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自余斌《马恩全集读书笔记：第二卷》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所写的一部伟大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恩格斯想把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苦难、斗争、希望和要求的真实情况，描绘给当时的德国民众，进而把英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屈辱的状况报道给文明世界。尽管有人质疑“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但是，我们的确能从这部作品中看到后来世界上其它国家所发生的事情。这部作品是恩格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所写，为此，他“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从而也为我们今天的调查研究树立了榜样。顺带提一句，关于调研资料的使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其中的事例是孤证，还是具有普遍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扩大调查范围，列举更多的同样的事例；另一个是分析现实性背后的合理性。黑格尔曾提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因此，只要我们能够找出调研事例背后的合理性，那么，当这种合理性在其他地方或其他时代出现时，类似的事例就会出现。而要使得同类事例不再出现，就必须使以往的合理性，不再成为合理性。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进步。实际上，当时英国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一些小手法，比如实物工资制等，在今天中国的私营企业中仍然存在，尽管中国的这些私营企业主中几乎不会有人读过恩格斯的这篇文献。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恩格斯在这篇文献中提到的工人运动也将会中国的未来出现。因此，关注中国未来的学者都应当来关注一下这篇文献。
在导言中，恩格斯简要地介绍了从纺纱织布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历程。在使用机器以前，英国的纺纱织布的工人们“还不是无产者”，他们“过着庸碌而舒适的生活。”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是死气沉沉的”，而且，“他们那时也不是人，而只是一架替从前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服务的工作机。”因此，这种生活“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恩格斯指出，“产业革命只是促使这种情况达到顶点，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把他们最后剩下的一点独立活动的自由都剥夺了，可是，它却以此迫使他们思考，迫使他们争取人应有的地位。像法国的政治一样，英国的工业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巨流。”
“使英国工人的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第一个发明是珍妮纺纱机。”由于纱的产量大增，就需要更多的织布工人，“兼营农业的织工阶级”就“逐渐完全消失而变成了一个新兴的织工阶级，他们光靠工资生活，没有丝毫财产，……这样，他们就变成了无产者。”“在产业工人放弃了农业以后，许多土地闲起来了，在这些土地的基础上就产生了新的大佃农阶级……小自耕农除了卖掉那块已经不能养活自己的土地去买一部珍妮纺纱机或织机，或者到大佃农那里去做短工即做一个农村无产者以外，就再没有其他任何办法了。”而工业的发展在继续，“有些资本家开始把珍妮纺纱机安装在大建筑物里面，并且用水力来发动；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减少工人，并且把自己的纱卖得比用手摇机器的个体纺工便宜。由于珍妮纺纱机的构造不断在改进，机器随时都会变成过时的，因此必须把它们加以改造或者换成新的；资本家由于利用水力，即使机器已经过时也还可以维持下去，而对于个体纺工来说，这越往后就越不行了。工厂制度就这样奠定了基础”。
今天有些人在那里空谈地争论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或许有人认为，个体纺工可以联合起来像工厂那样使用机器，但是，首先，如果没有工厂制度作为竞争中的优胜者成为榜样，个体纺工是不可能像工厂那样联合的。其次，在描述其他劳动部门的情况时，恩格斯提到了一种称为民主工业的现象。小师傅和自己的学徒或者在自己家里的作坊中工作，或者——当他们需要蒸汽发动机时——在巨大的工厂厂房中工作，这些厂房被划分成许多小作坊，租给个别的师傅；在每个作坊中都装有由蒸汽发动机带动的传动带，再由传动带转动机器。然而，这种民主工业对师傅和帮工的状况都不是很有利的。在其他场合下由一个大厂主独吞的利润，现在由竞争加以调整，被分配到许多小师傅手里，所以这些小师傅是不会生活得很好的。资本集中的趋势经常影响着他们；只要一个人发财，便会有十个人破产，另外还有一百个人因受到某一暴发户的廉价竞争的压力而生活得比以前更坏了。不言而喻，当小师傅不得不和大资本家竞争时，他们要花很大的力量才能勉强应付过去。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的劳动雇佣资本是不可能战胜资本雇佣劳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有制无法战胜私有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者的主动创新在企业的竞争力中越来越重要。如果公有制能够尊重并充分发挥和利用劳动者的主人翁精神，其竞争力将是私有制所不可比拟的。而且在私有制下，一个企业的成功会造成众多企业的破产，而公有制则能够避免社会资源的这种巨大浪费。
恩格斯指出，“在工业中，人——工人，仅仅被看做一种资本，他把自己交给厂主去使用，厂主以工资的名义付给他利息。”这大概就是现代所谓人力资本的由来。而马克思后来的研究则表明，工人实际上是一种商品而不是资本。实际上，恩格斯稍后也指出，工人“竟可以像商品一样地被卖掉，像商品一样地涨价跌价。如果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他们的价格也就上涨；如果需求减少，价格也就下跌；如果对工人的需求下降，有一定数目的工人找不到买主因而‘成了存货’，那末他们就只好闲着不做事，而不做事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所以他们只好饿死。”
恩格斯谈到工厂城市的形成时指出，“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这种村镇里的居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逐渐习惯于工厂工作，逐渐熟悉这种工作；当第一个工厂很自然地已经不能保证一切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时候，工资就下降，结果就是新的厂主搬到这个地方来。于是村镇就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由于建筑业中和机器制造业中的竞争，在这种一切都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业，比起不仅建筑材料和机器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而且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也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比较遥远的地方，花费比较少的钱就行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在这里，恩格斯不仅提出了今天产业集聚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提前一百多年驳斥了张五常的如下观点：“你到我的工厂工作，因为工厂在邻近能使你节省交通费用，工厂位置的话事权在我手，我给你的交通方便你要给我钱，或减少我给你的薪酬。”按照张五常的这个说法，中国工人就只好倒贴钱给远道而来的美国资本家打工了。
关于大城市，恩格斯指出，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战争；都是法律庇护下的互相抢劫，而这一切都做得这样无耻，这样坦然。“因为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所以很显然，这个战争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了。穷人是没有人关心的；他一旦被投入这个陷入的漩涡，就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往外挣扎。如果他侥幸找到工作，就是说，如果资产阶级发了慈悲，愿意利用他来发财，那末等待着他的是勉强够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末他只有去做贼（如果不怕警察的话），或者饿死，而警察所关心的只是他悄悄地死去，不要打扰了资产阶级。”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人将饥饿致死和因饥饿导致身体虚弱而引起的病死称为“社会的谋杀，并且控诉整个社会在不断地犯这种罪”。其实，今天穷人看不起病也是一种“社会的谋杀”。当然，恩格斯也承认，“饿死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仅仅是个别的。但是，有谁能向工人保证明天不轮到他？……谁也不能。”一百多年后张维迎却拾西方经济学家的牙秽（连牙慧也不如）说什么，“在一个古典型企业里，企业家承担了所有的风险，而工人们只挣取固定的报酬”。
接下来，恩格斯描述了“社会给工人什么样的住宅、什么样的衣服和食物作为他们工作的报酬，社会让那些对它的生存最有贡献的人如何生活下去。”其状况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能够见到。其中，关于假货和份量不足，他是这样说的：“做工人的生意的多半是些小商贩。他们收买次货，而且正因为是次货，所以才能够卖得这样便宜。……工人们买到的肉常常是不能吃的，但是既然买来了，也就只好把它吃掉。……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所有的食品里面掺假，丝毫不顾及消费者的健康。……掺假的行为除非和漏税有关，是很少受到法律追究的。……英国工人不仅在物品的质的方面受骗，而且在量的方面也受骗。小商人的尺和秤大部分是不合规定的。”今天，安徽阜阳假奶粉案的受害者也是低收入的家庭。王海式的打假原本是最符合市场经济原理的打假，但却受到中国法院的阻止。只是在假货的危害过于明显时才会受到一些制裁，而中国小商人的尺和秤也常常不合规定。
对于当时英国工人的不幸，恩格斯认为，其原因在于竞争。“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其中，“工人彼此间的这种竞争对于工人来说是现代各种关系中最坏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此，工人竭力利用工会来消灭这种竞争，而资产阶级则疯狂地向这些工会进攻”。除了竞争这种因素外，还有一个被恩格斯归入竞争之中的原因则需要单独指出来：“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实际上，如果无产者拥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也是生活资料），那么不存在劳动雇佣资本的问题，只存在劳动者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的问题。如果无产者是无助的，那么只可能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可能是劳动雇佣资本。这是因为，后者意味着无产者不再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而资产阶级决不允许这样来革自己的命。
接下来，恩格斯分析了什么是最低工资、最高工资和平均工资，可以说是提出了工资理论的基本原理，相比西方经济学以供求均衡来确定工资要深刻得多。恩格斯甚至还指出，那些需要一定的技能和常规性的工作岗位的平均工资较高，是为了鼓励工人去获得这种技能并在工作中服从这种常规性。这种分析无疑也是优于今天的人力资本理论的。为了说明工人之间的竞争一般总是胜过争夺工人的竞争，恩格斯描述了，在不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混乱制度下，商业危机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这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商业危机和国际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为了说明英国产业工人所面临的竞争，恩格斯还分析了迁移到英格兰的爱尔兰移民的原因和后果。在这里，恩格斯提到，由于工人看不起病，“他们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和归根到底是害多利少的假药。”当时，英国有许多的类似当前中国保健品的特许专卖药，“所有这些药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医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这些药品固然很少含有直接有害的东西，但是经常大量服用，对身体到底还是有害的……英国工人喜欢吃特许专卖药，结果是戕害了自己，同时却填满了这些药品的制造者的钱袋。”恩格斯还提到，由于女人常常在分娩后三四天就回到工厂去做工，对婴孩的照顾自然就不周了。然而这不仅是对婴孩的照顾问题，还是女人自己的健康问题。中国人所说的月子病，在西方妇女身上同样会出现。而今天的美国妇女到现在，也是在分娩后三四天就回到公司上班，如果她还需要工作的话。
接下来，恩格斯“从工人的身体状况转到精神状况”，在揭露了资产阶级和国家在工人阶级的培养和教育方面的糟糕做法之后，他指出，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给他们一种实际的教育。“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虽然他们不会写，可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取消谷物税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虽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问题，可是他们很了解人间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在今天中国农村的孩子已经开始放弃大学梦之后，中国底层民众的教育现状如何，也的确值得我们就恩格斯的分析进行对比研究。
在分析了资产阶级为工人阶级的教育所做的一切之后，恩格斯指出，“当人们谈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切都讲得很冠冕堂皇，资产阶级听起来也很入耳。但是对没有任何财产的人来说，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金钱是人间的上帝。资产者从无产者那里把钱抢走，从而真的把他们变成了无神论者。如果无产者成了无神论者，不再尊重这个人间上帝的神圣和威力，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今天的中国学者无端端地指责所谓的“仇富”心态，而完全没有注意到人们首先仇的是“穷”，然后才是仇造成这种“穷”的“富”。这种憎恨、这种愤怒“证明工人感觉到他们是处在一种怎样非人的状况里，证明他们不愿意被当做牲口来看待，证明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羁绊下解放出来。”
与今天的月光族相比，恩格斯提到储蓄对工人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因为他能够储蓄起来的，最多也只能维持他几个星期的生活，而他一失业，就不会仅仅是几个星期的事。……在工资高的时候，工人的生活就‘阔绰’起来，这是使英国资产者莫名其妙而且极为恼怒的。要知道，如果储蓄对人们并没有什么好处，而最后还是要……被资产阶级所吞没，那末，他们在可能享受一下的时候就享受，而不去储蓄，这不仅是十分自然的，甚至也是合理的。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都更使人堕落。”有人用有恒产者有恒心来鼓吹私有制，但是，既然在私有制下工人不能长久地保有财产，那么只有公有制才能做到有恒产者有恒心。
恩格斯引用了当时的半资产者的论述，把大城市在工人道德发展方面造成的有害后果暴露出来。如果说上世纪西方的性解放还需要制造舆论来辩护的话，那么当时的工厂制度已经使性解放成为工人阶级中青少年的生活现实。同时，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数和加工的棉花的包数经常成正比。这种成正比的数量关系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犯罪经济学的规律。这种规律可以供那些想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引入数学工具的学者去进行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大城市还有它的另一面，当时的十足的资产者已经发现，大城市的生活助长工人中的团结，并给贫民以力量。而且尽管当时工人的生活使人堕落，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资产者仁慈得多。……乞丐通常都几乎只向工人求乞，工人在帮助穷人方面无论如何比资产阶级做得多。”
恩格斯接下来分部门分析了英国工人的状况。恩格斯指出，“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美国共产党员哈拉比先生初次到中国时，惊讶地发现中国致力于提高生产力，而美国工会则反对提高生产力。因为，在美国，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工人的失业和贫困。而在当时的中国，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在一个组织得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因而，“所有这些改进都只会受到欢迎”。
西方经济学认为，只要工资够低，就不存在失业问题，而不论这点工资能不能养活工人。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的充分就业仍然会有5%左右的失业率，而西方经济学并没有讨论这5%的失业人口如何生活。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产生相对过剩的人口。这意味着机器生产不足以吸纳足够的工人。那么，多余的工人如何生活呢？恩格斯指出，与机器织业相比，“手织业又是在其他劳动部门中失掉工作的一切工人的最后的避难所，因而在这里总是人手过多。”因此，“在这些不得不和机器竞争的工人中间，生活得最坏的是棉纺织业中的手工织工。”而这一点却反过来被资产阶级用来反击那些攻击工厂制度的人。资产阶级洋洋得意地叫道，“看看这些穷织工生活得多么糟，看看工厂工人生活得多么好，然后再来评判工厂制度吧！”张维迎也拾西方经济学家的牙秽声称，工人之所以进工厂受资本家的剥削，是工人自愿的行为，是一种“双赢”，不能称为“受剥削”，这是因为工人在工厂中得到的比他在工厂之外得到的多。然而，恩格斯指出，这是“用昨天犯的罪来替今天犯的罪进行辩解。”这种诡辩技巧在今天中国的另一个例子是：有人要求，中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四万亿投资要顾及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贡献了75%的就业岗位。但是，民营企业在“今天”之所以能“贡献”这么多岗位，就是因为“昨天”私有化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因此，合理的逻辑应当是拿这四万亿投资重新开办国有企业，增加国有企业的就业岗位，让政府的钱用于更多的人，用于更公共的地方，而不是资助少数资本家。
在这里，恩格斯还提醒我们，在某些行业存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既有最新式的改良了的机器生产，也有因为厂主舍不得而仍然使用旧式机器进行的生产。在不同的方式下，尤其是在后一方式下，因为厂主不愿意受到损失，工人受到的剥削程度不同。比较优势原理在这里并不适用。
接下来，恩格斯详细解释了工厂制度对工人家庭的破坏，而这些现象在陈志武的笔下则被称做是现代金融制度的功劳，所谓发达国家的工人不用养儿防老，他们是为了爱孩子才生孩子的。尽管恩格斯认为，“现代社会里的家庭正日益解体这一事实，只不过证明了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这一外衣下的私人利益。”但他并不认可由于资本家雇佣廉价的妇女、儿童来排斥成年男工，而导致的“妻子挣钱养活全家，丈夫却坐在家里看孩子，打扫屋子，做饭”的家庭关系的变化。
在谈到工厂奴隶制时，恩格斯指出，“不言而喻，工厂奴隶制也和任何别的奴隶制一样，甚至还要厉害些，是把初夜权给予主人的。在这方面厂主也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解雇的威胁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毁女孩子的任何反抗……即使不是所有的厂主都利用这个权利，女工们的情况本质上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当大多数厂主都是……暴发户的时候，他们是泰然自若地利用他们这个‘正当地得来的’权利的。”中央民族大学的张宏良教授就曾经看到在重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刚刚成为原国有企业老板的暴发户就立即让人强行把原国有企业的美丽女工往自己的办公室里拖。这就是那些鼓吹私有化的经济学家所要求明晰的产权。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地方，人权和产权就是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所有权和奴役权。
谈到儿童劳动时，恩格斯指出，“把孩子们应该专门用在身体和精神的发育上的时间牺牲在冷酷的资产阶级的贪婪上，……这无论如何是不可饶恕的。”对于工厂里的工伤事故，恩格斯则指出，“一切不幸事件的罪过归根到底总是在厂主身上，至少也应当要求他终生赡养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而在工人死亡时，就应当赡养他的家庭。”恩格斯的这一要求对于一百多年后与时俱进的今天的中国来说，还是没有能够做到的。这无疑是今后中国立法机构必须努力的方向。
接下来，恩格斯谈到了英国工厂法的出台经过，在谈到工人要求十小时工作法案时，恩格斯提到了厂主们反对这个法案的理由即增加生产费用，从而使英国工业无力对抗外国的竞争等等。而恩格斯对此的评论则是，“这论据有一半是对的，但这只是证明，英国工业的威力仅仅是靠野蛮地对待工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视整代整代的人在社会关系、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发展的办法来维持的。”恩格斯还指出，厂主们“用尽一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来反对这个为他们所痛恨的法案，但是这对他们没有一点好处，只是日益加深工人对他们的憎恨。”今天，中国出台的新劳动合同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也遭遇几乎同样理由的反对，只不过经济学家和媒体人士替代资本家承接了工人对他们的憎恨。
恩格斯指出，“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而英国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产者的暴政，应当归功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归功于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同样也应当归功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液中掺有大量的爱尔兰人的热血。”在这里，英国资产者利己主义的民族特征在英国工人身上“消失”了。突破民族界限的“普世价值”在工人阶级身上比在资产者身上体现的更早，而工人阶级的“普世价值”就是“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
在经历了偷窃、砸碎机器等消极、孤立的反抗阶段后，英国工人利用当时的法律组建工会进行罢工。恩格斯指出，“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几次个别的胜利。”在这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问题：工人明明知道宣布罢工没有用，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而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问题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要反抗这种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该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只要工人还保存有一点点人的尊严，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抗议，而不用别的方式来抗议，就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是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抗议的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德国理论家们那样，只要把他们的抗议书登记下来，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静静地睡大觉，让抗议书也像抗议者本人一样地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睡觉。相反地，英国人的积极抗议是不会不发生影响的：它把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工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不致消沉下去。它同时也向工人证明，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除了工会和罢工，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不过，理论家的抗议也是有必要的，它有同样有助于把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同时也不应强求理论家的抗议方式与工人的抗议方式一样。
尽管罢工没有用，但是，这些工会及其所组织的罢工“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而正因为工会努力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生命攸关的神经（虽然这种努力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看得这样地危险。”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把它当作全世界无产者的核心价值来指出的。而资产阶级则无疑要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来对抗无产者的联合。既然自由竞争尤其是工人之间的自由竞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生命攸关的神经，那么，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将这种“自由”鼓吹为“普世价值”也就是必然的了。
在论述英国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恩格斯顺带提到了“在英国是怎样神圣地看待法律的”。他指出，“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
接下来，恩格斯介绍了当时英国的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英国资产阶级如何用降低工资等方法迫使工人罢工，以便逼使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废除谷物法的要求去火中取栗等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工会会员、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自己出经费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来提高工人的知识水平。在无产阶级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学校或阅览室里，经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讲演会，而且听众往往很多。恩格斯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今天的中国也出现了不少所谓的民间科学家，这些人在学术上或许很不成熟，但是这种研究精神要鼓励而不是打击。
在“矿业无产阶级”这一章中，恩格斯揭示了当时英国煤矿频发事故，并指出英国“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毫不犹豫地把大多数这种不幸事件的责任归之于矿主。相比之下，张维迎却认为，当今中国的私人煤窑出现矿难的原因，是因为煤矿的所有权不归矿主所有或承租期太短，所以矿主不采取安全措施。但是，当年英国矿主并不存在所有权和承租期方面的问题，不也同样没有采取安全措施吗？当时的英国曾经通过一个法案，绝对禁止妇女在矿井里工作并严格限制雇用儿童。然而这个法案在大多数地区都成为一纸空文，因为连视察法律执行情况的矿山视察员都没有任命。因此，当“曼彻斯特卫报”报道某个矿坑爆炸，一个女孩子被炸死的时候，竟没有人注意到这已经暴露了违法的事实。同样地，中国劳动法对工作时间进行了规定，但是中国政府也没有任命视察这个法律执行情况的视察员，从而在这个法律在许多地方也是一纸空文。曾经有中国的私企管理者在电视台提到，他们工厂的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六天，所以比法国企业有竞争优势时，也竟然没有人注意到这已经暴露了违反当时中国劳动法的事实。
在“农业无产阶级”这一章中，恩格斯提到了社会救济的一个结果：“当旧的济贫法存在的时候，工人们还可以从济贫金中得到一点救济；因此，工资就更加下降，因为农场主尽可能把更多的开支转移到济贫金上面去了。这使得随着过剩人口的出现本来已经大为增加的济贫捐更加增多，并促使新济贫法的出现……但是情况并没有因为有了新的济贫法而有所改善。”前段时间有人强调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但是，这种将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割裂开的说法完全违背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辩证法。恩格斯在这里已经指出了这种说法的必然后果，就是再分配的公平将被初次分配的效率的反向调节所抵消。社会福利越多，工人的工资越低，从而需要更多的福利。这大概是福利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难以维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福利的最终受益者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显然，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就注重公平，然而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工人的工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会是什么后果呢？一是工资收入的相当一部分会被作为社会福利税被政府拿走。二是，物价也会大大提高，实际上北欧福利国家的物价水平在发达国家中就居于高位。
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这一章，恩格斯谈到现代“有限政府”和“小政府”的概念的起源及其实质：“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它来说，最好是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存在，使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但是，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无产者就范，就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者，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而在法律方面，“无论资产者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相反，“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随便闯进他家里，随便逮捕他，随便殴打他。”警察如此对待穷人也不能完全算是不依法办事，只不过，警察和“官吏们对付穷人时不是按照法律的条文而是按照法律的精神。”
在这里，恩格斯还揭露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要求被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出来的“过剩人口”饿死，并在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残酷对待无产阶级的工具。对于这样的人口论，我们是不能把它仅仅当作一个通常的学说甚至是错误的学说来对待的，至少应当与侵华日军的“大东亚共荣圈论”相提并论。
在这篇文献的最后，恩格斯指出，“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的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条件下能够有不同于现在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