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世纪末期，世界政党政治中最为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曾经长期单独连续执政的大党纷纷丢失了执政地位。譬如日本自民党在1993年7月举行的大选中，未能取得众议院半数以上的席位，只好将政权拱手交给由社会党、公明党、新生党、民社党、社民联、日本新、先驱者党和参议院民主改革联盟七党一派组成的联合政府。这标志着自1955年起持续了38年之久的自民党一党单独执政的终结。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是拉美地区的第一大党，1929年至今连续执政长达71年，是世界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但是从80年代末起，该党“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发生了剧变。在1988年和1994年的大选中，该党的得票率从以往的80-90%降至微弱多数,失去了历来在议会中占2/3多数的压倒优势。在1997年的中期选举中，革命制度党败给了其主要劲敌民主革命党，在全国及整个地区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与此同时，两个主要反对党，即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在众议院的议席之和也首次超过了革命制度党，从此，墨西哥政坛形成了三党鼎立的政治格局。在2000年7月举行的大选中，该党惨遭失败，党的候选人得票率仅为33.1%,落后于当选总统7个百分点，从而使革命制度党沦为在野党。
印度国大党成立于1885年，是印度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政党。它不仅领导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取得了成功，而且长期领导印度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在其100多年的历史中，曾经深得印度人民的信赖和拥护，每次立法会议选举中，该党都以绝对多数当选。但在执政45年后，这个百年老党彻底失去了其在印度政坛的霸主地位，步入了日趋衰落的不归之路。
苏共是列宁缔造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成立于1898年，1991年解散，其间执政达74年，后期苏共党员曾达1800万人，约占苏联人口的10%。但就是这样一个老党、大党，竟被叶利钦的一纸“非党法令”就毫无抵抗地宣告解散了。
这些情况很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这些党会发生这种逆转?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其中有无共同规律可寻?江总书记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关于一些老党、大党垮台和兴衰的论述寓意深刻，发人深省。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和总结。
（一）
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些老党、大党“兴”的经验，即它们靠什么得以长期维持它们的执政地位？
日本自民党：
自民党从1955年上台后，长期统治日本的政治舞台，一直到1993年“五五体制”崩溃后，才由自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向多党制的复归，期间执政38年。那么，它是靠什么来维持其垄断地位的呢？
（1）依靠权威主义的政治理念
日本是一个以人际关系为中心组成的社会。这个中心的核是家族，从家族扩散出来的是各种社会集团，最大的社会集团便是国家。家长的权利与权威基于“孝”的伦理而形成。这种权威模式扩展到社会集团及国家，就形成了以“忠”的伦理为基础，以绝对权威、绝对服从为特征的权威主义政治理念。这就为自民党战后推行权威主义政治理念提供了重要基础。
正是出于日本人特有的民族情结和历史文化情结，自民党留住了天皇制，并在天皇的权威下来演绎日本战后的民主政治。战后天皇虽然是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存在，但自民党出于统合国民、维护秩序的需要，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角度，不断强化国民对天皇权威的认同。为了培养国民对天皇的热爱，自民党提出了天皇元首制、年号法制化、“日之丸”国旗与“君之代”国歌法定化等政治主张，从而使天皇所代表的“秩序与传统”能长久地作用和影响日本社会。同时，天皇主义所代表的权威主义和集权政治倾向，为战后自民党对社会的全面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从而使自民党政府长期有效地组织和调动社会，保持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
日本政治理念也离不开国家主义。1955年自民党上台后，一方面强化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强化对教育的统制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强化日本国家的主导地位和权力，从而建立起一个对社会、对国民都具有很强统制力和整合力的国家。进入60年代，随着“企业国家”的出现，社会整合就从主要依靠天皇权威，转向主要依靠企业权威，即依靠企业的组织体系以及劳动者对企业的高度归属意识和忠诚感来整合社会。在家族主义经营传统下发展起来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和企业福利，使劳动者对企业产生了很强的归属感。战后，自民党正是通过这种以天皇主义、国家主义和企业权威为主要内容的权威主义政治理念，重新确定了社会权威体系和国家认同模式，从而把社会各部分有效地整合进上至天皇权威、下至企业权威的权威体系中。由此可见，这种政治理念的凝聚力是巨大的。
（2）依靠法制化的政治运作
战后日本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然而这些矛盾与冲突并没有激化到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程度。究其原因，一个突出方面就是自民党把社会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置入法制化规则的控制之下、从而保证了政权的长期稳定。
战后新体制建立之后，自民党根据新颁布的宪法，不仅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且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政治上大到国体、政体，小到最低一级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和工作人员的定额及标准；经济上大到国家的预算、决算，小到个人应交各种税款的条件、比例、范围等，均有明确而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条款。此外，各种组织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还有许多长期形成的不成文规则。这样，便把整个社会生活都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均得到了调整，各种矛盾和冲突都可以通过法律和规则去解决。
（3）依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战后，自民党政府实行的是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60年代的高速经济发展，使日本迅速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这给地方带来了许多自身力量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如城市就业问题、地域开发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这就在客观上增强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政策、财政和行政援助的依赖，同时也为中央政府扩大对地方事务的发言权、从而强化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创造了条件。在政党政治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这种优势，往往成为执政党建立、巩固和发展其社会基础的重要工具。一党独大格局一旦与中央集权体制相结合，就极有可能形成一党长期支配政权的局面。自民党在战后社会政治发展中，就是通过对中央政府这种优势的充分利用，不仅建立起了“一党独大”的政权体制，而且也使自民党所指导的战后现代化达到比较高的发展水平。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
墨西哥在经历了1910-1917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进行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建立了新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的政治稳定达60多年之久，被人们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奇迹”。 这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执政经验有很大的关系。
（1）强调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在墨西哥的政治体制中，作为执政党的革命制度党在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对国家政局的稳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该党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专门设立了公民行动和政治指导局与全国出版委员会，前者负责公民培训机构的建立和党的学说的传播工作；后者负责党的出版工作和出版物的传播，并负责同文化、科学机构的联系。从党建立的时候起，就创立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所”，各州也相应设立下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从而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研究网络。
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是民众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它反映了墨西哥革命把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结合起来的特点。另外，它还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特点。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常会出现一些新的社会集团和新的思想理论，革命制度党并不是简单地与之对抗，而是吸收新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将政策进行适当的变通和调整。这种开放的态度使墨西哥官方意识形态产生了多种思想意识的“杂交”现象。例如在墨西哥历史上，卡兰萨、萨帕塔、比利亚这三个人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派别，卡兰萨代表的是保守主义立宪派，萨帕塔是土地革命的旗手，而比利亚则没有任何社会改革纲领，只是因为他同美国作战，他的斗争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三个人在政治思想上有很大的差别，但在革命制度党看来，他们都体现了墨西哥革命，从而受到墨西哥政府和革命制度党的尊重。
这种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还表现在它对左派和右派的意识形态的态度上。对于这两种意识形态，革命制度党并不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根据它们具体的政治内容进行具体的分析。在他们看来，左派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破坏性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对现行政权是有害的。当这种意识形态威胁到统治集团的领导权时，他们就予以打击。但是，他们也承认左派的意识形态中有一些“建设性”的东西，即那些有助于维护和革新现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有助于这些制度“健康发展”的一系列主张和意见。同样，他们对右派的意识形态也采取分析的态度，一方面，他们认为右派的意识形态是过时的、反动的，因而持反对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对右派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那些有可能在民主理想和公民信念方面带来进步的思想，却是欢迎的。
他们还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灵活性的特点，即绝不拘泥于某一种理论，而是适应不断发展的形势、不断变化的总统施政方针以及不断修改的宪法，而不断地修改和发展自己的理论。这种灵活的应变形式就是在左、右之间寻求平衡。卡萨诺瓦对此有很精彩的描述，他说：“革命制度党是一个寻求动态平衡的党，它活动于革命和宪法之间。在马特乌斯时期，它是‘宪法范围内的左派’，在埃切维里亚时期，它搞自下而上、由此往前的运动，而在波蒂略时期，它则反对‘政治几何学’。它没有一种‘安逸、顺从的中间立场’，而是从一边到另一边，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的运动中寻求平衡。”
（2）采取主动灵活的战略
革命制度党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而且还能够在思想战线上采取主动灵活的战略，从而使自己在思想上的统治达到了其他任何政党都难以动摇的程度。其主要做法是：
第一，以“墨西哥革命的意识形态”自居，占领一切重要的政治思想领域。该党自称是人民的全部价值观的代表者，有资格占领一切重要的思想政治领域，包括革命的和理想主义的；保守的和老练的、中间的和稳健的、发达的和进步的政治空间。在这方面，该党表现出一种兼收并蓄的特殊本领：把其他政党的建设性思想据为己有，在少数党所拥有的东西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革命制度党不能吸收为自己的纲领的。在革命制度党拿其他政党的思想和经验来丰富自己的思想时，也就剥夺了对方的思想政治资本，陷对手于无思想、无实践的境地，从而抑制了各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并使自己在思想政治领域处于领导的地位。
第二，用“现实可能性理论”来应对各方面的围攻。该党很重视政府和人民之间关系的协调，当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对派的攻击时，革命制度党便阐明“现实可能性理论”予以解释和回击。这种理论认为，政府和人民的完美结合并不是在一个理想的世界和国家里实现的，而是在一个充满不平等、不公正，充满暴力和贫困，并被强权政治包围的国家中实现的。在此情况下，政府领导人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在现实可能的范围内做尽可能多的事情。一方面，现实的必然不可违抗，还是要发展资本主义，鼓励私人投资；另一方面，对资本超越了合理范围的行为要给以适当的限制，并要求政府采取一些特殊性的政策，以解决社会公正、就业和教育等问题。
第三，充当思想斗争的调停者。该党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还充当着调停者和公断者的角色，承担起消除分歧的职能。为了实现这种职能，该党反对任何反对派的结盟。由于这个党所代表的墨西哥革命传统和文化已经深入人心，从而使全国绝大多数政党或政治集团对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形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就是一种强大的思想统治力量，是一种团结墨西哥各阶层人民的强大凝聚力，墨西哥的长期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就是建立在这种力量基础之上的。可见，革命制度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与该党的长期执政及墨西哥政治的稳定有很大的关系。
（3）健全官方党的职团组织体系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是按职团主义结构组织起来的。自1938年以来，该党一直由3个职团系统------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组成，其中人民部所代表的社会层面最广泛、最多样化，大多数成员的经济地位属于中等阶级的性质。通过3个职团部，该党就把全国绝大多数阶级和阶层的公民都包容在其政党体系中。党的整个职能就是通过这3个部的垂直领导系统和横向的协调系统运转起来的，3个并列的职团系统各自形成一个利益与支持循环系统，它们之间的连接，又形成了一个总的利益与支持循环系统。正是因为革命制度党有这么一个庞大的政治支持系统的网络在有效地发挥作用，该党才可能在半个多世纪的长时期内有力地控制选举，实现权力有序、和平的交接，从而保持了国家政局的稳定。
（4）实施有效的宏观政治调控
革命制度党除了具有强有力的思想统治功能和选举控制功能外，还具有平衡阶级利益、控制阶级斗争的功能。在具体实施中，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手段：
第一，对公共部门的政治调控。墨西哥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家，工农劳动阶级在经济、文化、社会上属于最贫穷的人群，他们的斗争方式比较简单，不是请求保护，就是举行暴动。以往历届统治者都想控制这个阶级，寻求政治安定，但都没有结果。革命制度党上台后，这个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即把所有那些最具有革命潜力的劳动阶级吸引到党内来，给他们以最基本的保护，同时通过3个部的保护与控制平衡机制的作用，使工农阶级的利益中立化。
第二，对私人部门的政治调控。即在实施保护资本的正当权益和私人积极性的同时，为保护民众的正当权益，不致使它遭到资本过分的掠夺，对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权实行限制，始终没有让这个阶级作为一个职业社团进入革命制度党，并逐步使它的政治权力边缘化，因而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行动党从未争得过执政的地位。这种调控主要是通过墨西哥政治模式中的参与和控制的平衡机制来进行的，既给予他们充分的民主参与权利，又可以通过革命制度党庞大的职团组织网络控制选举，使国家行动党在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中不能得逞。
第三，公私两部门之间的政治调控。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民众利益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消长以及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处理得不好会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所以有必要在两大部门之间进行政治调控。该党一般在民众主义原则与“私人积极性”原则之间，采用钟摆式的宏观政治调控，即在利益两端的范围内进行来回的政治调控，这个现象被称为墨西哥政治的“钟摆效应”；在文明调控失败后，便采用暴力调控的补充形式，以维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印度国大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仿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代议民主制，但是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稳定和发展，反而使其政局长期动荡不定，甚至一再发生军事政变。印度却是例外。独立以后，它实行的是类似于英国的代议民主制，虽然经过十几次大选,也经历了数次政治危机，但是整个政局从总体而言仍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没有出现过军事政变，这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是很少见的。之所以如此，是与印度独立后国大党所建立的政治体制，以及它所制定和实施的治国方略分不开的。其成功经验主要表现为：
（1）奉行“一党支配的多党制”
尽管印度的党派数目之多，可谓世界之首，到80年代初已有200个以上的政党，但是长期以来，主宰印度政治和左右印度政局发展的核心力量是国大党。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大党是印度最早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党，它领导印度人民进行民族解放运动，赢得了独立，奠定了其独立后执政的基础。独立以后，国大党又能够根据印度国情制定有利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和政策，促进印度的发展。因而国大党能得到印度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另一方面，印度尽管政党林立，但是除国大党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政党以外，其他政党中一部分是地方性政党，另外一些虽然形式上是全国性政党，但实际力量根本无法涵盖全国，因此无法单独与国大党抗衡。由于各党派力量分散，无论在联邦议会还是在邦议会中都很难单独形成一党的绝对多数。同时,各政党往往意见分歧，目标不一，影响了它们之间的团结和联合，使它们很难在联邦与各邦议会中成为多数而上台执政，这便让国大党在独立后长期执政。尽管自1967年印度第四次大选开始，国大党一党支配地位受到了有力的挑战，在1977年议会选举中国大党第一次被人民党击败，但是其他政党或政党联合执政时间都不长，在整个80年代，国大党至少表面上大部分时间仍保持中央的执政地位。即使在国大党已成为在野党的今天，其他政党如果不联合行动，也无法单独与国大党抗衡。
国大党一党占支配地位的“主从政党制度”有利于“同化”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新的阶层、利益团体不断产生，而这些新生的社会力量，在政治气氛较为活跃的条件下，往往组织成为一个利益集团以表达其对于政治体系的权利要求。在多党制国家里，这些利益集团则主要借助于组织政党、通过议会斗争以实现其利益要求。在印度，复杂的社会结构、千差万别的利益要求，使得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小党派在独立后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并且迅速分化重组，以表达不同时期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的要求。这些小党尽管不敢奢望上台执政，但是他们可以有效地不让国大党一党顺利地掌权。针对这一情况，国大党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尽可能地将这些已经赢得了不少数目选票的小党领袖人物及其支持者吸纳到自己的组织框架中，使得这些新的利益集团由国大党之外的压力政党转化为支持国大党的党内力量。这为印度的政治稳定提供了必要条件。
（2）建立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体系
随着政治参与的扩大化，执政的国大党不断完善政治参与的各种机制，扩大参与渠道，使政治参与制度化，从而促进了印度政局的相对稳定。
议会制的不断完善是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关键。首先，议会制规范了政党之间的权力之争，将它控制在不危及统治秩序的范围之内，从而防止了军事政变和军事独裁。印度是一个党派林立的国家，尽管独立以后，国大党一党长时期处于执政地位，但是其他各政党从来没有放弃过与国大党争夺执政权的斗争，。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国大党一党支配的政党体制受到冲击，印度开始向多党竞争的政党体制转换。由于印度各党派构成复杂，在权力争夺过程中不断地分化组合，使权力之争变幻莫测，斗争程度非常激烈。自70年代以来，几度出现政治危机，如19７1年大选以后，国大党继续执政，但是各主要反对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这些运动旨在推翻国大党的中央政府以及各邦政府，使英·甘地不得不宣布全国实行紧急状态。1980年英·甘地再次上台执政，4年后在第八届大选前夕被人谋杀，成了政党权力之争的牺牲品，并使印度陷入混乱状态，但是这一危机很快过去了。每一次政治危机都没有使政治制度发生剧变，而是一个个被克服，危机之后又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安宁期。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议会制度不仅起到了调节政党关系、缓解政党矛盾的重要作用，而且有效地将政党之间、集团之间的斗争控制在议会范围之内，把政治暴力缩小到一定范围和一定时期，甚至完全化解政治暴力，从而以和平的方式调解各政党、集团之间的权力争端，保持了政局的相对稳定。
其次，印度议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同的利益群体都纳入到政治体制之内，确保了印度多样化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国家的统一。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多种姓的国家，社会结构极为复杂。各阶级、阶层差别很大，利益冲突明显，时有激化的可能，有些利益集团之间甚至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剧烈的利益纷争和冲突。但是印度议会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将这些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纳入到议会体制之内，因而各利益集团的代表就可以以议会为讲坛宣泄所代表的集团的不满，通过议会斗争来争取实现本集团的利益。而在议会范围内的斗争方式多是程序化、规范化的，往往是在相互争论与妥协中达成一致，这样议会就成了调解、缓冲利益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场所，起到了将剧烈的社会矛盾及时化解在体制之内的作用，避免了社会的动荡和分裂。
再次，印度议会还起到了“沟通”民意的作用。在印度的政治体制中，议会是代表民意的，因为议会中人民院本身就是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是国家机关中直接联系公民的机关。另外，议会还行使协商功能，对于印度政府的各项政策进行充分讨论，并允许各种不同意见存在，使印度政府的各项政策披上了合乎“民意”的外衣，起到了消融印度人民不满情绪的作用，为政局的稳定提供了安全阀。
（3）制定详尽而可修的宪法
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所规定的是一个国家生活的根本问题，确定的只是国家生活的一般原则，而具体细则则由各部门详细规定。印度宪法则不然，它除了具有一般宪法的特点以外，还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详尽而全面；二是刚柔相济，适时而修。正是这两个特点，使印度宪法在维护政治稳定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度宪法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几部长宽法之一，共395条，条款达千余项 。它不仅规定了印度国家根本的制度框架，而且明确而详细地规定了印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具体细节；详细规定了其政治体制，包括联邦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的产生、具体设置、相应权利的运用与规则，以及立法、行政、司法等机关之间的具体关系；规定了联邦和各邦的职权，其中联邦职权有97项之多，邦职权有66项，联邦与各邦共有之职权47项。这些规定详尽而全面地涵盖了印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规范了印度社会中各种姓，各教派、各部落、各集团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
另一个特点是，印度宪法的刚柔相济，适时而修。所谓刚性宪法，是指宪法有高于国家其他法律的权威，有不同于其他法律的修改程序，因而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所谓柔性宪法，则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印度宪法兼有以上两类宪法的特点，即刚柔相济。尼赫鲁在制定印度宪法时就指出，应赋于宪法一定的柔性，持久不变的宪法会阻碍民族的成长，因此绝对不能赋予宪法难以适应形势变化的刚度。到1985年为止，已经通过了52项宪法修正案，每一项修正案都是适应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变化而有序地变更的。这种变更一方面将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不同时期变革社会的要求法律化、制度化，从而保证了社会变革以和平的方式进行，避免了政治动荡；另一方面统治者通过对宪法的变更，以合法的手段实现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国家政策调整，而不致造成社会混乱。
（二）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分析一下这些老党、大党“衰”的原因，即它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逆转？从而得出一些根本性的教训。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8个方面：
1、倡导意识形态多元化，或意识形态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而作相应的调整，都将使党走向败亡。
一个党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和明确的指导思想，才能形成思想上的一致，这是组织统一和行动一致的基础。反之，党就不可能达到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并将走上组织上的分裂，最后自行垮台。这一点已为不少党的历史经验所反复证实。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为了为改革开辟道路，提出“新思维”、“公开性”、“民主化”等口号，倡导意识形态多元化。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只是多元思想中的一元。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纲领性声明》和《苏联共产党章程》，通篇未提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声明坚决放弃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垄断权。在后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中，便公开坚持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11月出版的《八月政变》中，更加露骨地提出了要“彻底修正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最后，他还通过法律的形式对“意识形态多元化”加以肯定，强调“不允许垄断任何一个舆论工具”，并使之合法化。思想领域一旦打开闸门，对教条主义的强力反弹，国外各种思潮的蜂涌而入，使党原有的意识形态堤坝一下子被冲垮了，不可避免地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以会解体，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苏联共产党所以会失去政权并顷刻瓦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理论上政治上出了问题。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前后经过30年，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导致党内思想混乱，思想政治上彻底解除了武装，苏联共产党从思想涣散走到组织瓦解，教训是很深刻的。
再看一下印度国大党。国大党的意识形态是印度历史上多种思想理论的大杂烩，既有英国殖民者遗留下来的议会民主价值观，也有泰戈尔的积极民族主义思想、甘地的社会调和理论、尼赫鲁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安比得卡尔的低种姓阶层主张等。独立以后，执政的国大党在党的纲领中逐渐形成了四支主流意识形态：议会民主、社会主义、世俗主义和不结盟政策，并在1955年阿瓦迪年会上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类型” 的社会目标。但是,随着国大党所推行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的失误，导致了社会发展的缓慢和国际地位的下降，人们对国大党的这种所谓大拼盘式的“社会主义”也产生了怀疑。70年代以来，发源于北方印地语地区、以后迅速扩展于全国的、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日益高涨起来，他们认为国大党搞的这种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不仅没有消除他们所标榜的消除贫困和实现社会平等的目标，而且也没有在国际上赢得印度应有的大国地位,于是主张重新振兴印度，抛去多元意识形态，建立基于印度教思想和文化的独立国家；倡导在个体和私营经济基础上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主张发展以核武器为主要威慑手段的强大国防力量；在外交上实行真正的不结盟自主外交政策等。
这种思潮反映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绝大多数印度民众的要求和意愿，但国大党对此不置可否，在党的纲领中未对自己的意识形态作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没有针对这种情况及时调整和转变其政策主张，对国际国内迅速变化的形势麻木不仁，对印度政府的核试验和印度巴基斯坦卡吉尔冲突中印度政府的政策说三道四，引起以印人党为主的许多党派及大多数民众的反感，失去了民心。从1996年开始，国大党在四次大选中连续失利，不仅失去了选民的拥护和信赖，而且在国大党党内也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并使越来越多的党员对党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怀疑。
2、为顺应民主潮而改变政党制度，结果在竞选中纷纷落马。
对于政党制度，即政党参与国家政权的政治制度，大致可分为三类，即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一党制是反对现存制度的长期革命斗争的产物，它是在夺取政权的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中，由于反对强大敌人的需要，由下而上地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两党制是政治体制内部力量斗争的产物，它是在革命胜利后的议会斗争中，由于利益的分野和政见的分歧，由上而下地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多党制是由于在一个阶级分化剧烈、阶级分层迅速发展的国家里，新的社会势力要进入政治体系，便采取了创建政党的方式或从原有的政党中形成反对派，起初往往在政治体制外部或其边缘活动，然后逐步进入政治体制内部，从而形成该国的多党体制。可以说，任何一种政党制度，都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不足。一个国家采取哪种政党制度，不是由人们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该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发展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以及国际形势的发展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国情”，这里不存在通行于世界各国“标准”的政党制度。当然，不同的政党制度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也是利弊相兼的。
从东欧七国（除罗马尼亚）的情况看，都是由于党的领导决策上的失误，由原来共产党一党领导的体制转过去搞多党制，与别的政党竞选，结果在竞选中把政权丢了。先是波兰，面对工人的罢工，统一工人党经过党内民主讨论，认为单纯对团结工会和工人群众实行压制不是办法，于是提出召开“圆桌会议”，与反对派协商一个拯救国家的办法。他们原来设想，使团结工会成为“建设性的反对派”，可提些建设性的不同意见。1989年1月进而通过了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决议，而且与团结工会达成了协议。没有想到，６月开始竞选以后，情况就变了。团结工会不再拥护统一工人党的领导，而是咄咄逼人，把波兰统一工人党赶下了台，组建了以团结工会机关报《团结周刊》总编辑为总理的政府。接着是匈牙利，匈党也是1989年1月决定转向多党制的，7—8间在议会补选中匈党候选人落选，民主论坛的候选人当选。后来是民主德国，10月间爆发群众性示威游行，昂纳克被解除总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12月间由自由民主党主席格拉赫担任国家元首。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是11月闹事的，两国党与波兰党一样，都是在国内发生危机，群众不满上街的情况下，同意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并同意实行多党制，这就为反对派夺权打开了缺口，结果“公民论坛”与“民主力量联盟”分别在本国获胜掌权。1990年南斯拉夫也变了。1月间南共联盟十四大不欢而散，各共和国的共盟纷纷改名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都主张转向多党制。从4月到年底，在大选中有4个自治共和国都被反对派掌权。次年6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国宣布独立；10--11月马其顿和波黑两国也先后宣布独立；1992年4月塞尔维亚和黑山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至此，原南斯拉夫一分为五，不仅原来的党和国家都已瓦解，而且陷入了内战的深渊。1990年12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九届十三中全会上决定实行多党制，随即民主党等20多个反对党和组织应运而生。在次年3月进行的第一次议会自由选举中，劳动党虽然获票最多，由阿利雅当选为阿尔巴尼亚首任总统，但是反对党拒不参政，继续制造动乱，结果执政仅22天的劳动党政府被迫辞职。不久，组成多党联合政府，从而结束了阿党一党执政47年的历史。
在东欧剧变的影响下，1990年苏共中央召开了2月全会，会上戈尔巴乔夫把政治体制改革纳入搞西方的总统制和多党制轨道。这样一来，苏联国内的各种反对派势力都冒了出来，把人心搞散了，思想搞乱了，党搞分裂了，经济搞糟了。搞多党制好像打开了魔瓶的盖子，一下子冲出了成群的魔鬼,各种各样与苏共对抗的党派和政治组织纷纷出笼，仅至1990年8月，当局称之为“非正式社会团体”已达9万余个，其中全国性政党约20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500多个，连十月革命后被取缔的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也死灰复燃。苏共党内派别林立，猛烈揭露和抨击党在历史上的阴暗面，致使苏共处于党内各派、党外各党的两面夹攻之中。从1990年春天起，苏共在一些 加盟共和国纷纷失去了执政地位。戈尔巴乔夫在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面前步步退却，直至提出苏共“自行解散的决定”。波兰党的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搞多党制，与反对派竞选，我们是“背着石头爬山”。苏东党背着40多年的失误还没有认真总结、纠正，就去与反对党进行“爬山比赛”，那是非输不可的。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决不能把搞多党制、轮流执政等看作是一种新思路。这些作为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我们可以进行研究，也不要笼统地说这些东西是腐朽的、反动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即采取哪种政党制度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根据国外学者的统计，在实现一党制的18个国家中，有2个国家发生政变，占11%；实行两党制的11个国家中，有5个国家发生政变，占45%；实行多党制的22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发生政变，占68%。可见，一党制国家要比两党制国家和多党制国家稳定得多，况且这些东西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决不去搞。
3、开放党禁，给反对党以发展空间，从而为执政党的下台培育了掘墓人。
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情况看，这一点很明显。原来该党在国内虽然容许反对党的存在，但是由于宪法和选举法中的种种限制，反对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迅速发展，加之反对党的力量分散，而且提不出更有吸引力的纲领和口号，在民众中的影响一直不大。所以，80年代以前墨西哥虽然名义上是多党制国家，但由于反对党力量发展缓慢，难以构成对执政党的威胁，革命制度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实际上形成了一党制。
随着拉美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尤其是1991年苏联瓦解以后，美国开始了“里根理论”的第二阶段，即向所有发展中国家出口民主，墨西哥成了他们渗透的重点,并对革命制度党长期一党执政多有微词。迫于内外压力，90年代初，革命制度党开始进行政治改革，修改选举法，放宽对反对党合法登记的限制，在参、众两院给反对党一定比例的议席，向反对党开放舆论讲坛，并按得票率向它们提供一定数量的活动经费等。该党上述举措的本意是把反对党作为政治花瓶，以迎合国际上盛行的所谓民主思潮，减轻党内外的舆论压力，但最后造成反对党特别是国家行动党的迅速发展。该党于1939年成立，初期力量弱小，随着墨西哥民主开放和减少对反对党的限制，近10多年来，该党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到80年代初，该党在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上升到15%以上，在全国2300个城市的选举中，该党控制了33个，其中包括了3个州的首府城市，并当选为8个重要城市的市长。 1989年该党在州的选举中第一个获胜。1997年又在议会选举中获得重大胜利，在参议院128席中占33席，居第二位；在众议院500席中占121席，居第三位。目前该党在6个州执政，控制人口约占全国的1/3。该党今天能够击败革命制度党问鼎总统宝座并非偶然，革命制度党的下台在一定意义上是其“养虎遗患”政策的恶果。
4、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产生的负面效应，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使执政党丧失了社会的支持基础。
墨西哥半个多世纪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就是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创造出符合本国现代化需要的、能够使经济增长和收益分配协调有序运转的“独特的政治制度”，从而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但是80年代以来，为克服债务和经济危机，革命制度党政府开始调整国家的发展战略，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尽管宏观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历年保持5%的增长率，但由于社会分配不公，加上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失业队伍扩大，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目前，墨西哥300个家族占有全国50%的财富，而全国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人把墨西哥称为“制造穷人的工厂”。这就引发了广大民众对革命制度党政府的不满和社会矛盾的加剧。1994年元旦，恰帕斯州爆发了农民起义；同年3月，执政党总统候选人路易斯·唐纳多·科多西奥被暗杀；同年9月，执政党总书记何塞·弗朗西斯科·马谢乌又被暗杀；全国31个州中至少有10个州局势不稳。这一时期发生的暴力事件不仅具有连续性，而且还具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行动目标，矛头都对着革命制度党及其相应的政策。发生这种危机的原因，在于墨党提出发展战略和经济模式的转变与墨西哥社会基础的疏远及对原政治模式的侵蚀，同时也由于墨西哥政治改革滞后，在社会经济改革的许多领域留下了不少的政治真空，致使原来的宏观政治调控功能遭到了严重的削弱。这一点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5、政治腐败侵蚀了党的根基，使执政党一蹶不振。
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金权政治的存在，腐败风成了现代日本政治的“顽症”，金权丑闻一直伴随着自民党的长期统治。从1960年开始到1993年为止，日本政坛的重大丑闻、舞弊案总数不在20件以下。进入80年代，丑闻更是接连不断，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70年代田中角荣首相因接受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的贿赂而被判入狱。80年代竹下登因接收里库路特公司的政治捐款和未上市股票被迫辞去仅担任一年的首相职务。接着上台的宇野宗佑内阁也因“里库路特案”余波仅执政2个月就草草收场。接替宇野的海部俊树内阁又因野村、日奥“证券丑闻”执政仅2年多就宣布辞职，由宫泽喜一接替。然而，好景不长。1992年，素有自民党内“教父”之称的金丸信又因接收东京佐川急件公司的贿赂和偷税漏税而辞去自民党副总裁、众议员等职务并被捕。虽说“金权政治”和腐败并非日本一国特有的现象，但是日本比其他西方国家更突出，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所以日本有“一流经济、三流政治”的说法。这类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国民的极端不满，日本舆论指出，金权政治腐败案件“使国民对政治失去信任”，“人心思变，选民把选票投给了有清新之意的新党。”
政治腐败的又一表现是，日本众议员世袭成风，造成自民党的威信下降。在去年大选中，前首相小渊惠三的女儿小渊优子、自民党的元老之一梶山静六的儿子梶山弘志以及刚于竞选中逝世的政治家、竹下登前首相的弟弟竹下亘都一举当上了众议员。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当选的480名众议员中，类似上述3人继承父兄事业的约占1/4。另据统计，在480名当选的众议员中，纯属于世袭的占17·4%，属于各种类型世袭的占23·6%。日本各政党中除共产党外都有世袭议员，如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这次当选的127名议员中,世袭议员占13·5%。在只有22名议员的自由党中，世袭议员也占9·1%。但是，世袭议员最多的还属自民党。在自民党这次当选的议员中，世袭议员占39·2%。
世袭议员脱离民众的生活，根本不了解大众的疾苦，他们为当官而从政。为了竞选上议员，他们今天可以离开自民党，明天又会重返自民党，而且还可能成立任何一种政党。至于党的纲领、政策，那就更能随机应变了。自民党等系统的政客世袭成风的现象也是使日本民众越来越对国家的政治不抱期望的原因之一。日本读卖新闻社在选举结束后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73%的人对自民党和森喜朗不抱任何期望。
俄罗斯独立后出现的一批“新贵”，绝大多数是从苏联时期的党政干部演化而来的。从勃列日涅夫后期起，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现象就愈显严重，机构臃肿，任人唯亲，以权谋私，形成一个个“官僚氏族集团”。在集团内部通过联姻等形式相互“照应”，将权力私自交给氏族集团成员，出现变相的世袭制。其中最典型的是，他的儿子是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女婿从一名普通的警卫部队上尉提升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任期间受贿达65·68万卢布，相当于一名普通工人平均工资的270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得不对此人绳之以法，以平民愤。
由于长期忽视党的建设，在执政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在党政部门各种岗位上掌握了大小不等的权利，党在思想上的蜕化，制度上的僵化，作风上的腐化，使相当多的一批共产党员丧失了应有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意志性格，或者成为昏庸保守、以权谋私的官僚，或者成为麻木不仁、对新鲜事物丧失感应能力的庸人。这类人的存在，损害了现有政党在选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对其生存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政党对国家政权的掌握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6、面对经济全球化，提不出本国的发展战略，经济上不去，从而使国民对执政党产生认同危机。
从印度的情况看，国大党执政后本来应当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步伐，并对印度的封建土地制度进行及时的改革，但国大党长期背着“历史长、独立早和南亚老大”的包袱，又受老甘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影响，观念陈旧，思想狭隘，固步自封，长期没有制定出反映印度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针政策，致使独立后前30年GDP增长率仅为3·5%，远远落后于同期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直到80年代以前，印度经济基本上仍处于半封闭状态，以致西方舆论认为在80年代印度经济有在世界经济发展大潮中被“边缘化”的危险。进入90年代，虽然国大党提出了经济改革政策，但经济发展仍无大的起色，占世界人口1/6的印度对外贸易额仅占当时世界贸易总额的0·6%，而且50%以上的出口产品来自农业和手工业。国内财政危机的日益加剧，迫使国大党拉奥政府不惜代价急切地向国际金融机构寻求帮助，于是就得接受世界银行所要求的经济发展模式，仓促并入了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所谓经济改革“快车道”。这种轻率的改革举措日益显现出严重的社会后果，使印度广大民众对国大党产生认同危机。
7、民族和宗教问题处理不当，是引发事端和执政党倒台的直接诱因。
这个问题在原苏联、南斯拉夫、印度都存在过，搞得不好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从印度的情况看，它经历了长达190多年的殖民统治，英国殖民者长期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削弱了印度人民的斗争力量，人为地扩大了印度国内不同种姓、不同民族、不同教派之间的纷争，给印度留下了后患无穷的恶果。独立以后，尽管国大党政府竭力主张世俗化，尽可能采取措施弥合种姓之间、民族之间和宗教之间的裂痕，但也无法根除100多年来“分而治之”所积淀下来的怨恨和对立，因而种姓、民族、宗教问题都成了危及印度政治稳定的长期隐患，而且这几个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加上国大党政府对这一历史社会问题一直处置不当，结果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以及东北7个小帮长期存在暴力恐怖活动，社会上的教派、种姓、民族冲突从未间断。80年代以来，受世界民族主义兴起的影响，以及国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印度的种姓、民族和宗教问题重新活跃起来，而且显得更加复杂，程度更加剧烈，往往以暴力形式出现，甚至还导致政府的更迭，成为影响印度政局稳定和执政党地位的重要因素。
8、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是动摇执政党地位的外部因素。
近10年来，西方一直把米洛舍维奇政权视为“欧洲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千方百计要颠覆它。西方对南联盟进行长期的经济制裁以后，终于在1999年对南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野蛮轰炸。出乎西方国家意料的是，当代最强大的军事集团未能征服米洛舍维奇政权，于是他们便利用大选的机会来推翻南政权。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最近透露，美国政府为了达到“北约炸弹没有达到的目的”，向南反对党联盟提供了7700万美元的直接援助。欧盟外长去年9月18日又在布鲁塞尔通过了所谓的《告塞尔维亚人民书》，指责米洛舍维奇“进行政治操纵”，“使民众陷入贫穷之中”，公开号召塞尔维亚人民“摒弃”现任民选总统米洛舍维奇，“抓住选举的机会，进行民主变革”，并称一旦实现“民主变革”，欧盟将立即取消对南联盟的制裁，“为塞尔维亚重建提供经济援助，并帮助南联盟重返国际社会”。同时，西方多次强调全力支持反对党首领科什图尼察竞选南联盟总统。
南斯拉夫人民在经历解体、此起彼伏的内战、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北约的野蛮轰炸以后，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南联盟老百姓连做梦都想摆脱当时的困境。同时，西方国家不断许诺，只要米洛舍维奇政权垮台，不仅立即解除对南联盟的经济制裁，而且给南联盟提供大量的贷款和经援。南联盟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尤其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人对米洛舍维奇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并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于反对党人士。米洛舍维奇的败北当然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民族关系没有处理好、经济没有搞上去、党内腐败成风、裙带关系严重等，但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则是与西方反共势力的煽动和策划分不开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高度的警惕。
（三）
现在不少党员干部担心我们党是否也会重蹈苏东共产党和世界上一些老党、大党垮台的覆辙。不能认为这是杞人忧天，更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丧失信心的表现。要从忧患意识上来看这个问题。从世界上一些老党、大党兴衰的经验教训中，我们认为，党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用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自身素质，其中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阶级性和社会性。任何政党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代表，这个阶级是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但是从执政的内容要求来看，它所依赖的社会基础不能仅仅局限于本阶级，而必须以整个社会力量为基础。这就要求党在执政过程中,能够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最大限度地代表和维护社会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执政党的先进性集中体现在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一个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第二，觉悟性和组织性。政党的觉悟性，指的是党的共同奋斗目标和指导思想，它是政党的灵魂。有了这个灵魂，才能形成全国上下思想和政治的统一，从而为政治稳定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政党的组织化程度是一个政党能否发挥应有潜能的关键。这里需要考虑的是，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怎样进一步完善党的工作体制、工作机制，完善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及多党合作体系的关系。如果一个执政党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其遍布全国的网络组织能统一行动，它便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引导社会前进。在政治局势存在着潜在危机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政党体制本身扩大政治参与，使矛盾先期获得解决，不致发展到公开冲突的地步；在政治局势动荡的情况下，也能发挥自己的组织功能和动员功能，缓解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使其通过制度化的程序参与政治，而不致于产生破坏性的后果。信念产生认同和动力，制度产生规范和效能，这两者都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资源。
第三，成熟性和创造性。没有创新意识的党，便不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中生存。只有一个成熟的、具有创造力的政党，才能担当起领导国家的重任，进行制度化的有序更迭；才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针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创造性地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具有调整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和矛盾的能力，具有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的勇气和决心，有效地团结和引导全体人民，向着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既定目标不断前进。
第四，适应性和兼容性。社会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这就需要执政党有很强的适应性，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阶级分层和社会流动比较迅速，需要执政党有较强的兼容能力和同化能力，正确处理社会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关系，通过制度化的程序，把所有积极的社会力量都动员和组织起来，纳入到自己的政治体制或政党体制之中，使社会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现代化建设中各得其所，这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也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党的建设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课题。改革的过程就是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经济体制的改革是经济利益和经济结构的再调整，政治体制改革是权力结构和权利机制的再调整，两者都牵涉到一个利益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培育多元利益主体，并调动各个利益主体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给党的建设所带来的影响和挑战也是十分明显的，这就需要总结和借鉴世界上那些老党、大党兴衰的经验教训，这样才能使我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