎么说，他们肯定是男知青中的佼佼者。12队中的王知青、黄知青、何知青，便是从农工跃升为战士。

农场干部能当上干部，这就意味着离开了“群众”的范畴了。能当上干部者，即使是小干部，都应该是不容易的事，也只是少数人的幸运。不过，说幸运，其实也不准确，要当上农场的干部，如政治处干事，生产科科员等，一般都是要经过数年的劳动，经受了一定的考察和考验，一般是知青中的佼佼者，是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日后，往往也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者。每个农场，都会有若干这类的知青，

多年后，我看了一些海南知青写的回忆录，感到雷州知青的劳动强度及苦况，与海南知青的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海南地区的山林环境，注定了落户在那里的知青们的生活、劳动都会更艰苦。他们的“大会战”，经常是吃住劳动在野外，历时一周甚至一月！

生活在冰封雪飘的北国黑土、风沙暴怒的内蒙草原、湿热多雨的云南丛林、广袤无际的新疆大漠、黄土弥天的陕北高坡的知青们，他们的生活和劳动又会如何？……

十一、雷州农场知青的政治生活

1968年11月，知青们来到农场。那时，急风暴雨式的文革虽已过去，但文化大革命仍然深入持久地开展，我们在农场的生活，包括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无不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记。

我们来到农场后的一段时间，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政治形式仍旧进行。现在的青年人肯定不知上述那三种东西为何物，在此不妨稍作解释。

早请示，即早上起床后，要先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示。作法如下：全队或全组人员列队站在毛主席像前，手捧红宝书，即林彪指令编写的一本收录着毛泽东语录的红皮小册子，读上一两段，再唱一两首语录歌。意思大概是说：“伟大英明的领袖，我今天开始工作了，我要按您的指示办事。”

晚汇报，即晚上睡觉前，重复早上的动作，不同的是，晚汇报主要是反省自己白天有没有做过错事坏事，尤其是有没有“私字一闪念”，都得向毛主席汇报。

跳忠字舞，即按语录歌的曲子再由舞蹈家编成一段段舞蹈，大家来跳，跳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但是跳不跳却是态度问题，因此，男女老少排在一起，手舞足蹈，那情景和现在公园里的人们练功有点相似，不过动作当然会刚劲多了，但又滑稽多了。知青们年轻，有文化，又来自大城市，舞蹈动作当然会好看一些，所以，还可以当老工人的指导老师。

上述三项，实属荒唐，现在想起，既感到可笑，又不禁长叹，但当时全国皆如此，亦无可奈何，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中，还没有出现过如此“个人迷信”的行为！幸而，此三项事，农场执行得并不算规范，没有朝朝晚晚如是。不过，有一样事，是不可不做的，那就是，当年，毛泽东常有“最高指示”发出，全国都要欢呼一番。如果是白天发出，那倒好，我们可以停工去庆祝，但往往又没有这么好的事，那“最高指示”偏偏要在半夜大家入睡了以后发出，这真是不知为何了。晚上，当大家睡的正香甜时，支书或队长猛敲一阵钟，同时广播器亦响起，于是，大家都知道又有“特大喜讯”了，只得从被窝里爬起，到队部前的空地集中。从广播以及支书的口中大概知道了“伟大领袖”又说了一句或几句什么话，于是，大家又要表现出兴奋的神情，喊一通口号。接着，全队职工列队出发，前面由锣鼓开路，走出居住区之外，踉踉跄跄地融进了浓黑之中，边走边喊口号，顺着公路绕到晒场，然后回来，再上床睡觉。思想觉悟“不高”的，倒头便入梦；对领袖“无限忠诚”的，还要激动一阵子。不过，那锣鼓声和口号声，似乎仍久久回荡在夜深的胶林中。

这种夜半来临的“特大喜讯”，如果偶然一次，那还没什么，但我们记得，来得最频繁的，当数1969年上半年吧。那是荒唐年代的荒唐事，我们的后辈，肯定感到匪夷所思呵！如果说，上述的那些政治行动还属偶然性的话，那么，开会学习则是经常性的事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讲政治”的年代，基本以文盲和半文盲为主的农场生产队职工，白天要从事艰苦的劳动，晚上，还要经常开会，学习，讨论，这真是非常厌恶，但又是非常无奈的事。从大城市来的知青们，那就更加厌恶，但亦敢怒而不敢言！

当晚饭后，冲完凉不久，一阵敲钟之声响彻夜空，人们就要赶紧准备，手拿一张小板凳，来到队部或晒场，分开小组坐好。主席台是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盏现在很难找得到的汽灯，发出惨白的光。支书和队长，原来都是文化不高的农工出身的人，但由于经常要讲话发言，也渐渐练得不错的口才，连续说上一两个小时并不成问题，内容当然大多是读那时几乎隔天即有的“重要社论”和什么“红头文件”。台下那一百多号十分疲惫的职工们，或互相低头耳语，或独自猛打磕睡，一直熬到9点半或10点，方能散会。有时是集中开一会儿大会，又分成生产组讨论，这时，最难为的就是那小组长，必须组织全组的人开展讨论，党员和积极分子一般都要讲上几句，但是，那些政治上的问题，实在不是文盲半文盲们能够滔滔不绝发表意见和观点的，于是，讨论很快就冷场，而散会的时间又远远未到。每当冷场，组长就会求大家讲多几句，尤其是求助于有点文化的知青。我们还深刻地记得，当年那文化很低的陈组长、黄组长、梁组长等在小组讨论会上的窘态。老实说，那时1广州知青们的政治理论水平普遍也不高，谁也只能随便应付几句。陈知青的理论水平同样是低下的，但是，看到组长的窘态，常于心不忍，组长叫他讲，他也就权当“救场”，从秦始皇讲到马克思，从资产阶级法权讲到无产阶级专政，其实，他把这“发言”当作锻炼思维和口才的机会，居然也有些收获，为日后走上教坛作了技巧上的准备。总之，在那些讨论会上，大家必须讲讲“理论”，再讲讲笑话，方能打发时间。如此浪费生命的会议，知青们有时只好用“装病”的做法，躲在宿舍里睡上一觉以躲避。

但是，有些集会，又是非常严肃的，气氛凝重的，你不参加或不认真，则是政治态度和立场问题了。1970年2，3月间，全国进行一个“一打三反”运动。“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即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这个运动，名目好听，其实是“发动群众斗群众”。12队的老工人中，冯某某、赵某等，又被拉出来斗一番。知青们对那些“反革命份子”并无宿怨，但因那是“阶级敌人”，你也必须表现出应有的激愤。幸而12队在这场运动中还没斗死过人，而不远的14队就连续有三位老工人因不堪凌辱而自杀，两位自杀成功！1971年10月初的某一天晚上，依旧由吴支书敲钟开会，但这个会开得神秘，不在平时的会场，而是把全队职工，包括机三队，砖场的人员，集中到机三队的一处车库内，四周还放有岗哨，这开的是什么会？在凝重的气氛中，支书宣读了一个中央文件，把在场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原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彪副统帅，是个大阴谋家野心家，想谋害领袖的元凶！并于半月前架机外逃，已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其后，又开展了一个“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告诫全国人民，不要上林彪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的当。我们的吴支书也在大会上很艰难地讲着那“天马行空”“克己复礼”“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等孔老二的故事，不过，知青们的头脑越发混乱了：明明是他老人家被欺骗了，怎么倒打一耙，说我们受骗了？！1975年4月，又掀起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回的矛头是指向被打倒又重新掌权的邓小平。这回，牵扯的人不是孔老二，而是宋江。害得我们的吴支书又要大讲一番显然他不很熟悉的《水浒传》，老工人包括知青们，肯定也很不明白，批判邓小平因何会扯到宋江那里去！

在“政治挂帅”“大学毛著”的年代，知识青年在雷州农场中，有些受到锻炼，取得成绩，获得提拔和重用，成为干部或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有的还在农场入了党。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大部分知青，尤其那些出身不好的知青，是很难有政治前途的。对一般知青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自身的现状和未来，是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农场回到广州，而不是批林批孔批老邓。

十二、雷州农场知青的文化生活

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权力争斗，注定了农场知青生涯的苦难和曲折；同时，在文化生活方面，他们也处处体现了时代的烙印。

刚到农场时，由于大家年纪还轻，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尚有一种农忙时节下乡帮忙劳动的感觉，终日笑声，歌声，嬉戏声不断。有一位分配到9队的女知青曾回忆往事时说到，70年的元旦，我们年少无知的“三剑侠”居然兴致勃勃地步行了30多公里，从勇士场的9队走到南华场的19队，探望那里的侨中校友。30公里，相当于从中山一立交到黄埔港的开发区距离啊！少年不识愁啊！沿路除了伸展到天边的林带就是黄土路，没有什么士多店的，我们走啊唱啊，口渴了虽没有矿泉水，却有许多自然界的植物，走到一处茂密的甘蔗林，我们就大胆地钻进去，像孙悟空那样，哪棵甘蔗粗就拔那棵，咬不动的就随手扔掉，美美地大吃了一顿解渴充饥，然后大便小便，反正黄土路没人经过的。走走停停地，我们足足走了一整天，傍晚时分终于同校友们相聚了，大家都感到很惊奇，不断赞扬我们勇敢啦不怕死啦，不怕辛苦啦，长征精神啦等等，兴奋之余让我们倍感自豪。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他们队的老工人不忍心路途遥远，骑单车送我们回到勇士场部的。

笔者刚到农场时，身处14队，数十位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如果没有一点文体活动，该是多么的可悲和可怕！毕竟是从大都市来的知识青年，面对贫瘠和简陋，他们也有“改天换地”的壮志。如14队附近的水库，可以算是一处体育活动的场所，知青们在傍晚收工后，便到那里畅咏和打水球。他们还自己动手，用木板建起了一处简易的跳台，除了游泳，还可以跳水呢。14队里的晒场，比篮球场稍大一点，有一对破旧的篮球架，经不起篮球的拍打，男知青则利用那晒场作足球场，利用篮球架作龙门，踢起足球来。于是，傍晚时分，经常开展五人足球赛。大概1969年夏天，队里制作了一张乒乓球台，放在一间较大的茅房里，于是，又算多了一样体育器材，知青中就有乒乓好手，工余时也能打上几拍。

徐闻属于边远落后地区，除了“黎歌”，高雅的音乐是没有的，改用白居易两句诗，可谓“徐闻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自知青去了以后，丝竹声则有了一点。前面我们说过，陈知青带去一把小提琴及一把二胡。那二胡也因徐闻的潮湿天气而蛇皮脱落，音色嘶哑，仅剩下那把珍贵的小提琴。陈知青在广州时自学过一年多，掌握了一些简单技巧，拉得不算难听，于是，那小提琴声，从广州飘到了雷州半岛。每当黑夜来临，他便夹着琴，站在茅房外的木麻黄树下，面对清风星斗，耳听松涛海韵，拉奏着心仪的悠扬的乐曲，也是一种难得的乐趣。而听众，当然是那些劳累了一天，晚上既不学《毛泽东选集》又没有什么可消遣的男知青。当该上床睡觉了，知青们“命令”他仍在屋外拉，让舒伯特的《小夜曲》，让《三套车》《山楂树》《桑塔露齐亚》等伴着他们进入梦乡。有时晚上没有会议，而又明月高悬，他们会到水库边上，面对一泓碧水，看着水中微微颤动的月亮，欣赏着《半个月亮爬上来》、《小河淌水》、《彩云追月》、《月圆曲》等，思念着远方的亲人。

到农场后不久，农场要搞一个元旦文艺会演，各队出两个节目，到时集中场部演出。无疑，各生产队当然把任务交给了知青们；而对于刚到农场的各队知青们来说，这又是一个互相竞争，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华侨中学、黄埔港中学、大塘中学三所学校的知青，都在暗中较劲，力争一炮而红。14队的知青也不例外，于是，密锣紧鼓商议，该出两个什么节目。最后，大家商议搞一个表演唱，当时有一首歌曲叫《喜送公粮》，曲子优美，把“公社社员”改为“农场工人”即可。此外，女知青搞一个舞蹈：《壮锦献给毛主席》。那些日子，当黑夜来临，一盏汽灯照亮晒场边的小舞台，音乐歌声响起，使寂静的山村增添了生气。经过多个晚上的排练，节目渐趋成熟。到了会演的那个晚上，勇士场场部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轮到14队出场了，大家抖擞精神，互相鼓励。随着伴奏音乐拉起，蒋知青扮作老汉扬鞭上场，其余的人唱着随后而出。大家且歌且舞，倒也气氛热闹，赢得不少掌声。《壮锦献给毛主席》也由8位经过简单化妆的女知青舞得象那么回事。当舞至高潮时，只见郑知青跨步上前，双手一扬，高呼：“毛主席来了！”……且不说当时编剧是何等糊涂，那情节似乎不大合理，但郑姑娘那石破天惊的一喊，再加上她那颀长的身段、带有欧洲人种的美丽的容貌，的确产生了极佳的艺术效果，全场掌声雷动。大概正是这一效果，使得他们的节目入选“三甲”，而且被指定与另外两个队临时组成一支文艺宣传队，每队再突击排练两三个节目，数日后到中国大陆最南端的与海南岛隔海相望的海安去慰问解放军！

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喜讯！他们回队后，加紧排练了一个女声小组唱，此外，要陈知青出一个小提琴独奏。那天晚上，场里用汽车送他们往海安，一路上，他们站在车厢中，群情兴奋，又唱又笑。到了海安解放军的军营内，透过几盏汽灯，他们看到了不知是一个连还是一个营的解放军战士，端坐在地上。这时，他们才害怕起来：我们带去的是多么粗糙的节目，会让解放军叔叔多么失望啊！节目一个一个演下去，他们的《喜送公粮》及《壮锦献给毛主席》在歌舞声中同样博得不少掌声；十位女知青，包括有残疾的张知青，表演了小组唱，也获得解放军叔叔的掌声；轮到陈知青上场了，平时，他为知青们演奏不少了，但都是些“靡靡之音”，这回在军人面前，他选了一首大家熟悉的《北风吹》。一曲终了，竟有不少掌声，不加演似乎不好，但又没有准备，只得临时报了一个曲名叫《万马奔腾》，拉的是广东音乐《春郊试马》。可能叔叔们也不知道其中有诈，一曲终了，依然获得一阵掌声。这是一个让14队知青难忘的夜晚！在归途中，他们仍又唱又笑，歌声笑声回荡在徐闻的夜空。

这一年的4月，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勇士农场改为7师10团。14队改为14连。兵团成立，团里搞了一台文艺晚会，欢庆农场工人变成了兵团战士，各队知青都积极参与，拿出自己最好的节目。这年国庆节，14队也搞了一台晚会，知青与老工人同台演出，节目的形式多种多样，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周老工人唱的黎歌，热情歌唱共产党，歌唱毛主席，让知青们也深受感染。知青们不仅在队里演出，第二天晚上还到了北山黎村演出呢。

但是，过了一两年后，初到农场时的热情渐渐冷却，思乡之情渐渐浓烈，对现状感到不满，对未来更感到茫然。除了农场组织一支文艺宣传队，生产队里的知青们，已不会再组织起来唱唱跳跳了。这其间，文化生活的贫乏更加速了苦闷无聊的心情。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摧毁文化的运动，作为正处在求学年龄的知青们来说，失学已很不幸，又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是最难得，最宝贵的个人休息娱乐时间，却常要开会讨论，参加政治运动，能不丧气吗？那时，当然也提倡青年人看书学习，斗私批修，但看的书只是《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1至4卷，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批判孔子的一些小册子，事实上，也是“学而优则仕”，谁学得好，就有可能获得名衔，改变处境。只可惜，那些著作，和国家的现实、知青的苦况形成巨大的反差，要想了然于心，学有所成，的确不容易。陈知青就曾诚心地研读过《共产党宣言》以及恩格斯的《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但终因思想境界过低，而未得导师的精髓。当年，在全国知青中肯定产生过学毛著标兵之类，勇士农场也应有，但可惜12队知青中未出现过，就连大家公认的最靓，最乖，最正派，最勤劳又勤学的女孩张知青，仅仅因其父母是华师大教授，属“臭老九”，而未能得到好一点的待遇，只能一直在生产队里当一名割胶工，那其他人就更难有指望了。

学无所成，有点文化享受也好，可怜的是，电影重复放着《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几部，即使如此，遇到《英雄儿女》《列宁在10月》等有点人情味的片子，虽已看过多遍，且远在场部放，也会步行来回二十公里去再看一次；而《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等样板戏，已被迫看了数遍，但当电影队来生产队放映时，也还是再受一次“教育”。想想文革前，我们在广州看过多少中外的经典电影，如《马路天使》《甲午风云》《青春之歌》《流浪者》《红帆》《罗马假日》……如今都说是“毒草”，令人不解和叹息，唯有在睡觉前聊天回味了。音乐方面，同样贫乏，除了农场文艺宣传队偶然到来演出外，则“终岁不闻丝竹声”，女知青们只有偷偷唱一些文革前的旧歌，如《敖包相会》《山渣树》《红梅花儿开》《含苞欲放的花》等；男知青则大胆学唱一些港台的流行歌曲，如《绿岛小夜曲》《忘不了》《一水隔天涯》等。幸亏老工人普遍文化不高，也不知你唱什么，总算没有在这方面出事。梁知青、陈知青、区知青等，会一点吉他、小提琴、二胡等，1972年10月砖厂解散归入12队后，队里才多了一点乐声。其后，罗知青、何知青等也加入了学弹吉他的行列。至于说到文艺书刊，那时除了鲁迅的作品，就是浩然的《金光大道》等，知青中几乎是无书可读。1973至1974年间，陈知青试着自己胡编乱造写了一点“文学作品”，如小说、电影文学剧本等，想不到那些幼稚的“手抄本”也受到知青们的喜欢，争相传阅，由此可知当时文艺书籍之奇缺。但是到了1975年4月，陈知青因写作“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而受到批评，不敢再写，大家连这类“手抄本”也看不到了。

十三、雷州农场知青的情感生活

在上面的章节中，我们说过，在60年代，青年学生还是很纯洁的一群，在学校期间，学生是不准谈恋爱，也极少有人谈恋爱。所以，在上山下乡之时，就已确定了恋爱关系，一起到一个地方的青年学生不能说没有，但肯定不多。随着岁月流逝，知青们在农村或农场过了一两年、两三年……知青们的年龄也逐年增长，青春的骚动便使得心绪不宁。于是，无可避免地要遇到感情的问题。

当时的口号是“扎根农村（农场）干革命”！所谓“扎根”，就是在农村或农场真正落户，也就是说不走了，不回城市了。口号虽然喊得很响，但是，响应者寥寥。除了个别“胸怀大志”的青年，一般的知青都会将城市与乡村作个比较；都会正视自己的处境，都会为自己的将来考虑。在知青们的心目中，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只要还是单身，要离开农村和农场，可能还有希望；但是，如果在农村或农场成家立室，那就意味着扎下根来，那就别想再回到广州或自己原来生活的城镇了！所以，大家都在观望，都在等待……

雷州农场的知青，虽每月有一定的工资，然而，工资的微薄，生活的艰难，前途的渺茫，毕竟迫使个别知青，要首先考虑到生存的问题。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一个家，生活总会过得好些，象样些。于是，有个别女知青，在碰到认为合适的年轻的工人——可能是老工人的儿子，可能是复员退伍军人，尤其是从事好工种的，如拖拉机手，汽车司机，修配厂工人等，则恋爱结婚，组成一个小家庭，告别单身的生活，日子会过得好一些。但是，有了家庭，跟着就有小孩，于是，肩上的担子反而更重了。在农场那样的工作环境下，又要开工又要照顾孩子，其辛苦也是可想而知的。有的夫妻，由于双方在经历、学历、语言、习俗、年龄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生活了一段时间，便会因经济或感情等方面诱发矛盾和冲突，不得不在吵架中度日，数年后又得分手。到了80年代，有些已在当地成家的女知青则是以离婚的手段换取回城的自由。

80年代，歌手李春波唱了一曲《小芳》，引起一些当过知青的人的回忆和感慨。为了生存，为了改变处境，个别男知青，在农场遇到了某位“小芳”。“小芳”的家庭都在农场，有父母兄妹等，反正回城的希望遥遥无期，反正那“小芳”人也不错，娶了“小芳”，解决了个人的婚姻大事，自己的生活也会象样些。于是，在农场中，也出现了男知青娶当地姑娘的例子。当然，若干年后，男知青有回城的机会了，是抛妻弃子当个“当代陈世美”，还是带着妻子回到城中，这就因人而异了。影视的编导们，当然希望剧情尽可能复杂曲折一些，便虚构有“亲女寻父”“父女相恋”等情节，催人泪下。

更多的知青，还是保持着高度的冷静。他们坚决不结婚，不成家，不扎根。但是，在共同劳动和生活中，年轻人不可能对异性没有丝毫的好奇和追求。天长日久，他们总会逐渐产生了感情，进而发展到爱情。只不过，在爱情与婚姻之间，始终隔着一道鸿沟，在农场结婚则意味着扎根，可能永远回不了广州，因而令他们不敢跨出那一步。所以，两位都是知青而在农场结婚成家的，则甚少！这样一来，互相爱慕的年轻人，便始终处于“热恋”的阶段，在等待时机……

但尽管如此，有了爱，总是好事，起码可以使两颗苦闷寂寞的心得到暂时的慰籍。农场知青是如何谈恋爱的？在此作些简单的介绍。

既是情侣，总希望经常相处在一起。白天那漫长的劳动，对孤独的人来说，实在难挨；如果情侣是在同一个生产组，那么，每天沉重的体力劳动可能变得轻松愉快。早上或者下午开工之前，要了解组长的分工，是否跟自己的恋人干同一工种；如果是同一工种，那就约好一起上路，到了工地，尽可能挨着一起劳动，最写意的是除草，可以齐头并进，边锄边私语。上下午劳动的期间，都有15分钟左右的休息时间，老工人趁此机会，还会去捡些柴草，那么知青情侣，就可以坐在防风林的某处，享受二人世界。

对于恋人来说，晚上的时间实在太宝贵了。尤其当那夏日黄昏降临，得知晚上又不用开会，那么，心潮必然翻滚，在急急冲完凉之后，他们会双双到住地外的公路上散步，在防风林中谈心，在某块平坦的草地上坐坐，承受着那凉风的吹拂，细数那天空的星星……是一种在艰苦的环境中难得的精神享受。农场的生产队住地之外，便是橡胶林、香茅地、花生地等，由一道道的防风林分隔开。除了这些林带和作物地，也可以寻找到一些小块的草地，一些相对幽雅的环境，都被知青情侣所注意到。值得庆幸的是，无论在黑夜还是月夜，这些远离住地的处所，都是安全的，四周都没有人，当然也没有抢劫强奸杀人犯，也不见有毒蛇猛兽，情侣们大可以安心地享受二人世界。

在这个没人干扰的二人世界中，两位年轻人一般会怎样享受他们的爱呢？这真的要因人而异了。但是，既然是生理正常的人，孤男寡女共处一起，不可能没有亲热的动作，拥抱、亲吻、抚摸等是可以想象的。那么，有没有比这更进一步的举动？在当年，可以说是个性禁锢的年代，青年人不可以未婚同居，也不能或不敢未婚先孕，出了事就会前程尽毁，还关乎到能否回城。所以，在没有有效的避孕手段的情况下，一般知青情侣，二十多岁甚至接近三十岁的知青情侣，都是不敢大胆做爱的，尽管并没有旁人会发现。

外出幽会，虽说浪漫，但也属不得已的事。因为住地没有更合适的地方供他们幽会和亲近。如果在冬天，或下雨的晚上，不便外出，那又怎么办？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后期，恋爱已成风，生产队的领导也能体谅。于是，在冬天或下雨的夜晚，女知青那集体宿舍的大门就为她们的男友而开，当男友怯怯地蹩进“女孩们的闺房”——其实就是女友的床位，其他女伴都会知趣地聚集到另一边，让当事人有一个相对宽松的谈心的环境。有时是几对情侣分处几个角落，互不干扰，用现在时髦的话来形容，就是“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到了10点来钟，男知青就会知趣地次第离开，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时没有手机、短信之类，离开后，即使漫漫长夜，也无法互诉衷肠，必须等到红日初升，新的一天开始，才能再看到自己的情人。

男知青到女知青宿舍幽会，毕竟有不方便之处。有些与老工人关系比较好的知青，便可以借用老工人的小伙房，既可遮风挡雨，又有些小板凳可供坐并，小煤油灯那微弱的火苗不时跳动着，两人的长长的身影反照在泥巴墙上。每当此时，外面的一切似与他们无关，那茅草泥巴搭建的陋室，已经是“浪漫满屋”了。

这就是雷州农场知青的情感生活，虽各农场以及各人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只敢恋爱不想结婚，则是大家的共性。那些爱情，浪漫中含有苦涩，令人终生难忘！

到了80年代，知青回城后，有些原来的情侣才敢结合在一起，但据了解，并不多。反而是有些情侣，在农场时可以共患难，回城后，因为环境发生了变化，反而劳燕分飞。也有些男知青，在农场时爱上了某职工子女，成为情侣，到了有回城的机会，权衡利弊，不得不唱起“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让我度过那个岁月……”当然，也有些男知青或女知青，结识了农场的职工子女，虽然不敢结婚，但也建立了感情。回城后，因为年纪大了，找对象不容易，于是想起仍在农场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也难以计较太多，便将对方迎进城来，结为夫妻，解决了自己的婚姻大事。这种情况不多，但也是有的。

十四、雷州农场知青的难堪处境

当年，到农村插队的知青，与到农场去的知青，处境有所不同。到农村插队的知青，身处一个松散的环境之中，生活在当地农民并不欢迎的目光下，劳动在艰苦的田头，一年到头，不但不能养活自己，反而要欠生产队的钱粮。他们对所在的农村没有丝毫的留恋，他们无牵无挂，一门心思就是想离开，想着如何离开。由于他们离原来生活的城市较近，随时可以回到城里的家作休整和逃避。对插队到农村的子女，家长们一般也会同情和收留，让他们赖在城里“吃闲饭”。有些条件和胆量的农村知青，很快便下了决心，要偷渡到香港和澳门，寻找另一种生活。

而到了雷州及海南农场的知青，情况又不大一样。在“上山下乡”而未得回城期间，他们的处境的确比到农村插队的知青更为尴尬。

城市户口，是每一个城里人的命根子，也是城市人与农村人最主要的区别。在1968年11月间，无数的青年学生，或由父母或自己手拿户口本子，到街道的派出所，亲眼看着办事员在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一页上盖上“注销”的印章。于是，自己的性质，或者说自己在这个世上的角色就立即发生了变化，从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从学生变成了知青。

农场知青，好歹也算是国营农场的职工，有一段时间，他们还成为“兵团战士”。他们有组织，有约束，有工资，有农场的“供给”，因此，他们可以苟且地活着。很难想象，一个在城市中生活了十多年，从小到大接受着都市文明的青年人，到了农场一两年或五六年即能够“脱胎换骨”，他们不愿也无法把自己视为农民或农工或职工或战士，而老工人也永远把他们视为城里人。在人们的眼中，他们的处境会比插队的知青好很多。然而，那微薄的工资，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那远离广州的偏僻边疆生产队，绝对不是安家立业之地。

国家规定，国营农场的职工一年可以享受12天的探亲假，但是，具体到了农场，就打了折扣，一般是一年半甚至两年才可以轮一次探亲。当知青们身处农场，大家聚在一起时，尴尬的心情还不会出现；但是，当他们获得探亲的机会，重新踏上自己熟悉的土地时，尴尬的场面就会随时出现：碰到一些不用“上山下乡”的同学，你会觉得低他一等；在家住久了，父母也会面露难色，不知是否该催促你离去；在店铺中遇到失窃案，你应是主要审查的对象，因为知青往往是最穷的人，他们不偷谁偷？……就这样，当你在故地游荡了数周或一两月后，你真的会发觉即使亲人也不会有好脸色，更不要说路人了。这时，你就会觉得还是不要超假、依时回到属于自己的窝里好些。这样的遭遇，这样的心情，我也是领教得多的。我的情况更糟糕，因父母在1971年6月被林彪“一号命令”殃及，被遣返家乡，结果我连在广州的“家”也消失了。不久，我偷跑回广州，曾到旧居远望了一下，写了一词牌叫御街行的词，不妨引用于此。词云：《御街行（过旧宅步范仲淹韵）》：“楼房一座青砖砌，庭前树，影疏碎。抬头远望梦联翩，二十年来故地。檐间燕子，时时低飞，不知人千里。记得孩提如酒醉，今重到，眼含泪。家庭南北五处分，谙尽羁游滋味。旧邻愧见，石梯难登，唯有相回避。”象我那种景况的知青，当时有不少，自己已倒霉，家庭又遭变故，所以，城市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渐渐变得陌生，变得远了，他们成了一种尴尬的“边缘人”。

对于“边缘人”，当过海南农场知青的社会学家金一虹女士有如是的论述：

知青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的边缘人之一。知青因其所受的都市文明的教育，与农村的农业文明自有难以认同、难以相容的一面。他们时时有外来者的感觉，他们依恋都市与依恋母亲的心绪是缠绕在一起的，因而他们迟迟不愿与母亲“精神断乳”，他们愿意在保留原有的乡音、原有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保留“我是城里人”的感觉；但他们一年一度地返回城市探亲时，他们发现城市已把他们视做“乡下来的亲戚”，城市就这样把他们排除在外了。即使若干年后，他们正式返回城市，他们也能感到城市已没有他们的位置。就这样，在农村他们是“穿农民服的城里人”，回到城里，他们又是“穿皮鞋的乡下人”，他们始终有游离于秩序之外的感觉，有不被接受的痛苦。这种心灵烙印，使他们一生都既惶惑又清醒，既为认同危机所扰，又极为独立不羁。他们是中国有着清醒批判意识的一代，也是极为务实极有适应弹性的一代。如果寻找他们曾经有过的精神流浪的轨迹，这些矛盾的性格之所以如此协调地组合在一起，就不足为怪了。

十五、雷州农场知青传播文化的作用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目的之一，说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今天，我们都意识到：贫穷产生罪恶。但在当年，却认为越穷越革命，因此，有文化的人不是去教育没有文化的人，而恰恰相反，让有文化的人去接受没有文化的农民农工的“再教育”。这种荒唐的事持续了十年，不知毁了多少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雷州半岛各农场的工人，前身是解放初期从广东各县征召来的“翻身农民”。之所以要在“翻身农民”四字上打上引号，是要说明，解放之后的农民，实际上还未彻底翻身的，如果说得到“翻身”的，则是政治上的翻身吧。那些来自粤西和宝安等县的“翻身农民”，都是文盲和半文盲，为了生计而成为了农垦工人。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和农村的农民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但是，农场和农村的体制毕竟不同，有基本工资作生活保证，有经常性的政治学习，由于来自五湖四海，又可以做到互相影响，眼界会比农村的农民高些。解放初期到雷州参加垦殖的男青年，到了需要结婚的年龄，一般是回到乡下，找一个贫穷的、愿意到农场赚工资的女子成亲，并将她带回到农场，渐渐又成为农场职工。那些来自农村的女子，基本上是文盲，完全没有见过世面的。

各生产队都有若干名干部。如支部书记、队长、统计员、会计出纳、文书等，属于有些文化的人，当然，都不会很高，一般是小学程度，能基本读通报纸和文件，能对着一百多号人讲上一两个钟头。这些人，一般都是由工人提拔上去的，身份还是“老工人”。真正有文化的，是若干名分配来场的大学生和中专生，充当技术员、医生、卫生员等工作。

农场的老工人，实际就是贫下中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口号，搬到农场，就应变为“知识青年到农场去，接受老工人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当然，话又说回来，并不是说贫下中农没有文化，就一无是处，不值得学习，至少，在勇士农场，我们感觉到，那时的老工人，的确又是思想素质比较高的，尽管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他们的优点，我们归结起来，主要有这么三条：一是，他们都是翻身农民，在旧社会“苦大仇深”，因而对新社会，对农场的生活已感到满足，对党对领袖无限忠诚。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善于纵向比较，因而也可以得出较准确的结论，这是知青们比不上的。现在的我们，因为经历过艰苦的年代，对目前的民主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会有一种满足感，但我们的子女却事事不满足，原因也是缺少纵向比较吧。二是，老工人们都能吃苦耐劳，并且乐观处世，这一点，正是我们城里来的知青最欠缺的。试想想，我们是1968年到农场，况且叫苦连天；而他们是1952年或之后去的，是建场元勋，该吃了多少苦！我们到农场时，他们还是住着半间房，子女三四个，白天劳动，劳动休息的时间也要打点柴，回家要喂鸡养猪种菜煮饭洗衣伺候小孩，晚上开会学习，总之，我们难得看到他们有很空闲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今天也尚有一点勤俭的美德，恐怕与当年受到老工人的感染有些关系吧。三是，老工人们普遍都是好心人，能善待并理解知青。据我们回忆，在当年12队，存心跟知青过不去，与知青为敌的老工人极少，尽管知青也做了不少错事坏事。

对于第三点，我们要重点谈谈。知青到农场后，与老工人共同劳动，生活，渐渐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吴书记、张队长、李队长、汪副队长等，都对知青不错，一般能以教育的方式而不是以斗争的方式对待做错了事的知青，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12队的知青中还没有谁受过很严厉的处罚，这也是我们应该感激的；有的组长明知某知青装病不开工，但也体谅他或她太劳累，并不作追究；有的老工人在劳动中热情地向知青传受劳动技能；有的在劳动中处处照顾个小体弱的知青，尤其是女知青；有的见女知青在冬天冲凉不方便，把她们叫到自己的小伙房，烧热水给她们使用；有的家里杀了鸡或鸭，尽管数量不多，也把知青叫去吃；有的把小伙房借给知青，供他们晚上谈心、学习、拉琴之用；有的多次借自行车给知青使用，尽管用上一次车子就损伤一次；在后期，有的知青甚至一天三餐都在老工人家里吃，已成为他们家的一位成员；等等。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多少减轻了我们的心头苦闷，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

老工人对知青们普遍比较好，这里面也有原因可寻。

一是，老工人既被抬到“教育者”的地位，他们便意识到自己应该履行的职责。教育、关心、帮助远离家庭、不懂得劳动技能的知青，他们认为是一项“政治任务”。二是，老工人们都是农村来的“贫下中农”，普遍带有农村人特有的善良朴实的品格，爱护知青，也是出于真心诚意的。三是，与当时的农场体制有关。当时的农场，属国营农场，由农垦总局、农垦分局等安排生产任务，给职工发工资，职工们只要参加劳动，便获得自己的工资待遇。这是“大锅饭”的体制。在这一点上，老工人与知青没有利害关系，不似现在，处处时时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知青到农场后，他们的口粮也是由国家分配，并不会夺去老职工口中的一部分粮食。这一点，与下放到农村的知青有所不同，分到农村的知青，实际上是将农民的口粮夺去了一部分，因而，农民与知青的关系并不和谐，甚至产生严重的矛盾和对立。

城乡两种不同的人，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生活习惯，必然会产生文化的碰撞。那些斗大的字也认不了几箩的农民和老工人，如果说他们起到了某些教育作用的话，那也是他们的本性使然，如他们的劳动技能，他们的刻苦耐劳，他们的善良淳朴等，都是知青们在生存的过程中最为欠缺的，至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文化、思想和技术，他们不可能具有，因而也不可能担当得起一个教育者的角色，相反，知青们反而有意无意地把教育者的角色抢了过来。

在那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年代，我也很为那些文化不高的干部和老工人发愁。我还记得“批林批孔运动”时，我队的指导员在台上作报告，他非常艰难地解释“孔老二”是谁，如何“克己复礼”。指导员还不算最难，毕竟他有一些文件可供参考朗读，最难的是那些生产班的班长，经常要组织组员学习讨论，老实说孔子孟子那些事谁懂得啊，讨什么论发什么言？！组员可以沉默，但班长就有责任组织好讨论。这时，班长们总是求助于知识青年，他们或多或少能够说出一些“道理”来。

知识青年到农场时，随身会带去一些乐器，如小提琴、二胡、手风琴、吉他、口琴、笛子等。有些知青会唱歌，有的会跳舞，会演戏，“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既成了这部分知青们遮风挡雨的一处场所，而这宣传队在传播文明方面也起到应有的作用，让从没有看见过这些乐器的老工人及其他们的子女们，听到了从那些弦丝上发出的美妙的乐音。由于知青们的到来，使得老工人及其他们的子弟第一次知道了，城里人是这样子的，城里人是这样说话的，城里人是这样穿衣的，城里人是这样思想的……知青们从广州探亲回来，带回了一些较精美的糖果，较松脆可口的饼干，甚至还有老工人们从没有见过及抽过的“万宝路”香烟、阿尔巴尼亚香烟等，也无形中起到了文明传播的作用。

1973年后，所谓落实知青的某些政策，中专学校开始招生。某些有权势有关系的人物，就可以将用于知青的名额偷梁换柱地赠与一些干部子女，于是，使得很难有跳出“农门”机会的农场子女，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踏上了城市的土地，坐进了中专大学的课堂。当寒暑假他（她）们回场探亲时，仍在胶林中割胶、挑水、施肥、开荒的知青们看到了，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也曾尝过这种酸酸的滋味，但酸味归酸味，但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也使得一些原本土生土长、该自生自灭的农村农场的青少年们，看到了自己生活天地之外的更广阔的领域，从而有了积极奋进，寻找自己美好未来的愿望和决心。在知青离开农场后，几乎所有的成年的职工子女，都象纷飞的雁燕，飞到了广州、飞到了深圳，飞到了珠海、飞到了惠州、东莞、中山、顺德……他们中有不少人，现在已事业有成，甚至成为大企业家，大富翁。我想，他们应该很难否认，在他们成长的时候，正是有了一群从广州来的知青，打开了他们的眼界，让他们懂得了人应该怎样才活得更精彩，因而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他们一个个大展鸿图了。

正如坏事也会有某种好的结果，知青在农村农场的十年中，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再教育”，客观上起到传播文明文化的作用，反而使老工人开化了。这个结果，却是领袖当初所预料不到的。

尾声

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次悲壮然而又徒劳无益的失败的迁徙。当年，有关当局的确是将几千万的城市城镇知识青年，连同被视为城市人命根的户口本，一起迁徙到了农村或边远的农牧场。这是一次有目的但并没有归期的“迁徙”，有关当局并没有打算让他们在某个时间回城，报上则尽是“扎根农村，扎根边疆”的宣传。“用“悲壮”一词也很准确，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有些是很无奈、很痛苦，流着眼泪地离开城市的；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响应号召，是带着“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信念去的，是带着“锻炼自己，改天换地”的雄心去的；有的青年则舍近而求远，认为不远不足以体现“革命”，于是，新疆、黑龙江、内蒙、云南、海南等省区的农村牧场农场便成了他们的首选。如果领袖的愿望与知青们的努力都得以实现，那就算不得“悲壮”，应该是“伟壮”了。然而，数年之后，在耗费了国家三百亿元宝贵的资金后，又把一个个身心疲惫、意志消沉、反叛反动、似傻如狂的大龄知青迁返回城，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失败”又是什么？！

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不可能没有“迁徙”，所谓“树挪死，人挪活”，然而，如果这种“迁徙”没有给国家民族带来任何好处而只有坏处，那肯定是彻彻底底的失败。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国也出现了另一股的“移民”潮，那可以说是继知青“迁徙”之后的另一次大规模的“迁徙”。所不同的是，那次“迁徙”，是“孔雀东南飞”，是贫困地区的人才包括民工向东南部富裕地区的“迁徙”，是乡村向城市的“迁徙”，是一种自愿自主的“迁徙”，是落后向文明的“迁徙”，除了引发某些治安和管理上的问题外，基本上是一种“双赢”的“迁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把这两种“迁徙”作一个比较，就可以更加感受到当年知青被迫“上山下乡”的悲剧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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