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岛身兼小说家、剧作家、电影演员、运动员和政治评论员等多种身份，在他自杀前己是当时日本最有争议也最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人。英国记者享利·斯各特·斯托克斯是三岛的好友，也是唯一见证三岛率领他的政治团体盾会进行军事训练、并参加三岛死后对其追随者法庭审判的外国人，在这部三岛由纪夫传记中，他用深入、动情的笔调，梳理了三岛充满矛盾的短暂人生中一个个重要转折点和他的文学成就。也刻画出三岛由纪夫深受煎熬的、躁动的心灵。
在这部三岛由纪夫传记中，斯托克斯用深入、动情的笔调，梳理了三岛充满矛盾的短暂人生中一个个重要的转折点和文学成就，也刻画出他那颗深受煎熬、躁动的心灵。作者是三岛的好友，也是唯一见证三岛率领政治团体进行军事训练、并参加三岛死后对其追随者法庭审判的外国人。
本书由美国记者亨利·斯各特所撰，详细回顾了日本文坛名匠三岛由纪夫的一生。亨利是三岛生前的好友，也是在他意外身亡后唯一列席他葬礼的一名外国记者，因此对于三岛的生平他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翔实可信，对于三岛的爱好者而言是一本难得的传记资料。书中还对三岛各个时期的创作风格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并将之与同时代的日本名作家，如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等进行横向对比，对日本文学感兴趣的读者也可以从中略窥日本文学发展脉络及其国民精神。
后记(1995—1999)
三岛由纪夫去世已有二十五年了，但他依然是——可能永远都是——拥有最多译本的日本作家，这要归功于他精力充沛的多面创作。在日本历史上，他是惟一一位在文学四大领域享有盛名的作家，无论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或是散文和戏剧都有杰作流传，更何况，他在戏剧方面的创作尝试兼有日本传统歌舞伎、又有西方古典戏剧，这尤其令他名扬海外文化界。那么，他是否轻而易举就有此成就了呢？三岛名作的翻译至今仍在推进之中，似乎足以掩盖反面评价。三岛由纪夫，无数次被人冠以诸如“另类怪人”的标签，仿佛他只不过是爱出风头。而人们又会一再地阅读他的书，一再地发现他拥有出其不意打动读者的能力，并品味出他锐利先锋的思维体系。在日本，三岛的前辈，一九六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曾给予他极高的赞誉，在七零年答《纽约时报》记者问时，川端说道：“三岛由纪夫拥有非同寻常的天赋，并不是在日本范围内这么说、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难找到这样的天才。像他这样的天才恐怕三百年都难遇一个。”这种评价不禁让我想到一个场景，三岛作为作家，始终在奋斗不已，撰写遗作《丰饶之海》时他也遇到了巨大的写作上的障碍，也多次不可避免地犯下鲁莽轻率的错误，这正如玛格丽特?尤瑟纳儿 所批注的那样：他的天赋似乎只能被欣赏他的人看到。
但若用到“天才”这个词形容三岛由纪夫呢？时至今日，少数日本评论家会表示同意，而另一部分人则会强烈反对，除了那些被三岛的政论观点摒弃在外的评论家们——事实上，他们之间的争论是非文学性的；还有便是一些拥有敏锐眼光的文学家。东京文学界的舆论导向是：谷崎润一郎 是真正的文学大家，三岛由纪夫和其他作家一样，只能退居二流艺术家的席位。二十五年，西方评论界也有持相同观点者：戈尔?维达 ，到了最近几年，还出现了石黑一雄 。但是，三岛传达给我的感觉是既合乎世界已有的危机感，并迫切地与之相衬，这便是其它日本作家所无力企及、因而无法与之匹配的，也许惟一一个可以称作例外的便是芥川龙之介，即七十年前的著作《罗生门》的作者，芥川最终也是自杀身亡。这倒不是说当时日本文坛会大争特争某人在文坛老大的地位。书店经营者会告诉你，二十年前，供求量最大的畅销书便是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的小说。如今的日本书店里则是漫画和电子游戏大行其道。对于这样的社会文化现象，三岛在其人生生涯的晚期已有洞见，显然，他当时已经预测到了会有这样一天：“日本会消失。日本会变得无生命力、空洞无物、毫无立场可言；日本当然还会变得富裕而精明，成为远东地区的经济大国。”
他预言了现代日本必将全民空虚，但也正是他屡次以自身行为演绎人生的这种“虚无”——这既是“丑陋”的代名词，也在他的具体个案中带有特殊的戏剧性的暴烈元素，那便意味着：“嗜血”，因而，他在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走到了自己的末日。至今，这件事情都让人费解。二十五年过去了，我真希望自己能向大家汇报：在东京，有人无意间发现了一些隐匿起来的信件，一本日记，一本摘录簿——不管是任何遗物，只要能开启秘门、能通往三岛由纪夫的精神世界——但不幸的是，任何新发现都没有。二十五年后，三岛给人留下的全部印象仍然是和森田必胜一起切腹自杀的那个下午所抛给人们的疑虑，用业界著名记者、朝日新闻社的深代淳郎所言来说——三岛自杀的动机可能应该概括为“由同性爱、阳明学和天皇崇拜拼接出的一副灿烂华丽的马赛克拼图”。的确是独一无二的精辟概括！在一九七四年我撰写第一版三岛由纪夫传记时，就曾引用了这句话，但没来得及向深代致谢，那是他和我私下交谈时说到的，没过多久，深代就因白血病去世了，那真是日本新闻界的一大损失！
整整二十五年过去了，我的思绪仍在挣扎，即便有了深代君的至理名言的帮助，也还是无法透彻洞悉三岛的所作所为。三岛完全特立独行，和他的小团体一起策划了整起事件，在他去世后，法院的检察官也是如此判定的。但是，归根结蒂，三岛是怎么策划出这样的起义呢？大多数日本人会退回到三十年代，为三岛的行动找到另一个标榜人物。三岛也好、森田也好、另外三名盾会学生也好，毅然地担负起“双重爱国”的重任。“双重爱国”这个术语是由牛津大学的学者理查德?史托芮 发明的，他在日本居住多年，专门研究日本的军国主义。我们还可以采用雨果?拜斯 书中的小标题来概括三十年代的日本——他是一位尽心尽力的英国记者，三十年代时就住在东京，那便是——“暗杀政府”的时代。那该是个怎样的时代啊！双重爱国志士涌现出来，几乎无处不在；这些极端的国家主义狂热份子接二连三地刺杀政府要员、高官富贾，一门心思想把日本推上和西方对抗的战争之路，并且，通常他们都会假借天皇的名义。三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度过青春期的，那时候，他还在学生院上学。
但是，人们还会发问：有多少经历三十年代熏陶的日本人最终成为“双重爱国者”站到了一九四五年之后的日本历史舞台上呢？还记得那个十七岁的少年山口二矢吗？六零年，他在月台上用刀刺死了社会党领袖浅沼稻次郎。（这起刺杀事件的现场摄影被列为战后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摄影作品之一，与其并列的还有三岛由纪夫在市谷自卫队总部大楼的阳台上讲演时拍下的照片。）这个误入歧途、在监狱中自尽的十七岁少年连同其他双重爱国主义者都无法和三岛由纪夫、及其同伴们相提并论，显然，十七岁的山口二矢根本没机会经历三十年代的动荡社会。“三岛事件”造成了两人切腹自杀，但没有企图伤害他人的本意；当然，也有人指出：古贺浩靖挥刀砍下了三岛和森田的脑袋，他应该是犯下了谋杀罪，但是如此说来，三岛也将是个谋杀犯，并且是蓄意谋杀，因为是他策划了森田必胜跟随他一起去死。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一些较为公正的评判会倾向于通过这起事件看清楚三岛由纪夫的性格特点。我有一位住在东京的美国记者朋友，他曾对我说：从他的想法去分析，三岛确实是犯下了谋杀罪。常理性的反驳会是这样的：森田必胜自愿自杀，事实上，森田还试图亲手将三岛的头切下，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最后，我也不能确定该如何看待这种谋杀论了。不能否认的是，三岛是在心中、头脑中无数次地犯下了杀戮罪，这可以从《假面自白》中提到的“杀人剧场”等情节中找到依据。只要看过那本书的人都会记得，三岛曾多次在梦中将白种男孩推到刀下。而和他有私交，便更会被迫地强烈意识到这个男人心中的这种“另一面”。这让我想起，一九六九年，我曾在三岛的家里度过了一个恐怖的夜晚。当时，三岛拿出他心爱的、引以为荣的武士刀收藏品，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日后他用来自杀的那把“关孙六”，在场的除了我，还有彼得?泰勒，来自伦敦泰晤士电视台的一位朋友。（他的刀剑收藏品都仔细地用布包好，看起来像是个小型军械库）我记得三岛要求我假装跪在地毯上，就在他家楼上小小的起居室里，他让我摆出样子，以便让泰勒看懂：什么叫做“介错”——即砍头的武士道仪式。那就是说，他假装扮演介错，要假装砍下某人的脑袋。我记得当时的自己顿觉后脖颈发凉，汗毛倒立，登时站了起来，不禁喊出声来——不！我看到三岛站在那里，手握三尺长的钢刀，脸上带着难以言喻的古怪神情。他显得非常心满意足。当时我心想，圣母啊，可不能和这样一个三岛随便闹着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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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多玛 城里可有美？相信我，大多数人就是在罪恶之地找到了美。你知道这个秘密吗？
陀斯妥也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他显得比任何时候都匆忙。我最后一次和三岛见面，是在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大约晚上九点。我们在东京一家高级酒店顶层的法国餐厅共享晚餐。确切的说，三岛由纪夫留给我的最后一面是他疾步跨进电梯门的瞬间，他往电梯员的手里塞了一点钞票，这让后者目瞪口呆（因为在日本没有给小费的习惯）；然后，他飞快地旋过身子，面朝我，稍稍鞠了一躬，头发剃得极短的脑袋因而也就可见得清清楚楚。大忙人的退场仪式便是如此。九天前，在盾会内部也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三岛完成了人生里最后一个重大决定：和盾会学生领导森田必胜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率先出击。在十一月三日，他们对另外三个成员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古贺、小贺和小川三人不能死，只能作为三岛和森田切腹之后的介错，除了见证整个过程，还要作为证人出席随后而来的法院裁决，以至于最终接受被监禁的命运。
大部分针对市谷事件的描述都如同本书的第一章节那样强调了三岛的鲁莽和无畏，不管是持赞成意见者、还是反对者，大家几乎都是站在三岛的立场去描述整个过程。在此，我倒是想多多考虑一下其他的参与者。我们完全能够想象那三个幸存学生所感到的震惊和困惑。十一月三日，位于六本木的桑拿浴所会议中，湿气弥漫，那片地区鱼龙混杂，帮派争斗，很可能只有三岛熟悉这种世界，另外四人则一无所知。古贺、小贺和小川都不过二十岁刚出头，阅历疏浅，一直与家人住在一起，几乎没机会自己作决定；仅仅几年前，这几个年轻人也沿着不同的路径，聚拢在盾会，三岛由纪夫于六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在血誓中创建了“私人军队”，令他们终于决定了自己要走的道路。
一九七零年整个春天和夏天，他们都活在“将死于今年”的坚定不移的假设中；三岛和森田始终都是这样对他们说的。他们也宣誓，心甘情愿赴汤蹈火。一切都是为了天皇。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个月又一个月，直到距离牺牲仪式只有二十多天时，他们却又得到新的指示：忘掉之前说过的那一切，在最后的关头，你们不能死，而是必须活下去。自从这五人的命运走入同一个深渊、共存在必死的阴影下之后，三岛和森田就没有再为其他成员考虑过生与死的命题。三岛和森田有否明知道他们最后要怎么做、先前只是以言语迷之惑之？可能不是这样的吧。这两位领导人的失败已是明显的征兆，反映出他们是多么多么匆忙，我的猜想正是如此。
不论事实是如何，最后，日本舆论对于三岛事件、及其动机的解说都可谓是残酷的。周刊杂志总是最自由自在地发表言论，这次几乎统一口径地将这起双人自杀事件描绘为同性恋人的殉情。二十五年后，这个观点仍然是在日本国内的标准版本。三岛曾有太多关于“爱神和鲜血结合”的观点，众人皆知，是他个人美学的终极境界，因而也就被媒体强摘引来，作为诠释自杀事件的最佳根据。舆论认为：整个事件中，最重要的事实证据莫过于——三岛和森田决定共赴黄泉，而留下另外三人身陷囹圄，甚而欲死不得。在日文中，有一个专门的动词用来形容幸存的生者必须忍受盟定——“残活”，意为留在人世苟活。如果说武士道的伟大理想就是能死得其所——这一观点的影响力极其深远，乃至于影响到当下日本戏剧和电影的想象力和表现力，那么，反过来就可以理解——最糟糕的命运莫过于：死亡的时刻到来，却不能赴死。
武士道的死亡观指引了这五人在七零年夏天制定了这样的策略和步骤。对很多日本人来说，三岛和森田为什么一前一后自杀？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只能有一种合理解释——他们被自恋自私的狂热激情冲昏了头脑，其他三人不过是为这对陷入极致迷情的恋人们充当了实施殉情计划的必要工具。性冲动便是解释三岛市谷事件的关键所在——这话是日本当局一位高级官员、副首相、身居日本最机要部门的高层领导在几年前亲口对我说的。我曾把自己写的三岛传记翻译成日文后交给他看，他看过之后就给我在东京的办公室打电话，说出了上述的观点。因为这位高官的工作便是负责政府信息发布——亦即首选最佳的意见表达形式，因此，我几乎把这个电话视为官方表态了。但我不同意这种解释，同样也不能接受凡事都扯上政治立场的想法，但我无疑是被震动了——官方也好、舆论也好，竟然都一致坚信性爱冲动覆盖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一点真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岛和森田都没有留下日记或信件，因而无法佐证社会公认的“同性恋人”之说。他们刻意地销毁了所有能暗示他们如何策划死亡起义的证据。就我所知，遭受审判的三个年轻学生也无法清楚表述整个计划的来龙去脉。在此，我们又要借助于武士道精神的种种道义规范，才能彻底理解这一切。返回古老教义，就能得到心灵抚慰。在许多事情上，武士都应该互爱，决不向外人泄露自己和其他武士之间的友好关系，即“秘恋”，这已被规范为高层的理想境界。三岛正是照这样做的。三岛曾就《叶隐》一书写下不少读后感，那是一部武士修行的教科书，曾经是生活在十七世纪晚期至十八世纪初的武士山田神右卫门、抚尾清明撰写的秘密文本。《叶隐》是三岛爱不释手的一本书。在今天的日本，公认的看法就是：《叶隐》一书论及同性爱恋，是在三岛由纪夫一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书籍。
十几年来，我始终克制自己，不想老是看《叶隐》（我感觉在这方面我已经看得实在够多了），但是不久前，我去了一次佐贺县，那恰是抚尾清明的家乡，当地的主人带着我参观了一家地方志古董博物馆，还给我看了据称是最古老的《叶隐》副本——神圣无比的手稿早已不存在世了。副本是一细卷黄色的手抄本，压在玻璃板下，被好好地保护起来。领我参观的主人一脸严肃虔诚，这庄严的表情令我震惊，仿佛在我眼前摆开的是《死海古卷》。一回到东京，我就把束之高阁的《叶隐》又翻找了出来。手头有一本现代英译本，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凯瑟?史芭玲 于一九七八年翻译出版。我无意间看到前言介绍中，译者特意用着重记号标出了一句话：“如遇生死几率各半的危机，就应该决定选择即死。这事一点都不复杂。你只需振作精神，付诸实施……”我不禁想起，自己和三岛的交往集中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我几乎顿时感觉到：这些词句是如何令他振作起来的。《叶隐》的本意也好、阳明学的教义也好，都教化了三岛：必须有所行动。只是坐在家里安逸舒服地阅读这些文字，是远远不够的。哪怕仅仅这样去理解，我也能相信，《叶隐》对三岛的影响是本质性的，是一整套明确的指令、再简洁不过的观念。确实是“一点都不复杂”。
阅读《叶隐》，就好像是在“阅读”三岛由纪夫的个性——即便不是全面的，也至少是最致命的那部分。在关于此书的散文中，三岛写道：“从战时起，我开始读这本书，总是把它放在书桌上，或是其他触手可及之处。假如说曾有一本书在连续二十多年内始终令我爱不释手、常看常新、从来没有厌倦过，那必定就是《叶隐》了。尤其是，当《叶隐》拥有极高声誉之后；也不再是战时作为全社会义不容辞需要熟读的杰出文献之后，它的光辉开始在我体内闪亮。在战时，《叶隐》就好像是暴露在日光底下因而闪闪发光的东西，但是若改换在漆漆沉沉的黑暗中，《叶隐》方能显示出它真正的光芒。”再翻到正文，第一卷中有一篇题为“武士之道即迷恋死亡”，其中说道：“受制于平凡的思路，就无法完成壮举。你必须变得盲信，并培养对死亡的狂热。一旦你树立了整套识辨的能力，要想再付诸行动就太晚了。在武士之道中，忠和孝都是多余的，你只需要对死亡的迷恋和狂热。”
通观全书，还能找到这样的片断：“我相信，最极端的爱便是秘恋。一旦被分享了，爱情就减灭了精神性。终其一生为爱消得人憔悴，为爱而死，但不讲爱恋人的姓名挂念于嘴边，这才是爱恋的真正意义。”三岛撰文总结了这部分的武士道教义，“你当然不能同时兼顾两个方向——对男人的爱、和对女人的爱。即便当你爱上了男人，你也必须集中所有精力于武之道。同性爱恋与战之道相得益彰。”我们可以把这些片断和三岛小说中的情节相对应，尤其是写成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的长篇小说《禁色》，当时三岛还不过三十岁。小说中有大段的东京同性恋小圈子的描写，有俗艳廉价的装扮、有滑稽可笑的娘娘腔、也有让人先笑再哭的悲凉。那是一个远离《叶隐》的世界，就在东京六本木区的同性恋酒吧里。尽管如此，在三岛的理念深处，必定拥有不同于此的圣坛和偶像。
如果我在此强调“三岛真的是同性恋”这一观点，也是因为有些人假装不知道、另一些人还写了断然否认的文章。二十年前，我根本没想过和别人私下辩论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只是在公众媒体任由各家发表断言。一九七四年，我在欧洲完成了这本传记的写作，又因一本日本经济类书籍而重返东京。就是在那次，我第一次遇到了东京同性恋圈子中的真正的同性恋者，他找到我，想站在其他同性恋者的角度和我谈谈三岛由纪夫。根据这位三岛生前的多年好友所言，三岛尤其偏爱两种类型的性伴侣、并且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其一便是学生院里那种娇弱的斯文男孩，并且对文学有一定的欣赏品味，我们可以返观三岛的短篇小说《香烟》 ——贵族学院总是盛产这类男孩；另一种典型形象便是皮肤黝黑、体毛旺盛的黑帮流氓，《假面自白》中就有很多段落献给了这类粗犷型的男人。
但是，日本社会在这方面非常假正经，哪怕只是稍微暗示地提到三岛由纪夫的同性恋倾向就会引来轩然大波，当保罗?施奈德 的电影《三岛由纪夫传》于一九八五年面世时，三岛的家人对其中一景表示不满——扮演三岛的演员出现于一间同性恋酒吧，于是，电影没多久就被禁演了。如同电影引来口舌之争，几年之后，又有一本书问世，这次则以某种权威的姿态扳正了对三岛性向的评价。这部恢宏大作长及五百页，名为《三岛由纪夫的世界》，作者名叫松村刚，是和三岛一起长大的多年密友。该书的主要命题可以浓缩为一点：三岛由纪夫是异性恋者。
松村刚在此书出版前夕和我谈过一次，大约是在八零年下半年，他向我概述了他的研究成果，尖锐地强调说：三岛根本不是同性恋。三岛的初恋是在少年时代，但他喜欢的姑娘拒绝了他。三岛为此非常痛苦（这段不愉快的人生经历可以从《假面自白》中描绘园子的章节中窥得一斑）。那之后，根据松村刚所言，三岛为自己选择了另一种人造标签——同性恋者——这也就是《假面自白》之所谓的“面具”。终其一生，三岛都在使用这种假身份，摆出假姿态，在松村刚看来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很了解松村刚，因此，我想把他对此诠释的心理动机概括如下——第一条理由：假正经；第二条：出于对三岛家人的尊敬；第三条：松村刚是位保守的知识分子，自认为是和三岛由纪夫平起平坐的知名文人。公众对三岛性向的种种猜忌令他很痛苦，因为那都将减损三岛在政治上的声誉，而这恰恰又是三岛本人生前极其看重的事情。虽然他的这本书看起来没有给什么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对同性恋身份的辩解这一点上，但无论如何，从学术上来说，这无疑是本值得尊敬的好书。
到了一九九四年初，松村刚已罹患癌症，正在痛苦挣扎之中，我认识了他的一位密友，是个美国学者。他提及了松村刚的著作不可能定论三岛由纪夫的性向问题。这位学者深表遗憾，因为他将这本书视为松村刚致命的缺憾，因为它几乎会抹煞作者所有的业绩——多年的写作和阅历都会因此化为乌有。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接受这个观点。松村刚很清楚三岛由纪夫的为人，在某些方面比任何一个日本人都更了解三岛——包括三岛和政治家们的密切来往，甚至于能通过某些不为人所知的后门，让他直接连线当时的首相。松村刚只是不能处理好性向问题。他在这个棘手问题前的张皇，让我想到了自己年轻时代对待T.E劳伦斯 的态度。那时候，根本是不情愿去揣测任何有关他的性问题，就好像T.E劳伦斯是用木头做的似的。不管怎样，松村刚没有针对我这本书中多处指示三岛是同性恋的论据提出任何质疑。他有过私下的暗示，但没有写成文本。一九七八年，我重返东京担当纽约《时代》部门主管之后，也没有受到任何来自三岛家人的反对意见。十七年过去了，仍然没有人表示：要求我做出更正。这并不是最终的定论。这也不能说服我、令我相信三岛和森田死于同性恋者的殉情。可是，在否认“殉情”这一点上，我也有更多的间接证据能辅佐我的推测。我的间接证据和引述的言语主要来自于一名警官、和一位上流社会的夫人，我没有在文章中写出他们的真实姓名，现在也不打算那么做，但只要是身在日本社会的读者都很容易辨认出他们的身份。这位警官和三岛有多年私交，也是三岛的弟弟千之的朋友，他告诉我：三岛和森田可能是恋人关系，但他相信：你永远也不可能找到所谓的铁证。为了证实这一假设，警方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采访了好几个当时在三岛所登记过的酒店工作的服务生，并留有大量卷宗，这些服务员自然能回答出：他们看到什么人在什么时间进入了哪间客房。在很多国家，这类卷宗都是警方的宝贝，绝不可能被公开。
事情就是这么巧，我认识的这位警官恰好是专管这些卷宗的，不但愿意跟我透露个中详情，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为人也十分儒雅机智。他是介于法律和媒体之间的知情人，也担负着诸如沟通渠道之类的职责，他本身就是了解事实的一条捷径。对他来说，三岛由纪夫不是什么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也不是禁忌口实的大人物，绝不是神秘的话题。每个人都知道三岛是同性恋……问题在于，他和森田必胜在一起时究竟干了什么、并花费了那么多时间？这位警官的一席话把我带回到六十年代，他说，有一天，三岛突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要求让盾会参加警察的队伍，并上街镇压全学联的学生运动。“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警官说着，露出一丝微笑，他被三岛当时古怪的模样逗乐了。正是这位高级警官在幕后部署了整套镇压全学联造反的方案，而且最终是赢得了街巷大战的胜利——在催泪弹的帮助下。虽然当时他只有四十岁，却身居高位。作为调查对象和幕后信息来源，我认为他非常合适，甚而，他的个性中还有一丝天真。多年以后，我意识到：这位警官和所有官员一样，是乐于看到“同性恋殉情”之说在社会上大肆蔓延的，这样一来，就能分散媒体的注意力，让大家逐渐忽视三岛事件的政治寓意。
再来说说那位夫人吧。她的背景极其显赫，所谈及的内容也很让人信服。她认识三岛由纪夫已有多年。她出身在非常富裕的家庭，三岛曾经试图和她联姻。这在日本是很普遍的事情——没钱没势但才干出众的年轻男子一帆风顺地完成了高等教育，就像三岛那样，便会有机会娶到富人家的小姐。这类求婚过程中，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这位夫人（当时还是富家小姐）回绝了三岛的求婚（这也可能是她双亲的意思，就像正田美智子的家庭反对她和三岛结婚一样，后者后来成了日本的皇太子妃。）三岛由纪夫固然是才华横溢，是东大毕业的高才生，又进入了大藏省任公务员，这几乎是日本有志青年梦寐以求的终极归宿，但他毕竟还是没有留在仕途发展，这令他和别人不一样，简而言之，他给人的印象是：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疯子。所以，和这样的人结婚无疑是一种冒险，很多小姐都不会予以考虑。我的这位“线人”生性风趣幽默，思维敏捷过人，她则向我提到：曾收到很多封三岛写给她的情书。她还把这些来信拿给我看。（后来，我想，她可能就是松村刚脑海中认定的三岛的初恋女朋友，但他拒绝对此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表态。）
那之后很多年里我和这位夫人都没有再联系。她的健康状态很不好，我不忍心去骚扰她。况且，她已经把她知道的确凿事实告诉我了。她的陈述大都基于直觉，（她当然不可能像警官那样依靠卷宗来说话，但也有可能她通过她的丈夫了解到了警方所掌握的资料，毕竟，她的夫君是位显赫的政客。）她的观点是：三岛必定是深深爱上了森田必胜。她对于这件事情的直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这无疑是对“三岛不是同性恋”之说的干脆的否定。其次，她相信是森田深刻影响了三岛。这一点可谓是一针见血，触及了一切事情的核心。我们当时在一家酒店里边吃午餐边聊天，这位夫人坚信：三岛由纪夫绝不可能独自一人完成这些事情。她的观点和我的正好吻合，直至现在我也同意。三岛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但他始终都需要外界的扶持——就好像他的文学之路始于母亲倭文重的大力相助，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在文学之路上默默无闻地奋斗着，但是，是倭文重带着他的手稿四处找寻出版机会。三岛由纪夫有他的底线。切腹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不管三岛可能变得多么“疯狂”，也不管这种痛苦他最终是忍受下来了——从他末日的表现来看，他的确极有胆魄——但单独面对这一结局，这件事情是他不会去做的，因为他做不到。
高官夫人的直觉恰好吻合了警方的调查结果。二十四岁的森田必胜确实是首先提出要策划暴动的人，警方证实了这一点。森田先发制人，在六九年末向三岛提出了这一计划的构想，但三岛一开始断然拒绝了。三岛还没有作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森田的想法是这样的：盾会将会变得一无是处、百无一用，人们只会说：它不过是大作家的玩具军队（我本人也是这样想的），最后，参与盾会的年轻学生只会落得自“愚”自乐的下场。森田如此刺激三岛，将后者狠狠地触动了。到了七零年初，三岛已经无路可退，陷入茫然，那时候，三岛才第一次根据森田的意见制定了一份日程表，并决定在同年写完《丰饶之海》的终结篇。直到这时候，三岛才下了决心。他截断了和昔日故友们的所有联系，也包括松村刚，集中所有精力完成手头剩下的工作，或者应该说，是他艺术创作的极致终点——死亡、黑夜和鲜血汇集一处之地。《叶隐》就曾教导武士：如果上级玩忽职守，下级就该大胆进言，正是如此这般，森田必胜的反复规劝终于见了成效。三岛终于铁了心。他甚至不再接听朋友们的电话。一切都经由一位新任命的中介人来转达，那便是，阴郁的伊泽甲子磨。
我印象中的森田必胜只是几个模糊的片断。根据我的采访记录，我和他的见面是在六九年三月，当时我在为《时代》工作，奉三岛之邀去富士山脚下的自卫队基地探访盾会集训。当时，森田对我谈到了三岛，以及他们在一起工作，并且他（森田）是“通过三岛”才能和天皇“相连”，他心目中的天皇便是伟大的领袖，是在战争岁月中骑着白马的形象。从六九年的富士山基地，到七零年的市谷事件，这句话贯穿了始终。但是当我隔了这么多年再次回顾，我发现，每一个细节都是吻合的，每一件事情都契入了本来的位置，最终跟来的便是两人的自杀。不管多么血腥恐怖，也不管多么悲惨可怜，这个结局显然是富有戏剧性的，就好像由一个娴熟老练的剧作家精心安排的舞台剧。在人生的终结时刻，三岛由纪夫作为一个剧作家无疑是杰出卓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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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天皇必须把自己变为普通的凡人呢？
三岛由纪夫，《英灵之声》
那么，三岛由纪夫之死是否可以单纯地视为美学追求和性爱冲动呢——简言之，鲜血加爱神？我想答案该是否定的，如同我在本书中屡次点明的观点：“三岛之死”蕴涵着一些政治因素，这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解释。第一，他手持日本武士刀，一夫当关，无论谁冲入市谷基地办公室都遭到武力反抗，也只有少数几人和他正面交锋并溃败而归，就这样，他将一名四星级将军掌控于手中，以此为人质，要挟自卫队军官召集卫戍部队，列席他的演讲，并且，是一场直指宪法的煽动性演讲，这些细节都毫无疑问地指明：这是行动富有政治寓意！第二点，三岛长期以来默默接受了日本最高层政客的援助。在这件事情上，我的主要信息提供者是松村刚，他一方面是三岛的密友和崇拜者，另一方面又是活跃于当时执政党（自民党）内部的著名知识分子，因而他的话可信度很高。三岛除了自己活动之外，还通过松村刚和其他几位政坛文人的人脉网络——又如右翼保守派的石原慎太郎——才能与佐藤荣作首相内阁保持联系（佐藤首相业绩不俗，连任八年，直到一九七二年才退下首相之位），其中还包括佐藤的左膀右臂、内阁官房长官保利茂；还有一位虽然不是位居最高层，但也十分重要：中曾根康弘，当时还是个羽翼逐渐丰满、野心勃勃的年轻政客，后来到了一九七零年一月被任命为防卫厅厅长。
就好像命中注定一样，三岛事件牵连到的这几位政界名人——佐藤、保利和中曾根——当时恰好都在事业窘境危机之中，几乎是自身难保。因此，他们和三岛之间的秘密来往显然绝对不能外泄。当我在七零年八月去下田看望三岛时，注意到了政客们对他的关注。先前也提到过，这三人把电话直接打到三岛一家度假时所住的酒店，差不多有好几天都有这样的电话，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三岛并不排斥接听这些电话，哪怕致电人的意思是催促他为自民党内的保守派援助者做演讲。但在那个时候，三岛对于政客们已然不抱任何幻想了，但是两年前、也就是六八年时，事情还不是这样的，据说：六八年前后，三岛四处寻找通往保守党政界的渠道——除了政客，富商也是他寻找的目标——其目的主要是想为盾会找到资金后盾。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完全信服松村刚的陈述（我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是在信口开河），那么，三岛是将融集资金的部分任务交给松村刚负责，但这事儿谈了好几年都没有下文，就这样一直拖到了七零年。结果，在三岛决计自杀的前夕，佐藤荣作亲自亮了绿灯，指令保利直接把活动经费交给三岛——若不是直接交给他本人，那就是通过了某些中介人。松村刚说，佐藤和保利当时已在内阁办公室里签署了相关协议，决定向三岛由纪夫及其盾会提供四百万日元（以当时的汇率计算，即约合四万七千美元）的活动经费。
松村刚在他的长篇大论中涉及了很多这方面的细节，但他很慎重。人们显然会很关注那部分钱的详情。资金是否以贷款或债券的形式发布给三岛的？三岛究竟有没有接纳这些援助？他最终拿到钱了吗？到七零年为止，三岛理应还没有时机接受来自任何政客或外界组织的资金援助。一直都是他自己为盾会买单——根据我的估算，盾会这三年大约需要合计两千万、或两千五百万日元的开销，主要花费在七、八十名成员的夏冬两套制服上。所以，不管怎样，事情的关键在于：佐藤和保利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十足的热情，似乎非常渴望能把这笔数目不小的钱送到三岛手里。他们当然有理由这么做：三岛是全日本最知名的右倾派知识分子，其表态也几乎是完全公开的，而与此同时，大部分的作家、戏剧界人士、记者都是站在左派立场上的，其中不乏很多三岛的多年好友。三岛的显赫盛名、激情澎湃的活动能力、以及流利的表达能力，都使他成为政客们极愿拉拢的对象，能请到这样一个知名作家、社会活动家作为自己政党中的嘉宾、座上客——显然是很诱惑人心的。全学联学生暴动的场景依然鲜明生猛地留存在这些政治家们的记忆中，三岛本人也曾去母校（东京大学）目睹了学生和警察间的武力冲突，甚至还与左派学生做面对面的辩论。很显然，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大概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他是在和整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主流势力唱对台戏。
最后，三岛毅然迈上生命里最后的舞台——市谷自卫队总部，紧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诸如佐藤荣作这样显赫的政客立刻明确表态，且不止是否定三岛事件的正确性，甚而是猛烈地、无情地否定他的所作所为——佐藤说，三岛疯了。但也可以说，国家领导人再没有更多的动作和表态了，一致封口。可是，媒体这方面从未试图揭露三岛和政界的关联，乃至这么多年来都没有过这方面的报道，几乎是从没触碰过这道关联题。政客们遭遇到了严重的声誉威胁，但终会有人免不了被众人推选成为三岛事件的替罪羊，那只能是益田大将了。这位倒霉的大将曾经不得不在自己的办公室被突袭而来的盾会青年绑住手脚、堵住嘴巴，但一切平息后不久，他就被开除出了市谷自卫队总部，并被撤掉了官职，调至羽田机场担任闲职，薪水倒也不低。几年后，益田就去世了，到底是没有说出他知道的内情：即三岛由纪夫和军方高层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和政界的来往；要知道，在“三岛事件”发生之后，谁若挑头说出这层关系，肯定会在军界引起激烈愤慨（这种感觉就仿佛是：他们认为三岛严重背叛了军方给予他的信任）。事实确是如此，中曾根于七零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之后，很乐意让三岛带领盾会借用自卫队的军事力量进行各种集训，这就基本上意味着：三岛保住了通向国内任何军事部门的通行证。公正地来说，中曾根尚且是晚辈和下级，他是无法反抗上级、即内阁高层官员的——也就是佐藤和保利等人，他们把三岛由纪夫看成是朋友，即便自己不是公开的资助者，也不会否认三岛多年来拥有的种种特权。
现在，让我来说三岛和政界的第三层面的关联。当三岛自杀的动机被全社会舆论定论为“同性恋殉情”、并眼看着这种论调大肆泛滥、人云亦云的时候，包括警察、武装军队和政客在内的众多重量级的国家机构高层成员们其实很可能在暗自窃喜。这种舆论越强势，留给民众的思考余地就越小，也就不再会有人去深究三岛所称道的“意识形态”。在我看来，三岛从来没有严谨细致地定义过他的政治立场，其核心问题是由日本战败引发的：天皇本人的意愿在战争中只起到了微乎其微的作用；战时内阁中军队和人民担任了重要角色；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了决定日后命运的战败声明——这个声明却要让天皇本人来担当，天皇甚至不顾幕僚内部意见尚且不能统一。如果三岛曾企图在这些事实上深入挖掘，那我只能说，我一点儿都没有留意到。不过，他的中心立场还是无需质疑的：对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日本的军事冒险，天皇及其顾问负有责任，哪怕这种想法只是朦胧含糊的一个意向。三岛的这种立场是相当明确的，尤其在他所有作品中最激情慷慨的短篇小说《忧国》、在非正常文体的《英灵之声》中都可以清晰地找到这种思想脉络，甚而还有他即兴说出的名言可以佐证——“我的美学观确实有坚实的、磐石般的基础，那便是——天皇制度”。
今天，在东京老一辈的官员当中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尤其是在对外国人谈论此事时，他们认为三岛其实没有理解天皇，甚而成为一个被人们质疑其道德原则的边缘人物——这主要是针对他的同性恋倾向而言的。日本当代杰出学者三好将夫曾创建了一个专用词汇形容三岛的最后行动：“可怕的肉体宣言”，但无论如何，三岛的“宣言”是聚焦于天皇的，他的行动从本质上说是一次经典的抗议行为——抗议裕仁天皇及其幕僚。日本的管理体制中有这样的惯例：一旦灾难发生，最高层的领导人必须引咎辞职，哪怕他的作用微乎其微、或只是名义上的介入此事。有一种说法是：裕仁天皇就曾经三次承担了这种“负责人”的角色（在四五至四六年、四八年和五一年），但很少有和三岛由纪夫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认为：天皇理应弃位、让长皇太子明仁（即今天的天皇）登基。据我所知，三岛从来不曾暗示：他认为裕仁天皇应该弃位。他对天皇的评论意见是与众不同的，他针对的是天皇放弃神权、并宣布从此之后天皇的后代子孙都是凡人一事，三岛就曾在四六年的元旦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天皇必须要变成凡人？”，他这是在回应美方对日本的压迫，因为一旦宣布放弃神权，就意味着否认，否认成千上万死于战争的日本人是为天皇而牺牲的，因为至少从名义上说，他们是为天皇而战。
即便时至今日，在日本也无法透彻、公开地争论这个问题。我曾提到过的朝日新闻社的记者深代淳郎，就曾忠告我要谨慎地写这本书，他说：“天皇是终极的禁忌之题。”他还说，他不能就帝王君主问题自由自在地发表言论，他所在的报纸也做不到。裕仁是全世界、也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个享有过神权的君主。即便在他于一九八九年去世、明仁即位后，日本各界还是对天皇的话题讳莫如深。三岛触及了这个禁忌图腾，因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了某种禁忌之题，我相信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解释了——为何三岛由纪夫一直能够激起全民的兴趣，乃至到新世纪来临，依然有人好奇不减。
4
自杀总是无需思量才能完成。
赛谬尔?约翰逊 博士
很多人都能轻松地看透他人，却看不清他们自己。而在三岛由纪夫这里，却是逆反地看透。他就是他自己最重要的命题，他也比任何人都清楚降临在自己生活中的命运将是什么。自杀前不久，三岛曾与文学界前辈石川淳见面，虽然后者儒雅的个性和三岛截然不同，但这不影响他们成为朋友。在这次会面上，三岛说出了恍如预言般的一席话：“我走上舞台，期待着观众会流泪，可是相反，他们会爆发出阵阵笑声。”当他在市谷总部向年轻士兵们演讲时，发生的恰恰就是这样一幕。有一个资深报业人士，阿尔文?E?卡里森 ，有一次对我说，假如再拍摄一部记录三岛一生的电影，“那就必须在电影结尾片断拍摄士兵们的狂笑，最后一个淡出的镜头就该是他们大笑时的嘴巴的特写。”也许，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三岛就是有直觉：自己会被嘲笑，就好像他是个小丑。
这，便将三岛推向了末路——他是多么担忧后代啊！他一直忙于表达，直至生命最后的时刻。约翰?内森 也撰写了一本三岛由纪夫传记，（内森的传记涵盖了更丰富的三岛早期生活、早期创作的素材，我们的两本书是互补的），书中记录了三岛留给家人和朋友的遗言字条，上面写着，他将“身为战士”而赴死，而不是以作家的身份。三岛写了一些遗书，由瑶子夫人寄出的，信是寄给哥伦比亚大学两位教授的：伊凡?莫瑞斯，唐纳德?金。媒体上曾摘引了三岛写给伊凡?莫瑞斯的遗书的片断，提到了阳明学派、以及他发自内心的对文武两道的虔诚追求。三岛自始至终都在努力工作，想让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日本文学研究界的权威人士站在他的一边。
六十年代中，伊凡已经结婚了，曾多次前往东京访问，他才识出众，风格优雅，这些都自然引来三岛的关注，更何况，早些年前，莫瑞斯完成了《金阁寺》的英译本，在他心目中，这是三岛最杰出的小说代表作。我可以想象伊凡收到那封“自杀通知信函”后的反应——当然，他并没有亲口向我描摹当时的心境，遗书直接寄到纽约河畔大道的莫瑞斯公寓，信件在“三岛事件”发生后数日才抵达伊凡手中。那该是多么错愕惊诧的时刻！大约四年后，伊凡才借由另一本著作抒发了当时的心情，那已是七十年代早期了。书名叫作《败者的尊贵》，篇幅很长，是对自古至今的日本英雄观作深入研讨的学术书，而最后一位被研讨的民族英雄便是三岛由纪夫。莫瑞斯在该书前言中专门阐述了对“三岛事件”的定位：那完全契合了日本民族的英雄传统，即与命运抗争、但只会终至可耻的失败。莫瑞斯将日本历史上的诸多英雄人物与西方历史中的英雄典型完全区分开来。西方历史中的英雄业绩包涵某种世俗化的、被公认的价值，即便他们死了，也总有一些“了不起的东西”在盛名下永存。但日本民族的英雄却失去了一切——家庭、朋友、财富、声望；其死亡不止是肉体的死。对英雄的赞同和赏畏则姗姗来迟，有时是迟到几十年、有时甚而是几个世纪之久。
三岛死后，至少——几十年过去了。但他仍然没有、也从来没有赢得日本国内的认可，在日本之外的任何地方也一样，没有人把他尊为英雄，也许惟一的例外就是伊凡?莫瑞斯。伊凡于一九七六年突发心脏病去世，当时他正在意大利度暑假。如今的日本人即便能够认可三岛由纪夫的声望，那也是出于某种勉为其难的立场。右翼极端份子（也包括狂热份子，或是两者兼有）每年都会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张贴海报，诸如在东京地铁的进出口，并且，海报总是一个样儿——三岛在市谷总部阳台上高声演讲的照片。同样，我的日本亲家也不能接受三岛的这种做法（我的太太是日本人），我的朋友们也不认为他是英雄。他始终被认为是个困惑重重的男人，固然令人难以忘却、也根本无法漠视他这等重大的存在，但人们就是不把他当英雄看待。
早在莫瑞斯完成他的著作之前，当我在七四年间埋头专攻于这本三岛由纪夫传记时，也遭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该如何定位三岛的地位？英雄？或是，不算英雄？为了释怀我心中的忐忑，我向很多人咨询意见，许多比我对日本更有见解和亲身体验的前辈们，他们的专业研究覆盖了日本三十年代、以及战后时期。要知道，战前的日本、和战后的日本简直有着天壤之别！而三岛的一生就跨越了这两极的巨变，因而他在战败后曾说过，自己的一生被“切成了两半”。若没有针对三十年代的第一手材料、没有像理查德?史托芮和雨果?拜斯那样拥有丰富的日本社会体验，是否可能对三岛由纪夫作出精准的判断呢？我不太相信有人真能做到。伊凡?莫瑞斯并不太了解当时的情况，缺乏第一手材料，但如果是我和三岛共同的好友，且曾经在东京生活过的人也许就能做出更明晰的判断。接受我咨询的这位好友是——约翰?皮尔斯爵士 ，他是当时驻日的英国大使。
通过皮尔斯爵士、这位东京常住居民的描述，我恍如身临其境——东京市中心皇宫背后的半藏门区就是富丽堂皇的英国大使馆所在地。爵士告诉我，每当裕仁天皇要出行，皇宫里的仆人们就会分散在街道上，在地面上铺洒一层洁白的细沙，减免尊贵陛下所乘坐之车辆因触碰凡间尘土而受到的玷污。天皇一行人之前，是无数便衣警察，他们的职责之一是确保每一扇高处的窗子——也包括英国大使馆的窗子——全部关闭。不得有人探头观望或俯视天皇的容颜。三岛会选好位置，以期和天皇保持任何一种形式的关联，这一点，皮尔斯爵士甚觉纯为愚蠢之举，或者该说是冒犯君主的罪过，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爵士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谈下去了。他很喜欢三岛的小说：《宴后》，但除此之外的作品，爵士都喜欢不起来。《宴后》之所以会吸引爵士，是因为崭露了某种幽默感，而这正是三岛大部分作品中所缺乏的。这便是一位老派人士的观点，而我在一旁诚恳聆听着。我没有必要同意他对三岛作品、抑或三岛自杀事件的看法。于是，皮尔斯爵士径直谈到了一个主意：为什么我不直接去京都呢？在那里，我可以去找他的一位老朋友——一位高僧住持，也许，他能在三岛问题上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呢？
看起来是个好主意。拜访高僧，同时还能让我询问一些有关阳明学、新儒家的哲学道义，三岛曾在《丰饶之海?奔马》中长篇累牍地加以阐述，甚至在给莫瑞斯的遗书中都再次强调。因此，我想我应该找寻其他的渠道——除了三岛以外的渠道——多了解一些阳明学，据我所知，三岛并未在这方面有切实深入的研究，但我的朋友深代淳郎却曾确信无疑地对我说：阳明学是解开三岛思想之谜的三大关键词之一。皮尔斯爵士很慷慨地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给京都的这位高僧友人，很快就得到了反馈，定下了拜访的日期。
那是一九七二年春天一个美丽的下午，我抵达了那座悠久的古寺，寺庙外连着一个满目绿苔的小花园，矮墙逡巡长达几百米，黑瓦屋顶在绿树掩映间只露出一半来，古朴的大门静静闭合。庭院里，玲珑的小池塘比比皆是。
就在我走向目的地的时候，我突然猛然醒悟：“三岛之死”这整场恶梦已经牢牢占据我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如果我需要一把解密之匙、让我能打开他思想的秘藏，那也等于说是在自我解救。我必须去了解更多，必须弄明白——这场灾难到底是如何爆发的？
“那就是说，你认识他？”这位禅师个子中等，走进铺有榻榻米的小房间，我在那里已等候了一会儿，他的赤足静悄悄地滑行一般前进几步，就好像是能乐剧中的动作，只不过是没有戴面具。“你是如何看到三岛的？你们有通信吗？”
这时，一个年轻英俊的小僧人进屋来，手里端着托盘，盛放着两只古朴的茶碗，深黑褐色的碗身上间杂有许多不规则的斑纹，茶碗看起来相当沉重，质朴得就好像一段老树桩。
“对不起，”我打断了一下，面对着放在我面前的茶碗，无助地问道：“我知道，按照茶道的规矩，我必须把茶碗转三次方向后才能喝一口。但是，到底是往左转、还是往右转？”
“别洒了就行。”禅师这样回答我。
当！他的话恐怕就是传说中的“棒喝”吧，专门打在那假装潜心冥想、实则困顿瞌睡的小沙弥的后脑勺上。
我们喝着各自茶碗里被打出小泡的浓茶。
“唔，他的事情，我感到很遗憾，非常非常遗憾。”大师开口了。他的英语很不错，只有微弱的日本口音。很可能大师以前曾在剑桥就读。
“我很希望他能先来找我，”他接着说，“也许我可以帮到他，只可惜，他太着急了。”
“他太着急了。”大师重复着前一句话的末尾，似乎想要稍稍予以强调。
房间里寂静无声。榻榻米仿佛绵延到了上百米之外。我们坐在一片简洁之极的平原上，这是很恰当的形容，平原之上只有一阵微风轻轻抚过。茶道奉上的绿茶是不可牛饮的，每个人都得斯文地、缓缓地喝上一口，抚慰空荡荡的胃。
那么，三岛是“太着急”了。
这是一个严苛的判定。我根本没预料到听到这样的措词。我也不知道自己期盼听到什么样的评语，但这种批评确实是我意料之外的。在日本，“着急”是你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太过着急”则等于说：太、太不谨慎了，毫无预备，有欠周全。三岛就是如此这般的“太着急”。
静默。禅师坐在我的对面，我们之间除了榻榻米之外别无他物。他的和服垂荡在盘起的膝盖上。在我的听力所及之内、大约两米开外，那个年轻的僧人安静等待着新的指令，我看不见他。三岛自杀的时候，那些自卫队的军士们也是如此近在咫尺。三岛着急地一往直前，他们没有任何意念能够阻止他。
可是，他有必要那么“着急”吗？我把这个疑惑留给了自己。这种静默……
“你刚才提到了阳明学？”
大师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他提出了这个问题。那是张冷漠的脸，褐色的瞳孔发出澄净的目光。和服依然静静地搭在他膝头，他的双手拢在袖笼里……
“阳明学很接近禅道。”他接着说，“'知行合一’，就是这点，你可能也知道。”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三岛曾这样概括阳明学派，这时，这句话就泛影于我的头脑中。僧人的信条。光是知道早上要扫地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早上五点就挥动扫帚，把地扫了。
看来，我告辞的时候也到了。和高僧的见面当然是有收获的，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这位僧侣是严肃看待三岛事件的。他还找到了毛病所在：三岛操之过急了。三岛从不曾深入地研讨过佛学，只是在撰写《丰饶之海》时因情节所需而不得不热切关注这方面的知识。无论如何，这位高僧没有简单地视其为“疯子”、或是出尽洋相的小丑——毕竟，在东京，可有不少人都是这样想的。当我坐在开往东京的子弹头列车里，我感到，这才是公正的表态，我自己也要严肃地看待三岛自杀的事件。
还是用那个精辟的比喻来说吧，在名为三岛的那幅“灿烂华丽的马赛克拼图”中，阳明学是最后一个影响三岛自杀的组成部分。另外两个元素：同性恋和天皇崇拜，都早在三十年代晚期、四十年代初就影响到三岛了，那时他尚在青春期；直到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后，差不多在六十年代晚期，阳明学派才对他产生了强大引力。在《丰饶之海?奔马》中，三岛仰仗于对阳明学派的阐述，解释了右翼青年阿勋决计刺杀官僚的思想源泉。现在，再三岛自杀后，我再看这本小说，显然比初读时越发感到触目惊心了，最主要的时：我被其中的挚恳所打动了。
纵观日本的古代历史，便能看到这种倾向：日本人善于从中国引入新思想。阳明学派作为一种新儒家思想，也不例外，是从中国王阳明而来。当时的日本就仿佛十六世纪的英国，涌现了不少革新派——当然，不止是三岛由纪夫一人，还有很多激动人心的例子，比如说：十九世纪早期的大阪地方官大盐平八郎就曾揭竿而起，带领暴动的乡民去找暴利商人讨粮，结果以失败告终。三岛就很欣赏这位大盐君。
“身体是个注满真空的花瓶。”三岛自杀前来我家做客时，曾这样说过，“大盐平八郎触碰到了那种'空洞’，所以死了。”三岛自己亦是如此。
5
人类种族的真正历史就是人类的情感故事。与此相比，所有其它历史——哪怕是经济史——都是虚假的。
E.M福斯特
“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同样是人之共性的故事。”艾里斯?欧特戈 曾这样写道：“当描绘一个人的激情、弱点、怪癖等特质成为传记作家的任务，而作为被撰写的主题人物的特质并不可见于普遍性戏剧中，那他的著作将会极其单薄。”也许我并不算特别熟识三岛由纪夫，因而不至于能将他所包涵的“人之共性”披露出来，但，且让我一试。
他令我感动。不止是因由他的文学作品、还有诸多的所作所为都深深触动了我。埃兹拉?庞德 曾在书里表述：艺术家的生命总会有所“残余”，这并不能在艺术作品本身中找寻到，但却是至关重要的内容。对我而言，三岛由纪夫代表着“消失的日本”，这一概念曾见于他晚期的言行表态中。我这不是在暗示武士道，而是另一些曾存在于战时、而后消失不见的某些内容。今天的日本繁荣昌盛，显示出几十年辛勤劳动的丰硕成果。但是，这个国家的基点却已模糊，以至无法感知。三岛的密友、作家安部公房也曾在自己的短篇小说《燃烧的地图》的介绍小文中描绘过相同意义上的“权威之真空”：“在这个城市里，我们有有一个巨大之极、漂流不定的容器。让我们称之为'迷宫’。在什么地方，一定会存在一座栈桥、一个发动机房。可是，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三岛由纪夫和安部公房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都感知到日本正在随波逐流，逐渐失去控制。三岛在这种大浪中，任由自己陷入迷狂。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便是日本的“人之共性”。多年来，他通过写作和各种言论，不断地释放危难信号，直至死亡的那一天。
一九六八年夏，三岛已经在写给我的信件中提到：朋友们对他说，要想摆脱文学事业之窘境，只有自杀才是惟一的办法。看这样的信，可以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你可以说：三岛这个怪人有麻烦了，他显然是处于病态，诸如此类。但是，另一些日本人则会说：这整个社会都在病态之中。三岛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预料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危机就隐伏在他所生活着的这个社会里。追溯到六十年代中期，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东京举办，这个国家处在创意迸发的状态。突然，日本人仿佛被冻结了一般，因为全世界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他们！不再有重大的运动、不再有言之有物的小说、也不再有独一无二的艺术。创造力的沙漠就这样出现在日本人面前，而曾经，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艺术气质的民族之一。赝品也就层出不穷。服装设计师们摆出世界顶级艺术家的姿态。建筑设计师们则自认为是雕塑家。可是，如果我们回过头去观望古代的最大创造、就比如说是京都的桂离宫，必会惊叹——日本人的能力竟会如此惊人？而现在呢？三岛高瞻远瞩地、预见了不远处那潜伏着、伺机爆发的灾难。
他是不是如众人所说的——是一个极端的右翼份子？他当然是了！我向那些存有疑问的读者呼吁：首当其冲，请参阅我撰写的关于盾会的报道，跟踪记录了三岛狂热的政治幻想，报道登载于日本媒体和国外媒体，这些文章从来没有引发异议。但是，归根结蒂，相比于他的狂热政见，最终感动我至深的，是我们的友谊。三岛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在一九七零年十月四日，他似乎在为自己写下警告：“世界的终结”就要到来了。我看到这封信，立刻意识到他会去自杀，我也想得到：是用怎样的方法自杀。他是一个很骄傲的男人，决不会信口说出不加实践的废话。在最后的“可怕的肉体宣言”中，三岛大声叫嚷，其实只是想获得一个答案：我们的国家究竟代表着什么？他企图在《丰饶之海》中表达的是描绘一副题为“现代日本”的景象——犹如全景镜头。如果他在此失败了，也就更没有别人去尝试了！
在终结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思绪不禁再次回到往昔——我始终都在努力，试图理解他的死亡——我想起了三岛一九七零年九月在我家吃饭时的一幕，想起他准备慷慨陈词时露出的古怪的表情。他冷不丁地宣布：日本，注定了会衰灭。为什么？这个国家正在遭受来自“青蛇的诅咒”，因而不得不忍受折磨。这番话回响在我的脑海中。我几乎又听到了他的声音，听到他带着日本口音的口齿：“青咝——蛇”，气息在唇齿间嘶嘶作响，跟来一个拖长的元音，“蛇——”。在日本，据说蛇是吉兆，但翠绿色的青蛇却相反，象征着厄运。青蛇的意向在三岛的文本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现，“邪恶的象征”，就仿佛后来玛格丽特?尤瑟纳儿 所论述的那样。
“我希望他当时能选择'活下去’。活下去是'更艰难的道路’。当他坚持己见、命令盾会另外三名成员必须活下去、见证他和森田死于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后，再能见证盾会之理想。而我真希望，他能选择那条更艰难的道路。”
亨利?斯各特?斯托克斯
东京，日本
一九九九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