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淄川人民与“还乡团”的殊死斗争
“还乡团”是国民党为实施其对占领区的反动统治，在开始向解放区大举进犯前，网罗各地外逃伪顽人员、恶霸地主、地痞流氓拼凑而成的。“还乡团”怀着对共产党和翻身农民的刻骨仇恨，在国民党的支持下，对解放区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用刀砍、活埋、投井、剜心、火烧、铡刀铡等残忍手段杀害党员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及其家属，逼迫他们倒还分得的土地、粮食和财产，犯下了滔天罪行。
1946年，潜逃到济南的国民党淄川县党、政、军、团和地、富、乡保伪顽人员中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分子，也在济南大辛庄成立了“淄川县复原工作队”。于7月随国民党军由济南东犯，分三批先后在7月下旬返回淄川，大队部设于淄川城天主教堂。“还乡团”人员中大多数是原国民党县政权中的党团骨干分子，在逃的基层政权中的顽乡、保长，作恶于乡里的地主恶霸，长期危害人民的土匪、流氓、兵痞和日伪汉奸，土改复查斗争中受到打击清算而出逃的地、富分子。他们亡命于外，心悬于乡，无时无刻不在寻机复仇和盼望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8月，“复原工作队”改名“政治工作队”，国民党淄川县长程学通兼任大队长。下设总务、宣传、军事、审讯4个股，开始了对淄川地区的所谓“恢复”工作：撤销原9个区的行政建制，改建4个区署（大区），20个大乡，推行保甲制度，并到处抓捕党员干部群众，进行阶级报复和复辟倒算活动。
1947年2月，还乡团占脚未稳，淄川再次解放。3月，全县以区为单位举办贫雇农积极分子土改训练班，培养土改骨干力量。4月，全县土改复查斗争进入高潮。8月中旬，随着形势的再次恶化，为保存有生力量，寻机打击进犯之敌，淄川县委决定，除留部分同志坚持工作外，迅速组织党政机关和部分村干、土改积极分子分别向淄东、淄西山区转移。另有一部分转移到黄河以北地区备战。18日，县党政机关主动撤出淄城，国民党军队又一次侵占淄川。这是淄川城最后一次沦陷，也是淄川人民遭受损失最严重的一次。国民党军占领淄川后，在“还乡团”的配合下，对淄川县的人民武装力量进行大肆“围剿”，同时搜捕、屠杀中共地方党政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淄川县委副书记朱光旭等不幸遇难，使淄川解放区军民遭受重大损失。
程学通回到淄川后，先召开了县议政会，重建“复原工作队”，由任立志、袁振华任副大队长，派3个分队流窜各乡镇，配合警察局编制保甲、清查户口，加强法西斯统治。各乡、保也纷纷成立武装自卫队，“军民合作站”。程学通的县政府为加紧对人民群众的残害，还成立了公审委员会，建立管制区，开始了对农村基层土改干部、民兵、积极分子及其家属的阶级报复。在昆仑乡一天即抓捕干部群众60余人，当即枪杀干部孙方田、孙维即，农会会长王兆文与其妻等人。
最疯狂的要数龙泉“还乡团”分子，他们像发了疯的狗，丧心病狂地到处搜寻土改干部积极分子和家属，在龙口的西山、西沟和响井堰等地制造多起杀人惨案。以圈子村伪乡长戚如良为首的地主“还乡团”，怀着对共产党和翻身农民的刻骨仇恨，在龙口村建立乡公所，组织“还乡团”回乡，任乡长、情报站长，到处捕杀村干、民兵及土改积极分子。他们先后将孙迎俊、冯思训等39名村干、民兵、土改积极分子残酷折磨，然后推进龙口村西的一口被水淹漫的废煤井中，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响井堰惨案”。
龙口西庄民兵车纯相，被“还乡团”分子车会修、王书良抓捕，吊在梁上，用钝刀在他身上反复穿刺，再砍掉双臂后枪杀；通讯员张元龙，被他们抓住后，施行各种刑罚，包括坐老虎凳、烙铁烙、用子弹头拔肋条抹石灰，折磨致死，又将其尸体拖到龙口西沟中再用乱石砸烂。
龙口村车传顺之妻被还乡团分子捕去，拷打之后，又将猪尿泡捣入阴户，用气筒打上气，用力往外拉，取名叫“坐假月子”。
台头村妇救会长徐德兰，被还乡团抓到乡公所折磨拷打遍体鳞伤。刽子手刘申三一边喝着酒，一边审问，并用木棍挑着棉花，蘸上烧开的油，往徐德兰身上烙，然后把棉花从她身上撕下来，再在鲜肉处搓盐，疼得她死去活来，但她始终没有说出村干转移到哪里去了，敌人无计可施就把她推进了响井堰。1948年解放后，群众把她的尸体捞上井看到，她的两个乳房都被烙掉了，惨景令人目不忍睹。台头村妇救会长徐德兰被捕去后，“还乡团”分子刘圣伦在乡公所一边喝着酒，一边用条子挑着醮了油的着火棉花往徐德兰身上触，再在撕出肉的地方搓上盐，最后她的两个乳房都被烙掉了，死后也掀进响井堰的枯井中。
圈子村年仅二十岁的戚志香，是该区秧歌队员，土改中积极执行党的政策，被还乡团从龙口村婆家抓去，严刑拷打之后，活活推下响井堰。因为她落在井下被杀害者的尸体上，没有被摔死、淹死。当刽子手们听到她在下面哀号时，将她从井下捞上来用枪打死，再次扔进响井堰。这种残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听来至今让人毛骨悚然。
台头村村民邵宗成是个老实人，就因他弟弟邵宗文是解放军，也被残暴地掀进响井堰枯井中。罗村一带人民群众也惨遭“还乡团”分子抓捕杀害，仅投入洪六煤井中的就有52人。官庄乡长周武皇一次就活埋村干部民兵7人。
田庄村妇救会长张桂英在天明寺开会时，国民党七十三军一团猝然包围田庄。她组织大家疏散，主动留下探听敌情。由于叛徒告密，张桂英被逮捕。还乡团用枪顶着她的腰部，逼她在街上扭秧歌，张桂英淡然一笑说：“你们这些狗腿子真可耻，要想让我扭秧歌，先在我面前跪上三天三夜再说!”她被关押后，一日遭数次提审，逼她供出党组织与解放军的活动情况，张桂英每次都是一句“不知道”。9月6日黎明，敌人将张桂英押出囚房，又用甜言蜜语诱惑她，张桂英将一口粘痰狠狠地吐在敌人脸上，大声斥责道：“不要脸的混蛋，给我滚开!”还乡团把她五花大绑吊到房梁上，鞭子抽，木棍打，直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又残酷地用铁丝将她的两乳穿透，牵着她游街示众。张桂英宁死不屈，为严守党的秘密而壮烈牺牲，年仅18岁。
区干部徐正德被王文生、杨太河等“还乡团”分子抓去，将头砍下来挂在西关大桥头示众；下五村公安员张振东被“还乡团”分子程先智抓去吊在梁上，用棉花醮着豆油贴到身上，从脚下点上火，烧了个半死，再在双脚上绑上大石头掀到井里淹死。
张赵村干部车洪胜被“还乡团”分子张世荣等抓捕用铡刀铡死；淄城农会干部翟杰三，被“还乡团”分子绑在梯子上用石灰水、水泥水灌死；农会委员高忠良被灌石灰水再压出来，老虎凳加到7块砖，一条胳膊被打断。
刘征村土匪杨大山与“还乡团”勾结，在蓼河区56个村庄杀害干部群众600余人，手段残忍，灭绝人性。用石头砸死叫“石头炖肘子”、将人摔死叫“打秋千”、活埋叫“干种人”、扔进水里淹死叫“水种人”。刘征村农民杨立孝的女婿王秀美在外当解放军，被杨大山知道后将其子杨善文、杨善武弄到北山用石头砸死，将王秀美之妻扔进河里活活淹死。蓼河区妇女主任吴瑞兴怀孕7个月，因来不及疏散，被杨大山捕获破腹杀害。据统计，自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初7个月时间，“还乡团”在淄川地区共杀害干部群众1900余人，绑打拘押4374人，其中39人致残。
面对国民党、“还乡团”穷凶极恶的反攻倒算，广大党员、干部、战士和群众不畏强暴，英勇斗争，不怕牺牲，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刘胡兰式的英雄——刘志霞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1948年春节过后，淄川县蟠龙区26岁的女共产党员、罗村村妇救会长刘志霞，回家乡了解敌情时被“还乡团”抓捕。还乡团头目把刘志霞吊在保公所窗棂上严刑逼供。继而又动用老虎凳、烙铁烙、皮鞭抽等种种酷刑，把她折磨的遍体鳞伤。
刘志霞的婆婆亲眼目睹儿媳受刑而心如刀绞，便大声说：“你们问我吧，我啥都知道!”刘志霞怕婆母真讲了实情，她强忍疼痛，语重心长地说：“娘，谁是咱的仇人可要记住啊!”老人知道儿媳的心意，对还乡团们说： “她不是共产党，天天在家洗衣服做饭，也不知什么共产党!”敌人软硬兼施，派与刘志霞邻居的罗村顽匪镇长出面诱降，都没有动摇她坚定的信念。
3月4日凌晨，血肉模糊、衣服被打成碎条的刘志霞被十几名匪徒押出囚房，至罗村西门。她意识到敌人要下毒手，为革命献身的时刻到了，便昂首挺胸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惊慌失措的“还乡团”匪徒们撕下刘志霞的棉袄絮塞住她的嘴，她奋力吐出，又高呼起口号来。狠毒的敌人将她推到一桥下摔昏，被河水冰醒后，她忍痛诅咒匪徒，敌人用刺刀捅到刘志霞的嘴里，将她的满口牙齿敲掉，愤怒的刘志霞连牙带血吐到匪徒的脸上。敌人又残暴地割去她的一只耳朵，并将她一条腿砸断，刘志霞再次昏死过去。醒来后，她已被匪徒们拖至小鸾桥村外，推进一眼报废的煤井中，壮烈牺牲。
为了纪念刘志霞和同期遇难的同志，蟠龙区在罗家庄东莲花庵立起了一座九十二烈士碑，并为刘志霞烈士单立一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