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走向全球与回归本土的“生活美学”
——《民族艺术》刘悦笛访谈录
《民族艺术》2013年第3期
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国际美学协会五位总执委之一，中华美学学会副秘书长，韩国艺术哲学学会顾问，《美学》杂志执行主编，ComparativePhilosophy杂志编委；主要著作有《生活美学》、《分析美学史》、《艺术终结之后》、《生活美学与艺术经验》、《视觉美学史》、SubversiveStrategies in Chinese ContemporaryArt、《生活中的美学》、《新青年新文化》、“北京大学美学与艺术丛书”、“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等近10种，译著论文100余篇。
廖明君，《民族艺术》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文化部优秀专家，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广西壮学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壮族自然崇拜文化》、《壮族始祖创世之神布洛陀》、《生殖崇拜的文化死攸关》、《李贺诗歌的哲学解读》、《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主编）等。
廖明君（以下简称“廖”）：悦笛好！非常高兴你我之间做个学术交流，能与广大的读者分享生活美学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发展情况。自从2005年你出版《生活美学》一书之后，国内学界以及众多读者开始对于“生活美学”关注有加，你能大致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
刘悦笛（以下简称“刘”）：非常感谢您的访谈，作为学界的晚辈，我非常愿意向大家介绍一下“生活美学”究竟是如何兴起与发展的。目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全球的美学界，“生活美学”都被视为一种主流的美学思潮了，全球美学正在经历一种“生活美学转向”。
一、“生活美学”的缘起与起源
廖：的确，这种最新的美学转向在当今中国的兴起，似乎也与国内学界2003年开始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是相关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了生活美学得以勃兴的社会背景。作为“生活美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你最初是如何想起构建这种美学思想的？换句话说，新世纪以来，日常生活审美化开其端，而“生活美学”则承其绪，这是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吧。
刘：初步完成“生活美学”的思想建构，我记得基本上是在2001年底，此后两年，就借调到中国文联老《美术》杂志从事视觉艺术编辑工作了，那是一段与艺术家们交游的日子，也多次拜会了名誉主编美学家王朝闻先生。所以说，新世纪以来，看似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开其端，而“生活美学”承其绪，逻辑上这样说也说得通，但实际上“生活美学”产生在先，论争发生其后。掐指算来，“生活美学”的提出距今已十多年了，但许多以《生活美学》为题的论著仍将之理解为门类美学或实用美学，根本没将“生活美学”视为一种哲学美学上的本体论建构。您说得很对，后来“生活美学”的全方位出场，的确搭上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的快车，我也以《哲学研究》2005年第1期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试论“生活美学”何以可能》等文参与到了这场学术论争当中。国内学界也曾经争论过——究竟是谁最早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话语引介到国内的呢？
实际上，早在2002年，我与王南湜合著的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复调时代的来临——市场社会下中国文化的走势》当中，就已明确写道：“传统美学的超越性也被大众文化的世俗性、生活化所消解。传统美学的趣味分层，造成了雅俗分圈即高级文化与日常文化的绝对分殊。……但大众文化则带来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the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life）的现实趋势，这已为社会学家费德斯通所充分关注。这种趋势就总体而言，主要就是大众审美文化的泛化，特别是‘类像’的生产对大众日常生活的包围，从而形成了一种艺术化的现实生活。此外，先锋艺术和精英文化品也积极介入大众文化，如波普艺术对现实生活的照搬便是如此；同时，大众文化也吸纳着精英文化，如许多世界名画经过复制再绘而出现在大众文化产品上，我们可称这一趋向为‘艺术生活化’。相反，还有一种‘生活艺术化’趋向，这表现在大众对自身与周遭生活越来越趋于美化的装扮。可见，‘审美与日常生活同一’的趋向，同传统美学的孑然超验、拒绝俗化并不相同。”
廖：这就意味着，你可能在国内最早论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了，国内学术界的确也曾出现过谁最先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辩，但无论怎样，这个话题都是从西方援引来的，而且是从文化研究领域那里来的。而且，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一方面带来了文艺学的扩容与改造，另一方面又带来了美学的更新，二者之间还是存在根本区别的。
刘：大概如此吧，这本书是我被保送博士之后、尚未正式攻读之前完成的，完成时间甚至更早些，应该是在1999年的秋天，但是出版得晚了些。当时我所引用的还是费德斯通《消费社会与后现代主义》的英文版，有书为证。但有趣的是，我的博士论文《回归生活世界的审美解放——现代审美精神的重构》的基本构想，更多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美学本体论建构，当时并没有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思考纳入其中。直到2005年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生活美学——现代性批判与重构审美精神》一书，我才在里面增加了第二章《当代审美泛化：后现代的美学特质》，其中的重要两节分别是《当代文化的“超美学”转向：“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当代艺术的“反美学”取向：“审美日常生活化”》。
从这本书开始，我才将当代审美泛化当作“生活美学”得以出场的历史语境。但我始终认为，当代审美泛化包括两个逆向的运动过程，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生活艺术化，是指我们衣食住行用的日渐审美化进程，而审美日常生活化则是艺术生活化，当代艺术始终逡巡在艺术与生活的模糊边界上做出探索。其实，日常生活审美化最初只是文化研究与社会学问题，它给文艺学与美学所带来的是不同的后果，但是给文艺学带来的更多是研究领域的扩容，我也参与了《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这部创新性著作的撰写，但这类革新却未将对生活本质的反思带入到文艺学的深层。这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审美化并未给文艺学带来本体论的变化，但却对“生活美学”而言构成了转向的历史契机。日常生活审美化被视为美学问题更为合理，它给美学带来的转向，是远远重于给文艺学带来的扩容的。
二、“生活美学”的本土化建构
廖：应该说，你所说的“生活美学”更多从哲学美学的意义上来说的，它并不是社会上用这个词所指的那种实用美学，台湾学者使用“生活美学”这个话语也是指要将美学下降到生活当中，但无论怎样说，“生活美学”都是一种本土化的美学建构。
刘：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生活美学”从理论来源上讲，就我个人而言，最初是来自于晚期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的直接启示。因为国内的美学研究太过海德格尔化了，而这种趋势恰恰与当代中国美学的生命论与存在论是相通的。其实，更早期的海德格尔在并未形成高蹈在上的“此在论”之前，关注的是“实际的生活经验”的问题。这样，在我看来，这位存在主义大师的雏形思想，就与分析哲学的大师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理论、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的“完整经验”理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了，还有包括马克思本人的“生活实践”思想都构成了“生活美学”的西方资源。然而，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西方资源只是以资借鉴的思想来源的一面，在《生活美学》的建构当中，我还自觉使用了原始道家思想来论述——美的活动乃人类“本真生活”的直观方式，因为我们必须在中西“视界融合”当中来建构自己的美学思想。
其中，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区分，这本是西方学界的创建，而在我看来，美的活动恰恰是介入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之间的，并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结构，在中国传统智慧里面所强调的恰恰是二者之间“不即不离”的状态，这是西方美学观念所把握不到的。所以说，《生活美学》既关注了美与生活的“日常连续性”，又关注了美与生活的“非日常张力”，并对这两方面都进行了现象学的解说。追其本源，美的活动本乃“本真生活”的原生状态与原发方式，只不过后来被日常生活的平日绵延所遮蔽，被非日常生活的制度化所压制，所以才终成“介于日常与非日常之间”的基本状态。我们所要建构的“生活美学”，恰恰是一种植根于日常生活的崭新的生活化理论，而传统的美学却只将审美当作了非日常生活，这恰恰是生活美学所反对的。所以说，以康德为代表的审美非功利思想，与艺术自律论的西化思想一道，都要在“生活美学”那里得到了解构。然而，康德的美学原则在当今中国美学界仍被坚持与维护，殊不知，在西方当今的美学界，康德只是被当作美学史上的人物而被研究而已，而我们坚守“康德原则”已经超过一百余年了。
廖：“生活美学”作为一种崭新的美学本体论建构，正是一种中国化的“生活美学”，它的基本理论来源既有来自西方的，也有来自本土的。实际上，从本土资源出发，来建构自身的“生活美学”这个路数无疑使正确的选择，当代中国学术也应该走进向全球推销自己的这个历史阶段了。
刘：我认为，中国传统美学从本根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这恰恰不同于自古希腊时代以来的那种形而上学的美学传统。“生活美学”的思考，对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论争也有所启示，因为中国哲学思想也并不能仅用西方的思维框架来加以框定，感性思维模式恰恰是中国思想的自本生根的智慧。在中国美学史研究当中，我们看到了“冯友兰哲学范式”的深刻影响，以至于美学史往往成为了范畴与概念的发展史。当中国学者希望用审美文化与审美风尚的概念来改造中国美学史的时候，恰恰也是在逃脱传统美学史的研究范式。但在我看来，回到文化，不若回到生活，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由“生活史”来重构美学史，似乎才能解决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两分问题，而只有解决了道器之间的平衡难题，中国美学本身才能更活生生地得以呈现出来。
我目前的主要工作，仍是聚焦于能否与国内的同仁们共同撰写出一部“中国古典生活美学史”之类的著作？我们都知道，实践美学是很难还原回中国历史当中的，我们不能说，我们拥有了一部“中国实践美学史”，而“中国生命美学史”研究倒是可能的，但生命维度往往是高蹈于玄虚而难逃虚妄之嫌，而“生活美学史”才可能是实实在在的美学史建构。我已经与三位友人大致做了个分工，试图将整个“中国生活美学史”分为四段加以描述，这四段当中都有一段历史时期构成了中国“生活美学”的高潮期：从春秋到战国的转型，从魏晋到六朝的转型，从北宋到南宋的转型，从明末到清初的转型，在中国古典生活美学史当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几次转型时期。但是究竟该如何加以梳理，对我个人与同仁们来讲都是个难题，好在目前国内的硕士与博士论文以此为选题的在逐渐增多，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学术积淀。
廖：你说得很对，中国古典美学并不能从西方的形而上学的角度来加以研究，或者说，这种西方式的研究只能代表一种传统的研究方式，无论是从中国古典的各种美学流派而言，还是诸位美学家来说，中国学者都要建构的是一种本土化的“生活美学”，这里包括如家生活美学、到家生活美学、禅宗生活美学等等各个美学流派。
刘：我就以儒家生活美学为例。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段《论语·先进》篇，曾点对答孔子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中国美学史大都解为这是一种“审美境界”。但其实，这种解法恰恰是现代性的阐释，后来勘定为王国维所撰写的《孔子的美育主义》才第一次给出如此的解说。而王国维之前，从“孔颜乐处”意义上的“乐”再到那种圣人的“气象”，理学化的解读代表了更为传统的方向。但当我们试图“还原”这段论述的历史语境，与古本论语成书年代最为接近的两种说法最为说服力：一种是“盥濯祓除”之说，而另一种说法则是“主持雩祭”之说。如此看来，曾点之为可能与当时在鲁国兴盛的祭祀之“礼”直接相关，而非仅仅是一场“春游”抑或“授业”活动。
尽管我们无法真正回到历史现场，但根据“祓除”与“雩祭”的记载，曾点志在于进行关乎“礼”的崇高化活动似乎更接近原意。我们体会，先进篇所说的“咏而归”更像是“咏而馈”，据《释文》解：“而归，郑本作馈，馈酒食也”，馈应为进食之意，王国维也考证阳货篇曰：“归孔子豚，郑本作‘馈’，鲁读‘馈’为‘归’，今从古。”如取“归”义，“侍坐”所描述的就是一场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的审美过程；如取“馈”义，那活动的着眼点恐怕就落在“祭礼”之上，祭的内涵虽然未被积沉下来，但是礼的外壳却存留了下来。这种解读可能更符合古本论语的原意，曾皙由于“明古礼”而被孔子所赞赏，而其他诸位则因“无志于礼”而不被认可。换句话说，曾点所向望的乃是“崇礼之美”，“美”附庸于“礼”而并不独立于“礼”，这就是形成了儒家生活美学的一种本意。
当然，说儒家美学原本就是“生活美学”还是远远不够的，道家美学本身也是一种“生活美学”，那是一种崇尚“法天贵真”的自然化生活的“生活美学”。从西方哲学的角度谈论儒道两家美学，前者以“仁”为核心，后者以“道”为鹄地，只有步入回归生活之路，才能摆脱这种依于“仁”与志于“道”的美学老路。禅宗生活美学也是如此，“禅悦”本身是最切近于生活本身的，所谓“担水砍柴，无非妙道”。此外，还有实用化的“墨法生活美学”一直为我们所忽视，墨家美学思想已浸渍到中国传统“民文化”的深层里面去了，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大传统的“小传统”。中国古典生活美学也并不只是包括“文人生活”的一脉，还有“民间生活”作为现实的依托，“官文化”、“士文化”与“民文化”形成了一种基本的文化三角结构。
廖：任何一种美学的建构，提出基础思想还远远不够，更需要将这种美学理论加以系统化。我们看到，在中国美学界，实践美学这一流派是得以系统化作为充分的美学流派，后实践美学尽管提出了以生存来取代，但是这种美学却始终没有将自身体系化，这也是反对者批判后实践美学的地方。
刘：应该说，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但不知是否能最终完成，还都处于“现在进行时”吧！我目前关于“生活美学”的基本建构是这样的，《生活美学》构成了“生活美学”思想建构的哲学核心建构，2007年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的《生活美学与艺术经验：审美即生活，艺术即经验》则是由这个核心思想拓展出的美学体系，该书曾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奖。正如每章之后的述评所示，该书分别梳理的美学基本问题是：美学与语言、美学与学科、美学与历史、美学与中国、美学与生活、美学与哲学、美学与自然、美学与心理、美学与价值、美学与形态、美学与文化、美学与现代、艺术与定义、艺术与经验，这种重构美学原理的方式，可能真有一定原创性的贡献吧！李修建在2011年我们两人合著的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09）》当中，认为这本书是“一部具有原创性的美学原理著作，它立足于全球化时代和大众文化时代这一新的历史语境，贯穿以丰富的中西方艺术经验，建构了一个力图超越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理论形态——生活美学，在新世纪中国美学理论中可谓自成一家，特别是在美学领域及其他学术领域出现生活论转向的背景下，生活美学就更为值得关注。”但无论如何评价，这本书都是将“生活美学”加以体系化的第一部专著，尽管我本人并不十分满意，只待日后再来修订吧。
总体来看，“生活美学”的整个的架构，是由我的四本书《生活美学》、《生活美学与艺术经验》、《生活中的美学》与《艺术终结之后》所组构而成的。前面说到过，“生活美学”得以成立有双重的背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方面是通过2011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套彩专著《生活中的美学》来深描出来的，而作为“审美日常生活化”的方面，则是通过2006年南京出版社出版的《艺术终结之后：艺术绵延的美学之思》而描述出来的，这两方面构成了“生活美学”的两翼。如此看来，我所设想的中国化的“生活美学”的整个系统，希望通过这四本书接近体系上的相对完整与自洽。当然，目前这只是我的基本想法，生活美学的各个方面都需要继续深入地加入研究与探索。补充一下，《生活中的美学》所描述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八章是这样构成的：“审美哲学”、“语言美学”、“心理美学”、“身体美学”及“体育美学”、“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艺术美学”、“设计美学”、“文化美学”及“商业美学”。
三、“生活美学”的全球化贡献
廖：当前的国际美学界又逐渐火热了起来，这不同于以往国际美学所出现的沉寂局面，中国美学也是如此，在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之后，我们也在逐渐迎来美学在新世纪的复兴。作为国际美学协会的五位总执委之一，你应该非常了解西方美学界的最新动向，听说“生活美学”在国际美学的最新发展当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刘：国际美学界在新世纪以来，终于变得“一分为三”了，分为了“艺术哲学”、“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三个美学分支，“生活美学”已与前两者“三分天下”了。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艺术哲学就占据了美学的主导地位，这显然是由于，“分析美学”在西方美学界成为了绝对主导的原由，我在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分析美学史》就致力于这种美学思潮的系统研究。分析美学研究在中国是最缺乏研究的西方美学流派，但它却是在西方唯一占据主导的美学思潮，值得学者们继续深入探讨下去。但分析美学的问题在于，它仅仅以纯粹的艺术与审美作为研究对象，所以从“自然环境美学”到“人类环境美学”，就又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新拓展，目前也处于落潮之势。但在以艺术与自然作为研究对象之外，还有生活这个领域尚未被整体探索，所以说，“生活美学”的出场，使得全球美学的研究对象终被扩展为艺术、环境与生活。直到2005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才出版了由安德鲁·莱特与乔纳森·史密斯共同主编的《生活的美学》，这是西方狭义的“生活美学”第一本书，我的《生活美学》也出版于同一年，这也说明，“生活美学”的开局是东西方学者们所共同创造的。
廖：看来，我们的确面临着全球的“生活美学转向”了。西方美学界从2005年到2013年发表了多部的“生活美学”的代表性著作，这是对于西方“生活美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八年，耳聪从新实用主义到文化研究都有类似的取向，都可以被视为广义的“生活美学”。
刘：的确如此，自从2005年《生活的美学》那部文集率先出版之后，斋藤百合子2007年的《日常美学》、凯蒂亚·曼多奇2007年的《日常美学》、查克瑞·辛普森2012年的《人生作为艺术：美学与自我创造》和托马斯·莱迪2012年的《日常中的超日常：生活的美学》，这些都是西方“生活美学”的代表作，“生活美学”在西方可谓方兴未艾，从而形成了最新的“美学运动”。而且，这种最新的“生活美学”研究，还形成了以2009年出版的《功能之美》为代表的认知方法论与其它五种非认知方法论——“形式主义法”、“审美化或仪式化法”、“家庭壁炉法”、“现象主义法”与“介入法”。上面我所提到的都是狭义的“生活美学”，它们是从“后分析美学”的语境当中生发出来的，被直接命名为“日常生活美学”或“日常美学”，而我们国内对于外来思潮的借鉴，主要是广义的“生活美学”思潮，诸如新实用主义与文化研究之类都属于此类，狭义与广义之间还是有严格区分的。
廖：当代中国学者要懂得，他们的肩头其实肩负着凭借“生活美学”参与到国际美学建设的重任。这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美学要以“生活美学”作为契机，积极参与到美学的全球对话当中去。
刘：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等国际知名出版社出版了“生活美学”专著之后，剑桥学者出版社也随之规划出版相关的英文文集。该社编辑卡罗找到了我，我便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进而邀请了国际美学协会现任主席柯提斯·卡特与我共同主编一本英文文集《生活美学：东方与西方》，英文书名是Aestheticsof Everyday Life: East andWest，它即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不同于以往西方生活美学专著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将生活美学置于东西方的文化对话当中加以重新建构，从而试图熔铸出一种具有“全球性”的生活美学新形态。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的时候，我就曾说过，到了“生活美学”方兴未艾这个新的时期，当今中国美学界才能摆脱“西方美学本土化”的一百多年的历史状态，进而将“中国美学全球化”，因为中国美学当中本身就蕴含着最为丰富的“生活审美化”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在“文化间性”的视野当中理应得到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廖：当然，尽管中国化的“生活美学”已经参与到国际对话了，但是，国际上的生活美学与本土化的生活美学还是有内在差异。但无论怎样，当代中国的“生活美学”都绝对不是也绝不应成为西方的“生活美学”在中国的翻版与变体，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美学声音。
刘：这个问题非常敏锐，的确有些某种差异，但也有更多的相通之处，真的是“和而不同”。在对外交流当中，我个人最初将中国化的“生活美学”翻译成performinglife aesthetics或performing live aesthetics，后来，我则将livingaesthetics作为定译，意思在于强调，中国式的“生活美学”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美学，更为强调一种生活本真的存在状态。与西方比较，西方相关著作一般用everydayaesthetics或aesthetics of everydaylife来加命名，西方生活美学家们似乎更为强调生活是一个全新的美学研究领域。但无论怎样说，“生活美学”在东西方都已经同时兴起，并共同使生活成为美学的研究对象，这个新的美学学科已成为了不同文化之间平等对话的全球平台。“生活美学”需要东西方学者继续努力工作，找到我们共同的交集与互补之处。2012年夏秋之交，承东北师范大学的好意承办，我们组织国际美学界在中国举办了“新世纪生活美学转向：东方与西方对话”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成为了全球学界首次举办的“美学回归生活”的国际盛会。在这个文化间性转向的时代，我们的确应该积极参到全球对话主义当中，我在2010年主编的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学国际：当代美学家访谈录》就致力于这种“文化间性”的对话，还有我主译的《全球化的美学与艺术》与《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四、“生活美学”与艺术文化问题
廖：既然“生活美学”是超出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美学的，那么，我就会有一点担忧，这种最新的美学研究可能会驱逐艺术哲学研究，应该进一步梳理好“生活美学”与艺术哲学之间的崭新关联。
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生活美学并不是取代艺术研究，而反过来会推展艺术研究，包括艺术哲学研究。有趣的是，在英美学界并没有艺术学，其“艺术理论”指主要以视觉艺术为主要对象，相当于艺术学的就是“艺术哲学”。为何说“生活美学”的出现有助于反思艺术呢？因为“生活美学”有个互看的基本原则，就是从艺术的视角中看生活，从生活的视角看艺术。在2006年南京出版社出版的那本汉语学界第一本关于艺术终结的书《艺术终结之后》，这本书之所以能与国际美学界进行积极对话的关键就在于，它提出了艺术在未来可能终结的路数：其一是以观念艺术为代表的“艺术终结于观念”之途；其二是以行为艺术为代表的“艺术终结于身体”之途；其三是以大地艺术为代表的“艺术终结于自然”之途，这三种途径是统一在“艺术终结于生活”的。所以说，艺术终结之日，也许就是“生活美学”成为绝对主流之时，因为艺术最终要回归到生活当中去了。
廖：“艺术哲学”或者“艺术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尽管获得新的进展，但必须承认，我们与欧美艺术研究的基本水平还是存在一定距离的，特别是想欧美分析美学家们的艺术哲学研究还要学习许多东西，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刘：在我们国内“艺术学”变为一级学科之后，“艺术学原理”之类的专著如雨后春笋般得以出现，但是，在西方占据主流的分析传统的艺术哲学研究的基本成果，还基本没有得到我们的借鉴。在《分析美学史》当中，我们已经描述了分析美学史上的维特根斯坦、比尔兹利、沃尔海姆、古德曼、丹托、迪基等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还曾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社翻译出版了沃尔海姆的分析美学名作《艺术及其对象》，其余几位重要美学家的东西诸如维特根斯坦与迪基我也都在译。无论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主编的“北京大学美学与艺术丛书”，还是主编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这套书是对80年代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的延续，这两套丛书出版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都是推动分析美学在中国的推展，推动我们的美学艺术学研究直接与国际前沿接轨。我们需要建构自身的艺术哲学与艺术学体系，但是，必须放眼看国外，看到艺术研究在国际上已经发展到了何种程度。
廖：你说得很对，分析美学的研究在艺术上面的确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后半叶都占据了绝对主导，中国学界一定要补上“分析美学”这一课程，经历过真正的“语言学转向”之后，中国美学可能开辟出崭新的发展空间。
刘：我已经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的“20世纪分析美学研究”的项目，但是完成后，我希望花两到三年将之细化与深入，希望今后能写出一本《今日美学与艺术哲学——分析美学导论》的专著。目前，我先是试图把握到分析美学的五对主要问题：第一，“艺术本质——艺术本体”，第二，“艺术再现——艺术表现”，第三，“审美经验——审美属性”，第四，“艺术评价——艺术价值”，第五，“艺术起源——艺术终结”。前三对问题相对而言对分析美学是更重要的，分析美学在这些贡献最为突出。目前只能先做到这个程度，随着研究的深入继续完善吧，还有许许多多的分析美学问题需要总结与深入，比如视觉再现、音乐表现、意图与阐释、隐喻与象征、门类艺术哲学，如此等等。此外，当前国际分析美学界还有两个热点问题需要探索，一个就是艺术与伦理的关联，另一个则是艺术与政治的关联，这两种外部研究似乎能提出审美伦理学或伦理美学、审美政治学或政治美学等一些列的新生点。
廖：在你的研究里面，“生活美学”也与当代中国艺术发展息息相关，这也是你从“生活美学”反过来对于艺术史研究的拓展。听说还曾在海外编辑出版过一本关于当代中国艺术史的文集《当代中国艺术基金策略》，得到了国际美学界与艺术界的普遍关注。
刘：是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它的影响主要在海外，最近国内美术界也开始关注它，那就是我与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魏斯曼2011年主编的Subversive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Art。这本书名字为《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由欧洲著名的布里尔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邀请了美国与中国的美学家、艺术史家与艺术批评家共同撰写。美国布林茅尔学院迈克尔·克劳兹认为，该书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跨文化影响的重要贡献，对于中国文化意义的哲学理解的重要贡献。作者既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的哲学家与艺术史家们，这是他们关于当代中国前卫艺术研究的第一次合作”！这本书在海外得到了相当的肯定，因为它是第一部从理论上反思当代中国艺术的著作，我在其中提出了建立具有“新的中国性”的艺术观念与实践的问题。在亚洲艺术学会的京都年会与国家图书馆的讲座当中，我都梳理了“生活美学”发展与当代中国艺术史之间的关联问题。当然，我本人也参与了一些艺术策展与批评活动，所策的第一个展览就是在中国美术馆一层举办的。视觉理论研究对于艺术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我的2008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视觉美学史：从前现代、现代到后现代》就致力于这种理论研究，国内许多美术院校包括中央美院都将这本书作为研究生参考书目。
廖：“生活美学”不仅与艺术相关，而且还与当代文化研究是内在想通的。然而，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文化研究都是从西方那里舶来的，特别是各种方法论都是西方制造的，但是从“生活美学”这种本土来来分析文化可能更为贴切吧。
刘：这些都属于主要研究之外的兴趣点吧，也还是采取了“生活美学”的视角。2005年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夜半歌声》属于都市场景文化研究丛书，这本得以再版的书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卡拉OK文化”。2013年最新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青年新文化》则是更新的文化研究，我提出所谓的“新青年”就是指以80、90后为代表的拥有新文化取向的青年群体，“新文化”则特指先锋戏剧、现代诗人与新诗、前卫艺术、追星族与粉丝聚落、恶搞文化与山寨风潮、青年写作与网络码字、新摇滚、网络社区、超女·达人·选秀、微电影与小视频等文化现象。我总觉得，我们不能再走“西方出理论，中国出实证”老路了，文化研究理论有哪些是由我们“发明”的呢，也许从“生活美学”出发可以走出坚实的一步。
最后，非常感谢您的访谈，也使得我本人可以得以反思自己以往的研究过程与可能存在的缺憾，为学术道路上坚定继续走下去奠定了坚实基础，真的非常感激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