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第一章龙井的历史沿革和发展
第一节 龙井的历史沿革
延边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原始人居住。1963年，考古学家在安图县明月镇石灰岩洞穴中，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阶段的“安图人”牙齿化石。延边最早的居民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叫沃沮，一部分叫肃慎。今日延边基本上属于北沃沮的活动范围。公元713年建立的渤海国，设都于敖东城（今敦化市）。其后延边几易归属，东夏、元、明、清历代均在此设府建都。“延边”一词出现在1920年前后。由于地处三国交界，又归延吉边务督办公署管辖，故称之为延边。
一、远古时代的龙井
龙井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1979年和1984年间，延边博物馆分别在老头沟镇（铜佛）大马村、智新镇光新村和德新乡金谷村发现了猛犸象白齿和皮毛犀上颔骨化石。据此，考古学家认为，至今两万六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曾以猎获猛犸象和皮毛犀为主要生活资料的“安图人群”很有可能在龙井繁衍生息。
1979年7月和1980年9月，延边博物馆先后两次在德新乡金谷村对新石期时代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清理了6座新石期时代的居住处遗址，挖掘出土陶器、石器和骨器等。土陶器多为文饰陶，有人字纹、平行斜线划纹和雷纹等；陶器形状似罐、瓮、盆、碗和杯等。石器有类似打制的石锄和三角形黑曜石石镞，也有类似磨制的石斧、石錛、石凿、石磨盘和石磨棒等；骨器有鹿角器、骨锥、骨针和海贝等。在全市境内发现类似新石期时代的遗址还有碧岩山遗址、三合遗址和大苏遗址等，遍及全市境内。据考证，距今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井地区就有人类定居，且有群体性。
1977年至1979年间，延边博物馆又分三次对金谷晚期墓葬进行了清理，在墓葬中除发现石戈、环状石器和陶豆等陶器的同时，又有重大发现，不仅出土了仿铜器石矛，而且还发现了青铜扣和铜饰件等金属器物，这足以说明龙井地区早在三千年前就已进入不发达的青铜时代。同时，出土的陶豆、半月形石刀以及仿青铜器石矛，可说明龙井地区青铜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1979年，吉林省考古训练班又在原龙井市依兰乡合水古墓中出土长大的石剑和扁球形棍棒等，学术界认为石剑和棍棒等器物是人类互相厮杀时用的武器，这说明龙井地区当时已进入奴隶社会阶段。
据历史文字记载，西汉末（公元前37年）高句丽建国，高句丽国以高句丽族为主要民族，包括扶余族、沃沮族和汉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高句丽势力范围包括龙井地区在内的延边地区，并对沃沮人实行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
公元220年曹丕称帝，魏国建立，刘备和孙权也先后称帝，蜀、吴两国建立，中国进入三国时代。三国时期，曹魏地域与东北毗连，实力最为强大，东北一直在曹魏势力范围之内。由此推断曹魏势力曾延伸到包括龙井地区在内的延边地区。
公元420年南北朝时期，作为历代中原朝辖属的地方政权高句丽进入鼎盛时期，龙井地区直到唐朝灭高句丽为止归高句丽管辖。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空前统一的强盛时期。
公元698年大祚荣于旧国（今敦化敖东城）建国，国号为“震”。
公元713年，大祚荣受唐朝的册封，从此专称渤海，臣属于唐朝，成为唐朝的潘属。渤海统治者在境内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龙井地区归中京显德府管辖。渤海国时期的城址、古墓和寺庙遍布龙井地区境内，比较典型有原龙井市八道镇土城屯土城和古墓遗址、老头沟镇太阳村古城和古墓遗址、智新镇圣教屯古城和古墓遗址、开山屯镇船口古城和德新乡龙岩遗址等。从遗址的密集程度和出土的文物分析，渤海国时期龙井地区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发达。
公元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了契丹国（公元916年改称辽）。公元926年，契丹国灭渤海国，设东丹国，龙井地区归东丹国管辖。
公元928年，东丹国迁都东京（今辽阳），并强迫渤海人移居辽内地。渤海人迁徙后，女真人逐渐居于龙井地区。
公元982年，辽废东丹国，从此龙井归辽东京管辖。辽朝对延边及周边地区设女真大王府进行统治，龙井则归女真大王府管辖。
公元1115年，女真完颜阿骨打称帝，定都会宁（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国号为大金。
公元1125年大金灭辽。金朝在图们江南北包括龙井地域设海兰路，归上京路（今黑龙江省阿城市附近）管辖，金代的遗址遍布于龙井地区境内，其中老头沟镇城子沟山城、白石砬子山坡山城、开山屯镇船口山城、三合朝东山城和东盛英城山城等比较典型。
公元1218年，蒲鲜万奴建国，改国号为东夏。东夏在南京（今图们长安镇）设路，龙井归属于南京路管辖。东夏国一度在南京设行部，南京成为东夏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这一时期，龙井地区成为东夏国的统治中心。
明代在东北设置辽东干部指挥使司和奴尔干部指挥使司（治于黑龙江下游特林），龙井地区归奴尔干部指挥使司管辖。据史料记载，明朝在龙井地区设立了细鳞卫、布尔哈图卫和吉郎吉海兰卫等。
公元1616年，明末，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族各部落，建立了后金。
公元1607年前后，龙井地区归属于建州卫努尔哈赤。
二、清朝时期的龙井
1616年，皇太极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即大汗位，国号大金，年号天命。1627年，后金军对朝鲜进行征伐，两国决定严禁边民擅自越界。
1636年，取消后金，改国号为大清，把女真族改为满族；
1644年（顺治元年）大清迁都北京。当年4月，居住在龙井地区的女真族人（满族）离开龙井，随清军入关。从那时起的200多年间，龙井地区成为草木丛生的荒芜的无人区。
1644年（清初），撤卫所，为八旗军防地，定位禁山围场。
1653年6月4日（顺治十年五月），属宁古塔昂邦章京防区。
1662年12月（康熙元年十一月），改称宁古塔将军，继属宁古塔将军辖地。
1757年4月11日（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宁古塔将军改称吉林将军，继属吉林将军管辖，仍为禁山围场。
1860年以后，牡丹江流域宁安、海林等地区的4户满族农民为了躲避沙皇俄国的侵略暴行，越过老爷岭移居到龙井地区“土城堡”，当时称“泰城楼”，后来称“四户洞”。不久，又有关内汉族流浪到龙井定居，开荒种地，当时人们把龙井称“六道河”。
朝鲜垦民在龙井开发建设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1858年，朝鲜咸境北道游仙石头沟方永三和李豪哲等人，“朝耕暮归”和“春种秋归”，越过图们江，来往于中朝之间开荒种地。朝鲜垦民犯禁越境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朝鲜王朝时期对百姓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民不聊生；其二，严重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已已年（1869年）和庚午年（1870年）的自然灾害，粮食紧缺，饿殍枕藉；其三，日本帝国主义于1910年吞并朝鲜，百姓不堪忍受。
1877年，朝鲜平安北道金颜三和咸境北道会宁张仁硕等14户农民，越过图们江，沿着六道河北上到了六道河和海兰江交合处，发现此处平坦，水量充足，气候温暖，适宜开荒种地。于是，这14户朝鲜恳民就定居于此，开始开荒种地，头一年就获得了好收成。朝鲜移民闻知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十年九成的好地方，便一户户接踵而来，不久，就出现了朝鲜人聚集的小村落，那时称作“六道沟”（以自然地貌序列相称），这就是起初的龙井。
清廷统一中国入主中原后，将长白山、鸭绿江和图们江以北千里之地，划定为“满人的发祥之地”，即“龙兴之地”，于康熙七年（1668年），取消曾在顺治年间颁布的《辽东招民开垦令》，以“龙兴之地，祖宗不能被打扰”为名，同时也是为保留土地，留给进关的满族官员的子孙后代和保护东北的人参等资源，开始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予以封禁。
从嘉庆十九年（1814年）开始，清政府对东北实行招民开垦政策，逐渐解除了封禁，奉天省与吉林省从咸丰年间（1851年至1861年）开始实行招垦；黑龙江省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始实行招发开垦。
吉林驰禁后，光绪四年（1878年）吉林将军长顺派员勘察敦化一带私垦情况，光绪七年奏准废除禁山围场，在珲春设招垦局，在南岗(延吉)设分垦局一处，奏报已开垦生熟地1.8万垧，设立安民六社：志仁、尚义、崇礼、勇智、守信、明新，属珲春副都统管辖。
光绪六年（1880年）设分防县函，隶阿克敦城（今敦化）辖区。
延边地区于光绪七年（1881年）解除了封禁，清政府在珲春设招垦总局，并在珲春的东五道沟，黑项子和南岗等地设分局实行招垦，从此彻底废除了封禁
解除封禁后，清政府在延边实行的是“以汉实边”政策，严禁朝鲜灾民越境迁入。但是，因长期封禁造成垦荒资源匮乏，交通不便，再加上汉族移民并不以垦荒为主业等多种原因，而使清政府的“以汉实边”政策以失败而告终。然而，此时从朝鲜北部迁移而来的朝鲜人，已在延边地区的图们江上游沿岸垦荒务农，特别是从1869年开始，朝鲜北部连续两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粮食短缺，朝鲜饥民携眷“冒禁”越过图们江，垦荒耕地，求生度日，春种秋归，朝鲜人的“犯越”一直有增无减，逐渐形成趋势。朝鲜会宁府使洪南周也默许和支持饥民越江垦荒，以解救饥民之苦。于是，在官府庇护下，朝鲜移民集团性地越江开垦。在这种情况下，吉林将军铭安和主管屯垦事宜的吴大澄未如以往地驱逐朝鲜移民，相反，建议清政府实行领照纳租举措，以克服“以汉实边”的偏颇，利用朝鲜移民开拓延边地区，该建议被朝廷采纳。设南岗招垦局(今延吉市)，属招垦局管辖。
光绪九年（1883年）清政府与朝鲜李氏王朝协议缔结了《吉林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清朝政府开始在朝鲜流民垦地设立专垦地区，专管越境朝鲜族的垦务，为便于管理朝鲜垦民，清政府建立朝鲜垦民专垦区域，即将图们江北岸长700里，宽50里的广阔地域辟为朝鲜族专垦区域。从此，朝鲜移民获得了名正言顺的开垦资格,准垦区的开发进程进一步加快，朝鲜移民越来越多，到处都出现了朝鲜人村庄，朝鲜居民达5,590多户。
光绪10年（1884年）珲春副都统兼任帮办，随时管理朝鲜流民事宜，首次把朝鲜流民纳入政府管理，在准垦区内设置镇远堡（今珲春敬信）、绥远堡（今龙井三合、智新一带）、安远堡（今和龙德化、勇新和崇善卢果一带）和宁远堡（今龙井开山和图们部分）等4堡，堡下设39个社，124个甲，415个牌。并将朝鲜移民全部编入这些行政组织。当时，龙井地区属于勇智社（含帽儿山、铧尖子、八道沟、六道沟、和龙峪和马鞍山等地）。
光绪11年（1885年），在图们江北岸一带设立通商局与越垦局，通商局管理图们江一带边境贸易，监管朝鲜流民事宜。越垦局管理朝鲜流民的越垦事宜。到1909年，《图们江中朝边务条约》（间岛协约）签订后，全面允许朝鲜流民在图们江以北垦地居住，与中国人同等对待，保护其财产，朝鲜流民可以自由越境往来。
1886年春，朝鲜移民郑俊在开荒中偶然发现一口女真族人曾用过的古井，搬开乱石，清除井中的污泥，发现井里的水清澈甘甜，于是，为取水方便，围井而居，逐渐在水井周围形成了朝鲜人村落，共有94户，其中汉族4户，约400余人口。不久，邻近的姓“忠”的汉族老汉，为方便人们汲水，在井口上面安装了“桔槔”，即朝鲜族俗称的“龙吊桶”。从此，过路人把这个村落叫“龙吊桶村”。后来，早先定居在“六道沟村”识文段字的张仁硕和朴允彦等人商量决定，取“龙吊桶井”的第一个字“龙”，和最后一个字“井”，合并为“龙井”。从此把“六道沟村”、“龙吊桶井村”定名为龙井村。1934年朝鲜会宁移民李基燮为了传承这一地名，在井口附近竖了一块“龙井地名起源之井泉”的石碑，该石碑现存于龙井朝鲜族民俗博物馆。
吉林将军长顺于光绪28年（1902年9月30日）奏请朝廷在延吉岗添设抚民同知，设置延吉厅，隶属于珲春副都统管辖，驻局子街。清光绪皇帝在设延吉厅时亲笔御赐“延吉”，寓吉林伸展延续吉祥之意。延吉又名烟集岗、延吉岗、南岗，又说名为湖叶吉朗等卫地，“叶吉”音转为“延吉”，满语意为石羊。
清朝的延吉厅开始启用“龙井村”的名称，但有时也称“六道沟村”。
光绪34年（1908年），延吉厅正式用“龙井村”取代“六道沟村”。
宣统元年（1909年3月），延吉厅升为延吉府。同年10月，隶属吉林省东南路分训兵备道。
三、中华民国时期的龙井
中华民国成立后，将清代的地方建制名称府、厅、州一律改为县，省、道、县均改称公署。
1913年（民国二年）3月，正式撤府建县，延吉府改称延吉县，成立延吉县公署，设公署执事，驻局子街，为东南路兵备道管辖，全县设有六个乡（志仁、尚义、崇礼、勇智、守信、春阳），五个街（局子街、铜佛寺街、瓮声砬子街、东盛涌街）、一个镇（山河镇）、五十九屯。
1914年延吉县归延吉道管辖。
1929年（民国十八年），依据中华民国《省、县二级制新管制组织法》，“废道存县”，将延吉县公署改称延吉县政府，县执事改称县长，省公署把延吉县拟定为一等县。先后属延吉交涉署、延吉市政筹备处管辖，改乡为区，区下设三十乡、九镇。
四、日伪时期的龙井
1931年（民国二十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
1932年3月,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以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日占时期的1932年至1933年，延吉县属延吉行政专员临时办事处管辖。
1934年,日本将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改执政为“皇帝”,改年号“大同”为“康德”。同年12月，伪满洲国设“间岛省”，省会设在延吉市，管辖延吉县、珲春县、和龙县、汪清县和安图县。
行政区划改为县下设区，区下设市（街）、乡、村。延吉县设六区、八市、二街、三十乡、四百一十九村。
1936年将延吉县的行政区重新划分，设三街、十九村、三百四十五屯、四百零九甲、四千五百一十五牌。
1938年将延吉市北部的两个村即双河村、开化村划归汪清县管辖。
1940年将延吉县管辖的海兰江上游的东城、西城、矿城（龙水）、头道等四个村划归和龙县管辖。同年，将和龙县管辖的智新、三合、德新、月晴、光开五个村划归龙井县管辖。
1943年4月，将原归延吉县管辖的延吉街改为间岛市（今延吉市），归间岛省管辖；同年10月，设总省建制，将间岛省划归东满总省管辖，治于牡丹江。
1944年，撤销总省建制恢复间岛省，延吉县公署仍驻间岛市。同年，撤销庆和村，增设福兴村（今安图县），韦兰村改为春兴村，直到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8日,溥仪在通化宣布退位,伪满洲国灭亡。
五、抗战胜利后的龙井
1945年8月17日，苏联红军进驻延吉县所在地间岛市，伪间岛省军政机关随之崩溃，延边地区获得解放。8月20日，成立“间岛临时政府”。8月下旬设延吉县临时政府，行政区划沿用街、村制。将和龙县勇化村划分出勇新村，归延吉县管辖。
1945年8月23日，成立延吉县临时政府，东北解放后归属松江省管辖。
1945年11月，根据吉林省工委的决定，撤销中共延边委员会，成立中共延边地方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吉林省延边政务委员会，设立了延边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接管了“间岛临时政府”。专员公署管辖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和安图五县。
同年，延吉县政府成立，同时将间岛市改为延吉市，归延吉县管辖，县政府驻延吉市，全县行政区划为四市、十八区，即延吉、龙井、图们和明月四个县辖市，长安、月晴、光开、德新、平安（东盛）、智新、三合、勇新、朝阳、细鳞、裕庶（老头沟）、凤宁（安图亮兵）、福兴（安图福兴）、太平（八道）、太阳、烟集、春兴（依兰）和石门（安图茶条沟）十八个区，275个乡。
1946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吉林省与辽北省合并，成立吉辽省委，下设吉林、吉东、通化和辽北四个分省委，撤销延边地委。中共吉东分省委管辖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敦化、额穆和蛟河八县。
1946年5月，东北局撤销吉辽省委，成立了中共吉林省委，进驻延吉市，1948年3月迁至吉林市。吉林省委在延边地区设延边地委，管辖延吉、和龙、珲春和汪清四县；并另设中共吉东地委，不久改为吉敦地委，管辖敦化、安图、额穆和蛟河四县。
1947年2月，根据吉林省政府的决定，将延边专区和吉敦专区合并为吉东专区，专署设在敦化，管辖原两个专区的八个县。后来，撤销吉敦地委和延边地委，成立中共吉东地委。
1948年3月，将吉东专区改为延边专区，管辖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和安图五个县。同年4月，撤销中共吉东地委，成立延边地委，并将县直辖区下的乡改为行政村。
1948年5月，将延吉县内各区政府改为区公所。
1949年4月，延吉县政府改为延吉县人民政府，县内各市政府和区公所改称市、区人民政府。
1949年6月，将延吉县管辖的明月市、风宁区（亮兵）、福兴区划归安图县管辖。至此，全县共有三个市（延吉、龙井、图门），十六个区（长安、月晴、光开、德新、平安、智新、三合、勇新、朝阳、细鳞、裕庶、太平、太阳、烟集、春兴、石门）。
1950年9月，将延吉县十六个区名称改称为序号称呼。
六、新中国成立后的龙井
1950年10月，将延吉县政府办公地点从延吉市迁到龙井镇。
1952年8月至9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了延边专员公署，成立了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并设延吉市建制，直辖于自治区。从此，延吉县归延边州自治区管辖。
1953年5月4日，经中央政府批准，将延吉市从延吉县划出，单设延吉市，归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管辖。
1956年4月，将原延吉县人民政府改称延吉县人民委员会。
1956年春，遵照国务院和省人民委员会的指示，撤区并乡，同时将龙井、图们和明月三市改为镇。
1958年10月，将延吉县的依兰乡、烟集乡和长安乡划归延吉市管辖。同年11月，将石门划归安图县管辖。
1964年7月，将延吉市的依兰乡、烟集乡和长安乡又划归延吉县管辖。
1965年5月，将图们镇从延吉县划出，成为州辖市----图们市。
1969年7月，原延吉县月晴公社划归图们市。
1968年1月，成立延吉县革命委员会。
1980年9月，撤销延吉县革委会成立延吉县人民政府。
1982年12月，将烟集乡和长安乡和龙村划归延吉市管辖，长安乡碧水村划归图们市管辖。
1983年3月，延吉县更名为龙井县。
1984年1月，将三合、长安两乡改为镇。全县辖7个镇，17个乡。
1988年4月，将长安镇、依兰乡分别划归图们市和延吉市管辖。
1988年6月，撤销龙井县建制，设立龙井市建制（县级）。
1988年7月，撤销龙井镇建制，设立吉胜、安民、龙门和河西四个街道办事处。
1991年11月，将三道湾乡和八道乡劳动、五峰两个村划归延吉市管辖。
1992年2月，撤销东盛涌乡、铜佛乡，设立东盛涌镇、铜佛镇。
1993年10月，撤销八道乡，设立八道镇。
1993年11月，铜佛镇更名为铜佛寺镇。
1994年11月，撤销智新乡和太阳乡，设立智新镇和太阳镇。
1998年9月，撤销石井乡建制，将其所辖行政区域划归东盛涌镇管辖；撤销天宝山镇建制，将其所辖行政区域划归老头沟镇管辖。
1999年12月，撤销富裕乡和勇新乡建制，将其所辖行政区域分别划归三合镇、光新乡和白金乡管辖。
2001年9月，撤销细鳞河乡和铜佛寺镇建制，将其所辖行政区域划归老头沟镇管辖；撤销光新乡建制，将其所辖行政区域划归智新镇管辖；撤销八道镇和太阳镇建制，将其所辖行政区域划归朝阳川镇管辖；撤销吉胜和河西街道办事处建制，将其分别划归安民和龙门街道办事处管辖。
2002年底，龙井市辖2个街道、6个镇、2个乡，总人口25.7万，其中非农业人口14.3万；朝鲜族占67.3％。
2003年底，龙井市辖2个街道、6个镇、2个乡：安民街道、龙门街道；朝阳川镇、开山屯镇、老头沟镇、三合镇、东盛涌镇、智新镇；德新乡、白金乡，共有85个行政村。龙井市面积2591平方千米。
2009年1月，将朝阳川镇所辖行政区域划归延吉市管辖。
现龙井市幅员面积2207.75平方公里，总人口18.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1.2万人，农村人口6.8万人，有朝、满和回等12个少数民族，朝鲜族人口12.5万人，占总人口的66.4％，辖5个镇、2个乡、一个街道党工委、5个社区和65个行政村。
第二节开发热土，建设家园
一百年来，勤劳勇敢的龙井各族人民，生生不息，开发热土，建设家园，对延边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旱田的开发
延边地区开发初期的农业主要是旱田种植，种植大麦、小麦、高粱、玉米、谷子和豆类，生产工具十分简陋和原始，主要靠人力和畜力。由于延边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粮食产量很高，农业五谷丰登，家畜兴旺。据史料记载，1906年，延吉县所辖区内有朝鲜族8925户，其开荒造田达56，968公顷。年产谷子421,092石（一石120斤）、江米9,558石、小麦43,864石、大麦132,611石、大豆184,907石、高粱397,698石、玉米20,052石。延吉县的粮食产量名列延边地区前茅。
二、水田的开发
“朝鲜族以擅长在寒冷的北方种植水稻著称，气侯寒冷的图们江、鸭绿江流域，原来都是绿草弥漫，树根盘绕的荒原或沼泽地带，朝鲜族人民以顽强的精神和智慧同大自然作斗争，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使水稻在我国东北生长起来，他们在农业史上创造性地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摘自《中国民族文化百科》）。延边水田最早开发于龙井开山屯镇光昭一带。早在1890年，朝鲜族农民在图们江北岸钟城崴子（光昭）开垦了延边第一块水田，种植了水稻。1900年，朝鲜族农民在东盛涌的大佛洞也开始开垦种植水田，该地处于海兰江畔的瑞甸平原。1906年，延吉厅勇智社大教洞（新化中东屯，光绪初年建屯，以教堂得名）朝鲜族农民已掌握开渠引水灌田技术。大教洞的14户朝鲜族农民共同开掘了1308米水渠，引六道河水浇灌水田33公顷，成为当时延边地区最早、最大的水利灌溉工程。勤劳智慧的朝鲜族农民不怕严寒，辛勤劳作，用自己的勤劳与地斗，克服无霜期短，水温偏低等恶劣的自然条件；用自己的智慧与天斗，培育出适合延边地区生长的水稻品种，在延边试种成功，从而揭开了延边地区开发水田种植水稻的序幕。朝鲜族农民不保守，把水稻种植技术传授给汉族农民，极大地促进了水田面积的扩大，为延边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到了1920年，龙井的水田开发面积已达3700余公顷，成为全东北境内水田最集中的县。
三、矿山的开发
天宝山矿始建于1871年间，有一个姓刘的银匠开矿炼银，以采银为主，因银质量上乘和品位高而名扬全国。后来,官商共同开采，属半官半商的银矿。开创初期,条件极其简陋，以人工和人力为主；因洞深难採，矿工只能用手工打眼，自造土炸药，靠肩挑背驮运送矿石，用土炉炼银。
1889年，清政府珲春招垦局在天宝山继续开矿，后由珲春总垦局程光第集股二万两资金，经营天宝山银矿；为保证天宝山银矿炼银所需要的煤炭，于1890年又筹建开办了老头沟煤矿。1891年，天宝山银矿从天津购入洋炉进行冶炼，银产量大幅提高，日产白银八百多两。光绪19年（1893年），清政府把银矿之地命名为“天宝山”，并将银矿改称“珲春天宝山矿务局”。到1898年，在九年的时间里，天宝山银矿已有矿工五百余人，年产白银三百多万两。1916年与日本成立了中日合办天宝山银矿矿井部，以产铜为主，银为副，年产矿石约30万吨。1936年改为天宝山矿业株式会社，又称天宝山矿务所。解放初停产，1948年东北行政委员会接管，1951年重新恢复生产。
四、万亩苹果梨果园建设
苹果梨在龙井已有80多年的栽培历史。1921年春，延吉县老头沟小萁村的崔范斗从日本留学归国途径朝鲜时，从咸镜南道北青郡（朝鲜著名的苹果产地）携带回来了朝鲜灿梨（地方梨品种）接穗6条，交给其兄崔昌浩。崔昌浩以二、三年生的山梨作砧木，将灿梨接穗嫁接在山梨上，经过精心培育，嫁接成活；又经过六年的栽培，于1927年开花结果。后经崔昌浩的多年驯化栽培、引种试种和扩大繁育，苹果梨在延边种植获得成功。起初，崔昌浩一家见这个梨长的很大，就叫“大梨”，民间也叫“黄梨”、“青梨”或“朝鲜梨”。1952年，经有关专家鉴定后，因形状酷似苹果，因而定名为苹果梨，并作为延边的主栽果树，予以推广。上世纪四十年代，苹果梨在延吉县老头沟、和龙西城和图们月晴等地广为种植，面积达118公顷。1950年，为了纪念苹果梨的起源，以及崔昌浩为苹果梨引种、驯化和栽培做出的贡献，延边专署在延吉县老头沟小萁村六颗苹果梨母树前立碑纪念，碑刻“苹果梨母树”；1989年，龙井市人民政府在母树前重新修建了纪念碑。
龙井“万亩果园”建设工程。1952年，正苦于无法短期解决延边人民吃水果问题的延边地委书记兼公署专员朱德海同志，得知苹果梨栽培成功的消息后非常兴奋，由此，一个宏大的“万亩果园”规划蓝图在他的脑海里初步形成。于是，朱德海同志开始组织专家进行调研、考察和论证，并亲自聘任东北农学院周恩教授等人在小萁村蹲点，开展科学试验和延边发展苹果梨的可行性研究；朱德海同志还多次批示有关部门聘请辽宁熊岳果树研究所的技术专家和生产技术人员，研究延边快速发展苹果梨的对策和综合技术措施。经过考察、论证，1959年延边地委和公署果断做出决策，在龙井大力发展苹果梨，建设万亩果园。就果园选址问题，朱德海同志在延吉县长全风来的陪同下，多次考察海兰江北岸的马蹄山和碧岩山等地，最后定址于龙井海兰江北岸的马蹄山下。1960年4月初，根据延边地委和公署的指示，延边农学院全体师生紧急动员，苦战8天，将马蹄山下的五千亩荒山（现龙井果树农场）全部栽上了苹果梨。这样，北起帽儿山、马蹄山，南接碧岩山，连成一个整体连片果园，南北绵延20华里，总面积1.38万亩（920余公顷），是名副其实的“万亩果园”。
目前，苹果梨的栽植地域已达新疆、内蒙、青海、甘肃和辽宁等14个省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苹果梨栽植面积已达8万公顷。1976年，在全国梨类科研协作会议上，龙井苹果梨被评为名列库尔勒香梨（新疆）和锦风梨（辽宁）之后的优质梨。1984年，海兰江牌苹果梨被农业部评为部优产品；1985年，在中国农作物优良品种鉴评会上被评为梨类第一名，与河北雪梨、山东莱阳梨同列为中国三大名梨。1990年，延边苹果梨荣获国家绿色食品称号；1995年，龙井被农业部命名为苹果梨之乡（首批百家中国特产之乡）；2002年，延边苹果梨被国家质量检验监督检疫总局定为国家原产地域保护产品。
五、苹果园的建设
延边第一个苹果园位于龙井市南部41公里图们江边的大苏果树农场。大苏屯于光绪初年（1874年间）建屯。据《龙井县地名志》记载：大苏的名称是因为屯内山岗状如大牛故得名大牛，因朝鲜语“牛”发音“苏”，由此叫大苏。大苏屯附近有一个小牛屯，屯东北山岗其形如牛，又正好在大牛屯下方，因而得名小牛屯。1930年春，小牛屯的朝鲜移民李东元，从朝鲜咸境北道吉州郡带回来几棵苹果树苗，他精心载种在自家房后阳坡地里，结果这几颗苹果树全部成活，并安全越冬，第二年春天个个发芽。李东元非常高兴，决心建一个苹果园。1935年，李东元又从朝鲜吉州郡带回来100棵从日本引进的苹果树苗，动员全家侍弄石头砬子山坡地，精心种植和培育，遇到干旱，挑图们江水浇灌，冬季怕苹果树受冻害，用稻草厚厚地把果树包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解放前夕，这些苹果树陆续开花结果了。土改时，李东元全家怕被挨斗逃到朝鲜，村政府收回这块果园，派专人管理，每年苹果成熟采摘后，分别送到省州县有关部门报喜。朱德海同志得知后非常重视，1964年，他与副州长南明学一同亲临大苏视察。1965年春，朱德海同志亲自出面从北京调来4万株红星苹果树苗，并从延吉园艺农场调来了关志生技术员，开始建设延边第一个苹果园。经过几年的努力，1971年苹果树开始陆续开花见果，1972年苹果树喜获丰收，收获苹果51吨。目前，大苏果树农场已有红星、国光、黄元帅和红富士等30多个品种。
这是龙井人民为延边果树发展又做出了一个重大贡献。
第二章日本入侵与反日启蒙教育的兴起
第一节 日本非法侵入龙井
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畜谋已久侵略延边和蚕食中国的野心更加暴露无异，不仅把延边作为统治朝鲜殖民地的要地，而且还把延边作为其侵略东北的“要冲”。他们视旅顺大连为侵略东北的“正门”，把延边视为“后门”，因此在与沙俄进行划分东北势力范围的同时，又马不停蹄地策划入侵延边的阴谋。
一、统监府间岛派出所
日本国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对外扩张的野心就开始膨胀。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控制朝鲜以后，又以朝鲜为基地，企图通过与朝鲜毗邻的延边入侵中国东北，别有用心地制造所谓的“间岛问题”，并将间岛的范围恣意扩大为整个延边地区。1906年12月，日本内阁制定了“间岛督务厅编制、间岛宪兵队编制表”。从1906年开始，日本借口“解决间岛悬案问题”，不断派大批特务潜入延边，以朝鲜族比较集中的龙井为中心，进行间谍活动。据统计，1906年和1907年2年中，日本先后派一百多人，到延边地区绘制地图，进行所谓的社会调查、窃取情报。1907年2月，日本内阁又决定设置“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并密电驻北京的日本公使，“先以陆军中佐斎藤季次郎为主脑，派遣宪兵和警察”。
1907年8月19日，日军以“保护朝鲜人生命财产安全”为借口，强派日本陆军中佐斎藤季次郎率61名军警，悍然越过图们江，非法侵入延吉县六道沟（亦称龙井村）。8月23日，在村中强行非法设立了“朝鲜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旧址龙井高中正门东50米）,斋藤季治郎为所长，筱田治策任副所长。“间岛派出所”设有总务课、调查课、警务课、监察课和宪兵分队，配备54名宪兵。斎藤季次郎作为日军陆军中佐，曾隐蔽在局子街一个日本人药铺里当掌柜，从事间谍活动。筱田治策在日俄战争期间是日本政府国际问题顾问，也曾潜伏在局子街日本人开的妓院里，进行一系列间谍活动。“朝鲜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是日本设在延边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军事综合性的侵略机构。在延边进行一系列间谍活动，开始制造各种事端，叫嚣主张“间岛”问题，大造“间岛问题尚未解决”和“保护间岛韩民生命安全”（1905年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等舆论，为强占延边乃至东北找借口。之后，日本又在局子街、头道沟、新兴坪、朝阳川等地设立了14个宪兵分遣所，并在延边地区推行“都社长制”,将延边划为4个区、41个社和290个村，层层建立伪行政机构，与中国清朝政府的延吉厅相抗衡，妄图强行对延边地区实行殖民统治。
“间岛”原本是图们江在开山屯光昭村东北处因泥沙淤积后出现的河滩地，长约2500米，宽约500米，有两千余亩，此滩地与图们江北岸陆地相连，俗称“夹江”或“假江”。1877年（光绪3年），朝鲜边民经清朝地方政府许可，租种此地，每年向中国越垦局缴纳租银八百两。1881年（光绪7年）朝鲜边人在图们江岸私掘一沟，使江水歧出，分为两支流，从此滩地介于图们江之中，与光霁峪陆地隔绝，成为四面环水的绿洲，最初朝鲜人称它为“垦土”和“垦岛”，后来称“间岛”，意在介于一江之间的江心小岛。在朝鲜语中“垦”和“间”同音，“土”和“岛”发音相似，民间不区别“垦土”和“间岛”，后来逐渐地称“间岛”。1903年朝鲜官员李范行递文中国越垦局，说“假江”之地为“间岛”，又说此地介于一江之中，始由朝鲜人耕种，逐欲为朝鲜领土，这即是所谓“间岛之争”。翌年6月，中朝两国协商订立《中朝边界善后章程》，在章程的第八条中表明“古间岛即光霁峪假江地，向准钟城韩民租种，今仍偱旧办理”。再一次明确了“间岛”为中国领土的“假江地”。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趁清朝政府内忧外患之际，遂将不存在、并早已解决了的“间岛”问题恣意扩大，将“间岛”的范围扩大到图们江与海兰江所夹的范围；后来又把图门江以北的延吉、和龙和汪清等地都说成“间岛”，并以中朝界务未定为借口，侵入延边，妄图把延边与中国分割开来，以其达到侵略之目的。
二、日本驻间岛总领事馆
日寇的侵略行为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义愤。为了解决“间岛”争端，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清政府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奏请，于光绪33年8月间准奏，派珲春副都统陈昭常为延吉边务督办，正参领吴禄贞为帮办，将延吉边务督办公署设在延吉河南，令吴禄贞率兵四千驻守。（注：吴禄贞1880年出生于湖北云梦，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字绶卿，历任延吉边务督办、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陆军第六镇统制和署理山西巡抚，1911年11月被袁世凯暗杀）。
1907年6月，吉林边务帮办吴禄贞一行奉命抵达延吉，后转入珲春。吴禄贞一行从珲春出发，沿图们江逆流而上，风餐露宿，一直登上长白山脉的主峰，历尽艰辛，耗时73天，涉足两千六百里，仔细勘察了延边地区的国境、山川，绘成五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延吉边务专图》，这是延边的第一张地图。
1907年8月30日，吉林边务帮办吴禄贞到龙井，与“朝鲜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所长斎藤季次郎进行严正交涉，义正严辞地阐明，“延吉厅历来是中国领土，早已设置官衙，有军队在此管辖，以为万国所公认”，并要求日本宪警立即撤走。11月17日，在与日寇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吴禄贞以延吉边务督办公署的名义，派兵拔掉日本设下的路标，封闭森林资源，查封了日本勾结经营的天宝山银矿。11月29日，驻吉林的日本总领事馆致电威胁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说：“天宝山银矿就这样维持不下去了，可以变成燎原之火的导火索”。在龙井坐立不安的“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所长斎藤季次郎，也跑到延吉找吴禄贞，气势汹汹地节外生枝和兴师问罪，吴禄贞当场驳斥说：将来发生类似事件照样，这是中国领土，此地日本没有领事裁判权。经过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使日本侵略者理屈词穷，不得不承认延边地区是中国领土。吴禄贞的强硬态度，鼓舞了延边人民的反日斗志。延吉各界人士联名写信给延吉边务公署，指出：“夫民者邦国之本也，得之则国必兴强，失之则国必危弱。今垦岛之地，乃中华之地，垦岛之民，乃中华之民也”。
1908年，吴禄贞本着“国家领土尺寸必严”的原则，又依据调查资料、档案史书、民众舆论和国外资料撰写出十万余字的《调查延吉边务报告书》。全书共八章，详尽地论证了延边地区的疆域历史、建制沿革、中朝界务始末、日本人插手延边之由来等，深刻透彻地批驳了日本侵略者凭空捏造的“间岛”谬论，有理有据地逐条推翻了日本侵略者关于“间岛问题”的种种伪证。在吴禄贞的主持下，由周维祯执笔，编写出《延吉边务报告》一书，以铁的事实有力地批驳了日本侵略者捏造“间岛归属问题”的谬论。
为了充实内政，加强边防，实行统一指挥，延吉边务督办公署在六道沟、头道沟、和龙峪（智新）、黑顶子（珲春敬信）、铜佛寺、帽儿山前、稽查处（三合）、外六道沟、怀庆街、马牌、汉窑沟、凉水泉子（敦化沙河桥一带）、百草沟、光雯峪（开山）等14处边防要地设派办处，处理民政事宜，又从奉天、吉林两省挑选警官、警兵增加延边防务。日本见用武力侵占延边地区已不可能，又向清政府提出《东三省六案节略》，企图用承认中国对延边领土主权为条件，换取在东北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的特权。于是，清政府外务部又责成吴禄贞和周维祯起草了《中朝界务长文节略》，逐条驳回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使日本不得不放弃“间岛”非中国领土的谬论。当时，日本侵略者贼心不死，不甘心失败，又调遣驻朝鲜日军在图们江南岸举行军事演习，以武力威胁清朝政府。
1909年9月4日，昏聩无能的清政府迫于压力，与日本签订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即间岛协约。以开放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为商埠地；允许外人居住和贸易，并在商埠地设立领事馆或领事分馆；许可将来将吉长铁路延长到延吉南境，在韩国会宁同韩国铁路接轨，同意日本修筑吉会铁路（中国吉林至朝鲜会宁）等，换取日本承认以图们江为国境。从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开始深入到延边地区。
1909年11月1日，依据《图门江中韩界务条款》协约，清政府开放了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和百草沟等四处为商埠地；日本也撤销了“统监府间岛派出所”，但摇身一变，就把“统监府间岛派出所”改成了“间岛日本总领事馆”,永泷久吉为总领事。第二天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在局子街、头道沟和百草沟设领事分管。依据1905年《朴茨茅斯协约》早已开放的珲春，于1910年设总领事馆分馆。《图门江中韩界务条款》的签订与颁布实行，基本结束了边务交涉事宜，清政府于次年裁撤了延吉边务督办公署，所有边务关防由东南路兵备道道尹郭宗熙接办。爱国官员吴禄贞于1910年2月被清政府召回北京，另行安排。
第二年，日本就在“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原址上，建造了“间岛日本总领事馆”大楼。间岛日本总领事馆开始隶属日本外务省。领事馆主要业务是:对中国关系(主要是外交关系),对日本、朝鲜侨民指导、监督及学校教育事业;通商贸易业务；领事裁判业务；警察行政业务；各种情报业务。领事馆的政策是:以保护日本人和朝鲜人为借口,执行侵略政策；对朝鲜人民的抗日民族独立运动进行镇压；搜集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日本战犯铃木德治的供词)。
1911年5月和1922年11月17日发生两次火灾，“间岛日本总领事馆”大楼主楼被火烧毁，现存的建筑物（龙井市政府大楼）是1923年开始用3年时间重建的，总占地面积为42,944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503平方米，大楼周围砌有2米高的红围墙，于1926年5月竣工，当时花去20万日元。关于间岛领事馆旧址，民间俗称“牛皮大院”。传说：日本人向清朝政府要一块牛皮大的地方，清政府以为泱泱大国，牛皮大的地方算得了什么，就答应了。谁知日本人把一张牛皮剪成细条，围成一块很大的地方，修筑围墙，划成国中之国。清政府官员方知上当，瞠目结舌，但已成事实，为时已晚。这虽是个传说，但充分说明日本侵略者的强盗伎俩，其蚕食中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延边地区的管理，将设在局子街的延吉厅提升为延吉府。1913年（民国二年）将延吉府改为延吉县，仍驻局子街。
1920年，日寇间岛总领事馆不顾中国外交部“关于商埠地内巡警由我自办,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地方行政事宜”的严正要求,在“保护领事馆”的幌子下,名曰设军警1--2人,实则在总领事馆及分馆里设了5个警察署，19个警察分署。日寇还从朝鲜统监府调来三百多名警察,在总领事馆内设警察部,管辖各警察署及分署，主管高等警察和保安警察业务。
1928年10月，日本借中国军阀混战之机，又攫取了修筑吉会（吉林至会宁）铁路和对朝鲜人的领事裁判权，又从日本调来一百多名警察,充实了其警察机构。据1928年统计，总领事馆下属共有400余名警察,1931年总领事馆警察部成立了“特别搜查班”,专门进行瓦解革命队伍和搜集情报的罪恶活动。
1932年9月15日,“日满议定书”签字后日本外务省在新京(长春)设驻满大使馆,间岛日本总领事馆归属驻满大使馆，管辖范围包括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和奉天的安图县等5个县,后敦化、额穆两县亦归其管辖。据1932年统计,管辖区内人口近70万人,其中,朝鲜人约60万人,汉人9万人,日本人两千人。间岛日本总领事馆不仅享有治外法权、司法权、行政特权,而且,拥有庞大的武装警察和宪兵、特务机构,还组织和设置了“日本人居民会”等反动组织。据1933年3月统计,在间岛日本总领事馆内有总领事1人、司法领事1人、领事1人、副领事1人、警司1人、翻译生1人、书记生6人、警部5人、警部补2人、朝鲜总督府派遣员事务官1人、咸镜北道巡遣警部1人;在机构内部还有警察署长1人、警部2人。
1937年11月5日，日帝依照《关于撤销在满洲国的治外法权和转让南满铁路附属地行政条约》规定，于同年12月撤消总领事馆、5个领事分馆和警察机构。领事馆的全部人员转入日本关东军及其特务机关，警察编入伪满洲国警察机构，将所属“特别搜查班”改编为“间岛特别工作班”，继续进行种种罪恶活动。11月5日，撤销间岛总领馆。龙井总领事馆闭馆之后，这座厅舍一度成了屯兵之地。1940年7月，日本人在领事馆厅舍开办“龙井开拓医学院”。
“间岛领事馆”和分馆美其名曰为外事机构，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延边乃至整个东北的桥头堡，又是窃取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情报的间谍机构，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三、日寇的经济侵略
1909年，日本在龙井村设立间岛日本总领事馆后，根据《间岛协约》，在延边地区不仅在政治方面行使其治外法权，而且以雄厚的资本控制贸易、金融和流通等经济命脉，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
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对延边的侵略，是从通过金融机构大放高利贷开始的，以土地抵押放贷款，疯狂掠夺和侵吞土地。开始以“救济”和“扶助”为名，先是在龙井设立了“间岛救济会”和“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东拓）等金融信贷机构，主要以发放高利贷形式剥削农民和掠夺土地。
1911年5月9日，龙井村发生特大火灾，烧毁227户商民房，占龙井村房屋的70％。受灾的龙井村居民因无重建家园资金，只好被迫出卖土地，换取贷款。日本侵略者趁机以“救济”受灾朝鲜人为名，让朝鲜总督府拨出“间岛救济金”25000元，在总领事馆内设立“救济会”，以土地房屋及地权为抵押“低利放贷”。“救济会”的贷款因利息低、期限长，使有房地产者乐于用房、地照去抵押借贷。有些地主也从“间岛救济会”抵押借贷，再转借出去，从中渔利。所以，刚开始，向“间岛救济会”借款者颇多，“间岛救济会”因此巧取了慈善的好名声。延吉县农民十有九户借了日本金融机构的高利贷，其中，朝鲜族占90%以上。“间岛救济会”的低利贷款的特点是借贷期限长，计算复利，必须用土地契约典押和不动产抵押，借款和还款必须是日本的金票，逾期不还有滞纳金等，借款到期还不清高利贷者，就没收其土地和房屋，抵还贷款。表面看很合理，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陷阱与圈套，是杀人不见血的绳索。“间岛救济会”以此作诱饵，其用心和手段是及其恶毒的。后来在日寇的操从下，凭借其雄厚的资本，排挤和打压中国货币（官票），致使中国货币贬值，由于货币兑换比例及日本金票的上涨，农产品价格低廉，洋货昂贵。仅这一项就使绝大多数借高利贷者无法用日本金票还上贷款，从而失去土地，破产失业，流离失所，生活陷入绝境，沦为“间岛救济会”的佃户。这样，“间岛救济会”豪夺了一大批房地产权，可谓一石二鸟，一箭双雕。
1918年，“间岛救济会”把其业务移交给了“东洋拓殖株式会社间岛出张所”，以“东拓”名义办理业务，后改为东洋拓殖会社间岛支店。仅1922年，日本用高利贷获取土地就达约3．5万亩。又据1928年7月的一次调查，间岛出张所总资产超过230余万元，经营土地5.8万余亩。其中，延吉县土地30625.6亩。“间岛救济会”和“东拓”再把豪夺的土地高价租给失去土地农民，他们受着层层剥削和压迫，最后一无所有。
1910年，随着日寇侵略势力在延边的不断蔓延，日本垄断资本也开始输入中国，对中国实行垄断控制和剥削，民族工商业濒临崩溃，延边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910年至1918年之间，日本垄断资本在龙井的贸易额由31万日元，猛增至650万日元，增长21倍，占龙井贸易总额的80％。当时，日本货币在延边大肆流通,中国货币大幅贬值，延边的信贷业完全由日本的“朝鲜银行”和“东洋拓殖株式会社”控制。“朝鲜银行”和“东洋拓殖株式会社”是延吉县民族工业的死敌，犹如两把铁钳，紧紧卡住龙井民族经济的喉咙，日本商品像洪水般地涌入龙井，而龙井的大宗农产品和木材、矿产等原料，源源不断地廉价输往日本，龙井成为日寇的独霸特区。
1911年,日本南满大兴公司勾结买办商人，将天宝山银矿掠为己有，投资50万日元改建了天宝山银矿，从此天宝山採矿权完全掌控在日资手里。日本南满大兴公司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铜价上涨之机，将银矿改为以采铜为主，进行疯狂掠夺，当时有矿工三百余名，其中二百余名是朝鲜族，他们饱受剥削。由于日本资本家采用掠夺式的经营，把天宝山矿弄得百孔千疮。
1918年，日寇软硬兼施，引诱收买吉林省当局与其缔结了《老头沟煤矿中日共同经营条约》，中日双方各出10万元资金，由中国官厅和日本商人经营。自1886年起，由程光弟、李天香、刘诏文、陈世骥等人先后经营30年的老头沟煤矿，从此转入日寇魔爪。“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独霸了延吉县的老头沟煤矿，把它归属于“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抚顺炭矿”管辖，他们用落后的生产设备和原始生产方法，强迫中国矿工进行掠夺性开采。伪满时期，老头沟煤矿有矿工两千多人，他们大多数是从吉林、黑龙江、辽宁、河北、山西、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拐骗来的破产农民，还有从抗日游击区抓来的无辜百姓和抗日志士。这些人受到特别的监视，受尽迫害。日寇根本不把矿工当人看，只当会说话的牲畜，矿工一旦累死、病死，就扔进沟里，天长地久，沟里积满了尸体，后来被人称作“万人坑”，坑内有尸骨10900多具。据不完全统计，到1945年延边解放的14年期间，共掠走160多万吨煤炭。
1922年11月间，直系和奉系军阀战争后，驻奉天的日本总领事赤冢乘东北军阀闹独立之机，与吉林省公署代表柴运升勾结，订立中日合办天图轻便铁路合同，骗取了天图铁路的修筑和经营权，使天图轻便铁路再次开工，1924年建成。这条铁路是朝鲜会宁至中国吉林的“吉会”铁路的第一段，以朝鲜会宁为起点，在朝鲜上山峰过图们江，经开山屯、龙井、朝阳川、老头沟，到天宝山银矿，即现在“朝开”线的前身。1928年，日本侵略者和东北反动军阀相互勾结，攫取了吉敦铁路的修筑权及经营权，修成后与朝鲜会宁铁路衔接,通过这两条铁路，将在中国掠夺的资源运回日本。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还采取了极其险恶的“以鲜治华”策略，制订出《朝鲜人移民计划》,将大批朝鲜人强制移居到东北各地。1936年8月，伪满政府和朝鲜总督府共同制订《在满朝鲜人指导纲要》,议定每年从朝鲜移民一万户，决定把朝鲜移民作为满洲国国民的构成分子，强行移民到中国，这些被强制的移民，全部被安排在集团部落里，不仅受到严密的“统制”，而且受尽层层剥削和压迫，朝鲜移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