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贡献
首先，方先觉作为一军之长、前线的最高指挥官，在战术运用上作了十分合理和正确的部署。
衡阳市位于湖南省中部，湘江中下游西岸、衡山南麓。湘桂、粤汉铁路于此交汇。同时，蒸水、耒水在这里与湘江汇流。铁路、水路交通都十分的便利。因此衡阳在军事上就成为湘粤两省南北交通的锁钥和进入桂黔川滇的门户，中日两国必争的一个战略要点。衡阳市区则是位于湘江西侧，呈长方形，东西宽约500米，南北长约1600米，总面积约为1万平方公里左右。耒水向东蜿蜒而北，在城区东北角注入湘江；蒸水则在城区北面自西向东注入湘江。这样对于守军来说就有了一个极有利于布防的地理优势，城区东北两面环水，不能徙涉，仅有西、南两面可以直接入城，城南约有1000米宽阔起伏的山丘地带，利于设防。城西除一部分山地与南面相连外，大部分为鱼塘、莲池密布的沼泽地区，其远方为广大的水稻田区，机械化部队运动困难。
方先觉及其下属等人正是在连续察看了两天地形之后，对日军进攻方向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他们认定敌人必将从城西、城南发起进攻，于是将防守的重心放在了西南两边。但与此同时方先觉也没有忽视其他两个方向的防守，而是派暂54师和190师分守衡阳城东、北两地。而23日日军的进攻也印证了这一点。敌军的确试图强度耒水，但被190师所击退，敌百余人所乘10余只木船和汽艇全部被击沉。[1]26日，日军已从西南两面将第十军包围，并展开了第一次总攻，此时东岸飞机场已失守，方先觉果断的放弃东岸，撤回西岸城区，集中兵力，使有限的兵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且，湘江大桥已于23日炸毁，日军无法从湘江东岸进攻市区，防守东岸的确对战局没有太大的意义。当日军发起第一次总攻时，此前方先觉所部署的防御阵地开始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些阵地是在方先觉6月1日视察过地形之后，根据地形特点命令各师进行加固、修补河重新构筑的工事。各个制高点相互依托，联系十分紧密，在战斗中互相配合得十分有效，给予日军很大的杀伤。如张家山阵地，整个阵地由三个相差不大的高地组成，张家山位于前面两高地的中央后方，有如一个倒“品”字形，三个高地互为犄角，可以相互用火力支援和掩护。[①]许多阵地、工事也是布置和修筑的十分坚固和巧妙，一些阵地在日军猛烈炮击后还能起到良好的防御作用，这无疑是同方先觉的部署和监督离不开的。“日本军官曾认为那是中国八年抗战里初次出现的最好的防御阵地。”[②]而且，日军在第一次总攻失利后，还曾使出“调虎离山”之计，也被方先觉所识破。[③]
其次，方先觉在临战指挥和鼓舞士气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第十军下辖有第3师、第190师、预备第10师（简称“预10师”）、新编第19师（“新19师”）、暂编第54师（“暂54师”）、野炮营、反坦克炮兵营、山炮连，编制虽多，但总人数只有17600余人。如何运用这些兵力，是方先觉比较棘手的问题。由于日军炮火猛烈，并使用了毒气，导致我一线守军伤亡很大，但在关键的时刻总是会有援军的出现。7月15日，是日军的第二次总攻的阶段，当预10师五桂玲东南阵地伤亡殆尽，即将失守时，原本守城西的第3师之一部迅速赶到，击退了日军。而当这支部队也快要失守时，这次出现的是军部直属的搜索营。由此可见，只有方先觉才有权力调动这些部队，而这些调动都对防守阵地起到了关键作用。方先觉为了鼓舞士气，一度将军指挥部安置在五桂玲一线阵地附近。而且还在战前面谕全军将士：“上校负伤者赏1万元，中、少校负伤者赏5000元，尉官负伤者赏4000元，士兵伤者1000元；负伤不退者特赏；伤愈归队晋级。”[④]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的是，第十军广大将师能够如此英勇顽强，肯定是同平常的训练和教导所分不开的，否则是无法拥有这样顽强的战斗力的。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回避常识，应当肯定它治军所取得的成果的。
二、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所遇到的困难
在这次保卫战开始前，第十军就面临着兵员严重短缺的问题，原因在于他们还没有从1943年常德会战的损失当中恢复过来。尤其是其中的两个主力师，预10师和第3师，这两个师在那次会战中军遭受严重的损失，预10师师长孙明瑾也在那次战斗中阵亡，现任师长、当时还是28团团长的葛先才也在那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因而第十军的战斗力是远低于其正常水平的，军令部有鉴于此，便调令暂54师归第十军指挥，协助防守衡阳。但暂54师同样是在常德会战中受到很大损失的部队，该师已被缩编为两个团，总计约1300人，而190师更是只有一团的兵力。[⑤]这样，当时参战的四个师的编制都不是满员的。
5月29日晚，蒋介石向方先觉下令，要求其固守衡阳十天到两周的时间，因而第十军在弹药和粮草的储备都是按照预定计划准备的，对于四十七天的时间没有充足的准备，再加上前期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极为艰苦的抵抗，消耗了大批的弹药，至7月10日时，守军的步枪子弹已消耗60%，手榴弹消耗三分之二，迫击炮弹消耗80%，山野炮弹消耗了90%。[⑥]到了战斗的最后阶段，许多大炮、野炮因无炮弹而失去起作用，守军为了不使日军获得，被迫将它们炸毁或掩埋。而且当时“物资尽毁，除米及盐外，别无若何副食，因之官兵营养不足，昼夜不能睡眠，日处于风吹日晒下，以致腹泻腹痛转为痢疾者，日渐增多。”[⑦]当时战线后方池塘内的鱼虾及浮萍早已被捕采、食用一空，少数士兵竟冒着敌火，跳入敌我战线之间的池塘捉鱼，甚至许多士兵打老鼠剥皮用火烧来充饥。[⑧]
虽然中美空军曾空投了大量物资，但许多因目标不准确，落在战线之间，守军所获十分有限。
然而除了兵员不足，弹药、粮草缺乏，最困难的莫过于人员的巨大伤亡，而且医药极为缺乏，日军为了拿下衡阳，“集中炮火并杂毒弹，猛烈轰击。”[⑨]给我军带来了极大的伤亡。战斗后期，军部直属队已伤亡三分之二，预备第10师伤亡90%，第3师伤亡70%，第190师仅剩有400余人。[⑩]另外就是许多伤员因医药短缺而导致伤势无法恢复，许多人因此而死亡。医护人员无法给伤兵按时换药，每天只能洗洗伤口，再用破布废纸敷盖而已。当时天气炎热，盛夏酷暑已经到来，伤口极易感染发炎，继之化脓，接着便是溃烂、生蛆，重伤者只能等死。[11]由于医药短缺，许多轻伤官兵都不愿意离开阵地，“他们都想用战斗来麻木自己，宁愿战死也不愿意像那些口中还能讲话而浑身长满了蛆的伤兵那样活着。”[12]
三、关于方先觉的投降
第十军广大将士经过英勇奋战，“坚守衡阳达47日，为抗战以来坚守阵地发一异彩。”[13]但是，这场惨烈的战斗却有一个极其复杂和争论不休的结局，那就是方先决的投降。
关于方先决的投降，自那时以来便成了一段历史的公案。台湾方面始终回避这段历史，而在大陆虽也有对方先觉降日有独到的看法，但大多数观点还是认为方先觉是因“贪生怕死”、“卖国求荣”而投降的，笔者于斯，指向对方先觉当时的情况作些分析，认为方先觉的投降时诸多因素的混杂而造成的结果，是不可以简单的以某种原因来以偏概全的。
8月4日，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亲赴衡阳第一线，并又抽调了第58师团，第3、第13师团各一部，再结合原有的第68师团、第116师团，组织发动了第三次总攻，发誓要在一天之内拿下衡阳。第十军经过前两次顽强的防守之后，面临巨大的困难，部队伤亡惨重，许多士兵因伤已失去了战斗能力，部队坚守到8月7日时衡阳城北已经有部分敌军突入到城内，衡阳已经危在旦夕。此时，摆在方先觉的面前有三条路可供选择：突围、自杀、投降。
关于突围，8月5日方先觉就召集各师长、参谋长和战区督战官讨论如何应对紧急形势。当时第3师师长周庆祥便提出过突围的建议，但是有人“手里拿着一本《常德会战检讨会议录》将蒋介石训斥余程万‘你如何当人家的长官，能忍心将你负伤的官兵舍弃私自逃出！’的话念给方先觉听，方先觉最后说：‘我们突围出去，即使委座不责备我们，全国同胞也原谅，我们能舍弃负伤官兵吗？’”[14]当年常德会战中6000余人被困城中，而方先觉此时则是面对着近万名的伤兵，最后方先觉决定“绝不突围，一定死守。你们每个师长只准留卫士四人，其余一概到前方作战，如查出多留一人，按公说你们算违抗命令，按私说你们对不起朋友，剩一兵一卒，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绝不私自逃走，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起；如要自杀，我先动手。要知道我自杀了，你们纵然逃脱，委座亦不能饶恕你们，你们自己也不能为人。”[15]由此可见，方先觉对于突围是极不赞同的。虽然这里有方先觉担心受到蒋介石的责罚的因素在内，但同时也可见方先觉更多的是对于士兵的关心和爱护。毕竟从1940年起方先觉便担任了预10师师长，同这支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于和他一起朝夕相处、共赴国难的将士是不可能没有感情上的眷恋的。当年方先觉因常德会战以作战不力被撤职时，第十军官兵联名向蒋介石求情，也可看出，方先觉同第十军的关系是十分亲密的。[16]在此关头，方先觉自然不会不顾其官兵的死活而轻易选择自己私自突围的。
关于自杀，方先觉其实不是没有动过自杀的念头，从前文蔡汝霖的回忆中便可看出，方先觉是有自杀决心的。据记载方先觉曾有过三次自杀的行动，第一次是8月7日，饶少伟到军部开会“就看到方先觉装着哭泣的样子，一面说：‘我的手枪呢？’一面打开抽屉寻找，好像要自杀，其实他的手枪早已收捡起来。”[17]在饶看来，方先觉好像是在做样子。第二次是8月8日凌晨四点，“方军长认为战事已濒临绝望关头，及举手枪自戕，为辎重团长李绶光、副官王洪泽奋起击落于地。枪虽鸣，而弹虚出。”[18]第三次自杀的举动是8月8日早晨，“方先觉怒目而视，右手伸向腰间，欲拔取手枪，而手枪已于昨晚被随从多年的王副官取走，早防其自杀。”[19]这至少说明方先觉不是怕死之辈，“贪生怕死”之名实显牵强。另外，笔者愚见，作为一名优秀的将领，轻易的自杀是十分不明智的举动，“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抗日战争中有许多战役便是断送在无能的将领手中，早至兰封会战时期的桂永清、黄杰，近到豫中会战上的蒋鼎文、汤恩伯，因而对于方先觉自杀，笔者认为，真是如此的话，倒像是一件懦弱的行为。
第三便是关于其投降了，关于方先觉的投向也是人们争议最多的地方，为什么他选择了投降这一条路，关键的一点是他希望通过此举来保全其部下的生命。关于方先觉无条件投降的事情，必须要澄清一点的事，方先觉起初是有条件投降的，他在向日军进行联络的时候就提出了七项条件，他的第一个条件便是“不杀俘虏。”[20]当时日军是应允了这一点的，正是在日军的许诺之下，方先觉才投降的。只是后来日方背信弃义，拒绝了方先觉的条件，方先觉此时已经身处敌营，无力改变这个局面了。而且在被日军关押的日子里，方先觉还同日方交涉过逃跑俘虏的事情。[21]由此观之，方先觉对于其士兵的保护作了很大的努力。另外，外围援军的攻击无力，也是客观上促成方先觉投降的原因。第3师师长周庆祥的话可以视作当时守城官兵的一种心理写照，他说：“我在第十军20年，从来没有打过这样惨苦的仗，这次内无兵弹，外无援兵，为什么十几万大军打不进城来，这不是天意吗？救常德时，我一天一夜跑一百几十里，现在虽有同样的援军却难打进来。”[22]事实上最先举起白旗的也就是周庆祥的第3师。关于方先觉投降，我们必须重视的便是在投降后的态度和举动。日军在其投降后，降第十军改编为“先和军”，但方先觉并没有用这支部队助纣为虐，在日方为其拍照以做宣传用之后，他曾向部下说：“日本人只照的我们的相，却照不到我们的心。”[23]方先觉也并没有死心塌地的为日本人做事，而是始终寻觅机会逃走，并且在军统、当地的维持会、游击队的共同协助下逃离敌营的，因而对于方先觉的“卖国求荣”也不攻自破。就连日方也承认方先觉是“巧妙伪装其态度，终于突然逃脱的。”[24]至于有些学者将方先觉在被俘后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所发表的一些言论视作他“卖国求荣”的直接证据，[25]笔者愚见，在当时的情况下，那份采访到底有多是真实可信的东西，是很值得怀疑的。我们是不能排除方先觉是在日本人逼迫之下发表那番言论的，更有可能是日方捏造出来的新闻报道。因此在对这则新闻的判断上，我们更应当保持相当的谨慎态度。
荡气回肠的衡阳保卫战已经过去了60多个年头，第十军广大将士的英勇顽强的精神，至今仍为人们所铭记。至于方先觉，对于他的评价至今也是毁誉不一，这位当年被日本人称为“以守长沙至著名的猛将。”[26]最终被认为是“晚节不保”，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但是笔者认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否应该更客观和宽容一些。我无意为方先觉的行为去讴歌、颂扬。但我们也不应当因为他做出有违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时，就全面否定它的一切。方先觉这一个案所提醒我们的就是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尤其是本身这个历史人物就是很复杂的一个人时，必须要冷静和谨慎，应当客观地分析当时这个人所处的一些历史环境和背景，否则稍有不慎，就难免失之于简单化和片面化，我们应当以更广阔的视野，结合这个人物所处的环境去分析历史人物，这样才能对这个历史人物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
[①]石柏林：《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湖南机构略，1989年，第290页。
[②]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997页；转引自《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第1084页。
[③]蔡汝霖：《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转引自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下），四川机构略，1997年，第2071页。
[④]《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第293页。
[⑤]《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第1084页。
[⑥]《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第293页。
[⑦]《第九战区长衡阻击战斗详报》；转引自《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第301页。
[⑧]胡锦昌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年度焦点·黄河绝唱》（1943——1945），湖南机构略，2005年，第180页。
[⑨]《第九战区常衡阻击战斗详报》；转引自陈长河：《衡阳保卫战与方先觉投敌》，《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⑩]《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第301页。
[11]《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第292页。
[12]《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第301页。
[13]《第九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检讨》（1944年8月26日），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机构略，2005年，第1331页。
[14]《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转引自《抗日战争》，第2072页。
[15]《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转引自《抗日战争》，第2072页。
[16]参见刘思祥：《方先觉传略》，《江淮文史》，2002年第1期。
[17]饶少伟：《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18]《湖南四大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转引自罗玉明：《方先觉投降及其原因探析》，《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4年8月第25卷第4期。
[19]《湖南四大会战》；转引自《方先觉投降及其原因探析》。
[20]《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第307页。
[21]《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第309页。
[22]《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转引自《抗日战争》，第2072页。
[23]《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
[24][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商务，1984年，第1119页。
[25]参见陈长河：《衡阳保卫战与方先觉投敌》，《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26]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湖南会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印，1987年；转引自彭厚文：《衡阳保卫战述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1]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机构略，2001年，第10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