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社会活动家。日本三重县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1930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回国，在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和中国问题研究会工作期间，第二次被捕，不久获释。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入满铁，就职满铁大连本社资料课，撰写了有关华北农业经济的论文。曾在天津、上海、大连等地的满铁事物所工作。1938年在“支那派遣军”特务部任职。同年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成立秘密反战组织。1939年参加满铁调查部“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并领导完成“支那抗战力量调查”项目。
1941年尾崎被日本政府捕后，曾拟投奔我解放区。1942年在上海再度被捕，后引渡到东京警视厅，1943年被以外患罪、违反治安维持罪起诉，判处死刑。在狱中撰写《中国共产党史》。1945年根据释放政治犯命令出狱。后入劳动调查协会。曾任《人民》、《民报》编辑。l946年6月加入日本共产党。同年创立中国研究所。1949年当选参议员，并任共产党国会议员团主事。1948年作为共产党代表参加建立拥护民主主义同盟工作。1949年向党中央提出《中西意见书》。1950年被开除出党，遂辞去参议员，组成中西派。1955年恢复党籍，在共产党中央劳动组合对策部任职。1958年至1963年任神奈川县委员会委员长。1960年因领导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被捕。1966年后从事中国问题研究。1973年病故。著有《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抗战期间中国的政治》、《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与世界》、《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武汉的革命与反革命》、《民主革命的里程碑》、《战后民主革命时期的诸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从死的绝境中》、《民主主义日本的路标》、《现代中国的政治》等。
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曾有一批日本革命志士站到了中国人民一边进行反法西斯斗争，成为中共党员的日籍情报人员中西功就是突出代表。他在隐蔽战线做出了中央称道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贡献，为了信仰，舍生忘死和临危慷慨凛然的气概连敌手也为之惊叹。
18岁到上海，进入中共党员、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任教的同文书院，受到革命启蒙
身为日本人却参加中国共青团，因革命活动两次被关押，认识尾崎秀实后投身情报工作
1929年夏，中西功这个18岁的日本青年抱着国内同龄人惯用的“浪人”方式，闯荡到上海。此时虹口日租界居住着几万侨民，办起一批中日文并用的双语学校。中西功进入的同文书院，正好由中共党员、不久前刚留日归来的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王学文主持教学。
在日本质朴善良却受过许多对华歪曲教育的中西功，到沪后发现周围的中国人常用异常眼光看着他们，开始认为是“人”对“皇国”的固有敌意。经过王学文老师讲解，再认真了解历史，他才知道这是日本的侵华政策造成的。再联系中日两国社会共有的巨大贫富悬殊和阶级矛盾，中西功很快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与同学一起建立了意味着同中国团结斗争的组织“日（本）支（那）战斗同盟”。1930年，日本海军士官生队到沪参观，实际是为侵略熟悉战场，中西功得知后便赶印了宣传反战的传单向他们散发，结果被领事馆中的便衣宪兵“特高”发现，把他关押了9天，释放后还勒令停学一年。
初次入狱，使中西功更认清了军国主义统治的黑暗，决心以革命来推翻它。1931年初，他加入中国共青团，并担任了书院的团支部组织委员。翌年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一二八”事变，强令日籍学生参战，中西功马上以“撤出侵沪战争”为口号组织斗争，迫使领事馆同意他们回国。在归国的船上，他结识了以驻上海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成员尾崎秀实，从而开始了他人生***的一幕。
回国后，中西功秘密参加了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并向尾崎秀实学习了情报工作。他因参加了无产阶级研究所，被警视厅侦破后遭关押40天，后因身份未暴露获释。此时尾崎已打入上层，将中西功介绍到在大连研究中国情报的“满铁总社调查部”。中西功在华巡游后写出一系列分析报告，引起了政府和军部重视。
1938年日本“中派遣军司令部”成立，其特务部从满铁将他借调来沪，没想到这个“通”却乘机从事了相反的工作。
利用在日军特务部的条件，中西功四年间向延安发送了一系列有战略价值的情报，看到这些简直等于参加了日本最高层的决策会，并做了详细记录
由于准确发出日本南进的情报及袭击美国的时间，“中共谍报团案”震动日本军部和政府中西功到达上海后，通过同文书院同学、已成为中共党员的日裔西里龙夫恢复了组织关系，并成为正式党员。此后他利用为日军特务部做情报分析的条件，自由进入绝密资料室并外出调查，通过地下电台向延安发出一系列重要情报，如日、蒋、汪三方关系变化，日军占领武汉后已决定停止战略攻势，对蒋介石的诱和进展，以及日军在华兵力调配及“扫荡”打算等。这时尾崎秀实担任了近卫首相的秘书，从东京不断向中西功发来包括御前会议决定在内的许多情报，由他再转发延安。有些行家说，看到这些情报，等于参加了日本最高层决策会并做了记录，毛泽东曾对这些“国际同志”的贡献做出了极高评价。
1941年夏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成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日本北上攻苏，中国抗战处境将更艰苦。值此关键时刻，尾崎秀实在首相身边得知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通过德籍苏联情报员佐尔格迅速发电，使斯大林决心西调远东军20个精锐师，在莫斯科危急时刻扭转了战局。世界上许多史学家称佐尔格、尾崎是“二次大战中最成功的谍报员”，其实中西功对此情报也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珍珠港事变发生前两个月，佐尔格、尾崎便被捕并被处以绞刑，近卫内阁受此案牵连倒台，日本决策层对南进尚未最后拍板。此时中西功冒着极大危险返回东京并到“满铁”探到绝密材料，得知了南进决策已定并了解到准确日期，报告了延安并转苏联，才接续完成了佐尔格、尾崎的事业。
尾崎秀实被捕，与之关系极密切的中西功显然要受追查，当时有人通知他“速西去”即避往解放区。中西功却相信共产主义者尾崎秀实不会供出自己，又考虑到这一岗位他人难以替代，便以高度责任感在半年内迟迟未走。日本“特高课”通过追寻线索，终于在1942年夏秋逮捕了中西功和其他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日本情报人员20余人，其政府和军部都为此“中共谍报团案”的规模而震惊。
受严刑拷打始终不说接头人，把审讯室当成革命讲堂，警官如同小学生每天听他上课
东京法庭判其死刑时称他们的情报“危害之大，令人战栗”，幸而因日本投降未及执行
中西功从上海被押到东京后，受到难以想像的严刑拷打，内脏出血不省人事，特高课头目怕失去口供又下令抢救。他始终不肯说出接头人，却坦然承认出于信仰向中共提供过情报。中西功被审时列举了掌握的大量国内数据，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侵略战争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经济崩溃和彻底战败。同时被捕的中共党员西里龙夫更以雄辩的教授式口才，把审讯室当成讲堂。警官们对此十分惊奇，又引出莫大兴趣，此后每天竟出现授课式的场面──被审者进入审讯室坐下便清清嗓子说：“今天，讲一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影响及未来……”“今天，讲一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审问者则像小学生一样洗耳恭听并写下几大厚本记录。那些警校毕业的高等生过去受的全是军国主义奴化教育，此时听到这些前所未闻的革命理论，再联系战事失利及国内饿怨载道的无情事实，在对过去的信条产生怀疑的同时，也对被审者有了些尊重。集体庭审时，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又侃侃而谈，警视厅官员和看守们都愣着听讲，主审法官急忙窘迫地打断讲话说：“此处不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今天闭庭。”
经长期审讯，1944年秋日本法庭下令将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绞决，并将中西功等人判了死刑。宣判书以惊叹的语言称：“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及友邦胜负，危害之大，令人战栗。”因特高课要留活口核对疑问，死刑暂未执行，翌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们几个幸存者出狱。
战后，中西功拖着伤病之躯为组建日本共产党奔走，曾长期担任党的县委员长（相当于省委书记），还出版了回忆录《在中国革命风暴中》。据他的夫人回忆，1973年中西功患胃癌处于弥留之际，最后怀念的仍是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岁月，断续地说：“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
受中国革命教育后，站到反本国侵略一边。冒生命危险提供情报，只为信仰不要钱
一个日本人，在本国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时站在中国一边，为抗日战争乃至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年乃至今天都不能不为人赞叹。能出现这种奇迹，根本原因是中国革命正义性的感召力，使真正了解这一事业的日本青年也投身其中。
日本侵华时曾向上海、满洲等地移民几十万，本意是想以此控制中国。许多日侨受军国主义影响而抱有“大和民族优秀”的错误观念，不过也有一些人来华后站在同情中国人民的立场上。中西功就学的上海同文书院，曾被人认为是日本人培养文化特务的场所，然而因马克思主义学者王学文在那里任教，结果以先进的思想教育出十几名日本进步青年，使他们加入了共青团，有几人回国后还成为日共的领导干部，进入隐蔽战线的人更成为特殊英杰。
中西功并非不爱自己的祖国，却认为只有使军国主义失败，并与中国友好，才能建设民主的新日本。在东京法庭上，他反驳“叛国罪”的指控时说：“制止日本侵华战争，能使日华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实现日华和平和日华人民世代友好，这是两国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正是出于这种理念，他与帝国主义的间谍完全不同，提供情报完全出于信仰而从不要报酬，党组织困难时还以个人积蓄倾囊相助。这种高尚的风格也证明，代表正义的先进思想具有强大的力量，“得道多助”恰恰由此得到生动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