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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屋村原文地址：香港公共屋村的制度分析作者：filwu香港公共屋村的制度分析2006-12-23 21:04

二战之后，香港的居民大多居住在旧时楼宇和在山边或空地搭建的寮屋中。1953年圣诞节，石峡尾的寮屋区突发大火，并波及周边的聚落，致使5万多居民流离失所。为了安置灾民，香港政府在深水埗一带兴建了一批临时性的简陋房舍。与此同时，政府于灾场原址兴建了多层混凝土大厦，即第一代政府公共住宅，每户支付月租金14元即可居住该永久性居所。此项保障措施受到了香港市民的广泛欢迎。

香港政府于1954年专门设立了“徙置事务处”负责迁出居民的安置事务，并正式推出“徙置计划”，以安排受天灾、市区重建影响而无家可归的人士入住租金低廉的“徙置大厦”；同时成立了屋宇建设委员会，建设租金较高但设施较好的住宅给月收入400元或以上但无力承担私人住宅租金的家庭。此外，当时的房屋协会借助政府在土地价格方面的补助而得以提供廉租住房给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家庭。符合“迁出安置”条件的家庭都得到了相应的安置。

然而，有许多月收入在400元以下的家庭因不具备迁出安置的资格，或者不能申请屋宇建设委员会及香港房屋协会的住屋，仍然在旧区内楼宇破旧、面积狭小、租金高昂、与他人共享厨房及厕所等设施的恶劣环境当中居住。为此，香港政府于1962年推出“政府廉租住宅计划”，专为这些家庭解决基本住房需要。廉租屋村（公共住宅）由工务司署设计及建筑，落成后移交屋宇建设委员会，由该会代香港政府负责其租约及管理。从1962年至1975年，香港共建成16个政府廉租屋村。1973年4月，香港的徙置事务处及市政事务署屋宇建设处合并为房屋署，屋宇建设委员会改组成为房屋委员会；房屋委员会接管了所有政府廉租屋村并全部被称为“公共屋村”，而香港的公屋发展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为了保障普通市民最为基本的居住条件，香港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对第一代公共住宅（第一型大厦）进行了设计改良，并陆续改建了第二至第六型大厦。为配合房屋委员会的成立，香港政府于1969年发布《政府廉租屋村》手册宣传廉租屋计划，同时介绍了位于牛头角的廉租屋村作为建设的样板（建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的住宅）。

政府一贯重视众多中低收入市民的居住问题，通过连贯而合理的住房政策有效地保证了廉租房的建设、分配和管理。虽然政府建设公共住宅的资金支出庞大，财政负担也日渐增加，但是，由于能够合理地分配各项公共资源，不受经济收益的驱动，同时还为多数人提供政府补贴住房和世界级的公共卫生保健体系，使得社会成员能均等地享受到社会整体经济进步的成果，并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保持了社会公正性和一定的社会资源效益。香港的公共住宅建设支撑着社会中下层民众最为迫切的民生需求，这是香港社会发展的必要基础，也是它的骄傲，政府因此获得了社会基层的普遍认同和支持。

随着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经济发展起飞，不少市民的收入虽然超出了申请公屋的标准，但仍旧无力负担购买私人楼宇；同时又有部分居住在公屋内的家庭收入增加，政府就鼓励此类有条件的家庭选择购置商品住宅，希望协助他们自置物业，令公屋能腾空给有需要的家庭。为了协助这些家庭置业安居，香港房屋委员会在1978年及1979年分别推出了“居者有其屋计划”及“私人机构参建居屋计划”，以低于市值的价格提供出售单位。这项计划的实际意义与经济适用房建设相类似，使得一部分中低收入的人群能够在经济状况随经济增长而发生变化之后，有能力选择符合其基本居住需求的居所，“居者有其屋”成为了一种具体的社会行动而不是单纯的口号。据目前的统计，有50%以上的中低收入民众可以通过公共住房体系来解决住房问题；而按照香港房屋局承诺，到2007年有70％的居民可拥有私人居所。

香港于20世纪80年代制定并启动了公共屋村扩展重建及整体重建计划，按照计划，所有政府早期建设的廉租屋村将会陆续得到更新，其居住环境和品质也将进一步得到提升。

由50余年来的香港推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廉租房制度的经验和改进工作，可以看到，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并不是抽象的，而必须是建立在具体的标准和准则、把握完整的基础数据和信息之上。由政府加以引导和推动，以使该项制度能够符合并维护着中低收入居民的利益。香港的公屋和廉租房制度一直以来保持着延续性和一贯性，首先是开展严密、详尽而及时的申请人统计和调查等方面的工作，保证了申请入住资料的准确性，只有这样，才能为完善此项制度奠定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工作基础；其次，是设定适宜的申请程序、准入标准，申请者的资格受到严格的监控，同时配合以严格公平的轮候申请登记制度和公屋退出机制。这些规则和程序都是透明而畅达的，政府会定期向社会公布相关的信息并能够将其直接传递给所有的居民。

多年以来，香港政府根据地区经济、社会、人口和建筑质量等方面的实际情况适时安排制度导向，调整政策的部分细节，以适应发展的需要。在今天的香港，尽管居住在政府公共住宅之内的中低收入人群仍然只是处于生活的基层，也只能够接受相对较低的居住水平和现实的建筑质量，但是他们并不缺乏良性的安居预期和基本机会。当人们寻求自己安身居所的时候，就自然会带有稳定平和的心态和对于法制及规则的信赖，并相信依靠制度、规则和统筹管理能够获取公平的结果。从根本上看，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没有过度的居住危机。

为了让每一位居民能够根植于社会的土壤、享有平等居住的机会，并使每一个基层家庭和每位微不足道的普通居民信赖于透明的社会规则和政府为之所做出的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起，香港房屋局开始实施资助房屋计划，协助特定收入范围内的市民自置居所，以及为无法负担其他类别房屋的市民提供租金合理的公共租住房屋。香港政府实施的高福利制度、廉租房的城市规划理念和建设机制对中低收入人群所做出的保障和倾斜等，实际上都起到了“扶贫与救助”的作用。

香港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配合多个新市镇进行开发建设的同时，公共屋村的建设也随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现在，在九龙各地的地铁沿线分布着各个时期香港政府建设的公共屋村，其中很多现存公共住房的外观虽已陈旧，内部设施条件也较简陋，居住人口密度也是相当的高。但是，由于香港政府多年连贯的资金投入，大部分旧有的屋村和建筑物得以更新和改善，通过旧屋修缮、增添设施和环境美化等具体的事项，为继续居住的居民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稳定了社会基层成员的情绪和信心。政府一直以来所做出的承诺和长期实施的高福利政策，使中低收入人群聚集地区的居住环境得到了积极的改善，社会生态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些，都应该成为今天内地各个城市借鉴的榜样。

政府所规划建设的公共屋村的区位布局以及交通设施的建设，首先考虑到的是为居住于此的中低收入居民提供出行的便利，交通系统的规划和安排，首先要满足的是聚居地区中的那些只能依赖公共交通工具的人群使用。其首要的原则是，强调该地区应该具有便捷的交通和对外的联系，交通枢纽和转换节点将安排在公屋区的近旁，方便转乘、保证效率。其次是通过完善的、多层次的交通系统，将公共交通网络通达、延展到每一个居住区。由于有多种交通组织方式可供选择，因此，多数廉租房居民的日常交通成本并不高。

城市的交通枢纽或者节点，也往往会由于汇聚人流而成为商业的聚集地段，商业设施通常会追随大量的人流。而分布在交通节点附近的小型商铺和营业点，不但居民得到了方便和实惠，也为当地的部分居民提供了工作机会。在公共屋村的周边地段，安排商业、医疗、官立学校、体育、休闲、宗教场所、公共广场和绿地等配套设施。公共屋村具有自身的独立用地并与附近的其他商品房住区自然地划分开来。

香港政府公屋的规划布局都属于高密度和紧凑型的，此法有效地节约了土地成本和各类市政管线成本。公共屋村的公共服务设施及功能完整、齐备，所提供的设施能够得到平等的使用，环境强调社区领域的可达性和公共利益。大多数的公共屋村都具有街道干净、绿化成熟、生活物价低廉的居住环境，平民化的商业设施能够提供平价的商品，并安排有就业辅导等相关机构。

社区的服务中心和办事处可直接面对居民，医疗卫生机构设置在住区之内，为居民诊察一般性的常规疾病免除了高昂的医疗费用。社区内的卫生服务机构往往就安排在住宅的底层，便于居民就近利用，其系统健全但不会过多的占用建筑面积，且不事张扬，具有很好的亲和力，从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聚居形态和稳定的社会结构，公共的空间和设施成为了居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少的公屋区，都会安排一些单位作为高龄人士居住用房以及中度弱智人士的宿舍等，由此体现了社区的普世关怀，也使得社会保障设施能够直接在社区内发挥作用。

香港廉租房的规划设计简练、居住空间实用、建筑材料朴素，因此建造成本也相对较低。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公屋楼宇的年龄增长，政府房屋委员会便着手制定了修缮计划，将分期实施廉租房的维修改造。由政府主导推行，本地区内居民住户组织起来的互助委员会，与政府房屋委员会下辖的屋村管理咨询委员会一起开展了社区的建设、协调，以及公屋的维修指导和具体的维护等工作，这也使得人们有机会和管理人员共同讨论大家关注的村内问题，其下设的基层秘书处就设在住宅楼之内，负责处理或者协调屋村的运营、养护和修缮等方面的事务。目前，屋村互助委员会计划已经推广到所有的政府公共屋村。

由于近年来赴港定居的人口增加，对于廉租房住宅的需求依然迫切。为解决和保障这些缺乏谋生能力的新移民们的现实居住问题，政府更在城市外围的若干地区当中规划兴建了多个公共住宅区。这些新建公屋区内的公共服务设施更加完善，甚至还配套建设了真空垃圾压缩管道收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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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为建设廉租房的巨大财政投入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已经使廉租房本身的地位日益提升，同时，政府公屋住宅区的安全性、亲和性、公共环境、景观质量等也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廉租房原来的救急、扶贫和拆迁安置等作用，已转化成为为中低收入人群创造宜居社区的现实，并正在逐步满足他们的生活希望。

虽然，这里的建筑等级和居民生活水准不是很高，但是其所具有的平衡的品质构成和均等的居住环境，已能够使社区和谐地包容人性以及人的现实需要，很少有对弱势的偏见，也不会疏漏个体。由于存在透明的和可依靠的管理规则，居民们的心理压力较低，多以坦然的心态平和以对，社会积怨易于发泄和疏解。进入21世纪的香港，公共房屋的建设量并没有减少，反而随着人口的增加、旧有类型屋村的重建以及根据大众对减少轮候时间的期望，政府公屋的供应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数量。香港政府对于基层民众利益的关注，在丰富公共资源和各类公屋新的建设等方面所给予的土地政策支撑，正是香港中低收入人群的保障和稳定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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