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文转载自愚人节的梦《《现代学林点将录》之王国维》
王国维很早接触西学，叔本华、尼采均是他欣赏的哲学家，后来学问转向国学，并成就伟业，实源出于他非凡的悟性，胡氏以天昰星玉麒麟卢俊义目之，在晚清民国学术江湖里坐第二把交椅，诚哉，信哉！实际上王氏不是看上去的书呆子式的人物，他在海宁经营地产，还曾为罗振玉在上海搜罗古董字画并寄送到日本销售获利，与学术著作里的学究形象相差甚远，学者也有血有肉，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他们具有多面的人格魅力。胡氏未提及王早年在上海的情形及在哈同花园的履历，稍感遗憾。此外，王“篡改”对联一则轶事则折射出他的顽皮。
王国维肖像
海宁王国维故居内景
清华大学王国维纪念碑局部
同上
纪念碑全景
Wang GuoweiManuscript Of Epigraphy Of Song Dynasty
Estimate(￥)：280,000－360,000
Hammer Price(￥)：1232000
《王國維全集》（全二十冊）
作者：謝維揚、房鑫亮主編
出版：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9月。
文/胡文辉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庵，号观堂；浙江海宁人。
王国维的生涯学问，大致可以辛亥革命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在思想学术上是维新派，以新学（西学）为尚，嗜习哲学，专攻文学；后期则转为文化政治上的遗老派，回归古学（国学），而以史学为志业。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为王氏前期两大名作。《词话》辞简而意丰，表面上是中国本位的谈艺录，只是传统词话的继承；然而其中的别有会心之处，非有西方文学及哲学的素养绝不能道。王国维《词话》以主观领悟取胜，钱锺书《谈艺录》则以引证浩博取胜；而论文艺学术史上的地位，则王氏之轻，固不逊色于钱氏之重。《宋元戏曲考》为戏曲史的开山之作，王氏自称：“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献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其一空依傍的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辛亥之后，王氏感伤满清之亡，耻食民国之粟，于是追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并受罗氏的影响和帮助，尽弃早年所学而“反经信古”。当其时，作为旧制度的清室已土崩瓦裂，而作为旧文化的国学亦花果飘零，故二人将遗民的心事寄托于学问之中，以抱残守缺之志，为存亡续绝之业；王氏之所以由外缘的西学返回本土的中学、由枝叶的文艺之学返回根本的经史之学，即出于这种思想背景。故罗王之学，自学术本位而言，为考古的学问；而自政治本位而言，则为流亡的学问也。此后十数年间，王氏涉猎极广，举凡甲骨金文与经学小学，边疆民族与历史地理，流沙坠简与敦煌遗书等等，皆多有发明。而最享盛名者，自然要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两篇，其要旨在于以甲骨卜辞与传世文献互证，钩沉出殷商一代的帝王世系，发千古未发之覆，遂成就“新史学的开山”的洪业。
对于王氏的成就，当代几无异辞，其国学大师的形象，近乎完满无缺；而在王氏所处的时代，却不尽然。如孙德谦责备他的考证穿凿而无关宏旨，张尔田暗示他重考据轻义理，章太炎反对他以甲骨文证古史，黄侃讽刺他匆忙立说、学无根柢，邓之诚批评他虽有创见而好赶时髦，钱穆则斥责他取巧拣漏、以考据代学问。对这类评论，宜作两面看：一方面此数人治学皆偏于守旧，都不能如王氏据新材料而有新发现，故其态度不免有酸葡萄的心理；另一方面，王氏研经考史确为半路出家，所凭籍者实在于迅速的悟性，而不在深厚的功力。
按：王氏的情形略同胡适。王、胡二氏，可谓近世以来学术史上最有发明、最多成绩者，而皆不纯以所谓学术功力取胜。盖二人对西方学问都能登堂入室，有思辨的根柢，故从事考证，实为以难就易；可知考证学的境界，不能仅从考证本身达致，不能仅依赖单纯的文献积累，而需要更广阔的知识背景及视野。胡适曾批评清儒太重功力而不重理解，实不谛为自我作辩护，亦不妨视为替王氏作辩护。
王氏应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之后，还保留着作为遗老标志的小辫子。据说王氏夫人曾劝他：“来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东西做甚么？”王答：“正是到了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做甚么！”
1927年，王氏以五十岁的盛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成为近代文化史一大公案。关于其自杀的原因，世论纷纭，但无论如何，当时北伐军黑云压城的政治阴影，是对王氏最直接最重大的刺激。王氏与梁启超、陈寅恪号为清华研究院三巨头，但陈氏系后辈，当时著述亦仅寥寥；论名望及成就，实以梁、王并峙，分别为近代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的颠峰。王自沉后不足两年，梁亦病逝，终年也不过五十六岁；如此一来，近代知识界两大巨擘先后凋谢，国学研究院遂终成昙花一现。
王氏性格内向，但偶尔亦有顽谑之举。清末他在北京时，名士蒋黻曾集杜诗为春联云：“傍人错拟扬雄宅，异代应教庾信居。”王氏竟偷偷将春联改成：“傍人错拟杨雄宅，半夜须防石秀刀。”在新年大吉的时候，硬是将文人墨客的雅舍，比作梁山好汉的凶宅，可谓谑而近虐。这可见王氏也有性格促狭的一面。
诗曰：境界三重独上楼，卜辞证史溯殷周。若无一曲昆明水，或恐追随到满洲。
按：首句典出《人间词话》最有名的一节：“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夜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补充：
王国维之生平、学行与文化精神（彭华）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abeff90100uhxw.html
王国维之生平、学行与文化精神（彭华）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庵），又字伯隅，号观堂、永观等，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是近代中国享有国际盛誉的杰出学者，学界共推为学术巨擘，世人推允为国学大师。 王国维一生涉猎极其广博，举凡哲学、美学、教育学、文学、文献学（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经学、史学等均有专门之研究，并且在如此众多的学术（学科）领域都取得了不可磨灭的突出成就；诚可谓造诣精深、论著丰赡，故傲然而入杰出学者之林！ 王国维熔铸古今、会通中西，既具备深厚的国学根柢与知识素养，亦有独特的西学修养与理论方法，并且成功示范而又堪称楷模，故巍然而为一代学术巨擘！ 就文化精神之诸层面（文化关怀、学术精神、治学理念等）而言，王国维均有其深远而根本的终极关怀（ultimateconcern）。毋庸置疑，王国维又挺然而为一代国学大师！ 一、生平简介 清德宗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生于浙江海宁州城（今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旧宅。祖辈世籍开封。远祖禀，宋靖康中以总管守太原，城陷，死之，赠安化郡王。孙沆，随宋高宗南渡，赐第盐官，遂为海宁人焉。海宁王氏乃当地书香世家，高祖父、曾祖父、祖父三代均为国学生，至其父辈始弃儒而贾。父王乃誉（1847－1906），字与言，号莼斋，晚字承宰，号娱庐。虽事商贾，仍于暇时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著有《游目录》十卷、《娱庐诗集》二十卷、《娱庐随笔》（三十岁以后日记）等。母凌氏，生一子一女，女名蕴玉，长王国维五岁，适同邑庠生陈达衢（汝聪）[以上关于海宁王氏家世的叙述，综合参考以下二文：（1）王国维：《先太学君行状》，附录于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62－363页；（2）王国维：《补家谱忠壮公传》，《观堂集林》卷二十三，《王国维遗书》第四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影印）。以下凡引王国维之著述，除有特别说明者外，文字均依《王国维遗书》。]。 王国维七岁（1883年）始入私塾。先从庠生潘绶昌（字紫贵）学，后从陈寿田学，习八股时文及古体诗等。1887年，乃誉自溧阳奔丧返乡，从此“里居不出，以课子自娱，发行箧书，口授指画，每深夜不辍”。其时王国维已经崭露头角，与叶宜春、褚嘉猷、陈守谦一起被里人目为“海宁四才子”，并被推为其首。1892年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其后，两度应乡试，皆不售。又为中日甲午之战震撼和受“公车上书”之影响，“于是弃帖括之学而不为”[以上引号内的文字，均出自王国华《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遗书》第一册。]。曾任私塾教师两年（1896－1897），但不为其所乐。 1898年2月，王国维至上海《时务报》任书记，此行为其一生事业之始。同时，入“东文学社”学习，后渐为罗振玉（1866－1940）、藤田丰八（1869－1927）所知。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报》遭关闭，罗振玉引之入东文学社，“使治社之庶务，而免其学资”[王国维：《自序》（1907年），《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并协助罗振玉编辑《农学报》。自此，王国维半工半读，有了专心求学的机会。 1900年，罗振玉应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之邀，至武昌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1901年秋，王国维应罗振玉之召赴武昌，为湖北农务学堂译述讲义及农书。同年5月，罗振玉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杂志，聘王国维为编辑（后实任主编）。此后，其哲学及文学撰述常刊载于此。 1902年2月，王国维受罗振玉资助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物理学校。夏，因病归国。其后，王国维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通州师范学堂，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课余，复埋头哲学、文学研究，此为其“独学之时代”。 1904年6－8月，《红楼梦评论》正式刊出[《红楼梦评论》初载《教育世界》第76、77、78、80、81号，1904年6－8月出版。]，此为王国维第一篇关于文学评论的著作。评论者说，《红楼梦评论》“要不失为一篇文学批评之杰作” [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原载《思想与时代》第26期，1943年9月；后收入《缪钺全集》第二卷《冰茧庵古典文学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97页。]，是20世纪“由中国学者有意识地化合了西方思想而写出的第一篇文学理论大文章” [陈鸿祥：《王国维全传》，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第145页。]，是“红学史上的里程碑，……揭开了现代古典文学研究的序幕”[“出版说明”，《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1年。按：“出版说明”中的“索引”二字有误，当作“索隐”；另，“他”亦以作“它”为宜。]。 1904年8月，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12月，王国维至校任教。课余，仍研读叔本华、尼采、康德学说。1905年11月，罗振玉因父丧辞职，王国维亦辞职归家，赋闲达半年之久。期间，填词甚丰，治学兴趣亦渐由哲学转向文学。 1906年2月，罗振玉任学部参事，王国维随罗振玉进京。1907年春，罗振玉荐王国维于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庆；王国维受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后充学部图书局编辑和名词馆协修，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在京期间，结识缪荃孙（筱珊）、傅增湘（沅叔）、董康（授经）、刘世珩（聚卿）、吴昌绶（伯宛）等。 1906－1907年间，《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相继刊出；又“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王国维：《自序二》（1907年），《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对于自己所填之词，王国维评价甚高，颇有自命不凡之语。三十自序云：“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同上。] 1908年11月至1909年2月，词学名著《人间词话》（64则）在《国粹学报》第47、49、50期刊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标举“境界”之说，更辨词境有“隔”与“不隔”之别，“凡此等评衡论断之处，俱持平入妙，铢两悉称，良无间然”，全书“明珠翠羽，俯拾皆是，莫非瑰宝”[俞平伯：《序》，《人间词话》，北平朴社，1926年。]。 1911年10月10日（八月十九日），辛亥革命爆发。12月，罗振玉、王国维、刘大绅各率全家避居日本，居京都乡郊吉田山下之田中村，侨居日本达五年之久。从此，其治学转而专攻经、史、小学，许多重要著作相继问世（如《简牍检署考》、《宋元戏曲史》等）。王国维云：“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王国维：《丙辰日记》，1916年正月初二。] 1916年2月，王国维应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主编《学术丛编》，后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研究。1919年10月，开始为蒋汝藻（1877－1954）编撰藏书志，前后历时四年之久（1919－1923）。1922年，王国维受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在上海期间，编成《永观堂海内外杂文》（1917年）、《观堂集林》二十卷（1921年）。 1923年4月，王国维应诏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7月，“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1924年11月（十月），冯玉祥部“逼宫”，命溥仪迁出紫禁城。王国维随驾前后，并因此而有“艰难困辱，仅而不死”之言（《乐庵居士五十寿序》）；曾数度“欲自沉神武门御河”，皆为家人所阻而未果。 1925年2月，王国维受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研究院“四大导师”。执教清华期间，王国维教授《古史新证》、《尚书》、《仪礼》、《说文》等，治学重点转入西北史地及蒙元史。 1926年9月26日（八月二十日），长子潜明病逝于上海，王国维至沪料理丧事。罗振玉亦至上海协同料理丧事，丧事毕即携女先行归天津。10月返京，两次致书罗振玉，其后遂与罗振玉绝交。此即殷南所云“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殷南：《我所知道的王国维先生》，《国学学报》第二卷第八、九、十期合刊（王静安先生专号），1927年10月。转引自《追忆王国维》，第138页。按：一般认为，殷南即马衡。]。 1927年6月，北伐军进抵郑州，直逼北京。6月2日（五月初三）上午，王国维告别清华园，至颐和园昆明湖自沉。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第一册，大通书局，1976年（影印本），卷首第21页（手迹）。]海内外人士知与不知，莫不悼惜！ 二、学术经历 王国维的治学之路，大致可以辛亥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辛亥革命前（1877－1911），主要从事哲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研究。辛亥革命后（1912－1927），治学重点转向经、史、小学。 早年的王国维，在家乡接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自云：“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王国维：《自序》，《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早年的这种教育虽然传统且程度有限，但亦为他日后治文史、考据之学奠定了一定基础。 王国维之知西学（新学），其时已是甲午之年（1894年）。“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但因“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故“居恒怏怏，亦不能专力于是矣”[同上。]。在东文学社学习时，王国维从日本教员田冈佐代治（字岭云）文集中，见“有引汗德（按：即康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同上。]，遂萌生研治西洋哲学之念。王国维之研读哲学，出于其忧郁的个性，而初衷则在思索人生，“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同上。]。 王国维前后攻读的哲学著作，有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王国维称之为《纯理批评》）、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王国维称之为《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以及尼采之书，“此外如洛克、休蒙（按：即休谟）之书，亦时涉猎及之”；同时辅之以哲学史著作，如“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以及桑木严翼之《哲学概论》等。除哲学外，兼及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如“翻尔彭之《社会学》，及文之《名学》、海甫定《心理学》”[王国维：《自序》，《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西额惟克之《西洋伦理学史要》，以及席勒之美学等。在攻读之余，王国维又执笔翻译、绍述西洋哲学。近代中国之译介西洋哲学者，“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1923年），《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51页。]，而王国维则堪称“继严氏以后之第一人”[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93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王国维三十岁以前濡染西方哲学的这段经历，不仅使他开拓了学术视野，而且训练了理性思维，同时也从中获得了精神慰藉（“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 [王国维：《自序》，《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尤其是叔本华哲学，王国维自觉与其深相冥契，“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按：即1903－1904年），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王国维：《自序》（1905年），《静庵文集》，《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王国维后来之自沉，识者谓实与叔本华哲学不无关系。 对于西洋哲学，王国维虽无完整、深刻、系统之研究（学者云，王国维对西洋哲学“并无深刻而有系统之研究”[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缪钺全集》第二卷《冰茧庵古典文学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95页。]，“无完整有系统之研究”[叶嘉莹：《说静安词〈浣溪纱〉一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0页。]），但作为治学之利器，已足以使他获益匪浅。王国维前期学术成就的获得，实导源于这段西学经历。如作为其前期代表作之一的《红楼梦评论》，王国维即自陈其立论“全在叔氏（按：即叔本华）之立脚地”[王国维：《自序》，《静庵文集》，《王国维遗书》第五册。]，这在当时是颇具影响的尝试（王国维“应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解释《红楼梦》在当时影响很大”[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7、92页。按：该书原名《当代中国哲学》，初版于1947年1月。]）。再如其前期的另一部代表作《人间词话》，甚至其诗词之作如《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等，实亦受叔本华之影响。缪钺云，“王静安《人间词话》之论词，精莹澄彻，……其见解似亦相当受叔本华哲学之濬发”，“王静安之文学作品，亦多受叔本华之影响”[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缪钺全集》第二卷《冰茧庵古典文学论集》，第197、198页。]。又如其前期的重要论文，如《哲学辨惑》（1903年）、《论教育之宗旨》（1903年）、《论性》（1904年）、《释理》（1904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年）、《原命》（1906年）等，若无西学（尤其是西洋哲学）之修养，其撰作实不可想象。 但是，王国维后来还是在烦闷与苦恼之中比较决然地离开了哲学苑囿。推究个中缘由，固然与客观的学理密切相关，同时亦与其自我抱负、个人秉性直接相关。 在1907年的王国维看来，当时的哲学界已经相形黯淡，并无自立新系统的第一流的哲学家，所谓哲学家实多为第二流的哲学史家。“今日之哲学界，自赫尔德曼以后，未有敢立一家系统者也。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此外所谓哲学家，则实哲学史家耳。”而王国维又是自我期许甚高者，“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另一方面，王国维已经清晰地看到，“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这使他一度处于两难选择之中，“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王国维之研覃哲学，本欲于其中求精神之慰藉；既然不能于哲学中求慰藉，故王国维转而求诸文学，“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但这样一来，王国维又陷入了另一两难选择之中：“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本段引号内的文字，均出自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 虽然有如此之烦闷与苦恼，但在辛亥革命前的两三年间（1908－1910），王国维还是将其治学重点转向了文学。在1908至1910年间，王国维陆续辑校成《唐五代二十一家词》、《南唐二主词》、《后村别调补遗》、《寿域词》、《石林词》、《漱玉词》、《放翁词》、《六一词》、《优语录》、《录鬼簿》等，又成《词录》、《曲录》、《戏曲考源》、《宋大曲考》（后增订为《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曲调源流表》（已散失）等。 王国维雅好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这一势头，一直绵延至其东渡日本的最初三年（1911－1913）。在此三年间，王国维创作了《颐和园词》、《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蜀道难》、《咏史》、《昔游》等文学作品，并于1913年5月将诗作结集成册，以《壬癸集》为名刊行（1914年正式出版）。又于1912年9月修订《古剧脚色考》，并于1913年连载于日本《艺文》杂志。1913年1月，又以三月之力撰成《宋元戏曲史》，于其后连载于《东方杂志》（1913－1914年）。《宋元戏曲史》是我国第一部戏曲史专著，郭沫若将《宋元戏曲史》与《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誉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1946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306页。]。 辛亥东渡后，王国维之治学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转而寝馈于经、史、小学。王国维的这次学术转向，与罗振玉的规劝有莫大关系。罗振玉力劝王国维“专研国学”，谓专研国学当“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又与王国维论学术得失，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并谓欧西哲学虽大行其道于中国，但“流弊滋多”；最终慰勉王国维，“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由也”[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1927年），《王国维先生全集》（附录），大通书局，1976年（影印本），第5383－5389页。]。诚如前文所言，《十三经注疏》为王国维“儿时所不喜”，但东渡后却对《十三经注疏》兴味倍增。1913年“发温经之兴”[王国维：《致缪荃孙》（1913年11月），《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7页。]，遂圈点“三礼”并作跋，又圈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客居日本期间，王国维经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相继问世，如《简牍检署考》、《明堂庙寝通考》、《释币》（原名《布帛通考》）、《秦郡考》、《汉郡考》（上、下）、《流沙坠简》、《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生霸死霸考》等。另外，又于1913年7月－1915年11月在沈阳《盛京时报》刊载学术札记《东山杂记》、《二牖轩随录》、《阅古漫录》；内容虽然庞杂，但可供参考的学术见解颇多。 1916年2月，王国维自日本回国，其后寓居上海达八年之久（1916年2月－1923年4月）。在上海的八年，是王国维在学术上的又一重大创获期。王国维一方面与海内外学者（如沈曾植、内藤湖南等）广泛交往，相与论学，另则一如既往地在学术上精研覃思且屡有创获，许多辉煌佳作随之陆续问世，在国际学界亦声誉鹊起。他这一时期的治学范围，淹贯于经史小学的众多领域，如古礼制、古文字、古器物以及音韵学、版本学、目录学、敦煌学等。该时期的重要论著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史籀篇疏证》、《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书郭注方言后》、《书尔雅郭注后》、《周书顾命考》、《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联绵字谱》、《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西胡考》及《续考》、《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密韵楼藏书志》等。 1921年5月，王国维将数年间所写论文删繁挹华，辑成《观堂集林》二十卷，由乌程蒋氏出资刊行（1923年出版）。《观堂集林》是王国维最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 [梁启超：《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八号，1927年10月。]，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金字塔”[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1946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313－314页。]。 王国维尝云：“余毕生惟与书册为伴，故最爱而难舍去者，亦惟此耳！”[王德毅：《王国维年谱》“叙例”，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第3页。]王国维的本色是书生，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学者。王国维晚年虽然出任“南书房行走”，也因此而卷入了小朝廷的明争暗斗，但殊以为不快。1925年2月，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简称“清华国学研究院”或“清华研究院”）决定聘请王国维为导师，王国维在经过“一星期考虑”[“一星期考虑”之语，见于胡适1925年2月致王国维书信（刘烜、陈杏珍辑注：《胡适致王国维书信十三封》之十一，《文献》第1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之后，即决定应聘。在做出这一决定后，王国维致书友人蒋汝藻，“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王国维：《致蒋汝藻》（1925年3月25日），《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12页。]。慰悦之情，流于笔端。 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席的王国维，担任的是经史小学导师，讲授的课程有《古史新证》、《尚书》、《仪礼》、《说文》等；指导研究的范围有经学（含《书》、《礼》、《诗》）、小学（含训诂学、古文字学、古音韵学、《说文》部首研究）、上古史、金石学、蒙元史等。这一时期的王国维，虽然其学术范围仍然不出经史小学，但其治学方向却再次发生变化，即开始大规模地、系统地从事西北史地之学与蒙古元史之学的研究，这也是其学术生命历程的最后一个重要驿站。集此方向研究之大成的代表作，一是《古行记四种校录》（见《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二是《蒙古史料四种校注》（由清华研究院于1926年作为院刊丛书第一种印行），三是相关专题论文（如《耶律文正公年谱》、《鞑靼考》、《鞑靼年表》、《黑车子室韦考》、《辽金时蒙古考》、《金界壕考》、《蒙古札记》等），从而成为现代中国蒙元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 举世之人深以为哀惜的是，王国维竟然在五十之年撒手尘寰，以一己之手终结了其个体生命与学术生命。若其生命再延续一二十年，其学术更不可限量。 三、文化精神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曾经谈及“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的关系，“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第60则）。此虽就文学创作而言，实则在学术上具有更为宽泛的、一般性质的意义，同时也是理解王国维其人其学的一把钥匙。换言之，对于作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我们既要“入乎其内”观赏其学术成果，也要“出乎其外”体悟其精神理念。约略而言，王国维对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贡献，除其字字珠玑而又蔚为大观的学术成果外，实则还体现在其文化关怀、学术精神、治学方法三方面。 （一）文化关怀 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文化既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比如，马林诺夫斯基即认为，“文化的出现，将动物的人变为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说话的人以及计划的人”（《在文化诞生和成长中的自由》，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7页）。]，也是判别特定民族的标准[现代人类学者认为，“文化特点可以毫无例外地作为任何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标志”（［苏］尼•切博克萨罗夫、伊•切博克萨罗娃著，赵俊智、金天明译：《民族•种族•文化》，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2－25页）。]。就前者而言，王国维认为知识与感情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王国维：《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1905年），《静庵文集》，《王国维遗书》第五册。]。就后者而言，国内的其他学者（如陈寅恪等），亦持此论[彭华：《陈寅恪的文化史观》，《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第40－49页；彭华：《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辨微》，《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186－188页。]。具体而言，作为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王国维，自始至终关注的是中华文化，并且以中华文化为其“终极关怀”；此乃王氏学术之至上指归，并且贯穿其生命之始终。 孔子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曾子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既以中华文化为“终极关怀”，故“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 [陈寅恪：《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1942年），《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61页。]乃为当然之旨，且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王国维所生活的近代中国，正是“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1927年），《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第13页。]的时代，堪称风云激荡、翻天覆地；古与今的转型、中与西的碰撞、内与外的冲突等纷至沓来，一时猬毛丛聚、百矢辐辏。时代如此，文化亦然。作为文化托命之人的大师巨子，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是，“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并冀此“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1934年），《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47页。]。个中大义与微旨，王国维有着理性而清晰的认识，并且有着自觉而勇敢的担当精神，“窃又闻之：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使伏生、浮邱伯辈，天不畀以期颐之寿，则《诗》、《书》绝于秦火矣。既验于古，必验于今”[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1919年），《观堂集林》卷二十三，《王国维遗书》第四册。]。 王国维虽然体认学术与民族和国家息息相关，但又与完全趋新者和一味守旧者判然有别。质言之，王国维虽然一度浸淫于西学近十年，但他并没有像胡适、陈序经一样走向“全盘西化”，而是以中华文化为皈依；王国维虽然一度沉浸于新学，但他并没有像吴虞、陈独秀一样激烈反传统，高唱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王国维虽然亦以古典学为研究中心，但他并没有像辜鸿铭、倭仁一样抱残守缺、食古不化，全然一副顽固守旧的“卫道”面孔。在学术上，王国维大力呼吁学术的独立，极力提倡自由的研究，特别重视学术的超功利。在治学理念上，王国维主张贯通古今、会通中西。在中西文化观上，王国维持“能动化合”说。 王国维正言宣称，“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年），《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正因如此，故王国维认为全然不可再视学术为政治之附庸，更不可以学术为政治之手段。基于这一立场，王国维激烈批评康有为之《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与谭嗣同之《仁学》，痛斥二人“之于学术非有固有之兴味，不过以之为政治上之手段”[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静庵文集》，《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为什么呢？因为“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年），《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相反，“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非真正之哲学”[王国维：《文学小言》（1906年），《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除哲学外，当时之文学亦复不容乐观，“又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而此无异于是对神圣之哲学与文学的“亵渎”，实属罪“不可逭”。在王国维看来，“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静庵文集》，《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王国维甚至宣称，“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王国维：《教育偶感四则》（1904年），《静庵文集》，《王国维遗书》第五册。]。在众多学科门类中，王国维尤其重视哲学与美术，“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因为哲学与美术所追求的是永恒而普遍的真理，而真理具有超功利的神圣的价值，“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王国维：《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1905年），《静庵文集》，《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依此要旨，故切不可以哲学与美术为道德政治之手段，“若夫忘哲学美术之神圣，而以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因此，王国维振臂疾呼：“愿今后哲学美术家，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则幸矣！”[同上。] 在治学理念上，王国维主张贯通古今、会通中西。早在1906年，王国维即以哲学为例，认为西洋哲学之于中国哲学，“其关系亦与诸子哲学之于儒教哲学等”，故“今即不论西洋哲学自己之价值，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王国维断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年），《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其后，王国维又在《国学丛刊序》一文中“正告天下”：“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就学无中西一端而言，“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王国维：《国学丛刊序》（1911年），《观堂别集》卷四，《王国维遗书》第四册。]。王国维在中西文化观上持“能动化合”说，即职是之故。在1905年所作《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王国维从“能动”与“受动”两个视角概述了中国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历程（自周至清），提出中国思想文化应“能动化合”西洋思想，“即令一时输入（西洋之思想），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观夫三藏之书已束于高阁，两宋之说犹习于学官。前事之不忘，来者可知矣”。陈寅恪所云，“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1934年），《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84－285页。]，与王国维“能动化合”说虽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相袭之痕迹至为明显。 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之自杀，实出于王氏之深沉的文化关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迨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劫尽变穷，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不得不死”[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1927年），《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第12－13页。]。信哉，斯言！ （二）学术精神 在学术精神上，王国维一直恪守的是求真、求是精神。这种求真、求是精神，既是对乾嘉之学考据传统的继承，同时又融入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至于暂不可求其真、求其是者，王国维则力主“阙疑”、“阙殆”，特别反对穿凿与附会。对于古史，王国维既不盲目“信古”，也不贸然“疑古”，而是结合新旧材料审慎地加以疏证（约略近于“释古”）。 蔚为壮观的乾嘉学派，素来重视扎实的文字考据与严密的逻辑分析，学风质朴，为学严谨，力求恢复古书与古学之真。王国维接武斯旨而又发皇光大之，不仅注重新旧材料的致密考证以求其真，亦注重理论的思辨以求其是，可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陈寅恪：《与妹书》（1923年），《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1页。]。而王国维之所以能“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实受益于他所拥有的近代科学的知识素养与近代科学所张本的实证精神。 王国维将古今中西之学划分为三大门类——科学、史学、文学，“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认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也。古今东西之为学，均不能出此三者”。王国维认为，科学、史学、文学三者实可相济相融而非相妨相害，“此不独治一学当如是，自学问之性质言之，亦固宜然。然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比如，“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王国维：《国学丛刊序》（1911年），《观堂别集》卷四，《王国维遗书》第四册。]。就治学义理而言，王国维此文所会通的已经不仅是古今与中西，不期而然已进于会通百科之境。国外学者评论王国维，“他对西洋科学研究方法理解很深，并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这是作为学者的王君的卓越之处”[［日］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1927年），转引自《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344－345页。]。此为知人之论，在此不容详述。仅就王国维所恪遵的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而言，除常人惯常引述的“二重证据法”诸语外，王氏另有以下数句经典话语自陈其实证精神，“吾侪前后所论，亦多涉理论，此事惟当以事实决之。……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所当然也”[王国维：《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1916年），《观堂集林》卷一，《王国维遗书》第一册；又见《王国维全集•书信》，题作《致林泰辅》（1916年1月），第43－46页。]。 王国维虽然在学术精神上遵循求真、求是之理路，但并非简单肯定或断然否定；尤其是对于暂时不可求其真、求其是者，王国维则又力主“阙疑”、“阙殆”，特别反对以不知为知的穿凿与附会。王国维的这一精神主旨，既有西方近代科学“证实”与“证伪”的训练背景，但实则“渊源有自”。 孔子云：“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论语•为政》）又云：“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孔子这一“阙疑”、“阙殆”精神主旨，司马迁是深有体会，“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史记•三代世表》）。嗣后，许慎亦本斯旨，“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说文解字•叙》）。李唐之时，刘知幾亦反复申述阙疑的重要（详见《史通》之《书志》、《探赜》、《人物》、《杂说下》等篇）。对于这一优良传统，王国维不仅感悟甚深，而且身体力行。在王国维看来，这是治学的不二法门、不易法宝，“余案阙疑之说出于孔子，盖为一切学问言，……至于他学，无在而不用此法”[王国维：《金文编序》（1924年），《观堂别集》卷四，《王国维遗书》第四册。]。以古文字之考释而言，王国维即明言，“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谓其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王国维：《毛公鼎考释序》（1916年），《观堂集林》卷六，《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他在书信中说，“考释古文字以阙疑为第一要诀”[王国维：《观堂书札（与罗振玉先生论学手札）》，《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岳麓书社，1980年，第38页。]，“如无他证，殆阙之可耳” [王国维：《致容庚》，《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60页。]。因此，对于“未习旧艺”、“不通字例”而又“肆其私臆，无所忌惮”的“俗儒鄙夫”，王国维以之为“古文之厄极”[王国维：《殷虚书契考释后序》（1914年），《观堂集林》卷二十三，《王国维遗书》第四册。]。容庚说王国维考证古文字“首重阙疑”，于逞臆之徒“深所痛诋”[容庚：《王国维先生考古学上之贡献》（节录），原载《燕京学报》第二期，1927年12月；转引自《追忆王国维》，第223页。]，可谓的论。至若考释语言，亦复如是，“此等成语，无不有相沿之意义在，今日固无以知之，学者姑从盖阙可矣”[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二》（1921年），《观堂集林》卷二，《王国维遗书》第一册。]。 不仅考释语言文字当坚持“阙疑”、“阙殆”精神，广义的古史研究亦当如此。王国维尝就殷周历法问题致信马衡，“商时止有十三月，周更无有十四月之理，姑从阙疑可耳”[王国维：《致马衡》，《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59页。按：王国维“周更无有十四月”之说当更正。传世的邓公簋、鄀公諴鼎（分别见《殷周金文集成》3858、2753）以及新出土的叔夨方鼎（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114），其中均有“十又四月”之文。]。晚年执掌清华教席时，不管是课堂教学还是个人研究，不管是质疑问难还是指导论文，王国维全然依本此旨。亲炙教泽的弟子说，“大抵服其树义恢郭甄微，而能阙疑阙殆，以不知为不知，力剔向壁回穴之习”[刘盼遂：《观堂学礼记》，原载《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1928年4月；后收入《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13页。]，“研究生要写论文，要质疑，要商酌题目。……研究生有自拟题目者，亦热忱加以指示，平时质疑问难，极能实事求是，他掌握的，不惮详细反复解释，没有掌握的就说‘弗曾见过’、‘阿拉弗晓得格’。这真是古人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周传儒：《王静安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转引自《追忆王国维》，第285页。]。 对于业已相沿成习的“信古”与其时方兴未艾的“疑古”，王国维认为均不可盲从，“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王国维：《致容庚》（1926年），《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37页。]。至若居于“疑古”（蔑古）与“信古”（尚古）二端之间的“调停”之说，虽然貌似“合论理”，但实则不讲原则、不明取舍，均有悖于科学与史学之求真、求是精神，故王国维亦表反对，“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即为调停之说者，而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王国维：《国学丛刊序》（1911年），《观堂别集》卷四，《王国维遗书》第四册。]。体味斯言斯语，参照其学其行，王国维实际上主张的是结合新旧材料审慎地疏证古史。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名曰“古史新证”，实有深意存焉。 （三）治学方法 王国维治学素来极端重视方法，而他在治学方法上最重大的建树与最重要的发明，恐怕非“二重证据法”莫属。“二重证据法”之所以一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并且有口皆碑，不外乎以下两大原因：一则固然在于“二重证据法”本身合于“科学研究”之精神，故在科学昌明之时代为世人所拍手称快乃理所当然之事；二则在于王国维本人身体力行践履“二重证据法”，并且取得了厚重而光辉的成就（至今仍然是典范之作），故“二重证据法”之成为“范式”（paradigm）乃势所必然之事。 王国维关于“二重证据法”的完整表述，始见诸《古史新证》：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王国维本处所说的“二重证据”，一是“纸上之材料”（意即传世文献），一是“地下之新材料”（意即出土文献）。王国维以此“二重证据”互证以治史，其最典型的也是最成功的例子，可以被傅斯年推为样板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为杰出代表[傅斯年说，二《考》“实在是近年汉学中最大的贡献之一”，是直接材料与间接材料“互相为用”的“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第四讲《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11、312页）。]。若以直接材料与间接材料“互相为用”标准衡量，王国维1912年所作《简牍检署考》可以算是“最早的一个范例”[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第111页。]。或以为王国维所重视的仅仅是“地下之新材料”的文字材料，但实则不然。如其关于封泥、玺印、兵符、古尺、古玉的研究，以及关于版本、目录和历代石经的研究，实则是有机结合文献与实物的综合考察。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除以“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的互证外，尚包括中外文献与中外思想的互证： 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1934年），《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47－248页。] 陈氏之说，不仅全面而且独到。走笔至此，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精义似已全然揭橥而出，但实则尚有未尽真义存焉。其一，如何看待新材料与旧材料的关系；其二，新旧材料的“互证”与“求真”、“阙疑”的关系。 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既是治学方法的自觉，也是时代际遇的馈赠。王国维明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而他所生活的时代，更是前所未有的“发见时代”，“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如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等，“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及与焉”[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1925年），《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但王国维同时又提醒，新材料固然重要，而旧材料亦不可偏废，故他主张结合新旧史料综合以求真，“此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王国维：《殷虚文字类编序》（1923年），《观堂别集》卷四，《王国维遗书》第四册。]。时至今日，地下新材料更是空前涌现，但时下的研究却不无趋“新”（新材料）而废“旧”（旧材料）之嫌；回头审视王国维所采取的态度、所遵守的精神，实又有莫大的启示与警醒。 王国维旗帜鲜明地提倡“二重证据法”，目在新旧材料的“互证”以“求真”；所谓“求真”，既包括全部“证实”（“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亦包括部分“证实”（“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至于暂时不可“证实”而又不可“证伪”者，亦不可贸然弃绝，更不可断然否定，故王国维又济之以“阙疑”，“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王国维既高度倡扬“二重证据法”以“求真”，又在在提醒“阙疑”以“留真”，这并不是以“阙疑”为懒惰之遁辞，更不是以“阙疑”束裹学者“求真”之手足。王国维斯言斯论之初衷，旨在培养一种学术风气——严谨而审慎的“信而有征”[《左传》昭公八年：“君子之言，信而有征。”]，客观而谦虚的“实事求是”[《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如此而为，学风方可谓“正”，学术亦因之而“进步”；套用王国维的话说，此乃“以阙疑为进步第一关键”[王国维：《致罗振玉》（1917年10月28日），《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26页。]者也。 四、历史评价 至于如何客观地界定王国维的历史地位，如何合理地评价王国维的学术影响，我们不应当笼统而言，一概而论，而应当分别而论，具体而论。综观而论，可以在具体成果、治学方法、治学理念三大层面做界定与评价。 第一个层面的王国维，是作为杰出学者的王国维。诚如前文所言，王国维在哲学、美学、教育学、文学、小学、经学、史学等学科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丰硕的成果；毫无疑问，这是作为专家学者的王国维的学术成果，它们至今仍然是熠熠生辉的宝藏。对于王国维的具体成果的评价，前文已经多有援引。兹再引郭沫若之说，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然而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1929年9月），《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郭沫若：《十批判书》（1944年），《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第二个层面的王国维，是作为学术大师的王国维；即在学术研究上开拓新领域，在治学方法上成功示范。对作为学术大师的王国维的评价，可以陈寅恪之论为代表。陈寅恪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1934年），《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47页。] 第三个层面的王国维，是作为文化大师的王国维，即在学术理念、治学理念、文化理念上有其深远的终极关怀。对作为文化大师的王国维的评价，可以许冠三之论为代表。许冠三说，“（王）国维的史学造诣，无论是就条条说，还是就块块论，皆卓然自成一家，尽管有若干细节肯定谬误，某些论断或见解，尚待商榷与验证。然则，如从近代史学进化的长河考察，他给人留下的无价之宝，或许并不在某一专门学问的开拓，某一断代研究的发明，某一问题考释的定论，而在这些定论、发明或开拓所依凭的思想架构、致知门径和作业方法。傅斯年、陈寅恪、郭沫若等虽一再称道他治学取材的方法，但从未涉及王氏所信从的知识理论和为学的基本设准。殊不知这些准则非止雏定了他的史学规格，而且也为后进指明了一条超越古人走向世界的可行途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前文（节一）已称引的学问相待相成互有渗透论，以及‘科学史学之杰作，亦即文学之杰作’等义。这些见解，就某几个意义说，既可上通古人文质兼备的义例，亦可斜会西方融科学艺术于一体的理想。王氏的史学杰作既精赅而又深厚，且常具简洁之美，显然和这些设准符节相应。 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http://gj.scu.edu.cn |
【彭华：《王国维之生平、学行与文化精神》，《儒藏论坛》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12月，第44－70页。该文后略经修订，作为“代前言”收入《王国维儒学论集》（彭华选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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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华选编《王国维儒学论集》出版
【需要此书者，请与四川大学出版社发行科联系。电话：028－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书名：王国维儒学论集
编著者：王国维著，彭华选编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版次：2010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88元
开本：异16开（170*240）
页码：520页
字数：650千字
书号：ISBN978-7-5614-5073-4
丛书项：二十世纪儒学大师文库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庵），又字伯隅，号观堂、永观等，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是近代中国享有国际盛誉的杰出学者，学界推许为学术巨擘，世人推允为国学大师。王国维一生涉猎极其广博，举凡哲学、美学、教育学、文学、文献学（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经学、史学等均有专门之研究，并且在如此众多的学术（学科）领域都取得了不可磨灭的突出成就；诚可谓造诣精深、论著丰赡，故傲然而入杰出学者之林！王国维熔铸古今、会通中西，既具备深厚的国学根柢与知识素养，亦有独特的西学修养与理论方法，并且成功示范而又堪称楷模，故巍然而为一代学术巨擘！就文化精神之诸层面（文化关怀、学术精神、治学理念等）而言，王国维均有其深远而根本的终极关怀（ultimateconcern）。毋庸置疑，王国维又挺然而为一代国学大师！（摘自《王国维儒学论集·王国维之生平、学行与文化精神》）
附：《王国维儒学论集》目录
一、前言
王国维之生平、学行与文化精神
二、正文
经学概论
论性
释理
原命
孔子之学说
孔子之美育主义
子思之学说
孟子之学说
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
荀子之学说
周濂溪之哲学说
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
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
汉魏博士考
两汉五经博士考跋
书绩谿胡氏《西京博士考》昭文张氏《两汉博士考》后
生霸死霸考
高宗肜日说
《洛诰》解
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
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
《周书·顾命》考（并序）
《周书·顾命》后考（并序）
陈宝说
《书·顾命》同瑁说
肃霜涤场说
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
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二
以五介彰施于五色说
《书》作册《诗》尹氏说
《诗·齐风》岂弟释义
《诗》纪制度风俗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释乐次
周《大武》乐章考
说《勺》舞《象》舞
说《商颂》上
说《商颂》下
说《周颂》
汉以后所传周乐考
明堂庙寝通考
说斝
说觥
说盉
说彝
说俎上
说俎下
说环玦
说玨朋
女字说
释礼
释币
殷周制度论
《史籀篇疏证》序
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
桐乡徐氏《印谱》序
《史记》所谓古文说
《汉书》所谓古文说
《说文》所谓古文说
《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
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
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
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科斗文字说
魏石经考（一～五）
《魏石经考》自序
蜀石经残拓本跋
宋抚州本《周易》跋
清刻本《尚书隶古定释文》跋
清刻本《书古文训》跋
《尚书覈诂》序
旧刊本《毛诗注疏》残叶跋
书《毛诗故训传》后
清刻本《周礼注》跋
宋越州本《礼记正义》跋
清刻本《礼记注疏》跋
书《春秋公羊传解诂》后
《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上
《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下
《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自序
书《尔雅》郭注后
清刻本《尔雅注疏》跋
覆五代刊本《尔雅》跋
宋刊本《尔雅疏》跋
清刻本《尔雅疏》跋
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
内府藏宋大字本《孟子》跋
影宋本《孟子音义》跋
翻宋本《音注孟子》跋
日本宽永本《孔子家语》跋
明刻本《孔子家语》跋
明刻本《新书》跋
清刻本《春秋繁露》跋
清石印本《焦氏易林》跋
王观堂先生《尚书》讲授记（吴其昌）
观堂学《书》记（刘盼遂）
观堂学《礼》记（刘盼遂）
王静安先生《仪礼》讲授记（吴其昌）
观堂先生别传（观堂论《礼》记）（费行简）
论近年之学术界
论新学语之输入
国学丛刊序
国学丛刊序（代罗叔言参事）
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古史新证（节选）
三、附录
（一）王国维学行年表
（二）王国维论著目录
编后记
中国儒教网http://www.chinarujiao.net/p_info.asp?pid=8119
中国儒学网http://www.confuchina.com/13 xunxi/wangguoweiruxue.htm
孔子2000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663
国学数典论坛【下载地址】
http://bbs.gxs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6424&highlight=儒学论集
王国维的治学特色与史学方法——以“二重证据法”为考察中心（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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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治学特色与史学方法——以“二重证据法”为考察中心（彭华）
彭华的文章 2007-09-1909:15:14 阅读7评论0 字号：大中小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史学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其表现特征之一是中西史学的交融和沟通，打破了各自为阵、各不相干的局面（如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表现特征之二是传统旧史学的衰颓和现代新史学的崛起，中国史学在观念上得到实质性的革新（如美国“新史学”的出现及其在中国的引进）；表现特征之三是新史料的运用，“二重证据法”成为一种自觉的史学方法。这一个时期，在中国的史学舞台上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史学家，他们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钱穆、顾颉刚、傅斯年等；一时群星灿烂夺目，共同创造了那一个时代的辉煌成就。现在我们又处于两个世纪的交替时期，很有必要对此做一点学术史的回顾与总结。下面，我就以王国维为一个“个案”（case），进行一些研究。
根据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①]的划分，王国维、陈垣等人属于“考证学派”，傅斯年、陈寅恪属于“史料学派”，胡适、顾颉刚等人属于“方法学派”（笔者按：当单列顾颉刚为“古史辨派”或“疑古派”），李大钊、朱谦之、常乃惪、雷海宗、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等人属于“史观学派”。在分析王国维之时，我将适当地联系其余诸人做一些比较。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史学大师，一生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很多，举凡文学、哲学、美学、教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以及历史学的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蒙元史、西北史地等都有所涉猎和研究，并且在如此众多的学术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前人于此早已做过综合性的论述。故而本文不做面面俱到的叙述与评论，只就他的治学特色和史学方法（尤其是“二重证据法”）做一点分析与研究。
一
王国维的治学特色，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加以概括。先谈其在宏观上的表现：
王国维的治学特色在宏观上体现为：圆融中西学术而又为我所用，从事历史研究而又关怀文化。
王国维之前的乾嘉学派的学者们，他们从事历史研究时更多的是“为考据而考据”，并不做史学理论的梳理与阐释，也不敢表白他们对现实的关心，更谈不上文化上的终极关怀（ultimateconcern）的追求。在史学方法上，他们更多的是固守传统小学的研究路数，如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等。兼之他们囿于时代的局限，根本谈不上援引西学和圆融中西学术。套用陈寅恪的话说，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儒“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②]。就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而言，他们所从事的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新旧史学交替嬗变的时代，是西学涌入中国国门的时代；就此而言，任何学术研究上的固步自封者、驻足不前者，任何面对西学的闭关自守者、盲目拒斥排外者，都将是时代的落伍者和残缺不全者。王国维曾至日本游学，接触和研究过西学与新学，兼之他本人又通晓几门外语，而这些都是治学的利器。对于中学和西学，王国维有着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静安文集·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如果不对传统学术进行改造和革新，而一味坚持“思想上之事，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的顽固态度，将无助于传统学术的发展（《静安文集续编·去毒篇》）。但王国维并非尽弃中学而盲从西学者，而是以我为主消化吸纳西学，力求圆融中西学术以为我所用，“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他的《红楼梦评论》即是如此，而他后来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更是基于他学贯中西的学术素养。
王国维对于历史研究所取得的理性认识和所达到的理论高度，乾嘉学派的学者绝不可与之同日而语。他结合乾嘉学派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实证论，提出“以事实决事实”的证史理论[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研究精神的。对于中学与西学的长处短处，王国维曾经做过比较与分析。他认为，中国的旧学问长于实践而短于思辩，西方学术则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静安文集·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对于新史学的真谛和研究的目标，也有一番自己的见解，凡是对于研究对象能够运用抽象的思辩的，就采用综括与分析两种方法，并使之贯穿到史学认识和研究中去，“求其原因，定其理法”，“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认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国学丛刊·序》）。如此而为，才算取得了学术上的“自觉地位”，才能符合近代新史学的真谛和研究目标。
王国维研究历史，并非“为历史而历史”，他有自己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其中之一即是藉历史研究以阐发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殷冀“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而作为文化托命之人的王国维更是倍感“任重而道远”，所以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化追求都与此息息相关，“而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希望藉此“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④]。所以王国维自沉而死，陈寅恪说是“文化神州丧一身”[⑤]。郭沫若评价王国维，说他是“新史学的开山”[⑥]，郭说不无道理。
二
王国维的治学特色，除以上宏观层面而外，在微观层面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继承乾嘉学派，特别是晚清考据之学的严谨学风，谙熟古代文献典籍与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之学。
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这可以说是治学的利器与基础；但并非做完这一步工作之后就可以算是万事大吉，离科学意义上的史学研究尚有极大的一段距离。王国维之超越于乾嘉学派者，除下文论及的“二重证据法”外，他也注重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历史发展的大势和历史发展的规律。
2、强调实证，摆脱传统经史之学的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重视地下出土的古器物上面的古文字资料，并能够有机地将这两方面的材料与学问结合起来治史，以地下的古文字材料来补证文献史料。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利用新材料新史料来治史是自觉的行为。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正式提出“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⑦]。
王国维在此已经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对于历史事实，最好还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或“姑信其有，不信其无”，以留待日后验证；因而，“默证法”是不可靠的。因为“默证法”认为，举凡未见于古书记载的，都是历史上不存在的。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几乎都是采取的这一种论证方法。他们浑然不觉该种论证方法在逻辑推论上已经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随着出土文献的发现，许多被古史辨派证伪的书籍及史事其实并不是伪的。有鉴于此，我们所能做的是坐下来，仔仔细细地研究出土文献（第二重证据），审慎地与古书的记载相印证，切忌不可冒然下一个轻率的结论；更不可重蹈“古史辨派”的覆辙，在逻辑论证上犯不可饶恕的错误。
3、注重“通识”，即在宏观的角度上对所研究的历史有通盘的把握与整体的了解。
陈寅恪治学，尤其注重“通识”，他曾说“国人治学，罕具通识”[⑧]，而陈寅恪写论文时，往往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纵使是一个小问题，他往往也能于细微处发现背后隐藏的实质性的大问题。只要我们仔细读一读陈寅恪的《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以及《寒柳堂集》中的论文，就可以发现陈寅恪治学的这一特点。至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则是建立在扎实的考证基础之上的宏篇巨制。相较而言，王国维似乎是就事论事的考证多一些，高屋建瓴的史学专著和论文少一些，但并非王国维不具备“通识”。《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可以说是充分展示王国维“通识”的一篇论文。虽然其中的许多观点业已受到学术界的修正和反驳，有些人甚至提出王国维撰写此篇有他背后的政治色彩，但这并不排斥它的学术价值，我们并不能借此否认它是一篇宏篇巨制。又如《明堂寝庙通考》（《观堂集林》卷三），根据吴彝盖、鬲攸从鼎等古器物铭文，参研历代经学家各种纷杂的说法，再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古代统治阶级的建筑制度作了鲜明的阐述。《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卷四），可以说是一部汉代学术史的浓缩；《胡服考》（《观堂集林》卷二十二）考察了胡服流入中国一千余年的历史；《金界壕考》（《观堂集林》卷十五）考察了金代界壕工程的整个过程。在后三篇论文中，王国维都是抓住一个侧面，进而推断出重大的历史事件；见微知著，以小见大，而此绝非乾嘉朴学的繁琐饾饤可比。王国维与陈寅恪在此方面殊多可比性和一致性。其实，陈垣亦然。
三
王国维在史学方法上的建树，为人最最称道的恐怕莫过于“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之所以在当时的历史学界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与号召力，一则固然与其凿破学术鸿蒙、开阔治学视野有关，二则更与其身体力行做出巨大而又令人信服的史学研究有关。王国维所作的史学研究，或者可以一锤定音成为史学界公认的不易之论，或者开启研究的新路数给后人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陈寅恪说王国维所做的研究工作“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⑨]。相较而言，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虽然具备以上所言的第一要义，但在第二个层面上则相对逊色。换言之，“科学派”更多的是“思想史”上的意义，而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则远不如“新考据派”。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观堂集林》卷九），是他研究古书古史、利用“二重证据法”的典范。二文对《史记·殷本纪》等古书所载商代帝王世系，用甲骨文加以证明，并用甲骨文与《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吕氏春秋》的记载互证，既补充了《殷本纪》的帝王世系，又证明古书传说有一定的真实性。王国维用此“二重证据法”“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屈新以从旧”，在互相比照中接近历史的真实。
至于“二重证据法”的特定而丰富的内涵，王国维只说出了其中的一个层面，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两重证据的互证。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加以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皆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亦儿坚考》等皆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皆是也。”[⑩]“二重证据法”之所以成为一种科学的考证方法，根本之处在于二重证据要出自不同的观察，这是取得科学的研究成果的前提。
饶宗颐后来又提出“三重证据法”，即将王国维“地下之材料”分为无文字的实物和有文字的材料，其中地下的有文字材料即是“第三重证据”。饶宗颐的工作只是王国维的将“二重证据法”进一步细化，实际上并没有增加新的内容。叶舒宪后来提出的“第三重证据”则是民族学或人类学材料。（笔者按：民族学或人类学材料最多只具有参考价值，它所起的是辅助说明的作用，并不能构成真正的“第三重证据”。）其实当时王国维践履“二重证据法”的，主要还是利用地下的有文字材料来研究历史。之后，一些研究者充分利用地下的实物材料来研究历史，取得了一些颇为可观的成果，如张长寿的《“墙柳”与“荒帷”》（刊于《文物》1992年第4期）。
在近代的中国，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曾经甚嚣尘上，一时蔚为学术界的大宗和一代史学风气；致使当时人以发现某某古书属于伪造为一大乐事，津津乐道，竞相传告，学界人士也以此为无上殊荣。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对于古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它立足的是“建构”历史，而不是盲目地“怀疑”和“破坏”历史。相较而言，以顾颉刚等人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他们对于古史是“怀疑”和“破坏”有余而“建构”不足。切不可混为一谈。
对于王国维与古史辨派的确切关系，我们尚不能作出十分肯定的回答。王国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11]，引用秦公簋、齐侯镈等金文材料，证实夏禹之存在而非一条“大虫”，可能就是针对“古史辨派”的。
对“古史辨派”的最好反击就是拿出证据来，尤其是不可改易的地下材料所提供的坚实证据，让他们心服口服。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所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拿证据来”，这实在是一个贴切的说法。而王国维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可以说是极好的研究方向和途径，是对古史研究的一个极大贡献。对于当时的王国维而言，他实际上所加以使用的还是地下的文字材料；至于充分使用考古学的成就来建构中国古史，尚有极为遥远的一段距离。吾辈较王国维更为有幸的是，当今中国的考古学已经大为发展，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笔丰厚的财产，来建构我们时代所需要的古史。所以杜正胜说，离开考古几无古史可言，将来杰出的古代史研究恐怕非建筑在考古学之上不可，而利用考古学来解释整个古代社会的第三个阶段似乎就在眼前，就要来临[12]；李学勤力加倡导并明言，研究古史要结合文献研究与考古研究，以此来探索古史、建构古史，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如此而为，我们就能走出“疑古”时代而进入“释古”时代[13]。
考古学之于历史研究的意义之重大，可以说是毋庸置疑，这一点恐怕是研究者们的共识与常识。有志于古史研究者，他们都在做这一方面的工作，如李玄伯、徐旭生、张光直、杜正胜、苏秉琦、张忠培、李学勤等人。
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1、在地层学和年代学上确定考古遗址的先后次序与确切年代。连最基础的层位与年代都搞不清楚，进一步的历史研究就成为空中楼阁。随着考古学技术手段的进步与发展，这一方面的难题将会得到逐步的解决，考古学将会给历史学提供一个较为满意的答复和一份较为理想的地下材料。
2、从考古类型学上确定考古遗址的特定内涵。考古发现的遗物是死的，但研究者是活的，研究者可以让遗物“说话”，但研究者的“所说”应当是遗物的“本欲所说”，并不是研究者的“自言自语”，更不是研究者的“胡言乱语”。“所说”与“本欲所说”的关系，颇有点像西方语言学上“所指”与“能指”的关系。苏秉琦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考古学的工作就是把埋在地下的无字“地书”打开，并将其分出“篇目”与“章节”来[14]。
3、确定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确定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具有相当大的困难，但并非不可能。杜正胜在《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提到，谨慎的考古学家建议先对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特征、时间源流与空间交流梳理清楚，不要急于比傅文献记载的民族。李学勤说，“考古学发现的东西，当然是物质的，但很多都是反映精神的”[15]。因而仅仅从器物形态学上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拓宽视野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就此而言，使用民族学来研究考古学问题的“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可以与此互相发明。在西方，民族考古学开始形成于1961年。在中国，林沄于1989年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2期）中业已谈及这一方面的问题；林沄在后来的《几点感想》（《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中正式提出“民族考古学”。汪宁生一直致力于民族考古学的研究[16]。
4、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重。对于考古发现而言，它所展示的绝非仅仅是一些死板的器物的排列，它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而要揭示它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内涵，若不谙熟地上的文献典籍、不具备良好的多学科的修养，显然是勉为其难。
5、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并重。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历来是密不可分，并且二者是一个多次交往的双向过程。苏秉琦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可以说是极具远见卓识的，是对中国考古学的一个极大贡献[17]。又如张忠培对中国北方考古的研究，即兼顾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18]。目前为中国考古学界所称道的“聚落考古学”（settlementarchaeology），其研究的路数可以说是对微观区域进行综合研究的一个典范；而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总体史”的研究，就是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最好范式。
6、文献研究与考古研究紧密结合，二者之中的任何一者都不可偏废，更不可断然加以割裂。文献与考古的关系，一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实质与要义即在此，而王国维践履他的“二重证据法”，亦是如此。但是在当今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有脱钩的嫌疑和倾向。搞考古学的人认为搞历史学的人连考古报告都看不懂，更谈不上充分利用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而搞历史学的人则认为搞考古学的人轻视文献材料，并且时不时地想推翻文献材料。这种做法不可取。王国维当年提出“二重证据法”时，丝毫也没有因此而贬低地上传世文献价值的用意。对于地上的传世文献，王国维有很正确的认识，“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往往有事实之素地”（《古史新证》“总论”）。即使是像诸如《世本》、《五帝德》等这样不雅驯的史料和像《山海经》、《楚辞》这样的诗文，王国维认为只要运用得当，它们都有助于发现真实的历史。陈寅恪后来所提出的“诗文证史”，可以说是沿袭了并发展了王国维的研究路数。
7、东西比较，中西结合，进行多层面、多学科的总体研究。在当今世界，与西方学术界进行交流已是势所必然；更何况，西方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取长补短发展自我乃明智之举；在考古研究与历史研究中，联系中外情况做一些世界性的比较研究，将大有裨益于学术研究的推进与发展。进行多层面、多学科的总体研究，也是建构中国历史学、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必然要求。聚落考古学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较好的表率。法国年鉴学派是力倡进行多学科的“总体史”的研究。王国维曾经设想，研究史学必须具备以下学科的基本知识：(1)中国史，(2)东洋史，(3)西洋史，(4)哲学概论，(5)历史哲学，(6)年代学，(7)比较语言学，(8)比较神话学，(9)社会学，(10)人类学，(11)教育学，(12)外国文学（《静安文集续编·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对于中国历史研究而言，我们所需要的学科远远不止这一些。布罗代尔在《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中专门提到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口学、地理学、社会数学或统计学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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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
[②] 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8—239页。
[③] 王国维：《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观堂集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④]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⑤]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诗》，《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页。
[⑥] 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537页。
[⑦]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⑧]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⑨]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⑩]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11]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第二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12] 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考古》，1992年第4期。
[13]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1页。
[14] 苏秉琦：《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49—257页。
[15]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16] 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17]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18] 张忠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19] [法]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智君译：《资本主义论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75页。
1997.12.25—28初稿
2004.4.13修订
来源：彭华文集（http://www.confucius2000.com/writer/penghua.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