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由夏启开创的父死子继的世袭制王朝，历史上称为夏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时代。不过，从司马迁开始，史学家们大多将夏代的开始从夏禹算起。自禹至履癸（桀），共十四世、十七王，前后经过了四百余年。
夏代的建立，标志着漫长的原始社会被私有制社会所替代，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一种新制度的建立，必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夏启即位后，在钧台大宴各地首领，以期对他的地位予以确认。有扈氏对启破坏禅让制度的做法十分不满，拒不出席钧台之享。夏启发兵对有扈氏进行征伐，大战于甘，有扈氏战败被灭。这次战争的胜利，使新生的政权得到初步巩固。
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一个新政权的产生，也面临缺乏统治经验的问题。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权，即使是在起进步作用的上升阶段，也改变不了统治者剥削、掠夺和贪图享乐的本性，统治集团内部围绕权和利的争夺成为不可避免。因此，夏启死后，出现了五子争权斗争。太康即位后，政事不修，沉湎于酒色之中，有穷氏的首领羿乘机夺取了政权。直至后羿被他的大臣寒浞所杀，相之子少康逃到有虞氏，得到有虞氏的帮助，组织夏的旧部，积蓄力量，乘寒浞内部混乱之时，出兵打败了寒浞父子的力量，夺回了政权，才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这就是夏代历史上出现的「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和「少康中兴」的事件。
夏代末年，夏王室内政不修，外患不断，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夏桀即位后不思改革，骄奢淫逸，筑倾宫、饰瑶台，挥霍无度。他日夜与妹喜饮酒作乐，置百姓的困苦于不顾，百姓指着太阳咒骂夏桀。大臣忠谏，他囚而杀之。四方诸侯也纷纷背叛，夏桀陷入内外交困的孤立境地。商汤看到伐桀的时机已经成熟，乃以「天命」为号召，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要求大家奋力进攻，以执行上天的意志。鸣条之战，商汤的军队战胜夏桀的军队，桀出逃后死于南巢，夏王朝从此灭亡。一个强大的国家经历了四百余年历史，却被一个小国所灭，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震惊与思考，所以后来出现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告诫。
由于流传至今有关夏代的史料十分匮乏，所以历史上是否有夏代存在，曾被许多人怀疑。但是《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夏代世系与该书《殷本纪》中记的商代世系一样明确，商代世系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得到证实，因此《史记·夏本纪》中所记的夏代世系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可信的。这样，在考古学家对安阳殷墟、郑州商城等商代的物质文化遗存有了进一步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研究课题，希望用考古手段去找到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
古史学家依据文献资料，提出有两个地区可能是夏人的活动地区：一个是河南西部嵩山附近的登封、禹县和洛阳平原；一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因为传说中夏代的都邑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大多同这两个地区有关。1959年开始「夏墟」调查，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四十年来在豫西、晋南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使夏文化探索的目标逐渐缩小。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以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包括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和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并对夏文化问题发表了各种看法。惟因缺乏文字等直接证据，目前学术界对哪种遗存是夏代文化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是无论是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还是「二里头文化」，均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它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夏朝建立
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老百姓只好往高处搬。不少地方还有毒蛇猛兽，伤害人和牲口，叫人们过不了日子。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派谁去治理洪水呢？首领们都推荐鲧（音ｇǔｎ）。尧对鲧不大信任。首领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强的人才啦，你试一下吧！”尧才勉强同意。
鲧花了九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服。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他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土，累得磨光了小腿上的毛。
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当时，黄河中游有一座大山，叫龙门山（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它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把河水挤得十分狭窄。奔腾东下的河水受到龙门山的阻挡，常常溢出河道，闹起水灾来。禹到了那里，观察好地形，带领人们开凿龙门，把这座大山凿开了一个大口子。这样，河水就畅通无阻了。
后代的人都称颂禹治水的功绩，尊称他是大禹。
舜年老以后，也像尧一样，物色继承人。因为禹治水有功，大家都推选禹。到舜一死，禹就继任了部落联盟首领。
这时候，已到了氏族公社后期。生产力发展了，一个人生产的东西，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还有了剩余。氏族、部落的首领们利用自己的地位，把剩余产品作为自己的私人财产，变成氏族的贵族。有了剩余的产品，部落和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捉住了俘虏，不再把他们杀掉，而把他们变成奴隶，为贵族劳动。这样，就渐渐形成奴隶和奴隶主两个阶级，氏族公社开始瓦解。
由于禹在治水中的功绩，提高了部落联盟首领的威信和权力。传说禹年老的时候，曾经到东方视察，并且在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一带）召集许多部落的首领。去朝见禹的人手里都拿着玉帛，仪式十分隆重。有一个叫做防风氏的部落首领，到会最晚。禹认为怠慢了他的命令，把防风氏斩了。这说明，那时候的禹已经从部落联盟首领变成名符其实的国王了。禹原来有个助手叫做皋陶（音ｇāｏｙáｏ），曾经帮助禹治理政事。禹到了晚年，便四处查访，决定推举夷人首领皋陶为继承人。但是皋陶却先他而逝，皋陶的儿子伯益也做过禹的助手。按照禅让的制度，本来是应该让伯益做禹的继承人的。但当禹死后，部落联盟中一些有权势的大家族，拥立禹的儿子启即位，便起来反对伯益。启趁动乱之机杀了伯益，夺得了王位（约公元前1988年-1979年）建立夏朝。以前的“禅让”选举制度从这个时候被破坏，代之以“家天下”的王位世袭制。从此以后，“禅让”制变成了“世袭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夏，原由夏后氏、有扈氏等十几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的名称，变成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代号了。
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是走向奴隶制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夏部落中的同姓邦国有扈氏反对世袭制，起兵造反，启亲率大军进行讨伐，双方于甘（今陕西户县）展开大战，有扈氏战败后，启将他的部落全部消灭。于是众多邦国首领都到阳翟朝会，启地钧台（今属河南禹县）召开诸候大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钧台之享”，此举更进一步巩固了新王权。随着王位世袭制的确立，以国王为中心的国家机构体制也随之建立起来。
为什么到启的时候，发生了这么重大的社会变革呢？这不是偶然的，是私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时，随着氏族部落间掠夸战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俘虏变成了奴隶。在氏族内部，由于私有制的发展，耕地逐渐被分配到各个家庭使用。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富有家庭的家长们，为了取得更多的财富，开始掠夺本氏族成员占有的生产资料。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些部落首领和富有家庭的家长成为奴隶主。而多数人丧失了生产资料，成为平民或游民，有的被迫为奴隶主劳动，沦为奴隶。于是，社会上形成了奴隶和奴隶主两大对抗的阶级。奴隶是奴隶主贵族的私产，可以任意地打骂、杀害，甚至当作商品进行交换。私有制确立了。贵族们的财富和奴隶也理所当然地传给子孙后代。
经济基础的这种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禹在位的时候，部落联盟的民主被专断所代替。据说．有一次禹在会稽召集各部落首领开会。有一个叫防风氏的部落首领来晚了。禹就杀掉了他。可见，所谓“公天下”已名存实亡了。
禹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地得到胜利，俘获很多奴隶和财富。这时低他的儿子启势力已经很大。他看到父亲担任部落联盟首长，生活富裕而且很有权势，早就想继承这个职位。夏部落的多数奴隶主贵族，也郡不愿意把这个权力让给别的部落。 禹死之后，启便在夏部落奴隶主贵族的支持下，废除了掸让制度，继承了父亲的职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世袭比禅让是一种含有进步意义的新制度。它遭到了旧势力种种阻碍。有个叫有启氏的部落，为了维护禅让制度，起兵反启，很快就被启打败。有扈氏的子孙被罚做牧奴。启为了镇压奴隶们的反抗，打击旧势力，巩固奴隶制的世袭制，把原来的部落联盟机构变成专政机关。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就是这样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产生的。氏族公社时期的部落联盟的选举制度正式被废除，变为王位世袭的制度。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出现了。
夏朝（前2033?-前1562?）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王朝。
四千多年前，夏部落首领禹因治水有功，得到了虞舜的重用并最终将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让于他，是夏王朝的开端。大禹死后，其子启即位，即历史上所谓的“大禹传子”，宣告了部落联盟“禅让制”的结束和封建世袭制的开始。
然而夏的统治并不巩固，启在位的时代就发生了伯益叛乱；启之子太康也治国无方，当政期间更是战乱纷纷，最后被东夷的后羿夺取了统治权，史称“太康失国”。后羿与太康相同，也是一个无能的统治者，终日沉溺于游猎之中，将政事完全交与寒浞手中。寒浞掌权后，杀后羿而代之，自立为王。
后，太康弟仲康之孙少康与夏朝遗臣伯靡联手，起兵打败寒浞，恢复夏朝的统治地位，史称“少康中兴”；夏朝的统治这才得以巩固，进入了国势向上的相对稳定时期。自少康以后的杼、槐、芒、泄、不降、扃、胤甲等八代的统治，政治稳定，经济繁荣。
到夏代的第十三个国王孔甲执政，夏朝开始走向了衰亡。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引起人民的不满和诸侯的叛乱。夏朝的统治从此发生危机，只过了四代便导致了亡国之祸。故而史书记载“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国语·周语》）。
夏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夏桀，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暴君。他在位期间，大量驱使百姓为其建造了无数的宫室台榭，又大肆兴兵对外征伐，使得诸侯纷纷离之而去。而这时，黄河下游的一个夷人部落——商在其首领成汤的领导下兴盛起来。成汤以讨伐暴君夏桀为名，发动了灭夏的战争；夏桀兵败，死于南巢（今安徽寿县），夏朝宣告灭亡。
夏朝距今大约有四千年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加之至今我们仍未发现任何原始的文献与文字记载，故而，我们今日了解夏朝只能从一些上古典籍及一些传说中略知一二。近年来，通过对夏都遗址的考古工作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使我们对夏代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又有了新的认识。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村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正是夏朝文化的代表。其中，发现了大量青铜器、陶器及大面积宫殿遗址群。由此看来，夏朝已由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器时代，并且掌握了冶金与铸造技术。与石器时代相比，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传说，酿酒业也是由夏朝开始的。《世本.作篇》有“伐狄作酒”的记载。）另外，从一些古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夏朝已经采用干支纪年，并且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夏时”，这都是当时科学文化水平的见证。
夏朝共经历十三世、十六王，他们分别是：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胤甲—孔甲—皋—发—夏桀，前后约四百七十一年 。夏王朝是一个古老的王朝，虽然距我们已经四千年，但关于夏的一些传说至今还广为流传。由此可见，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夏作为上古三代的开始，为华夏文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夏朝就没有此后中华民族的三千多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
夏朝的疆域
夏朝的疆域西起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起湖北省，北至河北省。当时夏的势力延伸到黄河南北，甚至长江流域。夏王朝建都阳城（今河南省登封的东部）、酌鄩（今河南省登封的西北部）、安邑（山西省夏县西北部）等地。
夏朝的科学技术
在夏代，农业文明到了很高的程度，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造酒，夏王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探索出农事季节的规律，现代仍旧流行的有时称为夏历的农历就是那个时代发明的。
畜牧业有一定发展。有一大批奴隶从事畜牧工作，还有一些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氏族部落。马的饲养得到很大重视。此外制陶业在夏代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极为重要的行业。至于青铜器，中国已经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铜刀。如果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夏朝时期的文化，那么这件青铜器就是夏朝时期的。夏朝人使用的工具都是以石器为主。夏朝都城出现了车，但还不能确认是人力车还是马车，因为车辙只有1米宽，和商朝的2米宽车辙不同，商朝已经确认使用马车了。
为什么说夏朝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始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它存在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历十四世、十七王，共约近500年。它统治的中心区域在今日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一带，根据流传下来的上古文献的记载和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关于夏文化的发现，我们可以大致窥见这500年内中国社会的概况：
（一）生产力状况：夏代有沟洫灌溉系统和造酒业，手工业产品除陶器、玉、贝和铜器外，夏代后期已经生产出青铜，在偃师二里头已发现夏代冶铸青铜的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有小型工具：刀、锥、凿、锛、鱼钩等，武器有戈、戚（合）、簇（矢）等：酒器有盉、爵等，其中一件铜爵，含铜92％，钖7％，说明确系青铜（铜钖合金）。当时能以青铜作矢簇，说明产量相当可观：“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史记·武帝纪》）说明青铜的冶铸在全国各地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奴隶占有制社会皆与金属工具相联系，可见中国夏代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了这一水平。
（二）生产关系与阶级构成：远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父系社会后期，中国社会已产生贫富分化的现象，发展到夏代，阶级终于出现了。
（1）奴隶。主要是由氏族部落之间彼此掠夺战争中得到的俘虏转化而来，也有部分是氏族公社的贫苦社员沦为奴隶的。在夏代奴隶名目繁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叫“民”、“黎民”、“众人”、“众”，从事畜牧业的叫做“牧竖”或“隶圉”，奴隶主的家内奴则叫“臣”（男性）和“妾”（女性）。他们都担负着难以想象的沉重劳动，被奴隶主看作是会说话的工具，无姓氏可言。他们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
（2）奴隶主。大多是父系社会末期的氏族贵族和部落首领转化而来。他们在交换中夺取了大量的财富，在战争中扩大了权力，最终转变为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完全占有生产者本身的奴隶主阶级，成为全社会的统治者，上古文献中的“百姓”就是指的这一阶级，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保持自己由图腾崇拜而来的姓氏，并对“亡其姓氏”的奴隶们握有生杀予夺之权。（3）平民。这是奴隶与奴隶主两大对抗阶级外的一个中间阶级，他们大多是由各级贵族疏远的宗族成员和原来的氏族公社成员形成的，虽然还保有“自由民”身份，但同样是各级贵族的属民，要受后者的剥削和压迫。在中国古代，这个阶级的人数不少，作用显著，且大多居住在都邑之内，后被称为“国人”。
夏代阶级构成的实际，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占有制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虽然它带有中国式的某些特点。
（三）国家机器初具规模，中国最早的国家机器也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是由部落联盟组织脱胎演化而来，它与部落联盟组织的质的区别在于：
（1）国家主要是按地域来划分其国民，而不再象部落联盟那样主要是按血缘关系来划分其居民的，夏朝的建立者禹按照洪水退去后的自然区域，把中国划为“九州”，即所谓“芒芒禹迹，划为九州”（《左传》襄公四年），已经冲破了血缘的旧规。《尚书·禹贡》所列九州的次序是：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实际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在今河南、陕西、山西三省境内。
（2）“国家的本质特点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恩格斯）主要是常备军、刑法、监狱和官吏等。禹征三苗时，他的部队已是“济济有众”（《墨子·兼爱下》引《禹誓》），启在讨伐有扈氏时向他的部队宣布严厉的军纪（《尚书·甘誓》），后来少康又能以“一族兴夏”，证明夏的常备军是强大的，所以春秋大国争霸时人们还说：“夫能夏则大”。《尚书·吕刑》讲到刑法起源时说；“苗民弗用灵（命），制以刑”，说明禹伐三苗时已有刑法。《左传》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应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奴隶制法典。夏代设没有监狱，叫“夏台”、“圜土”，夏桀就说过：“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奴役异部落的需要，夏朝已逐渐形成行政管理机构和官僚集团。《世本》称：“夏后氏百官”，《礼记·明堂记》记有六卿、牧正、庖正、车正等官职名称，《尚书·立政编》还将夏代官吏分为三大类：宅事、（中央官、宅牧（地方官）、宅准（祭祀官），而且认为三宅是夏、商、周三代相沿的制度。这个官僚集团的总头子便是夏王，第一个夏王便是禹，禹本是“禅让制”产生出来的部落联盟的首领，那时由于生产部门的分工、交换关系的发展和大量战俘当作奴隶使用在生产上，以及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的形成，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都在日益扩大，为了巩固权力，扩大势力，禹曾在今安徽蚌埠西郊的涂山和今浙江的会稽大会夷夏诸部落首领，“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韩非子·饰邪》，并见《国语·鲁语下》）参加会议的要“执玉帛”向禹进贡，迟到的要被杀头，说明禹此时已由一部落联盟首领蜕变为事实上的国王，所以一般论者把“涂山之盟”看作是夏王朝建立的标志，禹死，其子启继位并用武力剪除了维护“禅让制”的伯益和有扈氏等旧势力，在首都阳翟钧台（今河南禹县北门外）举行了盛大的享宴来招待众多的氏族部落首领，所以“钧台之享”意味着众多“诸侯”完全屈服于世袭王权的统治，中国历史上“父传子、家天下”的局面正式确立。后经“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历三、四代人，一百多年时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才稳定下来。
（3）“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马克思）夏代的赋税制度史不绝书。《尚书、禹贡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史记·夏本纪》：“自虞夏时贡赋备矣！”遗憾的是年代久远，记载简明，具体的贡赋形式尚不得而知，按孟子的说法大概是以50亩为单位向奴隶征收贡纳吧。
（4）建立城堡以保护奴隶主贵族的私有财产也是国家出现的一个标志，禹在确立王权后就在嵩山之阳建立阳城作为国都，其父鲧亦曾作城，后“启即位于夏邑”，也筑有城，至于后来夏桀“筑倾宫，饰瑶台”便更为壮观了。只是经过商汤灭夏“犁庭扫穴”之后，只剩下“夏墟都”的传闻，夏都究在何处，尚待考古界努力。
总之，世袭王权与世袭贵族、设防的城堡、常备军和其他强制性权力机构这些国家的主要特征，夏代都具备了，所以说夏代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以上我们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依次阐述了夏代的社会性质，证明它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始。但这只是依据中学历史课本的精神，参照学术界比较流行的看法写成，其实，现在学术界关于夏代是否是奴隶社会的开始的问题尚存歧义，概言之，有下列观点：①中国奴隶社会应从少昊时代开始；②禹时国家尚未形成，中国的国家正式诞生是从启开始的；③夏还是父权制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从商汤伐夏或盘庚迁殷开始；④武王伐纣后，中国奴隶社会才正式诞生；⑤中国古代不存在奴隶社会，是从父权家长制直接过渡到封建制的。等等。
夏朝都城安邑---郇阳城
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王朝。据《竹书纪年》的记载推算，夏王朝存在的时间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之间，有470多年的历史，历经17帝王。这仅仅是推测，那么还有什么根据可以证明我们历史上实实在的确存在一个夏朝？
汉朝的司马迁凭什么写《史记·夏本纪》，他看到了夏朝“字”？如果看到为何不写明出处？如果也没看到，凭何说“夏”？由于史书记载不详、或后来学者误解史书之意，等等原因，我们至今找不到夏朝的都城。
现柏杨写的《中国人史纲》中，称禹帝于公元前2205年建立夏王朝，把首都设在安邑（山西夏县）。夏的都城究竟存在吗？若有的话又在何处呢？
夏县的古迹有：五、六千年前的西阴土陶遗址；传说的禹王城；等等。但至没有发现大型城池。在运城盐湖区内的安邑也没有可信的古迹证明夏都在那里，它有可能是后来仿古设立的。偌大的夏朝所建都城，在地面上难到没有一点踪迹？
传说，夏朝的第一个国王禹，始都阳城，后迁阳翟。夏王朝的第三个帝王太康(启之子)都斟(寻卩)。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太康居斟(寻卩)。”今本《竹书纪年》又载：“仲康即帝位，据斟(寻卩)。”《史记·夏本记》云：“太康居斟(寻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 斟(寻卩)在何处?
有的认为在山东潍坊西南，有的认为是在河南登封。也有人据《国语·周语上》载：“昔伊、洛竭，而夏亡。”证明斟在河南洛阳伊洛区内。又依《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认为洛阳正处在这个位置。这些说法太勉强，仅仅是根据史书片言支语，无实物证明，显得理据不足，让人难以信服。
夏都究竟有几个？纷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全面深入分析史书文字记载的全部意思，仅凭少量文字推测，因而结论很多。
比如认为夏都在洛阳，主要缘于司马迁《史记》中一段文字，即：
战国时，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厥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这段文字意思是这几个国家占据险要的地理位置不修德而亡国，所示的地理位置是国家位置不是都城位置。古人的东为左方、西为右方。河、济、泰、华具体是指什么？是黄河、济水、泰山、华山？有人认为洛阳处在此地理位置。
但笔者看不出洛阳在这几个山、河所示的地方，且洛阳地理位置也不险要。伊厥一般指两山之间河谷（龙门），羊肠是指道路畸曲的河谷。上文的主要意思是这几个地方地形战略地位重要，易守难攻。夏桀之居并非都城所处的位置，而是国家的位置。若河、济、泰、华具体是指什么搞不清，也就难定夏桀之居。夏都在何处更无从谈起。
另有，1959年，中国考古研究所在洛阳辖区偃师二里头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二里头一带是一座大型都城遗址，定名为“二里头文化”。经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相当于夏代，距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是一座夏代的大型都城遗址。总面积为3.75方平公里。内有大型宫殿遗址。有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文化遗址就是夏代都城遗址，即夏都斟(寻卩)的所在地。仅仅是想当然，仍理据不足。
我们把目光再次回到晋南。因为大多数传说认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炎帝就曾把山西作为其部族的活动范围；中国史前三大伟人尧、舜、禹，都曾在山西境内建都，立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夏朝也建立在山西南部。古中国一般所指正是这一地区。许多学者一直认为夏都在山西的夏县。就是说夏都在夏县的可能性最大。
我们现在再看看司马迁的史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厥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晋南正好符合这一特点，整体上说，黄河、山东济水在其东，河津龙门、陕西潼关即为“伊厥”在其南。“羊肠”是指自北而下的黄河或汾河河谷。泰华是指西部的黄土高原，而非泰山与华山。泰山与华山相距太远，又不相连，故不能作为战略要地同时出现在这里。所以，夏桀之居正在晋南，而非其它地区。
也许是人们一直把目光放在现在的夏县境内的缘故。事实上，远古的夏绝非现在夏县这一区域，至少要比现在大许多。安邑城设在现在盐湖区内就说明了这点。即使夏县的范围在历史多次变化，但仍改变不了夏都在此附近的可能性，全国称夏的地方也仅此一处。
笔者认为(寻卩)应推测为郇。从汉字音、形上推测(寻卩)最接近郇。若郇就是(寻卩)，那么郇阳城就可能是夏都。许多史书一直说夏都在山西的南部，晋南的郇阳城仅此一处且最古老。夏朝的第一个国王禹，始都阳城，后迁阳翟。推想，这阳城应与郇阳有关。夏桀战死之地在距此很近的舜帝陵所在鸣条岗上，鸣条岗下有一条涑水河。
从水源上分析，人口密集的城镇，愈古愈离不开水源。而自夏县水头镇向南经盐湖区、临猗县至永济市，仅有一条涑水河。而这条小河边，古老的城郭仅有现临猗县城西南的古郇阳城。
古郇阳城距现在的夏县城直线距离也仅仅是100多里。距盐湖区的安邑50多里。涑水河连着夏县禹王城、西阴遗址等。它是运城盆地内唯一的一条小河，现成了排污河，但历史上是一条清澈的、水量较大的河流，且河边一直是夏县到郇阳的大路。
现郇阳城遗址内外全是良田，城墙大多毁坏，但城的轮廓依在，城的四至十分明显，原因是当年城墙很高大。城西北角外有村落---铁匠营村，村里老人传说，这里曾是大禹治水时住过的城。
史书记载，郇，周朝国名，在今临猗县西。郇是个名不经传的小国，一般认为周朝小国的宫殿大都是土屋土墙的小院子，但郇阳城有多大呢？按当地老百姓说法，城周长是十里。城墙高与宽相等，均为十多丈。
笔者曾多次实地察看，登上这曾经风雨战乱、毁城造田的城墙上，依然感觉到城墙的雄伟高大。现城墙上仍可并行十辆小汽车。三千多年前的小小的郇国竟有如此高大的城墙？是郇国自建的，还是原本存在？即是这是西汉的土城墙，也经历了二千多年的风雨，仅现存的遗址之高大也让人惊叹。
从夏亡到周兴，其间商朝500余年，然后到西汉，又过了一千多年，设立猗氏县，在此之前，这里有城郭吗？史书未载。
临猗县地方志记载：西汉时猗氏故城在此,但至今仍称郇阳城。 猗氏城与猗顿有关。猗顿是东周春秋时期鲁国一贫士，见此地草木繁冒，便在此放牧而富甲一方。
但这里曾是夏之冀州，土地肥沃，早已开发成耕地。在商时是郇瑕氏之地，西周为郇伯封地，怎能让外来的山东贫士在此放牧。说明此地当时近似荒芜，是废弃之墟。
这可能与商灭夏后毁城有关。有史书记载商对夏都宫房全部拆毁，复为荒地。但如此高大的城墙（土城墙）却是难以毁坏复为平地。汉时设立的猗氏县也不可能有如此高大的城墙。郇，一个没有名气的小国，也没有能力建造此城，这有可能是夏都城遗址内兴建的小国。
也许是笔者陋见之故，不知其它诸侯国的宫城是否存在？其规模大小如何？仅仅在黄帝陵游览时，发现上黄陵的山坡边有一截城墙，与郇阳城相似。等等
综上所述，山西省临猗县牛杜镇铁匠营村东的郇阳城遗址是夏都安邑遗址的可能性最大。
夏国家形成的地理因素
夏为三代之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有关夏国家形成问题的探讨，是解决中国国家起源这一重大学术课题的关键。近年来，学术界对此曾给予极大的关注，研究也在一步步地深入，其间不乏卓越的创见，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面还很多。其中，地理环境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它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本文拟就此问题，谈点个人的浅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 “地理环境决定论”否定之否定
自古以来，人类活动的历史舞台，是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环境的。愈是在遥远的古代，人类愈是依赖于周围的环境，仰仗大自然的赐予来维，持生存。因而，人类对地理环境也有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
最早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当推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自然环境是物质世界发展的第一动力。16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博丹，也曾提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看法。后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接受并发展了这一观点，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而自然地理条件对于一个民族的道德、风尚、法律性质和政体的建立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由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性格、生理状态和心理特征，然后由不同性格、不同生理状态和不同心理特征的人来决定国家的体制和社会发展的速度。很显然，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它违背了客观历史事实，当然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学说背道而驰的。
关于地理环境的作用问题，早在1938年斯大林在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时就曾指出：“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从普遍意义上来讲，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并非普遍地起决定作用，更何况它又是首先通过生产力对社会产生影响和作用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同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根本分歧。
然而，马克思主义在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地理环境因素。而且认为，地理环境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自然条件，在不同的时期和特定的地区，往往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马克思曾将自然富源分作两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和劳动手段的自然富源，并指出：“在文化初期，前一类自然富源有决定作用，在较高的发展阶段，则后一类自然富源有决定作用。”②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其生产力和经济状况便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势必会影响到社会历史特别是人类文化初期阶段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不仅如此，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别，从而使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状况产生差异，那么也必然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制度。
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精辟论述，过去在史学界并没有得到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某些学术著作中，由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陷入“地理环境不变论”和“地理环境虚无论”，直接影响到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的解决。因此，我们在探索中国国家形成的问题上，必须走出这个理论的误区，重新认识古代各个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及其与人类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近年来悄然兴起的环境考古学，也正是顺应了科学发展的大潮，并向前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二 夏的地域及古地理环境
夏部族的活动地域在豫西、晋南一带。尤其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颍水、伊水、洛水等流域和黄河北岸的济水流域，有着不少关于夏王朝的都邑所在地点和夏人重要活动区域的文献记载与传说。如《国语·周语》：“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史记·封禅书》“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夏本纪?正义引文尚书》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此即太康居之，为近洛也”。《逸周书·度邑解》也说：“自雒油延于伊油，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广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由此可见，伊洛河济之间，是夏人主要的活动地域。
夏后氏不常厥邑，多次迁徙，亦不出此范围。早在鲧时，夏部族就居住在嵩山附近，所以《国语·周语》中称鲧为“崇伯鲧”，并说“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禹居阳城，其地望在今登封告成；启居夏邑、夏、钧台，少康居夏邑、栎，其地均在今河南禹州市境内；太康：中康、桀居斟寻，羿亦居之，地望在今巩义市稍柴一带；胤甲、孔甲居西河，地望在洛阳至华阴一带；少康、宁(杼)居原，是在今济源市附近；相居帝丘、斟灌，地在今河南濮阳；宁一度又迁老丘，其地在今开封附近的陈留。③夏代都邑多有变迁，但诸王迁都所在均应在夏王朝比较牢固的统治地区之内，则是确信无疑的。
禹划九州，即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司马侯所说的“九州之险”的九州。④《左传》昭公四年：司马侯对曰：“恃险与马，而虞邻国之难，是三殆也。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这里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六山就构成了古代九州的大致范围，集中于今河南西部伊、洛、颍、汝地区。这不仅与夏部族的重点活动范围相吻合，而且与夏后氏的多次迁都相一致。
那么，以嵩洛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夏人，在当时处在怎样的地理环境之下呢?
首先看嵩洛地区的古地质地貌。该地区属于华北地台的华北凹陷区，新生代地层大面积覆盖，第四系分布广泛，地层齐全，从下更新统到全新统均较发育；由于受各期地壳运动影响和周围构造单元的控制，这一地层总趋势是下沉，特别是中生代燕山运动以后，下沉速度尤快；进入新生界以来，下沉仍较快。由于构造复杂，平行或交错的断层，造成许多山间小盆地、谷地。如伊洛盆地、汝颍谷地、溱洧谷地。⑤嵩山以东和以北是黄河的冲积平原。因此，从整体上看，这里是一片广袤的平畴旷野，从小区域来说，又是起伏不平的山冈丘陵。这与西亚地区所谓的“新月形地带”即两河冲积平原周围的浅山丘陵区有极其相似的一面。这种环境有利于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据环境考古学家巴泽尔的研究，最初的农业村落，正是建立在新月形地带。⑥而且，嵩洛地区自古就有“天下之中”之称。西周初期的铜器何尊铭文中就最早提出“中国”这一概念，⑦说明至迟在西周初年，人们就已经把这一地区视为天下之中。其南有外方山、伏牛山脉等拱绕，北有黄河横穿而过，西接秦岭和关中平原，东达豫东大平原。可以说是山河共戴，四域相围，万方辐辏。
嵩洛地区的气候条件，现在来看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属于暖温带干凉气候类型。这里四季分明，全年无霜期为6—8个月，年平均气温约12°C，一月平均气温约为0—12°C，夏季温度比较高，七月份平均气温约为26—28℃。雨量适中，年降雨量为600—800毫米，并且集中于夏季，雨热同期，形成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的气候条件。然据日本学者铃木秀夫的研究，大约在一万年以前，冰河期结束，气温回升，旧大陆由狩猎向农业过渡，到距今八千年时，气温急剧上升达到最高程度，一直延续到距今三千年左右方开始缓慢下降。其中黄河流域受赤道西北风北上的影响，在距今八千年至三千年左右，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3—5℃。⑧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司桢先生也指出，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份温度比现在高3—5℃。⑨另据孢粉分析，在距今7500—5000年间，我国降雨量也比现在多600毫米。⑩这说明远古时期，嵩洛地区也同样要远比今世温暖湿润的气候特点。
从水文地理看，嵩洛地区纵横有伊、洛、河、济、汝、颍等流过。伊水亦称伊河，是洛水的主要支流，源于熊耳山，流经今栾川、嵩县、伊川、洛阳，在偃师境内注入洛水；洛水亦作雒水，发源于陕西冢岭山，经陕西洛南、河南卢氏、洛宁、宜阳，进入洛阳、偃师境汇集涧水、里河、伊河后，至巩义市注入黄河。也正是《史记·夏本纪》所载：“道雒自然耳，东北会于涧、里，又东会于伊，东北人于河。”河即黄河，这里指黄河的中游；济水亦称◆水，《夏本纪》：“道◆水，东流为济，人于河。”是发源于王屋山，流入黄河的一条水。其故道则逾黄河而南，东流至山东，与黄河并行人海；汝河起源于河南嵩县南外方山，东北流经汝阳、汝州，又东南流经郏县、襄城，与沙河(即古殷水)汇合，遂称沙河，东流又经郾城、商水汇人颍河；颍河发源于河南登封县西南；东南流经禹州、临颍、西华、商水至周口镇，北合贾鲁河，南合沙河人淮。除六条大的河流及其支流河汊之外，其间还点缀以大大小小的湖泊泽薮，如荥泽、圃田泽等，，便构成了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水文景观，而离河流较近的谷地、台地；便成了早期人类理想的居住场所。
嵩洛地区的土壤，属于棕壤的褐土(俗称黄土)，黄土层一般厚达十米以上。而且这一带黄土层属粘黄土，即细黄土，细砂含量少于15％，粘土含量超过25％，这些都有利于原始农业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经过多年耕种形成为壤土(河边)及黑垆土(塬上)，母质肥沃，垂直节理发育，有利于毛细现象生成，可把下层的肥力及水分带到地表，具有“自然肥效”，肥力高，并且土质疏松，利于用石铲、木耒等原始农业生产工具进行开垦与试种直播，也利于开挖水井及水渠等进行农田灌溉。
从古生物地理来看，在当时这里是森林与森林草原的过渡带，处于亚热带的森林边沿，因此出现了喜暖湿的植物和耐寒耐旱的植物并存的现象。这里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和动物种类。林学家依据史念海先生考证并绘制的《西周春秋战国时代黄河中游森林分布图》进行量算，结果表明殷墟靠近的黄土高原、黄河中游、邻近的沁阳盆地和洛河中下游等地，森林覆盖率为53％。然这个时代上距夏代尚有千余年，相信当时的森林覆盖率会更高。动物群中，既有麂、野猪等出没于森林，又有鹿类、野兔等追逐于草原之上，并可放牧黄牛山羊等；湖沼之内可供麋、獐、貉、鹤、龟、鳖、鳄、鱼、蚌、螺等水生和喜湿动物活动与生存。”同时，这里也是亚热带动物象类的生养休息的场所。正因为古代中原地区产象，所以河南省自古以来称为“豫”。
综合以上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地理特征，嵩洛地区率先进入文明，建立国家，是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分不开的。
三 地理环境在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
论新石器文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历史和发展难分伯仲，优势似乎并不在黄河流域一边；仅就黄河流域而言，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都具有较高的水平。既然如此，何以在黄河中游，具体来说是在嵩洛地区最早形成国家?
其实，俞伟超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分析分处黄河、长江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与它们的后继者岳石文化、马桥及湖熟文化之间存在的文化突变现象之后，认为造成这种文化突变的奥秘在于“4000多年以前我国曾发生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摧毁了原有的文化基础。处于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则仍正常地向前发展，从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出现了夏王朝。“如果4000多年前不发生这次大洪水，我国最初的王朝也许而且应该是由东夷建立的”。［12］这一事实，还有待于进一步科学的论证。但这却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嵩洛地区的地理环境，无疑是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
首先，嵩洛地区的环境最适宜于早期人类的定居和从事农业生产。
嵩洛地区近似于西亚地区的新月形地带，温暖湿润的气候、星罗棋布的河汊湖泊，肥沃疏松的黄土地以及处于亚热带边沿的生物地理特征，既有益于聚落的发展，又有利于农业的产生。这一地区所分布的新石器文化，从裴李岗文化至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等，持续发展，早、中、晚各期自成序列，是其它地区不多见的。而且各文化遗存密集分布于近河的台地或谷地上，充分说明当时聚落的发展和繁荣。目前发现的五六十处裴李岗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豫西山地的东部边沿与黄淮大平原的过渡地带，尤以嵩山周围最为密集。因此，其文化内涵直接反映了嵩洛地区的经济生活和生产。根据对裴李岗文化遗存的分析，当时经济生活和食物来源有农业、渔猎和家畜的饲养等。并且农业是裴李岗文化的重要生产活动和食物来源。这说明早在八千年前，嵩洛地区就形成了农耕文化的中心。到了仰韶文化时期，其农业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定居更加稳定，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龙山文化时期，嵩洛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也大量增加。龙山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有口小底大的圆形袋状窖穴，并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大型陶容器和◆、◆、◆等酒器，说明当时的粮食生产已有了较多的储备并用来酿酒。然而，嵩洛地区以外的其它地区，则由于受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制约，农业经济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或发展缓慢。［13］
定居生活和农业的发明是史前人类居住方式和社会生活上所经历的重大变革。而且，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史前聚落的典型形态，就是建立在以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上的。
同样，“文明起源也毫不例外地必须以农业革命为基础，定居地方以农耕，游牧部落以畜牧，都要达到粮食生产者的阶段，然后才有转入文明的可能”。［14］
其次，地理环境是夏国家形成的直接因素。
如上所述，尽管嵩洛地区以外的其它地区在古文化的发展上，也呈现出较高的水平。但因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其社会发展速度和水平是不同的。况且在没有铁器的情况下，能够使农：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出现国家的自然条件，只存于黄土层地带。［15］嵩洛地区的远古居民，正是仰仗大自然的优厚赐予，仅利用木石农具从事农业生产，便能获得一定的剩余产品。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率先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
以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北抵黄河以北，南及丹江边缘，西至渭水下游；东达豫东大平原，其中心即在今嵩山周围的伊；洛、颍、汝河谷地平原，同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范围大体符合；二里头文化碳十四测定的年代与文献记载的夏历史纪年前21一前16世纪也大致吻合；《越绝书》卷二一说“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像物”，又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这与二里头文化早期出现青铜器，到晚期比较发达的情况也相符；文献中记载夏代从禹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并建立国家，这与二里头文化的社会性质大致相当。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一致性，决非出自偶然，正说明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同时，也更进一步证实了嵩洛地区地理环境是导致夏国家形成的直接因素。
其三，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夏国家在形成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发展道路。
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不同，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从生产力状况来看，希腊、罗马等均是在进入铁器时代以后，才形成国家。而夏国家则是建立在木石工具的基础之上的。尽管夏代建国前后，已进入青铜时代，但青铜并没有排除掉木石工具。居住在嵩洛地区的远古先民利用土质疏松而肥沃、易于开垦等优越条件，不必要等到铁器的出现和普遍使用，在生产技术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便能够生产出较多的剩余产品。再从社会基础来看，古希腊、罗马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农村公社，而夏国家在形成时，并没有破坏古老的氏族制度。相反，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被保存下来。［16］
注释：
①《斯大林文选》193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554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
③参见许顺湛：《夏代文化的再探索》，《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3期。
④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1931年3期，辛树帜：《禹贡新解》52页，农业出版社，1964年。
⑤时子明等；《河南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河南科技出版社，1983年， 、
⑥参见赵世纲：《关于裴李岗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华夏考古))1987年2期。
⑦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1期。 ·
⑧中国科学院贵阳地化所第四纪孢粉组’14c组：《辽宁南部一万年来自然环境的演变》，《中国科学》1977年6期。
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
⑩王开发、张玉兰：《根据孢粉分析推论沪杭地区一万年气候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11］张居中：《环境与裴李岗文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
［12］俞伟超：《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文物天地》1992年3期。
［13］参见陈昌远，《从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及其经济类型看远古文明的中心区》，《河洛·文明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年。
［14］日知：《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史前研究》1983年2期．⑩王德培：(关于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几点看法》，《中原文物》1990年2期。⑩参见高光晶：《中国国家起源》215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
关于夏王朝始年的一些思考
夏王朝的建立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夏王朝开始建立的年代，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没有形成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统一的说法。“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了建立夏代年代学基本框架的目标，为达到此目标设计了“早期夏文化研究”、“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研究”、“《尚书》仲康日食再研究”和“《夏小正》星象和年代研究”四个专题。此外，与此相关尚有文献学领域的有关文献记载可信性研究和历史学领域的文献中夏代积年和各王年代研究等专题。希望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兼用考古学和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提出一个科学有据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建立夏代年代学的基本框架，推定夏代的始年，最重要的莫过于从考古学上找到夏文化，确认夏、商文化的分界和何种考古学遗存是早期夏文化，这是解决夏年代问题的前提。
通过考古工作者几十年的辛勤工作，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对二里头等相关遗址新的发掘和研究，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可以作为夏、商文化分界的界标，基本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关于何种考古学遗存是早期夏文化，仍存在着分歧。我曾经提出过二里头文化是“后羿代夏”、“少康中兴”后形成的夏文化的观点，并表示赞同主张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是早期夏文化的意见。我认为，以登封王城岗晚期遗存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是早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后羿代夏”、“少康中兴”后形成的夏文化、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始建是夏商分界的界标应该成为夏王朝始年推定的考古学基础。
当然，谁都知道，考古学只能解决相对年代，现代测年技术和其它学科才有可能提出绝对年代。十分可喜的是，测年学家通过对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二里头遗址及登封王城岗遗址采集的含碳样品的判定，提供出了一大批对研究夏年有重要参考意义的数据，将这些数据与文献学及天文学研究成果相结合，对夏王朝始年提出一个有倾向性的意见是完全可能的。
夏王朝从禹开始共有十四世十七王，这在《竹书纪年》和《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很清楚，而且向无疑义。关于夏代的总积年，古代文献也有记载，主要有两说：一说以《古本竹书纪年》为代表，“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或四百七十二年）；另一说以《易纬·稽览图》为代表，“禹四百三十一年”（或四百三十二年），两说相差整40年。究其原因，研究者认为《古本竹书纪年》可能包括了少康在野亡命致使王位空缺的所谓“无王”时期，而《易纬·稽览图》则不包括这一时段。从禹受舜禅至桀亡的夏代总积年为471年说可作为推定夏代始年的重要参考。
商王朝从汤到纣共17世30王，如含未立而卒的汤之子大丁则为31王。《史记·殷本纪》及《竹书纪年》所记商世系已基本为甲骨卜辞所证实。关于商代的总积年，古文献明确提到的确切年数的有三说：《汉书·律历志》引《世经》：“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岁。”《鬻子》：“汤之治天下也······积岁五百七十六岁至纣”。《史记·殷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而近于六百年说的有《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近于五百余年说的有《孟子·尽心下》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
《世经》之629年说，乃刘歆据《三统历》推得，不见于先秦文献，又无可靠根据，难以凭信。
496年说出于《古本竹书纪年》，可信度理应较大，但其明言29王，则与已为地下出土甲骨文证实的商有30王（含汤子大丁为31王）相矛盾。况且，同样据《古本竹书纪年》商后期8代273年与商前期9代仅有223年（496年减去273年）亦太过悬殊，其真实性自然很可怀疑。
《鬻子》在《汉书·艺文志》虽列为小说家类，但比较起来，其所记之576年则很可能更接近于事实。这不仅是因为有《孟子·尽心下》之“五百有余岁”的支持，而且576年除以17世所得的每世平均年数也与取夏积年471年除以14世所得之平均年数及商后期273年除以8世所得之平均年数相接近。
研究商年的学者，多倾向认为商积年在550年左右较为合理。陈梦家先生在《商殷与夏周的年代问题》一文中，怀疑“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中之“汤灭夏以至于受”很可能是引述《纪年》者所加的说明，他认为《纪年》的原文可能如《通鉴外纪》注所引是“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而“自汤数至文丁是二十九王，没有帝乙、帝辛。”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商末三王年代的推定，帝乙约26年，帝辛约30年。果如此，则商代总积年约为496年加上56年所得之552年，这与《鬻子》之576年相差只有24年。
如取夏积年471年，加商积年之576年或552年，可求得夏商总年数约为1047年或1023年。
目前，“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确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伐纣之最佳方案，由此可得夏王朝之始年为1046（年）加1047（年）之前2093年或1046（年）加1023（年）之前2069年。
以上两个结果主要是从有关文献记载的研究推出，究竟是否合理，何者更接近历史之真实年代，可以通过与有关碳十四测定数据的整合加以检验。
北京大学加速器测年对登封王城岗遗址测有如下数据：
王城岗二期之告西T157奠基坑6为：2124－2088BC；
王城岗二期之告西T179奠基坑8为：2123－2087BC；
王城岗三期之告西T31H92为：2092－2044BC；
王城岗三期之告西T179H470为：2086－2044BC；
将主要依据文献研究推定的结果和碳十四测定的结果相对照，前2093落在王城岗二期年代范围之内，前2069年则落在王城岗三期年代范围之内。二期王城岗古城开始建造，三期是其主要使用时期，三期以后，古城就废弃不用了。我赞同安金槐先生有关王城岗古城可能是文献中的“禹都阳城”的阳城遗址的意见，如以王城岗古城的始建作为夏王朝建立的界标，那么，取商积年576年，夏积年471年，由武王伐纣之年（公元前1046年）前推所得之公元前2093年则可作为夏王朝的始年。如按我曾推测的将王城岗古城使用期的晚期遗存作为最早的夏文化，那么取商积年552年，夏积年471年，由武王伐纣之内前推所得之2069年则可作为夏王朝的始年。
从文献研究推定的结果和碳十四测定的有关数据的整合可以看出，两者较比接近，表明文献的有关记载和考古学上的推定并非毫无根据。夏王朝的建立开始于公元前21世纪应该是可信的。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在前2093年和前2069年两个结果中再作出进一步的选择。
推求夏王朝的始年，与夏商的分界之年密切相关，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对前面的推定再做一次检验。
根据文献学研究结果，以武王伐纣之年在前1046年为基点，取商积年为576年，则夏商分界在前1622年；取商积年552年，则夏商分界在前1598年。
考古学上，多数学者已经认定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二者的始建均可作为夏商分界的界标。北京大学加速器测年对两座商城采集的标本有如下的测定数据：
郑州二里岗下层一期之C1H9：25（卜骨）为：1616－1546BC；
郑州二里岗下层一期之98T232夯土VII（木炭）为：1618－1537BC；
偃师商城一期二段之98YSJ1D2T1009G3（木炭）为：1621－1524BC；
应该说这三个数据是基本一致的。如以此与依据文献记载推出的夏商分界的两个结果即前1622和前1598年相校，显然它更支持取武王伐纣前1046年、取商积年552年推得的夏商分界之年前1598年。1598年加上夏代积年471年为2069年。
取夏之始年为公元前2069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仲康日食研究”专题的研究结论也不矛盾。《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有关内容和《史记·夏本纪》所记“帝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学者多认为是发生在夏代仲康元年季秋的一次大食分日食，倍受国内外天文学史家的关注。“仲康日食研究”专题的学者认为，将“季秋”的范围稍微扩大，对洛阳地区公元前2273年至1850年共423年间的可见日食进行普查性计算，得出符合“季秋”的大食分日食有11次。《古本竹书纪年》记禹45年、启39年（或29年），《今本竹书纪年》记太康4年，三王合计88年。由2069年减去88年为1981年，次年，即公元前1980年为仲康元年。这与洛阳地区符合“季秋”的11次大食分日食中的前2019年12月6日相差39年，与前1970年11月5日的一次相差仅十年，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尽管文献对禹、启、太康在位年的记载是否确有所本，我们无从查考，但将前1970年11月5日的一次日食作为推求夏王朝始年的参考，不能说是毫无意义。至少二者并不发生不可解释的矛盾。
此外，《墨子·非攻下》在论及舜命禹征三苗时有“昔者三苗大乱，天命亟之。日妖宵出”语，有学者认为所谓“日妖宵出”可能也是一次“天再昏”或“天再旦”的日食现象。“夏商周断代工程”之“禹伐三苗”专题运用现代天文学方法计算远古日食，得出发生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大食分日食有4次，即前2097年8月31日“天再旦”、前2075年6月30日“天再昏”、前2072年4月20日“天再昏”和前2029年7月1日“天再旦”。在这四次中，除去前2029年7月1日的一次过晚，其它三次均有可能，它们发生的时间均在禹受舜禅的前夕，这一结果也可作为推定夏始年的参考。
与推定夏代始年有关，尚有纬书中所谓“五星联珠”的记载。《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有“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等语，“夏商周断代工程”“五星聚合与夏商周年代研究”专题认为这种“五星连珠”在天文学上没有严格的界定，如果理解为“五星聚”，则和发生于公元前1953年2月中旬到3月初的一次非常相似。五大行星相距最近时，角距离小于4°。另一次发生在公元前1973年4月底5月初，但五星间角距较大，相距最近时，角距离21°，且持续时间只有几天。二者取一，当以前者最为可能。这一结果，显然与前面“仲康日食”等计算结果相矛盾。不过，有的研究者已经指出，此条记载出自纬书，而纬书常以“夏禹时”指代整个夏朝。那么，将起理解为夏代某时发生的一次“五星聚”可能更为合理，而不必拘泥于一定是禹时的天象。
总括以上研究成果，我认为如以禹之受禅为夏王朝的开始，则夏王朝的始年应在公元前21世纪前期，大体就在前2069年前后，不会早到公元前22世纪，也不能晚到公元前20世纪。
夏代的历史与夏商之际夏民族的迁徙
一、夏代历史
1、概说
尧、舜、禹的禅让传说，实际就是依据唐、虞、夏的部落联盟时代的历史而传播下来的。这种联盟是以军事民主制为基础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随着军事力量的强大，家族私有制的发展就出现构成统治机构的王朝，夏王朝首先完成了这项历史演变。
夏民族的历史，无论从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或从文献资料记述中，都可得到坚实的证明。
现在可以认定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在河南偃师，古称西亳，为成汤所都。遗址的最下层是客省庄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是晚于仰韶，既有后岗又有齐家因素的文化。二里头文化遗址现已发现百处以上，只在河南境内即达四十余处；分布在伊洛二水间者相当密集，在河南的东、南、北及陕南各地很普遍，这同文献资料记述夏族历史活动范围也一致。 二里头文化共分四期，下面的两层即一、二期约在四千年前，为夏文化；三、四期为早商文化，是由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
《国语·晋语》称阳人有"夏、商之嗣典"，阳即阳樊，在河南黄河北岸济源县境沁水流域。《竹书纪年》称秦伐郑师曾于此筑城。夏文化在黄河南北一带曾有很大发展，因此《史记·周本纪》称这一带为"有夏之居"。武王灭殷后曾担心"未定天保"不能"依天室"而不暇寐。天保应是大城，即构筑一座大城以定之。天室即大室山、嵩山。本来这一带自洛汭到伊汭地势平坦，是"居易无固"，无险可依，在军事布防上是要"依天室"以保障安全的。这是在"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伊洛"，全面审察形势之后才定下"无远天室"的决策。从这些地理环境的记述，都有助于对夏族活动空间的了解。
《淮南子》说夏鲧作三仞之城，《吕览》也有鲧作城的记述。近年阳城的城址也被考古工作者发现，认为是属于龙山文化晚期（详见1977年《文物》12期）。《孟子》称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纪年》也说禹居阳城，看来在战国时已有阳城。鲧亦称崇伯鲧，崇即嵩。《汉书·武帝纪》称武帝至嵩山，见夏后启母石。 有夏民族活动的遗迹与传说，还有：
《左传·昭公四年》谓"夏启有钧台之享"，杜注："阳翟有钧台陂"，即今禹县。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帝皋是夏十五代王。
传说桀都安邑。这一说法不见于秦以前文献，伪孔传有说如此。又说汤伐桀于鸣条，鸣条在安邑西，说明夏之末年夏文化已达山西南部地区。《左传·昭公元年》称迁实沈于大夏，是指汾、浍之间。《左传·定公四年》说封唐叔"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唐，原为尧所居，唐叔所封地，旧说在晋阳（今太原），不确，应是平阳，即汾浍之间，是临汾、侯马之地，近年在这一地区又都发现了夏文化。 《纪年》称启二十五年征西河，又称胤甲即位居西河。西河应在晋南，汉之西河郡。这一带发现夏文化有三四十处。近年在山西夏县东下冯发现一处范围二十五万平米的夏文化遗存，有石磬、铜范、小城等出土，年代也是与胤甲时期相近。《史记·吴起列传》说夏桀之居左河（济水源出沁水），右大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也是这一带。
文献典籍所载夏人活动区域，都有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使对夏代历史的认识更增加了透明度。 夏王朝究竟是属于哪一个民族所建的国家？《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羌是西戎牧羊人，后来在甘肃一带活动。羌人首先发展了畜牧业。古代中国的东部近海地区，没有马牛羊之类动物，也不能以饲养家畜发展出有私有财产，因而也不能了出现《曲礼》所记问庶人之产则数畜以对的情况。古代东部地区以狩猎、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猪鸡虽然出产较多，但都不能大群饲养，也就不能使畜牧业形成独立的生产分工类别。
夏家店文化的前期有红山文化（约5000年前文化），其中曾发现许多兽骨，却没有草原上生活的偶蹄动物，也不见体躯较大的猛兽，犬科的标本也很少。全部兽类骨骼没有可以肯定为家畜的。虽有农业，渔猎的生产，却没有畜牧业。 羌族所居之地是牛羊等类动物的原生地，所以畜牧业发展也较早。羌人以牧羊为主，由于畜群的发展，私有财产的产生，也最早形成家族。《后汉书·西羌传》成书于刘宋时代，距古代羌族的生活年代已相差很久远了，但其中所记还保留了大量的羌族习俗。《西羌传》说他们"所住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并不是没有五谷，其所居河谷，也能有些农业可以发展），以产牧为业（产，包括农业、采集和狩猎）。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古代社会风气强调保种，鼓励人口繁殖，同时还把女子视作财产，不准外流，所以盛行这种收继婚。这种婚俗同古代东部地区重视伦常观念相反，所以后世在文化上便把这些种族的人称作蛮夷。以羌族为主建立夏王朝，在进入中原后接受龙山文化的影响，可能就逐渐改变其旧俗，形成中原文化，而仍居留于西方的羌族则继续保留其旧俗。
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也可从南诏、白族、彝族、缅族中看到这种姓氏习俗。如彝族父子连名，因而可以背诵几十代的家谱，就是以父名为种号的。没有父姓而以母性为种号的乃是古代发展的母系社会，如纳西族在解放前仍然残存的遗俗。《尔雅》、《穆天子传》都讲过古代的西王母国，可能就是古代的母系社会组成的群体，这里的男子是从妇居的母系族外婚制，因而以母姓为种号。进入周代是男子称氏，女子才称姓。因为称氏的贵族都属于同一部族，既属同姓便无须列姓，而女子因出嫁则必系以姓，以称姓表示与夫家之姓有别是属于非同姓之婚。这是父系外婚制下才出现的现象。到秦代以后，男子也称姓是父系外婚制的进一步巩固。羌族以父名为种号表示了父系外婚制的主导地位，父名是每一代都不同的，为了表示每一代不同的种号，必须用父子连名办法连接世系，说明羌族在当时已建立了父系族外婚制。但是他们又以母姓为种号，还保留母系外婚制的残余，是不巩固的父系外婚制。进入夏王朝，羌族这种父系外婚制由父传子制在中原地区的确立而历史上巩固了下来。
2、夏与仰韶文化的关系
据近年来地下资料的大量发现，以及考古方面研究，已经肯定仰韶文化的相对年代是在殷墟文化之前，这不仅因为殷墟文化比仰韶文化进步、复杂和出现了大量的青铜器，更因为在河南发现了仰韶文化在下，龙山文化居中，殷墟文化在上的叠积层次。这是极为坚实的根据，可以证实在河南地区仰韶文化比龙山文化早，龙山文化又比殷文化早。
处于最早期的仰韶文化，是有着相当进步的农业，有着发达的制陶技术的，它的居民是一个掌握了比较发达的高等农业的民族。当然，有的民族，也有着初等的农业，可是他们并没有制陶业，因此，也没有或很少有陶器。例如，古代黑龙江一带的民族，他们就有农业，而没有陶器，是用烧石沸水的办法来熟食。但是，有着大量陶器的民族，必然有相当高的制陶业有以及与此密切联系发达的农业，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仰韶文化的民族正是这样有着大量的陶器的农业民族，我们认为就是建立夏代的民族。
从历史记载上看，夏代的地区不出河南、山西两省，夏民族大概是以崇山（即后来的嵩山）或伊洛为其活动的中心，然后逐步的由河南向河北岸发展，而在山西建立了国家。所以，山西一带又称大夏或夏墟。夏禹的父亲是崇伯鲧，崇伯之国在秦晋之间，汉武帝在中岳（嵩山）见到夏后启母石，这些传说都应该是有相当史实作根据的。 伊水洛水一带，土地肥沃，气候好，农业非常发达，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著名的农业区，这是夏民族活动的中心区域。《国语·周语》："昔伊洛竭而夏亡"，《史记·周本纪》："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这说明了伊洛一带是夏民族的居住地区。
夏民族向北发展，在山西一带，建立了国家，所以《左传·定公四年》说晋侯的封地是夏墟。因此，山西晋阳又称大夏。《诗经》中的《大雅》、《小雅》，《荀子》中?quot;君子安雅"的雅，都与夏是同义语。所谓大夏、小夏，太昊、少昊，大雅，小雅，大月氏、小月氏的大、小，都是指不同的地区，新旧的民族而言。新发展的、分支称大。可见，山西晋阳称大夏，是夏民族逐渐发展去的。
夏代的都邑，也在仰韶文化区域。《帝王世纪》说禹都平阳，或都安邑，或在晋阳。又说桀都安邑。《汉书·地理志》说，颍川郡阳翟是夏禹国。这是在低地的边缘，可以说明这是彩陶文化向南发展经过的地区。《世本》说禹都阳城。阳城在河南登封，也在嵩山之南。《国语·晋语》云："阳人有夏商之嗣典"。阳人大约是以嵩山为活动中心向北发展的。颛顼称为高阳氏，高犹曾祖以上称高祖，是远古的意思。马融说朝歌以北至于中山，古称东阳，朝歌以南，至于轵县称南阳，所谓阳国，大抵就在这一带，这些都是以嵩山为夏人活动的中心。《史记·货殖列传》说："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可见，传说中夏代的都邑，都不出河南，山西两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昔虞阏父为周陶正"，虞是舜之后，可见就是周初这一带的民族，还是以善作陶器著称。
3、夷与龙山文化的关系
"夷"字后来有着轻视少数民族的意思，这是大汉族主义思想支配的结果。所谓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的说法，是汉代人才有的。在汉代以前，特别是殷周及其以前，人们的看法不是这样。《韩奕》称"因时（是）百蛮"，这是指北方的少数民族，而且民、氓和闽、蛮都是同音同义而书写不同的字，这些字的本义都指的人（民、氓、闽貉与英语man、men可能同源），并无轻视之意。有的书上说"东夷仁"，可见"夷"并不是一个坏的字眼，周灭殷，称商人为夷。《泰誓》称："纣夷居"。夷金文作"？"人作"？"，字形上并没有多大分别。《汉书·地理志》说朝鲜" 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可见东夷的风俗是好的。夷也是善于打猎、射箭的。夷字从大，从弓，从弓就是表示他们善于射猎之意。龙山文化是夷族的文化，所以出土的箭镞比仰韶文化多得多，而且种类也很多，所以东方是注重射猎的。《论语·宪问》："羿善射"《淮南子·俶真训》也说羿是善射的，高诱注："羿善射，能一日落九鸟"。《左传·襄公四年》："有穷后羿恃其射也。"可见，古代人都认为羿是善射的。《孟子·离娄》云："逄蒙学射于羿"，就是说逄蒙和羿都是善射的。逄蒙，和《后汉书》里的东明声极近，《后汉书·扶余传》，谓扶余祖先"东明长而善射"成为酋长。东明，在《魏书》里作朱蒙，在《好大王碑》中作邹牟，这都是一名的异译，他就是东方善射的酋长。东方一般都是射猎的。这种风气，直到清代还是如此。清太祖也会射，《清实录》有记载。
夷的居住地区，也在龙山文化区域之内。《左传》记载的郯国是一个证明，郯国是在现在诸城、日照一带。《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鲁人问少昊氏以鸟名官的道理。郯子说?quot;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我们认为鸟是东方普遍的图腾，所以他们用鸟名官。东方传说朱蒙是卵生的，清人祖先也传说是因鸟含朱果而生。北魏出于东方的鲜卑，他们也以鸟为官号。《魏书·官氏志》谓北魏制定官号：
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自余之官 ，义皆类此，咸有比况。
这种风俗，在辽代也是如此，可见在东方保存的很长久了。
传说中东方的少皞，是建都在曲阜的，《左传·诏公二十九年》：
少皞氏有上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辱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
"穷桑"，他书又作"空桑"，由少昊到周代，中间隔了许多世代，这在《左传》上也略略可以看得出来。《昭公二十年》：
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莆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
《国语·周语下》："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左传·定公四年》谓鲁封于"少皞之虚"，这原是黑陶文化区。《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子鱼说：
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
所谓风姓有两种解释：风即凤。风字本从虫，即龙，这是发展到低地以的事。黑陶文化的中心是曲阜，后来发展到陈的地区，即太皞之虚，至于少皞氏后来与金天氏结合成一人，那是五行家说盛行以后，揉合东方和西方的传说产生的。不是东方原有的传说本来面目。
4、夷夏之争
《史记·夏本纪》云："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失国的具体情况，《史记》没有记载。但是，在收集了古文资料的《左传》中有详细的记载。《左传·襄公四年》：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圉，而用寒浞。……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
穷石地区，即鬲之所在，也就是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交会之地区。羿在这个地方，把夏灭掉了。但是，他自恃善射，不理政事，不用贤人，而用了寒（韩）浞。寒浞灭羿，夺其妻，生浇（《论语》作？）及豷，封浇于过，封豷于戈。过在掖县，戈在宋郑之间，都是黑陶文化地区。夏的失国，表示了东方黑陶文化区与西方彩陶文化区的斗争，也就是夷夏的第一次斗争，这种斗争的前提，必须是黑陶文化进入低地区域。虽然最初是夷战胜了夏，但是，这一次最终还是夏战胜了。所以《左传·哀公元年》说，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而"复禹之绩"。这也就是的所谓少康中兴，可见文字上的材料和地下发掘的遗物，表示的史实是一致的，把它们结合起来研究。，使古代史内容更加丰富了。 有穷即空桑。以山东半岛为海水所环绕，限制其活动范围故称有穷，而《左昭元年》所称无终之国，则是指在其北面的广大地区。后来东北一带称辽，就是辽阔的意思。《后汉书》记载三韩的事相当详细，可见古代对于东北一带是相当了解的，寒浞，《古今人表》和《水经注》作韩浞，也是一例，韩，本为武王之子所封，就是《韩奕》所指之韩，也是在东北地区，接近燕国的地方。这可以以《韩奕》一诗所说的物产、地势、民族中看得出来。《韩奕》云：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人倬其道，韩侯受命。……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姞相攸，莫如韩乐，孔乐韩土。川泽訏訏，鲂？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庆既令居，韩姞燕誉。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经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这里，他谈到了韩国所在是接近燕国的河川湖泽地区，出产走兽皮毛，但也有发达的农业，边境有追貉。这种地区只有松花江、混同江一带最相像。以追貉来说，在《汉书》里称？貉，？即韦也，即著皮服之人。貉与民闽声近，收写为闽或貉，虫（龙）或豸即其图腾。《淮南子·原道训》云匈奴出秽（韦）裘。后汉六朝的高句丽，产有小水貉，这都是东北地区的情况。可见《韩奕》中说的韩国，是与三韩有一定的联系的。1955年在辽宁省喀左马厂沟，发现了燕国的铜器，其中有？侯盂，就其花纹文字来看，确是周初的东西，而且，就其出土地点不说，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盗掘一批铜器的地点仅距二十里。可见，《韩奕》中所说的韩国，在周初是在东北地区，后来才逐渐南迁的。这也可以证实有后羿是东方民族的祖先。
5、成汤灭夏
我们把后羿灭夏和少康中兴看作是第一次的夷夏之争，那么，成汤灭夏，就可以认为是第二次的夷夏之争。
史学界几乎公认商民族是起于东北方面的。但是，太史公《六国年表》说："汤起于亳"，关中的亳，这是不对的。
原因有下列几个方面：
当其周灭殷的时候，箕子去朝鲜，可见，东西相争，殷人向东方逃走。
殷人传说他们的祖先是因玄鸟而生。《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殷本纪》云：
殷契母曰简狄，有？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这与东方民族以鸟为图腾是有密切的关系，而且玄鸟氏在东方传说是少皞氏以鸟名官产生的，而少皞氏正是东方的民族 。
黄河河套以下地区，分为河西、河东、河南，再东又有河内、河外等部分，当时的黄河入海口还在今日入海处以北很远。称黄河入海地区的北岸为河内，这个名称存在于周以前，可能是起于殷的，这也可证殷人与东北有关系。 "有？方将，帝立子生商"，这也是《商颂》上的话。有？氏又名简狄，其母系可能是出于北狄。
根据解放以来山东考古发掘工作证明，山东的黑陶文化的上层，存在着殷代文化层，这说明由殷以至山东半岛一半，都是殷王朝活动的范围。
甲骨文里面，有伐夷方的记载。《左传》说，讨伐东夷，其实，殷人自己就是属于东夷的。《墨子·天志中》引《泰誓》"纣越厥居夷居，不肯事上帝"，《非命中》?quot;纣夷之居"。《礼记·杂记下》谓：
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
《论语·子罕》云："子欲居九夷。"可见周人认为东方的人，包括殷人都是属于夷的，《汉书·地理志》说朝鲜受箕子"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的影响，"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这正是儒家理想的生活。
殷人的发展，也是经过了长时期的。《殷本纪》里面和甲骨文里面都有许多先公先王，相土和王亥都是。《长发》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王亥在《山海经》和《世本》都有记载。《世本》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可能殷人的祖先是中国最先使用牛马拽引两轮大车的。从相土王亥到成汤灭夏，这中间是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的。 商的都邑，也有许多，也是经过长期形成的。如曲阜和亳都是。亳，相传在商邱，或说在偃师，是西亳，但还不能最后肯定在什么地方。郑州二里岗发现了殷代的文物及文化层，可能比安阳的要早，但不会早到成汤时代，偃师就在郑州之西。可见，殷墟的范围要更加扩大了。成汤时期对夏用兵，可以说是扩大殷人文化的一个时期。《长发》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国语·郑语》谓"昆吾为夏伯矣"，又说顾和豕韦都是与夏有关系的，而豕韦是商灭的，顾是夏灭的。《孟子》和《殷本纪》都谈到葛伯不祀而汤征之。葛是嬴姓之国这也是东方系统的。可见这都是灭夏的一个步骤，而且就其地域来说，也是在仰韶文化东方的边区。豕韦按其原意来说就是猪皮，这可能是广泛使用猪皮的民族，大约和挹娄的情况差不多。《后汉书·挹娄传》说挹娄民族?quot;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挹娄这个部族，远古是在中原，后来迁于东北的。昆吾和顾都是己姓，这也是仰韶文化的东界。《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杜注："帝颛顼之虚，故曰帝丘"，太康失国以后，后相即居于此。《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王自谓："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帝丘和许，都是仰韶文化的地区，同时是商灭夏必须首先解决的地区。
夏桀之居，也是在仰韶文化地区。《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的话：
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睾在其北，伊洛出其南。
而且后来相传夏桀败于有？氏之墟，走鸣条，被放逐于南巢而死。要不是东西相争，他又为什么向南逃走呢。而且，夏裔分为两支，一支北去，为匈奴之先，一支南去，为越的祖先，而都被当地民族所融合，习染了他们的习俗。由此可见，夏代本身的文化并不太高，不然不会被他们所融合，所以《论衡·恢国》说"夏禹倮入吴国，太伯采药，断发文身"是相当根据的。夏人崇拜日，《汤誓》云"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匈奴也有拜日习俗，可见他们是有关系的。
夏代是商人亲自眼见它灭亡的，所以，夏代的历史是可靠的，因此司马迁为之立了本纪。先秦典籍中记述夏代史事甚多，前人也从未有疑之的。
二、夏商之际夏民族的迁徙
中国历史上"殷革夏命"，如果我们用后来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来解释，是不够准确的。这不是改朝换代，而是一次激烈的民族斗争，其结果是殷民族战胜了夏民族，之后夏民族有一次很大迁徙。
摩尔根《古代社会》讲到阿兹忒克联盟，详细地总结了印第安人对战争中的俘虏处置办法（见第六编第七章二--六页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把俘虏杀掉；第二个阶段就是把俘虏献祭于他们所尊崇的神灵；第三具阶段就是把俘虏变为奴隶。用这几个条件讲夏商之际的历史，再结合甲骨文的材料，就比较容易清楚了。甲骨文记载的历史，已属商朝后期，其中有许多有关羌人的材料。羌人就是夏民族的后裔。甲骨文多记载"伐羌"之事。如记载祭祖乙时"伐羌十有五"（《存》1499），伐就是杀，杀十五个羌人来祭祀他的祖先。还有"今夕用三百羌"（《卜》245），白与百同，用三百羌祭祖先，甲骨文杀羌可以多至三百人。伐羌一二人以至用十五、三十等不同数目的，在甲骨文中就计算不清了。还有"断十牛，羌十人"（《甲》2124），就是用十个羌人和十头牛作为牺牲一起祭祀他们的祖先。这些羌人都是俘虏，甲骨文有许多"隻羌"的记事，可见获羌就是被俘虏的羌人。还有一部分幸运的则收容为奴隶，让他们为殷人服役，如"多羌隻鹿"（《前》4·48），或"多羌贵田"（《粹》1222）。殷人用这些羌人为田猎或种田的奴隶，贵田就是种田（贵作"？"，象双手捧土壅苗之形）。此外还有"令多马羌"（《粹》1554）或"多马羌臣"（《陈》116）就是命羌人养马或监视这些养马的人（臣象眼睛，多马臣即监视养马的人，又有小耤臣就是监视耤田的人）。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在殷商的后期，殷人对待羌人还是十分严厉的。所以说殷革夏命并不是象后来的改朝换代，而民族间生死存亡的斗争。夏民族在这次斗争之后就有一次很大的迁徒，这是过去历史上所没有记载的。
夏代统治中国时应河南、山西南部为其统治中心。最早主要在河南夏虚，后来发展到了山西南部，就是大夏，夏代的统治时间据《竹书纪年》记载：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凡十七王。统治中国的时间很长，也留下了不少东西。一九七七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河南登封告成镇一个古城堡，其遗物中的陶豆陶量都有"阳城"印记。《汉书·地理志注》："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禹都阳城见于《世本》及《竹书纪年》，《竹书》是魏襄王二十年以前的史书，《世本》也是秦以前的书，告成镇出土陶豆陶量也是战国时遗物，可见阳城早已存在于战国以前，应是夏人世代相沿的旧称。现在我们从出土遗址遗物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一致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人文化，阳城就是夏人旧都，陶豆陶量上阳城印记就是夏都阳城坚强的内证。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尚未发现文字。旧文献中，《论语·卫灵公》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夏时就是现在的阴历（实际上是阴阳合历），春秋时代居在夏虚的晋国，还是沿用这样阴历的。当时周人以十一月为岁首，而晋人则以阴历正月为岁首，和周历相差两个月。古代阳城，唐朝武则天时改名为告成，城中有测影台，用土圭测影，这也是从夏代遗留下来的，汉唐以来一直存在。夏人有夏历，他们在这个地方观测日影，作为各地的标准时间，有了测影台观测日影，比观察天上星宿度数要精密准确多了，把观测日影的长短记录下来分别二至二分为春夏秋冬四季，这是中国从夏代沿袭至今的阴阳合历。夏代的历史中无文字记载，但许多东西都通过口耳相传而保留下来，象这样的传说还是可信的。
古代只有崇字而没有嵩字，《诗经·崧高》作崧，崇崧皆后起的形声字，《后汉书》灵帝熹平五年复崇高山以为嵩高山，《说文》嵩在新附字中，原是宋初徐铉附加的字，这也是夏代没有文字的一个例证。成汤灭夏。夏民族就从他的统治中心向外迁徙，他们并不是向一个地方迁移。原始民族经济文化结构并不严密，一个地方集中许多人，是养不活的。
首先我们让夏民族回西北边的迁徙。这里是羌族的老家。商灭夏后，虞夏这两个联盟的部族一部分就由北边向西方迁徙。《管子·小匡》中记载齐桓公"悬车束马，逾太行与卑耳之谿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秦当为泰之误字，泰夏就是大夏，《国语·齐语》也用了这个材料，但无秦字，就是"拘夏"。西虞就是在西边的虞国，《齐语》里作西吴，说明了虞夏两部是向北边西边迁徙的，春秋时代齐桓公接触的这一部分还在山西太行山一带。秦始皇琅邪台刻石及《吕氏春秋·古乐》记秦国的北方疆域所至说"北过大夏"，《逸周书·王会解》"正北月氏"，月氏就是《管子》中的禺氏，《穆天子传》中的禺知，月氏、禺氏，禺知都是虞氏的转音。战国时月氏大夏迁到中国河套的北边了。西汉初匈奴冒顿单于兴起以后，月氏、大夏继续向西边迁徙，《汉书·西域传》说："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上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西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敦煌祁连在甘肃西边，月氏被匈奴攻破后又征服大夏，后都于妫水。妫水即今苏联境内流入咸海的阿姆河。月氏大夏这时已西迁过了葱岭，其余没有走的就留在南山，称小月氏。南山即祁连山，《后汉书》称小月氏为"煌中月氏胡"，湟水在甘肃西北边，仍在敦煌祁连间，同羌民杂居互通婚姻。《汉书·地理志》。载陇西郡有大夏县，大夏就是夏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地方。《汉书·地理志》又载安定郡有月氏道，安定郡治固原，汉代凡有蛮夷的地方才称道，言汉王朝只能从道路交通上控制这些少数民族。中国文化重伦常，同姓不婚。大夏大月氏行收继婚，父死妻后母，兄死妻嫂，同中国文化极端不同，所以汉人就把他们当作少数民族看待了。王静安先生《观堂集林续编》有《月氏未西迁大夏时故地考》，对虞夏民族西迁讲得很详细，我们也相信月氏、大夏是在夏朝灭亡后经过很长的时间逐渐由北边迁到西边去的。大夏最先迁到北边，留下一部份民族为匈奴祖先。《史记·匈奴传》说匈奴自称"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索隐》："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妻，避居北野。"鸣条在安邑，桀之子妻其从妾，就是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死妻嫂的收继婚。过去人们都不相信这个话，现在我们看来《史记》这个话还是可以相信的。羌族原是西羌牧羊人，住在这里的民族与西边的游牧民族很接近，风俗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中国大陆的东部原来就不产马牛羊。《后汉书·东夷传》说倭（日本）"无虎豹马牛羊鹊"，《隋书·流求传》说流求"尤多猪，无牛羊驴马"。流求在福建东北，水行五日而至，即今台湾。日本与台湾在上新统末期尚与大陆相连。这些岛屿上没有马牛间就说明大陆上也没有这些家畜。一九六二年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位于巴林左旗北部乌尔吉木伦河东岸山岗上的富河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骼甚多，未见有草原奇蹄类动物，也不见大型猛兽，犬科标本较少，未见可以肯定为家畜的。炭14测定富河文化距今为4730±年，是中国大陆东部没有马牛羊这一类的家畜，又得到地下遗迹的证明。中国之有马牛羊这些家畜是中亚输入的。中亚是马牛羊的原产地，西羌族只训畜了羊群并没有驯畜牛（如牦牛），马更是从葱岭以西逐渐输入中国的，所以称他们为西戎牧羊人。这里居民原来也是农牧兼营，有一点粗耕农业，原始民族单纯游牧经济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他们来到东方，专门掳掠农业民族，这样就把本来的一点农业丢掉了。西汉采取和亲政策，每年都要把要缯絮米蘖（酒曲）送给他们。如果不把这些东西办好，到收获时他们就要来抢劫的。所以这种单纯的游牧经济只有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才可能存在。过去讲游牧民族都是单纯的游牧经济，这是错误的。这些民族原来从西边来都是乘两轮或四轮大车，《通典》说："大月氏国人乘四轮，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车大小而已"。本来车子两轮子转动最方便，四个轮子只适于直线走，这只有在大草原里才适用。说明这个地方古代是欧亚的通道，用两轮大车在这里通行。两轮大车不是中国的原产物，二里头文化中没有大车的遗迹，殷虚出土遗物原始有两轮大车出现。甲骨文车作？，正象大车一辕两轭两轮之形。孔子说乘殷之辂，也说明殷代才有这样大车。《北史·高车传》说高车所乘"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汉人因其车轮高大故称之为高车。《汉书·西域传》的康居也因乘高车得名。康高双声，车居叠韵，康居就是高车二字的对音。高车、康居都是汉人给他们的名称。他们都是乘两轮大车居于森林中的丁灵。丁灵汉人又称之为狄历，或者称曰狄，六朝时康居人入居中国即以翟（狄同）为姓。他们都是高加索人种，高鼻深目。他们很早就同羌族杂居学会了作两轮大车。《考工记》说："胡无弓车"，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能作弓车，并不是无弓车。胡就是匈奴，他们在战国昌就以善作弓车著名于时。匈奴是夏后氏的后裔，是蒙古利亚人种，他们与高鼻深目的狄族长期接触后，他们也就学会了作两轮大车，可见大车并不是中国的原产物。殷代后期出土车马坑，已有轮辐至多的两轮兵车。殷民族母系始祖简狄，庆当就是居在森林中的丁灵人。丁灵就是titr的复辅音，简称为狄，所以关于二女的传说与《吕氏春秋·音初》所记有娥氏有二佚女的故事绝相似，就是同出于一个母题的分化。殷代的两轮大车就是从高车输入的。
夏民族向东北边区迁徙的有豕韦氏。他们养猪很多，食猪肉，及狸皮，所以称为豕韦。《商颂·长发》诗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韦就是豕韦的省称，他们原是一个很大的部族，当时就有一部分人投降商朝。《左传》载晋范宣子论三不朽，说他的祖先"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他们历事夏商两朝并没远离中国本土。同时还有大部分不愿投降的人，历尽艰辛远徙于东北边远地区，到汉初这里就已布满了他们的后裔。他们没有大君长，在契丹兴起以前多为夫余、高丽、突厥所役属，这些强大的部族都以？为氏，通称其人为？、为昧、为靺鞨。这些名称都是由韦音转来。韦古微部字，？、昧、靺古祭部字，微祭合韵，故得相通。？又通作秽或？，说明他们原是一个从事采捕而兼有粗耕农业的部族。他们不但保存衣猪皮的习惯，并利用当地产物鱼皮及其他皮革（包括貂皮在内）为服。靺鞨或作韎鞨，又说明他们就是一个纺织业不发达，仅能以猪皮鱼皮为衣的部族。秽之本义为韦。《淮南子·原道训》说："匈奴出秽裘"，秽裘就是韦裘。中国本土人民男耕女织，穿白麻布衣，比之于猪皮鱼皮清洁美观，因此秽就引申为污秽不洁之称。昧靺均从未声，后人或讹从末，沿用已久。《礼记·明堂位》："东夷之乐曰昧"，昧或作佅，并从未声，可订昧靺从末之误。靺鞨之鞨，在满洲语中其音与介为近，其义与汉语人个人之个的义相同，靺鞨即靺人之义。豕韦分布东北广大地区，自夏亡至于汉代，已经历一千五六百年，他们的风俗习惯依然不改，古代原始民族文化发展的迂缓真是惊人。以上这些名称都是从豕韦一名演化而来，是毫无疑问的。此外，他们又因所居不同而有沃沮、勿吉、挹娄诸称。汉代东北滨海之地有东沃沮和北沃沮，其地下湿，在松花江、乌苏里江大森林中，沃沮即指其地沃衍沮洳之义，勿吉即汉语沃沮的对音，满语即称窝稽。《北史·勿吉传》说："勿吉，一曰靺鞨"，他们又与靺鞨同为豕韦的后裔。《后汉书·东夷挹娄传》说：挹娄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地多山险，"无君长，其邑各有大人。处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可见这个部落到汉代定居于此还不能适应这里严酷的寒冷气候。用豕膏涂身也只是暂时对付，他们经常居在九层的深穴中，《满洲源流考》说挹娄与满语吔噜声近，吔噜即岩穴之义。挹娄是女真人原住地，女真即满语的诸申，女真、诸申皆肃慎不同的译音。《金史·世纪》说金之先出于靺鞨，这个部族就是中国历史上宋、辽、金之金和清王朝所自出。
豕韦在旧史中或作失韦，或作室韦，豕、失、室皆书母字，故得相通。《唐书·室韦传》说："其人土著无赋敛，或为小室，以皮覆上，相聚而居，至数十百家"。室韦之室不但与豕、失音通，而室字还兼指其所居有皮屋顶这义。他们相聚而居，不过数十家以至百家左右，这样一个原始社会的村社即无君长也无赋敛，从远古以来至于隋唐，经历了二千余年而终于成长壮大，布满东北全境，这确是一个优秀民族。如果有一个杰出的军事首长把他们团结起来，是可以做出一番惊人事业来的。公元九世纪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辽金元清四个朝代，就是他们所完成的辉煌业绩。
契丹出自室韦，他们居在潢河流域（今西拉木伦河），受汉族影响较深，他们的社会也从分散的村社共同体组织一跃而发展为部族联盟的国家。唐末耶律阿保机就是统治这个契丹部族联盟国家的八部大人之一，他继遥辇氏之后被推选为八部首领。收容叛降，不复受代，又征服了邻近室韦各部，选其族人为皮室军，有精甲三十万。《辽史·百官志》说："皮室军制有南北左右皮室及黄皮室，皆掌精兵"。耶律氏就靠着这样强大的部族统一了北中国。辽亡以后，其余部逃到葱岭以西又建立了西辽国，声威远及中亚，皮室即室韦，室韦是古语法，中国古语法名词前置，定语后置，如公刘、公非、公亶父。皮室是后起语法，定语前置，名词后置，如文王、武王。
蒙古出自室韦，他们与匈奴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东胡，属于蒙古利亚人种。《新唐书·室韦传》说："山外曰大室韦，濒于室建河，河出俱轮，迤而东，河南有蒙瓦部"。契丹蒙古同出室韦，蒙古距中国本土最远，称为大室韦，大即言其远。山外则指大兴安岭以外之地，室建河即今额尔古纳河，俱轮即今呼伦贝尔湖。这里水草丰茂，而《新唐书》说他们还沿习室韦旧俗过定居生活，在蒙古兴起以前，小或百户，大数千户，各有酋帅，不相统摄。他们虽强悍善战，卒不能为强国，而役属于回纥、突厥。这些游牧民族因而采取游牧经济。胡峤《陷虏记》说："契丹之先常役回纥，后背之，走黑车子，始学作车帐"（见《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二》）。黑车子居于大兴安岭，他们在唐代即以善作车帐著名于世，车帐生活远比室韦皮室舒适得多。后来辽代皇族所居宫帏制度，就是从黑车子那里学来的。说蒙古出自突厥，显然是错误的。
金代清代都是女真部族建立的国家。女真古称肃慎，满洲人称为诸申。《左传》："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昭公九年》）。春秋战国时代，他们的名称已由北方的燕人传入中国本土。肃慎、女真，旧皆作国名解，满洲的诸申，就是原始社会散居村社的自由民，他们各事生产，不相隶属，所以他们不出赋敛。肃、女二字，原为舌声，后乃转为齿音，慎、真、中皆真韵字，知为一语的译。《北史·勿吉传》说："勿吉一曰靺鞨，旧肃惧国也。"勿吉即后汉的沃沮，也是满洲语的窝稽，他们就是居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大森林中，土地低下，故称之为沃沮，元魏时则称之为靺鞨。靺鞨就是居于大兴安岭的室韦与居于东海滨的勿吉共有的名称。靺鞨之靺，原是韦或？的转音，他们都是吃猪肉，衣猪皮的豕韦人。从上述一系列的历史事实，从原意委，说蒙古、女真同出室韦，都是无可否认的信史。从前历史上都把这四族统治中国，说成是外族入侵，我们现在看来应当讲他们是先从中原出去。后来又回来和我们一起建设中原。
日落汤池：夏朝覆亡真相
若要说中国历史，夏朝是不能不说也是无论如何不可逾越的峦峰。但是，夏朝却是一个没有多少考古实物出土的王朝，它仅仅存留于人们的记忆中和传说中。因此，历代关于夏王朝的真实存在性成为公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以说，在甲骨文出土之前，商代和夏代一样，是不被正统学术界所认同的。而在甲骨文出土以后，再也没有人怀疑过商朝的真实存在性了。商代世系已被甲骨卜辞所确凿无疑的证实了，而在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位居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夏本纪》中，关于夏代世系的记载与该书《殷本纪》中关于商代世系的记载一样明确。实物既已证明了商朝的存在，夏与商一样，世系那么明晰，传承那么有序，绝非空穴来风，无源之水，必有所据。况司马迁去古不远，见过大量的典藏文献，加之司马迁撰写史书的认真性和准确性，遍游九州，考稽耆老，不放过任何一点阙疑之处，历为后世史家所推崇。因此，《史记》又被誉为信史。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新的古代史观，又无不重视传说和神话等等，譬如欧洲文化的源头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实际上就是希腊的远古史，文明史。基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夏朝的真实存在性
夏朝建立
在夏朝享国400多年的历史里，除了大禹治水、少康失国、夏桀亡国等等不多的几个故事以外，夏朝并没有多少典籍记载或实物佐证的存在。缺少了故事的历史，就如同一幅没有多少血肉的骨架，总是索然无味的。在后世诸多的田野发掘中，和远古唯一联系紧密的文物记录，似乎与夏朝也缺少对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可能地去还原丰富这幅远古的骨架，以使它颜面生动起来，栩栩如生地站在我们面前。
对于夏朝的开国国君，史学界一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大禹，一说是大禹的儿子启。表面上说来似乎很复杂，事实上细细探究起来，又相当简单。因为照《礼记·礼运篇》所载：禹以前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财产公有的大同社会；之后则是财产私有的阶级社会。各部落联盟的首领多采用民主推选制，也就是后世推崇的“禅让”制。禹实际上是天下大同时代的最后部落共主。
1尧帝生前，宣布贤德的舜为接班人，并且让舜代替他行使管理“天下”的职责。尧帝死后，为了让尧帝的儿子丹朱继位，舜就主动离开都城，回避到南河之南。但是，无论是朝拜天子的诸侯，还是诉讼的诸侯，都不去见丹朱而去见舜，就连讴歌者也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说“这是天意”，于是继承了帝位。
舜帝生前，宣布治水有功的大禹为接班人。舜帝死后，大禹也像舜让位给尧帝的儿子丹朱那样，让位给舜帝的儿子商均。由于禹治水有功，威望高，诸侯们不同意商均继位，于是大禹继位为王。成为部族联盟首领后，大禹将三苗驱赶到丹江与汉水流域，把中国分为九州（九州所指，历来说法不一，主要有《禹贡》九州、《尔雅》九州、《周礼》九州三种说法，一般指《周礼》九州，即冀、幽、并、兖、青、扬、荆、豫、雍），制定贡赋制度，社会有了进一步分工，交换关系在增加，等级与私有的观念在人们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这也意味着原始公社已经在逐渐分化，有少数人成为富有者，剥削者。这些人早已实行族内继承遗产制，自然就发生了部落酋长的世袭制。
禹帝生前宣布辅助他治水有功的皋陶为接班人，但是皋陶先禹帝而死，于是禹帝又宣布伯益为接班人。禹帝死，伯益继位，而此时夏部族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其首领禹的儿子启不愿去朝拜伯益，而是自立为帝，宣布建立夏王朝。启可以废除“禅让”制，说明私有财产制度在禹时就基本成熟了。但是，启继禹世袭为部落大酋长，破坏了部落联盟的民主推选制，自然遭到伯益等部落首领的激烈反抗。经过多年战争，伯益兵败被杀。获胜后，夏启在钧台大宴各地部落首领，以期获得对其统治地位的认可。有扈氏对启破坏禅让制度的做法十分不满，拒不出席钧台之宴。夏启大怒，发兵征伐有扈氏，大战于甘，有扈氏战败被灭。由于帝位世袭是一种新制度，这次战争的胜利，使得王位世袭制最终得以确立，夏朝的统治也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从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来说，启是夏朝的开国国君。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是把“孝”作为百行之首，加上启的王位承袭自父亲禹，如果把这些与夏朝的开国统一起来，那就必须从夏禹时开始算起。此外，大禹帝率领军队征服三苗，在涂山大会天下部落领袖，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涂山之会”，自此奠定了天下一统的基础和格局，从这个角度来说，大禹被视作夏王朝的开国之君，也就不足为奇了。
失国复国
启在建立了夏朝以后，和历史上许多国君一样，饮酒、打猎、歌舞无度。到晚年更是怠于政事，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启死后，启的儿子太康继位，太康不过是一个庸才，终日沉溺于酒色，比启更荒淫，带着家属到洛水北岸打猎，接连几个月不回朝。贵族首领后羿（即传说中的射日英雄，月宫里嫦娥的夫君）利用夏民的怨恨，逐走太康，夺取了夏室的统治权力。后羿是东夷有穷氏部落的首领，传说他是当时最善射的人，但却是一个荒唐的统治者。他非常自负，自恃箭术过人，对政事不闻不问，终日沉溺于田猎游乐之中。对于敢谏争的几个贤臣，不是疏远就是流放。他任用奸诈狡猾的寒浞主持朝政，寒浞是有史以来，有记载的第一佞臣。他善于谄媚逢迎，深得后羿的信任，同时又用各种小恩小惠愚弄百姓。他暗中培植党羽，等待时机企图取后羿而代之。一次，后羿从外打猎回来，寒浞收买后羿的亲信联手设伏将后羿杀死，寒浞夺得了最高统治权。然而，寒浞更是一个残暴奸诈之人，他不但霸占了后羿的家产和妻子，而且任意驱赶和杀戮百姓，搞得民怨沸腾。
太康失国后，逃到同姓部落斟（河南巩县西），羿灭斟，立仲康，仲康子相逃到商丘，被羿攻伐，又逃帝丘，依同姓昆吾部落。寒浞杀羿后，相成为寒浞的肘腋之患，日夜忧惧，于是派兵攻打在帝丘避难的相，相的妻子后缗已经怀孕，在忠诚的仆人帮助下慌忙从墙洞中逃归母家有仍氏部落，不久生少康。少康长大后，作了有仍氏的牧正，管理畜牧。当寒浞之子派人追杀少康时，少康又逃到了有虞氏部落，作了有虞氏的庖正。舜的后人虞思听说少康贤正，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了少康，并赠给大量的土地和奴隶作为陪嫁，少康才站住了脚。这时，有个叫伯靡的夏朝遗臣，逃居在有鬲氏部落。他收抚了斟灌氏、斟氏等部落的逃散人众，整顿队伍，积蓄力量。在伯靡的密切配合下，少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复国运动，太康失去的帝位，经过几十年斗争，被少康恢复了。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为“少康中兴”。少康是夏王朝第六世国王。少康之子杼也是一位能干的帝王，他发明了甲，夏因此拥有一支比较强大的武装，彻底肃清了寒浞及其残余势力，并且征伐东夷，使夏王朝发展达到了鼎盛。掩有中国，天下莫不归心。
暴君夏桀
夏朝在经过“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之后，似乎再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一直到中国历代上最声名狼藉的昏庸荒淫的天子之一——夏桀的出现，夏王朝或明或暗的星辰才又重新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天空里。夏桀是历史上第一个亡国之君，算是荒淫天子的老前辈，他宠爱妃子妹喜，因此误国。妹喜由此也成为历史书册中红颜祸水的滥觞。
相传，夏桀文武双全，他不但才智过人，而且能够生擒野牛、老虎，折断钩锁，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按说，像桀这样的人不应该亡国，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一切皆以武力定胜负。但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大概也是，有本领的人往往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桀就具有这样非常明显的缺点，性情暴虐，为人残忍，好色而淫。地处东方的有施氏部落，在桀继位前就反叛不臣服。桀继位后，调集了上万军队，讨伐有施。有施人丁稀疏，国小力薄。眼见夏王朝大兵压境，灭亡在即，立即派人请罪，表示愿意臣服夏朝。一开始，桀并不接受有施的投降，打算灭掉有施。有施很害怕，听说桀好色，有施就挑选了一个名叫妹喜的美女，进献给桀，以此再次请降。桀一见妹喜，大为高兴，把消灭有施的事情抛诸脑后。抱得美人后，便乐悠悠地班师回朝了。
妹喜随同夏桀回到了国都，看到“破破烂烂”的都城后，很不高兴。为了讨得美人欢心，夏桀就下令重建宫殿。为了修建宫殿，夏桀竭尽所能，搜刮民脂民膏，征调役使百姓。宫殿建得可谓是金碧辉煌、宏伟壮观。宫殿高得难以仰望，从地面上看好像要倾倒一样，所以取名“倾宫”。竣工后，夏桀和妹喜一起搬到了这座宫殿之中，日日宴饮，夜夜笙歌，不理朝政。妹喜爱听丝绸裂开的声音，桀马上命令各地每天进贡一百匹丝绸，让人轮流撕开来给妹喜听；妹喜爱听珠玉碰碎的声音，桀马上命令各地每天进献一百对美玉，让人轮流摔碎给妹喜听。其荒淫无聊，罕有所闻。民不堪其扰，诸侯也不堪其苦。尽管如此，夏桀还认为他的统治将会永世不竭，长长久久，他把自己比做太阳，希望与日月齐辉。奴隶和平民阶层诅咒他说：“你这个太阳啊，什么时候才会灭亡？我们宁愿跟你一起灭亡。”他却得意洋洋地说：“天上有太阳，正像我有百姓一样，太阳会灭亡吗？当然不会，所以我的统治也将永远不会灭亡。”
夏桀劳民伤财，残害百姓，引起了诸侯的普遍不满和反抗。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力，也为了要诸侯贡纳财物供自己挥霍，夏桀下令在有仍大会诸侯。慑于夏王朝的武力，许多诸侯国不得不前去赴会。有缗是夏王朝东部的附属国，虽然参加了这次会盟，但对暴虐贪婪的夏桀颇为不满，还没有等到散会时，有缗的首领就离开了会场。夏桀大为恼火，他带着参加“有仍之会”的诸侯，出兵征讨有缗。有缗是一个弹丸之地，无法抵御大军入境，很快就灭亡了。夏桀把有缗的财物、美女、人口尽数掳掠到都城，任意处置。这使得诸侯纷纷有了戒心，害怕有缗的命运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众诸侯与夏桀更加离心离德，夏朝的灭亡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
到了晚年，桀更加荒淫无度，命人造了一个大池，称为“夜宫”。他带着一大群男女杂处在夜宫内，纵情于歌乐声色，一个月不上朝。有个名叫赵梁的小人，专门投桀所好，教桀如何享乐，如何勒索残害百姓，得到了桀的宠信。后来做商汤宰相的伊尹屡次劝说桀王，要亲贤臣，远小人，险些被杀头。太史令终古哭着进谏，桀反而很不耐烦，斥责他多管闲事。终古知道夏桀已经不可救药，就与伊尹先后投奔了成汤。关龙逄见国运日危，就手捧“皇图”，来到“倾宫”求见。“皇图”也叫做“黄图”，是一幅绘制有祖先帝王功绩的图。绘制“皇图”的目的，是让后代帝王看后，能够效法先帝治理国家。关龙逄捧着绘有大禹治水、涂山大会等图像的“皇图”，进谏说：“如果天子做到谦恭、节俭、讲究信义、爱护贤才，那么，天下才能安定，王朝才能稳固。而今陛下奢侈无度，嗜杀成性，弄得诸侯离心离德，百姓盼望您早些灭亡。国家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刻，您只有赶快纠正过错，体恤民情，才有可能使夏朝的统治千载万世。”对于这样的忠言逆耳，夏桀不仅不听，反而将关龙逄杀害，将“皇图”焚毁，同时警告臣下，如果再有人进言，一律杀死。从此，贤臣绝迹，佞臣当道，夏桀的统治越来越残暴了。
而这时候的中国，整个社会分成三大阶级：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和平民阶级。奴隶主大多是由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的氏族贵族和部落首领转化而来的。他们在交换中夺取了大量的财富，在战争中扩大了权力，最终转变为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完全占有生产者本身的奴隶主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上古文献中的“百姓”指的就是这一阶级。他们整天沉迷在饮酒、打猎和歌舞之中，而不管奴隶们的死活。
奴隶主要是由氏族部落之间的掠夺战争中得到的俘虏转化而来，也有一部分是氏族公社的贫苦社员沦为奴隶的。在夏代，奴隶名目繁多，从事农业生产的称“民”、“黎民”、“众人”、“众”；从事畜牧业的称“牧竖”或“隶圉”；奴隶主家内的奴隶则叫“臣”（男性）和“妾”（女性）。在奴隶主眼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被奴隶主成批地赶到农田里去种地、放牧，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奴隶主可以随意的把奴隶关进监狱，施以重刑杀害。奴隶被杀死的方法有许多种，其中最残酷的就是人祭和人殉。平民阶级是奴隶主与奴隶两大对立阶级外的一个中间阶级，他们大多是由各级贵族疏远的宗族成员和原来的氏族公社成员组成的，虽然拥有“自由民”身份，但同样是各级贵族的附属，要受到他们的剥削和压迫。随着社会的发展，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奴隶主与奴隶、平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又遇到夏桀这样的荒淫残暴之君，加速了社会的矛盾程度。
汤武革命
商是黄河下游的一个部落，传说商的祖先契在尧舜时期，曾经跟大禹一起治过洪水，是个有功的人。另一先祖王亥在夏时就以造牛车闻名，他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由此可见，商部落的手工业和畜牧业十分发达。到夏朝末年，商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了。其部落首领成汤是一个有远见又十分仁义的人，他看到夏桀暴虐残忍，喜好淫乐，民心渐失，是灭夏的好时机，便采取了一系列强商弱夏的措施，在内政外交上做了积极的准备。首先，他将居住地迁至亳（亳邑今居何处，目前尚无定论，多数学者倾向于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洛阳偃师商城遗址），便于以后的军事行动，因为从亳到夏朝的统治中心伊水、洛水流域，交通非常便利，易于行军打仗；其次，他对内实行勤政薄敛、体恤民情的政策，使人民生活安定，物资积累日益丰富；再次，他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伊尹在投奔成汤的途中，成为奴隶。但是成汤并没有因此看不起他，而是大加重用，把他破格提拔为右相。事实证明，伊尹在后来灭夏的战争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对外，成汤对其它小的诸侯恩威并施，采取了拉拢与攻打两手政策。在豫东，伊尹辅佐成汤悄无声息地树立了另外一种形象。野外，有人四面张网捕鸟，并祷告说：“小鸟啊，从四面八方都进我的网里吧！”成汤则说：“怎么能把天下的鸟捕尽呢！”于是就把网揭开了三面，祷告说：“往左边飞，往右边飞，不听劝告的，就要被网住了。”与“一网打尽”的贪婪相比，“网开三面”显示了成汤宽以待人的风范。那些和夏朝离心离德的诸侯听了这个故事后，无不赞颂他的仁德，对成汤很是放心：“成汤这个人有好生之德，对禽兽都这么宽厚！”成汤一边用仁德感召诸侯，一边又用武力剪除夏王朝的羽翼。那时候，人们十分迷信鬼神，把祭祀天地祖宗看作是部落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商部落附近有个忠于夏桀的葛国（今河南宁陵县北），国君葛伯不按时祭祀。汤派人去责问葛伯，葛伯回答说：“我们这儿穷，没有牲口作祭品。”于是，成汤送了一批牛羊给葛伯，而葛伯却把牛羊全部杀掉吃了。汤又派人去责问，葛伯说：“我没有粮食，拿什么来祭祀呢？”于是，汤派青壮年人帮助葛伯耕田，派老弱孤寡给耕作之人送酒送饭。不料在半路上，葛伯把那些酒饭全都抢走，还杀了一个送饭的小孩。葛伯的做法，激起了大家的公愤。成汤给葛伯“挖了个坑”，而葛伯也就乖乖地跳了进去。在人们看够了葛伯的无赖相后，纷纷建议成汤出兵征伐，成汤也就名正言顺地吞并了葛国。从此，成汤的名声越来越大，夏桀暴政下的人们对他“心向往之”。远者怀之，近者来之，投奔他的人络绎于道。用同样的方法，成汤又先后攻灭了韦（今河南滑县东）、顾（今河南范县东）等夏的属国，又击败了昆吾国（今河南濮阳东南），并吞并这些国家的土地、人民、财产等资源。
经过多年的经营，商部落的力量日益壮大。伊尹建议成汤停止向夏桀进贡，以试探夏桀的实力。夏桀果然大怒，征调“九夷”等天下诸路兵马，准备讨伐成汤。伊尹一看夏桀还能调动九夷的部队，认为灭夏时机还不成熟，马上劝成汤向夏桀请罪，恢复向夏桀进贡。一年后，夏桀的横征暴敛更逾于从前，弄得朝政日非，并且诛杀重臣，重用佞臣。诸侯怨声载道，众叛亲离。九夷中的一些部落实在忍受不了夏桀的残暴，向成汤示好。成汤再次试探性地停止向夏桀进贡。这次，夏桀的指挥棒完全失灵，九夷之师大都找借口拒绝征召。此时，成汤和伊尹认为伐桀的时机已经成熟。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成汤正式兴兵讨伐夏桀。战前他召开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发表了讨伐夏桀的檄文，这就是流传于今的有名的《汤誓》。《汤誓》中记载道：“你们诸位快来，都好好听我讲话！并不是我胆敢以下犯上、发动叛乱，是因为夏桀犯了许多罪行，上天命令我前去讨伐他。现在你们大家会说：'我们的君主不怜惜我们，让我们放下手中的农活，拿起武器讨伐夏桀！’我要告诉你们，夏桀罪恶滔天，我害怕违背上帝的旨意，不敢不去讨伐他！现在你们又会问我：'夏桀罪行究竟有哪些呢？’我要告诉你们，夏桀大兴徭役，耗尽了夏民的力量，夏民对夏桀极其不满，他们说：'你这个太阳啊，什么时候才会灭亡？我们宁愿跟你一起灭亡。’夏桀的统治坏到这种程度，我一定要去讨伐他！你们要好好地辅佐我，执行我的命令，这样我一定会大大地赏赐你们；否则，如果你们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就要惩罚你们，决不宽赦！”在这里，成汤揭露了夏朝政治的黑暗和夏桀的残暴，声称要替天行道，代表天意去讨伐他。这番誓师，极大地振奋了士气。
誓师后，成汤选良车70乘，敢死战士6000人，联合各部落军队，采取大迂回战略，绕道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袭夏都。夏军仓促应战，同成汤的军队在鸣条一带（今河南封丘附近）展开战略大决战。两军交战，夏桀登上附近的小山顶观战。激烈的战争正在进行时，天忽降大雨，夏桀又急忙从山顶奔下避雨。夏军将士本来就不愿为桀卖命，此时，也乘机纷纷逃散。兵败如山倒，夏桀制止不住，只得仓皇逃入城内，商军在后紧追不放。是非之地，不敢久留，夏桀匆忙携带妹喜和珍宝，登上一艘小船，渡江向南巢逃窜。商军穷追不舍，俘获了夏桀和妹喜，后就流放于此。至此时，夏桀还不悔悟，反而狠狠地说：“真后悔啊，当时没有把汤杀死在夏台监狱里！”原来，商汤由于治国有术，在诸侯中威望大增，夏桀感到商汤对夏王朝构成了威胁，就借故把汤召到首都，囚禁在夏台中央监狱。汤用重金买通了夏桀的两个嬖妾，最终说服夏桀释放了商汤。所以，夏桀才有此语。桀和妹喜养尊处优惯了，在这穷乡僻壤之地，无人服侍，自己又不会劳动，最后活活饿死于卧牛山。有的史书说，夏桀并没有被商兵俘获，而是逃匿于南巢，最后病死。总之，夏朝宣告灭亡。汤在各路诸侯的拥护下，告祭上天，宣布了商王朝的建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汤武革命”。古代把改朝换代说成是天命的变革，所以称为“革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武力改朝换代，成汤通过“伐谋”、“伐交”、“伐兵”，最终取得战争速胜。这对后世战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构建，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桀的罪恶是否如此深重，后人颇有争议，有人肯定，有人怀疑。宋朝的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就认为，桀的许多罪恶其实并非桀所为，而是后人将后世帝王的罪恶加在了桀身上，将他塑造成一个暴君的典型而已。
夏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在原始社会后期，由于财富的日益增多，氏族部落不断解体，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次出现了社会分工，伴随而来的，是私有制的产生。奴隶主贵族以及统治阶级占有大量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而奴隶和平民阶层却沦为赤贫，甚至失去人身自由。一方面穷奢极欲，挥霍浪费，一方面啼饥号寒，卖身为奴，社会矛盾日趋激烈，再加之奴隶社会的残忍性，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是迟早的事。夏桀的荒淫无度，残暴以逞只是加速了这种进程而已。虽然如此，夏朝的灭亡也绝不只是夏桀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夏朝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无法释放的结果，最终发生所谓的“汤武革命”。这种革命实际上是私有制度的进一步完成，夏商的社会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只不过商的经济发展比夏快，力量比夏强。如果说夏是国家机器逐渐形成的朝代，那么，商是国家机器已经形成的朝代了。
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它是由禹在公元前21世纪得舜禅位而建立的。由于在公元前21世纪，黄河泛滥成灾，洪水滔天，民不聊生。在尧舜时期，治理洪水是当时的首要大事。禹的父亲稣采用堵塞的方法，多筑堤坝，用九年功夫没有成功。在舜治政的时候，稣被处死，舜又命禹治理水患。禹劳身苦思，采用疏导方法，历时十三年几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完成治水大业。他采用“准绳”“规矩”等测量工具和“陆行采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撵”等交通工具来进行施工，他从黄河中段冀州开始（黄河泛滥的枢纽地带），一步步向东方的充州、青州、徐州、南方的荆州、豫州疏导，最后又折向西北去整理黄河的上游。他将黄河下游的河道分辟为九股，散其水势，然后再分为漯济流下勃海。因治水有功，舜禅位于禹。公元前2183年，禹即帝位于阳城（河南登封）。禹本姓姒，曾被舜定都封为夏伯，故国号夏。由于禹在治水时的辛劳艰苦，在位时间的声望，通达四海，获得百姓爱戴，诸侯尊崇，谓为华，故后世有“华夏”之说。
禹建国有几件事，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第一：治理洪水。由于长期治水，禹了解各地的地势地产，风俗人情，为了加强中央与地方及人民联系，将天下划为九州：
雍州（约当今陕西之地）
冀州（约当今山西南部）
豫州（约当今河南）
兖州（约当今河北南部）
青州（约当今山东）
徐州（约当今苏北、皖北）
扬州（约当今皖南、苏南）
荆州（约当今豫南与湖北）
粱州（约当今陕南）
又分全国为五服（以王畿为中心，王畿四周五百里为甸服，五百里外为侯服，侯服外五百里为绥服，绥服外五百里为要服，要服外五百里为荒服），构成了一个以王京为中心的空间观念，又根据外地物产，制为九等贡赋，此及禹贡九州。据说禹集九牧之铜铸成九鼎，上刻各地方物，这九鼎一直成为传国重器，也就是国家的象征。
第二：用益（虞）和（后稷）协助治水和治理国家。益掌火，在治水之前，以火焚山林，以驱禽兽；弃为后稷，掌播谷，在水平之后教民种植耕。同时命诸侯相互协助，调有余以济不足。
第三：讨伐拒不合作治水的顽民有苗氏。盖当时治水乃全民动员也。
第四：大会诸侯于涂山，将后至的防风氏杀死以明纪律。史称执玉帛而来与会有万国，执玉的是大诸侯（氏族部落），执帛的是小诸侯（氏族部落）。于是天下大治。
第五：推进农业，建立农历。夏人建国后配合农时而制订以建寅为岁首（正月）的历法，最合乎农业的时序。此历法沿用到天就是那四序分明的阴历，我们又称之为“农历”。
第六：大禹始称王，始定传子之局。禹死后曾也按禅让制度传位于东夷益，但由于益无显赫功业，众诸便沥之反对益即全，而拥戴禹子启。最后启将益杀死，即帝位。启即位后，便让禅让制除，建立了父子相告的君主世袭制度。世袭制度建立，标志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启是夏王朝的第二代君主，曾大会诸侯于钧台（今河南禹县许昌之间）。有扈氏不服，启率兵与有扈战于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之战”（《尚书、甘誓》记述的就是战争前夕发布战争动员令的内容）。最后是启灭有扈氏，既巩固了夏王朝统治，又确立了新的传子制度。
启在位九年卒，子太康立。启在位时是位好逸恶劳的君主，生活极其淫逸放纵，喜好乐舞，沉湎酒色。启子太康则更荒淫无度，这导致了夏王朝统治下百姓的强烈不满。于是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趁机作乱，太康被逼迁斟（河南巩县）。此乃夏早期的“太康失国”。
太康死后，其弟仲康即位。仲康死后，其子相继立。在此同时，有穷氏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后羿擦持其善射，终沉湎于捕猎取乐，不理政事，并将得力大臣逐弃，任用奸人寒浞为相。寒浞对内行媚于后羿，对外广施财贿，培植党羽。最后寒浞趁后羿外出田猎，篡夺政权并杀后羿。寒浞又弑相，于是夏国统几绝。相妻缗正怀有身孕并逃脱生下遗腹子少康。少康及大，由有仍（山东济宁）逃到虞地（河南虞城），并作了有虞氏的疱正。后来有虞氏的首领思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二姚”嫁给少康为妻，并封田地一成（方十里为成）、民众一旅（五百人为一旅）。少康就凭这一成一旅为资本，联系夏朝旧众，灭掉寒浞，复兴夏朝，建都安邑，史称“少康中兴”。
少康子杼，针对东夷人善射的特点，发明了防御的四甲，在覆灭寒浞的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子杼即位以后，开始征代东夷，一直打到东海，由于康即位后，充分吸取太康失国的教训，致力于当年德政，对外积极改善与四周夷族的关系，国势逐渐强大，子杼继位后，仍能衽德政，继续发展国力，因此，在子杼统治时期，夏朝国势最为强大。
到杼子槐即位的时候，各地夷族纷纷表示归顺，史称“九夷来朝”（九夷包括有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杼由于为夏王朝的发展强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后人称他“能率禹者也”。
帝槐以后，帝芒、帝泄、帝不降、帝扃的统治基本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局面，对东部夷族的统治也基本可以维持。帝芒统治时期，曾东狩于海，说明夏王朝的势力一度曾发展到东部沿海一带。帝泄时，也曾对东部的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颁行过新的王命。帝不降时，曾伐九苑，说明其时夏王朝的武力还十分强大。
帝扃之子帝廑即位时，发生严重的旱灾。帝廑死后，帝不降（帝扃之兄）的儿子，也就是帝廑的从兄弟孔甲即位。从帝不降到帝孔甲，王位的继承比较混乱，可能出现了比较激烈的王位争夺。夏王朝开始走上了下坡路。
帝孔甲是夏王朝第十四位王，他是夏王朝走向衰落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孔甲不仅生活上极其淫乱，而且特别信奉鬼神之事，因此朝政日益荒怠，诸侯纷纷背叛。《国语 周语下》记载：“孔甲乱夏，四世而陨。”，说明正是由于孔甲的祸乱，夏王朝只历四代即告灭亡。孔甲以后，夏王朝先后又历三王，分别是帝皋、帝发和帝履癸，帝履癸就是著名的暴君桀。
夏桀是一个非常聪明而有勇力的群主，但足恃其武力，不修德政，终日沉湎于犬马声色，夏桀竭尽民力，榨光民财，大兴土木。由于宠爱有施氏之女妹喜和山民山氏二女琬琰，作酒池肉林，荒淫奢侈。忠臣关龙逢进谏遭杀害；太史令终古哭谏遭到迫害，被迫亡商。老百姓不堪忍爱，纷纷诅咒夏桀。夏桀又好大喜功，兴所谓问罪之师，通过艰难作战，最终灭掉有缗氏，也耗尽国力，史称“桀克有缗纷丧其国”。
祸不单行，屋漏偏遭连夜雨。夏中心区伊洛一带由于伊水与洛水干涸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旱灾。与此同时，在东方世居在今安微毫县到河南商邱一带的商国势力日益强大。到了商汤时候，由于积德行义，诸侯多叛桀而归汤。
公元前1751年，商汤俯顺舆情，率诸侯之兵，讨代桀，与夏桀大战于鸣条（山西安邑，准河之南），即著名的“鸣条之战”。
夏桀屡战屡败，向东南方逃走，终被商汤所俘，并被流放在南巢（安微巢县）。史称“商汤革命”。三年后，桀死，夏王朝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