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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
李白和杜甫
李白和杜甫
善于拍马屁的名人
历史不能篡改，学问不能造假，这是做学问者的最起码的道德准则。
可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出了一本“学术著作”叫《李白与杜甫》，因为毛泽东喜欢李白，所以郭沫若在此书中并没有事实求是地评价杜甫，而是将李白捧上了天。郭沫若为了衬托李白，还违心地把自古以来就与李白并驾齐驱的另一位大诗人杜甫贬下了十八层地狱，用文化大革命的话说，“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只有这样，才能讨得毛泽东的欢心。
书中打压杜甫的一个最主要手段就是认定杜甫是不折不扣的“大地主”——在那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对待“大地主”，几乎就跟对待“臭狗屎”一样臭不可闻。郭沫若在《杜甫的地主生活》一章中，引用了杜甫一首题为《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的诗：“久客应吾道，相随独尔来。熟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鹅鸭宜常数，柴荆莫浪开。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而后郭沫若指出“后四句，赤裸裸的是一种地主阶级的心理状态。鹅鸭不少，怕被人偷掉，故‘宜常数’；柴门闩好，是为了提防强盗进来”……云云。根据郭沫若的思维逻辑，似乎是讲杜甫既然孜孜不倦地数鹅鸭而关柴门，说明他财产不少，也因此说明他是地主阶级一分子——贫农哪有这么多鹅鸭？郭沫若如此划分古人的阶级成分，真让人啼笑皆非；特别是发生在郭沫若的身上，更是不应该。
附:郭沫若在文革中的人格问题
1966年文革正式开始，郭沫若几天内立即发表谈话，对自己以前的作品全盘否定：“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1]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中发表《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并即席向江青献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但过了仅仅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他立即又赋一首《水调歌头·粉粹四人帮》抨击“四人帮”。（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和)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解放军报》1976年11月1日）这也是后来他的政治人格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
他在这一时期内言论行为的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有可能遭灾引祸的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1978年6月4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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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焰松：
善拍名人何其多，
从古至今一大箩。
屈原鲁迅寥可数，
顺昌逆亡逍遥活。
永不翻案发毒誓，
尸骨未寒猫论多。
三代天子如玩偶，
公有尽丧私盈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