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桂棣 春桃:小岗村的故事 陈桂棣吴春桃的婚姻

——从改革第一村看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作者:陈桂棣,春桃

来源:腾讯评论-燕山大讲堂

来源日期:2009-11-4

本站发布时间:2009-11-5 10:42:43
陈桂棣 春桃:小岗村的故事 陈桂棣吴春桃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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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陈桂棣(一级作家,《中国农民调查》《小岗村的故事》作者

春 桃(《中国农民调查》《小岗村的故事》作者)

时间:2009年10月31日周六下午3点-5点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办:腾讯评论

主持人:杨子云

主持人:各位朋友,下午好。今天我们请来了陈桂棣和春桃老师,二位老师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应该比较熟悉,五六年前的《中国农民的调查》一书,是比较关注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的比较沉重的作品,这本书也因为本身的力量,有一些比较坎坷的遭遇。六年之后,他们出了这本《小岗村的故事》,我今天是从早上8点起床一直看到一点五十分,把这本书看完了,现在还有点沉浸在故事里。大家都知道小岗村被称为中国改革的第一村,但实际上,在整个集体经济时期,包产到户和小承包,各地陆续都有包产到户的事情。记得燕山大讲堂39期请来的嘉宾高王凌教授,他就专门研究过集体经济时期农民的反行为,讲了农民怎么搞小承包。所以,小岗村为什么成了一个典型?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标志性的村庄?在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中,这个小村子里人物的命运和小村庄的变化到底怎么样呢?30年后的2008年4月两位老师进入小岗村做了将近半年时间的采访,写成这样的一本书。我们说,30年前的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说我们的希望在田野上,那30年后,中国改革的希望,是不是还田野上呢?这样一些疑问,希望两位老师进行解答,掌声欢迎。由陈桂棣老师先说,春桃老师补充吧,谢谢。

缘起:最初是打算调查农民工问题

陈桂棣:我们是搞文学的,但是接触法学院的机会比较多,上次我们来了一次,包括党国英、温铁军老师等四个人,在中国政法大学探讨了中国农村问题。为什么法学院对我们比较欢迎,我的理解就是因为我们反映了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为什么会发生社会问题,这是秩序的问题,一个国家基本秩序就是法,所以我很愿意来这里向各位来汇报一下我们这一段的经历。

在完成了中国农民调查以后,因为当时写的作品仅仅是反映几年前,那样一个特定的时期,农村负担比较重的情况下,农民有哪些诉求。我们所接触的基层的工作者和高层的专家,他们也没有解决的办法,所以那本书只是探讨了一些复杂的农民问题。

去年正好是改革开放30年,所以我和春桃想去安徽做一些调查。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开始的,我们应该到那里看一下,看他们30年到底怎么走过来的。

去之前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得到的非常多,小岗村近30年江山依旧,为什么依旧?答案非常简单,有的说他们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吃老本,有的说农民的弱点被强化了,还有的说当地政府有一定的问题。支持小岗村的和反对小岗村的官员都上去了,没有人理小岗村了。因为每届领导人是抓自己的特点,树立自己典型,有些话不一定客观,比如有的说县委领导要支持小岗村的话,小岗村搞上去了那还是当年陈庭元的功劳;地区支持的话,小岗村搞上去了,那还是当年王郁昭的功劳;省里支持的话,那小岗村还是当年万里的功劳。每届领导人都要搞自己的政绩。但这些说法是不是准确,没有人深究过。因为我们离小岗非常近,我们大量的朋友包括记者和作家,都到小岗村去过,而且有几个作家从1980年代跟踪到现在。我们问他们,小岗为什么上不去?他们说不知道,我们看报纸、杂志的报道,看不出来为什么上不去。这里面的水非常深,咱们的功夫达不到。

在写《中国农民调查》的时候,我们去过一次小岗村。我和春桃这次进去,一开始主要是想了解农民工的问题,因为小岗村肯定也存在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问题。小岗村是中国改革的第一村,那他们的农民到哪里去打工?他们有哪些故事,他们留守的这些孩子、妇女、老人,这些人有哪些故事。去了以后,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他们可能知道我们以前为农民说过真话,就直接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小岗村上不去吗”?我说:“你们愿意讲吗”?“当然愿意了”。我和春桃说,既然我们来了,就听吧。

当年的18个英雄好汉,现在还健在的12位。我们列的计划是一家一家的拜访,报社记者不可能像我们这样一家一家地拜访,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条件。如果这样,他们的报纸就没有办法办了,所以他们一般都会和当地的党组织和政府取得联系,你们有什么材料、什么经验,或者你们总结出一些问题,你们需要我们反映什么,你们现在有些什么样的宣传大纲?这是记者的局限性,因为记者有稿件任务。而我们有大把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听,结果感到意外,都是没有听说过的事情。我就问他们,你们讲的这些故事难道其他记者都不知道?我不相信记者们不知道,也许他们只是没有我们知道得多。

“小岗是不能随便采访的”

这些故事为什么会发生?我们的书上一开始提出几个问题,如果不是小岗村的人带头搞改革,中国农村改革的这些故事会有吗?为什么30年了,小岗村发生的变化与小岗村的人没有多大关系?小岗村现在建设得很漂亮,但跟小岗村的人没有关系。小岗村当年被称为改革第一村,闯出这么一条伟大的改革道路,但中国的改革制度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停滞不前?于是我们每一天就打了这么的问号,不断地听他们叙述,我们不断地提出疑问。

就在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时候,又一个意外发生了:当地的政府来干预了。他们知道我们两个人写过什么东西,一个镇党委副书记兼小岗村的书记,用手指着我鼻子说:“你来小岗村干什么?你有介绍信吗?”我爱人说他态度太蛮横了,说“我们是你的客人啊,哪能这样对待客人的?豺狼来了我们要用棍,朋友来了用美酒啊。”我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说“你别问我是干什么的”。当时我们正在访问大包干的带头人之一,就在他家门口,我正要说话,这位镇党委副书记兼小岗村书记说:“你们必须要到县委宣传部去登记,小岗村是不能随便采访的,不是谁都可以采访。”我当时很纳闷:小岗村难道是你的?小岗村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然后我们到了大包干的另一个带头人家里,问他这是怎么回事。这么多人讲了很多真话,但一到关键的时就会吞吞吐吐。小岗村现在一共有七个书记。我们了解到,小岗村已经不是以前的小岗村了。小岗村的党委第一书记是省财政厅下派的干部,他还兼小岗村的党支部书记,还兼村长,我感到奇怪了,你的户口在合肥,怎么能当小岗村的村长呢。在座各位都是法学院的精英,村长的产生,依据的法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选举法》,你的户口不在这里,你怎么能当村长呢?小岗村除了第一书记外,还有两个党委书记,四五个副书记,这些书记还不断地换来换去。我看来看去这些人里没有一个是小岗村的。这么多书记上面还有一个小岗村工作组,组长是凤阳县县委组织部长。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工作组,工作组在小岗的人至少有30多个人。你在小岗村看来看去,看不到当地的人,当地人大部分出去打工了。现在小岗有不少西装革履穿得非常干净的外来挂职干部,走路的样子充满了自豪,这是小岗目前的政治生态。

但是,小岗自己人难道不能管理好小岗吗?我感到奇怪:大包干的带头人,其中一个叫严宏昌,23年写了60多份入党申请书,他的事迹可以写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可他一直入不了党。12个活着的带头人,除了本身是党员的,现在一个人也没有能加入共产党,这让我大吃一惊,小岗村肯定是生病了。我们书的最后写道,2008年11月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严宏昌作为“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被几家中央媒体授予“中国改革三十年三十人”第一人的殊荣。他非常感谢党和人民给他的荣誉,但他的入党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小岗为什么被称为“改革第一村”?

我们是作家,我们怎么做采访的呢?我们先把大包干的所有对外出版过的文章、宣传资料都收集进来。在小岗待了二十多天,感到此地不宜久留。但为什么我们说采访用了半年?我们是北上南下做了很多外围采访,把当年的老党员、包括省级的老干部,能找到的我们尽量找,包括我们当年的老省长、老书记,当时的主任和副主任,包括万里的政治秘书,所以前后花了有半年的时间。对于小岗的人,需要时则通过电话做补充采访,我们利用现代通讯手段采访,打电话买卡就花了两千多元,有时一次电话能打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一定要把细节追问清楚。

我和我爱人在1993年的报告文学中,报道了一个的冤情,我和爱人勇敢地花了84天,把一些内幕揭开,从那一次我们得到了经验,你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件事,必须对法律负责,这点上,我很羡慕在座的各位法大学生,因为你们基本功比较扎实。我们从1993年开始就向你们法律人靠拢。我们的作品不能留下任何法律漏洞,所以,尽管有关部门对我们的稿件进行了调查,结果我写的都是事实,他们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的勇气。

所以这一次我们拿出平时的本事,用各种采访的手段完成这个作品。我们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也吸取了过去的经验以及不足,我们这一次只写事实只讲故事,不论事不评事。所以今天我们只讲一些故事,因为这些故事说来说去,我们吃不透,我们就不能随便地评断。我们讲出故事,你们每个人来调动你的精力、你的学识来弥补我们的不足吧。

小岗村其实不是中国最早分田到户的。这个在我们的的调查中,大量的事实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1978年,肥西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安徽省委特地颁布了“六条”决定,允许借地给农民种“保命麦”。山南小井庄人于1978年9月23日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从而影响和推动了山南区10万农民轰轰烈烈地开展包产到户,比小岗村早了三个月。他们是在基层党委组织的动员下,区委书记挺身而出,省长万里全力支持下做出来的。于是我们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有山南有10万人的包产到户,没被称为“改革第一村”,而小岗村只有18户却被称为“改革第一村”呢?我们到了北京,继续调查,通过资料发现山南也不是最早的,山西是最早的,山西的闻喜县南郭村,在1978年的春夏之交,在县委书记的鼎力支持下,冒着风险进行包产到户,比安徽的山南区早4个月,比安徽的小岗村早7个月。还有更大量的地方,比如说沿海的温州,这些地方,他们早已经把地给分了。那为什么改革第一村是小岗村呢? 我们到北京,走访了张广友先生,他当年是新华社记者,万里邀请他去参加了整个改革的全过程,后来他回到北京担任《农民日报》总编辑,他替我们分析了这个原因。他说,1977年6月万里受命于危难之时,去了安徽。那一年有遇到大旱等自然灾害。于是就想到19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为了度过灾年,很多地方就是自己把田给分了,分了田的地方就饿死人比较少。那么,这一年,万里也就支持地方把田分了度过灾难。当时刚从文化大革命过来,大量的事情需要去调理、去平反,几十年长期积累的很多问题,不可能在党内的一次会议上解决掉,所以,即使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恰恰就有“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到户”的字样。所以,当时冒着风险的山南区也好、闻喜县南郭村也好,他们虽然早早分田到户了,但是在那种气侯下,都被组织上给否定了。山西闻喜的那位,县委书记也当不了。而安徽肥西的山南,虽是万里亲自支持干的,但是地方当时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就把地给集中起来,万里没有办法,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当万里发现原来小岗村的18户,在没有任何人领导的情况下,早前不怕杀头就把地给分了,而且不是历史上的包产到户。小岗他们开秘密会议,不是搞包产到户,那是什么意思呢?包产到户是你要上到国家的粮食以及其他的生产资料,比如耕牛,由生产队统一负责,五个统一。而小岗叫大包干,大包干什么意思?。一是包干一定土地面积上农作物的种、管、收等生产环节;二是包固定土地面积上的收益;三是保证足额完成上缴国家的税金和社队(公社、大队、生产队)提留。这是非常勇敢的,一步上台,把地分给你,把生产资料分给你,于是就出现了被万里感动的一句话:“大包干,大包干,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咱们自己的”。直来直去,比包产到户还要彻底。所以万里听了以后非常激动,真要找这样的试点,很难,因为你主动支持的,上面中央不同意,地方政府组织也否定了。只有这个地方是不怕杀头也要干,这是多么可贵啊。他不仅敢干,穷成这样,而且首先想到的是“保证国家的”,这就为改革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就连那些反对包产到户的都不好再说什么。所以小岗村的这一点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称为改革第一村是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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