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世界上第一位文化名人》（朱金才）总论（十）
话说“彭祖经”
毛泽东说，彭祖还留下养生著作《彭祖经》。但是，没有彭祖自己写的《彭祖经》，《彭祖经》不是彭祖写的。因为彭祖“述而不作”，原因是当时文字载体是龟甲兽骨，“书写”工具是铜刀，刻“写”十分艰难。彭祖时的文字刻在龟甲兽骨上，只有简单的文句、文辞，还没有也不可能形成长篇文章。后来，文字载体演变为竹简，较为便于书写了，于是才有了文章、专著，譬如《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称为“五经”。孔子崇拜彭祖，也述而不作。于是就由其弟子、再传弟子记录其言行，成为《论语》，成为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在宗教中，经就是记录创教者的事迹和教诲的。《论语》就是“儒经”。
《彭祖经》是由黄山君写的。葛洪《彭祖传》说，“后有黄山君者，修彭祖之术，数百岁犹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论其言，以为彭祖经。”也就是说，要到彭祖离开徐州数百年后，到了有竹简的时代，书写方便了，才能有黄山君“追论其言”，回忆彭祖讲过的话，作了《彭祖经》。于是有了黄山君《彭祖经》。这该是中国最早称为“经”的著作了。年老之人都有体会：回忆往事，难免错讹：回忆早年原话，肯定很难都是原话——如果没有当时录音、文字依据的话；凡是回忆录或传记都有回忆时或记录者的有意无意的加工，掺进了回忆时或记录者的思想。何况是在几百年后的回忆呢。不过，最早的回忆录或者传记就是最早的依据。黄山君《彭祖经》就是关于彭祖事迹和思想的最早的依据。可惜，黄山君《彭祖经》后来散逸，难见全貌。后代葛洪、孙思邈、陶弘景等或有转述，或有引用，可以窥斑见豹。
晋代葛洪可能见过黄山君《彭祖经》，并且依据黄山君《彭祖经》写了《神仙传·彭祖》。与孙思邈、陶弘景等比较而言，葛洪的《彭祖传》，不仅集中记录较多的彭祖言论，而且集中记录彭祖事迹，而孙思邈、陶弘景只是分散引用彭祖言论，所以，葛洪的《彭祖传》较多地保留了黄山君《彭祖经》的内容。但是，孙思邈、陶弘景所引彭祖言论，也有葛洪《彭祖传》里没有的。譬如“彭祖曰：重衣厚褥，体不劳苦，以致风寒之疾；厚味脯腊，醉鲍餍饫，以致聚结之病；美色妖丽，嫔妾盈房，以致虚损之祸；淫声哀音，怡心悦耳，以致荒之惑；驰骋遊观，弋猎原野，以致发狂之失；谋得战胜，兼弱取乱，以致骄逸之败。盖圣贤或失其理也。然养生之具，譬犹水火，不可失适，反为害耳。”这就不见于葛洪《彭祖传》。可见葛洪《彭祖传》只是葛洪为彭祖作传，对黄山君《彭祖经》内容有所取舍，并未全部记录黄山君《彭祖经》内容，而且还加进了葛洪的记叙和评论。所以，葛洪的《彭祖传》，不是复制的黄山君《彭祖经》，但是可以可以看成是葛洪《彭祖经》。
葛洪《彭祖经》——葛洪《彭祖传》中真有葛洪自己的作传评论之言，而不是黄山君之记叙、彭祖之言论吗？有。如《彭祖传》的最后内容如下：
（彭祖曰）“……人为道，不务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见约要之书，谓之轻浅，而不尽服诵，观夫太清北神中经之属，以此自疲，至死无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弃世独往。山居穴处者，以道教之。终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闭气，节其思虑，适饮食则得道也。吾先师初著《九节》、《都解》、《指教》、《韬形》、《隐遁》、《尤为》、《尤为》、《开明》、《四极》、《九室》诸经，（明抄本遁作首，尤作无。《抱朴子·内篇》《遐览篇》有《九都经》、《蹈形记》、《隐守记》、《节解经》。又《仙药篇》引《开明经》，《御览》六六七引《有四极明科经》、《指教经》。本文有讹脱颠倒处，疑当作《九都》、《节解》、《指教》、《韬形》、《隐守》、《无为》、《开明》、《四极》、《九灵》诸经。）万三千首，为以示始涉门庭者。
采女具受诸要以教王，王试之有验。殷王传彭祖之术，屡欲秘之。乃下令国中，有传祖之道者诛之，又欲害祖以绝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后七十余年，闻人于流沙之国西见之。王不常行彭祖之术，得寿三百岁，气力丁壮，如五十时。得郑女妖淫，王失道而殂。俗间言传彭祖之道杀人者，由于王禁之故也。后有黄山君者，修彭祖之术，数百岁犹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论其言，以为彭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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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最后一节，“后有黄山君者”，决非黄山君之记叙，而是葛洪所记。
关键在于此前部分，引号内所引彭祖的话，涉及彭祖“自己”说到曾从“先师”读书学习之事。其实，那不是黄山君《彭祖经》中的话，更不是彭祖自己的话，而是葛洪的议论。
首先，到商代晚期才由以末代彭祖老彭为代表的第一代文化人发明了真正的系统的汉字，但是，如前所说，当时文字载体是龟甲兽骨，“书写”工具是铜刀，刻“写”十分艰难；彭祖时的文字刻在龟甲兽骨上，只有简单的文句、文辞，还没有也不可能形成长篇文章，更没有什么书籍。所以，彭祖只能“述而不作”。而此前连系统的文字都没有，也没有更好的文字载体和书写工具，更不可能会有什么“先师”写什么养生或医学专著供彭祖学习。
其次，历来对葛洪《彭祖传》有误读。古代文章本无标点，也无段落，分段加点是现代人的事，不一定符合古人本意。如果对彭祖文化缺乏深入研究、修炼体会，更易误读。我以为，从“人为道，不务其本而逐其末”到“吾先师初著《九节》、《都解》、《指教》、《韬形》、《隐遁》、《尤为》、《开明》、《四极》、《九室》，万三千首，为以示始涉门庭者”不是彭祖之言，而是葛洪自己的议论，不应引在“彭祖曰”的范围内，而应该同文末一段一样，也另起一节。理由如下：
一、批评世人的不是彭祖，而是葛洪。既然彭祖时代无书可看，
更不可能看到“万三千首”“约要（简明扼要）之书”和更多的《太清》、《北神》、《中经》之类 “烦劳难行”之书，因而那不是彭祖批评他的同时代人不信“约要（简明扼要）之书”而喜欢舍本逐末、烦劳难行之书，而是晋代葛洪批评晋代的人们不信“约要（简明扼要）之书”而喜欢舍本逐末、烦劳难行之书。文中说到“观夫（看那些）《太清》、《北神》、《中经》之属，以此自疲，不亦悲哉”，那《太清》之类书显然是后代的舍本逐末、烦劳难行之书，而不是彭祖时代的什么书。葛洪《抱朴子·内篇·微甘旨》也说道：“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经多烦劳难行”。这表明，看重彭祖“要约之言”而反对舍本逐末、烦劳难行之书，是葛洪的意见，而不是彭祖的观点。
二、著“万三千首”“经”的“吾先师”，决不是彭祖的恩师，而
是葛洪的恩师。彭祖时代没有能够著“万三千首”“经”的“先师”。“吾先师”应是葛洪的先师。是葛洪的先师针对烦劳难行之书写了《九节》等“要约之书”来启示刚刚入门开始修炼的人，但是被人们视为“轻浅”，不肯“服诵”，所以葛洪要发议论，予以批评。
葛洪是有“先师”的。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写到，有俗人问起成仙升天的事，葛洪回答“闻之吾先师云……”，其先师认为有仙人可以升天；然后谈到彭祖不愿意升天；最后说：“吾更疑彭祖之辈善功未足，故不能升天耳。”看来，葛洪很崇拜他的先师，肯定他的先师的观点，而认为彭祖“善功未足”。
彭祖有没有“先师”呢？有人说：有，譬如葛洪《彭祖传》里写到的青精先生。《彭祖传》里写到，采女问道，彭祖谦虚地说：“（吾）所闻浅薄，不足宣传。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这，传言千岁……真可问也（你真可以去请教他）。”第一、这是“传言”，不是彭祖亲自接触的人，没有说“吾师”，不能表明青精先生是彭祖的恩师。第二、青精先生是当时采女可以去请教的，也就是说还活着，而“先师”是已经死去的老师，因而青精先生也不会是彭祖的“吾先师”。
还有一个问题：“万三千首”还少吗？还是“约要（简明扼要）之书”吗？原来“万三千首”，既不是一万三千“篇（卷、本、部）”经书，也不是一万三千“条”经。一万三千篇（卷、本、部）经书，岂不繁多难学？这是要“以示始涉门庭者”——用来指导刚刚入门修炼的人的，决不能是一万三千本经书。“经”也不能称为“条”。其实，这些“经”是诗歌、歌诀、口诀，所以称为“首”。它们内含修炼要求，简单好记，也可以作为功诀，边念边练，所以要“服诵”。这是修炼过的人能够知道的常识。
但是，一万三千首诗歌也是很吓人的，用一万三千首诗歌来指导刚刚入门修炼的人，也是不可能的。古代书籍、诗歌，起初无法“发表”，要靠手写传抄。传抄中就会有讹误，如把《九都》、《节解》、《韬形》、《隐守》、《无为》、《四极》、《九灵》抄成《九节》、《都解》、《韬形》、《隐遁》、《尤为》、《四极》、《九室》。“首”可能是“言（字）”之误。“万三千首”，实为“万三千言”。因为“首”与“言”字形相近，容易相混。葛洪在《内篇·内篇·微甘旨》中批评“烦劳难行”的书之后，就说过“口诀亦有数千言耳”，可为佐证。“亦”字表明，他还嫌“数千言”多呢。
而“言”可以指“字”，如五言诗、七言诗。“万三千言”，即一万三千多个字。曹光甫先生《彭祖》说：彭祖讲“我师傅写了《九都》等经，共一万三千多字”，还说“采女回到天宫，把彭祖的话和《九都》等经讲述给纣王”。他说彭祖的师傅写了《九都》等经，这就是依据葛洪《彭祖传》的旧分段、旧标点，误解了，至于他把商王宫殿说成“天宫”，把武丁王说成“纣王”，那是他自己一时疏忽造成的差错。但是，他说“共一万三千多字”，这是正确的。他有文言功底，能够根据上下文搓摩。
因此，有人把葛洪《彭祖传》称为《彭祖经》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明为“葛洪《彭祖经》”，那是至今保存的最早的《彭祖经》。不过，不可把葛洪的议论，作为彭祖的言论引用，应该修改分段、标点。
葛洪是把彭祖当做不死的神仙写的，所以列入《神仙传》。因而其选材限于与“神仙”有关的，譬如彭祖后期不问政事的内容，而没有涉及其他有关彭祖的重要事迹，譬如没有关于彭祖给尧帝献雉羹成为烹饪始祖的内容，辅佐尧帝治理天下成为令孔子仰慕的政治家的内容，帮助帝启、商王平定叛乱成为军事家的内容，彭祖传道成为使孔子自愧弗如的教育家的内容，彭祖成为殷王智囊团首领（守藏史）发明汉字的内容。而且可能来自黄山君《彭祖经》的有些重要言论或思想也被葛洪忽视了。譬如前引“重衣厚褥，體不勞苦，以致風寒之疾……谋得战胜，兼弱取乱，以致骄逸之败”，不仅反映了彭祖关于行为、心理影响生理的思想，而且反映了彭祖反对战争、反对兼并弱小而追求和平和谐的思想。或者他也受到资料限制和思想限制。
所以，我认为，为了比较全面地宣传彭祖、彭祖文化，应该根据新的资料、新的研究成果，编写新的“彭祖经”，务求全面，简明扼要，琅琅上口，以便传播。有人会说，那不是假的吗?不是伪托吗？如果称为黄山君《彭祖经》或者葛洪《彭祖经》，那是假的，而称为今人新编《彭祖经》，那就不假。至于伪托，其实像《尚书》、《黄帝内经》、《彭祖摄生养性论》就是伪托之作，假借先王、黄帝、彭祖之言论，宣传他们乃至作者的思想。新“彭祖经”只要不违背彭祖事迹和思想就可以，不妨用彭祖口气，以示亲切。
刚好安徽有彭子，自称其先祖自编“彭祖经”，口耳相传。彭子年届八旬，恐怕失传，记录下来，托我修订，予以公布。我想，不妨试试，听取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