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994：胡厉之争轰动海外（1）
“一柄匕首戳在深圳最敏感的部位上”
自1992年南巡开始，深圳以突然再次获得的恩宠，走进了一个与过去氛围完全不同的新天地：几乎所有的政治压力都稀释了，如同《1957——苦难的祭坛》作者胡平描写的那样：“代之而起的却是来自自身好似春笋拱土般发展膨胀思想的压力。几乎所有夹杂冰渣的目光都融化了，似春汛一样包围你的是水蜜桃般饱满的笑容……”
然而，这种春光烂漫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994年早春，这个有着八十年代“改革孤岛”之称的新经济权贵，又一次被卷进了一场血雨腥风的大论争。
在80年代，中国发生过一场举世震惊的关于经济特区的争论。不同意搞经济特区的人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或者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试验场。这场争论长达10年，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不仅直截了当地肯定了特区的成功，而且在深圳把他对“左派理论家”的严厉批评昭之天下。这场争论才偃旗息鼓。
不过，这一次，攻击者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不再说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说特区正在享有超越法律的“经济特权”，其结果虽有一隅之发展，但却造成了更多的矛盾并且影响了全国的发展。
这场大论争是由一个名叫胡鞍钢的人发动的。
胡并非无名之辈。他祖籍浙江省嘉善县，是一个穿梭在高层与底层之间的冷面杀手，其经历和身份颇具传奇色彩：高小毕业就下乡的热血青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和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双博士，中国科学院国情专家；一贯以弱势群体代言人身份自居的经济学家。
1988年，胡鞍钢的成名作《生存与发展》横空出世。在这部著作中，胡鞍钢针对当时经济发展“急于求成”的普遍现象指出，中国国情中的限制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的积累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也必须是坚持持久战。该书一经问世，立刻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当年年底，当时的政治局全体常委调阅了报告全文。
1993年5月，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发表后，再一次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1994年之后的中国财政税制体制改革便以该报告为重要背景和参考依据，报告内容大部分被采纳和实施。这一项研究奠定了胡鞍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里无可争议的地位。
今天，我们很难断定胡将批判的矛头锁定深圳的动机和目的。即使在当时，这一点也是众口不一，说法百般。有人说，胡鞍钢是大陆第一个学术炒作大师，学术形象包装大师，他非常透彻地明白，不管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深圳是当时绝无仅有的一座注意力高峰。攻击深圳，就是攻击全中国人、甚至全世界人的眼球！无论胜败，皆可一举成名天下知。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发出讨伐檄文，既易取信于人，又无打压改革之虞。有人说，胡是一位个性极为张扬，思想极为独立，不媚权贵，敢于担当的汉子。他研究的课题一直是国家大势，深圳进入他的视野合情合理，丝毫不让人感到意外。
不管怎么说，一个城市的命运沉浮与一个学者如同矛和盾一般，互相刺伤又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
1994年3月14日，深圳成了一个欢庆的海洋。一个由国家十个部委组织，三十余个省市参加的取经考察团来了。鲜花如海，笑容如海。每个人的脸上荡漾着久违的灿烂的笑容。
在这样的气氛里，没有人预料到一场狂风暴雨已逼近。上午10点左右，一份报告经由新华社以内参形式上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这份署名为胡鞍钢的报告一开始就笼罩着一种莫可名状的神秘色彩。
胡鞍钢在报告中旗帜鲜明地说，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必须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因为，“公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央政府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能带头破例，对某些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或提供垄断……任何地方都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即使是经济特区也不能享有和保留经济特权。”
这篇似乎在谈论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别的报告，刀口径直指向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
3月28日，北京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看完这份内参后，沉吟良久，说了一句话：“胡鞍钢这一下子，算是像一柄锋利的匕首戳在了深圳最敏感的部位上。”
各省市的情绪迅即被引爆
然而，令胡鞍钢意外的是，他排山倒海般的炮弹竟像是射进了汪洋大海，虽然掀起了波澜，却迅即化为无形。这多少让他感到泄气。
尤其是深圳的态度，一种高傲的、不屑的、无畏的冷漠，更激起了这个“文化杀手”的斗志。冷静下来后，胡鞍钢决定从长计议，从外围进攻，发动各省打一场包抄战，最终逼迫深圳表态。
在此后的半年里，胡鞍钢将自己的理论进一步发挥，并让它以在台下向中央“献策”的秘密传播方式，转为公之于天下争取舆论制高点大力支持的方式寻求破局，试图在更大的范围取得支持。
在“特区不特论”内容变得日益充实、观点提纯得愈发尖锐、语言变得刀刀见血的当口，一个天赐之机蹑步而来。
1994年6月中旬，胡鞍钢悄悄被请进中央党校，去对省长班讲授“中国地区差别问题”。面对一群省市区的领导者，胡鞍钢见机出手，断然将他的“特区不能再‘特’”的观点第一次予以公开。结果自然如胡鞍钢所料，“特区不特论”像在滚烫的油锅里洒了几滴水，现场立即炸开，各省市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地区领导的情绪迅即被引爆。
据胡鞍钢后来的陈述，许多欠发达省区领导人也认为：特区不能再“特”下去了，不能老吃“偏饭”。甚至沿海地区领导人也持相同观点。浙江省一位领导人讲：“我们也不服气，凭什么他们能享受优惠政策，而我们就不行呢？”
惟恐大火不燎燃，胡鞍钢10月又匆匆跑到上海“放火”烧山。
这次他在上海作的经济报告的题目是《上海：为何老大变老九——不同税制对上海的影响》。所谓“老九”是指上海到了1992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8年的全国第一下降到第九。上海市的经济在80年代的确是每况愈下的局面。其国内生产总值，在1978年是全国第一，到1992年则降至第九。这引起海内外不少人的议论。
胡鞍钢直截了当地对上海人说，上海衰落的原因，全在于中央政府在税制上对上海“实行歧视性政策，抽血过多，取之过量，而导致其发展乏力，没有后劲”所致。
第三部分1994：胡厉之争轰动海外（2）
胡鞍钢认为上海的财政贡献远远大于经济贡献。他还列举广东在80年代的迅速发展为例，证明中央在税制方面给予广东的优惠是导致广东超过上海的原因。他说，在西方国家，很少有一个国家有不同的税制。因为税制上的不公平，导致上海失去了发展机会，只要中央像对待广东那样对待上海，全国统一税制税率的话，上海会迅速发展起来。
胡还用同样的原则进一步谈到上海浦东的开放。他说“浦东开发，也不等于就一定要搞优惠政策和区别性政策，开放和优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中央在全国实行统一税制，像对待广东那样对待上海，上海就会迅速地发展起
来……邓小平说要把特区搞成开放的窗口，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要给特区以优惠政策或是一直优惠下去。”
胡鞍钢的这些话等于是在间接地论证，中国的地区差别乃是因为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的亲疏政策所致。而特区的发展之所以迅速异常，乃是因为全国替他们负担了中央的财政支出，而他们却在坐享其成。很显然，这样的观念触及了我们国家最为敏感的一个领域。
正因此，胡鞍钢的理论和地方领导人的情绪很快汇成一股潮流。胡本人则从此名声大振。
一场特区之争终于爆发
对于胡鞍钢的步步紧逼，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方面已经以相当高的姿态保持了半年多的沉默。人们都认为，深圳不可能反唇相讥。因为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邓小平1992年在特区讲过的那句“不争论”的话，当时邓小平很自豪地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后来还有了那句“争论的不干事，干事的不争论”的民谚。
不过，为深圳不平而鸣者不乏其人。
1994年10月7日，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的刘福垣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与胡鞍钢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指出非但不能取消特区之“特”，而且特区还应更“特”。不过，刘福垣在文章中并没有提到胡鞍钢本人，“用词委婉平和，一副理论探讨的温文尔雅”。
“学者们不论具有怎样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方法，但有一点似乎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不怕人家反对他们。只怕人家不理他们。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胡鞍钢不仅不担心有人出来批驳他，而且很希望有人来批驳他。因为只有这样，事情才有机会闹得轰轰烈烈，他也才有可能不再寂寞。”一位洞悉这段论争的当事者后来分析说：“刘福垣的文章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契机。”
果然，1994年12月初，胡鞍钢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要“以学者的无所畏惧的气派”来驳斥刘福垣的论说。
1995年6月中旬，胡鞍钢再次利用一个机会向地方领导人宣传他的观点。这一次是在风光旖旎的北戴河海滨，听众则是一批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据胡鞍钢说，这些少数民族干部“表示了相同的看法”。所以他就更加坚定地认为，“对特区的优惠政策，人为地加剧了地区之间矛盾，受到绝大多数地区领导人的反对”。
大约一个月后，也即1995年7月，胡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的特区研讨会上，提交了《特区还能再“特”吗》的论文，进一步阐明他的观点。
一场特区之争终于爆发。
厉有为“杀鸡用牛刀”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作为争执的焦点，深圳就觉得自己再也不能沉默。
不过，第一个站出来驳斥胡鞍钢的，竟然是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这多少出乎人们的意料。
1995年8月7日，《深圳特区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长文《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访谈录》。
厉有为重点谈到了深圳特区创建15年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成立特区时，中央只给了1.5亿元的开办费。以后就不再给了。到了1988年后，深圳经济有了一定的实力，开始向国家上缴财政收入。他专门为此向人们算了四笔账：
一是1988年后，深圳向中央、省财政上交34亿元。
二是国家直接从深圳取得的海关税、海关代征税，铁路、邮电、银行在深圳实现的效益15年来超过500亿元以上。
三是各省市在深圳投资企业，现在已经在收获。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同志说，湖南在深企业净资产已经超过30亿元。
四是在深圳外地就业人口有210万。据几个省统计，目前在深圳的打工者每年寄回家乡的钱人均最少达到3000元，也就是说，打工者每年最少寄出了60亿元到全国各地。
厉有为是在告诉人们，中央政府对深圳特区的投资，是15年来最为合算的一笔。
接着，厉有为话锋直指胡鞍钢，语言十分严厉地说道：
现在有人否定特区，主张取消特区，说什么特区培养了特殊利益集团，是和中央争利分利的特殊利益集团，是用寻租的手段发展的。政治寻租是向中央要特殊政策；经济寻租是向京官行贿。这不仅仅是把脏水泼在特区建设者身上，而且还把中央领导诬陷在里边了。东北话叫“埋汰人”。
不过。胡鞍钢不这样认为。他迅速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予以回击。显然，他对争论的升级非常兴奋。这回，胡鞍钢放下最后一点客套，将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深圳之“实践”，其语言的犀利程度，远在厉有为之上：
特区的“特”字实质上是一种特权或垄断权，具有破坏公平竞争的消极作用。欠发达地区为什么不服气，他们并不介意穷和富，而在意他们不能参与公平竞争和公正竞争。高收入的特区再享有中央优惠政策，继续占便宜，实在毫无道理。
对于一个地区的优惠，就等于对其余地区的歧视。
国内某些人缺乏历史常识，似乎一谈改革，就要搞优惠政策，一谈开放，就要搞减免税，似乎谁主张取消特区优惠政策，谁就反对邓小平的特区政策。这是吓唬人的伎俩。你能吓唬谁？
我与某些主张坚持特区优惠政策的人之间的争论，既不是姓“社”姓“资”的争论，也不是取消特区还是保留特区的争论，而是取消特权还是保留特权的争论。
所谓“优惠政策”，并不是一纸空文，它具有很高的含金量。这相当于为某些地区提供一种特权垄断。有了特权和垄断，就有了高利润和垄断利润……以深圳为例，1993年该市财政收入减去财政支出为7.9亿元。作为名义上缴额，包括向省及中央财政上缴额，这一数额仅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0.59%，同年该市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总数比例为28%。这说明，深圳的财政贡献与经济贡献不成比例。深圳少交，其他地区就会多交。
深圳市领导人为了充分宣扬对国家的贡献，使用了“1∶500”的提法。“1∶500”的说法不仅过分夸张，而且把中央的记在自己身上。有“贪天之功”之嫌。众所周知，海关税、海关代征税，铁路、邮电、银行收入从来都是中央专项收入，不是地方口袋里的钱。不仅深圳如此，上海也是如此。仅1992年，上海上交中央专项收入高达154亿元。这是中央的钱，怎么能算在深圳领导人的名下？怎么又敢以“1∶500”的惊人效益向海内外广泛宣传呢？
第三部分1994：胡厉之争轰动海外（3）
我从来没有主张“取消特区”，而是主张取消“特区优惠政策”。大家都晓得，这是两个不同主张。
从1994年中国实行中央地方分税制以及新税制。它的根本原则是“统一税制、统一税率、公平税赋”。这势必要触及特区的优惠政策。在中国搞统一税制还是继续沿用非统一税制由此引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特别是中央与特区的矛盾。如果“特区不特”仅是一种学术观点，特区领导人不会伤肝火的；如果这一主张变为一种政策，就不能不使他们大为恼怒。
可能是因为有了市委书记在前面打了头炮，再加上胡鞍钢的不依不饶(用《深圳特区报》编者按的话说是“由于某学者日前仍喋喋不休”)，到了1995年秋天，双方几近刺刀见红。《深圳特区报》连续发表了杜吉轩三人合写的《办特区是搞特权吗》、郑炎的《浅议学者与学棍》和吕延涛的《棍子向谁打来》等文章。这些文章的火药味一篇比一篇浓，和胡鞍钢的言辞一样，犀利有余，而风度则略显不足。
吕延涛的《棍子向谁打来》言辞尤甚：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否定中央的特区政策，反对继续办好特区，主张“特区不特”甚至要取消特区的论调却甚嚣尘上，与中央大唱反调，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某“著名学者”。此人不但利用国内各种讲坛，而且借助境外媒介，对特区和特区政策大肆攻击，并罗列了特区九大“罪状”。对特区大打棍子。
请看，明明特区是中央确定的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场”和“排头兵”，他却说是搞“特权”，会阻挠和反对改革开放；明明特区对全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却说是人为地加剧了地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明明特区政策是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他却说是少数人“通过经济寻租和政治寻租寻求垄断权和特权的结果”；特区的高速发展明明是为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作出了贡献，他却说由于特区的发展把东西部差距拉大了，是一种危险。这位先生的一系列言论，到底是要反对什么，他的棍子打向谁，难道还不清楚吗？
看过双方的这些文章之后，人们禁不住产生这样的担心：一场学术之争，会不会演变为一场政治批判？
就在这时，这场争论像是断了琴弦似地戛然而止。
10月14日，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突然发出通知，要求深圳所有传媒立即停止刊登所有有关“特区不特”争论和不点名批评胡鞍钢的文章。
这样，从1994年春天到1995年秋天，这个争论持续了大约一年半时间。
关于制止这场争论的原因，有研究者说，“显然是由于来自北京方面的指示”。香港《明报》也用大字标题表明是“北京施压禁深圳传媒‘围剿’胡鞍钢”。人们由此猜测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像胡鞍钢这样一位学者如此大动干戈的做法欠妥，更何况当时胡鞍钢本人并不在国内；第二，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争论的内容所涉及到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过于敏感。
第三部分1997：围剿厉有为（1）
1996年11月20日，北京下着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正在中共中央党校省市领导班学习。头一天，有人通知他第二天去参加校内的一场研讨会，还要发言。由于来不及准备，厉有为就抓上另外一篇题为《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的论文草稿匆匆忙忙跑上了讲台……
厉有为在《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中直言不讳地说：“为了适应中国已经设定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中国必须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突破。”
他还进行了大胆的思考：“除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以外，有没有第三种所有制形式？能否建立一种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形式？”
在研讨会一个星期后，厉有为突然发现这篇还在修改之中的文章，居然被人偷偷拿去翻印散发，并以雷霆之势发动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倒厉风暴”。自己无形中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
宛如晴空一声霹雳，厉有为一下子蒙了。
置厉于政治死地的是一篇无作者署名的“万言书”。这篇附加厉有为的学习体会的文章，在京城上下传得沸沸扬扬，并借助国外势力首先在海外公开发起讨伐。
厉有为为什么会成为第一个靶子？
厉有为之所以成为第一个全力打击的靶子，不仅因为他是中共深圳市委书记的缘故，更主要的是与他在所有制上迈出了关键的一小步有关。2003年10月23日，享有“民间焦点访谈”的《南方周末》发表了记者李文凯写的标题为《厉有为的一小步》的述评。李文深刻地分析了厉有为为何要迈出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一大步”的“一小步”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左派”会恼羞成怒无法容忍他踏出这“一小步”。
1993年，厉有为就提出市场经济要建立五大体系，一年后，这个内容扩充为八大体系。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五大体系还是八大体系，厉有为当时都没有提到涉及所有制的体系。及至1996年深圳市场经济十大体系形成，最为核心的却恰恰是这个敏感的“所有制体系”。
如此，便有了这样一个逻辑：直到“所有制体系”形成，深圳的市场经济才终于“摸着了石头过了河”。
而厉有为正好在这个时候写就了《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也就不仅仅只是学习马克思经典著作的体会了，更多的，应该是实践的体会。作为深圳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指导者与全程亲历者，厉有为显然清楚地知道，改革正在过难关，而能不能过关，就在于所有制问题能不能得到突破。
厉有为焦虑的，还有深圳的成就与经验，是会得到肯定，还是会被否定？
但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深圳与其他地区的差别。所以在他看来似乎只是基于实践而在理论上理所当然的“小小一步”，结果会在北京遭到如此规模的“口诛笔伐”。
对于厉有为来说，他不能接受“深圳只剩下五星红旗是红的”之类的批评，他强烈地希望为股份化正名——“股份制经济不是私有化”。
这一点恰恰碰触了“左派”抵命死守的红线——所有制问题。对于厉有为这样的干部展开如此严厉的批判，显然牵涉着全局的走势。很快，各种声音汇集进了中南海。2002年，厉有为在对《深圳特区报》记者回忆道：“如果没有江总书记，胡锦涛校长的支持，我的政治生命就完了。”时任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说，厉有为是在党校内部的讨论会上谈自己的学习体会，如果这样的发言也要批判，那么今后谁还敢说话？此后一段时间，不少关心政治风向的人便确信：对于厉有为的“大批判”“流产”了。因为极“左”派精心酝酿的第二波“口诛笔伐”迟迟没有出现。相反，在十五大召开的前一天，《中国经济时报》还发表了对厉有为的专访。
访刊登在《十五大代表访谈系列》栏题下面，令人一望而知厉有为不仅还是深圳市委书记，而且已经成为中共十五大的代表。
这是厉有为自年初以来第一次公开回答对他的“批判”。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事情的关键更在于，如若不是对这时中国的政治局面具有透彻的理解，乃至自信掌握了其中最微妙也最有利的时机，北京的报纸断不敢给厉有为提供“反击”的机会。这表明厉有为已经渡过了这一次危机。
《中国经济时报》的这次专访，甚至为厉有为提供了公开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而厉有为在陈述了他对于所有制问题的看法之后，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他说：“现在看，那篇毕业论文基本符合江总书记‘5•29’讲话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