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与桐城学派、诗派相比，从时间上来说，桐城文派兴起稍晚，但声誉最高，影响最大。桐城文派起于清康熙，衰微于清末民初，延续二百三十余年。其流行地域之广，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大部分地区，北至京畿，南达岭外，东抵江左，西至云贵，都有桐城派作家的身影，其作家人数多达1200余人，著述二千余种，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播，桐城文派在海外也有很高的声誉，因此，不论从绵延的久远，还是从影响的深广来看，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一个文学流派能与之比肩的。曾国藩誉桐城派为清代文坛盟主不无道理。桐城文派对中国古典散文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它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我想从桐城派文论思想和创作实践两方面来谈。
首先，桐城派作家在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创立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散文创作理论。著名学者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派发生关系。在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视为‘桐城派’的前驱；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时候，一般不入宗派或别立宗派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之羽翼与支流。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派为中心。”指出桐城派古文论的强大影响力，它确实成为桐城派赖以产生、发展、壮大的支柱，使众多作家在不同时期纷纷归附桐城派而形成一个阵容强大的作家集团，出现“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桐城派文论最大的特点是“与时俱进”，“因时而变”，不断地创新求变，充实提高，使文论体系的严密性、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达到前人未曾达到的高度，扭转了古典散文的道本艺末的文学观点，实现了散文艺术的审美艺术价值。桐城派的文论发端于不在桐城派三祖之列的戴名世，但他的文论主张对方苞乃至后人启迪很大。他主张为文要“率其自然，行其所无事”，把“率其自然”当作文章的最高境界，强调“修辞立其诚”，作文要道、法、辞三者完美合一，对文章审美要素，提出了“精、气、神并重”的要求。方苞则明确提出以“义法”为中心的散文理论，为桐城派的文论奠定了基础。“义法”说也因此成为整个桐城派文论的发端和纲领。“义”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法”指艺术形式，强调“言有物”、“言有序”，要求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值得一提的，方苞虽然把文章思想内容放在首位，强调为文要先为人，但最为专注的还是“言有序”，提出为文“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精光”，要求古文用辞力求典雅、古朴、简约，即桐城派所矢志追求的“雅洁”。刘大櫆对方苞的“义法”说有所突破，在强调“义理、书卷、经济”同时，十分重视神气、音节，他说：“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先立神气以为文法的最高妙处，然后求神气于音节，再求音节于字句，给人们指出了为文之法和学文之径。他还认为文章贵在品藻，将“品藻”作为由“神气”、“字句”等表现出来的文章风格。他特别指出“文贵奇”、“文贵大”、“文贵简”、“文贵疏”、“文贵瘦”、“文贵华”、“文贵参差”、“文贵去陈言”等审美要求。这种对文章风格的重视与辨析，表明刘大櫆已突破了方苞单纯以“义法”论文而仅提倡“雅洁”文风的倾向，摆脱了以文学为经学和道学附庸的束缚，肯定了文章自身的审美艺术取向，是对桐城派文论的一大发展。姚鼐的文论思想具有集大成的特色。他不仅继承了戴、方、刘的文论思想，更从自己所处时代的新学风气中汲取了完善散文创作的合理因素，进行了全面地总结。他坚持“义法”说的基本观点，但指出方苞“只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相济”的治学为文主张。他在汉学盛行之时，独排众议，不废考据，力主汉宋兼容，克服宋学空疏，足见其包容之心，尤为难得。他继承刘大櫆“神气”说，进而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八字主张，就古典散文的艺术特征来说，“神理气味”为“文之精”，是抽象的内在东西；“格律声色”为“文之粗”，是具体的表象的东西。姚鼐的“理、格、律”亦即方苞的“义”和“法”，姚鼐的“神、气、声”亦即刘大櫆的“神气”、“音节”、“字句”，而“味”和“色”是姚鼐的新发展，它是指文章的风味、韵味、兴味和文章的辞藻、文采，增强文章的品位和艺术魅力。姚鼐在文论上另一大贡献是他的“阳刚”、“阴柔”风格说。他在《复鲁絜非书》中，将千姿百态的文风归结为“阳刚”、“阴柔”二端，指出了文章的风格与作者个性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强调了“阳刚”、“阴柔”的相辅相成，虽各有“偏胜”，但不可“一有一绝无”，也就是说，阳刚与阴柔作为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刚柔相济，才算完美。姚鼐的文章风格论不仅在当时文坛别树一帜，而且在中国整个古典散文理论发展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对今天的散文创作仍有指导意义。
姚鼐以及其门人方东树、梅曾亮、姚莹、管同、刘开相继去世，桐城派面临着与清朝国运一样的衰落的局面。曾国藩接桐城传绪，出而振之，成为“桐城中兴”之主，提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的文论主张，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为体，经济为用，再加上考据多闻，文章内容不但充实，而且显豁晓畅，从而改变桐城古文在继承者手中已显露“有物之言则少”的“空疏”现状，达到救弊振衰的效果，将桐城派的文论扩而大之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里还要特别提及的，后期桐城派作家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戴、方、姚诸家文论尚属零篇散论，多为即兴之谈，刘大櫆的《论文偶记》虽有精义，也非全面的系统的科学著作，而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是一部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著作，与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合璧，前者为桐城文派的文章学，后者为桐城诗派的诗歌学。桐城派传人、著名学者吴孟复先生说：“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在文学上尤为巨大贡献”，可“与《文心雕龙》比美”，“是我国的‘文章学’专书，迄今还没有另一部可以代替它。”姚鼐说：“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通观桐城派文论，可以看出，不论戴、方、刘、姚，还是曾国藩及其门人都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使桐城派的文论思想不断地得到发展与提高，丰富与完善，为中国古典散文理论作出巨大的贡献，乃至今日为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其次，桐城派作家创作了丰富的散文作品，且不乏传世名篇佳作。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天下高文归一县”之美誉。公正地说，从整体上看，桐城派的作品虽然没有超越唐、宋古文运动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如若将元、明散文作为参照对比，无论在审美趣味的广泛，还是艺术感觉的新颖，亦在表现手法运用的多样性，都超越前者而跃上一个新高峰。由于桐城派作家们大抵奉行“兼善天下”积极入世的精神，所以从文章的题材上看，内容广泛，礼、乐、兵、农以及事关国计民生的，无不涉及，包罗万象。他们大多以教书为职业，接触民众，关心民间疾苦，且持之以恒，行之有素，对那些“先己而后民，枉下以逢上”的贪官污吏和清廷的严刑峻法予以斥责和揭露，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即桐城派末期，面对民族危机深重的严峻现实，桐城派作家没有一个人鼓吹投降媚敌，都能坚持爱国反帝立场，写了一大批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的文章，抒发
了爱国情怀，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敌忾。如方东树的《劝戒食鸦片文》、《匡民正俗对》、《病榻罪言》，言辞痛切，“忠愤之气见于颜色，或流涕如雨”，读之令人感愤不已。特别是“视天下国家之事，皆如己事”的姚莹，鸦片战争中在台湾道任上坚持抗英战争，屡战屡胜，他的有关台湾战争的散文，反帝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可谓一代文章，千秋风义。在新形势下，从爱国心出发，许多桐城派作家都主张变法图强，反对媚外投降，反对抱残守缺，闭关自守，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反映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如薛福成振兴工商的经济思想，吴汝纶开办新学的教育思想，林纾大量翻译西方文学名著，严复大量翻译西方人文科学著作，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等，都具有积极进步意义。从散文艺术来看，郭绍虞先生说：“惟雅故能通于古，惟洁故能适于今，这是桐城文所以能为清代古文中坚的理由。”桐城派作家长于古文的各种体裁，笔锋所至，无不得心应手，或放论时政，针砭陋俗；或评点人生，吟味世态；或礼赞山川风物；或闲叙儿女情常；或以学识见长，或以抒情取胜，为清代散文树立了典范，雅洁清新、韵味隽永。桐城派论说之文，虽乏宏博，但辞句精练，“擅长于用层次繁复的语句来表达含意深刻、难于表达的思想，即把科学语体用入文艺散文，而又保持语言的通俗性、生动性”（吴孟复先生语），不乏真知灼见，足见学识宏富，眼高识远；针砭时弊，鞭辟入里，弦外有音，正气凛然，富有战斗力。桐城派传状之文，情见于辞，品味极高。在写人物时，十分注意评价的恰如其分，不虚美，不掩恶，“不妄加毁誉于人”。刻画人物以白描生色，穷形尽相，或以细节取胜，画龙点睛，生动传神，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再现人物精神风貌。桐城派纪游之文，善于借景抒怀，再现山水，色彩斑斓，境界独出，状物达意不乏情趣，章法严谨不伤灵性，笔墨淡雅不掩风采，自有一种清新明朗的意态美，读之使人如坐春风，身临其境。
桐城派记事之文，叙事扼要，言辞简约，条贯清晰，层次井然。内容繁富而无堆砌琐碎之嫌，情节单一而无单薄之感，均富有艺术感染力。
当然桐城派作家众多，各人际遇不同，学识不侔，气质有异，手法有别，文章自然会同中有异，各呈异彩。总之，诚如方宗诚所说：桐城派“虽造就面目各自不同，而皆足继唐宋八家之正轨，与明归熙甫相仲伯。”无疑，桐城派留给我们的遗产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部分，我们应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的原则，在批判中继承，推陈出新，必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中发挥作用。二
人们不禁要问：桐城派为什么出现在桐城，而不会在别的地方？近时学者对这一“人才聚集”现象进行研讨。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桐城派诞生的地理因素。姚鼐曾说：“舒黄之间，天下奇山水也。”所谓“龙眠钟气，代起人豪”，即桐城派诞生由“地灵人杰”所致。桐城北枕龙眠，南濒大江，中间丘陵地带，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山青水秀，确实很美。她不象淮北一马平川，也不像皖南崇山峻岭。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才，桐城钟秀，养育出一大批散文家，也许因为如此，桐城派不写歌功颂德的“庙堂文学”，不写“山林文学”、“清客文学”，也不写“市井文学”，而擅长于简洁而传神的“小文章”。必须指出，桐城虽是山水奥区，但其东乡却濒临大江，与南京一水相通，舟楫来往，数日可达，十分便利。从明末起，桐城与南京之关系非常密切。象方苞家庭就早迁居南京或其附近之六合。戴名世、姚鼐亦久居南京。尤其是左光斗被推为东林党领袖后，方以智、方文、钱澄之等又都是复社首领，当时亦以南京为中心，开展活动，联系十分广泛。这就是说，桐城虽僻处群山之中，但桐城文人并不处于封闭状态。相反，他们接触较广，视野较为开阔，增长文学才干，扩大现实影响。同样，由于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外来影响较小，造成了“家崇礼让，人习诗书，风俗醇厚，号为礼义之邦”的淳朴风气，养成了桐城派作家们所独有的性格---为专心致志于古人的道德、文章而不懈追求的精神。他们或潜心与世无争的经学，或醉心载道立言的古文，所以桐城境内擅经学兼治古文的文人尤多。
其次，发达的教育造就大批人才。从明中叶起，桐城的教育就远胜他县。到了清代崇文重教之风尤盛。马其昶诗云：“城里通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民谚曰：“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可见尊师重教的氛围何等浓厚。时至今日，此风不减。1985年11月第一届桐城派学术研讨会在桐城召开，我的老师安徽师范大学教授祖保泉先生参加会议，临走我送他，他对我说：“我终于明白了桐城高考升学率为什么高，桐城派为什么出现在桐城？”我问祖先生何以言之？祖先生说：“开会的三天早晨，我都四点起床，桐城南大街、北大街、东门大街我都逛了一趟，所有临街的窗户都亮了，母亲在厨房里为儿女做早饭，父亲为儿女整理书包，难得，难得！这是最靓丽的风景线！”正因为如此，明清两朝，桐城读书人希图通过“读书---科举”而达到“仕宦”的目的。有不少人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如明代何如宠官至宰相，清代张英父子双宰相，左光斗身为名臣，官至尚书、侍郎或督抚的就更多。方、姚、马诸家或科第联翩，或文名四海，这在乡里之间自然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学而优则仕”毕竟是少数，应试不中，就不能做官，便去教书。他们在家乡教书，到外地教书，这成为文人谋生的一条路。还有那些由科举而仕官的京官，官闲俸薄，得差又不容易，于是在服官的同时，也常常抽时间去教书，不但在京城教，还请假出京谋馆，用今天的话说，算是兼职。有的干脆辞官，或作书院山长，或在学幕阅文，姚范、叶酉、姚鼐、吴汝纶等人即是。这些由科举出身的与希望子弟由科举而仕官的人，自然都不能不尊重教师。因此教师在桐城人心目中地位特别高，文人也就乐于以教书为职业，一面育人，一面治文，终身乐此不疲，形成了良性循环。出现如著名学者罗哲文先生所誉桐城“冠盖满京华，文章甲天下”的局面。第三，家学渊源与师友的提挈和鼓励。“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一般作父母的常情，而择师教子在桐城尤为看重。选择不到良师，就亲自教授子女，被称为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尤为如此。如姚鼐从叔父姚范学习古文法，而姚莹又从叔父姚鼐学古文。著名同光体诗人范当世曾写诗云：“顺康元老（指姚文然）家，乾嘉大儒（指姚范、姚鼐）系，道咸名公（指姚莹）孙，同光诗人（指姚浚昌）子。”把姚永朴、姚永概家的五代书香门第亮出来。自幼便接受家庭的教育熏陶，当然有利于成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师友的提挈和鼓励，在桐城派的发展和壮大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方苞经常欣喜地对朋友说：“如苞何足算邪？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其时方苞已负海内重望，后生以文求见者不轻面许，却独赏识、器重刘大櫆，这对刘大櫆当然是莫大的鼓舞。刘大櫆对姚鼐也是如此，写诗称誉姚鼐：“我昔在故乡，初与君相识。君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姚鼐会试失利南归，刘大櫆作序送之，勉其学习圣贤，“宜以第一流自待”，刘姚虽名为师生，谊同良友。姚鼐对自己的学生刘开、管同也是赞赏有加。方宗诚在曾国藩幕府中，曾推荐吴汝纶的父亲吴育泉入幕，为曾国藩家庭教师，又把吴汝纶的文章送给曾国藩看，曾氏“奇其文”，招吴汝纶入幕，而吴汝纶又邀萧穆同去。正因为这种师承关系，桐城派代有传人。第四，桐城派作家都具有积极入世的思想，他们不怕挫折，前仆后继，孜孜以求，积极进取。清朝统治者治国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所以文字狱不断。康雍两朝桐城发生三次文字狱。人们提及最多的是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其实还有另外两宗：即与《南山集》案并发的《滇黔纪闻》案和孙学颜麻山先生的所谓“文题”案。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孙麻山先生的“文题”案。麻山先生一介寒儒，身份低微，世人对他的文学成就知之甚少。借此机会作一介绍：孙学颜，字用克，一字尔尧，亦字舫山，号周冕，曾筑华农精舍于桐城大关麻山，故人称曰华农子，学者又称麻山先生，生平未尝应科举，淡名薄利，潜心宋学。游历四方，以讲学会友为事。先生不溺诗文，偶有所作皆性情学养之所流露，雅洁纯清，文学成就高出其同辈。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序》这样评价孙先生文章：“康熙间，桐城文学大兴，望溪长于经，潜虚（名世）长于史，而其时，潜德隐行确宗朱子之学，以期至于立言者，则有孙麻山先生，其文理正气醇，韵长词雅，才不及潜虚而高洁过之，博不及望溪而超逸过之，洵由穷理而有心得也。”萧敬孚先生在《日记》中说：“麻山先生生平学术之正，卫道之切，于今日始稍显，至今文词雅正，气象雍容，粹然儒者，于乡先辈中，亦不多见也。抑余又有未解者，乡先辈才气浩瀚，仙姿绝世，所遭文字之祸，最为酷烈，莫如戴南山先生，特其愤世嫉俗，矜心燥气，时流露于行墨之间，当时见其人，后世诵其为文，亦预知其不免于难。而先生之文，词气汪洋，酣恣飒爽，似不得与南山争衡，而简倔严重，析理精深，心平气和，皆南山所不逮，顾所遭之境，亦与南山先后一辙，此又理之所不能穷，而大造之不可知也。”方宗诚在《三隐君子传》中言及先生以文字牵连死时，只说“晚年以楚、浙之狱波累，系西台八九年，犹以存心养性为功，无尤怨之意，后竟论死。”具体事由，未及详明。亦有人言麻山先生序刊吕留良书，即“楚浙之狱波累”，牵连弃市，但无实据。多年来，我翻阅清代桐城文人书籍，亦未发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参与吴孟复先生主编《古文辞类纂》一书点校评注的撰稿，他曾向我谈起麻山先生死事，颇为详细，吴老亦说闻之于桐城前辈，未必可信，今天在这里说出来，仅供参考。麻山先生晚年游历楚浙，以授徒为生，广交文朋诗友，声誉极佳，名著于时。当地一位劣绅病逝，其子请麻山先生为其父写墓志铭，许以丰厚的润笔费。麻山先生了解这个劣绅，其人品德恶劣，鱼肉乡里，所以断然拒绝。劣绅之子怀恨在心，寻机报复。麻山先生因此离开此地，到浙江，仍然靠授徒为生。一日，麻山先生突然被县衙以“犯上”罪名逮捕入狱。原来麻山先生离开后，劣绅之子一直耿耿于怀，百般找茬，一天他终于发现麻山先生曾以“维民仰止”为文题，让学生作文，他认为找到了麻山先生的“罪证”。说“雍”字去掉“亠”便是维，“正”字去掉“一”便是“止”，“一”即一刀之意，“丶”即雍正的头，把“雍正”变成“维止”，岂不就是要砍雍正皇帝的头吗？这还了得！于是他便写讼状，送到县衙，告发了麻山先生。昏庸的县令也竟然认为“维民仰止”文题暗藏杀机，是反皇帝的“铁证”。“维民仰止”出自《诗经--小雅--车辇》，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让学生以“维民仰止”为题作文，无非让学子表达对有崇高德行的人的仰慕，即郑玄谓：“古人有高德者则慕仰之，有明行者则而行之。”不学无术的昏官竟依照劣绅之子荒唐的拆字法判麻山先生死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康、雍、乾三朝是清代文字狱最多的，所谓康乾盛世的另一面则是残酷血腥的。其时“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之触时讳者，不敢讲习。”（梁启超语）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但桐城文人则不然，尽管方孝标开棺锉骨，名世、麻山被杀，并株连众多无辜，但他们没有吓倒，没有消沉，而是前仆后继，不屈不挠，不断追求，以致出现方苞、刘大櫆、姚鼐、方东树、姚莹、刘开、方宗诚、戴钧衡、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清一代文坛巨匠，形成强大的桐城派！煊赫达二百余年，饮誉海内外。当我们读方、刘、姚三祖的精美文章时，当我们为“桐城文章甲天下”的美誉而自豪时，我们要深思一个问题：桐城文家为什么能做到初衷不改，百折不挠，孜孜以求呢？我想这是由于他们具有儒家那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对清廷“欲效涓埃之报，”就不计较个人得失，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也许是桐城派出现在桐城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三
文章千古事，品德最为高。文如其人。谈文品，还必须谈人品。因此，我想就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作一些述评。
戴名世不在桐城派三祖之列，但谈桐城派不能不谈戴名世，因为戴名世是桐城派的先驱者。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死后世称宋潜虚先生，又因曾一度隐居故乡桐城南山，世人又称之为“南山先生”。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三月十八日，出生于桐城红庙砚庄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戴霜崖以教书为业。名世幼承家教，刻苦好学，一心攻读，博览群书，学识过人，自负才华，睥睨一世，人称“狂士”。其少年生活极其清贫，但发奋用功，“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之失；但得一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加之他资质过人，11岁就熟背《四书》、《五经》，被乡里长辈公认为才子。18岁时，他用曾祖父的《响雪铭》中“不阴常雨，盛暑犹雪”的题意，撰写成《响雪亭记》，道尽故里风光，极言人情世态，成为传诵于远近的名文。迫于生计，名世20岁就开始授徒养亲。名世青少年时代，深受其祖父辈，以及博学隐士和前朝英烈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忧患意识。父亲临终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吾其死于忧乎！吾死，祸必及才，汝勿效吾忧也。”他深知自己忧患的种子已播入儿子的心中，担心日后必酿大患祸，后来名世屈死正被其父言中。名世少时即忧世嫉俗，好作不平之鸣。同里博学隐士给名世影响最大的是潘江。潘江，号木崖，尤工于诗、古文、与海内名流以诗文相交，明亡后，潜归桐城毛溪，吟诗著文，娱情山水，清廷曾两次征招，皆托故不就，隐居乡里，奖掖后学，培育人才。名世对潘江学识情操深为钦佩。27岁时师事潘江，潘江对名世尤为器重，非常赏识，倾出家中所有珍藏书籍，供名世阅读，并加以细心引导，名世如久旱逢甘露，昼夜苦读，学业大进，成为时文高手，“文稿脱手，贾人随即为之刊布以售，于是天下皆诵其时文”，因而名望日高。潘江誉其文深得“司马迁、韩愈之风”，名世亦视潘江为终生之师。名世13年的开馆执教生涯对他影响很大，其馆地一在舒城，二在桐城陈家洲，活动范围，除了馆舍，只有“数家之林，牛栏之角，菜畦之囿”，极感不得志，在沉思和苦闷中郁积起对现实的不满。由于生活在下层，对社会生活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劳动人民的疾苦产生了同情。因此，名世青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与清廷不合作的态度中度过的，并日渐树立起以拯救社会为目标的“当世之志”，视治理天下为己任，放言高论，批评朝政，臧否人物，“于当世之故，不无感慨忿怼”，为权贵所深嫉。写了如《画网巾先生传》、《杨维岳传》等古文，对清初汉人反清表示肯定，歌颂汉人反清的民族气节，更言“以杀人得天下者，终亦为人所杀”，笔锋所向，直指清廷，语同诅咒，毫无顾忌。显然他这种气节，与乡贤方法、左光斗、方以智、钱澄之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其时清朝康熙统治已经巩固，名世所为已不合时宜，招杀身之祸势在必然。名世34岁时，被督学使者李振玉荐入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其时，国内政局安定，清廷开始实行奖掖文学的政策，招揽知识分子，一方面京师人才会集，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另一方面，由于当局所谓“好士”，只不过是为其颂功歌德，这就诱使了一些利禄心熏的知识分子“习剽窃之文，工侧媚之貌，奔走形势之途，周旋仆隶之际，以低首柔声乞哀于公卿之门”，形成极坏的风气。而名世既不愿“曳侯门之裾”，因而只能“独徘徊燕市，无所遇”，过的仍然是冷落、孤寂的生活，时有“自伤”之叹。但是，他在京师却结识了徐贻孙、刘荠、王源、汪份等人，并与同里方苞、朱书等人重聚，由于不得志，常常豪饮大醉，嘲谑讥骂，使绅士们甚为忌讳；与宰辅大臣相逢，一揖之外无他语，令达官们极为难堪。而“布衣”之士却纷纷慕名相投，甚至连名动京师的颜李学派首领之一的李塨也慕名相访，与名世相互切磋经世致用之学，与此相反，当权派则对名世恨之入骨。王源说：“田有古文，同人中予所最推服。”方苞说：“当世之士，学成而并于古人者无有也，其才之可扳以进于古者仅得数人，而莫先于褐夫。”而朱书、刘荠等人更对其推崇备至，名世便成为他们的首领，名声大震。因此名世一时成为文友爱戴、当局惊惧的人物。戴名世壮年时代，交游广泛，多是有为之举。此间他曾迁居南京十年，南京是名世母亲的老家，其弟平世又久居于此。名世长方苞15岁，两人实为表亲，名世的母亲为方苞姑母，“苞素事之如母，”因方苞身在江宁而名世偏居桐城，故迟至名世初至京师时才首次谋面。名世来南京则可以朝夕相处。方苞钦佩名世的才学，更喜爱名世的古文，时时循环讽诵，揣摩体会。自己每成一篇，都要请名世圈阅点评，名世稍不如意，即自毁其稿，如此相互切磋长达十年，说名世为方苞老师亦不为过。名世寓居南京，固然是为了手足团聚，更重要的则在于实现其“成一家之言”而写《明史》的大志。长江中下游原是南明政权主要活动地区，东南各省所保留的朱明遗迹仍历历在目，不愿就任博学鸿词的隐逸之士亦大有人在，为搜集写明史资料，南京就是他最好的寓居之地。名世的大部分纪略和明人传纪，乃至一些明人遗诗的序文，多成稿于此，可见名世为私修《明史》所作的准备和良苦用心。寓居南京期间，还与汪份共同担任苏州书房选政，通过编辑、评论时文，大力矫正当时的文坛上普遍存在的雷同抄袭、生吞活剥的弊病，细心地引导士子从古文中吸收纯真、朴实的营养。其后名世在山东、浙江为学使幕僚，漫游齐鲁、吴越，对两地士子的学风要求极其严谨，确实也以自己的艰苦实践，使士子“文风稍变”，他的改造时文的主张，最终目的是振兴古文。作为一个以经世致用为目标，而又正视现实的知识分子，名世的思想自然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从内因来看，其前期思想固然有反清一面，但更多的是对封建社会弊端的不满，一旦清廷稍许改革其统治措施，表现出有志于治理国家的诚意时，名世的态度也会随之改变。实际上，名世后期作品，已少有陕隘的民族情绪，其矛头更多指向腐败无能的吏治。名世晚年确实有过归隐的打算和安排。康熙三十九年，名世均膺浙江学使姜?侍郎之聘，姜?钦羡名世才学，助名世买山之资，他又将逐年的积蓄共计6000两银子存于友人赵良冶处，并委托赵为之购地五十亩，筑屋一区，但新居落成，并未真正隐居，便匆匆地离开砚庄。名世“隐而复出”，客观上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在他返回故里的当年，康熙皇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特刻《训饬士子文》一道，督促持有异见的士子“痛加改省，争自濯磨，积行勤学，以图上进”，声称如“冥顽无知，……王章俱在，朕亦不能为尔等宽矣！”并由礼部颁发全国，且勒石于太学。名世虽身在故里，却不能不有所闻，名世经一番“改省”之后，即抱着“果有真才实学，何患困不逢年”的信心，以老迈之躯，投向“抡才大典”之门，开始了其科举道路的跋涉，此举表明他愿意与朝廷合作，为康熙服务。他于1705年应顺天乡试，得中第五十七名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再试，终于成为大学士李光地主考的己丑榜第一名进士，并获殿试一甲二名（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其时，名世已57岁了。但好景不长，时过两年《南山集》案发，名世逮捕入狱。
关于《南山集》案，不少学者撰文叙其始末，大同小异，我就所知，谈一点自己看法。
康熙五十年冬，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奏参名世。原奏文云：
“题为特参狂妄不谨之词臣，以肃官方，以昭法纪事。钦为我皇上崇儒古文，敦尚正学，训饬士子，天语周详，培养人才，隆恩典至，普天下沾濡德化者，无不恪循坊检，怀畏章程矣。乃有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翻刻贸鬻，射利养生。识者嗤为妄人，士称责为乖谬，圣明无微不察，谅俱在洞鉴之中。今名世身膺异数，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为此特疏纠参，仰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而人心咸知悚惕矣，伏候皇上睿鉴施行。”康熙皇帝得赵申乔疏，大为震怒，即下旨：“这所参事情，该部严察，审时具奏。”不久九卿议：“戴名世一案，我朝定鼎燕京，剿除流寇，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也。七十载万国朝宗，车书一统，薄海内外，咸奉正朝。皇上御极以来，轶古越今，天下人民，感戴生全义育之恩，沦肌浃髓。方孝标丧心狂逆，倡作《滇黔纪闻》，以致戴名世摭饰其间，刊书流布，多属悖乱之语，罔识君亲之大义，国法之所不宥，天理之所不容也。”据此，判为“查戴名世书内，欲将本朝年号削除，写入永?，大逆”，名世照律凌迟处死，其弟平世斩决，其祖父父子兄弟，异姓伯叔兄弟之子，俱解部立斩，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伯叔父兄之子，给功臣为奴。《南山集》案牵连的人多，方正玉、尤云鹗为《南山集》出资刻板，汪灏、方苞、朱书、王源作序，还有刘岩、余石民等人，刑部议处“照律斩决”，妻子及子女流放宁古塔。其时，王源、朱书、刘岩已死。株连入狱达三百多人，是清代最大的一次文字狱。后因大学士李光地怜才，多次出面为方苞说情，多番营救，直至康熙五十二年二月才结案。康熙开恩，将名世从宽免凌迟，处以腰斩。名世伏法，老友杨千木收敛，其堂弟辅世即从京师扶榇回里，葬于故居南山岗砚庄之南。左都御史赵申乔为什么在《南山集》出版十年后才告发呢？难道真像他自己所说与名世“素无嫌怨”吗？清人周贞亮先生道出其中原委：
“戴氏《南山集》一案，见于后世记载者，言人人殊，此记不著撰人，所载独较诸家为详，而语亦特异，当得其实。……至赵恭毅（即赵申乔）参戴一疏，赵集不载，亦见此记。而《南山集》中有《与赵少宰书》一首，即与恭毅之书，此书为田有先生为诸生时作。据老辈相传，戴为诸生，以古文负当世重名，赵极推崇之，刻集请为作序，戴诺之。未及为而出京，赵不及待，乃自作一文，用戴名刊出，戴知其事大诟，致书请削去其文。以一诸生，恃才而干冒公卿如此，其狂可想，其以此开罪赵氏亦可知矣。其后戴会试名列榜首，既负重名，士林咸以状头属之，及殿试揭晓，乃为赵子熊诏所得，而戴抑居第二。熊诏才名，远不及戴，当时颇有谓赵以贿得之者，其事甚秘，赵恐人发其事，乃特参奏戴，藉以报私怨而箝制人口。疏中声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等语，其实嫌怨甚深，特饰此语，以掩其迹耳。”清人姚永朴在《旧闻随笔》中写到“闻吾乡老辈言，编修之祸，发于武进赵恭毅申乔，盖集中《与余生书》论明亡在诸藩灭后，以为悖逆，且谓平日恃才放荡，肆口游谈。盖编修于四十八年，与赵子熊诏，同榜进士，熊诏殿试一甲一名，编修第二，或道屈，答曰：‘但恨门第不如人耳！’赵闻不悦，更以事积忤，狱遂兴。”周贞亮言名世致书赵少宰“请削去其文”，据法国汉学家戴廷杰先生《戴名世年谱》考订，《答赵少宰书》中赵少宰为赵士麟，非赵申乔。赵士麟，号玉峰，河阳人，康熙三年进士，官至浙江巡抚、吏部左侍郎，为人好名誉，与戴名世友善。康熙三十五年八月秋试，名世落榜，有南归之意，赵士麟写诗慰名世：“风流豪士走京华，声动公卿礼遇加。白璧到庭空献泣，金台市骏失名騧。君才如海终当遇，吾道常贫不用嗟。堂上慈亲知伟抱，春明到膝好看花。”是年赵士麟《读书堂彩衣全集》编订，名世亦参与核订，赵好名太甚，请十多位名人大家为其集作序，亦请名世作序，名世亦应诺，但出都还乡未及作，赵自为之序，树名“受业戴名世顿首拜识”，名世得知后，即致信“请削去其文”。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即使是好朋友，名世也不肯随意迁就，足见他恃才傲物、旁若无人的态度，而名世会试第一、殿试第二是康熙四十八年三月的事，会试赵熊诏为二十七名进士，才名远不及名世，所以名世愤愤不平地说：“但恨门第不如人耳！”此时赵申乔为偏远巡抚，康熙五十年赵申乔入都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指控名世“恃才放荡，肆口游谈”，当指名世抑居第二后，李光地说他：“一味颓唐无精神”，在翰林院大发牢骚，发泄心中的冤气、怨气和怒气，言赵为其子贿赂走后门舞弊之事，是情理之中的事，可以理解，而翰林院乃清华荟萃，硕学鸿儒云集之地，其影响可想而知！赵申乔焉能不闻？闻之焉能不心惊肉跳？惊恐之余，为箝制人口，平息舆论，只有致名世于死地！他说与名世“素无嫌怨”，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花招！由此看来，赵申乔参奏名世，完全是为了保全自己所谓“抗直名臣”的声誉和儿子的前程，而杀人灭口！赵申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以人血染红顶子的伪君子！
名世的主要成就当然在古文。他自言：平生“无他嗜好，独好文章”，又说“好为妙远不测之文”。其实名世的长处，尤在史才史识，既有天才，又善组织。自言“尤留心先朝文献，二十年来，搜救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百卷书，怪怪奇奇，滔滔汩汩，欲触喉而出”。梁启超说：名世“能驾驭资料而熔冶之，有浓挚之愤感，而寄之于所记之事”，称名世“史识史才皆绝伦”。这些皆非桐城派所能范围。名世在《史论》中开宗明义地回答了何谓为史，他说：“夫史者，所以记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瘅恶，而为法戒于万世。”在他看来，史书不仅如实记载政治典章，而且要客观公正地评判人事之是非得失，尤其要从以往的“因革损益”中准确地总结出历史发展的某些规律；史学家之所以著史，是以史为法，树立彰善瘅恶的准绳，启发、引导和激励人们去把握未来。名世晚年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抢救史料而写出一部信史。他的《孑遗录》就是他史学实践的锋芒初露。还有四“纪略”及大量的明末人物传记，可视为他的《明史》初稿，不幸遇祸早死，著书未成。对名世来说，千古文章未尽才，遗憾；对后世来说，可惜；而这种遗憾与可惜应归罪于赵申乔！
四.
姚鼐说：“望溪先生之古文，为我朝百余年文章之冠，天下论文者无异说也。”袁枚称方苞为“一代文宗”。因此，他被认为是桐城派的创始人。
方苞，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曾祖象乾，官副使，避乱侨居江苏上元。其父仲舒，诗人，赘于六合吴氏，故方苞生于六合留稼村。6岁时，方苞随父迁至上元城内土街。方苞说：“仆少所交，多吴、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用此年二十，目未尝涉宋儒书。”方苞的兄长方舟，比他大三岁，以八股文负盛名，方苞受其影响，自少学习经史，少年就能背诵《易》、《诗》、《书》、《礼记》、《左传》等经典，故长于治经。迫于生计，20岁就外出授徒，往来江淮河济。康熙二十八年，方苞二十二岁时获岁试第一，补桐城县学弟子员，受知于学使高裔。23岁秋应乡试，即遭落榜。次年随高裔去京师，馆于高家，高家人敬他如宾朋，高裔对他礼遇有加。高裔40岁生辰，高府宾客盈门，庆贺高裔寿诞。年轻的方苞向恩师献上一份特殊的“寿礼”：《高素侯先生四十寿序》，并高声朗诵起来：“余观北宋丞相富公，节义功烈，与韩魏公相匹，而眉山苏洵上书，谓‘古之君子，爱其人也，则忧其无所成’，余居门下数年，窃惧公循致高位，而碌碌无所成也。……”宾客惊骇万状，指责方苞年轻气盛，狂妄高傲，有失敬之嫌。有位官员指着方苞说：“‘碌碌无所成’，岂能为门生讪笑？”一时方苞成为众矢之的。高裔听了，却乐不自胜，喜上眉梢，立即将方苞的“寿序”高高地张贴在大堂墙上，乐呵呵地说：“方生这篇寿序写得好，价值千金！古人云：满招损，谦受益。方生的寿序不仅对我，对大家都有益，切莫居功自傲。”原来高裔由翰林迁任大理寺卿，贺客盈门，车马塞巷，高裔春风满面，踌躇满志，而在一旁的方苞心生隐忧，惟恐恩师居高位，乐于送迎，混迹官场，一无所成，便借此机会写了这篇寿序。高裔深知方苞出于对自己的敬爱之心，便当众对方苞大加赞赏，宾客也因之醒悟，对方苞刮目相看。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方苞的为人正直。方苞在京师，文章得到李光地、韩?等人的赏识，同时得交前辈学者、著名史学家万斯同，钻研经学。在刘言洁、刘拙修等人影响下，开始读研宋儒之书，从此便倾心程、朱之学。25岁那年，他与姜宸英、王源论行身祈向，说：“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这成为他一生中所崇奉的准则和追求的目标。此后几年，他在涿郡、宝应等地开馆授经，曾两次参加顺天乡试，均落第而南归。康熙三十八年，他32岁，举江南乡试第一。33岁再至京师，先后两次参加礼部会试，均告失利。在京城结交颜李学派首领、著名思想家李塨，并与李交谈，学术思想不合，颜李学派是反对程朱理学的。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情谊。如方苞在51岁时，命其长子道希就学于李塨，而李塨也把自己儿子交给方苞教育。孟子说：“爱其子择师而教之”，方、李易子而教，足见彼此相知之深，相交之厚。方苞标榜程、朱理学，甚至说李塨、王源也因他的影响而不再反对程、朱，显然出于对颜、李的维护。因为康熙提倡程朱理学，不容异论。著书作文诋诃程朱，在当时是触犯法禁的。康熙四十五年，方苞39岁，再至京师，应礼部试，中进士，位列第四名。就在将要参加殿试之际，方苞闻母亲生病，不顾朋友劝阻，立即启程南归，李光地闻讯后，马上派人骑马去追赶，谁知方苞出京师乘船走水路回江南，追赶者骑马追赶了三百余里而不得，李光地叹惜不已，说：“方苞真是个大孝子！”确实，凭方苞的才名，准能夺得头名状元。但从此李光地更加器重方苞。就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与方苞结婚十六年的妻子蔡琬不幸患肺结核病，因服侍婆母和繁重的家务而操劳过度，于七月三日病逝，方苞极为悲伤，作一首《哀词》以寄托哀思，为缓减悲伤，方苞又来到京城。朝廷达官贵人听说方苞死了妻子，竞相托人说媒联姻。一时间，弄得方苞在京城方正玉家应接不暇，十分苦恼。第一个为方苞说媒的是大学士李光地。其时，方苞已成第四名进士，而李光地则是这次主考官，况且李光地平素对方苞就钟爱有加。李光地又是受熊赐履老相国之托，把自己千金嫁给方苞。如果方苞答应，高官厚禄自不消说，方苞被李召入府中，向方苞挑明说：“只要你答应这门亲事，往后你就可以施展自己才能，前途无量。”方苞一听，面有难色，沉思片刻，说：“承蒙李大人关心，熊老相国错爱，实在感激，只是妻子蔡氏刚病逝，尸骨未寒，不忍心马上续弦。”李光地一听，觉得有理，内心更钟爱方苞。方苞刚回方正玉家，有人进来报告，说九门提督郑总兵派使者召见方苞。方苞以礼相待，使者大声笑着说：“方苞，你喜事临门啦，我受郑总兵吩咐，特来说媒，郑总兵要把最疼爱的小女许配给你，多么荣耀！”方苞一听，乱了方寸，说：“不能，不能草率……”使者说：“你这不用操心，不要你花一文钱！郑总兵是京城头等富户。总兵大人说了，只要你答应，你家所有亲戚都搬到京师，吃的穿的住的，总兵大人全包了。”方苞说：“大人，学生不是这个意思。”使者说：“什么意思？妆奁？”他仰面一笑，说：“郑总兵是皇亲国戚，家财万贯，哪里要你什么聘礼？他羡慕你的才学，招个文状元。”方苞觉得含糊不得，直截了当地说：“请大人回禀郑总兵，方苞本一介寒儒，高攀不起！”使者一听，勃然变色，威胁说：“你敢不答应？明日我派几个家将把你捆缚了去！”方苞正色说：“请你回去问一问郑总兵大人：世上有捆缚成夫妻的吗？送客！”一甩袖子，转入后堂。过了两天朋友熊本来访。原来尚书熊一潇听说方苞拒绝了李光地的保媒，内心高兴，想把自己女儿嫁给方苞。方苞进京多次住熊一潇家，与熊本相交甚好，上次进京在熊家住了一个多月，临走还送给一百两银子和两套宋版书。但他自己不便说，便让儿子熊本出面试探。熊本一进门，便对方苞说：“鄙人有妹，家君愿使侍箕帚。”方苞犯难了，左思右想，还是直说：“本兄，我十分感激你的厚意，只是方苞家法甚严。”熊本一听，马上说：“灵皋兄，婚事可在我家操办，以后举家迁往京城，让令堂在京师安度晚年。”方苞说：“小草念土，百姓怀乡。老母是不愿离开故乡热土的。亡妻在世，起五更歇半夜，精五饭酒浆，扫洒裁剪全都承担，日夜侍奉老母，从来没有一声怨言。想令妹相国千金，锦衣玉食，金枝玉叶，愿随我去江南，住竹篱茅舍么？”熊本一听张口结舌，扫兴而归。第二年春，方苞与中书徐时敏的女儿结婚。徐时敏家道清贫，为人正派，只在京城供职，家眷仍留在上元。其女长相一般，但为人朴实、勤劳、孝顺父母。由此可以看出，权势、金钱和美貌都不是方苞的择偶标准，人品是方苞择偶的唯一条件。从这件事，我们不也看出方苞的人品是何其高尚。康熙五十年，是方苞一生的转折点。这年冬天十一月，因名世《南山集》案发，方苞因给是书写序，牵连被逮下狱。在狱中，不顾炎热，蚊虫叮咬，潜心读书，挥汗写出《礼记析疑》。狱中犯人以为命不可救了，还读什么书写什么文章，说：“你就是写文章坐牢的，还写干什么？”并夺其书，扔其笔砚，方苞苦苦哀求，说：“朝闻道，夕死可也！”此事传到李光地耳朵，大为感动，说：“这样的人才杀不得！我要保，丢官丢命也要保！”他连上五本奏章，力陈方苞才学，恳求皇上赦免方苞死罪。康熙也是一位爱才的皇帝。说句公道话，内心也不想杀死戴、方，只是左都御史赵申乔劾奏，不得不按法律论罪。见李光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出面求情，便就顺水推舟，召李光地问：“汪?死，谁能为古文者？”李光地马上答曰：“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因而方苞蒙皇恩赦免释放，出狱隶籍汉军。三月二十三日，康熙皇帝朱批：“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下武英殿总管和素。”但康熙并不放心，第二天亲自召方苞入南书房，康熙以《湖南洞苗归化碑文》为题，命方苞写一篇文章，方苞一挥而就，一字不改。康熙读后，暗自称奇：“果然名不虚传！”第二天，他又以《黄钟为万事根本论》为题命方苞再写一篇，方苞看到题目，不假思索，文思泉涌，洋洋洒洒，顷刻便成，康熙读后，心中大喜，说：“李光地不余欺！”康熙心想：“文是试过了，不知方苞辞赋怎样？”第三天，他又以《时和年丰庆祝赋》为题，命方苞再写一篇。方苞内心最明白，这是皇上考自己，写得好，皇上赦自己死罪，即可回家侍奉老母，一想到这里，那颂扬皇上大恩大德的文辞，一下子涌到喉头，流到笔端。康熙读后，龙颜大悦，说：“此即翰林中老宿兼旬就之，亦不能过也。”得到康熙如此嘉许，这可不得了！从此方苞在京城名声更大。《南山集》案，方苞倒是因祸得福，被召入南书房，成为康熙的文学侍从。用今天的话说，就成了皇上的秘书。后成为名臣，桐城派始祖。杀名世，用方苞，是康熙“恩威并重”策略的最明显的体现。方苞直至康熙六十一年，即康熙要死亡时，授英武殿修书总纂。雍正皇帝即位后，方苞的政治处境与康熙时相比有明显改善。雍正说：“朕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细。”雍正说方苞“功德不细”，话里有话，只有雍正和方苞心知肚明。民间传说，雍正舅舅隆科多让方苞改了康熙的“传位十四皇子”的遗诏，著名作家二月河把这事写进长篇历史小说里，说把“十”字改成“于”字，这不对，文言文繁体字“于”作“於”、“十”无法改成“於”，“十”可以改成“第”，即“传位第四皇子”，而方苞跟随康熙十一年之久，对康熙字体最熟悉，要改，只能是方苞，但这是传说，根本不足信。但关于皇位继承问题，康熙确实征询过方苞意见。因为方苞是皇子师，对皇子、皇孙颇了解。方苞说：“皇上应该把目光放在第三代身上。”弘历即后来乾隆，在诸多皇孙中最聪明，长得又俊，最得康熙宠爱，方苞此言正合乎康熙的心意。雍正所谓方苞“功德不细”就是指方苞这句话！所以雍正即位，就给方苞假一年，归里葬亲，还京召见，并赐茶芽二器，并欲用司业，方苞以老病力辞，任充英武殿总裁。雍正十一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以足疾辞，命仍专司书局，不必办理内阁事务，有大议，即家上之，不必随班趋直。是年秋八月，充一统志馆总裁。(顺便插一句，方苞十九岁在南京骑马摔下，右踝骨伤，所以走路跛。)十三年充皇清文颖馆副总裁。方苞“感激流涕，以为不世之恩，当思所以不世之报。”乾隆嗣位，有意大用方苞，但方苞性格执拗，“自是益不谐于众矣”，“于是盈廷侧目矣”。乾隆又让方苞入南书房，充三礼义疏馆副总裁。乾隆二年夏六月，擢礼部右侍郎，方苞仍以足疾辞，诏免随班趋走，许数日一赴部，平决大事。乾隆四年，充经史馆总裁。七年，方苞75岁，以病辞，乾隆许之，赐翰林院侍讲衔。四月回里，杜门著书，不接宾客。乾隆十四年八月十八日病逝，享年82岁。纵观方苞一生，可以《南山集》案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求学、治学、撰述、授徒为业；后期，则宦海浮沉，非编撰之职不就，最终不脱离一个文学辞臣的位置。方苞貌怯瘦，身长，面微有痘斑，目光视人如电，胆弱者见之，辄心悸不能语。但为人敦厚，生平言动必准礼法，事父母至孝，与兄弟相友爱，不忍离。获爱亲敬长一事一言之善，辄反躬自责，愧不能行。有以过规，则诚心以为德。方苞与朋友，责善亦严，尽言无隐。性刚直，交游中宦，必以吏疵民瘼、政教得失相责难；与诸大臣言，常以天下之公义、古贤之大节相砥淬，而未尝一及于私。总之，尽己所能，为国为民；尽己之才，立德立言，堪称清代文人之典范。方宗诚说：桐城派三祖“方苞以学胜，海峰以才胜，姚鼐以识胜”。谈方苞不能不谈经学。方苞自许“学行继程朱之后”，自二十四、五“始读宋儒书，且深嗜而力探之”，著有《周官集注》、《周官析疑》、《考工记析疑》、《周官辨》等书。方苞以治经为经世之具，故与汉学家之单纯考史者不同。他读《孟子》，称孟子之“养民”、“教民”；他的《周官余论》更欲变革“元明以来”之制。故全祖望称方苞“拳拳于斯世斯民之心”未能尽为时人所认识。方苞著述太丰，用意又甚深甚细，自非浅尝耳食者所能窥见，因而反被诋为方苞的空疏，尤为失当失实！《三礼》为最难读之古书，考据家视为绝学，元明两朝无人敢问津，清之通治“三礼”者当以方苞为最早，遂开乾、嘉之先河。其核订讹误衍脱，在王（念孙）、段（玉裁）之前。至于敢疑经，正是宋儒之长，方苞正兼取了汉宋之长。方苞治经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其仕清亦欲有补于时。所以他讲究品格，关心国计民生，留心礼、乐、兵、农。方苞没有实际参与国家大政，但对“某事当行，某事害于民当去”，“时时有所敷陈”，“苦口不一而足”，有时上疏直陈于皇帝，如《集》中之《请备荒兼修地治扎子》、《请定经制扎子》、《请矫正积习兴起人才扎子》、《请禁烧酒种烟第三扎子》等等；有时撰为文章，或书告宰相、大臣，如《集》中《塞外屯田议》、《黄淮议》、《与蒋相国论征泽望书》、《与鄂张两相国论制西边书》等等，皆事关兵农，有学有识，“揆之事理，合于人心”。方苞认为“先王之制，士传民语”、“俾得层累而上”，所以，常以民间疾苦、工程利害及官场弊病，一再向在官之朋友、子弟、门生言之，“于君不敢欺，于事不敢诡随，于言不敢附会”。其人品、其学问，其苦心为民，历历可见。
方苞又言“文章在韩、欧之间”，方苞的文论思想，前文已略作评述，现就其散文创作略作评述。方苞坚持“不妄加毁誉于人”的原则，写人十分注意分寸，评价恰如其分，难能可贵。桐城派是继承明归有光的，归有光在散文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他把小说描写方法用入散文，方苞对归氏的继承即在此。他在散文中注意人物性格的表现，采用一些白描手法，如《左忠毅公逸事》一段写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有人物肖像，有心理解剖，有环境渲染，有动作，有语言，左光斗的形象光彩照人，性格铁骨铮铮，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令人肃然起敬。应该说方苞这种把小说的技法引进散文是对唐宋八家的传统的一个突破，也为后来桐城派诸家树立了榜样。同时，方苞为散文语言的纯洁作不懈的努力。方苞说：“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犹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依方苞看来，“义法”不仅仅是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也关乎文章语言。我们认为当以方苞说的为准。方苞说：“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精光，……始学而求古求典，必流于明七子之伪体”。胡适讲的桐城派“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指的就是方苞。从文章内容来看，方苞的散文有写“讲究经世济民之猷”的，有谈学术风尚的，有写师友、父子、兄弟之纯真情谊的，有从某一侧面反映社会生活的，把经世致用与古文结合起来，把论学论政融入抒情、叙事之中，扩大了散文题材，充实了它的内容，较之明“七子”之作，有较大进步。王源评誉方苞文为“宋以后无此清深峻洁文心，唐以前无此淳实精渊理路。”张自超谓方苞“探孔、孟、程、朱之心，撷左、马、韩、欧之韵”；全祖望谓“古今宿儒有经术者，或未必兼文章；有文章者，或未必本以术。……唯是经术、文章之兼固难，而其用之足为斯世斯民之重，则难之尤难者。前侍郎桐城方公，庶几不愧于此。”由此观之，方苞用自己的躬身实践做到了“学行在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五 .
刘大櫆为桐城派三祖之一。他是方苞的门生，又是姚鼐的老师，承上启下，为桐城派的发展和壮大起了纽带和桥梁的作用。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刘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桐城东乡陈家洲人。刘大櫆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之家，祖父辈均以教书为业，刘大櫆七岁读书，勤奋好学。“读古人文章，即知其意而善效之”。14岁从吴直受业，20岁拜见吴门吴阁学士玉，作诗示之，备受?奖。刘大櫆生活在康雍乾盛世。青少年时期，意气风发，胸怀大志。他在诸多诗作中写到：“与君俱少年，意气干斗牛”；“壮心吞涛江，起衰窃自负”；“生则为国干，死当为国殇”。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命运之神并没有青睐好学勤奋文辞工丽的刘大櫆，十次小考，才中了个秀才。但他进取心很强，不甘心“傍人门户度春秋”的授徒生活，雍正三年（1725），29岁的刘大櫆首次离开故乡，赴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但落第了。雍正七年他再次应顺天乡试，只登了副榜。他不甘心，苦读三年，雍正十年，第三次应顺天乡试，仍只中副榜。不过，京师之行和三次乡试，虽功名通道未曾打开，壮志难酬，但见闻增多，视野开阔了，对人生、社会的认识深刻了。尤其在京师结识同乡方苞并投其门下，方苞特别赏识刘大櫆的诗文，常对其友人说：“如苞何足算邪？邑子刘生，乃国士尔！”认为刘大櫆是“昌黎复出”。其时方苞为学界泰斗，负海内重望。方苞的赞誉不仅使刘大櫆名声大振，而且也是巨大的鼓励。方苞对刘大櫆特别器重和赏识，倾心调教，传其文章义法，解学中疑难，使刘大櫆学业大进，诗文日工。刘大櫆曾写诗表达对方苞的恩情：“不才如櫆，举世揶揄，公独左顾，栽植其枯。”其间，他曾入江苏、湖北、山西学幕，助评文卷。也曾漫游幽燕，交结了一批识卓志远的文朋诗友。在京师八九年，收获还是不小的。后回故乡，设塾授徒，同时与姚范、张闲中、叶酉等人相交往，相互切磋学问，诗文声名日盛。值得一提的是，远在京师的方苞，念念不忘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弟子刘大櫆，乾隆元年（1736），方苞极力举荐刘大櫆应博学鸿词科，是年三月，刘大櫆在省城安庆通过了预试，此时他已近不惑之年，然而命运再次捉弄了他。秋廷试，当朝大学士张廷玉为避同乡之嫌，把刘大櫆名字一笔勾掉，打入冷宫。方苞闻之，大为感慨。张廷玉后为黜刘大櫆而深感后悔，为弥补这个遗憾，于乾隆15年诏举经学时，独荐刘大櫆，不久张廷玉去大学士之位，大櫆举经学未成。对此刘大櫆给已成进士的好友叶酉写诗：“对月发悲吟，临风振高啸……昔君本共?，今余不同调。”心中悲愤溢于言表。从此，以郁郁不得志的心情，从事教书作文以终其身。晚年曾任黟县教谕三年，后被聘歙县问政书院山长，又主安庆敬敷书院。年八十余，因病回乡，门人来省疾者，犹强起与之论文。《（清）国史--文苑传》谓：“大櫆虽游方苞之门，所为文造诣各殊。”著名学者刘师培说：桐城派古文家“惟海峰稍有思想”。刘大櫆说“穷理则识高”，又说“文章要道理博大”。他确实写了一些哲理性的文章，其中有愤世嫉俗的话，甚至越出了封建统治思想。刘大櫆“天道观”。他说：“天道盖浑然无知也”，指出“人之穷通寿夭”与天道无关，驳斥古书上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说法。刘大櫆讲天道，其实讲人事，即对清王朝统治下不合理现象作了揭露与抨击。如他说：“御人于国门之外，使之抵罪，而贪以逞者，世守其官乎？大櫆之下，人多毙矣，而天不怜也！”又说：“其上之于民，名为治之，而其实乱之；天之于民，名为生之，而其实杀之也。”大櫆的朴素唯物论思想与荀卿、王充、柳宗元、刘禹锡一脉相承，而愤世嫉俗之情比司马迁、韩愈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大櫆的“理欲观”。程朱理学认为“天理与人欲不两立，惟人欲净尽，斯天理流行。”而刘大櫆则承认人们合理的欲望，认为“目无不欲色”、“耳无不欲声”、“口无不欲味”、“鼻无不欲臭”，指出人人都会有“七发之情”，“人之不能无欲而相与聚处以为生也。”认为应该“本人情以通天下之和”，要使天下之民“无不得所”，他说：“耆欲之所在，智之所不能谋，威之所不能胁，夺其所甘而易以所苦，势不能以终日”（《慎始》）。说明正当的欲望，不是任何人为的力量所能禁止的。这种思想是王安石、苏洵“义利”观的继承和发展，与小他十五岁的戴震完全一致，而与程朱理学则针锋相对。刘大櫆的伦理观。他从“天道”与“人欲”观出发，在伦理观方面也有新的见解。在封建伦理的教条中，“忠孝节义”，把“忠”字放在第一位，提倡“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
大櫆则说：“余以为臣之死君，与妇之死夫，似同而实异。君臣以义合，故曰‘合则留，不合则去’。夫妇以恩合，故曰‘壹与之齐，终身不改’。”与稍早的黄宗羲对君主制的不合理批判相近似，与程朱理学则背道而驰。刘大櫆的理学观。人们谈桐城派不能不谈理学。乾嘉时，汉学家常常指斥桐城派空谈性道而忽视事功。但理学家有各种派别，如“王学左派”就被人公认为是进步的，而刘大櫆应属王学左派。在《奉题学使公所得王新建印章次原韵》中，刘说：“我爱新建伯（王守仁），术业何崇隆！七龄矢志学古圣，富贵于我浮云空。径从良知见性命，震磕天鼓惊恩蒙。卒其所就继孔孟，唱和如以徵应宫。后来小子肆掊击，连结鸡雌拜虎雄。擒濠立功在社稷，用由本出观其通。”刘大櫆对理学家们那种门户之见也很不满，他认为“天下之理不能以一端尽”，主张学术上应有某种程度的“包容”，而“息争”门户之见，在当时有进步意义。更值得重视的，是他与理学家们的“复古”思想相反，认为事物不断发展变化，反对“好古而失之愚”。理学家的痼病，在于把事物看成不变，对自古以来的说法不敢怀疑，甚至认为古时制度也可行于后世，“井田制”即其中之一。刘大櫆在《井田》中，明确指出它只是周初“开国之制”，至其后世则“不能复之矣”。如果把刘大櫆与程朱理学混为一谈，则未免太简单而使刘大櫆冤屈了。
就文章这个层面说，陈继辂谓“我朝自望溪方氏别裁诸伪体，一传而为刘海峰，再传而为姚惜抱”。可见，在时人心目中，大櫆与方、姚地位相等。但刘与方、姚是有差别的。《国史--文苑传》谓“苞盖择义理于经，所得于文义法；大櫆并古人神气音节得之，兼集《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其气肆，其才雄，其波澜壮阔。尝著《观化篇》，奇诡似《庄子》，其它言义理者又极醇正。”诚如方宗诚说：“海峰以才胜”。其“气肆”，“才雄”，“波澜壮阔”，显然和方、姚的“气清词洁”，以“小文章”擅长，是有差异的。当然，身为桐城派中的一员，他与方、姚的文论主张和文章风格有共同之处。文论思想前面已说，至于记叙文刻画人物，大櫆亦如恩师方苞一样，以传神之笔，描绘具体形象，往往只通过一、二事例，作精妙的描写，人物即呼之欲出，如《张复斋传》之张之善、《章大家行略》之老妇，靠细节传神，写得活灵活现，生动真切。
散文诗化是刘大櫆的另一大特色。桐城素多诗人。钱钟书先生甚至说“桐城诗胜于文”。而刘大櫆尤为大家。大櫆以诗人而兼古文家，因而也就把诗的神韵意境用入文中。如《海舶三集序》，本是一篇评论诗歌的文章，很容易写得木质无文，也容易揄扬过实。刘大櫆却别开生面，着力铺写海上风涛之险；“乘五板之船，浮如江淮，?然云兴，勃然风起，惊涛生，巨浪作，舟人仆夫，失色相向。……”以衬托海上吟诗之奇：“顾乃俯仰自如，吟咏自适，驰想于沆瀣之墟，寄情于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鸿章著，振开、宝之余风，??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谓神勇者矣。”而归结于其人之一心以使命为重，始能履险如夷，从容吟咏。构思巧妙，措词得体，而其妙尤在诗味特浓。这种亦文亦诗，以诗为文，在散文中开新境，为方苞所不及，为姚鼎所继承。
桐城派文家很讲究文章章法，刘大櫆亦然。他的散文不仅词必己出，言能尽意，而且还善于转折跌宕，以便写出层次较深的含意，读之耐人寻味。
为了教学，刘大櫆曾评选唐宋八家古文，又尝评点《左传》、《国语》、《孟子》、《庄子》、《扬子法言》，于评点之中，示为文之法，萧穆自言：己之能文即受大櫆，评点之益。刘大櫆终身教读。弟子尤众，汉军朱孝纯，歙县程晋芳以诗名；歙县金榜、程瑶田以经学著；歙县吴定、鲍桂星、汪梧凤、方根矩、休宁郑用牧皆有文名；其在桐城者，除姚鼐外，还有王灼、左坚吾、朱雅、李仙枝、刘琢、许国等诗文名家，为桐城派的发展和壮大培养了众多人才，其功不可没。
刘大櫆与阳湖派。姚永朴说：“‘阳湖’之古文，其源实出桐城，故惜抱先生亦称子居（恽敬）为作手，两派合而不分，于此可见。”阳湖派这一名目，直至光绪年间，张之洞《书目答问》出，始有桐城、阳湖两派之说。阳湖派诸作家如钱?、张惠言、恽敬、陆继辂、吴育、包世臣、张曜孙皆尝言，常州文学传自桐城，且皆承认刘大櫆）的桥梁作用。陆继辂说：“钱鲁斯（?）亲受业于海峰之门。时时诵其师说于其友恽子居（敬）、张皋闻（惠言）。二子者始尽弃其考据、骈俪之学，专志以治古文。”张惠言说：“王悔生（灼）……劝余为古文，语余以所受于师刘海峰者，为之一二年，稍稍得其矩。”于此不难看出阳湖派确实源自刘大櫆。阳湖派的代表人物为恽敬、张惠言。恽、张二人为好友。张病逝，恽敬说：“古文自元明以来，渐失其传，吾向所以不多为者，有惠言在也。今惠言死，吾安得不并力治之。”其时人评恽敬文章“行文轨辙出于管、荀诸子，其文全似晁家令《言兵事书》，故文势鸷?凌厉，精察廉悍，洞达真契，推勘确实，持论谨严，运笔简洁。”刘声木说：“其熔炼淘洗之功，用力甚久，用能澄然而清，秩然而有序，仍属桐城家法。”
张惠言，“少为词赋，拟司马相如、扬雄之文；及壮，又学韩愈、欧阳修……生平精思绝人，尝从歙金榜问故，其学要归《六经》，而尤深《易》、《礼》。”刘声木说：“皋文研精经传，取法于韩、欧两家，变大櫆之清宕为渊雅，文格与姚鼐为近，首倡桐城文学于常州。”又言“其立言质实，韵味隽永，不溺于华藻，不伤于支离，一意不随时欲趋舍，则确然可见，平日论文，尝谓‘法有尽而意无穷’。”张惠言自中年后接受刘大櫆之说，文风为之一变，“空明澄澈，不复以博奥自高”，而“立言质实，韵味隽永”，其神理韵味正与刘、姚相近似。由此可见，阳湖与桐城为同源异流，而阳湖之文未尝不规桐城。六 .
如果说方苞是桐城派的开山祖，那么姚鼐则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世谓方苞文质，恒以学胜；刘大櫆以才胜，学或不及，姚鼐则才学俱佳而识高，故被称为桐城派的领袖人物。
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一字惜抱。乾隆庚午举人，癸未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以主事用，分兵部，后补礼部制司，迁刑部郎中，充四库全书纂修官，记名御史，年余，乞病归。自是，历主讲梅花、敬敷、紫阳、钟山各书院，凡四十余年。嘉庆庚午重赴鹿鸣宴。嘉庆二十年卒，享年八十五。
姚鼐为刑部尚书姚文然之曾孙，翰林院编修姚范之侄。其母张氏，为宰相张英之孙女。当时“张姚两家占半部?绅”，而姚鼐年才四十，官至郎中，仕途前程无量，却“乞病归”，原因何在？侄姚莹在《行状》中说：“四库馆启。诸城刘文正公（统勋）、朱竹君学士（筠）荐先生以所守官（刑部郎中）入局。金坛于文襄公（敏中）雅重先生，欲一出其门下，竟不往。书峻，当议迁官，文正公以御史荐，已记名矣，未授而公薨，先生乃决意去，遂乞养归。梁阶平（国治）相国属所亲语先生曰：‘若出，吾当得荐。’先生婉谢之”。其时宰相中，刘、于皆有名，于尤好交接文士，一时文人多依附之。姚鼐竟不肯稍为之屈，已见狷洁自好，异于流俗。然观其诗集，其乞归另别有原因。
其诗言“仆昔弱冠岁，始窃乡曲名，充赋（以举人入京应会试）自南来，意气颇纵横。谓当展微抱，庶见康民氓”，即志在经世。然而“十年省阁内，回首竟何成？”即谓时势所限，使他事与愿违。姚鼐认为清王朝入关“百年来，法家常继轨”，即酷吏总是务使人入于罪，这自然是指包括文字狱在内的那些镇压措施。而他却“颇念同形生，安可欲之死？”“所虑稍刻深，轻重有失理”，因此感到“刑官不易官”，便决定“揭褐归田里”。姚鼐拂衣而归，正是孟子所说“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也算是“毅然大丈夫”了。他辞官归里之后，写诗言“谷鸟翩翩影，孤翔识所归，”心情愉悦，不像王文治辞官后沉酣歌舞，奉佛参禅；更不似袁枚之装点山林，伺候公卿，而是步入书院。他四十三岁乞归，四十五岁至扬州，主讲梅花书院；五十岁回安庆，主讲敬敷书院；五十八岁至徽州，主讲紫阳书院；六十至七十一岁，主讲钟山书院，七十一岁后又主讲敬敷书院，七十五岁再主讲钟山书院，八十五岁卒于院中。逝世前几日，尚挑灯为学生批阅文章。为了教学，在梅花书院就着手编修《古文辞类纂》一书，以示为文之法，自此至死，四十年间，“无一日不讲此书，无一日不修订此书”。其勤其精，一至如此。其间，他还主编《江宁府志》、《六安州志》及《庐州府志》中“沿革”一门，其著作还有《九经说》、《三传补注》、《国语补注》、《老》、《庄》两《章义》、《惜抱轩书录》、《法帖题跋》及诗文前、后、外集、尺牍等。评点之书，有《易经》、《左传》、《大戴礼》、《九经》、《扬子法言》、《汉书》、《文选》、《山谷全集》等等，丹黄灿然，殆盈千卷。姚鼐五岁读书，二十授徒，四十辞官，一生读书、评文，舌耕笔耘，学问文章，诗歌书艺，皆为第一流人物。曾国藩列举三千年“圣哲”，仅得三十二人，而姚鼐为其中之一；张裕钊论有清一代之诗，以鼐与施闰章、郑珍并列为“三家”；包世臣论书，亦以鼐之行书入逸品。今人吴孟复先生“论桐城有学派、诗派、文派而鼐兼为三派之大师，其影响皆及于天下。”
姚鼐生活在乾嘉时期，当时汉学盛行，姚鼐是以宋儒之学为治学根本的，认为“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是尊崇宋学的。乾隆三十八年，清朝开《四库全书》馆，以纪昀为总纂官。姚鼐因刘统勋、朱筠的联名推荐，入馆充校办，其时戴震也入馆参与纂修，纪、戴都是著名的汉学家，学术观点的不同，使他与纪昀、戴震等为代表的四库馆臣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分歧，格格不入，难以调和。道不同不相与谋。这也是他辞官的一个原因。为了阐明自己在汉宋之争中的基本态度，回击汉学家的种种反宋言论。作《赠钱献之序》一文，极力为程朱理学辩护，认为宋儒真正“得圣人之旨”，批评“汉学家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而遗其巨”，实在是蒙蔽不明！姚鼐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义不可以默默焉耳！”他说：“古人不能无待于今，今人不能无待于后，此万世之公理也，吾何私于一人哉！大丈夫宁犯天下之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经也，亦若是而己哉！”（《礼笺序》）在学术上他如此不肯苟同，坚持独立思考，尤为难得。故曾国藩称姚鼐能“独排众议”。
作为桐城派的领袖，姚鼐的成就主要是古文。其论义理、考据、文章合一，明言“古文之事，须兼三者之用而后为至”。但由于时代和自身条件的局限，他的作品反映社会现实和百姓生活困苦不多，抒发个人情思和抑郁之感的较多，内容不够充实饱满，但他的写作态度严谨，对散文艺术的探求较为深入，因而其创作能开新境，卓成一家。刘师培不满桐城派文风，独对姚鼐评价甚高，以为“惟姬传之丰韵，……则又近今之绝作也。”
古文毕竟是文艺性的，他的不少论学论文论诗之文，写得形象生动，气韵极美。如《礼笺序》、《仪郑堂记》、《送孔?约序》皆是。这些文章皆针对汉学家之株守一家旧说的门户之见而发，但不是就学术论学术，而是用“有人焉入江海之深”而“不能尽海之量”为喻，指出“古之人不能无待于今，今之人亦不能无待于后”，从而断言“吾何私于一人哉？大丈夫宁犯天下之所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经也亦若是而已矣。”个性何等鲜明！议论何等通达！又如《复鲁?非书》：“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远视，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一连串的生动形象的比喻，把原本抽象的阳刚与阴柔的文风问题，写出难言之意，使之具体化而易于领悟。把论学论文之文，写得如此气韵生动，彩色斑斓，确是古文中“绝唱”，故方宗诚谓惜抱文“以神韵为宗”。
姚鼐的叙人记事写景之文，亦以神韵见长，韵味盈然，生动形象，读之使人如坐春风，赏心悦目。如《丹徒王君墓志铭》，王文治“以文章书法著名天下”，为姚鼐至友，由御试翰林第一，出为云南知府，可写的事很多，文中只写其归田之后，“行无远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随”与“客去乐散，默然禅定……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以极矛盾之两事，写出复杂的心情，独特的个性。尤以“君邀之涉江，风雨中，登焦山东界阁，临望沧海邈然，言蝉脱万物无生之理”，空灵澄澈，?然邈远，韵味尤胜。
姚鼐说“为人重于为诗”，人品高，文品才能高。姚鼐等桐城派作家洁身自好，所以他们的文章才能雅洁，拔脱尘俗。姚永朴说：“语言文字，人品攸关”，并引李治“五不当为”之说：一不苟作，二不徇物，三不欺心，四不蛊俗，五不可示子孙者不作，与姚鼐的人品文品相符合。这里，说一段我的老师吴孟复先生讲姚鼐写《登泰山记》的趣事：姚鼐辞官的当年十二月末，朱子颍邀姚鼐登泰山，姚鼐手头拮据，连回家路费都没有，借机去泰山向朱子颖“打秋风”，欣然前往。二人乘风雪到泰山游览，先登晴雪楼欣赏雪景，复登泰山日观峰观日出。回府后，二人兴致极佳，姚便开口借路费，朱一口答应给“三百两银子”，接着请姚写登泰山记。姚颇知其意，便写了名篇《登泰山记》，语言雅洁，是将义理、考据、辞章完善地结合在一起的典范佳作。朱看了只一丝苦笑，说：“姬传兄，真惜墨如金！”朱子颍与姚鼐同出刘大櫆门下，且同年进士，其人也颇有文名，然而《登泰山记》除记下朱的姓名外，无一言及其文学、政事，可见姚鼐继承了方苞“不妄加毁誉于人”的传统，其文德何等高尚！姚鼐打“秋风”五十两银子作回故里路费。两年后朱子颍官升两淮盐运使，驻扬州，创建梅花书院，请姚鼐当主讲。两人常去谒“宋双忠祠”，朱子颍为南宋李庭芝、姜才立碑，请姚鼐写碑文，弦外之音还是想请姚在这篇文章颂扬自己几句。姚在文章里只写有开头一句话：“东海朱使君受命领两淮盐运使之次年，谒于江都城北宋制置使李公、副都统姜公祠下”。通篇连“孝纯子颍”字样都没写，使朱子颍大失所望，命人送银给姚鼐，作润笔费，姚一手推开，笑着说：“姚某穷可以卖文为生，但不出卖文德！”
文德即人格，风格即人。梁启超说“方、姚以狷洁自好”的人品，写“气清词洁”的小文章，具有语言简洁的风格特点。姚鼐不写封建王朝的“文治”、“武功”，不对封建官僚献媚取悦，因而不需要骈四俪六那样官样文章，也用不着雍容揄扬的“汉赋体势”，这是自然的事，也正是桐城派的特点。
姚鼐四十辞官，即终身从教，对教育事业贡献尤大，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对壮大桐城派队伍和扩大桐城派的影响尤大。姚门弟子籍贯不同，性格与遭际各异，文风也不尽相同，但都是那时文坛上的著名人士，他们的成才固然得益于各人的天资与后天努力，但与姚鼐的循循善诱、精心调教分不开。姚鼐为人谦和通达，在学术思想上兼容并包，治学不废考据，无门户陋见，连那些与他学术见解不同的人都对他心悦诚服，甚至转投他门下就学。他在教学时，有自己的一套“戒律”，例如戒学不博，戒言无文，戒但只识考据而毁弃义理，戒不守文法而肆逞才气等，但并不禁止门生弟子别求新路，百花齐放，大力提倡“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他自己的文章以神韵为宗，偏于阴柔，但对“得古人雄直气”的管同、刘开等人颇为倚重，以“他日当以古文名家”相期许。姚鼐为师，以身作则，重言传，更重身教。他一生好学，主张“兼长为贵”，倾听别人意见，善于吸收别人长处。同门师兄吴定，颇负文才，“鼐每为文示定，定所不可，必尽言得当乃止”。吴定深受感动，曾对陈用光说：“姚先生虚怀善取，为文尚且如此，其文可知矣。”清代中叶，词风大盛，姚鼐受其影响，亦曾致力填词。著名学者王鸣盛对此不以为然，私下对戴震说：“吾昔畏姬传，今不畏矣！彼好多能，见人一长，辄思并之，专力则精，杂学则粗，故不足畏！”姚鼐闻之，认为很有道理，于是辍词不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由于姚鼐的率先垂范，姚门弟子才能不汲汲于功名，不斤斤于得失，保持作家本色，勤奋创作，寻求变新，使桐城派沿着“三祖”开辟的道路向前推进，才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余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的局面。所以说姚鼐是桐城派领袖不算过誉。
选编《古文辞类篹》是姚鼐的另一大成就。姚鼐本以古文擅天下大名，门下弟子多从问为文之法。他以为文法不可以空言，便选编《古文辞类篹》一书。四十年间，以此书教人，亦时时修订。他死后，“三百年之间，刻印之频，流传之广，实为古籍中所罕见。盖由其书博而不芜，约而不陋，行世以来，读书治学之士，无论其为汉学宋学，为学者文人，为旧学新学，当其读书之始，学文之日，无一人不读此书，无一人不受此书之益。”著名学者钱基博先生一生教书，自言“所恃惟一部《古文辞类篹》。马其昶称誉该书“鉴别精、析类严而品藻当。”钱子泉先生亦云：“分类必溯其源，而不为杜撰；选辞务择其雅，而不为钩棘。荟斯文于简编，召来者以途径。”上世纪八十年代，安徽教育出版社社长张崇贵邀请吴孟复、蒋立甫两位先生出任主编，组织专家学者点校评注该书，以吴本为底本，参照诸本，较其长短得失，修订旧本之讹、误、脱、衍，评注精当，新意颇多。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热烈反映，一版再版，深受读者欢迎。世所公认我国古典文学有三大选本，梁萧统《昭明文选》分类繁杂失当，内容单薄不全；清初吴楚材、吴调侯之《古文观止》选文虽精，但份量不足，且有伪作窜入。而《古文辞类篹》“搜之也博，择之也精，考之也明，论之也确”。吴汝纶甚至认为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尊之为六经以后第一书，以后改习西学，中国浩如烟海的书籍尽可废去，独留此书，就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总之，《古文辞类篹》是学习古文的最佳入门，当然也是桐城派的最好宣传，因此，自问世以来，一直被桐城古文家奉为圭臬。今天看来，姚鼐严格坚持古文标准，他认为六朝无文，要有，只陶渊明《桃花园记》一篇，因为他鄙薄六朝骈四俪六体，以至后世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他都不选，认为这两篇文章四六句多，有齐梁遗风。其实六朝不少山水小品，亦不乏佳作，姚鼐一概拒之，选文不免失之过严。
七
桐城派时至姚鼐为鼎盛，姚鼐弟子甚众，桐城派因播及全国，有“人不必桐城，文必桐城”之说，形成“户户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号为姚氏高第弟子者，有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
梅曾亮，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原籍安徽宣城，梅曾亮与管同、姚莹、方东树号为姚门四大弟子。后来他考中进士，在京城任户部郎中，近二十年。当“时治文者，必趋梅先生，以求归、方所传”，当时江西的吴嘉宾、浙江的邵懿辰，湖南的吴敏树、孙鼎臣、曾国藩、杨彝珍，广西的王拯、朱琦、龙启瑞，皆通过梅曾亮而接受“桐城派”的“义法”。桐城派的影响是通过梅曾亮而扩大到全国的。梅曾亮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是仅次于方苞、姚鼐。这不仅因为他起了传播作用，还因为他在文学理论上与创作实践上都对方、姚有所发展，其原因是他处在近代史开端的时期，由于时代的变化，桐城派也不能不有所发展变化，而他正是主张“通时合变”的人。梅曾亮以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立吾言于此，虽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时朝野之风俗好尚，皆可因吾言以见之”（《答朱丹木书》），他批评汉宋两派的“好是古而非今”，主张“通时合变，不随俗为陈言”。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他的散文创作注意写重大题材，对时代有所反映，视野较之姚鼐为开阔。他写过一些镇压农民起义军官吏、将领的传记，但在客观上却反映了各族人民的不断起义，坚强精悍，声势浩大，虽遭镇压，却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却揭露了清朝的文武官吏则是贪残狠毒与庸懦。写爱国反帝的将领有声有色，可歌可泣；对清朝大臣的坐视不救，进行了愤怒的谴责。在《汤海秋墓志铭》中，有意写了一个细节：“姚石甫（姚莹）以台湾道创英夷，受诬诉，事白出狱。君大喜，觞客于万柳堂，为石甫贺。未卒前，过予曰：‘石甫以同知官四川，为大吏者当何如？’既而曰：‘天下事恐难满人意也’！”一喜一叹，写出当时有志之士的爱国反帝的心情，而清王朝的腐败昏庸，是非颠倒，也由此可见。另外，梅曾亮作文善于捕捉形象，描绘景物，刻画细腻，声色动静互相配合，比喻拟人穿插运用，把柳宗元的游记与苏轼的小品手法融合起来，形成自己的特色，就语言来说，骈散结合，丰富多彩，曲折尽意，面目一新，克服了方、姚过于简淡的弱点，对桐城派文显然是一个发展。总之，梅曾亮不仅传播桐城派，而且扩大了桐城派的文境，丰富了桐城派的语言。他的因时立言，由小见大、兼采骈散，曲折精深，对于以“清真”、“神韵”为重，重在“雅洁”的方、姚文，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曾国藩被梅氏的成就折服，赠诗曰：“单绪传真自皖桐，不孤当代一文雄。读书养性原家教，绩学参微况祖风。众妙观如蜂痔蜜，独高格似鹤骞空。上池我亦源头识，可奈频过风日中。”又写谓“文笔昌黎百世师，桐城诸老实宗之。方姚以后无孤诣，嘉道之间又一奇。”称誉梅曾亮为“嘉道之间又一奇”的“文雄”。
管同，字异之，江苏上元人。嘉庆初，他与梅曾亮同从学于姚鼐，最受姚氏器重，赞扬他“诗文俱佳，乃少年异才”，说：“作古文则有管同者为佳，此人年仅二十许，若年进学，登为后来者之隽矣”，又说“古文已免俗气，然尚未造古人妙处；若诗则竟有古人妙处”，认为“称此为之，当为数十年中所见才隽之冠矣，老夫放一头地，岂待言哉！”管同与方东树关系最友善，自言“同少时性喜为文，与海内文士往来，而桐城方君植之为之冠。”方东树对管同也给以高度评价：“异之孤贫于世，事迹无可述。独其文章震耀于当时，而可以不泯于后世。”管同与梅曾亮感情甚笃，卒后，梅曾亮深情地说：“余自信不如信异之，深得一言为数日忧喜。呜呼！今异之亡矣，吾得失不自知，人知之不能为吾言之。异之亡，余虽于学日从事焉，茫乎不自知其可忧而可喜也。故益念异之，不能忘也。”一往情深，不能忘怀。
管同学尊程朱，认为“道学之尊，如天地日月也。”其论文主张“得于己，当于道”。在《蕴素阁全集序》中说：“无得于己，而剽窃古人，是谓无情之辞；无当于道而涂泽古语，是谓无理之作，二者皆为伪体而已矣。”立言者当“明道以教人也，记事以传世也，吟咏讴歌以陈情以见志也。”这与唐宋八家和桐城派“文以明道”的文道合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姚鼐称他的文章“得古人雄直气”。在文章风格上，他主张刚柔兼备，以为“文之大原出于天，得其备者，浑然如太和之元气，偏焉而入于阳与偏焉而入于阴，皆不可以为文章之至境。”与乃师观点何其相似乃尔。他的论学记事之文颇能践其所言。如议论性散文《除奸》、记叙文《登扫叶楼记》、《宝山游记》等作品均呈“雄直”气象，雄深浩达，简洁清新。
姚莹，字石甫，姚范之曾孙，姚鼐之侄孙。由进士，官知县长达二十年，政声颇佳。在鸦片战争期间，任台湾道，抗击英军有功。后来，清廷议和，“议和诸帅皆欲甘心镇道，以谢”英人。姚莹竟被诬逮至京中，迫于舆论，关押六天被放。卒降为同知，发往四川。姚莹说：“夫君子之心，当为国家宣力分忧，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荣辱。”他不计较个人得失，表现出一个高尚的爱国者的情怀。古人云：“学而优则仕”，而姚莹则是“仕而优则学”的典范，值得后人学习。他不管政务多么繁忙，不管条件多么艰苦，都坚持读书作文，在台湾道任上，他写《东槎纪略》，在四川同知任上，他写《康?纪行》，林则徐称赞他：“学习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何以如此？他在《康?纪行自序》中言：“……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指边疆与异域之地理），著论于《识小录》矣。然仅详西北陆路，其西南海外，有未详也。及乎备兵，有事英夷，钦奉上询英地情形，当时第据夷酋颠林所言，绘陈图说，而俄罗斯距英地远，莫能焉，深以为恨，乃更勤求访问。适友人魏默深（源）贻以所著《海国图志》，大获我心。故乍得之役，欣然奉使，就藏人访西事，既得闻所未闻，且于英人近我西藏之地，与夫印度、俄罗斯之详，益有征矣。顾行笥少书，惟携图说数种，未能博证，然所闻略近实矣。”不仅见其学养，更见其以国家前途为忧的赤子之心。他在书中《一腔热血须真》一条中说：“或谓余：一腔热血，何必掬以示人？余谓：君血自未真耳！所谓热者，视天下国家之事，皆如己事；视人之休戚痛痒，如己之休戚痛痒，辗转于怀，不能自己。夫是之谓热血，岂可轻言之耶！试思三教圣贤，苦心苦口，著书垂训，所为何事？千古忠臣义士，剖心沥血，又是何为？世人只知自己身家名利，于他人是非得失，不甚关痛痒；又习见世俗轻?巧薄，以为此处世之道当然也。不但古圣贤忠义之所以存心为人者，未尝体会，即前辈诚朴忠信之风，亦所未见。故见有正直不时趋者，则诧而怪之矣！此事存乎其人，岂口舌所能喻哉！”这样的文章，其论为人，可以教人；其论为文，亦是佳文。吴孟复先生赞誉姚莹“一代文章，千秋风义”。刘开，字明东，号孟涂，桐城人。生数月父亲病逝，母亲吴氏含辛茹苦，耕织养家。家贫，未能入学，只得执鞭放牛。苦难的生活磨灭不了他求知欲望。村里有位叫吴士鼎的塾师，常在馆舍吟诵诗文，令刘开心往神驰。刘开听得入神，不觉脱口而出，吴先生闻之大惊，了解刘开家境，顿生怜爱之心，免费收他入学，并把女儿许配给他。14岁那年，他投书姚鼐，渴望得到姚鼐指教，姚鼐读了刘开所寄诗文，暗暗称奇，收他为徒，钟爱有加，常对人说：“假以时日，一定能成为古文名家，望溪、海峰两先生的事尤要靠他来振兴，这是我们桐城的一件幸事。”
刘开为人洒脱，喜欢交游，与人谈论，言不少隐，四方贤士多乐与同他交往。在姚门弟子中，与姚莹情谊最真挚。姚莹年纪轻轻，早成进士，乡前辈朱鲁存先生非常高兴，为表示祝贺，请姚莹吃饭，邀刘开作陪，刘开听人说姚莹中进士后，言语不检，刘开便利用这个机会规劝姚莹。责备言辞过于激烈，姚莹接受不了，便愤然离席。朱鲁存老先生十分难堪，说：“酒后再说。”刘开说：“喝足了酒，他听不进去，无益。我相信石甫会回来。”果然，姚莹真回来了。谁知刘开责备更苛刻，姚莹忿然说：“自今请与子绝交矣！”拂袖而出。朱鲁存说：“孟涂，你太过分了！”刘开说：“所贵乎友者，为能责善劝说也。今石甫成进士，著书作文日有名，年少气盛，其行不及检，苟无友以责之，异日将肆然民上矣！学业不自此隳乎？故宁石甫绝我，我不可阿石甫也。且石甫亦必不我绝也。”言未完，姚莹果复反，笑着说：“吾思之，子言良是，自今请再责我，我终不忍绝子矣。”此事可见姚莹之受善，刘开之直谅。刘开年四十一卒于亳州，姚莹闻之痛哭。刘开母老，子幼，侨居望江友人。姚莹咐吩家人邀其母及子迎养于家。姚莹夫人亦贤惠，视刘开母如母，直到送老归山，而视刘开子如子，直至教养成人。刘、姚二人的风谊直今仍为桐城人民传颂。
刘开一生虽短暂，但其足迹却遍及大江南北，虽然一生未任一官半职，也没有广收门徒，但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并不低，被称为“姚门四杰”之一。他的《问说》一直被选为中学语文的传统教材。刘开著述颇丰，有《孟涂诗文集》行世。
方东树，字植之，号仪卫，桐城人。东树秉承家学，又师事姚鼐，“当时汉学炽盛。姚郎中（鼐）独毅然自守，先生既起，更昌言排之”，作《汉学商兑》一书，影响甚大。他还写了一部《昭昧詹言》，总结了学诗的六种方法，即创意、选言、选字、隶事、文法、章法，提出了不少精辟独到的解见，是桐城派的一部诗学，影响深远。姚鼐曾说：“鼐老矣！望海内诸贤尚能救其弊也”。姚鼐的呼唤是那么的深沉而急迫，而被他寄于厚望的弟子刘开、管同等人却又相继早亡，才华横溢的姚莹又浮沉于宦海，经营着他的致用人生，与此之时，方东树奋袂而起，“蒙谤讪，甘寂寞，负遗之累，与世龃龉不顾”，在师承前辈的基础之上，补苴罅漏，开拓创新，和梅曾亮等人一起，致力文学事业，在桐城派“三祖”所代表的古典文论与曾国藩所代表的近代文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实现了桐城派前后期的有机衔接与过渡。
八.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6岁入私塾读书，刻苦攻读，加之天资颖慧，意志坚强，学业大进。道光十八年会试，中式三十八名，朝考一等第三名进呈，清宣宗报至第二名，引见皇帝，改翰林院庶吉士，迈出仕途上重要一步，此后更名为“国藩”，意即为国屏藩，树立远大的政治抱负。他时刻牢记祖父曾玉屏的家训：“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此后，曾国藩广结同僚，官场得意，仕途畅达，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后任两江总督，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加太子太傅，封一等毅勇侯，权倾朝野，被称为“清中兴第一名臣”。
时势把曾国藩推到历史舞台的前沿，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曾国藩，在功名事业之外，极其注重进德修业之事，以为如此方能无忝其所生。他说：“吾辈读书，只两件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他在日记中写到“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湔除改徙之时，忧愧曷巳！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他不仅时时省察自己，鞭策自己，对家人和子女也要求严格，时时写信教诲，汇集成册的曾国藩《家书》成为后世人们的生活教科书，产生影响极为深广！
曾国藩季女曾纪芬在撰《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中，写曾国藩生平行事：“文正官京师时，俸入无多，每年节啬以奉重堂甘旨，为数甚微。治军之日，亦仅年寄二十金至家。及功成位显，而丽亭公已薨，故尤不肯付家中以巨赀。至直督任时，始积俸银二万金。比及薨逝，惠敏秉承遗志，谢却赙赠，仅收门生故吏所醵集之刻全集费，略有余裕，合以俸余，粗得略置田宅。文正手谕，嫁女奁资不得逾二百金。欧阳夫人遣嫁四姐时，犹恪守成法。忠襄公（曾国荃）闻而异之。曰：‘焉有此事？’发箱奁而验之，果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官居一品，位极人臣，而所积之财产戋戋如此，嫁女之奁资又微薄如此，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吗？曾氏之清廉自励实在大可以励习俗而风后世，值得时人、后人深思而学习！
曾国藩既立功立德，又同样立言，他的文章在清代也堪称是第一流的，时人称他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曾国藩位高名重，爱才，好士，也许出于政治上需要，积极?罗人才，在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曾氏之门”，“幕府豪彦云集，兼包并罗”，“陶铸群英”，著名的有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号称“曾门四大弟子”。
曾国藩自幼立志以古文为业，由好桐城古文，到“由姚先生启之”，最终成桐城派作家。他说：“其（方苞）古文为一代正宗，国藩少年好之。”又说：“桐城姚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自谓为方苞、姚鼐的私淑弟子。曾国藩尝谓有“义理之学，词章之学，经学之学，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他在姚鼐的文学主张上，增加了“经济”之学，但他仍然强调“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足见曾氏结合当时的现实，对姚鼐的主张有所发展，但其基本观点仍是一致的。在文章风格方面，曾国藩虽然强调阳刚、阴柔的统一，但他主张文章要刚胜柔，“然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他说：“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强企；惬适者，诗书酝酿，岁月磨炼，皆可日起而有功。惬适未必能兼雄奇之长，雄奇则未有不惬适者。”因此他得出：“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对姚鼐的文章，则提出异议：“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所以曾国藩的文章“务茂其气，伟其辞，其句调声响，必叶铿鼓舞之节”，“矫为雄而厉之已甚”，变柔为刚，雅而不洁，“昭忠”诸记，便是明证。曾氏所以如此，因为他身处高位，影响大，不能不为清廷歌功颂德，写一些“创意造言，浩然直达，喷薄昌盛，光气熊熊，意欲效法韩、欧，辅益以汉赋之体”的“庙堂文学”，自是与桐城派朴实清新的雅洁“小文章”大不相同。所以吴孟复先生说曾国藩“改变”了桐城派，著名学人舒芜甚至说曾国藩“篡夺”了桐城派，言词过激，但不无道理。
这里谈谈桐城派与湘乡派。李详在《论桐城派》中说：“（程）鱼门之言，乾嘉时尚无敢奉此（指桐城派）为说……至道光中叶以后，姬传弟子仅梅伯言郎中一人，同时好为古文者群推为师，姚氏之薪火如是烈焉。复有朱伯韩，龙翰臣、王定甫、曾文正、冯鲁川（志沂）、邵位西、余小坡之徒，相与附丽，俪然各有一桐城派在胸中，伯言遂亦抗颜居之而不疑。”又云：“文正之文，虽以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其间，厚积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然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莼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李详不仅提出了“湘乡派”之名，而且指出其艺术特点是：奇偶错综（句式），单（单音词）复（多音词）间厕（词法），厚积其气（排比铺陈手法），有声有色；还指出其代表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李详提出“桐城久在祧列”，因为张裕钊、吴汝纶等人有“双重身份”，如果张、吴也属“湘乡派”，那么是否可以说，没有桐城派，便没有湘乡派，亦即湘乡派是从桐城派派生而来的。著名学者钱子泉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作了论述：湘乡曾国藩“自称私淑于桐城，而欲稍矫其懦缓之失，故持论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此又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曰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门弟子著籍甚众，独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号称能传其学。吴之才雄，而张则以意度胜，故所以文章，宏中肆外，无有桐城家寒涩枯窘之病。夫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徒以一宗欧、归，而雄奇瑰玮之境尚少。盖韩愈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至欧阳修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桐城诸老汲其流，乃能平易而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势不能复自振也，此其失也。曾国藩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故能卓然为一大家，由桐城而恢广之，以自为开宗之一祖，殆桐城刘氏所谓‘有所变而后大者’耶？”钱先生这些话，不仅肯定“湘乡”当自为一派，且指出桐城派的优缺点及湘乡派对桐城派的补救。人说曾国藩“中兴”了桐城派指的就在这一点上。吴孟复先生不以为然，说：“其实非是。曾国藩正是在桐城派最主要的一点上，改变了桐城派的精神面貌……‘桐城’自是‘桐城’，‘湘乡’自是‘湘乡’。‘桐城’与‘湘乡’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看不出这种区别，就把握不住‘桐城’的特点。”我的老师吴孟复先生是桐城派后期大师姚永朴先生的弟子，是桐城派的传人，对桐城派情有独钟，他不愿人们把桐城派与湘乡派混为一谈。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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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钊，字廉卿，武昌人。少时塾师授以制举业，意不乐，家里藏有《南丰集》，时时窃读之。咸丰元年举人，考授内阁中书。曾国藩阅卷赏其文，既来见，问：“子岂尝习子固文耶？”裕钊私自喜。后曾国藩益告以文事利弊及唐宋以来家法，学业大进。马迁、班固、相如、扬雄之书，无一日不读。“裕钊高才孤诣，肆力研术，益谓文章之最，声音最要。凡文之精微要眇悉寓其中，必令应节合度，无铢两杪忽之不叶，然后词足而气昌，尽得古人声音抗坠抑扬之妙。”其文以柔笔运刚气，旋转顿挫，自达其深湛之思。自言“文章之道，莫要于雅健。欲为健而厉之已甚，则或近俗；求免俗而务为自然，又或弱而不能振。”尤为甘苦之言，也反映了他写作认真的态度。
曾国藩四大弟子中，吴、黎、薛三人都受洋务运动思潮影响，惟独张裕钊恪守桐城家法，并谓“得之桐城者，宜还之桐城。”由此可见，张裕钊是桐城派后期的中坚，也是桐城派余绪赖以不坠的重要人物。张裕钊自少即笃嗜方苞、姚鼐的文章，以为“雍乾以来百有余年，乃罕与桐城俪者。”他淡于仕进，“自度其才不足以拯当今之难，退自伏于山泽之间。然区区之隐，则未能一日以忘斯世。”曾国藩功业卓越，权倾朝野，四方之士奔走求官者，不计其数，张从师曾氏久，独超然局外，未尝稍有沾润，捐弃华丽荣乐之娱，穷毕生之力，苦形瘁神，独以治文为事。其文以意为主，而辞能尽其意，气能举其辞，故而雅健雄直，而描摩生动，简古核炼，深得桐城真传。“在湖北，聘修通志，与当事不合，遂辞不就。中年主金陵文正、江汉经心、鹿门诸书院，又主保定莲池书院，其后声望益隆，遭遇益困，不得已入关中，郁郁久居，遂穷?而死。”一生教书育人，读书作文，刘声木说：张裕钊“于国朝诸名家之外，能自辟蹊径，虽张、吴并称，实为张之才识尤为超卓，意量尤为博大，汝纶亦推崇无异言。”
吴汝纶，字挚甫，桐城人。自幼读书刻苦认真。尝以鸡卵换松脂，照明读书。一日，母亲送给他一块糯米粑和一碟糖，让他沾糖吃。汝纶接过糯米粑，目不离书，他竟把糯米粑沾着砚池墨汁吃，母亲来了一看，汝纶满嘴墨汁，大惊，汝纶笑着说：“我只知文章味，不觉糯米粑味！”可见其读书是何等专注！同治四年进士，用内阁中书。曾国藩奇其文，留佐幕府，后调直隶，参李鸿章幕，“其中外大政常决于国藩、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纶手”。后出补深州，丁外内艰，服除，补冀州。在深、冀二州任上，善政甚多，政声极佳。吴汝纶在深州任上，排除一切阻力，将原已被豪绅之家侵占的学田1400余亩全部收回，划归书院。还为书院追回被人拖欠的5千两银子，用这些款项及田租收入为书院购置图书、教学设备，改善师生的学习环境和生活待遇。还将深州所属三县的高材生召集起来，亲自登堂授课，后来享誉盛名的贺涛就是他深州书院培养的武强县学生。其时当地乡绅、百姓“忘其吏，推为大师”。从此深州教育大为改观。吴汝纶在冀州任上，决意改变百姓生活，造福于民。冀州地瘠民贫，缺水，盐碱地多。他率领官民“开冀、衡六十里之渠，汇积水于滏河，以溉田亩，便商旅。”变瘠地为沃土。他勤政为民，在给张裕钊信中谈到：“目下境内蝗蝻迭起，凡去秋被水之处，往往皆有。旬日以来，日日逐村督捕，虽尚系初起，扑灭不难，而民间各惜禾稼，恐遭践踏，不顾虫灾，专以讳匿为计，虽严惩不改，以此疲于奔命，真有日不暇给之势。”其忧心民事，略见一斑。
吴汝纶“时时萌归志，无意进取”，张裕钊时任莲池书院山长将辞任而转任江汉书院任教习，吴汝纶到天津送别张裕钊，顺谒李鸿章，李告吴莲池无人主持，“极费踌躇”，说：“当得吴先生才可任之矣。”李本意只不过以吴汝纶为喻，不料吴汝纶马上接话茬，欣喜地说：“谢李相国信任，办完辞职手续后，不日吴某就来莲池书院。”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吴汝纶来莲池书院，他给景翰卿的信写到：“此间书院园亭之乐，全省所无，弟以冀州易此，真乃舍鼠穴而归康庄也，此近日一胜事耳。”在莲池书院的十余年中，四方学子前来问教求学，就连日本的中岛裁之、野口多内等人也渡洋前来莲池书院受业。姚永概称：“西国名士，日本儒者，每过保定，必谒吴先生，进有所叩，退无不欣然推服。”由于吴汝纶苦心经营十余年，使保定莲池书院声名远播，闻名天下。由于他学术地位不断提高，社会影响日益扩大，一些官员和地方学人暗地为他请加官衔，他对这争名要利的做法，十分反感，认为是辱他人格，断然拒绝。
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推行新政，筹办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七年，吏部尚书兼管学大臣张百熙欲聘请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决毅拒绝。直至张百熙登门礼聘，备五品官服，并“跪拜以请”，吴仍不肯接受，后经多方劝说，吴汝纶才答应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身份去日本考察学制。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三日，吴汝纶挟随绍越千、荣勋、杜之堂、李光炯和日本人中岛离京，于十一日抵达日本仁川。他到日本受到热烈欢迎，盛况空前，日本“举国人士无不惊喜相告”，“名卿、贵人、官吏、百执、学徒、妇女，下至灶门厮养之徒，莫不争延颈踵怀慕相属。”礼遇有加，日本天皇破格接见。他参观考察日本各类学校，拜访日本文部大臣、教育界名流，以及教育专家，详细询问，并作记录。又经常受邀请赴各地讲学，三个月内，疲于奔命，常常鸡鸣而起，宵旰不暇寝食，考核学事，文书山积，日夕应客以百十数，皆一一亲与笔谈，“又于其间与汉学家商榷经史诗文”，“凡东游三月，门不绝履，车无停轨，日本贤隽望风辟易，惊叹以为天人也”。回国后整理考察所得为《东游丛录》一书。
九月十七日启程回国，十八日船泊马关，他凭吊了李鸿章与伊藤议和处的春帆楼，楼主请他题辞，他含泪写了“伤心之地”四个大字相赠，表现出他的爱国情怀。吴汝纶回国并没有去京师大学堂任职，因为他在日本期间，支持清朝留日学生转校一事，抗议日本当局拘留和驱逐中国留学生，言辞激烈。驻日公使蔡钧竟然不顾中国留学生正当要求，反而站在日本当局立场上，指责中国留学生，并认为吴汝纶有革命党之嫌，并密电清廷。如果吴汝纶回京师就可能遭被捕。因而他回到故乡桐城，马不停蹄，争分夺秒，创办了安徽第一所新学堂---桐城中学堂，实践在日本考察所得。并亲自为学堂撰写楹联：“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和匾额“勉成国器”。此为桐城中学堂办学宗旨，并展示吴先生爱乡爱国的殷切希望，耐人寻味的“勉成国器”的“器”字写得很大，希望桐中学子成为“大器”之材，用心何其良苦！因积劳成疾，吴先生于学堂开学前几日病逝家中，时为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享年64岁。
吴汝纶为桐城派后期大师，其文有独到之处，马其昶谓“吾县文章之传，自方、姚之后，吴先生极其盛，其高洁过海峰，以其经学深，所致力皆秦汉书也；而新学亦自先生始”。张裕钊亦称其文“深邈古懿”。吴孟复先生称其文“气清词洁，确是姚、梅本色”。钱子泉先生称其文“造语洁适，特为简练”。这些评价是切合实际的。其著述尽收《吴汝纶全集》中。
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少从郑珍、莫友芝游，得识读书门径。年二十余，至京师。同治初年，以廪贡生应诏上书，论时事至万余言，声名大振。不久以知县发往安庆大营差遣。居曾国藩幕，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友善，相与讲求为文之法，同奉曾国藩为师。其后浮沉州县，充出使英、法、德、日四国参赞及出使日本国大臣。官至川东兵备道以终。
黎庶昌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师事曾国藩，治学趋向略同。其为文，远师桐城，近法湘乡，不规于一格，而气又足以振之，所为碑传文字，严谨有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使西洋数年，在繁忙的外交公务之余，用他那简明生动的文笔，写出了一部八卷本的《西洋杂志》，在书中，他绘声绘色地介绍了欧洲各国的国政民俗、经济社会、交通途径、风土人情，让国人大开眼界。用中国传统的古文描写异邦的新鲜事物，并非易事，而黎庶昌做到了，并且写得清新健雅，可传可诵，这在近代作家中堪称一绝，也拓展了桐城派作家的一片新天地，展现了桐城派新文境。其著作有《拙尊园丛稿》六卷，吴汝纶评谓“佳篇至多，其体势博大，动中自然。在曾门中，已能自树一帜，非廉卿所能掩蔽。”并慨叹：“有文如此，即功名不著，亦不为虚生。”
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自师事曾国藩，学识日大，凡历史掌故、山川险要以至兵机，皆曾讲求。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时人说他“本理学而谈洋务”，“治古文不拘宗派”，“务为闳雅直势之文”，“与柏枧山房（梅宗亮）、求阙斋（曾国藩）为近”。值得一提的是，他出使西洋，眼界大开，闻见增广，积极要求变法，他在《应诏陈言疏》、《筹洋刍议》十四篇，提出一系列变法主张和要求，不仅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且明显地代表了近代资产阶级求生存、谋发展的利益和愿望。他的变法主张比康有为书请变法的1888年尚超前九年，可见其进步性。薛福成之文，黎庶昌谓“皆所谓经世要务”，“并世不乏才人学人，若论经世之文，当于作者首屈一指。”他跟黎庶昌一样，把简洁雅润的桐城古文和西方政治制度及风土人情的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反映西方新事物。特别是他的评论时政的散文，有着他当时那个列强环伺、民族危机丛生的特定时代的忧愤所积聚起来的爱国主义内容，确实拓宽了桐城派散文题材的范围，为黎庶昌所不及。薛福成的杰出贡献，不仅令人刮目相看，而且足以引起我们对桐城派的整个历史评价，作重新思考，以求更为全面和恰当地科学认识。十.
吴孟复先生尝言：“湘乡派”改变“桐城派”，“当然，桐城派也并没有完全消失，其不同于吴汝纶而仍守方、姚之传者，主要是马其昶及二姚（永朴、永概）。”
马其昶，字通伯，晚号抱润翁。桐城人。“少劬学，习为古文辞。既从同邑方存之、吴至父、武昌张廉卿诸先生游，文益工。及游京师，交郑君东甫、柯君凤荪，益进而治经兹始。”“于学不务表?，归于自得。所治经，尤邃《易》、《诗》、《书》。《易》宗费氏，《诗》宗毛氏，《书》宗《大传》，旁列众说，折衷去取，湛思而通其故，往往获创解，为前儒所未发。其为文亦然，不?乡先生所传之法，而高洁纯懿，酝酿而出，其深造孤诣，亦为诸乡先辈所互名其家者莫能相掩也。”吴孟复先生说：“姚鼐以义理、考据、词章合一，然而桐城派作者，能真正做到很少，只有马其昶最擅其胜”，所以人们誉马其昶为桐城派殿军。
马其昶是学者，其文尤以言学者为美。谈纯学术，很容易枯燥乏味，论考据，又易于支离琐碎。但他钩玄提要，举重若轻，列举问题，加以分析，言必有据，而条例秩然，有物有序，且无一陈言芜词，雅洁可读。如《屈赋微序》本是谈考据问题，他发屈原的微旨，抒爱国的深情，既是评屈亦是自道，缠绵悱恻，志洁行芳。陈三立评为“醇意高文，其声激楚”。考据而不芜，抒情而不佻，就文艺文言，就学术文言，皆可作为模范，而更是“桐城”本色。马其昶论政有别于吴汝纶。吴汝纶为中国谋富强，急欲“改制”。马其昶则更看出清廷王公大臣之讲“变法”是欺人之技，他在《宣统二年上皇帝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凡事务其虚名，而百姓受其实祸”。又在《代常裕论新政疏》中，痛斥那些“新学者，拾其皮毛，不克入其堂奥，诋旧学为腐败，一旦志得意满，其腐败更胜于前”。赵煦评其政论文“雄文沉郁，洞极其弊”，王树?谓为“痛哭流涕之言，以明白晓畅出之，斯为奏疏之正体。”吴孟复先生说：“以遣词造句言之，其中多用骈句，间有偶句，正如曾氏所主张的‘义必相傅，气不孤伸’，但明白条畅，尽情尽理，上似苏轼，下类姚莹。”
马其昶早年让爵，中年不应保荐，不屑于“奔逐众好之场”，“朝剽暮鬻，?外于中”的。正因为如此，马其昶是桐城派嫡传，其文妙在雅洁而富于韵味。王树?说：“‘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洁’之一字，似易而实难，惟其昶独得此诀”。陈三立则评其文为“体洁思严，而韵出百家之上”。所谓洁，不仅在于语句简练，不说废话，更重要的是摆脱庸俗，不说假话、大话，“不妄加毁誉于人”，这正是欧阳修、方苞、姚鼐以来历世相承的一种好风气，也是“桐城”本色，马其昶做到了，尤为难得。
马其昶曾主庐江潜川书院、桐城中学堂。“训士输新学，一归本彝伦道德。”总督周馥举应经济科，巡抚冯煦以人才荐，复以硕学通儒荐者，皆未应。“宣统庚戌，始应学部聘任编纂。既入都，会中外大臣前所荐人才有继至者，吏部?列奏闻”，“知友强之随众引见，遂授学部主事”。辛亥后，主安徽高等学堂，又入都“主法政校务兼备员参政”。名望日高，被誉为学界泰斗。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极力拉拢马其昶。1913年“二次革命”，著名学者章太炎及其弟子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马叙伦因发表激烈反袁言辞遭到拘捕。章、马二先生与马其昶关系为亲密，亲友劝他离京以避风险。其昶断然拒绝，并冒极大的风险，面见袁氏，痛陈其迫害章、马二先生之过错，晓以利害，迫使袁世凯开释章、马二先生。1915年10月，袁世凯纠集一班心腹与无聊文人，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为复辟帝制作准备。为拉络马其昶，袁召见马，许以称帝后委以上大夫之职，马断然拒绝，并发表声明，然后携家眷日夜兼程南归。直到袁死后才回北京。曾猛烈攻击桐城派为“谬种”的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亦因言辞过激而被北洋军阀政府拘捕，马其昶与姚永概署名营救，多方奔走，胡适得之，大出所料，不胜感叹：“我觉得这个黑暗里还有一线光明”。由此可知，马其昶人品多么正直高洁。
姚永朴，字仲实，晚号蜕私老人，桐城人。光绪甲午科举人，不乐仕进，一意殚精术。少学古文词，一日过上海见萧穆，劝他用力经史，谓“匪是无以为文章根本”，“由是始知从事朴学”，“益治经，于《注疏》及宋、元、明、清诸家经学，无不洽熟淹贯，更旁及子、史、小学、音韵，博稽而约取”，尤“专壹于经，凡十余年，而《十三经》毕。委心前训，不得于衷，乃下已意”，成《素光阁读经记》，多至二十六卷。在清末，历主广东起凤书院、山东大学、安徽高等学堂、法政专门学校等讲席。时与井研廖平并称为“两大经师”，享有盛誉。且治朴学者，往往不工文，而永朴“则兼工之，卓有惜抱家法。”辛亥后，曾任清史馆协修，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安徽大学等校教授。又尝主讲秋浦宏毅学舍。著书甚多，有《蜕私轩集》、《旧闻随笔》等等。
永朴世家以古文相传，又兼师张裕钊、吴汝纶，并与马其昶、范当世及兄永楷、弟永概切磋琢磨，故文学早成，钱子泉先生说：“其文随手起落，不为张皇，坦迤平直中，自然感激顿挫，不似并世诸公之好起段落，狠其容，亢其气，硬断硬接，而我用我法，余味曲包，此真姚鼐血脉。”如《萧敬孚先生传》、《孙佩南大令》诸篇，义有归属，词无枝叶，而生动自然，耐人寻味，确实方、姚血脉。吴孟复说：“永朴之文，正可当清通渊雅四字。”
姚永概，字叔节，永朴之弟。与永朴同师张、吴，并从其两姊夫马其昶、范当世研习讲求。中光绪戊子科之江南乡试解元。吴汝纶居保定莲池书院，永概往从之，时范当世亦客直隶李鸿章幕，研讨诗文，商量学术，而尤热心于变法图强。时各省兴办学堂，永概先充安徽高等学堂教务长，后改师范学堂监督。入民国，任北京大学教授，萧县徐树铮创办正志学校，聘为教务长。又尝为清史馆协修，其分名臣传，“每脱稿，同馆皆服”。1918年，胡适自美国归，提倡文学革命，主张废古文，用白话，陈独秀、钱玄同从而和之，他和家兄永朴，妹婿马其昶，遂被迫辞去北大教职。国务总理段祺瑞闻永概名，聘永概为高等顾问、总统徐世昌则招入晚晴?选诗，永概均加以辞谢。说：“吾处女，少不嫁人，老了还嫁人么？”足见其清高如此。永朴笃志于学，尤专于经；而永概则留心时务，兼工诗文，陈三立称为“中国少年姚叔子”。安徽布政布沈曾植取马其昶文、姚永概诗合印一册，称“皖之二妙”，当时文坛盛言“通伯文章叔节诗”，永概诗胜文。他说：“我思文字贵，在切时与己。要使真面目，留与后载视。”本此宗旨，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写出了不同心情的诗篇。现代学者汪辟疆在所著《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封永概为“地煞星”，谓其诗“简远朴茂，诗如其文，山水之作，工于刻缕”。又谓“其诗秀爽而为警炼，沈郁而能顿挫，早喜梅宛陵（尧臣）、陈后山（师道），晚乃出入遗山，语必生新，而志在独造”。只可惜其生活的视野不广，遂使诗的题材过于狭窄，晚年更全身心投入教育，没有像同光体其他诗人那种闲情逸致，可传诗作不多，但作为一位古文家，其文字之雅洁，结构之精巧，却是同光体诸诗人所不能至者。
吴汝纶赏识姚永概才华，让儿子吴?生拜永概为师，称永概诗文“才气俊逸，足使辞皆胜踔纸上，虽百钧万斛而运之甚轻也。”林纾谓其文“气专而寂。澹宕有致，不矜奇立异，而言皆衷于名理，是固能祢其祖矣”，陈衍亦谓“其文纡回蓄缩，务使词尽意不尽，以至词意俱不尽。此桐城文派家法。”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桐城派从诞生、兴盛，到退出历史舞台，长达二百三十余年，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时间之长，人才之众，著述之丰，影响之深远，实为罕见。它成为我国文化史或学术史上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或才人现象。当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桐城派首当其冲，遭到启蒙先锋人物的抨击，这出于对批判旧传统旧文化的需要，可以理解。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思想解放的春风吹进了文化学术园地，为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如何力求以科学的态度，对桐城派作实事求是的考察与评价，从中汲取有用的养分，扬弃其消极、不适合当代的成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今天讲《桐城派及其名家述评》，只想证明这样一条历史法则：在历史上真正创造了文化的派别，是不会在文化中消失的，是抹杀不了的。桐城派是中国古典文化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其作品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一部分，通过分析，推陈出新，乃至超越桐城派，才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最后让我们重温姚鼐先生的话：“今之人不能无待于后”，“有所发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与时俱进，“变”中求进求大，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