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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铜川日报》三版副刊，刊登我写的纪念老领导乔留邦的拙文，题目是《风格·风骨·风采》，有删节，原文如下：
老领导乔留邦同志不幸去世，噩耗传来，我一时发愣，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十几天之前在大街上还见过他，当时，并未发现他的身体有何异常，谁知竟是最后一面。人生苦短，生死无常，他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时间不长，才六十六岁，正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时候，却离开了热爱他的亲人、朋友，离开了他生活工作了四十多个春秋的这片热土，离开了他毕生钟爱的耀瓷文化研究事业，令人扼腕。
乔主任1945年4月出生在河南省陕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从小吃尽了苦，受尽了艰难。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主人，才有机会进入学堂，并于1965年考入今天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革期间的1969年毕业，来到了铜川市陈炉镇。在著名作家和谷的笔下，是这样描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乔留邦的：“他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毕业后，被发配到边远的地方来，已经成为一个地道的瓷城人了。”其实，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他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被分配到陈炉陶瓷厂溜山崖煤矿，在井下开水泵，接受劳动改造，一干就是四年。但他没有消沉，总是乐观处事，与厂职工和睦相处。后来，他调到陶瓷厂技术科工作，负责陶瓷的开发、研制工作。文革期间的1973年，他来到陶瓷厂试验组。没过多时，省科技局、轻纺局为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要求陈炉陶瓷厂组织力量恢复耀州青瓷，他是试制组成员之一，担当起恢复青瓷的重任。在省轻工研究所李国桢等专家的指导下，经过一百多次试验，调整了300多种配方，历时三载，终于在1977年恢复了失传八百多年的耀州青瓷，使失传800余年的耀州青瓷重放异彩，顺利通过全国专家鉴定。1978年，陈炉陶瓷厂受到了国家轻工业部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表彰，《人民日报》为全国工艺美术大会所发的专题社论中，对耀州青瓷大梅瓶和刻花碗的艺术特色予以高度评价。三十年后的2007年11月27日，市政府在“千年窑火不熄”的陈炉古镇隆重举行了中国耀州青瓷恢复成功三十周年庆典大会，在震人心魂的锣鼓声中，市上领导亲自为乔留邦等当年研制恢复耀州青瓷小组的成员戴上绶带，颁发荣誉证书，尽管这个荣誉姗姗来迟，但这是对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为恢复耀州青瓷付出艰辛努力的人的尊重和肯定。尽管他参与了试制的全过程，但他从未以恢复耀州青瓷的功臣而自居，这是他谦虚作风的具体表现。
上图右一为乔留邦，与当年试制组成员在一起
1982年，著名画家方鄂秦在省文化文物局工作时，意外收到一件北宋耀州窑遗存珍品——宋青釉倒流壶，欣喜之余，便产生了由陈炉陶瓷厂复制的念头，拍摄了数张照片，寄给时任厂技术科科长的乔留邦，这便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最有代表性的耀州窑青瓷代表作——倒流壶，成为铜川陶瓷产品中的一支奇葩，至今畅销不衰，受到古陶瓷爱好者和收藏家的青睐，成为铜川人赠送客人最能代表铜川、最能拿出手的礼品。
后来，他先后担任厂技术科长、厂长，亲自领导了耀瓷的开发研制工作，使耀瓷打出潼关，走进广交会，出口国外。一时，《大公报》等新闻媒体竞相报道，订单如雪片般飞来，陈炉陶瓷厂声名鹤起，产值连年增长、效益看好。
1988年6月，他走下生活了近二十个春秋的陈炉山，由陈炉陶瓷厂厂长调任市史志办主任。再后来，他调任市政府研究室主任，这是顺应时代工作而成立的新机构，只有五六个人，别看人少，但干的事却不少。那些年，除了围绕市政府中心工作撰写有分析和参考价值的调研报告外，在他主持下，研究室组织力量参加关中市长联席会的多项调研活动，1999年，与陕西省社科院成功举办第二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对外宣传我市，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1996年10月，经过精心筹备，创办了我市有史以来第一份以经济社会生活为基本报道内容的综合性刊物，即市政府机关刊物——《铜川经济社会研究》，该刊至今已出刊八十余期，获得了好评。如今，睹物思人，创办者已经逝去，不由人黯然神伤。
未来研究室之前，我就拜读过他发表在铜川报上的文章，听别人介绍，说他理论水平高，文采俱佳，思维敏捷。我来研究室之后，对此颇有领教。许多大块头文章都是他亲自执笔，对室内同志写的材料，他要求非常严，从出题目、列提纲，到写出初稿，他都要逐字逐句挑毛病，不放过细小问题。如果达不到他满意，就令其修改，不满意，再改，如此三番五次，直到满意为止。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些人写文章爱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能作者本人并没有仔细考虑，就这样用了，但乔主任却爱较真，反复推敲。他会冷不丁地问作者，做好这件事情与另一件事有什么关系？真的会对另一件事情起到推动作用吗？“假如让一个小孩推碾子，纵然使出浑身的力气，用足‘吃奶的劲’，恐怕碾子纹丝不动”。这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对我后来的撰稿、审稿工作很有启迪。
当然，个别熟悉他的人爱与他开玩笑，戏谑他为“乔老爷”，有时就“乔老爷”、“老乔”地叫，他也不计较。对他喝酒，颇有微词，说他平时爱喝酒，酒后口吐狂言，给人难堪。我虽然不能喝酒，体味不来酒的甘醇，但感觉他喝酒之后，张扬了他不拘小节、谈吐不俗的鲜明个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形象。是的，在某些人眼里，他爱喝酒，能“连续作战”，有时贪酒，多喝几杯，也醉过，话很多，这恐怕是所有嗜酒者的共同特征，不足为奇。我感觉他对酒别有一番见解，他的口头禅是抿两口“小酒”，似乎在藐视酒，藐视他所看不贯的现象，充满了豪爽气、霸气。每每酒过三巡，常有高论迸出。只见他神采飞扬，手舞足蹈，说到激动处，便妙语连珠，“大放厥词”，谈物论人，毫不隐瞒和回避自己的观点，这是他内心的真实表露。于是，有人似有同感，听得如痴如醉，有人不屑一顾，紧锁眉关。而他全然不顾这些，完全沉浸在自我陶醉中。也有喝高的时候，顶多脸红，见人傻笑，像一个顽皮的小孩，憨态可掬，或者闷头睡觉，绝无放肆之举。
我以为，乔主任喝酒，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即使步入老年之后，他仍然喜欢喝几口“小酒”。可以说，酒已经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记得有几次见到他，出于关心他的健康，我劝他少饮些酒，他却说，没事的。试想，他孤身一人，客居陈炉高山，长年远离妻子儿女，从事井下体力工作，劳动强度大，压弯了他的脊梁，平时走路佝腰驼背，略显苍老；又是改造对象，自觉低人三等；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纵然才高八斗，又有何用？心中充满孤独，向何人诉说？我猜想，可能就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他交上了酒这样的终生朋友。劳累了一天，回到住所，燃一根香烟，就一碟小菜，饮一杯浊酒，以酒御寒，“暂凭杯酒长精神”，与酒对话，打发时光，浇灭心中的块垒，这是再正常不过了。大概这也是古今中外所有“视酒如知己”者的共同特点。诗仙李白号称“酒中仙”，嗜酒如命，肚子里绝对有“酒虫”在勾魂。可以说，酒已进入了李白豪迈的诗肠，要不然，怎么会“斗酒诗百篇”、“不知他乡为故乡”，连“五花马，千金裘”都要卖了，“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据说唐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对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进宫，然而李白并没有因在皇帝身边工作而节制饮酒，依然我行我素，于是就留下了酒后“龙巾拭吐，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的千古佳话。尽管李白与酒相得益彰，酒与李白已融为一体，因诗而成仙，因酒也成仙，注定与酒缘定终生，难舍难分，但他经常酩町大醉，连“班”也不好好上，甚至“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皇宫里岂能容下一个醉汉？于是，李白便草草结束了短暂的仕途生活，被逐出京城长安，流落他乡。即使现在的社会，像李白那样的人有几个人喜欢……原谅我跑偏了主题，但我想，在天堂里，如果李白遇到乔主任，一定会以酒会友，饮得酣畅淋漓，饮得天堂里充满酒香。
乔主任好客，大凡去找他的人，都要留下来热情招待，一顿好菜好酒招待之后，如果有了兴致，还会主动带客人他的“老脸”去陶瓷厂凭摸几件瓷器，其好客、热情之举，表现得淋漓尽致。
离岗、退休之后，乔主任并没有赋闲在家，仍然关心铜川的发展，多次参加市政府组织的振兴陶瓷产业座谈会，还主编了《陈炉窑》一书，撰写了数篇弘扬耀瓷文化、振兴陶瓷产业的文章。直到临终之前，还在为他一生钟爱的耀瓷事业做研究整理工作。我手头珍藏有他撰写的数十篇有关耀瓷文化的文章，抒发了他与耀瓷难解难分的情愫。例如他感叹《“耀州青瓷”风雨二十年》的奋斗历程，念念不忘《恢复耀瓷的人们》，娓娓道来《认识笳咏》不为人知的故事，回到陈炉品尝《山珍》的欣喜之情，虽然不是画家，却在《陈炉写生》，盛赞其“古拙唐宋风”、“春花独立罐罐墙”，读来引人入胜，感人肺腑。对于耀州青瓷的发展，他提出：“要继承，更要创新”。他认为，仿制和创制的耀州青瓷是目前陈炉的当家产品，复制，是具体的继承，但是应当登上更高的层次，其釉色、装饰、质地诸方面，要与古瓷高度一致，既要形似，也要神似。创新，产品要随时代而变，在陶瓷这个领域，一种新的釉色，一种新的装饰技法往往能引发一系列的新产品问世，尤其是工艺美术品的设计要找知名艺术家的参与设计。这是他留给我们弥足珍贵的财富。
有一年，中央电视台来我市拍摄专题片，要找一位熟悉建市以来市情的人，有人推荐了乔主任，果然不负众望，他为摄制组提供了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史料，使专题片得以顺利拍摄。
论起乔主任的一生，有坎坷，有欢乐，也曾轰轰烈烈，毕竟“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虽然还没有到“名气若日月，功绩如天地”的份上，但终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走了，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慢慢就会被人淡忘，正如他在《陶冶人家》一文中结尾写道：“瓷窑的青烟升起，融化在清风里，渐渐离去。”这像是他自己给自己写的悼词，凄婉、惆怅。可伤痛是家属的事情，似乎与他人无关。这是自然规律，并非世事炎凉、人情淡漠。但他作为一个外乡人，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几十年，视异乡为故乡，为之贡献了青春，贡献了毕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尤其是多年在市级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对他的工作政绩，自有组织部门盖棺定论，不是吾等所能评判的。但就私人交情，我尊他，敬他，视他为为朋友，他的突然离世，使我一时难以接受。夜深人静，回忆我与他十多年的交往，信笔写了以上文字。他曾著《风格·风骨·风采》一文，谓耀州青瓷，精美绝伦，国宝矣；赞耀瓷文化，博大精深，国宝矣；笼统而言，耀州窑是铜川古代文明的象征，其风格高雅，风骨峭峻。我想，这些评语用到他身上，也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