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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认识藏书不是先认识它的地域，而是先认识它的藏书羊肉。食用羊这种我国最早训化饲养的动物，不仅是古代北方民族的习俗，也是吴地“渔猎文化”的遗存。在太湖的三山岛考古中发现了旧石器遗址、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猿人的牙齿化石。事实证明，太湖流域同样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至少距今有一万两千三百多年。在20世纪70年代的考古中又发现了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草鞋山、石湖越城、吴中区甪直张陵山、车坊摇城等遗址，进一步向人们展示了太湖地区吴文化的悠久历史。
随着人类的不断开化进步，太湖流域畜牧业在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周代有以“羊人”为一种官职，其子孙以官职为姓，为“羊氏”。到了吴越时期，《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中记载道：“桑里东今舍西者，故吴所畜牛、羊、豕、鸡也，名为牛宫，今以为园”。可见吴国饲养家畜颇有规模。
地处姑苏城西部的藏书，境内群山绵延，植被丰富，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明清时期，当地百姓就有从事养羊、宰羊、烹羊，卖羊的行当。秋冬季节，当地人有秋冬进补的食俗，羊肉的保健养身的功效也渐渐地被大家所认可，“冬天一碗羊肉汤，不用大夫开药方”。起初藏书羊肉以担卖或设摊卖买为主，直到清朝光绪二十二年藏书人才开始在苏州城内设店经营，俗称“羊作”。
藏书地区养羊的传统虽然源远流长，但“藏书羊肉”真正成为一只当地名肴，却出现在南宋初年。这要从宋代上流社会的贵族们偏爱吃羊说起。宋人刘克庄的《后山谈丛》记载：宋代御厨不登彘肉（即猪肉），只用羊肉，后来成为祖宗家规。宋仁宗时，皇宫中一年大约要消耗10万头左右的羊。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后妃们无羊不欢，大臣们也陆续效仿，于是文武大臣们纷纷向宫廷御厨打听羊肉的制作方法，并请疱丁模仿宫廷御膳烹饪制作羊肉美食。吃羊肉在当时几乎成了一种地位与身份的象征。宋代士大夫中不乏羊肉美食的追捧者，大文豪苏东坡就是其中之一。以至在贬谪途中，苏东坡买不起羊肉，便想到买回新鲜羊骨，用文火慢慢炖煮，熬成浓汤细细品尝。
靖康三年（1128年），金兵攻破汴京，康王赵构南渡，北方大量难民随之南下，这些从小在北方生活的人，也不乏羊肉美食的铁杆纷丝，这其间也有是原来深谙羊肉烹调技术的御厨。有部分御厨在南下逃难中与大队人马走散，无奈只能留在苏州城里了。然而当时的苏州城也不安全。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金兵大举南侵，攻陷苏州城，在城中大肆烧杀掳掠。就在金兵包围苏州城前，有几位预感到危险即将降临，于是便拖家带口弃城而出，来到苏州城西的藏书一带的山林中躲避。不久，宋金议和，金兵退去。此时的苏州城留下一片残恒断壁，几个逃出来的御厨们一商量，决定从此就在这风光秀丽的藏书定居。他们向当地的藏书人学习养羊技术，同时也将宫廷中烹饪羊肉的密法传授给当地的藏书人，久而久之，宫廷烹调羊肉的秘法和藏书民间土法相融合，烹制出来的羊肉，味美鲜嫩，藏书羊肉也渐渐地在民间流传开来。
元朝由蒙族人统治。这个有着马背上的民族之称的蒙族人，在他们的日常饮食中常常以牛肉和羊肉为主，尽管粗犷的蒙古人烹制羊肉的方法在江南细腻的苏州人看来实在有点不够优雅，但蒙古人当时对羊肉美食的推崇给藏书地区羊肉美食文化带来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生活在元代晚期的苏州文人韩奕（字公望，平江人，生於元文宗时）一心想弘扬汉民族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于是他决定编著一部名为《易牙遗意》（易牙，齐国彭城人，春秋时期齐国著名厨师）的食谱。当写到羊肉一章时，韩奕犯难了，因为经过宋朝、元朝的连年战乱，很多烹饪羊肉的秘法基本上都失传了，也很难找到相关资料。后来他打听到苏州城西的藏书人不仅养羊，而且烹制羊肉的方法也不少。于是他来到藏书，向藏书人了解当地烹制羊肉的秘诀。在此基础上，他又结合蒙古人的羊肉烹制技术，独创了“千里脯”和“生烧羊肉”两道全新的羊肉菜式，将藏书羊肉的朴实精细与蒙古饮食的淳朴粗犷相结合，这两道菜在后来的明代士大夫群体中一度十分流行。
明武宗朱厚照（1491年—1521年），明朝第十位皇帝。这位皇帝忌讳猪，因“猪”与“朱”谐音，也是声称吃猪肉之后必长疮疖，下令各地禁养禁食，违者发配到边疆充军。此举客观上给藏书羊肉兴起提供了机会。
明朝中期，江南一带贸易兴旺，苏州也成了全国的商贸重镇，五湖四海的商贾云集于此，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回民在苏州定居或从事贸易活动，这也促进了苏州原有饮食文化的演变。据记载，明代除了士大夫家宴采用羊肉外，民间办喜事也常吃羊肉，城里的不少酒楼菜馆也都经营羊肉菜。明代中后期，羊肉的保健养生功效也渐渐地被人们广泛接受。据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羊肉暖中补虚、开胃健力、益肾气，养肝明目，健脾健胃，补肺助气，豁止喘。”因为《本草纲目》在南京印行，对苏州的影响显而易见，对当时的羊肉饮食在苏州的普及和藏书羊肉的推广和发展都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藏书羊肉的名声渐渐地响了起来，明代酒楼中所用到了的羊肉，大多是从藏书地区收来的，而且烹饪方法也不同程度地借鉴了藏书羊肉独特的烹制方法。随着在城里品尝羊肉的人越来越多，一些有经营头脑的藏书人就开始自已宰羊、烹调，将烹调好的羊肉、羊汤装进一副担子里，挑起来在苏州城里沿街叫卖，成为当时一道风景线。藏书羊肉最早是作为农家秋收以后，因劳累体乏而进补的食品,或宴请亲朋好友的美味农家菜，只放盐不加其他任何调料，是一种纯自然烧法。因其肉嫩、汤鲜、味美、气香，深受人们的喜爱,甚至达官显贵、文人雅士吃了藏书羊肉也赞叹不已，于是藏书人渐渐从一副骆驼担进城的行商开起了羊肉店，当上了坐商。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藏书周家场的周孝泉在苏州醋坊桥畔租用三间门面开设了姑苏城内第一家堂吃店，取名为“升美斋”羊肉店。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老庆泰”羊肉馆在苏城万年桥堍开张迎客。宣统后，都亭桥和临顿路两处又开设了“老义兴”和“老协兴”羊肉店。清袁景澜撰的《吴郡岁华纪丽》写道：“葑门严衙前，方姓熟羊肉肆，世擅烹羊。就食者侵晨群集，茸裘毡帽，扑雪迎霜，围坐肆中，窥食，探庋阁，以钱给庖丁，迟之又久，先以羊杂碎饲客，谓之小吃。然后进羊肉羹饭，人一碗，食余重汇，谓之走锅。专取羊肝脑腰脚尾子，攒聚一盘，尤所矜尚，谓之羊名件。”将苏州城里的羊肉店刻画得惟妙惟肖。
民国后，苏州城内的藏书羊肉店渐渐多了起来，在道前街、鸭蛋桥、娄门塘等多处开出了“老源兴”和“新德和”等店堂。抗日战争胜利后，藏书人在藏书的集镇区善人桥开出了小镇上的第一家羊作店——胜利羊肉店。建国初期仍以个体经营；人民公社化后，以大队组织经营，在苏州石路、皋桥、太监弄、东中市、宫巷等繁华商业区开设10余家集体羊肉店。改革开放后，藏书百姓将藏书羊肉作为地方特色菜肴推向市场，一对对以夫妻为单位的作坊式羊肉店遍布苏州城的大街小巷。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仅开设在苏州城内的大小羊肉店就达600多家。包括江苏、上海、浙江等邻近城市在内，已有藏书羊肉店1600多家，从业人员达7000人左右。每逢秋冬之交，大街小巷的羊肉店便纷纷开张，店堂一般沿街而设，店的门面一般不是很大，店门面少则一间，多则二、三间，不讲排场，锅灶立于店面，香气散至街坊，吸引众多食客，“羊汤勿鲜勿要铜钿”成为众人赞语，声名鹊起，享有盛誉。而在藏书街头，藏书羊肉店则比较集中，在一条约2公里长的羊肉美食街上，大大小小的羊肉店有50余家，规模大的店铺经营面积有上千平方米，店面装饰和店堂布置也各具特色。
（作者单位：木渎旅游开发区管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