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陵基、鹿钟麟、吴忠信、汤恩伯、陈仪汤恩伯陈仪-爱华网

王陵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四川省政府主席

鹿钟麟----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西北军名将、追随冯玉祥近40年、驱逐溥仪

吴忠信----蒋介石的密友和忠臣、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新疆政府主席

汤恩伯----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早期抗日名将、1949年出卖恩师陈仪策划起义

陈仪----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1949年策划反蒋起义未成功被杀

王陵基

王陵基（1883-1967.3.17），字方舟，道号玉豹，雅号“王灵官”，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四川省乐山县人。四川武备堂毕业，后留学日本学习军事，毕业于士官学校。国民革命军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0集团军总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四川省军管区司令，第7绥靖区司令官。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衔。

民主革命时期，早年留学日本，与刘存厚、张邦本为同学。1908年任四川陆军军官学速成学堂副官，是刘湘、杨森的老师。辛亥革命后任川军第2镇标统。1913年任川军第2师先遣支队长兼川东宣抚使，参加讨伐袁世凯，随后投靠北洋政府，先后历任川军第1师2旅4团团长，第1师5旅旅长，第15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1913年10月31日授陆军少将加中将衔。1916年袁世凯死后，任烟台镇守使兼烟台知事，同年5月24日授陆军中将衔。1922年夏投奔杨森，任川军第2军参谋长，旋任川军第2军第6混成旅旅长。

大革命时期，1924年改投刘湘，任川滇边务督办公署陆军第28混成旅旅长，5月31日被北京国民政府将军府授予尚威将军衔。1926年任川康边务督办公署第3师师长兼江巴卫戍司令，1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3师师长兼重庆警备司令。1927年3月31日重庆市各界人民群众为抗议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军舰炮击南京，举行万人大会。刘湘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命令其派军警特务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400余人，打伤1000余人，在会场上拥挤践踏而死伤者数千人，造成空前的重庆“三·三一”大惨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任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部代总指挥。1933年任四川剿匪总部第5路总指挥。1934年因围剿红军失败被撤职。1935年任四川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处长，代行保安司令。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4月任国民革命军第30集团军总司令兼第72军军长，出川参加抗战。1939年10月因功兼任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11月13日晋升为陆军中将军衔，驻防江西省，兼任江西省政府主席。1940年5月25日授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7月31日晋升为陆军上将军衔，晋升同时退为预备役，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江西省保安司令，江西省军管区司令。1948年4月调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四川省军管区司令，又对四川大学学生狠下毒手，制造了“四·九”惨案。后任第7绥靖区司令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2月6日化装潜逃时在四川江安被人民解放军孙重远同志等人逮捕，先后在重庆战犯管理所、北京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是级别最高的国民革命军被押战犯。1964年12月28日获得特赦。

1967年3月17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

国民党上将王陵基三次逃窜最终被捉

· 王陵基，又名王方舟，四川乐山人。王曾任川军营、团、师长，四川省保安副司令，三十集团军总司令，江西省主席，四川省政府主席。1949年，在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王陵基演出了一幕幕逃窜丑剧……

1948年4月，蒋介石免去邓锡侯四川省主席职务，将王陵基由江西调入川继邓。

1949年秋，解放大军人川，其迅猛之势非王陵基所预料。因此，原来所谓“安川应变”等计划，都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神速进军而彻底粉碎，这时的王陵基已不是计划怎样负隅顽抗，而是该作如何逃窜的打算了!

王的逃窜计划原来是：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不能保守时，便退到川南，由乐山沿沐山、马边、雷波、屏山进入西康，然后伺机行动。这个计划也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意见。后来，王陵基突然改变计划说：“不到乐山了，改走雅安进西康。”还说：“这回变更计划是同胡宗南商量，经老头子(指蒋介石)批准的，改走雅安进西康，容易把刘文辉吃掉。”其时他已经布置分两路进兵：一路由保安旅长陈渔浦率领保安旅及3个保安团，经丹棱、洪雅赶赴雅安；一路命令警保处长吴守权指挥易铁铮的一团和另外几个团，沿成雅公路前进，目的是先拿下雅安。预定到雅安后，才打出四川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招牌并宣布四川省政府的改组。

12月10日下午，代理西南长宫胡宗南乘坐遮蔽严密的吉普车来官邸会晤王陵基，胡仍然是要王陵基先去雅安，分手时胡宗南还说：“方舟兄先辛苦一下，我随后就来。”

此前的12月9日傍晚，杨森和孙震由重庆溃退到成都，杨森来看望王陵基(孙震未来)，两人苦脸相对。杨森垂头丧气地说：“局面到此地步只有去台湾了!”并说：“解放军广播要我不走，我杨子惠老都老了，还能失节吗?”杨起身告辞时，特别叮嘱王陵基说，胡宗南这个人不够朋友，要谨慎防备，王黯然点头。

第一次逃窜：铩羽而归

12月12日傍晚，王陵基紧急离开成都，第一站是新津。随行人员有：四川省民政厅长宋相成、四川省田粮处长王崇德、四川省保安副司令林茂华、四川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王永庆、参谋处长邬灿、副官处长王沣、经理处长罗有邻、委派(未到职)的资中专区专员陈良基、机要秘书周德清、刘自新(成都中央日报主笔)、侍从副官徐士毅等。由省田粮处长王崇德率领的另一些人，则于忙乱中分头购买军粮，保安第五团团长刘泽率领该团随行。王陵基乘坐财政部长关吉玉由蓉逃台前送给他的一辆新轿车。

成都去新津90华里路上，兵车不绝，来往部队拥塞，混乱不堪，河面搭起浮桥，县城内外兵山—座。半夜到达县城宿县政府，王陵基同几个亲信住在内院，林茂华等住在外院。到达新津的次日，又有追随者赶到，那便是遂宁专区专员李泽民、江北县县长王广来。李是CC分子，曾充当过自贡市市长，原与王陵基不熟识，星夜奔投，王很赞赏；王广来是中统专员，抗战时期王陵基的三十集团军驻江西武陵、修水广带，王广来由教育部派去督导战区教育与王陵基拉上关系后，任江西省政府主任秘书。王陵基调入四川后，王广来于1949年才由湖南携带一们儿子赶来成都，初拟升为专员，因其来迟，乃“屈就”江北县长。此时王陵基的“四川反共救国军”虽还没有打出旗号，实际上四川省政府民政厅长宋相成已被任为参谋长，邬灿协助指挥军事，陈良基参与策划，林茂华、王永庆两人却没有过问。

13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的消息传来，王陵基气势傲慢、满不在乎地说：“早在我意料之中。”

16日，王陵基一行从新津到邛崃，守卫城门的是阎锡山拼凑的杂牌队伍“战斗内阁警卫军”，仅有人枪数百，中统分子张汉杰渗入该部守城，中统人员的眷属也随军行动，情况十分混乱。当晚住宿县府，夜间突然听说解放军要来围城，这时情况不明，不知是哪支部队围城和有多少人围城，王陵基局促不安，次日拂晓便仓惶离工隧往大邑。

17日到大邑，行抵王驷营地方，遇到驻在大邑县城的“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总队长彭斌派队前来迎接。到达大邑县府时，彭斌亲自邀王赴晚宴。不料后来彭斌突然不辞而别，乘隙离去，晚宴未成，情况越显紧张，相顾—筹莫展。

18日清晨，王陵基把罗国熙(军统分子，泸县专区专员)送给他的几箱左轮手枪，命人抬来当众散发，每人各领去两三支不等。这时投靠王陵基的彭斌已背信弃王，刘泽的保安五团又与王失去联系，王陵基完全成了光杆司令。他命令王崇德出城寻找，结果仍无下落。傍晚时刻，王决定离开大邑城，所有大小汽车及行李装备全部丢弃，轻装向温江出发，企图突出包围圈。王陵基虽有一乘滑竿，也不敢乘坐，只得随同众人徒步奔走。是夜，在去温江途中的龙凤场歇宿。王与国民党省党部川南办事处处长先大启住在一间矮小狭窄的屋里，一灯如豆，倍觉凄凉，两床相对，沉默无言。后来还是先大启打破沉闷空气，对王说：“如果不改变原来去乐山，走雷、马、的计划，可能不会到此地步!”王应声说：“是啊，要是去雷、马、屏，也许不会至此。”接着他便倾吐积郁，诉说衷肠，说他原来也想逃走台湾，但已向蒋介石表示守土有责，恐怕去了日子也不好过。又谈到和共产党的问题说：“郭秉毅(刘湘的核心人物)给我做了许多工作，但我怕共产党算旧账：重庆的‘三·三一’惨案本来是蓝文彬搞的，却全记在我头上，连二十一军搞‘清共’也都算在我头上。如果共产党算旧账，我是说不清楚的……”这天晚上，王陵基被苦恼的回忆折磨得通宵达旦。

19日，王步行到崇庆县怀远镇，住区署。王陵基打电话给元通场的黄润余(曾任川军旅长，清末在四川武备学堂与王同学，其弟黄润泉于保定军校毕业，亦曾任川军旅长，又一弟黄润琴任崇庆县参议会议长）。黄氏兄弟三人平日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元通场素有“元通国”之称。王要黄润余来区署会晤，并嘱顺带狐皮袍一件来(黄送来皮袍，王又要他带回去，说是开玩笑的)，还要他带些腊肉请客。为时不久，黄润余和他的侄儿黄光辉(国民党团长、土匪头子)，率领一批袍哥武装，乘十余滑竿赶来见王。晤面时，黄润余劝王不要在崇庆县久留，因其目标太大，怕给县城惹麻烦，旋即匆匆辞去。黄润泉也来电话，要王离开崇庆县境，语气近似胁迫。王陵基对此只是摇头叹气，连称黄润余弟兄太不讲交情了!

在怀远镇停留时，保安十二团尚驻该县境内，团长李恢五系军统分子，人枪均系军统酉2备，王陵基调令该团开来待命，李竟置之不理。其时尚有成都军校学生和宪兵团等部队驻在该地，约有二三千人。军校学生愿受王的指挥，王命分三路战斗行军，朝温江前进。途经黄氏弟兄所盘踞的元通场，黄氏兄弟站在场外高地远远嘹望行军情况，用意不明。王陵基顾虑黄氏兄弟会下手，发生意外，急忙指挥所有部队疾行而过。

20日中午到达温江县苏家渡，在前团练局长大地主陈吉三家里住宿。陈吉三已死，由其子出面接待。该地驻有两支由袍哥、土匪组成的队伍，—支是军阀田颂尧之弟田泽孚率领的“反共游击纵队”。田曾任二十九军旅长，解职后将人枪拖回龙泉驿老家大搞袍哥活动，是简阳、金堂、华阳、成都四县边区东山108个码头的“总舵把子”。

另一股是成都中统分子“大中社”袍哥组织头头刘国辉组成的。成都中央军校教导二团、教导五团政工主任张元佑(中统分子)和一些溃散的分子，亦来与刘国辉合伙。刘国辉和其政工室主任郑政(中统分子)、张元佑几个拜会了王陵基，表示听从指挥，此时王已成了—个光杆，也想抓点人枪壮壮声势。宋相成建议：把刘国辉抓来作警卫队伍。于是王陵基向刘国辉打气，封官许愿。教导二团的机炮枪支系成都军校所发给，在各反动游击组织中算是比较好的。王陵基到苏家渡，其保安五团团长刘泽亦随即赶来，此时王对收容残部又存幻想，为了激励所属，亲笔下了他一生最后一次派令条子：委派吴守权为“四川反共救国军”第一军军长，彭斌为第二军军长，刘泽为教导师师长。除刘泽在场接受委派外，吴、彭两人早已失去联系，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委派令。是晚，王陵基认为事已到此地步，只有赶回成都看看情况，找胡宗南商量再说。过温江在专员冯均逸处稍事停留，并急派人把田泽孚找来，田将自用的吉普车借王乘坐。

21日晨，王陵基带副官徐士毅乘车返蓉。王陵基第一次逃窜，历时10日，铩羽而归。

二、第二次逃窜：暂避宜宾

王陵基回到成都，胡宗南已先行逃走，所部交第五兵团司令李文指挥，向西昌方面逃窜。此时壬陵基状极狼狈，即与西昌警备总司令贺国光通电话，王怒责胡宗南弃职一逃了事。贺对胡亦深为不满，当即找到西川电政管理局长挂接台北电话，俞济时代蒋介石接听。王向蒋介石告了胡宗南擅弃职守一状，接着王诉说局势如此，无能为力，要求蒋派一架战斗机来接。俞停话向蒋请示，蒋允如所请。因为当时成都机场已经停止飞行，决定在凤凰山机场跑道铺设白布作为降落标记。通话毕，王当即派人在凤凰山机场守候。

22日拂晓，王陵基估计飞机无望，决定再次到新津找李文。在双流县政府休息时，县长缪向辰说新津方面胡宗南部与解放军炮战激烈，又见胡宗南部溃退下来的伤兵不少，王陵基知情况紧急，准备就地逃走，找当地人士彭润之来县府商议(王早年任川军团长时，彭润之任上校军械处长，系旧川军第三师同事)。彭简单谈了—些必要时可逃走的方向。王陵基又访驻双流县城的胡宗南部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目的在于了解—下情况。该兵团部正准备撤走，但李振办公室内的壁上军用地图尚未取下。李寒喧两句后说：“这个仗已经不能打了！”指着地图说乐山方面解放军有8个军，仗不能打只有回成都。接着又说胡宗南个人走了，但把他的部队分割使用，弄得仅能指挥两团人，言时愤愤不已。王陵基在这样的情况下，话不能再谈下去，就起身告辞。抵达新津，不敢进城，坐的一辆卡车，因部队密集无法通过，只好弃车步行，傍晚才到渡河去羊场的岸边。胡宗南部队的车辆马匹争先渡河，仅有—二只木船，在河边候至深夜仍无法上去，只好在渡口边—农家休息。这是一间用包谷杆搭的小屋，主人因逃兵劫避走，室内除乱草破床外，空无一物，王陵基叹息这家人太穷了。一天疲乏，大家只好挤在—起养养神，并商定次日天一破晓便抢先渡河。次日渡河车辆马匹渐火过渡后，在羊场准备买点饭吃，却碰上新津胡宗南残部撤退下来，场面非常混乱，只好胡乱吃一点食物，即沿邛崃公路奔去。不多时刻，胡宗南部六十九军军长胡长青由一簇卫兵跟随逃来，胡见王陵基，即让马给王骑，还告知李文兵团分三路行进，李文走中路，经邛崃县五面山趋蒲江县属西来场(五面山距西来场约10华里)，第三军军长兼成都防卫司令盛文在左翼经寿安镇奔蒲江会合，胡长青总的逃窜目标是雅安。王陵基得知情况后，决定先单骑会见李文。此时沿公路逃窜的胡宗南部，尽量将车辆焚毁，遗弃的炮车、卡车、吉普车，触目皆是。王陵基在不远的一个三岔路口见着李文，决定同李文—起走中路。

24日晨，王陵基—行到五面山，李文的司令部设在当地的徐姓农家。徐家兄弟合住一个土墙围着的大院，进门右侧有—个碉楼，李文和他参谋长吴某住在碉楼上。王陵基一行被安置在右侧墙外一间房内，李文的特务团也住在那里。那里为—丘陵地带，到处是堰塘冬水田，附近散住些残部，粮食告尽，士兵杀马充饥。李文命令所部打开一条出路，但已进入解放军预置的口袋内，无法突围。入夜，四面山上的解放军大声喊话，叫李文立即放下武器，并给李文部官兵送茶水，军心愈见动摇。李文在碉楼上走来走去，自知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了。深夜，解放军枪炮声又密集震耳，李文通知王陵基等临时进人院内，在一间屋子地下铺子—些稻草休息，王陵基叹息地说：“这便是寄人篱下的滋味。”

24日早晨，枪炮声转入稀疏。李文认为官兵无粮，无力再战，为今之计只有投降一途。王陵基看见胡宗南这个“王牌军”不过如此，频频摇头不已。开始，李文部属对向解放军投降还不清楚，下午李文打出白旗五条件投降，消息终于迅速传开特务团长向王陵基表示，他本人没有问题，怕下面会出来指认。傍晚时分王陵基决定单独逃命，先叫背黄金的卫士将黄金投入附近水井内，然后示意同行自谋去路。王换上便服，将平日墨镜带上，与同行凄然作别后，独自逃往乐山、宜宾。

三、第三次逃窜：最终被捉

1949年12月底，成都战役结束，成都解放，但王陵基却下落不明。

1950年2月6日上午，四川江安县公安局长孙仲远接得南溪县公安局长陈贤仁打来的紧急长途电话说：“永利轮船从宜宾开下来，已过南溪，船上藏有战犯宋希濂。其人50多岁，头戴绒线帽，身穿长袍，戴眼镜，脚穿鸡婆鞋(棉鞋)。请严加检查，勿使其漏网。”孙仲远接完电话，立即向县委汇报，并马上召集公安干警作紧急布置。不久，又得宜宾专区军管会电话：“永利轮船上的战犯是王陵基，不是宋希濂，其特征如前。”

江安是四川南部的一个县，县城滨临长江南岸，上距专区所在地宜宾96公里，下至川南行政公署所在地泸州60公里，顺江东下可直达重庆、武汉、上海，如让王陵基溜过江安，混人大城市就麻烦了。

孙仲远局长的布置是：将公安队分为三个小队，一个小队由队长倪慎民率领去上游的牛角坝沙嘴上；二小队由指导员王其栋率领居中，在轮船码头附近；三小队由副队长杜明仁率领，去下游龙门口。任务都是招呼通知永利轮停靠，如不听招呼，即由第三队鸣枪示警，强令其靠岸。为防止万一，同时用电话通知下游的纳溪县和泸县公安局，请他们作好准备，如江安没有拦住，请他们继续拦截检查。

布置到位后，就见永利轮从上游南溪方向急速开来。一小队战士即大声喊话，喝令其停靠，但该轮不予理睬，仍靠北岸急驶；二小队用旗语通知傍靠，其仍不予置理。此时，三个小队均鸣枪示警。龙门口的机枪打得江心水花四溅，永利轮才被迫转头向南，在码头上停靠。

永利轮刚刚靠岸，孙仲远即率干警数人上船，先向乘客们说明有特殊任务，需要进行检查，请大家不要惊慌，同公安人员合作。全船一片肃静，鸦雀无声。干警们按前述特征，查出50岁左右的嫌疑者40多人，为防止遗漏又叫乘客们通通下船，再在码头上—个一个地辨认。最后将嫌疑重大者队带到公安局讯问，其余乘客仍回船休息，永利轮暂时停开，在江安过夜，于次日放行。

带到公安局的人由孙仲远亲自逐一询问，曾经见过王陵基一面的公安员梁明光协助。其中发现一人鼻梁上有架过眼镜的痕迹，问他的情况，他说：“我叫戴正名，开县人，做盐巴和花纱生意。”梁明光问：“你是开县人，为什么操乐山口音?”此人无言以对。随即搜其身，除轮船票和10多万元人民币(旧币)，别无他物。孙仲远问：‘你姓王吧?”那人把头略一抬，似乎有点吃惊，遂又故作镇静，沉默无言。孙又直截了当地问：“你是不是王陵基?”那人迟疑丁一下，说：“王陵基早飞台湾了，我不是王陵基。”这—回答恰恰露了破绽，一个商人怎么知道王陵基已飞台湾了呢?

为了进一步证实，孙仲远立即找一些江安同志问城里还有谁认识王陵基。有人说，有个旧时的水上巡官姓缪，受训时见过王陵基，可能认得；有人说，曾举才是省参议员，开会时王要作报告或讲话，可能认得；还有人说，金叔衡是王的老部下，当过他的参谋，因不顺王而丢了官，可能愿意辨认。大家遂急速分头通知这几个人。曾举才拒绝前来，缪某看后说有点像，但拿不准。金叔衡辨认前说：“我看后如不像，我口说不是，但点头；如果像，我也讲不是，但摇头。”大家如是约好。金叔衡见了“戴正名”后，一边说不是，一边摇了摇头。当“戴正名”被问及：“你还认识你这个金叔衡老部下吗?”只见他细眯着的眼睛忽然睁得老大，狠狠地瞪了金叔衡一眼，随即把头低下，再也不抬起来了。金叔衡毕竟离开王已十多年，为慎重起见，他又提供一条线索：“王陵基是高度近视，不戴眼镜走起路来一高一低的。”于是，孙仲远让“戴正名”在大院里走了一圈，果然是高一步低一步的。虽然如此，大家仍不敢拿走路姿态来最后判定。金又建议：“叫他写字，王陵基的笔迹我认得。”孙又叫“戴正名”用毛笔写了“我叫戴正名，开县人，做盐巴和花纱生产，这次从宜宾下来”一段话。金叔衡看了肯定地说：“这是王陵基的笔迹无疑。”王陵基终于落网。

当进一步审问确实后，孙仲远马上电告泸州川南行署公安厅，并选派一批精干的公安战士，当日专船将王陵基押送泸州，同时归案的还有王的随行副官戈若梁、张鹏翔二人。

原来，王陵基1949年12月25日那天经丹棱、洪雅、夹江、乐山等县，辗转逃到宜宾，找到他的儿女亲家、合众轮船公司经理杨某，要杨设法帮助他乘船东下，待机逃往台湾。杨以殊礼相待，腾出僻静单房让其居住，一日三餐供以上等饭菜，并让其保姆（姓名不详）送至房内单食，引起这位保姆怀疑。

1950年2月6日，杨安排王陵基搭上去泸州的直航船永利轮。“客人’走后，这位保姆立即向专区公安处报告，只是说这个人胖胖的，戴眼镜，50多岁，像是个大官。公安处先是误断为宋希濂，并通知了南溪；专区军管会得消息后，才断定为王陵基，并通知江安。

王陵基归案后，先后关押在重庆和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60年获特赦，不久病死。

鹿钟麟

鹿钟麟（１８８４－１９６６），字瑞伯，定州北鹿庄人，西北军著名将领，国民党二级上将。

鹿仲麟１８８４年３月１２日出身在一地主家庭，鹿家为河北望族，其同宗鹿传霖曾为清朝大臣。他４岁过继给伯父为嗣，并进家塾读书。１９０５年，他参加科举末科考试未中，遂在本县罗庄铺村教书。１９０８年，他经伯父介绍，到辽宁新民府北洋第一混成协当兵。当时，革命思想在北洋军广泛传播，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青年军官组织“武学研究会”，把学兵营做为活动重点，使鹿钟麟逐渐接受反清革命思想。

１９１０年９月，鹿所部被改编为第二十镇，他任三十九混成协八十标副官，并受到长官车震的器重。武昌起义爆发后，第二十镇青年军官发动了滦州起义，王金铭、施从云遇难，冯玉祥被捕。鹿钟麟在长官车震保护下得以幸免，并于１９１２年２月调任第四混成旅第二团第二营营副。

１９１５年，袁世凯搞洪宪帝制，派第四混成旅入川，抵抗蔡锷的护国军。１９１６年初，第四混成旅在叙府被蔡锷刘云锋部击败，其第二团归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指挥，鹿钟麟就在该团，从此，他追随冯玉祥建功立业步步升迁。

１９２１年，冯玉祥所部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北洋陆军第十一师，鹿钟麟出任炮兵团长。１９２２年１０月，冯玉祥在北京南苑任陆军检阅使，所部为一个师三个混成旅，鹿钟麟为第二十二步兵旅旅长。１９２４年９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９月１２日，冯部离京向热河进发，但行动迟缓。鹿钟麟所部二十二旅行军四天才到京北密云。１０月１９日，冯玉祥决心反戈一击，命令鹿钟麟部星夜回师，占领北京。１０月２１日，鹿率部直取北京，一昼夜行军１００公里，２２日下午，抵北苑与留守司令蒋鸿迂会合，并在晚上从安定门进入北京城。他和孙岳所部一起，包围了总统府。占领电话局，电报局和火车站，不费一枪一弹就控制了首都。１０月２５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军政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军，并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３日，国民军对将驻守景山，故宫的守卫部队缴械。１１月５日，代理大总统黄郛指令派鹿钟麟、张壁交涉清室优待条件事宜，下午４时，溥仪迁出故宫。鹿钟麟之举受到进步人士和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

１９２６年１月，冯玉祥通电下野，鹿钟麟被推为国民军前敌司令，指挥１３个师对敌作战。４月１０日，他推翻了段祺瑞执政府，再一次发动北京政变。１９２６年４月２６日，鹿就任察哈尔都统兼国民军东路司令。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７日，鹿钟麟参加冯玉祥五原誓师，并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参谋长，北伐结束后，他任南京军政部次长，代理军政部长，１９３０年１月，他就任西北军代理司令，全权代冯玉祥主持一切。中原大战爆发后，他任第二方面军前敌总司令，率西北军２６万人进入河南反蒋。中原大战失败后，鹿钟麟通电下野，隐居天津。１９３６年，鹿钏麟随冯玉祥复出，曾被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１９３８年，出任河北省主席、在敌后建立省政权，曾与八路军发生摩擦。１９４０年１月，他辞职赴重庆，１９４４年，被任命为兵役部长。１９４９年１月，在天津迎来了解放，获得了安定的晚年，以一个普通公民积极参加街道居民工作，并且积极撰写文史资料。１９５４年，毛泽东主席接见他时，称其为“街道工作专家”。是年，任国防委员。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１日逝世，终年８２岁。

徐向前和鹿钟麟的较量

1938年9月15日，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鹿钟麟进入南宫。从此，在冀南掀起了摩擦与反摩擦的激烈斗争。

鹿钟麟曾是冯玉祥的部下。“北京政变”时，他是旅长，逮捕曹锟，抗击吴佩孚，把溥仪逐出皇宫，都出过力。特别是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这件事，他一直引为骄傲。他是在不久前由蒋介石委任为“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此行负有“收复失地”的使命。

徐向前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与河北省府合作的指示精神，指示在南宫的部队、各阶层人士和群众组织，组成欢迎队伍，迎接鹿主席的到来。鹿钟麟在城外数里，就看见道路两旁站满了人，有数千之众，对这热烈的场面，他感到很满意。

接连几天，南宫的气氛都是热烈的。行政主任公署和南宫县政府召开了各方代表欢迎鹿钟麟座谈会。徐向前、朱瑞（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太行区代表）、杨秀林、宋任穷、陈再道等几位领导，也都去鹿钟麟的驻地，向他介绍冀南的情况。大家都抱着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真诚愿望。

双方会谈中，徐向前提出请鹿钟麟以省府主席名义，对已经选出的行署、专署领导人和各县县长正式加以委任，让人民群众更加增强在各级政府领导下坚持抗战的信心。

鹿钟麟对徐向前说：“我新来乍到，一无枪炮，二无军队，今后抗战还要多靠你，多靠八路军。大家同舟共济，遇事互相商量。”话讲得很好，但对“委任”这样的实质性问题未明确表示可否。

对于鹿钟麟的这种态度，徐向前分析，他可能有难处，蒋介石交给的“使命”在身，周围又有一批“眼线”，身不由己。徐向前对宋任穷他们说：“一次谈不成不勉强，以后还可以慢慢地谈嘛。”

冀南平原建造“人山”的工程，没有因为鹿钟麟来而放松。各级抗日政权相继树立在民众面前，各界人士都在注视着，看它是真抗日的还是假抗日的，是为民的还是为官的。他们看到，新政权的政绩是：向富户筹粮筹款，救济贫民；组织秋收运动，把收获的权利给农民；实行二五减租，减轻民众负担；发布对付日寇进攻办法，如自卫和避难办法、空舍清野办法、防匪防特办法等。最使人信服的，是政府工作人员不贪污受贿，不敲诈勒索，公正廉洁。这成了八路军能够坚持下去的关键。

保卫政权的民众武装也有相当的发展。除游击队外，还有各村的自卫队，以政权为中心的各类民众团体也已达到更加完善的程度。可是，这一切却使鹿钟麟深感不安。到冀南一个月时，他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部部长陈立夫的一份电报中说：

本省前以处特殊环境之下，党务中断已久，各地民运团体已领导无人，遂于无形中停顿解散。本部抵冀后，各县民运，共产党早着先鞭，其组织系统：县、区、村各设民族革命战地动员委员会，内分总务、组织、宣传、动员分配、人民武装、锄奸六部。其中，最关重要之组织、人民武装二部，皆为共产党分子把持，全县之民众团体，如：妇女救国会、农人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店员救国会，悉由该会领导，各民众团体县会之上，均设有冀南总会，以求集中力量。八路军东进纵队政治部，实为各县动委会及冀南民众团体各总会之发号施令总机关。本部外察实情，内凛职责，深知另组民众团体，难免发生摩擦，令共党将领导权完全交出，绝非共党所愿。今后对民运工作之领导与组织，应持何种态度，采何种方式，亟盼详为指示，以资遵循。

陈立夫的回电是：融合军事政治积极进行，绝不可稍事退让，其组织方式亦只可因地制宜，分区督导，统一指挥，似不必拘定于形式。

有了陈立夫的电示，鹿钟麟更加坐不住了。他四处网罗反共武装势力，以孙良诚为游击总指挥，将民军赵云祥部及杂色武装胡和道等部也拉了过去。在他能指挥的队伍中，张荫梧的力量比较大。他还与山东的反共专家沈鸿烈（山东省政府主席）结成“冀鲁联防”，同八路军搞摩擦。

9月下旬，胡和道勾结枣强县的会道门组织，向八路军东进纵队独立团驻姚屯的1个连进攻，杀害战士13人，抢去步枪17支，后又指使“白极会”包围枣强县城，声言要“撤换县长驱走八路”。不久，赵云祥又将新河县抗日群众团体“战委会”解散。

10月底，鹿钟麟以南宫县长赵鼎新纪念“双十节”大会迟到和写工作报告不合格式，对他不尊重为理由，提出撤换赵鼎新的县长职务。同时，另外委任了一批专员、县长、区长，致使冀南出现了双专员、双县长、双区长的混乱局面。

11月中旬，日寇对冀南施行第一次“扫荡”，南宫失守。鹿钟麟等人仓皇逃往枣强，杨秀林的行政主任公署机关转移到广宗活动。“扫荡”被粉碎后，日军放弃南宫。鹿钟麟抢先返回，竟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知去向”为借口，宣布予以撤销。徐向前和他的助手们回击的方法也颇巧妙。他们当即派一个营的兵力进驻南宫，以“保护”鹿主席的名义，保卫行政主任公署，如果反共武装前来挑衅，就以危及鹿主席的安全为由，坚决予以反击。鹿钟麟对此也无可奈何。

鹿钟麟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还与山东沈鸿烈串通一气，合作反共，妄图合伙把八路军挤出冀南。鲁西北的聊城有一支武装，是范筑先领导的。范是山东省第六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同时又是聊城县长。他的部队有30多个支队，号称铁军。鹿钟麟、沈鸿烈要把这支武装改编成能与八路军对抗的队伍。其实，徐向前早就做了联合范筑先的工作。鹿、沈终未得逞。

徐向前对鹿钟麟有利于抗日的言行给予支持，对其取消抗日政权等削弱共产党的做法坚决反对，对其挑起的武装摩擦坚决回击。他的具体对策是：

动员群众造成反对解散救亡团体、收编八路军枪枝和取消主任公署的运动；

加紧战事动员，各地开庆祝会，宣传八路军反扫荡的胜利；

各专员、县长坚决拒绝交权，各军政团体组织请愿团向省府请愿，等等。

经过冀南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鹿钟麟排挤八路军、取消抗日民主政权的企图未能得逞。中共中央对冀南这段工作表示满意，指示“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供‘七大’讨论”。

由于紧张工作和过度疲劳，12月中旬，徐向前大病一场，一连数日高烧不下。下旬，刘伯承率师直属队和三八六旅补充团到达南宫。1939年1月初，邓小平参加中共六中全会后回到一二九师。刘、徐、邓这三位领导人又在冀南会面了。这时正是日军第二次对冀南大“扫荡”，2月间占领南宫，形势非常严重。鹿钟麟也逃到冀西。他在离开冀南时嗟叹：“我到冀南来，这个地方不欢迎我，除了巨（拒）鹿，就是束鹿。”5月22日，鹿钟麟叩电行政院长孔祥熙，电文说：“我军在冀南区仅职一部与少云部，兵少力单，长此以往恐有意外，如无有力部队前往镇压，政令无法推行……”流露出他奉命挑动摩擦，饱尝苦果的满腹哀怨之情。

鹿钟麟北京政变的执行者

北京政变，是 1924年受吴佩孚排挤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南方革命的影响下在北京发动的政变。是年 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正当直奉两军在前方相持，直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迫使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之后又联合胡景翼、孙岳等将领将所率部队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同年 11月 5日，国民军逐清废帝溥仪出宫，主持者即为冯玉祥的亲信部将、时任京畿警备司令的鹿钟麟。

鹿钟麟（1884—1966），西北军著名将领，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字瑞伯，河北定州（今定县）人。早年在家塾读书，后曾入奉天新民府化东随营学堂、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1908年入清政府陆军第一混成协学兵营。1910年 9月任第二十镇第三十九混成协第八十标副官。在北洋军中，受冯玉祥等青年军官反清革命思想影响，武昌起义爆发后，1912年 1月与王金铭、施从云等发动滦州起义，任右路军司令。兵败后，调任第四混成旅第二团第二营营附。1915年初所部隶属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任军械官。1917年 7月任炮兵营营长。1918年 1月升任炮兵团团长。1920年随冯玉祥北上赴陕。参与攻打陕西督军陈树藩。

1922年 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任河南省警卫处处长兼开封警察厅厅长。

10月任第二十二旅旅长兼教导团团长。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奉冯玉祥命令率部先期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任国民军北京警备司令。黄郛摄政内阁成立后，改任京畿警卫司令，期间主持驱逐清帝溥仪出宫，并负责接待孙中山到京，保证孙中山的安全。孙中山病逝后，又协助办理丧事。

1926年 1月，在奉军和直鲁联军的军事压迫下，冯玉祥通电下野，遂将京师一带防务交与鹿钟麟。1月中旬，鹿钟麟被推为国民军前敌总指挥。4月 14日率国民军退守南口。南口战事不利后，与张之江商定国民军全线撤退，率东路军撤至绥远。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举行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任命鹿钟麟为国民联军参谋长。10月中旬受冯玉祥委派，率代表团去苏联。在苏联参观考察，并会见了斯大林。

1927年 5月取得苏联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后回国。6月任河南省民政厅厅长（省政府主席冯玉祥），后代理河南省主席。7月 8日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后率部攻徐州、豫东。

1928年 1月任第二集团军第九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十军军长，率领八个军继续北伐。9月8日任豫鲁剿匪总司令兼河南剿匪总指挥。

1929年赴任军政部常务次长。曾任国军编遣委员会委员兼第二编遣区办事处常务委员，2月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3月冯玉祥辞去军政部部长职后，由鹿钟麟代理部长。因蒋冯矛盾，5月 24日被蒋介石召回南京。8月 16日被任命为署理军政部部长，10月又因涉嫌参与反政府行动，被免职。

1930年协助冯玉祥反蒋，率西北军进入河南，任第二方面军和第三方面军及第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与蒋介石部队形成对峙。10月兵败下野，此后隐居天津，以读书、习字度日。

1936年，鹿钟麟随冯玉祥复出。1936年 1月 22日授中将衔，9月 26日加上将衔。西安事变后，曾以审判官的身份会审西安事变发动者张学良。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第三、第六及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1938年 2月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以最高军法审判官参加审判贻误抗日的韩复渠。6月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北省党部主任兼河北游击司令。其间，曾与八路军发生摩擦。

1939年任冀鲁战区总司令，仍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等职。后返回重庆任军事参议院参议。1944年 9月任兵役部部长。1945年 10月辞去兵役部部长，任华北宣慰使。1946年 5月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后至天津居住。7月 31日晋二陆军级上将衔。1946年出席“制宪国民大会”。在中国国民党内曾当选第三、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以普通公民身份在天津参加街道居民工作。1954年金秋，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招待郑洞国，请鹿钟麟作陪。席间，毛泽东称他为“街道工作专家”。1954年后鹿钟麟任中央人民政府国防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966年 1月 11日病逝于天津。

鹿钟麟逼宫　溥仪无奈就范

鹿钟麟(1884-1966)字瑞伯,直隶定兴(今属河北)人,西北军著名将领,追随冯玉祥近40年,因其人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故有“鹿小鬼”之绰号。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成功发动“北京政变”,随后下令将辛亥革命后仍占据紫禁城13年之久的逊帝溥仪驱逐出宫。1924年11月5日上午9时,国民军切断了紫禁城对外的一切联系。新任京畿卫戍总司令鹿钟麟会同警察总监张璧及社会知名人士、国民代表李煜瀛(李石曾),仅带领几十名军警进入神武门,执行“逼宫”命令。

行至隆宗门处,迎面遇见前来出迎的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众人随绍英入屋落座,鹿钟麟随即出示“大总统指令”和《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请他代为转达,限定溥仪及其后妃一干人等两小时内迁出紫禁城。清室方面希望容期3个月,将颐和园加以整理修葺之后即行迁往。张璧与李煜瀛断然不许,坦言如不及时出宫,恐生意外。清室仍表示难以从命,声言小户人家搬家尚须时日,何况这等局面。

面对清室无休止的纠缠,鹿钟麟渐渐面有愠色,怒对清室诸人道:“如果今天不搬,我就将军队撤走,绝对不负责了,你们敢担负不发生意外么?”(马士良《溥仪出宫始末》)绍英等人见再无通融余地,只得如实禀报,溥仪顿时方寸大乱。

鹿钟麟考虑自己只带弁兵20余人,而清室一方所谓的禁卫军人数则在2000以上,倘若出现意外变故,势必酿成一大惨剧。于是他对身旁一名副官高声佯称:“虽然时间已到,但事情尚有商量余地。传我的命令,先不要开枪开炮。”果然“兵不厌诈”,溥仪立刻交出“皇帝之宝”和“宣统之宝”两方印玺,并在《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上签了字。

鹿钟麟护送溥仪来到位于后海甘石桥的醇王府邸,突然执枪问溥仪:“从今以后,你是称皇帝,还是以平民自居?如果愿作普通人民,则我等军人对你自有保护之责任,如你仍称皇帝,那我们民国不容皇帝存在,我只能枪毙你!”溥仪受此威慑,声明自己愿为中华民国之一分子,鹿随与之握手为别。

中国自有皇帝以来,凡2000余年,其间敢以手铳侍帝王,复与帝王行握手礼者,此前,除鹿钟麟外,恐无第二人。更戏剧性的是,1961年,成为公民的溥仪与鹿钟麟再次聚首,四手相握,畅谈往事。

鹿钟麟逼宫轶事

1924年10月下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并勒令旧清逊帝溥仪等皇室迁出紫禁城，完成了他耿耿于怀的“为民国剪辫子”的夙愿。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鹿钟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时，鹿钟麟是冯部第二十二旅旅长。10月22日夜晚，他和第八旅旅长李鸣钟首先率军进入北京，迅速占领各城门、车站、电报局、电话局等要害部门。继而，他被任命为北京卫戍司令。

11月4日，冯玉祥召鹿钟麟和北京警察总监张璧到他的国民军总司令部。因鹿钟麟有恙未到，冯明示张璧立即着手办理驱逐溥仪出宫事宜。张璧受命后，面见新任摄政内阁代总理黄郛，转达冯玉祥的意思。黄郛随即召集临时内阁会议，一直开到了夜里，议定了相关事宜。其一即对原清室优待条件进行修正。修正条件共五款，包括永远废除皇帝尊号，立即移出宫禁。同时决定成立一办理清室出宫事宜的委员会，由前清两代帝师、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子李煜瀛为委员长。

第二天一早，鹿钟麟即接到内阁命令，他遂与张璧会同李煜瀛前往故宫，向溥仪宣示出宫令。他们入神武门，碰到迎出来的清室内务府大臣之一的绍英。鹿钟麟向绍英宣布了来意，绍英提出要看一下正式的公文。鹿钟麟遂将公文出示给他看：“派鹿钟麟、张璧交涉清室优待条件修正事宜。此令。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国务院代行国务总理黄郛”。鹿钟麟接着告诉绍英：根据修正条件，宣统的帝号立即废除，限于当日迁出紫禁城，民国政府要求清廷随即交出玉玺，并将派员点验宫中的公私物品。

绍英对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自然心怀抵触，他以清廷“忠臣”的口吻责问李煜瀛：“你不是故相李鸿藻的公子吗？做出这等决定，你于心何忍？”李煜瀛不予理睬。“你不是故相鹿传霖一家的吗？为什么这样逼迫我们？”他又愤愤然转向鹿钟麟。绍英所说的鹿传霖，曾任清王朝的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军机大臣。鹿钟麟回答说：我们来此执行国务院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恰恰是因为来的是我们，换了别人你们就休想这样从容了。

“我大清入关以来，宽仁为政，没有对不起百姓的事，况且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这样办呢？”见鹿、李两人温良恭俭，绍英反嚣张起来。可他的“宽仁为政”，顿时激起鹿钟麟的强烈反驳：“……清兵入关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老百姓是永远忘不了的。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所毁弃……最近摄政内阁成立，各方又纷纷提出惩办复辟祸首的要求，群情激奋，就要直接采取不利于清室的行动。现在宫内外已布置军警，气势汹汹，就要动手了。”

绍英无言以对，只好接过公文，向溥仪“奏闻”。溥仪立即召集由嫔妃参加的“御前”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情况。他们以“按照民国优待条件，清室本应移居颐和园，只因民国政府不令迁出，才延迟至今。清室对于迁居一节，本无所谓。但今日时间急促，实在来不及。宫内各物原属爱新觉罗氏私产，当然有自由处分管理之权，不能由民国政府点收。”

绍英将议论结果告知鹿钟麟等，请他们转达摄政当局：另约定日期，清室自迁；并请求宫中物件民国政府不予点交。鹿钟麟等认为清室全部迁出自然于仓促间难以完成，可以允许稍缓一两日。但废帝溥仪应于即日出宫，无论如何，不得拖延。

但溥仪不甘心立即出宫，敬懿、荣惠两位老太妃也死活不愿意搬出紫禁城，因为她们个人的细软财物没法带走。绍英便拿这两个老太太做挡箭牌，一再请鹿钟麟等通融。就这样相持过了中午，溥仪仍耗在宫中。鹿钟麟感到好言好语地劝，今天可能就拖过去了。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对随行的人员大声说道：“快去告诉外边的兄弟们，时间虽然到了，但事情还在商量，先不要急着开炮。”

他这一诈唬，绍英吓坏了，赶紧去见溥仪：“鹿钟麟催了，再不搬他们就要开炮啦。”溥仪也害怕了，急忙传知“大内”各宫太监、宫女，收拾细软物件尽快出宫，还给他们发放了“内帑”，太监每人发银10元，宫女每人发银8元。此时的宫内还有太监470余人，宫女上百人。

忙碌地准备着搬家，宫里乱成了一团，“宣统十六年十月初九牌示”被匆忙摘掉了，而挂牌示的旧仪在辛亥革命后，仍在紫禁城里沿袭着。溥仪又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商量出宫搬到哪里，最后议定到什刹海北河沿的醇王府（溥仪父亲的住所），并立即派内务府的人去布置。

在吩咐部分太监、宫女继续留在宫内，履行原先的职务后，溥仪及其皇后、淑妃一行，从宫中出来。鹿钟麟见到溥仪问道：“您今后是想作皇帝呢？还是做国民一分子呢？”溥仪答曰：“当然是做国民一分子啊！”“既然如此，我们当然要予以保护。”

大约40年后，鹿钟麟和溥仪又在全国政协相遇，鹿问溥：“你当时说的是真心话吗？”溥仪老实地承认当时说想做普通国民的确不是由衷之言。

当日下午4点10分，溥仪等登上了由国民军司令部预备的车，总共有5辆。鹿钟麟坐第一辆车为前导，溥仪和他的随从乘第二辆，婉容等溥仪的亲属乘第三辆，张璧等乘第四辆，绍英等乘第五辆，相衔出神武门。清帝入驻紫禁城260年的历史，由是告终。

溥仪出宫的1924年，已是辛亥革命的第十三个年头，但封建意识在国人的头脑里还是根深蒂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就是在对紫禁城实施接收时，当局者最惦记的就是先把皇帝的印玺，也就是传国玉玺收缴回来。鹿钟麟在逼迫溥仪出宫当日就收了两枚。

两枚印玺随即送到了国务院，代总理黄郛、陆军总长李书城，在国务院所在的中南海后乐堂做了点收，随后交由第一科保管，以此视为帝制的终结。但清王朝的印玺远远不止这两颗，得全部如数收缴，“剪辫子”的主工程才可算告竣。

鹿钟麟入冀

第一期抗战中，八路军支持正面战场作战，在国民党军队中有很大影响，各军回旋之际，在给养、扩兵、地域等各方面，不免发生摩擦，双方以团结为重，均及时得到解决。其后，国民党军大部渡河而南，八路军在华北开辟了敌后抗日局面，国民党大军又得以北上，回驻中条山区和冀鲁豫边，计达30余万人。这时，情况便有了变化。一部分过去的友军不积极抗日，觊觎八路军收复的失地，不断制造摩擦，演出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流血惨案。1938年是八路军在敌后大发展的一年，1939年便成为对付国民党军进攻的摩擦年。

鹿钟麟入冀

华北战场的国共摩擦，以河北事件为发端。

抗战之初，国民党军仓促撤出河北，其残部和地方势力以至土匪、会道门，各以抗日号召，招兵买马，自立政权，占据一方；日军乘机收买败类，成立伪组织--维持会，鱼肉百姓，社会陷于崩溃。

与此同时，在中共北中央方局领导下，河北各地也纷纷组织起地方抗日武装。

在冀中，1937年10月，拒绝随大军撤退的原国民党东北军691团团长--中共地下党员吕正操，誓师抗日，与地方党和游击队会合，至1938年4月在冀中38县、地区建立各县抗日政府，成立冀中行政公署，创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在冀南，1938年1月至5月，八路军129师东进部队打开了20余个县的抗日局面，相继建立起各县的抗日政权。

冀中、冀南，地处平原，扼平津南下的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为华北粮食、棉花的最大产地。工商业、农副业也很发达。掌握冀中、冀南，既可在军事上制华北敌人的腹心，经济上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在敌后收复大片失地，由赞扬转为忌恨，特别想利用河北的复杂局势，伸手冀中、冀南。恰于此时，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认为，建立河北政权要通过南京政府才算合法，提议由蒋介石派人到河北沦陷区去担任省主席，以使冀中、冀南抗日政权取得“合法”地位。蒋介石欣然接受。

派谁去河北呢?

蒋介石想找一个既能为其所用、又能为共产党接受的人物；中共也想找一个既能为蒋通过、又能与共产党合作的人。这时，与蒋介石有拜把之谊、又与共产党有友好关系、且坚决抗日的冯玉祥出来居中商洽，冯推荐他的旧部原西北军的将领鹿钟麟。

鹿钟麟在1924年冯玉祥发动驱赶贿选总统曹锟下台的“首都革命”中立过功，又奉冯命率兵驱逐清废帝溥仪出皇宫(即今之故宫)，以此出名。1938年初，蒋介石处决韩复榘，在武汉举行对韩的军法审判中，鹿以军法执行总监身份任副审判长，又赢得了主战派的声名。冯玉祥推鹿出来，即被接受。

1938年5月，蒋介石给鹿委了三道官衔：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北省游击总司令，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蒋对冯这个又联共、又抗日的拜把兄弟，其实并不放心，让军统特务头子康泽，推荐了河北反共地方武装头目、拉有六七千人队伍、自称河北民军总指挥的张荫梧为河北省民政厅厅长。

鹿在洛阳组织班底，准备上任。当时从洛阳到冀南有两条路可走。东路经豫北、鲁西转入，这条路要通过几道日军封锁线，沿途土匪又多。鹿钟麟手下只有两连人，不敢走这条路。北路经太行山八路军开辟的根据地，由晋东南到冀西转入冀南，这条路也要过封锁线，但如有八路军护送，安全就有保障。只是要取得八路军总部的同意。

鹿钟麟害怕危险，派他的游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申伯纯去八路军总部联络。

申伯纯是中共地下党员，彭德怀见了申伯纯，问申：“你对鹿怎么看法?”申介绍鹿主张抗日，过去也未积极反共，但封建军阀意识十分浓厚。彭德怀皱眉想了一想，问申：把鹿留在太行，且不去冀南，你看怎样?申答：鹿已秘密派人去河北做调查，和各方联络，一心想去当省主席，留不住的。彭德怀遂叫申回话，欢迎鹿取道太行赴任。

鹿钟麟对敌后抗战的形势和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民主政策昏然无知，为自己物色的阁僚与河北封建势力关系很深。未离洛阳，其阁僚就唆请鹿钟麟密委国民党在大名的杂牌残军丁树本为冀南威县、束鹿、巨鹿、南宫等10余个县的行政专员，与冀南刚成立的抗日政权唱对台戏。

封官未毕，申伯纯来报，说有了彭德怀的亲口承诺。鹿钟麟大喜，遂率部渡河，一路北上。8月21日抵长治后，亲到市郊古显村八路军总部拜访。八路军总部为抗日合作，为鹿一行人召开了欢迎会，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均出面接见。随后，由彭德怀与鹿会谈。

彭德怀向鹿介绍了河北的敌情、八路军的分布、抗日政权的建立、民众的发动与组织等情况。彭德怀建议鹿暂驻辽县拐儿镇，那儿地势安全，群众发动较好。鹿坚决要去冀南，但未敢向彭德怀提赶他已另委了个冀南行政专员之事。

双方会谈结束，冀中、冀南行政专区人选暂照八路军所任不变。组织河北省总动员会，统一全省民运，以鹿为主任委员。八路军在河北之正规军和游击队，由朱、彭委任指挥人，指挥期间无更换行政人员之权。现归晋察冀边区政府之冀中各县，名义仍归河北省政府。但行政命令要经边区转或同意方生效。

座谈毕，彭德怀对鹿钟麟申明共产党、八路军愿与国民党长期合作抗日的诚意，说：“过去大革命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现在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是老大哥，八路军愿同大哥并肩作战，共同发展。”

鹿钟麟对八路军的接待和彭德怀的谈话十分满意，事后写了一个报告给国民党中央党部，说彭德怀“对国民党的信仰仍极为热诚”。这话，连国民党当年都不相信，不料在3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鹿的这份报告，被彭德怀专案组人员从南京档案馆的敌伪档案中翻出来，视为至宝，说是发现了彭德怀与鹿钟麟秘密勾结的罪证，又是审讯，又是调查。最后，连当年替鹿起草报告的人，都“交代”不出什么“勾结”，实在做不出文章来，才算罢休。

古显村会后，鹿钟麟一路东行，在即将进入河北时，鹿派去河北联络的人带了一批鹿钟麟老家定县的地主豪绅来见，这些人大肆攻击八路军发动民众和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与鹿手下的官僚政客一拍即合。

9月，鹿抵冀南南宫，召开第一次省府委员会，就发生尖锐冲突。省府委员兼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中共党员，原为北平著名的大学教授，“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带领平津学生深入农村组建冀西抗日根据地，又率部随129师参加冀南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杨素孚众望，在会上请鹿对冀南公署和所辖20余个县抗日政权加以委任，鹿尚未表态，张荫梧便开口问：你杨秀峰是干什么的，谁命令你去冀南开展政权?杨秀峰反问张荫梧：“没有这些政权，今天你能到这里来开会么?原来国民党的政权都跑了，我们能丢掉这些地方不管吗?”张荫梧在会上气势汹汹，要撤销冀南行政公署，鹿钟麟又提出，将八路军开辟的20余个县作为河北省府属地，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辖一半，各自统一指挥辖区内的党政军活动，遭杨秀峰坚决抵制。为团结抗日，经中共长江局出面与总部研究，朱、彭同意，划出南宫、冀县等3县为鹿钟麟所率三个机关的驻区。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彭德怀在延安参加了中共中央于桥儿沟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图为参加会议的部分领导人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鹿钟麟到河北自感没有实力，便尽力收编地方武装，向八路军挑衅。情报不断传至八路军总部、延安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总部开始时采取了忍让态度。10月5日，朱德、彭德怀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特电中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周恩来、叶剑英说：“连接冀南来电，自鹿钟麟到南宫后，曾数次发生友军攻击我军事情……现为自卫起见，已集结一部兵力以备万一，请酌量报蒋，请令停止。”

八路军原拟与鹿真诚合作发展河北抗战力量。由于鹿到冀南的表现，只好打消这个希望。但仍未放弃对鹿的争取。10月12日，朱德、彭德怀和王稼祥、刘少奇、杨尚昆研究了冀南问题，又告冀南朱瑞、徐向前、宋任穷、陈再道说：“协助鹿整理扩大部队并在经济上帮助鹿，目前还过早，请你们慎重。应等一时期，看鹿的态度转变如何再说。因鹿在许多坏分子包围中，企图向我们进攻。如即帮助他的力量扩大，他将更有力的和我们摩擦”。27日，在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共同致朱瑞、徐向前等人的电报中，又提出，要“向鹿极力解说目前形势之严重。广州失守，武汉不保，敌人已开始肃清华北计划的情况下，各方只有依靠已得成绩，加紧工作，才能支持难局，否则只有失败。”嘱咐朱瑞等，“主任公署(冀南)及军区均应与鹿建立密切关系，请其指示方针”，并估计“武汉失守，局势变化，我有更大可能促鹿觉悟，求得亲密合作。届时当可对鹿作某种让步”。

对于八路军和冀南民众艰苦创建的民主政权--冀南行政公署，中央和总部则持坚决态度，指示朱、徐等：“不能以任何交换条件取消。”

鹿钟麟在河北大张声势，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1月，日军对冀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扫荡，鹿钟麟得到情报，当夜率全班人马，转移到衡水乡村。杨秀峰部署所部发动群众拆毁城墙，防敌固守，至天将明，率冀南公署转移至巨鹿。这时鹿发布公告，说杨秀峰逃走，不知去向，撤去杨的冀南公署主任职务。日军在八路军各部袭击下退出南宫，张荫梧部又抢先入城，“大肆抢掠，群众认为比日本人更凶”。鹿手下众官僚与张荫梧乘机各以省府和民政厅的名义，到处委派县长，于是，在冀南行政公署下辖的20几个县内，一个县出现了两个县政府、三个县政府，演出了“双县长”、“三县长”的“双包案”、“三包案”。

鹿、张委派的县长，各据数村，索款要粮，引起民怨，日伪乘机而入，也在一些县委派伪县长。于是，有的县更出现了四个甚至五个不同背景的县长。老百姓无法应付，叫苦连天。

这时河北的反共军队和地方武装，集合于鹿的战区司令部名下，约六七万人，号称10余万众。蒋介石以为鹿有了实力，大喜，加委鹿为冀察战区司令。鹿等更加得意，从演“双包案”而发展到袭击八路军驻地，解散民众救亡团体，河北事态，乃愈演愈烈。

此时，日军已攻占武汉，随即回师华北，加紧对河北平原的扫荡。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和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东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巩固河北阵地，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同时，应付由鹿钟麟到河北后造成的抗日阵营内发生的种种严重事态。

鹿钟麟——毛主席钦佩的“街道干部”

如今随着时代发展变化，居民小区管理已成为城市工作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自愿承担这份责任，支持政府工作，服务广大群众。其实早在60年前，就有一位传奇将军主动转行做了街道干部，入户宣传爱国卫生运动，提醒大家防火防盗、为群众读书念报、带头开展公益捐献……望着他忙碌的身影和积极热情的工作，当时许多人不知他就是叱咤风云的鹿钟麟将军，更不知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接管北京后，他被任命为京畿警卫司令。同年11月5日，根据“皇室修正条例草案”，他亲自将逊帝溥仪等皇室成员驱逐出紫禁城，见证并执行了清封建王朝的结束。对这位特殊的街道干部，毛主席非常钦佩，1954年正式任命鹿钟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并对他说：“您成了办街道工作的专家了，请代表我向义生里街全体居民同志们问好。开全国政协会议时，要请您向大家介绍经验，让大家向您学习。”

在中国近代史上，鹿钟麟将军是值得尊敬与记载的。他1884年出生在直隶（现河北省）定县。清末入伍新军第六镇当学兵，后任第二十镇下级军官。辛亥革命时，参加滦州起义。民国后入川随第十六混成旅参加护国战争，1916年后历任营长、炮兵团长、旅长、将军。鹿钟麟不止一次对人说，一生最骄傲的是亲自将逊帝溥仪等皇室成员驱逐出紫禁城。另外，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是，同年年底孙中山先生北上时，他受冯玉祥之命负责孙先生的接待及警卫工作。

这之后，鹿钟麟又跟随冯玉祥参加过北伐、中原大战等。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出任第三战区参谋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及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l938年蒋介石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同年又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1944年在冯玉祥的建议下，蒋介石又任命他为兵役部部长。抗战胜利后，兵役部撤销，鹿钟麟转任华北宣抚使，但他无心再做官，通电下野，举家至天津寓居。先是住在陕西路53号，解放后搬到属义生里片的大理道18号，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连排式楼房居住。

从风云一时的将军到自动解职为普通百姓，许是厌倦了战场的硝烟厮杀，许是看破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鹿钟麟在陕西路的寓所里一直沉默，他深居简出不问世事。然而，1949年初天津解放时，他再也坐不住了，第一个打开大门请解放军进屋休息，但解放军却坚持不进屋只同意借楼道，这更感动了鹿钟麟，他对夫人说：“解放军纪律严明，爱护老百姓不扰民，这是国民党军队不能比的。”这时虽然发生了一次“意外”，但结果更让鹿钟麟激动。原因是解放军在清理国民党军队残留时，不知情的部队官兵认为鹿钟麟曾是国民党“大官”，将他带到军管会审查。闻听此事后，时任军管会主任的黄克诚，立即批评了执行任务的官兵，并亲自向鹿钟麟道歉，还派车将他送回家。后来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曾派南汉宸同志专程来天津看望鹿钟麟，他则将自己在抗日战争中用来杀敌寇的一柄战刀委托南汉宸同志转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接到战刀后十分高兴。这些事使鹿钟麟深受鼓舞，他决心在有生之年为社会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做什么呢？考虑到自己已近古稀之年，他决定以一位普通公民的身份出来协助政府开展街道工作，他对家人和身边的人感慨地说：“共产党与国民党比较，真有天壤之别！”街道工作琐碎而繁忙，可想而知对鹿钟麟这样的老人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但他却乐此不疲，一次入户香港大楼工作时，不慎把脚扭伤，家人和街里的领导都劝他休息，但他却笑笑说没事，坚持工作。朝鲜战争爆发后，鹿钟麟被选为当时的第十区捐献推动委员会委员，他不辞辛苦入户动员，并带头捐款，他说：“抗美援朝对我的教育太大了。中国人和美国打仗，过去从来没有赢过。志愿军那种英勇实在令人敬佩，所以我必须得有尽力的表示。”于是他把兵役部撤销时给他的解散费（也是他的生活费）分批捐献了出来。

195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钧儒先生来天津视察工作，参观了民园街义生里，沈老高度评价了鹿钟麟的工作。不久，报纸上发表了专题报道《鹿钟麟同志在街道工作中》，文章反响很大。

鹿钟麟1966年因身患癌症去世，结束了82年非凡传奇的人生。

吴忠信

吴忠信在中华民国史和边疆民族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其一生中最难忘、最为难得、又最为艰辛的使命是1940年2月主持西藏第十四世达赖坐床（即位）大典。

1884年3月15日（清光绪十年二月十八日），吴忠信生于安徽合肥北乡罗家岗东小圩。吴忠信年幼时，父母双亡，他随兄长生活并秉烛苦读。1901年， 17岁的吴忠信有感于国家的衰弱，毅然投笔从戎，考入南京江南武备学堂。4年后，吴忠信以优异成绩毕业，分发至新军第九镇，渐受统制兼江北提督徐绍桢器重，不久即被破格提拔为该镇第三十五标第三营管带。目睹当时社会之现状，痛感腐败清廷之将亡，在革命新思潮影响下，1906年吴忠信秘密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吴忠信力促徐绍桢起义，并被任命为起义军总司令部总执法官兼兵站总监，随军攻入南京。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8岁的吴忠信出任京师警察总监并兼理市政。一天，孙中山的车夫驾车在南京市中心鼓楼撞了人，被警察扣下。大总统府总务局长打电话给吴忠信，希望放人。吴忠信回话，得秉公执法，不能通融。总务局长只好亲至警察局，办理了赔偿手续。此事传出，市面上地痞流氓滋事扰民者得以收敛，乱军伤兵敲诈勒索者近乎绝迹，社会治安大为改观。孙中山对吴忠信厉行整顿的诸项措施速见成效大为赞赏。

1913年7月15日，黄兴在南京就任讨袁军总司令，吴忠信复任南京警察总监。赣、皖、粤、川诸省纷纷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双方在宁镇一带激战20余天，终因敌众我寡讨袁失败。吴忠信随黄兴乘日轮静冈号溯江而下亡命日本。孙中山在日本筹组中华革命党，吴忠信成为首批120名党员之一。

1915年，孙中山命吴忠信、陈其美先后潜回国内，主持上海军事并兼管江浙皖三省。他们在上海以霞飞路渔阳里5号为总部机关，策动一系列反袁活动。12月5日，以肇和、应瑞、通济三舰起义，发动攻打江南制造局的上海暴动。陈其美任义军总司令，吴忠信为参谋长，蒋介石也被召来沪上参与其事。怎奈应瑞、通济两舰临阵叛变，革命党人用罐头盒、香烟筒制作的土炸弹威力不足，暴动在袁世凯强大军事力量打击下失败。陈其美后被暗杀，同行的吴忠信仅撞落门牙，幸免于难。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吴忠信亦到粤军任职，先后担任总司令部上校参谋、第七支队司令官、第二军参谋长、桂林卫戍司令，因作战勇敢、指挥有方，深得孙中山器重。1922年5月，孙中山委派吴忠信为“军事全权代表”，北上联络皖、奉两派首领，商讨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曹锟、吴佩孚直系军阀。经停上海期间，吴忠信敦促蒋介石赶赴广州护卫孙中山打击陈炯明叛变。他自己因肠胃病顽疾难治到苏州休养。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吴忠信于1932年到安徽就任省主席。1933年5月，他被任命为贵州省主席，至1936年6月辞职。

1936年8月，吴忠信就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在处理民族事务和加强边疆防务中，他一直兢兢业业，谨慎从事。

1938年9月23日，西藏驻陪都代表向吴忠信报告，第十三世达赖喇嘛1933年12月17日在拉萨圆寂后，其转世灵童已在青海塔尔寺以东湟中县寻获，拟请中央政府允许该幼童入藏，并派大员到拉萨主持认定仪式和达赖的坐床大典。吴忠信认为，对幼童的认定和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事关国家主权，事关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事关中华各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和睦，乃向国民政府提出实施方案，并组成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行辕，代表中央政府进藏。

1939年10月，吴忠信安排部分随员护送灵童拉木登珠（即将要坐床的十四世达赖）从陆路入藏，他自己则亲率部分随员绕道香港、缅甸、印度，从南面入藏，以示郑重。

万里路遥，坎坷艰辛。在穿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时，沿途密布的英国兵站，使吴忠信一行更加感受到帝国主义图谋染指中国的野心未死，感觉到此行责任的重大。登上锡金与西藏交界的山巅，吴忠信特地叫随员把中国的国旗插上山顶，领众齐唱国歌。经过亚东、江孜，他们一行于1940年1月15日抵达拉萨，受到西藏各界热烈欢迎。但第二天吴忠信依例到布达拉宫瞻礼时有人却横生枝节，原来正门台阶共三道，中道已用绳索拦住，说是只有达赖一人能走，其他人须从左右边道上。吴忠信正言厉色：“我本代表中央的大员，在本国领土内，无处不可行走！”说罢即命拆除拦索，从容执杖，中道而上。

1940年2月22日，第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在布达拉宫大殿隆重举行。此前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曾提出大典时吴忠信应向灵童行参拜礼，并将吴的座位排在达赖正座下方左侧。吴忠信认为这不是他个人的事，事关中央政府的地位。西藏地方政府从属中央政府已有800多年历史，主持坐床乃是行使中央权力，不容外人插手妄说。经过严正交涉，大典上吴忠信和达赖皆并排坐北面南，而英国等代表的位置则排在吴忠信随员之下，气得英使古德拒不出席大典。帝国主义者多年鼓吹的中国对于西藏“是宗主国，不是主权国”的谰言破产了，他们和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妄图分裂祖国、抵制中央政府的阴谋终未得逞。

吴忠信晚年背井离乡，客居孤岛，思乡之情与日俱增。他应请出任合肥同乡会名誉理事长，在定期聚会时共叙故土乡情。1958年，吴忠信病故，有著作《西藏纪要》等。

蒙藏委员会

蒙藏委员会，中华民国时期及现今中国台湾地区的掌管蒙古、西藏等地区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关。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废清理藩院，后于1912年4月成立内务部之蒙藏工作处，同年七月改为“蒙藏事务局”掌管蒙古、西藏等地少数民族事务，属国务院；1914年袁世凯将蒙藏事务局改为直属大总统府的蒙藏院，地位与各部相同，置总裁、副总裁，直属北洋政府总统府。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再根据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成立“蒙藏委员会”，管理蒙古地方（今蒙古国）、西藏地方及其它各省蒙族、藏族聚居区的行政、宗教及其他各项事务，先直属国民政府，后改为行政院所属部会之一，为中央主管蒙藏政务之最高机关，特任阎锡山为委员长，指定赵戴文为副委员长。下设蒙事处、藏事处、蒙藏教育委员会、编译室、调查室等。

中华民国（1911年—1949年），蒙藏委员会所掌政务几乎涉及所有蒙古地方、兴安省、察哈尔省、绥远省、热河省和西藏地方、西康省、青海省、甘肃省的民族文化宗教事务。抗战时，曾参与十四世达赖的认定和坐床仪式，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吴忠信代表重庆国民政府亲自主持。

1949年国民政府撤离中国大陆以后，由于无法管辖蒙藏地区，蒙藏委员会的权限与业务有所改变，主要负责在台藏人、蒙古人的生活和就业，以及与今日蒙古国、海外藏人组织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务的交流。另外设有蒙藏文化中心，用来传扬展示蒙藏两地的文化交流。

随着台湾当局机构改革，“陆委会”可能将“蒙藏委员会”并进来，以更加符合两岸关系的现状。

忆述国民党元老吴忠信

金绍先

吴忠信与达赖喇嘛

我曾两度、较长时间在吴忠信部下工作，看过他的不少历史资料：为了撰写关于他的文章，也曾不止一次地找他提供情况，个别长谈；本文主要根据本人的亲历、亲见、亲闻，以及周昆田和曾小鲁过去提供的材料综合写成。

孙中山时代的政治活动

吴忠信，字礼卿，别号守坚，又号恕庵，安徽合肥人。1884年出生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早年就读于南京江南武备学校。该校校长为清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兼任。吴以学习努力，深为徐所赏识，毕业后即在徐部下工作，任管带(营长)。其时吴已由自日本回国的杨卓霖介绍加入同盟会，与上海方面的陈其美取得秘密联系。翌年杨被清两江总督端方杀害，吴闻讯愤激，更加积极地在第九镇官兵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进—步展开对徐绍桢的争取工作，以报死友。辛亥武昌起义以后，徐终于在南京秣陵关起义。

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以徐绍桢任南京卫戍总督，吴忠信一跃而为首都警察总监，当时仅28岁。其时南京仅有一汽车，即孙大总统座车。某日，这一汽车空车压死一人，吴即令将司机及汽车均予扣押。总统府总务局长电话请吴释放。吴不允，坚持依法办理结果，总务局长亲自到警察局办理赔偿后始告解决。这是警察界铁面无私的一个良好范例。不久，中山先生让位给袁世凯，黄兴任南京留守，吴在黄的领导下工作，直至留守府结束，甚为黄所倚重。旋至上海任《民立报》总经理，襄助于右任办报纸。翌年7月，黄兴入南京任讨袁军总司令，吴应邀再度出任南京警察总监。不幸，讨袁军失败，吴亦随孙、黄等先后亡命日本。此时孙先生与日人宫崎寅藏等创设政法学校，吴亦入校就读，专攻政治、经济。

孙、黄分歧逐步表面化以后，黄在东京拒绝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独树一帜，分道扬镳，有意挽吴相从。吴却拒黄拥孙，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以“守坚”为别号，盖取择善固执、坚守革命立场、矢志不渝之意。此后陈其美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负责人，吴和蒋介石、戴季陶等都在一处工作，这是吴、蒋共事之始。陈、蒋在孙、黄之间推波助澜，蓄意导向分裂，而吴则力主孙、黄合作。在黄兴游美期间，陈其美曾致书于黄，严词诘责，类似谩骂，吴曾表示“不敢苟同”。1915年，陈其美在上海策动肇和军舰起义，吴亦参与其事。此后，吴、陈仍在一处共事，且同住一室。当陈被诳出室下楼会客而遇刺时，仓卒间，吴被撞落了一颗右门牙，幸未罹难。

段祺瑞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时，吴曾以合肥同乡晚辈和革命党人身份，北上谒段．图相机进言，而段曾以重要职位相饵，谋留吴在北京政府作官。吴未受。但从此与段保持了经常联系。后来中山先生与皖段、奉张结成“三角同盟”联合反对直系。吴曾直接与段并间接通过许世英等起穿针引线和敲边鼓的作用。其时吴与蒋介石同在粤军中任军职，并拜为把兄弟，吴为老大。在援闽战役中，吴任第二军(军长许崇智)支队司令；蒋在总部工作，后改任第一军(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兼军长)支队司令；在援桂战役中，吴任许部旅长，蒋任参谋长。1922年4月，中山先生率师北伐，师次桂林时，改任吴为桂林卫戍司令。广州来电认为陈炯明将背叛革命，投降曹吴，中山先生召开军事会议，李烈钧、黄大伟等认为陈不致谋叛，仍主进攻江西。蒋、吴则力主回师讨陈，巩固后方。经多次决定，中止北伐。中山先生遂以改道北伐为名，全军回师梧州。广州方面大员，亦以陈无显著谋反迹象，仍主继续北伐；蒋、吴仍坚持不可。终以多数倾向前一主张，中山先生遂决定免去陈炯明部分职务，取道韶关继续北伐。蒋以此负气弃职离粤赴沪，而吴仍率领所部由肇庆直下三水河口，向北推进。中山先生又命吴赴沪促蒋回粤。蒋初尚持观望态度，直到陈炯明围攻总统府，中山先生避入永丰舰时．才认为机会难得，悄悄地回到广东，此即所谓“白鹅潭赴难”的由来。

1924年，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共议国是。但他北上途中，段棋瑞为临时执政府执政。段对抗孙先生的民主革命主张，引起孙先生的极大愤慨。次年3月孙先生因病情疾发，终于病逝北京。吴当初为力促中山先生联段之一人，以后对此常引为遗憾，认为他对孙段联盟的幻想，是他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败着”。

蒋介石的密友和忠臣

早年具有一定反封建革命性的吴忠信，在中山先生逝世以后，一变而为蒋介石的密友和忠臣。他之所以成为蒋介石的密友，除上述历史渊源以外，首先是在生活上沆瀣一气。蒋对吴托妻寄子，如同一家。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曾寄寓上海法租界吴忠信的寓所。在他打算与宋美龄结婚时．国内舆论对其“离妻再娶、弃妾新婚”（大公报语），群起指责，吴亦曾极力反对，认为“大事未定，不宜弃旧图新，以私害公，自毁声光”。殊不知蒋与宋结合，正是一注新的政治赌本。接着蒋去日本，将前妻陈洁如和姚氏(蒋纬国的养母)的遣散问题，托由张静江、吴忠信处理，以10万元送陈赴美留学，另把姚氏安排在苏州，与吴对门望宇而居，由吴负责照料。蒋纬国拜吴为干爸爸，并由吴的好友罗俈子任蒋纬国的国学老师。从此吴蒋两家朝夕过从。日以雀战为戏，从不间断。在日军逼近贵州期间，蒋用专机送两家女眷避往兰州，也同居一处，直至抗战胜利，仍回苏州。蒋对吴的子女照顾也很周到，在吴的大女儿高中毕业后，由蒋送往美国留学，并负担其全部费用。大陆解放后，其大女儿回国在华中工学院任教。

其次是由于吴对蒋降心相从，“忠诚可靠”。在粤军任职期间，吴已察知蒋的野心大，妒忌心强，不能容人，曾向中山先生表示“此后不愿带兵”，实为回避蒋的锋芒；并曾向蒋表示“我不带兵。但我将坚决拥护你，海枯石烂，此志不渝。”此后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样，自然进一步取得了蒋的信任。吴与蒋相处，避免疑忌第一，谨小慎微，察言观色，希意承旨；除对个别老友及—二亲信以外，决不轻易向蒋推荐干部，以免扩张党羽之嫌。吴也不愿他的部下随便谈论粤军时期与蒋平起平坐、有时甚至在蒋之上的历史关系。1944年，我在新疆曾发表一篇《国庆献辞》颂扬他的革命经历，仅提到吴与中山先生的关系，如任首都警察总监，领导肇和军舰起义以及中华革命党时期对革命的“贡献”；对涉及蒋介石的粤军经历，则略而不谈。事后，他对此特加赞许地说：“这样很对!很有政治头脑！”在吴心目中的“政治头脑”，实际上是一种官僚政客的登龙术。吴对蒋虽不轻于进言，但为了蒋的利益，也有足够勇气言人之所不敢言。

第三，他虽是蒋的密友，究竟不同于蒋的策士；他虽是蒋介石时代的不倒翁，但又不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要角，而是可冷可热，贵贱由人的；蒋用得着他就上台，用不着他就投闲置散，决不强作干求。1927年，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曾一度出任淞沪警察厅长，不久以警厅改隶上海市府而去职。其时，蒋、桂，蒋、汪及与西山会议派之间斗争激烈，曾有一个较长时期他仅以一个导淮常委、监察委员等位置，充当了一个周旋于桂系及阎、冯之间的一个经纪人式的人物，也可以说是用其所长。同时蒋宋结婚不久，让他闲居苏州，作为弃妇的管家人，也很有利。而吴在此时开始谈佛学诗，并请张大千替他画了一幅“恕庵礼佛图”(吴的左右相互间称他为“恕公”，据说他在四·一二政变后，不愿看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因有此别号。因此，这是外间所不习知的一个别号)，俨然忘情世事。1929年，蒋派他出国“考察”，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周游欧美各国，为吴出任方面大员准备条件。1932年两广取消独立，蒋政权进入空前稳定阶段(对国民党内部来说)，当时安徽的陈调元对蒋已失去作用，乃令吴继陈为安徽主席。吴任职年余，一再请辞，后恳切表示争取在蒋的左右效劳，蒋始允所请。吴自视甚高，以为如在蒋的左右担任一个部长、秘书长之类的职务，可以随时参与机密，挟蒋自重，投大资、赚大钱，结果蒋却派吴为南昌行营参谋长。吴以责任太重请辞，改派为行营总参议，仍回苏州过了一年多的闲居生活。其间只到南昌—次，庐山两次，都是应蒋电召而往。1935年，长征红军入黔，蒋为了乘机撤换王家烈，并抵制桂系，又能就近沟通桂系关系，发表吴为贵州主席。吴表示不管军事，乃推荐顾祝同兼任贵州绥靖主任。同年吴又被推选(实际是指定)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吴改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这虽然是一个冷衙门，但吴自审他已不能指望仅凭蒋的私交置身于枢纽重臣之列；即使偶居要津，也必不能久于其位。不得已而求其次，反感到对边疆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作一点羁縻工作，既不负大责任，也不会出大乱子。自以为还有一些作法，积久还可以成为一个边事通。置身于派系争夺之外，位高政简，甚为得计。

因此他就任后，开始作长期打算，乐此不疲。1944年．新疆结束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30年来的割据局面。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蒋对新疆省主席的继任人选，终于在各方面逐鹿之下，决定以无野心著称的吴忠信继任。而吴对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一职，还要求不开缺，并荐罗俈子“暂代”。这一作法，显然是把蒙藏会这块冷猪头肉看作禁脔，不许他人染指。但如果把罗提为正式的“特任官”，又提不出来，只好采用这种形式，既垄断了边事，又酬答了老友。

吴平时不轻易向蒋卖私交，临到这种紧要关头，则作一次大的运用。1946年，交卸新疆省主席。1947年任国府委员，仍在幕后继续操纵边事。直至解放前夕，改任总统府秘书长，总算实现了最高幕僚长的宿愿。

蒋介石三次下野的参与者

蒋桂之间的缓冲人从广东革命开始到蒋介石逃离大陆以前，蒋桂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处于打打停停、勾心斗角的状态。蒋介石前后三次下野，不同程度地都与蒋桂矛盾的激化有关。而吴忠信却在他们之间自始至终地充当了一个调解缓冲的幕后人。如前所述，在援桂战争中，吴在广西为时不过7月余，但击溃了陆荣廷的军力。桂系的旧人物从此没落，桂系的新人物李宗仁、白崇禧等从此崭露头角。在这时都与吴建立了友谊关系。这件事不仅对吴忠信的政治生活，甚至对于中国政治上许多大事都曾发生作用和影响。吴一贯认为桂系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坚主蒋李团结，“合则俱存，分则两败”。吴曾提出“李应拥护蒋，蒋应信任李”的口号，虽然一切替蒋打算，但也遇事为李帮忙，其目的无非是挟蒋李以自重。

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事变以后，宁汉分裂，武汉政府派兵沿江东下，蒋介石、李宗仁便将进占徐海各军撤回，准备迎击；但蒋为了缓和各方面的攻击，仍暂留驻津浦路军队，强作抗拒北洋军的姿态，而在南京的李、白则采取从中取巧、极端暖昧的态度，实际上是逼蒋下台。其时吴忠信奔走津浦道上，对当时已有异志的何应钦部下的刘峙、顾祝同等分别摸底。他们表示仍将对蒋继续效忠。吴认为事有可为，稍假时日，李、白终将迫于形势，知难而退。乃劝蒋以退为进，只有这样，才能“以德服人”。蒋下野后，1928年初，终于在蒋汪合作和贺贵严、刘峙、顾祝同等的支持下“东山再起”。李宗仁首先由武汉去南京，与蒋握手言欢。八·一三抗战爆发那天，蒋介石尚举行小型家庭宴会，约请吴、贺、刘、帧等极少数人参加。据说这一天是他第一次下野的纪念日。

1928年10月，蒋派吴北上主持改编华北军队，此后又参加了蒋、冯、阎、李的小汤山会商，翌年1月又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编遣会议，吴都力图对桂系多所照顾，贯彻其“蒋应信任李”和“以德服人”的主张。但结果不好，以李济深被扣为导火线，蒋桂战争即起。

1931年5月，宁粤分裂，其时吴忠信刚由欧洲回国，便—面劝蒋让步，一面对李、白进行工作。当时汪精卫、孙科主和最力，古应芬、陈济棠则表示冷淡。在上海会议前后，广州集团都曾有激烈斗争，李、白确系采取支持和谈的态度。终于蒋介石履行了下野诺言，两广取消独立。在蒋下野后，吴曾去奉化、杭州与蒋晤谈。吴常自诩此次“团结工作”的成功。吴对蒋、桂长期内战感到不安是事实；但事实上，白崇禧在桂军失败之后，偏促于广西老巢，李宗仁客居广州，仰人支助，无力与蒋介石争长短；而蒋当时铁拳密布，羽翼已成，与第一次下野形势迥异，与其说是被迫下野，不如说是以下野相要挟。终于经第二次蒋汪合作的烟霞洞会议，不逾一月，卷土重来，穷凶极恶，变本加厉，吴忠信所能起的作用不大。

调和黔桂关系。1935年蒋介石发表吴为贵州省主席，其目的为抵制和沟通桂系，已如前述。当时吴曾明确向蒋表示：“我来黔为了调和你们(指蒋、桂)之间的关系。如双方将来万一兵戎相见，我即离开贵州。”吴对黔、桂道上的专、县人选如贵阳、贵定、都匀、独山的县长、专员，一律以“自己人”充任，后来任吴忠信秘书长的曾小鲁，即系当时的贵阳县长。而邻近广西的平舟、长寨两县县长，则以桂系推荐的人选充任。广西一向依靠销售贵州的鸦片为军费来源．当时虽已取消特税，成立禁烟督察处，实际是变相的鸦片专卖。桂系驻黔代表的主要任务，即系利用公车贩卖私货，运销鸦片。从上述专、县人选布置来看，吴、桂双方对此已有默契。1935年吴去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大”后，取道香港赴广西，由白崇禧陪同，遍历南宁、武鸣、柳：州各地，以参观借鉴为名，实际是为了交欢李、白，企图缩短蒋、桂之间的距离。但由于蒋、桂裂痕已深，1936年夏天，双方剑拔弩张、战云密布。吴乃请求入京述职，意在向蒋进言罢兵言和，并假道广西，告以此行任务，谓“如不能达到和解目的。决不回黔”。见蒋以后，双方调兵遣将益急．广西终于发动了“六一事变”，而蒋反要求贵州断切广西鸦片供应，迫使广西屈服；吴则坚决请辞。逗留南京两月之久，后被调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西安事变时期，桂系对蒋态度表现较好，吴曾引为自慰。1937年冬，蒙藏会西迁重庆，吴乘小汽车迂道广西西上，负有慰问桂系和协商抗战兵源的任务。此后蒋、桂关系逐渐好转，直至1947年，蒋又派吴与桂系协商指定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候选人问题，小有分歧，吴仍坚主根据桂系意见作决定，党团方面亦无可如何。而在副总统选举问题上，蒋桂之间又爆发了最大最后的一次斗争。在国民大会开会以前，李由北平派专人找吴帮忙，据王捷三回忆他助李竞选的情况，谓李派他“飞南京找吴忠信、戴季陶，说吴会帮他，只须对吴表明他的竞选决心，请吴向蒋为力就够了。对戴则另以金佛相赠。”但在国民大会开会期间．我曾向吴谈到正在助李竞选，而吴却表示：“该不是白费气力吧?”事后才知道，吴向蒋进言：“十多年来，李德邻对你已倾诚相向，只要你信任他，孙哲生或李德邻做副总统都一样，必欲偏孙抑李。徒示人以不广。”蒋却答：“这是你这好好先生的想法。”吴碰了一个软钉子。

劝白崇禧就任华中“剿匪”总司令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迁怒于白崇禧。调白为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很不高兴，负气去沪，拒绝到任。蒋派吴赴沪促驾，白不听，吴又建议找黄绍竑去做工作，白才翻然改图，赴武汉就职。黄绍竑的回忆录也谈到此事。

劝蒋第三次下野

吴忠信参与蒋介石第三次下野的经过，张治中、黄绍竑、刘为章诸先生的回忆录都曾谈到。1948年冬，淮海战役进入决定性阶段，南京岌岌可危。为求偏安江南，苟延残喘，蒋又准备作第三次下野。吴亦乘机促其急流勇退。并曾以此试探李宗仁。在这种时候，蒋又要吴接任总统府秘书长。

这里附带叙一件事。可以说明吴当时对蒋的态度。我当时曾在立法院提出废止“临时条款”的提案。临时条款原是国民大会通过的补充条款：“为了戡乱需要，总统有权不经立法程序颁布代替法律的命令。”(大意如此)相当于美国国会对总统的“授权法”，实际是否定宪法作用，为虎添翼，替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铺平道路。在报纸刊布了这个提案的讨论情况后．也就是吴忠信接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前夕，吴约我在顾祝同家吃饭，同座却只有吴、顾、朱家骅和我四人。吴私下对我说：“你的提案蒋先生看了很生气，侍从秘书找到了我和朱先生(我是吴、朱的旧部)。这个案子影响很大，最好你能把它撤回。”我踌躇地说：“案子已经成立，已经不是我一人的主张，如何可以撤回?”吴说：“难道不可以找联署的人都说说吗?但不要谈到蒋先生。”我说：“这样做有好处吗?不但没有效果，而且也不一定有必要。蒋先生不是说要搞民主吗?美国人也要他搞民主。有了临时条款，宪法就成了废纸，连这一点假面具都撕破了，还叫什么民主?”吴听到美国人几个字，激动地说：“美国人要我们搞民主，不是为了支持蒋，而是拆蒋的台。听说司徒雷登正在支持李德邻上台啦！”我说：“依我看，这个局面蒋先生迟早干不下去，吴先生和他关系好，和李德邻的私人情谊也不错，是不是可以劝他急流勇退，于国于民，甚至对他自己都有好处。”吴说：“蒋要我作秘书长，正是为了要我应付李德邻。”但对“劝退”问题，避而不答(直至1949年5月，在广州与吴见面时，他才正面告诉我：“蒋先生下野是我促成的。”)，却扭转话题，加重语气地说：“不管怎样．要同共产党打仗，就不能讲民主。为了对付共产党，就不能不采取种种紧急措施。你想，让立法院咬文嚼字地‘二读、三读’行吗?你们要取消临时条款，实际是替共产党说话。”我说：“不是有人骂我是共产党的尾巴吗?其实，我只是反对一味打内战。”吴说：“我并不相信你和共产党有关系。现在还不迟，好好干下去，是有前途的。”马上他又扭转话头：“听说立法院边政委员会有人反对周彦龙(即周昆田)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你应该替他疏通疏通。他对你谈过吗?”我说：“反对的意见，总是免不了的，但是问题不大。”至此，吴又拉转活题：”那个提案究竟怎么办呢?总不能让我交不了帐吧。”最后还是由我提出办法：“现在提案已经交付审查，实际是不可能通过的，最好由顾先生或与朱先生联名设一便宴(顾是当时的参谋总长)邀请提案联署人谈谈，一面电告立法院秘书长把它压一压，大家不催他就是了。立法委员不听话，秘书长总不能不听话。”他认为这个办法很好，连声表示赞同。可见吴忠信当时还在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为他自己继续保持边事，呕尽心血。

在吴接任秘书长前后，李宗仁为了重演“逼宫”故事，曾通过白崇禧一再致电吴忠信、张群从旁促蒋引退。蒋在此内外夹攻的形势下，欲再恋栈已无可能，乃派吴、张与李、黄协商下野通电的“措词”问题(黄绍竑说是“善后”问题)。为“代理总统”或“暂代总统”这几个字往返磋商，一直拖到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最后结束，蒋军几乎全部被歼，毛主席发表了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以后，迟至1月21日，蒋才难割难舍地发出了下野通电，离开了“总统宝座”。

蒋离京后，吴即不到总统府办公。在孙科下台前，部分立法委员掀起反孙高潮，继任人选如吴与张群、张治中、何应钦均有呼声。据吴的幕僚说，蒋意由吴组阁。蒋之所以要吴作秘书长，即是为吴组阁准备条件。吴可以在蒋下野之后，继续在蒋、李之间起桥梁作用，造成一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的局面。而我总认为吴组阁的可能性不大，结果以何应钦组阁。1949年5月，我在广州东山和吴见面，曾以组阁之事相询，吴不否认，但也不正面回答，仅谓：“蒋下野后，局势急剧变化，我作秘书长已无作用，我也不能作李德邻的秘书长。”意即不愿屈居李下，实际是暗示“要我作行政院长是可以的”。根据当时形势来看，不管蒋的真意如何，吴曾作过组阁的准备是事实。终于因估计错误，李并无意“借重”。

关于上海方面第一次和谈代表人选，吴、张(群)亦曾有所商酌。国民党党外人士初步拟定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主要由于他们都是“社会贤达”。而吴与章、江均有旧谊，且素重他们的诗文，抗战前后他们之间常有往还，这与章、江的提名也有关系。吴与章曾同轮出国，章有“在太平洋舟中赠吴礼卿”一律：浩气当空月一钩，太清虚浑太平舟。倦游王粲谁青眼，凿空张骞已白头。作觉同行输李郭，更惊俱逝感陈刘。劫灰欲尽心难冷，且喜吴刚斧未收。

此诗坦率地描绘章先生自己的个人怀抱，颇为难得。“陈刘俱逝”一句，虽系泛指，但用于章、吴二人之间，疑系着重孙、黄，章接近黄派，而吴又曾师事孙、黄，故云。江有赠“吴礼卿主政新疆”一诗：末路近堪知虏运，边疆今最重邻交。玉关柳上宜添种，哈密瓜甜莫浪嘲。定远功名当日事，期将尊俎代弓鞘。

首句系指抗日形势，可谓智者。

在吴辞去秘书长后，曾两次去溪口。第一次与张冶中先生同行，曾会同劝蒋出国。吴表示不愿担任和谈代表，蒋亦同意，不久，张为和谈事再去溪口，而吴巳先在；张回南京而吴仍留，主要是陪伴宽解性质。根据吴一生的表现，在蒋失势时，非常卖力，有人说他是一个烧冷灶的专家，而吴自以为是一种“起码的做人风格”。1949年4月8日，毛主席对张治中等发表谈话，谓和平协定签字时。须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及吴忠信等到北平参加。可见当时中共对吴还是寄予希望的。

此后，吴曾代表蒋赴广西促李宗仁回粤。1949年7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非常委员会”会议。推蒋介石、李宗仁为非常委员会正、副主席，阎锡山、何应钦、张群、孙科、陈立夫、于右任、吴铁城，、邹鲁、朱家骅、吴忠信等为委员，实际这是代替国民党中常会的一个最高决策机构。吴往来于台湾、广州之间，继续扮演协调各方歧见的角色。去台湾后。吴改任总统府资政、国，策顾问、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以终余年。1959年12月逝世。

吴的筹边政策及其在新疆的统治

“筹边政策”是以吴忠信兼主任的蒙藏政治训练班(培养边事干部的一个专科学校)的一门课程。基本上承袭清朝的“理藩”政策，灌输蒋介石极其反动的“宗族主义”。他这个“筹边政策”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宗教至上、上层第一、拉拢削弱、分化同化”16个字。这一套，正是吴忠信的拿手好戏。

羁縻王公喇嘛。首先，蒙藏会列有一笔边疆政教领袖“展觐”（还没有说是“朝觐”）专款，专供作蒙藏王公喇嘛(附带对回、维、苗各族的阿訇、头人等)的拉拢和招待工作之用。抗战时在重庆城乡分设几个招待所，以东蒙、绥蒙流亡的喇嘛王公段其家属为主要对象，还把内蒙的章嘉呼图克图安置为国府委员。并设置驻京办事处。另以外蒙的迪鲁瓦呼图克图为蒙藏委员会委员，予以长期招待，并派人陪其“云游”西南各省名山古刹，尢微不至，企图为“规复”外蒙安置内线。但在我离汗蒙藏委员会以后，听说迪鲁瓦呼图克图终于乘间取道海防、香港复归外蒙。

蒙藏委员会委员一职，除用以安置上述王公喇嘛外，并以副委员长赵丕廉联系阎锡山、傅作义(阎任绥蒙指导长官，实际由傅负责)，刘湘的代表邱甲、龙云的代表李培天、刘文辉的代表冷融、杨森的代表李寰，也都是委员，实际上是吴忠信代替蒋介石对边省军阀拉拢搭线的工具。吴在贵州时，曾利用去南京开会机会，两次绕道四川，并去峨眉军官团就便与刘、杨诸人(他们是副团长或团附)搭线。其时参谋团入川，康泽的别动队喧宾夺主，刘湘曾请吴相助，改变这一情况。蒙藏会时代的上述布置，实际是搭线工作的继续。冷融被人刺杀，主要原因据说是他抛弃了刘文辉的立场倒向蒋介石一边，在一定程度上与吴对冷的工作有联系。

“圆满”的西藏之行。由于国民党的分化政策，九世班禅和十三辈达赖互相倾轧，班禅回藏为达赖所拒，最后死于甘孜。十世班禅在青海“转世”后，同样不能入藏，长期留居塔尔寺。1939年，吴忠信任主持十四辈达赖坐床的特使。他的随员由西康甘孜入藏作先行官，而他和少数高级亲信则取道云南、印度入藏，目的是为了借此与龙云、印度当局勾搭一番，但因此必须取得英国的过境签证(我为了办理此事，曾受到英国使馆百般刁难，迁延数月，始获结果。

十四辈达赖并未经过寻觅三个呼毕勒罕(即候选人)，再用金本巴瓶抽签确定的程序，仅由西藏摄政提出一人，由国民党政府加以认可。所谓主持坐床，只起到一种奉行故事、存其体制的作用。吴虽也利用此行取得藏方同意设置了一个驻藏办事处，仅在离藏前夕以一纸公文派孔庆宗为处长，通知藏方，即行东归。因恐另生枝节，对办事处的职权范围，并末及时提出确定。此后，办事处便不能起什么作闲，不但不能与清代的驻藏大臣比拟，甚至仅处于一种“门虽设而常关”的状态。至于班禅回藏问题．更是浅尝辄止，自然不得要领。而吴却对他的幕僚夸耀他的适可而止的哲学：“我的任务只是主持坐床，找拒绝了英国领事在坐床大典时平起平坐的无理要求，因而英国人完全没有参与达赖的坐床典礼。杜绝了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的藉口。我又设置了驻藏办事处，至少恢复了中断30年的驻藏大臣的精神，这就很圆满了。如果还要对班禅回藏和办事处职权问题斤斤计较，岂不是自讨没趣。”他有一首离藏东归的小诗：此行圆满东归去，全藏人民信佛深。遍眼荒山无一物，有心有愿作甘霖。

记得当时他在同盟会时期的老友、岭南画派创始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先生为“恕庵礼佛图”题三绝句：　　武烈文漠久轶伦，飘然解甲便归真。一龛礼佛空山里，度己还思更度人。雪城于役犯冰天，为国宣劳信独贤。化被遐方咸悦服，三生并证佛因缘。五载同僚佩亮清，筹边知不为功名。大千今正沧阿鼻，愿仗慈悲拯众生。

此诗对吴虽有过誉之嫌，但很能说明他的单纯宗教路线的政策，此行当时确曾受到英国驻拉萨的领事百般阻挠，并且要求在坐床时与吴分坐达赖左右，共同主持其事，吴坚决拒绝。结果英国人未出席坐床典礼，从而杜绝了英国人企图干涉西藏的借口。

拉拢马步芳，打通河西走廊。抗战期间，吴忠信奉蒋介石旨意，作了种种渗入新疆的准备，首先对流亡在内地、反对盛世才的原哈密、镇西警备司令尧乐博斯百般笼络，除由蒙藏委员会作为长期食客招待其全家外，并曾请准蒋介石由军事委员会给予名义，以示优渥。同时在蒙藏政治训练班增设回文班，教授维吾尔语文；继而增设天山调查组，企图派遣一批回文班学员作为进入新疆的前哨。在去电征求盛世才同意时，最初未作正面拒绝，迄至调查人员进入星星峡被挡驾，不得已退回酒泉，由原酒泉调查组兼领天山任务。

河西走廊，原系青海马家的势力范围：马步芳的部队驻酒泉、张掖一带，马步青的部队驻武威一带。他们割据称雄已逾十载，但是他们兄弟之间“豆萁相煎”，积不相能。蒋介石久欲去之，在盛世才露出反苏、反共的苗头以后，更亟思打开新疆通道。蒙藏委员会的酒泉调查组，除以宁夏的额济纳、蒙古和新疆为工作对象外，主要是对马步芳的驻军做工作。素以维系西北四马(青海的马步芳、马步青，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自负的朱绍良，久久不能解决把马家部队调离河西的任务。

1941年吴忠信以西北党政考察团团长身份出巡青海，乘机向马步芳献策，劝其“把河西交还‘中央’，可以此弹丸之地作为取信于蒋的进身之阶，有利于进一步问鼎中原，同时可以借刀杀人，达到剪除马步青的目的，一举数得。”马善其策。随即同吴同机到重庆，当面向蒋输诚。蒋对吴这一作法，大为激赏，曾在国民政府某次纪念周集会上，谈到中央各机关的工作成绩，评蒙藏委员会为第一。局外人不知所指何事。接着发表马步青为柴达木区屯垦司令，部队开入青海，并改编为骑五军；马步芳后又以种种诡诈手段取得了对骑五军的实际控制权。这是后来在新疆作恶多端的骑五军的演变经过。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部开入河西，驻扎酒泉，以李铁军为河西警备司令。至此，大体完成了蒋介石进入新疆的内部布置。这是1942年吴忠信陪同宋美龄去新疆完成盛世才反苏亲蒋的谈判，以及1944年继盛世才作新疆主席的重要伏线。

与宋美龄的新疆之行。1942年春天，盛世才电请朱绍良去迪化(今乌鲁木齐)面商投蒋密谋，接着又接受了蒋介石的军事建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至此盛世才反苏亲蒋已经进入公开阶段，只剩蒋、盛亲自见面问题。蒋介石为了取信于盛世才，1942年秋，派吴忠信陪同宋美龄亲自出马代表蒋介石与盛世才作了最后协议。在此前后，他们究竟搞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阴谋勾当，根据吴的幕僚人员透露，结合当时或事后蒋、盛双方所采取的措施。作如下介绍：

盛世才方面：作为盛世才反苏亲蒋的重要步骤，在1940年后。首先诬称支援新疆的联共人员(多系顾问，苏共当时称联共)是托派，逼令全部撤退；又以同样罪名逮捕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100余人，把中共派往新疆协助工作的人连同党外人士杜重远(诬为汉奸)一网打尽。其时盛世才的胞弟盛世骐已由苏联红军大学毕业回新，担任旅长职务，盛世才怀疑他对自己反苏亲蒋政策不利，故派人将他刺杀。一面诬称他的夫人与人通奸，奸夫暗害了盛世骐，借此杀掉他的夫人以灭口；一面却说“叛徒为了反对督办，连督办的亲兄弟都杀了”。后又发动一场大逮捕。不久，陈、毛、林、杜等都被秘密处死。所有这些刽子手的罪恶行径，据说都是盛企图以此向蒋表明心迹。即使是这样，宋、吴之行以及朱绍良几番活动，至少是听取和参与了他的反革命阴谋，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他的反革命决心。

蒋介石方面：宋、吴新疆之行的主要收获，是从军事、党务、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全面打入新疆。首先在军事方面，李铁军以河西警备司令改任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进驻哈密，并把预备第七师开入迪化的老满城。另在盛世才原有的军事干部学校的基础上改设中央军官学校第九分校，派曾经留英的军校毕业生龚愚为副主任，仍以盛世才兼主任。此外，对原以转运苏联援助物资为任务的迪化军用航空总站及伊犁分站，在盛世才反苏后，业务原已陷入停顿状态，但在国民党全面进入新疆后，反而加强了业务，增设了南北疆的联络站。

其次，在党务方面：宋、吴回到重庆以后，国民党中央积极筹备设置新疆省党部。同年冬天，派出一批省党部成员由梁寒操率领去新。1943年初春，正式成立新疆省党部。以盛世才为主任委员，黄如今为书记长，先后以于振瀛、林伯雅、童世荃、张志智、徐观余、金绍先、盛世骥、李英奇、宋念慈等为委员。国民党开始设置中央通讯社迪化分杜、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

第三，在外交方面：国民党早在迪化设有对外交涉员，在盛世才反蒋时期，交涉员吴蔼宸托故迂道伊犁经西伯利亚弃职离新。吴、宋新疆之行以后，改设外交特派员公署，首任特派员为清华毕业后留美的吴泽湘(后任古巴公使)，接着英美开始在迪化设领事。很咀显，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在新疆依靠美英帝国主义以对抗苏联。

第四，在政治方面：成立新疆监察使署，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带着学者面具的罗家伦为首任监察使。另以曾任经济部工矿调整处长、为官僚资本服务有功的林继庸为新疆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他还带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此外还派去了一批教授和医生。

第五，在经济方面：财政金融系统也进入了新疆。中央银行迪化分行经理为马彦章，新疆海关税务司初为丁贵堂，后为王某，新疆邮政管理局长为沈养义，银行监理官为朱绍良的女婿张宣泽。

上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人事配备，绝大多数是美、英、德等国的留学生，实际是为了对抗苏联和争取盛世才投下的一笔赌注。但在盛世才时期，并不能有所作为，仅仅被看作蒋介石势力进入新疆的一个象征。盛世才警务人员遍及全疆，具有极高权威。重庆为了取得盛世才的信任，答应不派遣特务去新(指军统、中统等特务而言)，省党部也不设特务机构－－中统室，甚至连一部专用电台也没有，这是宋美龄、吴忠信与盛世才的协议条件之一。

与此同时，苏联红军打退了希特勒的进攻，特别是阿山、塔城、伊犁三区的人民革命武装日益扩展，内外夹攻，迫使盛世才寝食难安，乃发动1944年的“八月事变”，逮捕蒋介石派往新疆以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建设厅长林继庸为首的党政人员50余人(军事人员未被逮捕)，企图以翻云覆雨的两面手法恢复过去与苏联建立的假的“反帝”统一战线，缓和三区革命形势，苟延残喘。但终于诡计不售，自食其果，结束了盛世才在新12年的血腥统治。

治新的三板斧。吴忠信就任新疆主席之日，首先以约法三章形式提出天理、国法、人情并重的方针。他认为革命（当然他不说是“革命”)是违犯国法，但是当政者也必须着重兴利除弊，做到合“情”合“理”。所谓兴利除弊，又以下列三项为当务之急。人们说是吴忠信的“三板斧”。

第一，清理监狱。吴忠信以为三区革命是“官逼民反”，是盛世才十年暴政、大兴冤狱的结果，因此首先着重清理监狱。对新疆各民族的重要人员如包尔汉、马良骏及其他有代表性人物提前释放。并任包为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马为省政府委员。对于一般在押人员则请军法执行总监部派审判团去新，经过审判程序再行处理。对在押的重庆人员亦不例外。个别的如赵丹、王为一、徐韬、朱今明等提前释放，是因笔者受洪深之托，而郭沫若又有信给吴，就这样顺水推舟促成的。

由于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根深蒂固，在没有根除旧势力之前，不宜采取过急步骤，这是蒋介石用农林部长之职给盛世才作为其下台过渡的原因。同样理由，吴忠信也不愿对盛世才的大逮捕采取简单否定态度。因此一面拉军法执行总监部共同负责，一面派笔者对狱中重庆派新的高级党政人员进行慰问，适当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并告以采取上述步骤的必要性，劝他们少安勿躁。在审判团到新后，他们才全部出狱。

审判团表面上是由军法部组织，实际上它的重要审判官均系徐恩曾手下的中统特务。其中一个大胖子陈某，据说是中统重庆区的行动组长；另一个叫李宏基，先后作过徐恩曾和陈立夫的机要秘书。他们的工作都受省党部新任组训处长谢永存(中统在新疆的头子)的指挥。新任省党部委员杨为，自命为“苏联通”，据说是共产党的叛徒，曾在中统局负责工作多年，在他到达迪化后，也参与了他们的策划。审判团的专用电台，即设在省党部内，其后即留作省党部电台。审判团的工作，实际上由谢永存一手包办。他们的任务是对狱中曾经倾向进步的地方人员作分化、争取工作，个别的还送请重庆予以安置，如以刘文龙、桂芬为国民参政员，曾任反帝会重要职务的宋念慈、何耿光，也送请国民党中央任用，听说还经过类似对付共产党叛徒的“反省”程序。对狱中的延安人员一律继续关押。

在毛泽东主席与蒋介石达成《双十协议》，张治中奉命去新进行和平谈判以后，才开始准备释放。当时蒋经国去新住在吴忠信的“新大楼”内，很忙碌了一阵，据说他的任务是为了对准备释放的、曾在苏联与他同学的共产党人作争取工作，杨为、谢永存等人也跟着团团转。自然是事与愿违。一直拖到1946年夏，延安人员才全部送回延安。这些反动措施，虽然不完全由吴忠信负责(中统人员是直接向中统局负责的)，但当时的省党部系以吴忠信兼主任委员，与盛世才时期相比，省党部已经变为一个特务公开活动的场所。

第二，宣抚地方。吴忠信到新不久，即成立宣抚委员会。以各民族头目如阿山女土司哈德万、蒙族乔亲王、满汗王(实际由满汗王的老婆乌静彬代替)等数十人为委员．并以民政厅长邓翔海为主任委员。宣抚委员会成立之日，吴忠信亲自吩咐笔者在《新疆日报》发表社论，译载维、哈、蒙、俄各版，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一面设置专款，滥支费用，进行招安式的收买工作，实际是他在蒙藏委员会时期羁縻喇嘛王公的老一套重演。

伊、塔、阿三区，是新疆人民革命的先进地区，也是吴忠信宣抚工作的主要对象。吴到达新疆后，迫不及待地派邓翔海飞伊，企图布置政治攻势，结果邓抱头鼠窜。吴忠信义分别以盛世才留下的主任秘书平戎为塔城区行政督察专员，以曾留学苏联的高伯玉为阿山区专员。与此同时，省党部也派出了塔城、承化两县的书记长，目的也是要他们配合进行招安和争取工作，特别着重争取阿山方面的乌斯满。高伯玉力图有所建树，首先把上述哈德万迭到迪化，吴忠信即以哈为宣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其时乌斯满以流寇形式窜扰奇台县北的中蒙边境，奇台县长王德淦，原系蒙藏政治训练班第一期蒙文班毕业是吴忠信的得意门生，对乌斯满也曾作了配合争取工作。但在吴忠信时代这一争取工作并无成效。1946年夏。高伯玉作为被宽大释放的俘虏回到迪化，其时已是张治中的政府，仅以私人关系，在笔者的家里住了几天，情况甚为狼狈。

“分治”是吴忠信宣抚政策的变型。由于宣抚工作毫无成效，吴忠信心劳日拙，曾想出一套“分而治之”的办法．企图以人为力下去隔离革命势力的蔓延。他建议蒋介石把新疆分为四省，天山以北各县为山北省，省会设迪化，天山以南各县为山南省，省会设阿克苏；昆仑山脉各县为昆仑省，省会设和阗；另以新疆东部并划进河西之一部，设安西省，省会设哈密。在分省未实行前，先设南疆行署驻哈什，并内定邓翔海为行署主任。吴尚把这一建议看作安新民策，自我陶醉，有诗记其事：“主政新强分四省，山南山北与昆仑，安西从此安磐石，立马天山尽故人。”但后以新疆形势急转直下，未获实行。

军事镇压是吴忠信宣抚工作的后盾。吴忠信对军事镇压是缺乏信心的。也可以说他在脱离粤军以后，再不想担任军职，在很大程度上是抱着佛家戒杀的思想对待共产党，反映在四·一二政变后，自号“恕庵”；他既不愿担任南昌行营参谋长，又不愿兼任贵州绥靖主任，都是从这一思想出发的。在他被发表为新疆省主席时，由于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新疆又是一个用兵省份，要想指挥盛世才留下的杂牌队伍与人民革命对抗，深感责任重大，便从蒋的侍从室第一处找一个蒋介石的嫡系干部于达充任省府委员兼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目的是要于对蒋直接负责；在他到新以后，又只从朱绍良手里接下省政府，把保安司令部留给朱继续代管。同时请准蒋介石让朱绍良常驻新疆，赋予处理新疆军事全权。实际是怕负军事责任。对军事镇压缺乏信心。

吴忠信也知道没有军事力量作后盾，省主席是站不住脚的。在他忙于释放各民族有代表性的人物、加强政治攻势的同时，而朱绍良对于盛世才的两个师长(其中一个叫宛凌云)并未释放，他责朱“不智”，意思是应该早些放他们出来好在军事上起作田。接着又极力主张调用青海马家军入新。表面的目的好像是偏重用他们拱卫后方，骨子里是想以青海的骑兵对付哈萨克骑兵，并据说，回、哈同属伊斯兰教，有利于“边打边抚”。这是吴忠信最毒辣的一手。由于这一反动措施；给新疆人民革命留下了深远的危害和影响。

吴忠信和马步芳互相利用、互相勾结的经过，以及骑五军的演变过程，前已述及。青海马家从马仲英开始，窥伺新疆已久，得到吴忠信求援消息，岂有天予不取之理，自然是一拍即合，因此青海骑五军大摇大摆地进入新疆。最初以一部分驻扎吐鲁番、托克逊一带，派伕抽税、征粮征草。一般人民群众对于过去所遭马仲英蹂躏惨状，记忆犹新，惊心动魄。马部不久即移驻北疆。其时骑五军军部驻在原预七师驻地——迪化市的老满城，军长为马步芳的外甥马呈祥。他头脑颟预，排场阔绰，在客厅高悬着“跃马天山第一峰”－－马步芳对他的赠旗，野心勃勃，意在言外。笔者曾以此向吴忠信探问，“新疆好容易结束了盛世才的割据局面，而现在又把马家军请来，是否引狼入室?”而吴却满不在乎地说：“不怕，我们对马步芳有办法。”

的确，骑五军是吴忠信统治新疆的一张王牌。当吴还在新疆时，骑五军即已开始执行其“边打边抚”的政策，马呈祥是支持乌斯满窜扰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的。他们企图扩大事态，嫁祸苏联，混淆国际视听，引起美国的干涉(正当马歇尔凋停国共纠纷期间)，有利于扑灭三区人民革命。先是乌斯满以乌合之众．经常为蒙古国防军所击退；经由骑五军派出军队。接济械弹，收集乌斯满的残部在奇台县北部的山麓进行训练以后。复进复退，开始有所俘获，并把俘获的人员武器空运南京，大肆叫嚣。他们硬说蒙古国防军使用的武器，是由苏联制造和供给；在他们进驻了北塔山以后，硬说是反抗苏联指使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新疆的入侵。这就是当时反动派一手制造的所谓“北塔山事件”的真相。这是在吴忠信离新疆后“边打边抚”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在吴忠信离新后．吐鲁番、托克逊、鄯善各县人民群众曾发动武装起义，据说马呈祥又曾派兵镇压，肆意劫杀，连避难于坎儿井的一般群众也不能幸免。同时以“天下穆民是一家”的口号进行欺骗宣传，实际还是“边打边抚”的政策的继续。这就是吴忠信所谓“对马步芳有办法”的道理。的确，吴忠信在1942年开始拉拢马步芳以来，关系日益密切。

在日本快打到贵州时期，蒋介石的弃妇(蒋纬国的养母)和吴忠信的大老婆避居兰州。即住在马步芳的驻兰办事处，不用说，她们受到了马步芳极豪华的供养；西北解放前夕，以马步芳代替郭寄峤任西北军政长官，也与吴忠信的撮合有关；接着周昆田奉蒋介石之命去迪化策动驻军作垂死挣扎，阻挠新疆的和平解放，实际也是以骑五军作赌本。我们可以说，吴忠信虽然早在1946年离开缰，但他对新疆反动统治的影响，并未就此结束。

第三，敦睦邦交。乌斯满原为盛世才时代的阿山专员，是哈萨克族的大地主和大牧主。他反抗国民党，同时也反苏反共，至多只能说是一个狭隘民族主义者，和人民革命特别和苏联不相干。吴忠信虽然知道了这一情况，因而采取争取乌斯满的作法，但对三区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总认为关键在于苏联，这是他提出“敦睦邦交”的主要着眼点。他的主要做法是在外交方面建议更换特派员，在省府方面，则从控制新闻入手。在把驻苏大使馆参赞、能说一口流利俄语的刘泽荣调任新疆外交特派员代替吴泽湘以后，由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规模大、人员多，特派员和总领事、副领事之间酬酢频繁，要搞好关系，就不能不开支一笔交际费用；而外交署经费短绌，捉襟见肘，吴忠信答应把盛世才遗留下来的高级烟酒、糖果、海味等送给特派员作为交际应酬之用。所谓敦睦邦交，如此而已。至于苏联总领事曾在与三区和谈中起重大斡旋作用，则是张治中到新以后的事。

在控制新闻方面，吴忠信最初以他的“灵魂”周昆田兼任《新疆日报》社长，后改以笔者为社长。在我调任迪化市长以后，则以他的主任秘书张振珮为社长，始终以“自己人”担任此职。报社接到中央社电讯，须逐日分送吴忠信、朱绍良核阅，不许登载指责中共的电讯，也不许刊布反苏反共的文字。不反共，固然从属于不反苏，但他们还有一种“家丑不可外扬”的观点，认为“兄弟阋墙”的国共之争是“家丑”，少数民族是外人。这只是表面一套，骨子里吴忠信一切从蒋介石的利益出发，与蒋介石一鼻孔出气；如果不是迫于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双十协定》，他就不会同意甚至进一步支持释放狱中的共产党人(据他说他也曾向蒋建议释放狱中的共产党人)；如果不是他已去职，他照样会扮演反苏反蒙的“北塔山事件”重要角色。

在他这种表里两面的思想指导下，他所任用的办报人员，自然也不会放过反苏反共的机会。在我担任社长时期，曾发表《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哲学基础》两篇论文。前一篇为了纪念国民党成立50周年而作，事前曾与吴忠信作长谈。其中议论部分说什么“共产党可以成为一个着重实行民生主义的党”，实际是从英美政党政治的观点出发，主张国民党外可以有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但共产党也必须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取消共产国际(按当时国民党人总不认为斯大林解散第三国际是真实的)；同时为了暗示苏联对新疆的“侵略”，借用“植物的生长须要一个有刺激性的环境，才能发育茁壮”作比喻，鼓动加强新疆国民党的战斗力，意在对抗苏联。后一篇是为了吹捧蒋介石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并曾用它在吴忠信亲自主持的纪念会作讲稿。它是儒家思想和唯心主义的杂拌，强调孔子的“五常”，管子的“四维”和“不忍人之心”等等，都是“维系社会存在”的规律。

1945年8月《新疆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日本投降的社论，我从所谓“人类爱”的观点出发，加上了“同种同文”、“不念旧恶”、“以德报怨”、“我爱我的仇敌”等宽恕日本军国主义的一段话。第二天蒋介石发表文告，也强调这一点，吴忠信当然意识得到这是为了扶植日本，打击中共，对抗苏联，达到顺利受降的目的，因此对这篇社论大加赞赏。

吴与国民党派系人物间的联系及矛盾

对政学系退让。吴忠信凭其国民党的老资格及与蒋介石的深厚关系，对国民党内部几个主要派别都不需要特别捧场，但也不敢开罪他们。政学系的杨永泰，作风泼辣，对吴不很尊重，因之吴、杨的关系素来泛泛。吴任行营总参议时，蒋初以参谋长相属，吴在不干军事、不直接与共产党拼刀枪的思想指导下，踌躇却顾，而杨为当时的秘书长，贺国光为参谋长。熊式辉以江西主席兼办公厅主任，为了便于控制，杨、熊当然不愿以吴易贺，吴因亦知难而退。此后吴长期闲居苏州，也为了避免摩擦。吴与张群的关系也不好。张担任上海市市长以后，吴即辞去淞沪警察厅长，表示不愿屈居张下。而在最后担任总统府秘书长时期，对于李宗仁的折冲联系工作，不得不与张共同策划，实际在政治手法上，蒋对张的信任殆胜于吴。

对黄埔系统迁就黄埔系为吴的后辈，一般很少接触。在边事系统内，当时参谋本部的边务研究所为一派，实际上为军统所操纵。蒙藏委员会作边事情报的机构－－调查室这一阵地，从吴忠信时代开始，即为他们所占领。吴忠信在新疆时的警务处长胡国振、省会警察局长刘汉东，是军统在新疆的两大头目，吴忠信以警察界老前辈自居，只要军统不同他捣乱，他也就事事为军统着想，甚至为他们打掩护。对军统和入新部队利用军车贩卖私货置若罔闻；《新疆日报》接到揭发胡国振等人利用权势，轮流诱奸警官学校女学员的稿子，向他反映后，他也装聋作哑，实际是不让披露。

对CC看风使舵。CC系的陈立夫、陈果夫，系陈其美的胞侄。吴在上海秘密革命时期，陈果夫任上海某钱庄的跑外，后任张静江、虞洽卿开办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吴以前辈资格，对他们常有所差遣；此后二陈在蒋的左右炙手可热，对吴始终尊而不亲，特别在人事争夺上，对吴毫不客气。在吴出任新疆主席时，各省府的厅委，一般是经由陈果夫主持的侍从室第三处提出人选，最重要的标准是要经过中央训练团高级班的训练，亦即是说，要经过CC染色。以吴忠信为首的新疆省政府的一套班子，除财政厅长暂由盛世才的旧人彭吉元蝉联外(卢郁文是后来补上的)，民政厅长邓翔海、建设厅长余凌云、教育厅长许莲溪都是CC分子，就连周昆田也是因为高级班出身，才被安排一个委员。此外，原案还安排了一个秘书长。吴非常气愤地提出抗议：“要我作主席，连一个秘书长都不让我带吗?”最后通过陈布雷的转圜，才变更了原案，改以曾小鲁为秘书长。最初曾只是一个空头秘书长，委员还是后来补上的。吴既自任省党部主任委员，当然也愿意有一个与自己有历史关系的人作书记长更好办事。笔者系朱家骅时代派往新疆的省党部委员，与当时的组织部长陈立夫素无渊源，吴曾采取迂回方式，根据出狱书记长黄如今和一些省党部委员的建议，提请重庆派我代理书记长。陈立夫不好不同意，但对此仍不放松，不久还是另派了新的书记长。吴又曾提周昆田、曾小鲁为省党部委员，事阻数月，才勉强通过。

以上是吴忠信为了引用“自己人”不惜与CC抗争的事例。但在朱家骅与CC争夺六全大会代表和新疆教育厅长时，便表现为不愿迁就朱而得罪CC。六全大会代表终于没有黄如今。也借故推托了朱家骅提议以包尔汉代替教育厅长许莲溪的打算。

自立门户与戴季陶及各边事派别对抗在边事方面，除上述边务研究所派以外，还有戴季陶领导的新亚细亚学会派和张西曼领导的边疆学会派。戴为九世班禅的佛门弟子。1936年班禅在南京主持“时轮金刚法会”，戴以考试院长身份，对班禅公开顶礼膜拜，颇不理于人口，而戴却以此包揽边事。吴、戴本为陈其美时代的老搭当，因此吴也就遇事问问戴。当时有人戏称戴为蒙藏委员会太上委员长，吴不以为忤。不久班禅死于甘孜，蒋命戴代表前往致祭。戴大张旗鼓地组织院长行辕，仪仗扈从，威仪甚盛，所过之处，地方官吏必须隆重接待，略如接待钦差大臣；曾以康定县长办差不力，致电西康当局予以撤换，同时把自身穿着的皮袍撕成碎片，付之火堆，一时传为笑谈。戴以此迁怒于吴，认为吴事先未作周密布置，有意恶作剧。

此后，戴又推荐太虚法师为蒙藏会委员，吴以作为政治和尚的太虚在蒙藏宗教上作用小大，未予同意。西安事变时期，传说戴曾附和何应钦的主张，力主讨伐张、杨，被宋美龄看作是不顾蒋的安全，企图取蒋而代之的坏主意。从此戴见疏于蒋，吴对戴更加“敬鬼神而远之”。抗战时期，吴在边事上自立门户，组织中国边政学会，自任理事长，延揽中大、武大、复旦、西南联大及中央研究院等学术单位，以关于历史、地理、社会、民族、人类学方面的知名学者如顾颉刚、吴文藻、吴其昌、丁西林等人亢任理监事，并出版《边政公论》月刊。吴曾借此请蒋拨了一笔数字不小的特别费，因之在吴去新疆后，刊物仍能继续发行(后来台湾还在继续发行)，以此与戴及其他边事派别分庭抗礼，反觉后来居上。

实际当时的大学教授，生活清苦，《边政公论》的稿酬比较优厚，足资维系。而他们一般是由吴的几个出身大学的部下，辗转串连而来，在摸清了吴的底子以后，情绪逐渐低落，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不大。吴在新疆又曾以同样方式组织天山学会。吴本非诗人，胜利还都后却亲自编写其历年有关边疆部分的小诗，印成小册，企图以此藏之名山，也都为了有利于垄断边事。扩大影响。

与朱绍良的矛盾。从盛世才揭开假面具反苏亲蒋以来，主要由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代表蒋介石与盛世才打交道。特别是“八月事变”以后，朱绍良一再周旋于蒋、盛之间，经过许多努力，终于把盛世才送到重庆，不能不说是“应付有方”。在1944年8月底，重庆发表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以后，吴对新疆局势拿不稳．委托朱代表接收盛世才移交的省政府和保安司令部。当时朱曾请吴的秘书长曾小鲁先与同行，而吴仍泥其行。实际是坐看风色，以策万全。因此朱颇以完成新疆统一的功臣自负，作诗尚有“九度天山”之句，(意即九次飞越天山，来往于内地与新疆之间)自我欣赏，言外之意，是吴忠信坐享其成。而吴对朱却始终采取利用、敷衍、敬而远之的态度。在他到新以后，即以新大楼的新主人自居。新大楼一直被看作招待贵宾和“自己人”的禁地(张治中和蒋经国等去新都住在新大楼)，对朱绍良则长期听其侷促于东花园一隅，相形之下，主客异势。以上是他们之间矛盾摩擦的开始。从此勾心斗角，矛盾日益加深。在吴忠信方面，对当时的客现形势，自然是作过一番估计的。

在实力方面，朱绍良虽是司令长官，但他所指挥的是胡宗南的骄兵悍将，实际是一个光杆子长官。而吴忠信却有青海的骑五军作王牌；在资历上，朱绍良虽也是蒋介石的死党，但与蒋究竟是部属关系，而吴蒋则系微贱之交，称兄道弟、托妻寄子，如同一家。因此吴有所恃而无恐。特别由于朱在兰州，声名狼藉，老婆女儿，骄奢淫逸，巧取亲夺，秽恶彰闻，蒋对此甚为不满，吴对朱更无所顾忌。

也许可以说，朱吴矛盾的表面化，开始于保安司令部的管辖问题。吴忠信之所以让朱绍良继续代管保安司令部，除如前述怕负军事责任外，还由于判断情况错误：把保安部看作内地各省一样，只是省主席的兼职衙门，没有什么油水，不愿搞这种有责任而无实惠的事。所以请朱继续代管，借此还有敷衍朱的作用。但在站稳脚跟，摸清情况以后，发现省政府只是一个空架子，而保安部的前身－－督办公署，原是盛世才的巢穴，是盛在新疆多年敲骨吸髓、惨淡经营的结晶，留下大量的物资礼品(苏联毛毯、库车紫羔等)和海味、洋酒、洋烟、糖果等，其池家底子也很厚，是一块大肥肉。

宋的左右利用代管机会上下其手，吴方有时想以保安部的有余，补省政府的不足。挹此注彼，反受朱方的牵制。因此必须改变这一情况。吴忠信很快结束了“代管”状态，接收了保安部。但为了不着痕迹，吴采取把私人图章交曾小鲁专用，继续代管保安部行政事务的方式，表示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为“长官”分劳，另一方面，在军事上仍由于达对“长官”直接负责。于达为蒋的嫡系骨干，朱也无话可说。这样既取得了行政上的实权，又摆脱了军事上的挟制。

与此同时，吴朱矛盾还表现在人事上的争夺。第八战区兵站总监班淦。原是朱绍良的老婆、女儿的“招财童子”，不但经常挨朱的辱骂，还挨过朱的耳光。但朱想用班代替彭吉元为新疆财政厅长，由班以安徽同乡关系直接向吴活动，吴却不子考虑，间接给朱碰了一个软钉子。对朱的头号红人－－他的大女婿张宣泽，表面让他以省府委员兼迪化市政筹备委员会主任，但长期拖着不设市。在吴忠信带领人马浩浩荡荡地出席六全大会时，将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委员职务，交由曾小鲁、金绍先分别代行。表面上推重“长官”坐镇新疆，实际是对朱有所疑忌，保持戒备。

正在这一期间，《新疆日报》根据吴忠信的秘书张世杰的《读者投书》以短评方式指责朱的参谋长向超中在小汽车上左抱右拥地挟妓女招摇过市；揭露班淦和张宣泽秘密勾结重庆派驻迪化的金融机构，利用新疆与内地货物差价和军用飞机汽车兼营商业．买卖黄金，操纵物价等事实。虽然隐去了向、班、张等姓名，仍然大大激怒了朱绍良。他在一次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提出办报方针问题，仍以“家丑不可外扬”为理由，查询和指责短评事件。我只轻描淡写地作了说明，会后又拒绝了张宣泽要交出投书原稿的要求，最后发展到朱的副参谋长汤位东竟以手枪威胁我。但在吴忠信回到新疆后，却并不认为《新疆日报》做得不对。不久，班淦“东窗事发”，被蒋介石以“利用职权，贪污舞弊，投机倒把”等罪名枪毙于兰州。从这件事发展经过来看，实际是反映了吴、朱之间的尖锐矛盾。

1945年秋，吴忠信突然宣布迪化设市。照理，市长应由张宣泽担任，但由于吴、朱疑忌已深，就连这样一个市长也靳而不予。吴在表面上，也曾征询张的意见，张照例谦逊一番。实际此人并无“大志”，他以“长官驸马”身份，善于搞一些幕后小动作，当时局势不稳，市长守土有责，不免有些踌躇。吴即顺水推舟，推出笔者来作市长。最后蒋介石以与吴忠信关系密切的参谋次长郭寄峤调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代行朱的职权。朱绍良便离开了新疆，显然是吴忠信赢得斗争的胜利。

吴的“合肥”精神

促段祺瑞南下。有人谀称吴为继李合肥、段合肥之后的吴合肥，吴欣然色喜。吴忠信居常以“兼容并包”，自勉勉人。在蒋介石时代．他对段棋瑞及安福系诸人继续做争取工作。吴在安徽时任用的专员、县长，以段系推荐的人为最多。许世英原籍贵池县人。那年适逢许的父亲逝世，吴远道专程前往吊丧，致送厚礼。亲为“题主”。吴向蒋进言，按月对段致送多金，并对寄居上海的许世英、梁鸿志、李思浩、曾云沛及段的儿于、侄儿等每月致送三五百元不等，总数在5000元以上。九·一八以后，段有被日方利用的可能，感于蒋方的一再敦促，于1933年毅然南下，车抵浦口，蒋亲到澄平轮上欢迎，同车入城，下榻励志社。段于当天上午谒中山陵，以补偿其8年前因“靴子穿不上”而未往铁狮子胡同吊祭的遗憾。次日，蒋以专车送到上海住福开森路陈凋元宅。不久，吴亦亲往晤段。至此，吴始认为这是做的一件“有益于国”的大事。此后，许世英任驻日大使、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亦与吴的撮合有关。

对李鸿章景仰。李鸿章的侄孙李芋龛，喜算命看相。吴、蒋的命都算过，公开谈论他们的流年吉凶祸福。抗战时期，经常与吴同车往返于重庆城乡之间。是吴一个清客式的幕僚。车的兄弟李家友曾在哈密某银行任职，李芋龛向曾小鲁推荐他为税务局长，曾与当时财政厅长卢郁文商量发表他为某县税务局长，但在他向吴忠信辞行赴任时，吴始知其事，却坚持不可，马上收回成命，自以为在兼容并包中仍严守一定分际。实际是死的李鸿章不如活的段祺瑞。

为卫立煌缓颊。卫立煌亦合肥人，初从军时即在吴部下。由于蒋的赏识，不次超迁，抗战时期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八路军某部也曾归其指挥。据说卫曾特批给八路军某部一批枪枝弹药，深为蒋所不满。某次回渝述职，受到蒋的冷遇，仅由吴招待住在蒙藏会官舍马鞍山“平庄”。当时蒙藏会的总务处长江养正，原任卫的军法处长和驻京办事处长，系由卫向吴推荐改任此职。卫的参谋长郭寄峤，亦合肥人，在吴忠信、朱绍良发生摩擦期间，郭任参谋次长。蒋调郭为第八战区副长官，代朱驻迪化，即为了缓和吴、朱的矛盾。吴离新后，郭改任甘肃主席。在卫任东北行营主任时，惨败于解放军，只身潜回南京，蒋怒极，将其囚禁于清凉山某宅。吴同情卫，一再为卫缓颊，蒋余怒未消谓：“此人不办，何以整军?暂予羁留，已属宽大，此后勿复为言。”碰了一个大钉子。

与张治中交厚。张治中，巢县人，为合肥邻县。吴、张平日关系亦深。在张治中主政湖南发生“长沙大火”期间，举国舆论沸腾，吴极为关切。张治中的胞弟张本舜，为吴在安徽时的公安局长、在新疆时的财政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治中赴新主持和平谈判，同寓主席官邸新大楼，与吴同起居、共饮食。对朱绍良吴则听其长期促居东花园，迥然有别。吴对张的和谈方案，和释放被盛世才关押的中共党人，也都曾取得一致意见。吴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前后，促蒋引退、劝蒋出国，亦常与张采取共同行动。

吴忠信的班底

可以说吴忠信没有班底。在他出任新疆省主席时，张治中曾婉言相告：“你以一等大员出任封疆大吏，须要有一个一等班子，才能配合得上。”意在劝他找几个得力干部。由于吴不搞派系组织，平时对干部无积蓄，一旦出任省主席，临时配班子，便只有东拼西凑。选拔的范围非常狭窄，而他又不要地盘，对省主席五日京兆，他的幕僚总说他“无恒产，便无恒心”。对干部也就随用随丢，任各自去闯。但他也培养了一批边事干部(蒙藏政治训练班学生，一般都通晓蒙、藏、维语文之一种)，在新疆时开始用他们作县长、秘书、科长一级的干部。但由于他们所学的维吾尔语文，系由麦斯武德、艾沙等所传授，麦、艾原系维吾尔族的政治流氓－－大土耳其斯坦主义者，对维吾尔语文原无专门研究，他们所传授给学生的，多系阿拉伯的语音语法，与新疆道地的维族语言距离很大。以回文班“高材生”欧阳先来为例，在他担任南疆乌恰县长时，一度被当地维族人民误为土耳其人，把他看作是“东土耳其斯坦主义”者，闹了许多笑话。

在高级干部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

首先是蒋的亲属或可以对蒋直接负责的人员。曾任安徽财政厅长的王澂莹，为蒋的表弟，主要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依靠他向中央请求补助。在贵州特税取消后，省政府无法维持，不得已又拿出这张王牌，再度用他作财政厅长。又因新疆是一个要用兵的省份，主席兼任保安司令，指挥盛世才留下来的杂牌队伍，责任重大，便从侍从室第一处找一个蒋的嫡系干部于达充任省府委员兼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其次是合肥同乡。有一定学术气味，在安徽、贵州两度任教育厅长的叶元龙，即选自这一途径。周昆田当然也是合肥人。吴有两个叔父：一为吴叔仁，任蒙藏委员会委员，称为“三先生”；一为吴鲁书，任庶务出纳科长，兼管边疆政教领袖的交际和招待工作，称为“二先生”。表侄张国书任会计主任，还有几个侄子任科员。人们称为“一笼支，两本书，三世同堂”(合肥语音称老母鸡为老母支，两本书指鲁书、国书)。当时总务处长江养正(南通人，卫立煌的办事处长)很不以为然，改以高等文官考试出身的我(湖北人)接替吴鲁书的职务。在我担任立法委员时期，吴曾一再劝我：“不要提过激的提案，你做过国民党的省党部委员和市长，要想投靠共产党是不可能的。”

这里附带谈一个“裙带用人”的例子。吴的“新太太”有一位亲兄弟，由他供给到燕京大学毕业。在新疆时，先专任吴的私人秘书，后改任社会处副处长。在吴逃离大陆前夕，“新太太”要求把兄弟带去，而吴却说“各有各的前途”。话倒不错，这位兄弟留在大陆，确实有了光明前途。

再次为段系来源。吴在安徽时用段系人物特多，已如前述。曾任安徽秘书长、贵州民政厅长和赴藏特使行辕顾问的曹纕蘅，四川绵阳人，拔贡出身，有诗名，曾入段幕。曾小鲁亦川人也颇有诗名，长于书法。1928年吴随蒋北上裁兵，曹、曾均在北平，与吴时相过从。1931年以旧翰林冒广生关系，曾被聘为南京第一届高等考试的襄试委员，与吴进一步发生接触。不久曹、曾俱随吴去皖工作。曹有送吴度陇诗：“许国年年验鬓霜，祝公勋业迈文襄，补栽杨柳三千里，要认天山作故乡。”可谓善颂善祷。曾由安徽秘书、贵阳县长、蒙藏会委员直至新疆秘书长，步步上升。在吴任总统府秘书长时期，原拟予曾以印铸局长相属，因故未果，仍以蒙藏会委员名义帮办笔牍。在蒋下台之前，为作卷土重来之计，发表了一批省主席、绥靖主任、行营主任，以朱绍良为福州绥靖主任兼福建主席。曾未得吴同意，勉强随朱赴闽任秘书长，吴很不满意，认为曾“官瘾太大，等不得，冷不得，甚非作人之道”。显然是以他“全始全终，为蒋殉葬”的态度要求曾。

吴一般不为培养提拔干部向蒋说活，但为了把持边事也有两个特例。其一为周昆田，是他的机要秘书，也可以说是他的灵魂，系其表侄张国书劳动大学同学，在贵州时始入吴幕，其后任蒙藏委员会简任秘书、委员、新疆省府委员兼主席办公厅主任，1948年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其时立法院边政委员会有人反对他，吴替他撑腰，并要我为他缓颊。

1949年以吴故奉蒋命去迪化向军方秘密活动，企图阻挠新疆的和平解放，未能得逞，乃迂道印度回台湾，以“有功”升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这是吴有计划培养的一个“合肥系”的边事继承人。五六十年代又曾改以郭寄峤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看来“合肥系”确曾起过作用。可惜皮已不存，枉费心机。另一为罗佶子，吴以特别巧妙方式提罗代蒙藏会委员长。已如前述。罗系湖南人，旧举人出身，笃信黄老无为而治之说，任安徽民政厅长时，在一年多的省府会议席上，从不发言，一切由秘书代办。他们的友谊开始于吴在镇江任管带时期，辛亥革命后，罗任江苏总督程德全的秘书长，善于出“鬼主意”，是一个典型的绍兴师爷式的人物，一般称他为“鬼谷子”。吴的思想作风受他的影响最大，如果说吴仅是蒋的密友，而罗既是吴的密友又是吴的策士。由于吴曾荐罗为蒋纬国的老师，抗战时期蒋把罗交给陈果夫任侍三处的副主任，也长住在南温泉。当然他也曾向CC设谋献策，但究竟只是一个摆设，实际不能干预CC的人事布置。在吴任西藏特使时，罗任行辕秘书长。吴在新疆时的省银行总经理罗志枚，即系罗的儿子。总之旧社会的官僚政客，几乎没有一个没有特殊背景。

吴的家庭经济生活

园居生活。从以上各节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吴忠信是一个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大官僚。在他秘密革命时期，还未作“发财”打算，其时蒋介石、戴季陶等都附在陈果夫户名下秘密作投机生意，而吴仅依靠国民党的津贴维持生活，不够时，因与创办上海银行的陈光甫有私交，得到一些帮助。1927年吴任淞沪警察厅长，虽仅数月，而腰缠略丰，以此在苏州东小桥八号经营一座将近10亩地的花园住宅，开始栽花种菜，谈佛学诗，并写日记，数十年不间断。他把一个非常贤淑温存的苏州旧式小姐叫作“新太太”，把吃斋念佛的原配叫作“老太太”，也还能和平相处，相安无事。因此他在南京做官时，常于周末去苏度其园居生活，但他究竟还不是一个官僚资本家，直到游欧期间，还依靠陈光甫的接济。

宫中、府中不分。在吴任闲职时，当然主要依靠蒋介石的特别馈赠，而在任主席、委员长以后，只在安徽一段，蒋还从特税中拨款一二万，不时接济。吴的胃口不大，也很容易满足，此外并无特别照顾。据说这是蒋介石的用人惯例：“既然让你作了方面大员，你就应该有办法(贪污)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蒙藏会是一个清水衙门，只在边疆政教领袖招待费一项尚有活动余地，因此在管招待的叔父科长串同会计室的外侄上任。上下其之手，在宫中、府中不分的情况下，也有利于自己的贪污。当时吴的私人住宅为重庆两路口新村5号，每月租金 400元，作为办公室租金报销。事为由京迁渝时被遣散的会计揭发，案交军法执行总监部彻查，情况甚为狼狈。军法总监何成浚为吴在粤军时代的老友，当然官官相卫，同时对揭发人进行收买(每月津贴100元以一年为期)，不了了之。从此吴在公私分际和用人作风上大大有转变，而经济来源顿成问题，还是依靠陈光甫上海银行的信用透支来维持。在国民党官场不见经传的奚仑之所以被任命为西藏特使行辕顾问，就因为他是重庆上海银行经理，又是段祺瑞的女婿的原故。

“合法贪污”。在吴出使西藏时，蒋拨给一笔巨额特别费，由吴直接向蒋报销。虽曾购办大批礼品，沿途馈赠，但大有伸缩余地，收受礼物，亦归已有，因此满载而归，名利双收。新疆招待规模更大、有七个招待所，每年特别招待费为200万元，仅凭主席批准即可随便动支。新币与法币为一与五之比，大可假公济私。对盛世才留下的家底子，也很可以用请客、送礼方式有所侵蚀。我也分享过一些残羹剩汁，例如送一条毛毯、一套衣料、一件紫羔，在过年过节时送一点钱。这都算是“合法贪污”，与蒋、宋、孔、陈官僚资本集团比较起来。不免有小巫见大巫之别。

开始走上官僚资本家的道路。吴由新疆回南京，又任闲职。鉴于过去一贯小手小脚，捉襟见肘，俯仰由人，终非长策，其时许多官僚政客大发“劫收”财，不免食指大动，见猎心喜。上海中孚银行原为安徽寿州孙家鼐的后人所办，倒闭已久，吴利用其政治地位，取得财政部的同意，允其恢复营业，由吴自任董事长，开始走上官僚资本家的道路。无如“悔悟”已晚，好景不长，发财致富，又非可嗟咄集事，因此直至解放前夕，仍能大体保持其过去一贯比较简朴的生活面貌。在私生活上，还不像一般豪门贵族那样骄奢淫逸、巧取豪夺。他自我解嘲说：“曾带过军队．而绝非军阀；曾参与政治，而绝非政客。”

藏卫虽遥，其地为中华民国之领土

丰富的中国历史文献足以说明一个事实：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民族早已是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此，国际社会中一切持客观公正立场的人士，已经取得或接近取得共识。然而，深化这一共识仍然是必要的，原因在于历史宝库的蕴藏量是如此之丰厚，以至如果不深入探索，人们根本无法洞悉它的每一局部。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后，西藏地方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史，就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关键的历史环节。对这一环节的审视，将有助于增进世人对西藏近代和现代史真实情况的了解。本文旨在使读者简要了解西藏地方1911年辛亥革命后同中国历届中央政府的关系史，相信读者在阅读了以下史实后，对于“1911年以后西藏曾经脱离中国变成了一个独立国家”传说的可信度，会作出自己独立的合乎逻辑的判断。

众所周知，早在唐朝公元7世纪时，藏汉就通过王室间的通婚、会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历史基础。

公元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元世祖忽必烈赋予萨迦系统治西藏地方的权力，在中央设立总制院（1288年改称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和西藏事务。建立帝师制度，封授政教首领，划分行政区域，任命地方官员。清查户口，厘定财赋，将西藏地方划分为13个万户，万户长由朝廷直接封任。在西藏和藏区分设3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统辖驻军和各万户的行政事宜。

14世纪后期，明朝政府承袭元朝治理西藏的体制，实行“因俗以治，多封众建”的政策，使西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17世纪以后，清朝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1721年建立了噶伦管理政务制度。1727年设立驻藏大臣。1792年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西藏的活佛转世及地方行政、财政、军事、外事等作了明确规定。它标志着清朝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治理达到了制度化、法律化的程度。

清朝末期，英国两次武装侵入西藏，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了关于西藏的不平等条约。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处于动荡状态，英国为实现其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将其沦为英印政府附庸的目的，采取了种种侵略行径。由于英国的挑唆，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度不够正常。尽管如此，英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窃取西藏的阴谋并未得逞，而是遭到了包括大部分西藏上层人士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的反对和抵制。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阴谋炮制者自己)在外交上正式承认过西藏是“独立国家”，西藏地方也从未脱离中央政府的主权管辖而“独立”。

一、辛亥革命后，历届中央政府对西藏主权的一贯立场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尽管当时国内政局不很稳定，但历届中央政府都坚持对西藏拥有主权管辖的原则立场，对于外国侵略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并采取各种措施行使对西藏的主权管辖。

1、民国政府对西藏主权的重申

民国成立之初，即宣布她是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宣言书中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对武昌起义后十数行省先后宣布独立也作了精粹的说明：“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强调指出各省的独立，不是独立王国之意，而是摆脱清廷的一种联合行动，并对西藏、蒙古等地方给予了特别声明。当时作为国旗的五色旗，即象征五族为一体。

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其选派方法，由各地自行定之。参议院会议时，每参议员有一表决权。”这就明确指出西藏等地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其地位同各行省一样，对国家事务有参政权。

1912年4月22日《大总统袁世凯命令》中强调：“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自不能如帝政时代再有藩属名称。此后、蒙、藏、回疆等处，自应统筹规划，以谋内政之统一，而冀民族之大同。民国政府于理藩不设专部，原系视蒙、藏、回疆与内地各省平等，将来各该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现在统一政府业已成立，其理藩事务，著即归并内务部接管......。”

1914年5月在颁布《中华民国约法》中又重申：“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蒋介石1929年9月23日分别致电达赖和噶伦，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态度。在致噶伦书中指出：“政府秉承遗教，一视同仁，藏卫虽遥，其地为中华民国之领土，其人为中华民国之国民，无不尽力扶植地方自治之基，以争存于世界。”

1931年6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其中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西藏”，“蒙古、西藏之地方制度，就地方情形，另以法律定之。”以后在1947年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又指出：“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关于国民大会也有明确表述，“西藏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并规定在全国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中也包括有西藏地区的名额。

上述史实表明，辛亥革命以后历届中央政府都严正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从法律上作出了规定。

2、民国政府坚决反对外国侵略势力分裂西藏的阴谋

民国初建之时，国内政局动荡，政权不断更迭。英帝国主义者利用这种纷乱局势，阴谋攫取西藏，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1914年英国一手策划了“西姆拉会议”，炮制了“西姆拉条约”，公开把我国藏族地区划分为“内藏”、“外藏”，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等，这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条约”，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1914年7月3日，中国政府代表陈贻范奉命拒绝在“条约”正约上签字，并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签订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英国的阴谋未能得逞。

西姆拉会议后，英帝国主义者并不甘心其失败，继续玩弄阴谋，制造各种事端，以期实现其阴谋目的。

1942年7月，西藏噶厦厅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并以断绝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供应相威胁，迫使驻藏办事处与这个所谓“外交局”发生联系，以谋求西藏独立的口实。当时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将这一情况紧急报告中央，并在报告电文中指出：“查外交局性质系与外国洽办事件之机关，今噶厦告职须向该局洽办一切事件，是视中央为外国，示西藏为独立国，如我予以承认，则前此国际条约所订西藏为中国领土之文无形失消，而西藏与外国所订明密各约未为中央所承认者，无形有效。事关重大，中央似宜明电噶厦不承认该局，中央驻藏官员仍须照旧与噶厦接洽一切事件。”8月5日，蒙藏委员会向西藏噶厦转达了行政院训令：“对藏方为处理地方涉外事务而设置机构应遵守的原则：（甲）有关国家利益问题，即政治问题，必须秉承中央意旨处理；（乙）中央与西藏一切往还接洽方式，仍应照旧，不得经由上述外务机构。”并电令驻藏办事处“仍照旧例接洽，不得与‘外交局'发生任何联系。”1943年，西藏召开民众大会，对“外交局”事接受中央政府意见，收回原议，表示“西藏应与中央保持感情，不应与中央西藏办事处断绝关系。”并责成西藏驻京办事处总代表阿旺坚赞等向国民政府主席面呈此意。由于中央政府的严正立场，英帝国主义利用成立“外交局”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宣告破产。

1947年英人挑唆噶厦制造“泛亚洲会议”事件和“商务代表团”事件，中央政府均通过各种途径表明了自己的严正立场，给予了坚决反对。

二、辛亥革命后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的态度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是西藏最有影响的两大活佛和政教领袖，掌握西藏地方政教权力。因此，了解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对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所持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1、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中央政府的态度

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英国等外国侵略势力乘清末政权日趋衰落的局面，积极插手西藏事务，极为痛恨，1904年号召人民奋起回击英国的入侵。后来由于清朝驻藏大臣的过失和英人的威逼利诱，达赖喇嘛曾一度发生动摇，发表过一些有悖历史事实的言论。

1919年民国政府国务院派李仲莲、朱绣入藏，会晤达赖喇嘛和班禅，阐明民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解嫌释疑，疏通意见。通过工作，使藏中上层人士了解了真相，消除了疑虑，达赖喇嘛的态度亦有很大转变。当李仲莲、朱绣离开拉萨时，达赖设筵祖饯，并声明“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在朱绣等人入藏前不久，达赖喇嘛亦派三大寺堪布驻京，受到中央政府的欢迎。1924年，达赖又派贡觉仲尼赴京充任西藏驻京总代表，该代表在沟通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达赖还派代表参加了中央参众两院会议。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达赖派五台山堪布罗桑巴桑到南京谒见蒋介石，面陈藏事，受到蒋介石的欢迎，并通过他致函达赖喇嘛，函称：“执事适派代表罗桑巴桑到京备述一切，藉悉法座高瞻远瞩，倾心党国之决心，遥望西陲，至为佩慰。”“藏卫接壤强邻，帝国主义者所压迫久矣，幸赖法座深明大义，内向情殷。”嗣后又派贡觉仲尼等人拜见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面称接达赖函，声明三事：“（一）达赖无联英之事，其与英国发生关系，不过系因英藏壤地毗连，不能不与之略事敷衍耳；（二）达赖仇华亦属误传，民六、民九、民十三达赖均有派员来华，……；（三）达赖班禅感情素惬，其始之发生误会，……并非达赖所逼。等语。”1929年9月3日，贡觉仲尼等人赴蒙藏委员会面陈藏事，重复了达赖喇嘛的声明。1O日蒋介石接见贡觉仲尼一行，贡觉仲尼向蒋介石转达了达赖喇嘛“不亲英人，不背中央，愿迎班禅回藏”的声明。此后西藏地方一再表示达赖愿意输诚中央，西藏的行政、军事、外交等事务归中央管理，由中央派出驻藏长官，西姆拉达赖可声明由中央解决，等等。1930年，达赖喇嘛同意在京、平、康等地设立办事处。同年，达赖喇嘛在拉萨罗布林卡会见了中央特使刘曼卿，向她表示了自己的心愿：“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至于西康事件，请转告政府，勿遗暴力军人，重昔吾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倘武力相持，藏军素彪悍，吾决无法制止其冲突，兄弟阋墙，甚为不值。”又云：“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与以分厘权利。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并叮嘱刘曼卿一定把他结蒋介石的书信送到，将他讲话的内容回寓所后记录下来，以免遗忘。至此，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逐渐正常。

2、九世班禅对中央政府的态度

清朝末年，九世班禅曾与十三世达赖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反抗英军的入侵。后来因英人的挑唆，达赖班禅发生矛盾，班禅于1923年离藏出走内地。班禅到内地后，受到各方面隆重的欢迎。1929年成立班禅驻京办事处，在成立宣言中，对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历史渊源，清末民初西藏局势的变化以及西藏事务应采取的政策等，作了精辟的说明，并指出：“原西藏立于中国，自汉唐以还，关系日深，清季更置官兵戎守，征诸历史与地理上之关系，西藏欲舍中国而谋自主，实不可能；及之中国失去西藏，亦犹车之失辅，故中藏关系，合则两益，分则俱伤，此一定之道也。”“帝国主义者，更从事其经济文化之侵略，一石面怂恿西藏独立，……此皆由于少数亲英派之作祟，彼辈既磨灭中藏之关系，且不顾西藏本身之利益，盲目妄行，神人共怒……。”1931年5月5日，班禅前往南京参加国民会议，在会上致简短祝词，1O日在南京新亚细亚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重要讲演，回顾了中藏历史发展的渊源，指出“一、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如被帝国主义者侵略，可无异于自己的门户被人拆毁，以免有唇亡齿寒之忧；二、如何使蒙藏与中国团结成整个的民族？要做到这两点须先下许多功夫，上自中央政府，下至全国国民，一致努力。”班禅大师遍游内地十四年，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作了大量工作。1937年12月班禅大师在玉树圆寂。弥留之际仍不忘祖国统一，在遗嘱中再次倾诉：“余生平所发宏图，为拥护中央，宣扬佛化，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盛。近十五年来遍游内地、深蒙中央优遇，得见中国确对佛教尊崇，对藏族平等，余心甚慰，余念益坚。……最后望吾藏官民僧俗，本中央五族建国精神，努力中藏和好，札萨喇嘛及各堪布，尤宜善继余志，以促实现。”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1934年西藏地方政府公举热振呼图克图任摄政，并得到国民政府的批准和册封。热振掌管西藏政教事务后，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热振领导三大寺念经，祈祷中国抗战胜利；1943年国民党召开六中全会，热振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由于热振积极维护祖国统一，引起英帝国主义的不满，策划亲英分裂势力，制造“热振事件”、使西藏局势又蒙阴影。

综上史实，不难看出，辛亥革命后，达赖和班禅以及西藏地方政府中广大僧俗官员，其根本立场都是拥护祖国统一，倾心内向的。其间虽然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策划了一个又一个阴谋，出现了许多波折，但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始终未断，关系向着正常化发展，西藏并没有脱离中央政府的管辖而成为“独立国家”。

三、中央政府对达赖、班禅圆寂和转世坐床的妥善处理

民国时期，在西藏事务中，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及九世班禅圆寂致祭和十世班禅转世坐床是引人瞩目的重大事件，中央政府对此作了妥善处理，这表明了中央对西藏主权管辖的有效实施。

1、中央政府致祭十三世达赖圆寂和主持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于1933年12曰17日在拉萨圆寂。12目20日，司伦、噶厦电告西藏驻京代表向中央政府呈报，电文曰：“达赖佛座于藏历亥月三十日下午七时半圆寂，藏中事务暂由司伦及噶厦负责处理，希安供职，并呈报中央，详情容后另电知照。”中央政府闻讯后，立即着手褒恤事务。12月21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达赖喇嘛“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一切褒崇典礼，务极优隆，着由行政院饬主管部会同议定，呈候施行，以昭党国怀远旌贤之至意。”并特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致祭达赖喇嘛专使，负责册封、致祭活动。黄幕松抵达拉萨后，受到隆重迎接，噶厦四噶伦齐往拜谒。1934年9月23日上午，黄慕松主持册封、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藏方自司伦以下各级僧俗官员数百人参加典礼，由总堪布代受玉册玉印，礼节至为隆重，1O月1日又在布达拉宫达赖灵堂举行致祭。黄慕松在藏期间，还与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多次进行晤谈，就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虽未完全达成一致，但对“西藏是中国领土”，则取得了共识。黄慕松离藏后，留刘朴忱、蒋致余驻藏，进一步加强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

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访获后，西藏摄政热振呼图克图于1938年12月12日致电中央：“三灵儿迎到后，举行掣签典礼之际，为昭大信、悦遐迩计，中央应当派员参加。”中央政府对此事极为重视。1938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困转世事宜。”吴忠信一行于1940年1月15日抵拉萨，受到热烈欢迎。1月26日热振呈请对达赖转世灵童拉木登珠免于金瓶掣签，吴忠信向中央转报核准，同时于罗布林卡察看了灵童。1月31日行政院长蒋介石向国民政府呈请发布明令准拉木登珠继任十四达赖喇嘛，2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甚深，灵异特著，查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于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并拨给40万元作为坐床典礼经费。在举行坐床典礼时、因吴忠信座位问题曾掀起一场小小风波，噶厦拟安排吴忠信座位与司伦或热振等同，遭到吴忠信严词批驳，申明自己代表中央政府，其座位随按清朝旧例，与达赖喇嘛并座，体现中央的权限和地位。西藏当局照办。吴忠信在藏期间，与西藏地方政府商定在藏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使中央与西藏朗关顾更加密切。吴忠信一行4月14日离开拉萨，西藏地方政府隆重欢送，并按惯例派阿旺坚赞随后前往重庆，向中央政府致谢，并表达西藏民众支持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

2、中央政府致祭九世班禅圆寂和主持十世班禅转世坐床

九世班禅于1937年12月1日在青海玉树圆寂。中央政府对此极为关注，于1937年12月23日发布命令，追赠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封号，并特派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前往甘孜致祭。1941年2月4日班禅大师灵柩运抵扎什伦布寺，至此，班禅大师法体得以永资供养。

班禅转世灵童经过长达八年的寻访，1949年6月2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颁布准予宫保慈丹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命令。8月10日，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主持十世班禅坐床典礼，并颁赐金印及礼品。坐床大典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致电李宗仁代总统致谢，电文曰：“班禅世受国恩，倍蒙优渥，此次蒙钧座颁布明令，特准继承九辈法统。即承特派关专使吉玉、马副使步芳莅青主持坐床典礼，复荷礼连旺加，赐颁厚祝。拜领之余，良深铭感。遵已于八月十日在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今后只有一本历辈班禅倾诚中央，庇护众生之一贯意志，竭尽天职，努力以赴，以期仰答优崇无上之德意。”

纵观上述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及九世班禅圆寂致祭和十世班禅转世坐床的全部史实，可以清楚看到，有关西藏的重大事务，西藏地方政府均向中央呈报，并在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后，由中央特派代表会同西藏地方政府主持办理，这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主管辖。这些历史史实是不容否认和歪曲的。

四、西藏地方出席中央政府召开的一系列政治性会议

现在让我们再从西藏地方派员出席历届中央政府召开的政治性会议，看看民国时期西藏与中央政府究竟是什么关系？西藏是不是一个“独立国家”？

1913年，北京成立国会，制定了《西藏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施行法》。其第一条规定，西藏第一届选举参议院及众议院议员得于政府所在地行之；第二条规定，西藏之选举监督以蒙藏事务局总裁行之；第三条规定，选举细则由选举监督之。根据这个法律，经选举于1913年5月15日公布了下列当选人名单：参议院议员：前藏地区──顿珠罗布、札西土噶、王赓、厦札噶伦、孙毓筠：候补议员：白马认钦、于宝轩、孙江东、刘文通、李安陆；后藏地区──江赞桑布、传谐、阿旺益西、龚焕辰、程亮；候补议员：王泽、阿旺曲札、汪有龄、胡钧、高路鼎。当时的议会由民国第一部宪法，即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为立法机关、民意机关、制宪机关，它享有立法权、制宪权、弹劾权和表决权。西藏代表被选进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会，参议国家大事，这正说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西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

《西藏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施行法》。其第一条规定，西藏第一届选举参议院及众议院议员得于政府所在地行之；第二条规定，西藏之选举监督以蒙藏事务局总裁之；第三条规定，选举细则由选举监督定之。根据这个法律，经选举于1913年5月15日公布了下列当选人名单：参议院议员：前藏地区－顿珠罗布、扎西土噶、王赓、厦扎噶伦、孙毓筠；候补议员：白马认钦、于宝轩、孙江东、刘文通、李安陆；后藏地区－江赞罗布、传谐、阿旺益西、龚焕辰、程克；候补委员：王泽、阿旺曲札、汪有龄、胡钧、高路鼎。当时的议会由民国第一部宪法，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为立法机关、民意机关、制宪机关，它享有立法权、制宪权、弹劾权和表决权。西藏代表被选进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会，参议国家大事，这正说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西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

民国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为整顿军事、财政，研究建设方案，组织国民代表会议，于1925年2月1日召开了善后会议。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中央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被定为善后会议会员。会议召开时，他们均派出自己的代表顿珠旺结、罗桑坚赞、朱清华等出席会议。班禅大师对此次大会寄予重望，于1925年1月27日致函与会代表，希望与会各方“本此次大会乃国家之公事，非一人、一家、一党派、一地方之私事，各本公心，通盘计划，利民富国……。”会议期间，班禅大师又针对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向大会递交意见书，提出消弭战祸，实行五族共和。

1925年8月3日，国宪起草委员会成立，西藏地方代表贡觉仲尼、班禅堪布厅代表王乐阶应段祺瑞之聘参加了这个研究制定国家根本大法的重要机构。

以上只是西藏地方与各省区共同参与国家大事的几例。其它诸如1913年12月袁世凯召开的政治会议、1914年3月的约法会议、1916年黎元洪继任民国大总统后恢复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等等全国政治性会议，亦都有西藏地方代表参加。

上述史实说明，尽管民国初期北洋军阀混战，局势不稳，但无论哪一届中央政府所召开的全国性政治会议西藏都派有代表参加。这足以证明，西藏地方承认他们是中国的成员之一。

1929年6月17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三届二中全会，作出关于蒙藏之决议案，共六条：一、举行蒙藏会议，……西藏由达赖、班禅喇嘛及西藏人民各推出代表若干人，同来中央参加会议；二、……派员分赴蒙古、西藏，宣达中央扶植蒙藏民族之政策与决心，慰问并调查蒙藏人民之疾苦；三、于首都设立蒙藏学校，由蒙藏各地选送优秀青年应试入学；四、关于蒙古、西藏经济与文化之振兴，应以实行发展教育为入手办法；五、蒙藏委员会根据施政纲领及实施程序积极筹划实施；六、加紧对于蒙藏之宣传，阐明蒙藏民族为整个的中华民族之一部，说明蒙藏民族所处地位之危险，帝国主义者侵略阴谋之恶毒，说明蒙藏各地教育、经济之设施与交通、实业之建设，应由中央政府协助其地方政府进行，惟军事、外交及国家行政必须统一于中央，……等等。国民政府根据此决议案，于1930年召开了蒙藏会议，当时的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奉令致函达赖喇嘛和噶厦派员参加。噶厦当即表示：“汉番历来一家，……西藏为我五族之一，唇齿相依、荣辱相与，断无离异之理。”达赖在复信中也明确表示：“遵即特派雍和宫札萨克及驻京堪布卓尼罗藏娃，并加派商上卓尼尔阿旺坚赞、纳仔营官仔仲顷批土丹二人由藏前往会同办理，该员等不日就道……。”

1931年，国民政府召开国民会议、西藏所派代表，前藏是贡觉仲尼、曲批图丹等6人；后藏代表是罗桑楚臣、罗桑坚赞等4人。此外，尚有楚臣尼玛等8人列席了会议。九世班禅不仅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还向大会致颂词：秉承总理遗教，召集国民会议，周询群豪，协谋国是，订立约法，永固邦基。这次会议所制定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是当时类似宪法的根本大法。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西藏。会议还就蒙古、西藏地方因语言与内地不同、决定应由国民政府根据约法所订之教育方针、斟酌当地情形，妥定办法，务期蒙藏之文化得以迅速发展。

会议召开之前，前后藏代表因名额之多寡发生争执。前藏代表要求，西藏代表应全由达赖喇嘛选派，而后藏代表则要求，应按历届会议成例平均分配。可见，达赖、班禅拥护中央政府之心意。

1931年11月，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西藏地方参加会议的有罗桑坚赞、贡觉仲尼、刘曼卿(藏名雍金)、阿旺坚赞、格桑次仁等。贡觉仲尼和罗桑坚赞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来，中国国民党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亦有西藏代表参加。

1932年4月7日，行政院召开国难会议。出席会议的西藏地方代表是贡觉仲尼、罗桑坚赞、刘家驹、刘曼卿。会上，代表们提出了改善蒙藏军事、政务、宗教、教育，以御外侮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代表们的主人公责任感和对国家命运的危机感。在这之前，即1932年1月21日，西藏地方驻京代表贡觉仲尼、阿旺坚赞等还联名具呈国民政府、行政院及蒙藏委员会，转达达赖喇嘛关于产生西藏代表办法的意见。呈称：在国难期中，应集中全国人民之意见，使之成为整体。西藏代表之产生，应由当地人民自由选举，使西藏人民爱国意见得以充分表现。此为西藏地方之权力，亦是对于国家之义务。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组织国民参政会案。该地的组织条例第三条乙项规定：“西藏地方代表名额为两人；其候选人之推荐依同条例第二、三、四各条之规定，应由该会就具有中国国籍之男子或女子，年满30岁，并会在西藏地方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著有信望或熟谙各该地方政治社会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中按照定额加倍提出。”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现任官吏不得为参政员”。经过选举，是年6月1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第一届参政会参政员名单，西藏地方喜饶嘉措、丁杰当选。7月6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喜饶嘉措等向一届二次大会递交了《关于团结边民意志，以增强抗日力量》的提案。会议结束后，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日怒潮进一步高涨，藏族人民也奋起捐款捐物、组织成立各种抗日团体奔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西藏摄政热振呼图克图也于1939年7月1日致电蒋介石，表示支援抗战，电称：“……颂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继续忏诵得最后之胜利……”。三寺哲蚌寺大会致国民政府公呈表示：“……现在需将敌人驱出境外，必须五族同心，为国事有钱者出钱，无钱者以血肉之躯来捍卫土地。是为迫切者，各级一心对付暴日，希望能将日本根本剿除……。我等三寺自前年卢沟桥事变起后，一年有余，为国家胜利而祈祷，昼夜恒未间断”。班禅堪布厅致电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称：“暴日侵凌，举国同仇，正义感召，胜利必操。……唯遵先大师遗志，拥护中央，团结边民，奠安后方，以抒西顾，誓竭所能，以利抗战。”上述史实说明，抗战时期，国难当头，藏族人民的行动和表现，正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热爱自己的国家，憎恨共同的敌人。而决不是把自己视作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民。

1946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厅派代表参加会议。西藏地方代表共10人。他们是：图丹桑批、索朗旺堆、土丹桑布、策旺顿珠、土丹参烈、土丹策丹、图登生格、绛巴阿旺、益西达吉、多吉欧珠等；班禅堪布厅的代表是滇增坚赞、计晋美、拉敏益西楚臣、蔡仁团柱、何巴敦、宋之枢等。西藏地方代表图丹桑批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审查委员会组织通则第6条规定：“宪法草案各审查委员会之召集人，应各设5人至9人，由主席团就各审查委员会委员中指定。”依此，西藏代表分别参加了各审查委员会的工作。

大会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20条规定：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保障。第168条规定：国家对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地位，应予以合法之保障，并于其地方自治事业特别予以扶植。

会议期间，蒋介石夫妇于11月28日在官邸宴请全体西藏代表。当时在京的达赖喇嘛之兄嘉乐顿珠、姊祁吉惠，姊丈多吉尼玛以及吴忠信、蒋经国等应邀作陪。

1948年3月29日，立宪国民大会召开。西藏地方政府派定代表13人出席会议，即土丹桑布、土丹策丹、绛巴阿旺、丹巴彭措、丹增唐恪、绛巴札喜、来喜嘉措、琐朗旺堆、班觉陈列、贡布策林、恪登班巴、凯卓坦丹、生格达结。班禅堪厅派定代表11人：滇增坚赞、拉敏益西楚臣、计晋美、宋之枢、洛桑喜饶、罗图丹、高洛桑、罗桑、明慈仁、丹巴、计罗秀英。西藏地方代表土丹桑布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这次会议，西藏地方有立法委员三名：土丹桑布、绛巴阿旺、丹增当却；监察委员三名：土丹策丹、绛巴扎喜、，丹巴彭错；班禅堪布厅有立法委员五名：计晋美、蔡仁团柱、图丹尼麻、罗桑坚赞、纳汪金巴；监察委员三名：拉敏益西楚臣、计宇结、何巴敦。罗桑坚赞还被总统府聘为国策顾问委员会委员。

从上述史实，绝对得不出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结论。试问一个主权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怎能接纳外国人充当议员？一个主权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最高监察机关，又怎会允许外国人来行使这样崇高的权力？

五、中央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后改为蒙藏院)、蒙藏委员会等机构，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

中华民国成立后，为了在元、明、清三朝成例的基础上，加强对藏治理，还专门建立了相应的政府管理机构。1912年7月19日，中央政府决定设立蒙藏事务局(后改为蒙藏院)，明确规定该局直属国务总理。凡涉及蒙藏地方事务，均由该局(院)办理或转呈国务总理定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进一步加强对西藏地方的治理，于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务。

蒙藏委员会成立后，于1930年办理了西藏驻京总代表贡觉仲尼呈请设立西藏驻京、平、康三个办事处并拨解经费问题，审批三个办事处正副处长人选和所拟办事处组织大纲。其后针对西藏地区情况，先后制订了三项法规：

1934年1月8日，公布达赖、班禅代表来京展觐办法。共7条。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应每年轮派代表一人来京报告西藏政情；展觐代表应于每年指定日期携带委任文件及衔名履历向蒙藏委员会报到；明确规定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引导谒总理陵、行政院院长、晋谒国民政府主席、向中央报告边政情形、中央宣布施政方针等展觐日期和程序等。

1936年2月10日，颁布喇嘛奖惩办法。共25条。对受奖或受罚喇嘛应具备之条件及晋升等级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1938年9月24日，颁布喇嘛转世办法。共13条。明确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木尊丹巴呼图克图暨各处向来转世之呼图克图、诺门汗、班第达等圆寂后，应报由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备案；转世灵童访获后，报由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查核，分别掣签……等等。

此外如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大师圆寂致祭，转世灵童寻访、坐床、封授达赖、班禅及高级僧官名号，核准热振、达扎充任西藏摄政，以及任免和奖叙西藏地方僧俗官员等等。均由蒙藏委员会具体负责办理。

蒙藏委员会自成立至1949年，始终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西藏地方政府有关西藏与中央的事务，从未间断与蒙藏委员会来往联系。请问，如果当时西藏已是“独立国家”，那么世界上有哪个国家驻外机构的经费要向驻在国申请，并由驻在国承担？再者，按照国际惯例，国与国之间的事务，通常都是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和处理，而西藏地方的重大事务则是经由蒙藏委员会办理，不是通过外交部，这难道是一个“独立国家”与另一个主权国家进行交往所能接受的正常途径吗？

往事历历可考，回顾以上史实所蕴含的价值，正如16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所言“读史使人明智”。我们相信，通过对前述史实的回顾，读者会与我们达致共识，这就是：随着历史的推移，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西藏人民与祖国内地人民在长达数百余年间建立起的密切关系和同胞情谊，只能历久弥坚，愈益巩固，决非某一历史事件的演进或社会变革的发生所能猝然割断以至荡然无存。

汤恩伯

汤恩伯（1898.9.20 ～1954.6.29 ）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名克勤，字恩伯。浙江武义县人。黄埔系骨干将领。抗战时期（前期和中期）表现突出，被日军视为劲敌。

基本信息栏

中文名：

汤恩伯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浙江省武义县

出生日期：

1898.9.20

逝世日期：

1954.6.29

职业：

军人

个人履历

1908年入汤村普岭殿私塾启蒙。

1912年入武义县壶山小学读书。

1916年高小毕业，入省立金华第七中学就读。

1917年转入浙江省体育专科学校学习。

1918年与永康籍马阿谦结婚。

1919年浙江体专毕业，留校任教。后入援闽浙军讲武堂学习。长子汤建元出生。

1920年讲武堂毕业，任浙军第1师排长，是陈仪的部下。浙军溃败后回乡，任东皋警察所巡官。

1921年与武义巨富之子童维梓东渡日本。

1922年3月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学。

1924年5月辍学，回国筹集求学经费。经陈仪保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步兵科学习。

1926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任教陈仪部第一师少校参谋。与王竟白结婚。

1927年任南京国民革命军第19军中校副团长，后任总司令部参谋处中校参谋，嗣后升任作战科科长。

1928年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12月升任该校第七期第一总队教育处少将教育长。在校期间著《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博得蒋介石赏识。

1929年任军校军官教育连副连长，连长，军官教育团步兵营营长。

1930年任中央军校教导第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部队改编后任陆军第四师副师长兼第十旅旅长。

1931年任第2师中将师长。

1932年任陆军第89师师长，后兼第四师师长。

1933年回乡祭祖，巧理纠纷后重修岭下汤祖坟，蒋介石为其墓碑题词“中山发祥”。

1934年任赣粤闽鄂“剿共军”第十纵队总指挥兼第四师师长。

1935年任陆军第十三军军长兼第四师师长，晋升为陆军中将军衔。

1936年兼任陕北“剿共”善后办事处主任。率部驻绥远集宁，抗击伪蒙勾结日伪进犯。

王陵基、鹿钟麟、吴忠信、汤恩伯、陈仪汤恩伯陈仪

1937年8月任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驻防南口迎击日军。“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指挥所部国民革命军第13军在南口地区抗击日军进攻，予敌重创。9月任第20军团军团长兼第13军军长。10月率第13，第52军驰援晋绥。翌年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获国民政府嘉奖，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6月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随枣会战。冬兼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

抗战初期，汤恩伯为第二十军团军团长，参加战役包括南口血战、鲁南会战，与及台儿庄会战。1937年汤恩伯率第13军在怀来、南口、居庸关一线与日军血战10日，直到张垣失陷；台儿庄会战中汤持观望态度，是藤县战役而台儿庄战斗不利的罪魁祸首，仅以蒋为马首是瞻，但亦种下他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之间的不和。之后汤兼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指挥，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期间以自己利益为核心，以中央军自持，对友军不积极救援。

1940年任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任兼边区总司令，第31集团军总司令。1937年至1940年之间初转战华北，多次重击日军。是日军在华北少数有所畏惧之坚强部队，第三十一集团亦被日军称为“汤恩伯部”。1940年后汤恩伯兼任鲁、苏、豫、皖四省战区的行政长官。汤恩伯善于机动，擅长外线攻击敌军侧背，在中央军中战术别具一格，不像其他中央军那么呆板。

1943年当选为三青团中央委员会干事。

1944年任黔桂湘三省边区总司令，4月在豫湘桂会战中其40万大军不战而逃，一溃千里，赢得了“长腿将军”的称号。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有人尖锐的指出其大溃败的原因是“将失军心，军失民心”。因为贵州方面的张发奎不断告急，而汤恩伯在河南呆不住，9月蒋调其出任黔桂边区总司令。12月独山陷落，陪都震动，急调汤部孙元良29军由四川入贵州解围。

1945年3月任陆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兼任滇黔战区前线总指挥，率部参加桂柳追击战。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至1945年7月在广西发动华南大反攻。9月抵上海，主持京沪地区日军受降。1945年日本投降后，奉命抢占京沪地区，收复南京，任南京卫戍总司令、徐州绥靖公署第一兵团司令。

1946年2月，获“陆军中将加上将衔”4月任京沪卫戍总司令。7月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兼南京警备司令。

1947年3月兼第1兵团司令官，率部参加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5月孟良崮战役所部整编第74师被全歼。汤被撤职查办。7月代理陆军总司令

1948年8月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12月升任京沪警备总司令。

1949年1月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奉蒋介石之命凭借长江天险固守京沪杭地区。，4～5月，所部主力在人民解放军发动的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中被歼，残部溃退厦门，5月任国防部厦门指挥所主任。7月任金门厦门防卫部主任，8月任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10月29日由金门去台湾，任台湾“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1950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闲赋在家。

1953年一月率国民党军事代表团访问日本。

1954年5月赴日本医治胃疾。6月29日在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医院去世。7月葬于台北县南宫之壶山，后迁葬于五指山公墓。病逝后被追晋陆军上将。

评价

汤恩伯是少数日本人畏惧的抗日名将。他以南口血战及台儿庄会战被称为“抗日铁汉”，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不可磨灭。他在因功晋升、统御大规模部队后，数十万成分复杂的军队单靠对河南省征收粮饷，无力顾全军纪，造成河南平民倒戈帮助日本人占领河南。河南人以“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形容河南当时之四大灾害，其中的“汤”就是汤恩伯；依照汤恩伯的宿敌李宗仁在其回忆录的暗示，汤恩伯军队的军纪非常败坏。据称吴国桢亲眼目睹汤恩伯“吃空额”、“盗卖军用汽油”等行为。

汤恩伯在对共产党的战争后期的表现只能用“糟糕”一词来形容。这不仅加深了中共方面的宿怨，也令他最终失去蒋介石的青睐。因为战争状况受限于大环境，汤恩伯屡战屡败、或不战而败。但汤恩伯唯效忠蒋介石，将国家财物及军队尽可能运往台湾，对台湾亦属有功。长期副手陈大庆在台湾当到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台湾省政府主席、中华民国国防部长，亦可见汤恩伯的资历。

汤效忠蒋介石、蒋亦重用汤，汤推荐其恩师陈仪任浙江省主席，蒋照准。但陈仪见大局不利，屡次鼓吹汤投共，动辄骂汤不识时务。汤原不回应，但终将陈投共心态告知蒋，原条件是保陈一命，但事情发展牵涉陈以往恩怨，且蒋欲杀鸡警猴，陈仪又拒绝向蒋认错，汤虽全力营救，但遭到蒋拒见，无法挽回，致陈仪被蒋枪毙，在到达台湾前，他还背下了“卖师求荣”的骂名，并被免去了一切职务，汤仕途亦告终。

汤恩伯在抗战中期晋升主政河南的一方大员，开始疯狂扩军，建立自己的派系，当时和陈诚，胡宗南并称黄埔系三大派系。由此引起蒋介石的猜忌，河南会战遭到惨败后，蒋介石就开始肢解他的派系，他的嫡系起家部队13军再也不让汤指挥。

汤恩伯派系的主要将领有：王仲廉，石觉，陈大庆，张雪中等。

关于“水旱蝗汤”谣言的起因与辩驳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夏明方《“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历史上农民反抗行为的饥荒动力学分析》(载《学习时报》，2004年12月6日)中这么分析了这个民谣：

过去，每当我们要来形容旧社会中原人民在自然灾害与阶级压迫双重荼毒下苦苦煎熬的悲惨生活时，总是免不了会引用当地流传的“水、旱、蝗、汤，河南四荒”这八字民谣。而其中之一的“汤”，当代治史者往往不假思索地把它与抗战期间驻扎此地的国民党军队的首领汤恩伯直接划上等号。……上一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朱新繁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一书中曾经提及：

“河南人民叫土匪为‘老汤’，不知是什么意思，他们提起了‘老汤’，就谈虎色变。” 由此看来，上述民谣中的“汤”字，其实很可能就是“老汤”，原意指的是土匪，而且早在抗战以前，这一民谣大概就已经广泛流传，它所揭示的本是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与土匪活动之间的关联。

……从语源学的角度来考察，河南人之所以把土匪叫做“老汤”，也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因为晚清民国年间，在土匪活动最频繁的豫西南山区，常年流动着一支数量相当庞大的青年农民打工队伍，每到冬日的农闲季节，则应募从事梯田、沟渠等农田灌溉工程的修理、养护工作。这些人在当地被称做“蹚匠”。一旦工作减少，无所事事，成队的蹚匠极易变成杆匪，以致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在在鲁山的方言里，土匪统称“蹚将”。同音谐转，也就成了“汤”。

这些段落给笔者的启发是：研究历史的时候应当更细致一些，即使是简单的民谣，也应当进行研究考证。下面就是笔者对民谣“水旱蝗汤，河南四荒”进行的研究：

1、该民谣是模仿了古文中的一句话

古籍《周书》中有一句“天有四殃，水旱饥荒。”

这个民谣显然仿照这个句式形成的。这个民谣也有版本为“河南四殃，水旱蝗汤”，当为最初版本，民间流传之中逐渐转化成了“河南四荒，水旱蝗汤”。

2、“汤”是不是最初指土匪？

《民国匪祸录》（民国春秋丛书，苏辽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版）《豫鄂军追歼老洋人》：

豫西土匪自称“蹚将”，当土匪称“蹚”，似从下河蹚水转化而来。

姚雪垠的小说《长夜》、《李自成》都把河南一带的土匪称做“蹚将”（姚雪垠熟悉这一带的方言）。《李自成》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的注解中说：蹚－－动词，混的意思。在地方上混人物叫做“螳光棍”，高级一点叫做“蹚绅士”，土匪又称做“蹚将”。

笔者认为这个说法可以这么理解：成为土匪是“下了水”，当土匪则就是“蹚（水）将”了。

夏明方的观点实际来自英国Phli·Bilingsiey著《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的第三章：

丘陵地区的灌溉是很重要的，这使挖沟成为另一种确定的副业。由于缺乏良好的耕地，附近山脚下的土地也用于耕种，这需要深沟、梯田以及灌溉的渠道以防止土壤侵蚀。这类工程的兴建和保养在冬天的农闲季节成为标准的男性工作，为此招募的年轻男子被称为蹚匠。民国初年，鲁山一地估计就有数万名蹚匠。（9）豫西南部还有一种副业是运送货物。由于劳力大量过剩，雇佣人的价格往往不比租用牲口贵多少，例如把货物运到目的地不过给一顿饭钱。如果运送货物的市场饱和了，人们最后的希望就可能是成为一座跨越一条不能涉水而过的河上的人体链桥中的一环。

（10）如果这种最后的选择也成为泡影，一个家庭的唯一出路就是乞讨或参加土匪活动。一句民谚说得分明：“当人们挨饿时，弱者为乞丐，强者为土匪。”根据一位当地匪帮首领的说法，如果不鼓励一位或几位家属至少参加一次违法活动，豫西南贫苦的农民家庭很少会存活下来。由于群山或多或少是“职业土匪”常去的地方，他们和贫苦农民的联系自然应该通过蹚匠，蹚匠不但在山里劳动，而且常常被“杆头”成队地招募，他们对杆头很忠心。当工作减少时，成队的蹚匠变为匪帮是相当容易的，两者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直到鲁山称“土匪”的方言实际上成了“蹚将”，尽管使用了另一“将”字，但是无疑也反映了挖沟农民与土匪之间不言而喻的关系，他们同在山里活动。（11）

附注解：（9）岛本信子《透过白朗之乱看辛亥革命和华北民众》 5 页；《白朗起义调查报告》73—74页。（10）西超《河南农村中的雇佣劳动》，《东方杂志》1934 年 9 月 16 日；同⑥岛本信子条 4—5 页；《河南省农村调查》109页。（11）闲云《白狼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56 年 7 月）；姚雪垠《长夜》14 页；《白朗起义调查报告》77—78 页。

不管按哪种理解，河南人民叫土匪都不会是“老汤”，而只有可能是“老蹚”。朱新繁或是不熟悉群众的语言，才记谐音成了“老汤”。

《民国时期的土匪》称：河南，尤其是其南部和西诸县，是“土匪王国”的典型。可见，这一民谣的确有可能原先是“河南四荒，水旱蝗蹚”，指水、旱、蝗与土匪是四大灾害。

3、抗战中，该民谣毫无疑问是变成了专指荼毒百姓的汤恩伯部队

《宋任穷回忆录》提到：

汤部的纪律之坏是出了名的，开进山西后，欺压群众，鱼肉百姓，山西的老百姓怨声载道。因此，我们还向他讲了军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脱离了群众便无法坚持抗战。我们这样讲是有针对性的。

这次和汤恩伯的会谈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虽然汤说了些“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一类的话，只是表面上的一些客套话。会谈后，汤部很快就从榆社向南撤到长治一带，司令部设在晋城。以后，又率部跑到河南去了。抗战期间，河南人有一句口头语：“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汤恩伯）”。可见汤部的纪律是何等之坏。

建国后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孙晓村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我印象最深的是到河南调查，我们租了一辆骡车从早晨走到黑夜竟没走了出一家地主的领地，这个事实惊人。农村里雨天多了闹水灾，晴天多闹旱灾，尤其是蝗虫成灾。河南有句话：“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汤恩伯部队欺压人民）。”这反映了多少年来农民身受其苦。

当时的历史文献也有记录。

1944 年11月18日，八路军南下支队政委王首道《毛主席要我告诉大家——南征途中对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学员的讲话》中提到：

有人说国民党军队像胡宗南，汤恩伯的军队，不是保护人民的利益，而是危害人民利益的，河南老百姓非常恨这样的军队。河南老百姓说得好，河南有四荒: 水、旱、蝗、汤，汤就是汤恩伯的兵灾。老百姓恨汤恩伯犹如

恨蝗虫一样，汤恩伯的军队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搞光，日本实行" 三光" 政策，汤恩伯也是如此。

汤恩伯部的军纪败坏，国军方面的记录也有不少。

《李宗仁回忆录》提到：

汤恩伯的最大缺点，还是他的治军无法度，军纪废弛。汤军借口防谍，凡所驻扎的村落，除老弱妇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离村往别处寄宿。村中细软、粮食、牲口也不许外运。壮年人既去，则妇女、财产便一任驻军支配了。以故汤军过处，民怨沸腾。后来河南人民有句反汤的口号说：“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据我所知，这并不是对汤军过分诬蔑之辞。

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后，蒋介石在整军预备会议上的讲话（1944年7月21日）中自己也承认：

“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人当做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国土，还要难受……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做人？

即使是《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载于《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52—1253页），说到中原会战中民众到处截击汤恩伯部和空室清野不给汤恩伯部粮食的原因，也不得不承认“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闾阎”。

从这些记录可以得到结论：

军纪败坏的汤恩伯部，毫无疑问是河南的“四害”之一。

而最为无耻的是此文出现后，某些网络上为汤恩伯辩护的文章改了版，引用了此辩驳文的上半节，即到“可见，这一民谣的确有可能原先是“河南四荒，水旱蝗蹚”，指水、旱、蝗与土匪是四大灾害”为止，却故意漏掉了文章的下半截，即“抗战中，该民谣毫无疑问是变成了专指荼毒百姓的汤恩伯部队”的内容。这种手法实在是可耻之至！

汤恩伯被蒋介石逼死　蒋：死了也好

上海失守耿耿于怀强行拉下逃日飞机

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上海战役中溃不成军。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逃到台湾后，受到蒋介石排挤，日子难过，最后死在日本。

汤恩伯上飞机后，机上工作人员要他下飞机，他坚决不下，双方发生激烈争吵。蒋介石派出几名军警强行将汤恩伯拉下了飞机。

1949年上海战役失败后，逃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议论纷纷。当时，汤恩伯部队装备精良，然而只抵抗了十多天就全城崩溃。

为了弄清失败原因，蒋介石指示陈诚在台北主持召开一次上海防卫战失败检讨会。

检讨会矛头直指汤恩伯

1949年7月2日，检讨会在台北一所宾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军政大员以及参加过上海防卫战的师级以上军官，汤恩伯被邀与会作情况报告。

轮到其他人发言时，一些高级将领都把矛头指向汤恩伯。原第37军军长罗泽闿说，他的部队驻扎在浦东，条件最差，汤恩伯对他的部队另眼相看。更为恶劣的是，汤恩伯下令各部队撤退时，惟独不通知他的37军，导致37军全部被歼，他和副军长王大钧等少数人化装成平民才死里逃生。原37军副军长王大钧在随后的发言中，对汤恩伯也作了诸多抨击。

散了会，汤恩伯走出会议室时，一直低头不语。回家后，汤恩伯大发牢骚说：“国民党在大陆打了那么多败仗，死伤的人比上海防卫战要多得多，为什么一次检讨会也没有开，而独开上海防卫战的检讨会？”

汤恩伯心里很清楚，他以后在台湾的处境肯定不妙。后来，罗泽闿见一直未处分汤恩伯，就到军事法庭告状。蒋介石觉得不妥，指示陈诚劝罗泽闿撤回状纸，并私下告诉罗泽闿，开检讨会其实就是批判汤恩伯，没必要再纠缠。

不肯行刑让蒋恼火

1949年初，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受共产党影响，到上海策动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起义。

汤恩伯早年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名额是陈仪争取的，费用也由陈仪资助。为感激陈仪，汤改名“恩伯”，并拜陈仪为“义父”、“恩师”。

陈仪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汤恩伯后，引起汤恩伯的反感。为了表示自己大义灭亲，汤恩伯竟将自己的恩师出卖了。2月21日，蒋介石下令逮捕陈仪。

据汤恩伯后来讲，他接到命令时，曾向蒋介石提出条件，不能处死陈仪，蒋介石答应了。1950年6月，蒋介石违背诺言，决定处决一批为共产党效劳的高级“叛逆”，其中包括被押送到台湾的陈仪等人。

为救陈仪，汤恩伯几次找“政学系”首领张群，并请求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听后大怒：“陈仪犯那么大的罪，他汤恩伯心里不清楚吗？这事任何人求情都不行！汤恩伯活堕落了，他要为陈仪说话，我不见他！”

蒋介石不但不见汤恩伯，还要他亲自处决陈仪，以此来检验他是不是真正的“大义灭亲”，但汤恩伯坚决不干。

蒋介石没有办法，只得下令由陈仪的妹夫、“国防部”政务次长袁守谦等人执行陈仪的死刑。1950年6月18日凌晨，陈仪被枪决。此后，蒋介石就更不喜欢汤恩伯了。

日本买房走漏消息

陈仪事件及政治上不受重用，对汤恩伯刺激很大，他感到无脸见亲友，很想到日本去度过余生。

早在上海防卫战时，汤恩伯就在做逃往日本的准备。据谷正纲等人透露，那时，汤恩伯知道守不住上海，便将其亲信王文成、龙佐良偷偷派往日本，为其寻找避难所。

1949年5月6日，汤恩伯令亲信从上海秘密将50万美元军费汇到美国一个朋友的账户上，再由这位朋友将钱转汇给日本的王文成、龙佐良处。

王文成初到日本时，未与蒋介石集团的驻日机构取得联系。后来，汤恩伯考虑王文成、龙佐良无处领薪，便建议将两人吸收到驻日军事代表团工作，担任编外顾问。

王文成、龙佐良一门心思为汤恩伯寻找退路。1949年7月，这两人花3万美元在日本东京近郊给汤恩伯买了一栋有22间房间的豪宅。

汤恩伯在日本买房子后，不慎走漏了消息。1950年2月2日，路透社从东京发出一条新闻：《蒋介石透过一个中国高层官员在日本东京近郊购豪宅》。

蒋介石得知后大骂道：“混账！怪不得上海和东南沿海败得那么快，原来他（汤恩伯）早作了逃往日本的准备！”

1950年3月，汤恩伯以召募日籍志愿军反攻大陆为由，决定去日本。汤恩伯上飞机后，机上验票人员要他出示赴日证件。汤恩伯声称是受政府委派到日本执行特殊任务，未办签证。机上工作人员要他下飞机，他坚决不下，并与工作人员发生激烈争吵。

蒋介石判断汤恩伯想逃往日本，于是下令阻止。几名军警接到命令后，强行将汤恩伯拉下了飞机。

死在日本手术台上

汤恩伯在台不受重用，逃日又未成功，思想包袱十分沉重。1953年9月12日，是他的55岁生日，他原计划请几桌客，后来取消了。

由于长期怄气，导致汤恩伯身体消瘦。医生说他肝部有问题。

后来，汤恩伯申请去日本治病。蒋介石讽刺说：“有大过的人，还要到日本去治病！”随后，在汤恩伯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就地医治”4个字。

1953年10月2日，雷震动员汤恩伯住院。汤恩伯愤愤地说：“我的病在台湾治不好，住院也无益。要治病，只有到国外。我申请到日本治病，总裁又不同意，没有办法，只有等着死！”

1954年4月，汤恩伯突感腹部疼痛，医生发现他的十二指肠部有一个肿瘤，判断可能是癌症，建议他到国外做手术。汤恩伯的家人立即给“总统府”打报告。蒋介石同意了。

1954年5月26日晚，汤恩伯在家人的护送下，搭乘日航班机去日本东京。汤恩伯一下飞机，就被送往日本东京一家医院。6月29日，汤恩伯做手术时，因失血过多，死在手术台上，终年56岁。30日，台湾多家报纸刊登了汤恩伯在日本病死的消息。

蒋介石得知汤恩伯死了，反应冷淡，只说了一句：“死了也好。”

台儿庄战役中的汤恩伯新解：被他毙掉的日军也不少

1938年3月日军攻陷滕州，李宗仁担心日军沿津浦线直接南下。所以要求20军团即可开往5站区。可是限于当时的运输能力，20军团不可能在1天之内到达。李宗仁当时预计日军会沿滕州——韩庄南下徐州，所以当时李宗仁要求中国军队主力沿韩庄一带布防，力图把日军压迫在微山湖地区，只留少数部队防守台儿庄。可是日军考虑沿滕州——韩庄一线南下的话，会遭受中国军队的点线攻击，侧翼容易受打击，因为此线路地势狭窄。所以日军改为沿滕州——枣庄——峄城——台儿庄——徐州这一路线。所以原来防守台儿庄的少数部队就变成了现在主力——孙连中第2集团军。

1938年3月23日，日军第10师团（矶谷师团）沿滕州——枣庄——峄城——台儿庄南下，攻击台儿庄，少数部队仍沿滕州——韩庄一线南下。李宗仁要求第2集团军防守台儿庄正面，诱敌深入，汤恩伯第20军团主力转至枣庄东北抱犊崮山区，待矶谷师团主力进入南下台儿庄之后，立刻伏敌侧背。同时，李宗仁命令59军、庞丙勋军团严守临沂，以保证汤恩20军团侧背不受日军骚扰，并派第5站区参谋长徐祖贻赴临沂督战。

汤恩伯20军团辖13军、52军、85军、75军。1938年3月23日，台儿庄大战打响。汤恩伯先令52军布防韩庄，痛击沿韩庄南下日军，然后改由13军接防。随后，20军团主力沿运河迂回至枣庄峄县，猛攻枣峄之敌，随后转至抱犊崮山区，瞅准主动。可是汤恩伯担心临沂守军能否守住临沂。进攻临沂的日军是第5师团（板垣师团）。板垣师团采取了调虎离山计，以少量部队进攻临沂城诱惑临沂中国军队向东布防，结果中国军队把临沂的西岸让了出来。可是徐祖贻也被日军蒙混，以为这是日军主力，电报李宗仁说临沂日军已被我严堵，同时希望汤恩伯能派出一步支援临沂。孙连忠也电令汤恩伯南下台儿庄，因为汤恩伯以前曾经答应开展三天就挥师南下。可是谈根剥毕竟不相信杂牌部队（这也难怪，那个时代的烙印），结果李宗仁电报蒋介石，说汤恩伯抗命。李宗仁、蒋介石电报，结果汤恩伯于１９３８年３月３1日以军团主力南下台儿庄，沿途收复村镇１０余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贯穿阵线４公里”。与此同时，防守台儿庄侧翼的第２集团军两个师也报漏主力，形成对日军的合围。可是正当这个时候，汤恩伯担心的情况发生了。进攻临沂的板垣师团主力版本旅团突然绕过临沂到达向城、爱区一带，对２０军团侧背形成威胁，这时，徐祖贻、５９军、庞丙勋才恍然大悟：原来进攻临沂城的只是少量日军，临沂守军被骗了。５２军军长关麟征说：此时的任务应该南下台儿庄。可是汤恩伯却说“眼下我们的侧后已经发现日军，如果坐等这种情况发生，用不了４个小时，我们就会陷入合围。如果我们握有强大的空军或者是炮兵和机动兵团，我们也可以在敌人没合围之前集中优势兵力将腹背之敌各个击破。可眼下本军团兵力薄弱，所以说，关军长，你看最好的办法是不是这样，现已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态势将部队由内线转至外线，放版本旅团进台儿庄。我们在外线瞅准时机，争取主动，对台儿庄以毁灭性的打击，这才是以弱胜强的唯一法宝。”所以，１９３８年３月３１日晚，汤恩伯于兰陵地区腰斩版本旅团，将２０军团由内线转至外线，将版本旅团反卷进２０军团的包围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反手拍”。同时，汤恩伯向蒋介石汇报了战况。蒋介石立刻给５９军军长张自忠发电报：没将板垣师团阻于临沂，致使汤军团失去行动的自由，实为你军之耻。同时，徐祖贻、李宗仁也受到了批评。

汤是这样对付版本旅团的：将日军赶紧村子，放火烧村子，将机关枪堵住村口，出来一个杀一个。汤称此法为堵洞灭鼠。日军惨死之状的描述大家可以看看《国殇》。版本旅团于兰陵地区力战2天不支，转至底阁、杨楼地区，与矶谷师团会合（1938年4月3日）。汤恩伯再由外线一路冲杀，这就是电影“血战台儿庄”描述的“于底阁、杨楼地区重创日军版本旅团，随后抵达台儿庄外围。与此同时，台儿庄内中国守军展开全面反击，???”。汤恩伯把外线日军赶进了台儿庄，汤恩伯预计此时日军的兵力也到了极限，孙连中的正面压力也很大，即命防守韩庄一线的13军绕至台儿庄正面龟孙连中指挥。电影“血战台儿庄”也作了描述：“即谷师团主力撤退不及，陷入重围。”

关于汤恩伯的行动，也可以看看当时战地记者范长江的报道。范长江是新中国建立后的日民日报社社长，他的话在国共双方都可信的。所以，不要只看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在回忆录有很多主观成分。例如，李宗仁数落蒋介石支配当个连长；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只在一处数落了汪精卫。

当时进攻台儿庄的日军主力只有一个赖谷旅团，兵力合计1万。可是孙连仲当时拥有兵力3万多，才坚持了5天就拼命叫。你们知道南口抗战么？？汤恩伯用13军把日军先后5个师团（其中包括板垣师团）合计兵力7万挡在南口，蒋介石让他守南口8天，他死守20天！！

看历史，要看当时的回忆录！！！看当时的报道！！！！！别老是看被誉为“天下第一谤书”的李宗仁回忆录！！

汤恩伯的犹豫是有根据的——版本旅团到达了向城、爱区。可是当时徐祖贻、张自忠还以为板垣师团主力被阻于沂河东岸，李宗仁相信徐、张的报告，坚持让汤先南下。汤恩伯必须上演反手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黑白汤恩伯

海水火焰——黑白汤恩伯

汤恩伯，这个名字看过《战上海》的朋友多半都很熟悉——汤司令啊。然而，随着史料的不断披露，历史上的汤恩伯，特别是抗战中的汤恩伯，其形象到底如何，不免众说纷纭。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位汤司令吧。

先说用兵，有人认为汤在国民党军中是非常优秀的将领，窃以为这个评价有些过誉。

这并不是说汤全无军事才能，他受过相当完备的军事教育，而且在作战中颇有章法，并非纸上谈兵之辈。可是如果认为他在国民党军中属于超一流的战将也很勉强，评价一下，中上而已，逊于李宗仁、薛岳、白崇禧，又高于余汉谋、徐源泉、黄琪翔，大约上限可及卫立煌，下限接近刘峙的水平。他的作战水准平平，若说特点就是有一点“慈不掌兵”的狠辣。这在军中并非是缺点，平时的爱兵如子无疑非常重要，一旦上阵如果缺乏“慈不掌兵”的威严，也难以取得作战的胜利。

汤的局限###也很明显。首先是作为高级将领缺乏现代化战略思维，打防守永远是线###布防，缺乏纵深，对现代化战争不能很好的适应。南口是这样，河南是这样，厦门还是这样。其次是手里部队一多就乱套，不能有效地让处境不同的部队各司其职。指挥呆板，没有弹###，攻的时候一窝蜂，撤的时候没掩护——如果他指挥一个团这样全攻全守很好，可要是让他指挥一个兵团或者几个兵团也这么干，那一旦败起来就是不可收拾。胡宗南被称为大连长，约略和汤相似。和汤军团在河南的溃败比较起来，像廖耀湘在平满纳也是撤退，作出一个滚筒式的八卦阵来，虚虚实实，打得日军叫苦连天，那就精彩的多。

汤能够脱颖而出，应该说并不全在其军事才干，他的浙江人身份使他较早进入蒋介石的亲信圈子。他又善于写手本，得到蒋介石的欣赏，认为他是军政全才，以后把四省边区都交给汤未尝不是考虑到他这个才能。实际上汤的手本基本是心血来潮，纸上谈兵，他的政务能力还不及军事，在河南弄到“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地步。这一点上，同样军事才能平平的陈诚就比他好得多，在恩施建立六战区，残破的鄂西被他经营得铜墙铁壁。东北吃了败仗到台湾，他搞土改的水平不亚于共产党。台湾人叫他陈诚伯伯，这和“水旱蝗汤”能比吗？汤还有一条特色是永远军容整齐，一脸剽悍。蒋介石偏爱外形出色的将领，所以对他自然青眼有加，反过来，陈明仁那样不修边幅的，再能打老蒋也看不上——说起来老蒋又不是拍电影的，长得好坏有关系吗？说笑话，梁兴初梁大牙在共产党打出万岁军来，要到老蒋那边干，恐怕得先整容把牙拔喽。

那么，汤恩伯在抗战中的表现如何呢？

汤恩伯的表现是一个典型的“人会变”的例子。

一般看法汤恩伯的抗战生涯是先扬后抑，前期打得英勇，后期一败涂地。其实真正的情况还要复杂。

汤恩伯最初参加抗日的时候，是不太让人瞧得起的。汤参加的第一次抗日作战是绥远抗战，那还是在七七事变以前，傅作义奇袭百灵庙，开我国摩托化作战之先河，震动全国。汤即派13军一个主力团开赴百灵庙参战。

汤恩伯本身的积极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因为部队到得晚，没有来得及投入战斗，到达后反而受到大获全胜的晋绥军将领讥笑。汤恩伯当时为了显示自己的部队是精兵，且确实抗日热情很高，这个团出发时每人发料子马裤一条。绥远前线晋绥军作风传统俭朴，突然来了这样一支形状怪异的军队，遂将其戏称为“牛裤团”。

虽然“牛裤团”有点儿搞笑，但可以看出汤恩伯当时还是抗日心切的。

接着就是南口会战，这一仗汤打得的确是硬仗。当时南口方面的布防全被汉奸出卖给日军，汤部几乎没有军事秘密可言。在这种凶险的情况下，汤恩伯发挥了“汤屠夫”的优点，恶守南口，日军进展困难，主力被他挡在了关外。其时，北方抗日局势很好，大有分割日军的可能，傅作义部骑兵甚至已经东进，克复商都（全面抗战后收复的第一个县城）。这时，汤恩伯在南口的死守是很关键的。可惜的是，守卫察哈尔的刘汝明大意失荆州，没有认真布防，被日军突袭攻占张家口，突入关内，汤恩伯几乎失去退路，才从南口撤出。

抗战胜利后，有人写《抗日战争演义》，里面就有一章叫做“汤恩伯大战南口，刘汝明误失张垣”。刘汝明不干了，要杀了那个写书的，那作者也真机灵，马上改了个名，叫“汤恩伯大战南口，刘汝明痛失张垣”，才算没事。

汤恩伯在抗战中最辉煌的一页就是台儿庄会战。孙连仲正面死守之下，汤部20军团从矶谷师团背后杀出。关麟征、陈大庆一班精锐，如狼似虎切断日军退路，只杀得日军掉头一直跑到绎县。被切断的日军据村顽抗，被汤部放火大烧东洋烤老鼠，痛快淋漓。（也有说汤并未放火，而是日军弹尽援绝之下效仿战国苏我氏焚宅集体自杀）第一次徐州会战中国大胜，武汉的民众纷纷欢呼李宗仁司令长官要把鬼子赶下海了，全国士气大振。

著名记者罗伯特·卡帕当时恰好在徐州前线，通过他的作品，“台儿庄”的威名天下传扬，照片上日军遗弃的累累坦克更记录了中国人英勇的战绩。

在台儿庄，汤恩伯也开始第一次受到了舆论的质疑，认为他存在见死不救，任滕县守军王铭章部殉难，以及对日军背后出击不够积极的问题。

也曾有军事历史学者谈到他曾经“用尺子一寸一寸的量过”当时的军用地图，观察汤部的行踪，结论是汤恩伯当时并无消极举动，而是尽了全力。

我个人的看法，这个阶段汤军的情况应该从两个角度分析。

第一个，就是汤恩伯出击矶谷师团背后，解台儿庄之围是否故意拖延。

这里面汤恩伯受到责难的原因是矶谷在汤恩伯的正面一度只放一个大队，而李宗仁屡次催促，汤恩伯始终未按照李宗仁的要求尽快出击。

个人认为，汤恩伯即便拖延，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首先看看日军放一个大队阻挡十万汤军的做法。有人认为汤恩伯畏敌如虎，不敢进击，这或许是对日军作战特点不了解的一种看法。实际上日军以一个大队为战役中典型的完整作战单位，放一个大队在汤的正面，并不是期望它能挡住汤军，但足以拖住汤军，要迅速吃掉日军一个完整的大队并不容易。

瓜达尔卡纳尔战役，日军掩护全军退却，也只用矢野桂二一个大队，结果成功撤退。汤军就算战斗力强，还没有瓜岛上范德格里夫特的兵力、火力、机动能力。日军用一个大队牵制汤军，这个自信并不过分。一旦在日军还没有全力投入正面作战时汤军和日军这一个大队咬上，日军依靠其机动能力是很容易在平原上调动足够兵力和汤军交手的。

汤军出击的时机，可谓拿捏得相当好。晚一点，台儿庄失守，汤就变成了锦州战役中的廖耀湘，早一点，日军还有余力掉头，只能打成顶牛，却不能战胜。汤军团出击，正是在日军一拳打出，手臂完全伸直的瞬间投入战斗，所谓致命一击，对台儿庄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我的观点只代表个人，但胜利者是不受责难的，对汤按照自己的节奏投入台儿庄增援作战，我想不应该太过苛责。

第二个问题就是救援滕县。

汤恩伯有没有力量救援滕县？我的看法他是有的。他离滕县并不远，守军甚至一度可以听到汤军的枪声，但他却越打越远，被戏称为“游动哨”。参看张自忠之救庞炳勋，汤恩伯显然是未尽全力。

这里面就要涉及到汤恩伯如果全力救援结果如何。

鉴于日军锐气正盛，汤部和矶谷师团正面交手未必能够取胜，但救援王铭章脱险应该可以办到。只是这样一来，第一汤部要打一场硬仗，损失不会小；第二，汤部可能被粘在滕县，从机动兵团变成守御兵团。

从军事地图上看，汤恩伯的选择也有有利于整个战局的道理。三战区李宗仁所部可算大杂烩，兵力虽然不少，能作为机动主力的部队并不多。孙桐萱的鲁军在韩复榘死后奉命反击鲁南，大汶口战役显示攻坚能力不足，且韩刚死，这支部队的忠诚度还是个问题；邓锡侯、孙震的川军虽然勇敢，但装备太差；孙连仲善于防御，是北线支柱不可轻动；张自忠善于进击，但是在南线对付坂垣；樊菘莆善战但和李长官不和；滇军还在路上；沈鸿烈、刘镇东杂牌部队兵力不足，只能担任游击。

只有汤恩伯部，兵力雄厚，装备精良，最适合担任战役预备队，对日军进行进攻作战。如果汤部在滕县被粘住，李宗仁能够实施机动作战的部队还真不好找。

所以，汤恩伯保存实力，对于日后的台儿庄大捷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然而，理由是理由，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南口那个不计利害，拼死打硬仗的汤恩伯在渐渐消失。汤恩伯开始更愿意打“巧仗”，而其骄横跋扈的一面也开始###。滕县、台儿庄两战，汤恩伯的决定有他的道理，但都需要坐视友军的大量伤亡无动于衷。我的看法这不是一个巧合，而是汤恩伯心灵中冷酷一面的体现，坐视友军灭亡等待自己成功的机会，或许有时合于兵法，但不能不说其消极影响也是很严重的。汤恩伯一生崇拜曹操，曹操对于屠城和权术的看法未必不是他所暗许的。那么，牺牲王铭章还是牺牲自己，就很难说汤恩伯是从全局的角度还是从自己利益的角度考虑了。或许他很满意自己这种慈不掌兵的风格，但是从此以后汤部因为这种风格在战场上总是和友军格格不入，其中的利害，就不好说清了。

吞并王劲哉部，是汤在徐州会战之后作的另一个微妙的变化。

王劲哉是杨虎城部将，128师师长，归属汤恩伯军团指挥。汤恩伯乘机吞并王部主力，王帅少量部下离开汤部，到湖北组建半独立王国去了。吞并王劲哉，开汤恩伯扩大实力的先河，表现了抗战中期开始后，汤恩伯对实力的渴望。为汤恩伯成为中原王写下一条暗线。

随枣战役，汤恩伯所部表现依然值得称道，李宗仁摆下口袋阵，汤恩伯和台儿庄一样担任包抄任务，在截击日军后退的战斗中斩获不少。李宗仁却回忆汤恩伯不听指挥，出击过晚，致使日军主力顺利东遁，认为如果汤恩伯及时出击“日军机械化部队在襄花公路上或许永无东归之日！”

李对汤的指责似乎有些过分，因为日军口袋外当时留有强大机动兵力。如果两面夹击扎紧口袋的汤恩伯，汤会腹背受敌，恐怕鹿死谁手很难说。当然汤恩伯也不是没有胜望。

可以看到，汤恩伯这时已经相当回避风险太大的战斗，且依靠自己的中央嫡系关系无视李宗仁的指挥，他要等到日军主力大部东撤，才出来捡便宜。日军被封闭的兵力少，他也就没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了。战果虽然不大，风险要小得多。

当然，打的还是胜仗，只不过汤恩伯的仗是越打越“巧”了。如果说抗战军兴的时候汤不乏以身报国的勇气，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这种刚勇之气，也在渐渐衰微。这不是汤恩伯一个人的问题，要说，也可以算当时一个社会问题了。

汤恩伯身上的黑和白，就这样慢慢地发生着量变。

我以为可称为汤恩伯真正的转折点的，是不太引人注目的一个战役——襄阳之战。

襄阳之战，指的是1940年的第一次襄阳战役，也就是枣宜会战中围绕华中重镇襄阳的一系列战斗，日军主力为第3、第39师团，中方第五战区正面主力为黄琪翔指挥的第22集团军及第11集团军一部。此战中国军队先败后胜，襄阳失而复得。由于枣宜会战中张自忠上将突出敌后血战殉国，一时震惊中外，襄阳的战斗因此变得并不那样抢眼。

但是这一战中，汤恩伯军团（以第31集团军为主力）的动向我以为颇反映了这位将军此时的心态。

会战打响之后，兵精粮足的汤军团作为第五战区首屈一指的精锐部队，如同以前几次会战一样，奉命担任战区战略预备队机动兵团，也就是说将作为反攻时的拳头使用。不过，此时的汤恩伯对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说，大概有一点芒刺在背的感觉了。1939年随枣会战，汤对李的命令公开对抗，李耿耿于怀，有要法办汤恩伯的说法，但最终又拿带天子剑的汤司令毫无办法。

这件事汤李谁更有道理，至今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从军令角度李完全占理，汤骄悍、违令，但他给大家的印象是毕竟还能打仗，这给他增加了不少同情分。然而，枣宜会战中在对汤恩伯毫无处置的情况下依然将其隶属于李的部下，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试想，既然一年前李不能处置汤的违令，一年后李又怎么能指挥得动汤？！至少应该将汤恩伯调离第五战区以缓解矛盾吧。从军事角度，中国方面开战以前就是半身不遂，犯了兵家大忌。

抗战中期以后，汤恩伯多有这样独立于顶头上司的“厚遇”，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坏事，比如薛岳，他也有这样的待遇，也不乏和何应钦、白崇禧吵成一锅粥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他还是把自己的这种独立###用在灵活指挥作战上面，这种独立###一定程度上使白、薛从上下指挥关系变为前后方的配合关系。白对全局的掌控加上薛对当地战区的了解相互弥补不足，所以斩获颇丰。汤恩伯就有些不同，他得到这种厚遇后与顶头上司更多的是对抗而不是配合，近到襄阳战役的李宗仁，远到中原战役的蒋鼎文，没有一个能够指挥得动他，或者能够和他配合好。这就不能说都是他的长官有问题，汤自己也要找找毛病了。

李宗仁其实还有一个可能的做法，就是直接调动汤属下的部队，拆散汤军团，然而军委会偏偏给他一条命令是汤军团必须整体使用。从军事角度考虑，这个决定很有道理，那就是机动兵团的拳头一定要硬，分散使用汤军团，会削弱反击的力度。如果没有这条限制，我想李给汤拆台也一定不会客气。这会削弱汤的战斗力，可是与指挥上的半身不遂相比，军事角度上还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幸的是，李没有这个权力，所以李的兵力不够充足，枣宜会战打得比较乱。

襄阳战役的前后经过大致如下：

5 月初，日军进攻枣阳，激战中右翼兵团张自忠部损失很大。张自忠渡河督战，壮烈殉国。日军攻占枣阳后继续西进，和中央兵团黄琪翔部展开激战。黄是北伐系的老将，指挥习惯比较老化，应变不够迅速，同时，此战他的主力第22集团军是川军，而不是黄的粤军部队，彼此不够熟悉，因此在日军攻击面前节节败退。李宗仁的桂系部队也投入战斗，并且打得艰苦顽强，为了掩护主力撤退，173师师长钟毅战死沙场。5月31日，日军击溃新四旅河防部队突破襄河防线，黄琪翔部军心已乱，从襄阳溃退（黄在指挥部的黑板上大书“还我河山”，痛哭而走）。6月1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重镇襄阳。

襄阳失守全局震动，李宗仁严令黄全力收复襄阳。黄随即下令122师师长王志远指挥反击。军心尽失的状态下，用区区一个师反击襄阳，还是退下来的部队，不免有些敷衍的味道。

王志远，川军宿将，原343旅旅长，因122师师长王铭章在滕县战死递升（从滕县死守中突围而出的张宣武团长递升343旅旅长，也是后来滕县战役的重要史料提供人）。王接到这个命令，恐怕也觉得难以执行。但他从山东打到湖北，虽然在吃败仗，勇气还是有的。于是，王志远指挥还算完整的师直属团，亲自带队反击襄阳。从当时的战场局势看，王志远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打这一战。

怪异的事情发生了。当王部突入襄阳的时候，却发现日军已经撤退。6月3日，同时出现了两份战报——王志远的122师“收复襄阳”，还有一份是汤恩伯的“本部克复襄阳”！

襄阳的确夺回来了，但到底是谁攻克了襄阳呢？

事后查明，王志远部攻击襄阳，进城以后发现日军已经撤退，随即出城追击，直追到笕山，与日军断后设伏部队发生激战。王师长是四川人，熟读三国，知道这个地方是孙坚被伏兵打死的地方，觉得很不吉利，于是停止追击，回城发报报捷了。这个时候，汤恩伯部离襄阳还有几十里呢！

事情既然如此清楚，汤恩伯的捷报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要看看汤军团这一阶段的行踪了。战役一开始，汤部就作为机动兵团主力，钻进了大洪山，虽然也有战斗，却没有张自忠、钟毅那样的血战。汤恩伯部被日军甩到了东面后方。日军派出第40师团监视汤部，全军继续西进。汤恩伯想轻易截断日军并无机会，而血战一场和40师团硬碰，固然可以吸引日军回头，汤却也不去做。他整个战役中始终和日军若即若离，实力没有受到大的损伤，这个表现和随枣战役如出一辙，相信李长官也拿他没办法。

攻占襄阳以后，日军因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感觉补给线太长，第五战区部队退却迅速，捕捉其主力的战略目的无法达到，而维持占领的兵力有不足，于是决定后撤。3日，日军撤出襄阳东归。

这时，第五战区各部都退到了西边谷城一带，军心散乱，离襄阳最近的反而是东边的汤恩伯。于是，汤侦察到襄阳已经是一座空城，看出便宜，立即发出“我部克复襄阳”的捷报，准备40师团撤退后立即出据襄阳，立一个轻松的大功。但他万万没想到有一个不要命的王志远，坏了他的如意算盘。

这件事王志远作为一个杂牌师长，本来###气吞声也就罢了，但他的前任师长王铭章就是因为汤恩伯见死不救战死的。王咽不下这口气，一状把汤告到军委会。笔墨官司打了许久，最终不了了之。

从襄阳战役，我们看到那个血战南口的汤恩伯已经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从抢打硬仗（百灵庙）到勇打硬仗（南口），到软硬结合（台儿庄），到喜打巧仗（随枣战役），到专打巧仗（襄阳战役），汤恩伯在慢慢发生变化，而他的骄横，却在一步步升级。不能不说，作为一个军事将领，这是一个负面的发展趋势。

如果说汤恩伯只是骄悍，我以为还没有看透汤的心态发展。从台儿庄到襄阳，汤的确有坐视不救的硬心肠，但这个硬心肠都是对杂牌军的，而傲，也一直是傲李宗仁这样的杂牌统帅。应该说，汤聪明得很，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能够为上峰（蒋）所接受的。只是此后到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四省边区总司令任上，汤恩伯和十三太保、国民党嫡系大将蒋鼎文之间的争斗，又反映了汤的另一种心态。

那就是对政治的痴迷，以及因此导致的对于实力的重视。

国民党的军事大员，抗战中能够成为一方诸侯的并不太多。这里一方诸侯的意思不是省主席这个级别的，而指的是军阀###质的割据势力。即便是战区司令长官，在国民党体系中也不过是权力较大而已，搞成独立王国并不容易。抗战中，程潜、顾祝同、薛岳等都是一方大员，有很大的军事力量，但政治上依然脱不开蒋的掌控，对中枢影响甚微；何应钦、张治中虽然有影响但没有自己的部队和地盘；李宗仁、冯玉祥等都是限制使用。真正能够形成一方势力的，只有三个人，那就是土木王陈诚、西北王胡宗南、中原王汤恩伯，还有一个建立了影子势力的戴笠。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和地盘，并且一度别人无法打入，包括蒋介石也不能完全掌控他们的势力。细细分析，他们有着五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具备一定的能力，在国民党体系中属于干练人物。陈诚被称为国民党中仅有的“不贪污，肯做事”的人物；胡宗南是黄埔一期高材生，有“文有胡宗南，武有贺衷寒，又文又武李默庵”的说法；汤恩伯有南口、台儿庄的战功底子；戴笠是国民党第一号特工奇才。

第二，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地盘，而且基本部队比较能打。陈诚的基本部队土木系18军，地盘是中央的阳线；戴笠基本势力是军统和忠义救国军，渗透到各个部门，地盘是中央的阴线；胡宗南基本部队第一军，地盘在西北；汤恩伯基本部队13军（31集团军），盘踞中原四省边区。

第三，都属于浙江人，蒋介石嫡系，深受蒋的信任。这一点，使蒋纵容他们的发展和对异己的吞并。然而，一旦功高震主，不知收敛，那就有杀身之祸。陈诚一度红极一时，蒋在远征军参谋案件上一发力，陈便应声而倒，一年多不得翻身。

第四，都有政治头脑和野心，虽然出身军界，都热衷于向政界发展。陈诚号称袖珍委员长，后来果然一度成为蒋的继承人；胡宗南喜欢以古人自比，枭雄锋芒毕露；戴笠把势力渗透军政两界；汤恩伯呢，在四个人中最为典型，他的政治思想在“手本”中###无遗，并且通过递交手本，为蒋介石了解其政治抱负，甚至以曹操自居，不知收敛。

第五，都出身卑微，于蒋介石有深刻的依附关系。所以这几个人虽然都有野心，并且皆以自己可为蒋身后第一人自诩，但蒋生前，却没有能力取而代之。蒋介石对他们，也隐隐有破格提拔，以对抗何应钦等老将宿臣的心理。

这几个人中，汤恩伯显然有着他独特的一面。抗战前，汤在蒋系将领中没有陈诚和胡宗南那样显眼，又不像戴笠有着特殊的工作###质，因此，在这四个人中属于黑马。我想，抗战对于汤恩伯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抗战给汤提供了不错的表现舞台，使他得以表现其军事才能，并得到了四省边区这样一块自己的地盘；其次，抗战的激烈艰苦，恐怕也让汤越来越不愿和日军死拼，因为死拼的部队主官固然可以得到尊敬，但实力的“存在”对座次更加重要；第三，汤和戴一样，对国际形势有较清醒的看法，是国民党中比较早认识到日军必败的人物，因此抗战后期“等胜利”的思想比较严重。

于是，汤恩伯在担任四省边区总司令以后，数年之间对日作战消极，只是通过大修工事组织防御。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发展自己的实力，拉拢胡宗南、戴笠组成势力集团，积极为蒋介石身后的继承问题打通道路，汤司令变成政客了。

一个军事将领的政客化，往往就是他军事生涯的终点。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将军们中盛产政治家，可就是忘了怎么打仗。

何况汤恩伯本身的政治素养，决定了他在这方面难有作为。比如一度和他火热的戴笠，就对手下说过：“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蒋介石可以容###左宗棠，但恐怕容不了曹操，从蒋的手段看，汤若无中原惨败，也难有善终。汤恩伯对政治的看法就是实力，具体地说就是兵力，因此他在中央除了蒋的宠信外并无多少势力。汤在四省边区，虽然没有积极的作战，却大肆扩充兵力，补充团、补充旅等部队到处建立，形成了足有40万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这种良莠不分的做法，正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这是因为兵多并不意味着战斗力增强。中原会战汤部新扩编的部队战斗力极差，一触即溃，真正打仗，还要靠汤的老部队，扩军效果可谓微乎其微（当然如果没有日军的进攻，抗战结束后，这支部队会成为汤的一大资本）。汤部在抗战开始，以精兵称雄，此时率领战斗力参差不齐的40万大军，机动迟缓，纪律混乱，装备不一，对汤的指挥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事实上，汤在这个考验面前得分没法说很高。抗战后期的汤恩伯对政治更加敏感，对军事的灵感已经烟消云散，这个缺点在解放战争中越发的明显。

日军1944年4月13日开始中原作战，5月6日就打通平汉线北段，完成主要作战任务。除许昌、洛阳（打到17日）抵抗顽强外，汤军团的表现只能用“崩溃”来形容。当时的日军是不是不可战胜呢？其战斗力虽然强大，其实也不尽然。日军进攻到河南南部，灵宝会战中，马法五的“白头军”装备远不如汤部，却能够取得比汤部好得多的战果，连日军旅团长木村千代太也被击毙。所以，汤部的溃败如果仅仅归结于日军过于强大不够公平。汤扩军无度，兵多需要的补给、装备就多，给中原地区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造成当地人民与汤军的对立，也严重影响汤军官兵的士气——连保境安民都做不到，士兵们不知道为何而战……迅速扩编的部队纪律###差，战斗力弱，战斗中争相奔逃，给本来能够作战的部队也带来了“雪崩”的影响。史称汤部在河南和日军交手被打惨了，豫西民间武装和汤军冲突，只要有几个会日语的民团大喊几声，汤军就蜂拥败退。

对军政关系认识的粗糙以及在实力问题上的短视，给汤恩伯带来了苦果。和日军对峙数年，军事上的准备却不足，对日军研究不够，则更是汤作为指挥官应该负责的地方。

应该说，汤在中原的确打得很糟糕，不值得为他开脱。他的确撤出了自己的基本部队，但重武器装备损失惨重，其战斗力和战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根据日军回忆，汤部在河南的工事相当不错，曾经有日军登山望汤军工事“血液凝固”的感觉。遗憾的是，工事里面却没有人防守。所谓兵败如山倒，大体如此，大约也不是汤不想顶住，而是无法控制局面了吧。

在缺乏重武器的中国军队中（反坦克部队只舍得打一发实弹做训练），如果看看下面汤军被日军缴获的装备，大约也难以原谅汤的溃败吧。

日军回忆，中原会战，是日军侵华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战役，汤司令难辞其咎。

不过，汤恩伯这次战败，对他自己未必是一件纯粹的坏事。因为此战失利，汤失去了地盘和扩军的成果，从中原王又变回了一个普通的将领，指挥第三方面军，又多少恢复了一些军事将领的感觉。不过，在检讨中原会战的会议结束之后，汤下来的第一句话却是——“浙江人还整浙江人啊！”他说的是陈诚在会议上对他的指责过于严厉。

看到这句话，不由令人感叹，汤恩伯作为封疆大吏、国之重臣，惨败之后，不对丧失国土感到惭愧，也不对战败溃军感到耻辱，却把事情归结到陈诚整他。这样的高级将领掌兵，国民党后面不败给毛泽东，那真是老天不开眼了。

一二八空战轶事兼谈鲁迅先生的一点偏颇之处

2002年2月27日，一个开办幼儿园的97岁日本老人在船桥市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每年2月22日，他都要在佛前烧香，为一个人祈福，一直进行了70年。

这个老人，就是日本第一个空战中击落对手飞机的飞行员——生田乃木次。他为之祈福的，就是在1932年2月22日，被他击落的一名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飞行员。负罪感伴随了他的一生。这位飞行员的事迹，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也曾提到。

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优秀旗手，他的文笔感动了无数热血青年，萨也曾认真拜读先生的各篇著作，颇为钦仰。然而在看待中国空军这个纯军事问题上，感觉鲁迅先生有比较大的偏颇看法，因此写一点在这里，和大家探讨。

鲁迅先生因为1936年病逝，还来不及表达对抗战开始后中国空军的看法，其主要看法只能针对一二八抗战中的中国空军。先生的《伪自由书》，里面有这样的内容：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所以我们应该在防空队成立之前，陈明两种愿望――

一，路要认清；

二，飞得快些。

还有更要紧的一层，是我们正由“不抵抗”以至“长期抵抗”而入于“心理抵抗”的时候，实际上恐怕一时未必和外国打仗，那时战士技痒了，而又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所以还得战战兢兢的陈明一种愿望，是――三，莫杀人民！

先生的文笔辛辣，对中国空军参与内战的反感也可以理解，但是对于抗战的史实却有误导的嫌疑。这里面提到的苏州空战是一二八抗战中的一个插曲——“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鲁迅先生所说“洋烈士”即生田乃木次祭奠的美国志愿飞行官罗伯特·肖特。他驾驶波音战斗机，于2月22日和日军13式轰炸机小谷机队在苏州上空发生激战，壮烈牺牲。实际这是一场遭遇战。

十九路军开始淞沪抗战后，因日军占据空中优势损失惨重，暗藏在火车站内的两列装甲列车均因汉奸指示目标而被敌机炸毁。为了争夺制空权，南京军政部航空署即抽调第2、第4、第6三个航空队共25架飞机赴上海参战。中国空军进驻上海真如机场与日军对峙，战况十分激烈，并多次击落击伤敌机，并非鲁迅先生所描述的那样消极（上海日机超过三百架，占绝对优势）。进驻真如第一天，广东航校出身的飞行员朱达先即在作战中重伤，在一条腿被打断的情况下将自己驾驶的林柯克战斗机强行降落。新婚即上前线的副队长黄毓铨求战心切，抢上朱达先返场的飞机，起飞升空追击日机。由于这架飞机操纵钢丝被敌弹擦伤，未及检修，飞机起飞后即坠毁在机场上，黄毓铨牺牲，是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名飞行员。

激战中我国空军击落敌水上侦察机一架，并缴获飞行员携带的护身佛等物，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转场南京，而后去杭州。这就是苏州空战的背景。

当时空军转场途中并无在苏州空战的计划，罗伯特·肖特当时和中国空军主力部队不在一起编队。原因是他的座机比较奇特，是当时先进的波音218战斗机，速度快马力大（超过中国战斗机大约一倍的马力），和中国空军其它飞机无法编队，因此他单机行动，没有和其它飞机“迷失”的问题。这也是肖特的习惯，此前他也曾这样在空中“游击”，击伤日军所茂八郎大尉的座机。

当肖特飞到苏州上空的时候，发现日军正要空袭挤满中国难民的列车和苏州火车站——正是这一点让良心没有泯灭的生田乃木次满怀歉疚。肖特义愤填膺杀出参战，从下方以螺旋方式攻击日军指挥官小谷进大长机，第三次进入时将小谷击毙，自己随即遭到日机围攻，不幸被生田乃木次的13式战机击中战死坠落。中国政府授予他上校军衔（肖特原为波音公司业务代表，兼中国空军航校教官）。

此前后中日连日展开多次空战，日军皆有证实。中国飞行员赵甫明等殉国或负伤，参战各机无一不伤。飞行员斗志昂扬，每有飞行员受伤，返场后立即有其他飞行员抢飞机上天作战。撤退到杭州后更发生震惊中外的笕桥空战。此战，因敌机来袭突然，空军第二队司令石帮藩冒死登机突入敌机集群血战，掩护同僚登机，激战中两架日机被击落迫降，石自己也被打断一臂，带伤降落。此后石成为空军高级指挥官，人称“独臂将军”。

鲁迅先生提到从广州来援的地方空军，并讽刺其飞得太慢，曰：“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广东空军参战确有其事。当时空军总司令部从广东空军中挑选一混合机队北上参战，共10人，分驾6架美制旧式“可塞”(CORSAIR)飞机和一架“莱因” (RYAN)运输机，2月10日从广州飞上海参战，指挥官丁纪徐。丁纪徐是广东空军悍将，1937年抗战时的空军五大队大队长，也是中国最早进行空中跳伞表演的传奇人物。鲁迅先生的消息肯定是错误的，这支部队不但参战了，而且打得英勇顽强。2月26日，日军空袭杭州空军基地，丁纪徐的座机当时正在维护。此人###如烈火，当即持枪从中央空军的飞行员手里抢了一架飞机上天迎战，其斗志可见一斑。

对这些战斗上海各报刊也多有报道，海内外反响强烈，鲁迅先生视而不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时的鲁迅先生不得已避难在上海租界，我想也许是无法看到有关报道吧。

幼年的中国空军在这次战役中表现英勇，产生了两大影响。第一个是被国民认知为抵抗外侮的重要力量，在争取国防经费的时候挤掉了淞沪事变中态度###的海军。这次经费之争，时人称为“空海大战”，并在报纸上讽刺地问海军：你们是“海军乎？江军乎？”。此后中国空军得到较大发展，才有八年抗战中“飞将军”的传奇。第二个是对日军战术的影响。日军因为战斗中的损失，特别是战斗机和中国空军对战中难以占到优势，提出“战斗机无用论”，以至于八一三以后一段时间和高志航等交战的日本轰炸机都依靠自身的火器自卫而没有战斗机护航，直到吃亏以后日军才恢复了对战斗机的重视。这个战略###错误造成惨重损失，几乎使日本空军轰炸机部队在抗战初期遭到灭顶之灾。

所以，先生对空军的指责似乎有些过分，我想这主要是鲁迅先生没有军事方面的常识造成的，毕竟他不是熟悉军事的人物，有人据此认为“鲁迅是老愤青”，就有些过分了。事实上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奋勇争先，屡次和优势日军拼死奋战，打到南京失陷的时候只剩下董明德一架飞机能战，表现了崇高的卫国抗战精神。空军的力量几乎尽数拼光在抵抗外侮的战场上，四大天王全部血洒长空，庶几可以辩白鲁迅先生“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担忧。

闻知陈仪要被处决，汤恩伯四处求情

上海解放没多久的某天傍晚，黄浦江船码头上，来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中年人。只见他身穿长袍，头戴礼帽，手提一棕色小皮箱。每当马路上过来解放军巡逻战士时，中年人就会放下皮箱，站立在马路边，帽檐下的那双眼睛格外紧张。

陈仪与汤恩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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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陵基、鹿钟麟、吴忠信、汤恩伯、陈仪汤恩伯陈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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