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历代帝王封禅祭祀一览表
秦 始皇嬴政 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 封泰山、禅梁父山
二世胡亥 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 登封泰山
西汉 武帝刘彻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封泰山、禅肃然山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 封泰山、祠明堂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封泰山、祠明堂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 封泰山、禅蒿里山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 封泰山、禅石闾山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 封泰山、祠明堂 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 封泰山、禅石闾山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 封泰山、禅石闾山
东汉 光武帝刘秀 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 封泰山、禅梁父山
章帝刘烜元和二年（公元85年） 柴祭泰山、祠明堂
安帝刘祜延光三年（公元124年）柴祭泰山、祠明堂
隋 文帝杨坚 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为坛设祭泰山
唐 高宗李治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封泰山、禅社首山 玄宗李隆基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封泰山、禅社首山
宋 真宗赵恒 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封泰山、禅社首山
清 圣祖玄烨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 祭祀泰山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 祭祀泰山
高宗弘历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至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先后10次祭祀泰山
从这个表可以看到，真宗这个时候如果真的要去封禅，他的排位已经是第十位了。
王若钦提出了这个想法后，宋真宗先是高兴，但随即就有了忧虑。他说，自己也是读过历史的人，“封禅泰山，固然是不世功业，可据古籍记载，封禅之帝，都得是天降祥瑞，而后行封禅之事！而我朝，现在也是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但并无特别之天瑞以应之！”
宋真宗说得的确是事实，他的前辈们都是制造了各种天瑞或者是偶然碰到了天瑞而到泰山去搞活动的。宋真宗时代，即使他的两位祖宗在世时，大宋什么天瑞都没有出现过。
王钦若一语道破帝王们的造谣手段：“陛下真认为河图，洛图果是神仙所为？不过是圣人教化民众的一种方法而已。所以我以为，历代封禅所谓的天瑞，多人力为之！”
宋真宗真是醍醐灌顶，脸上露出了笑容。但随即又消失了。他说：“万一这件事左相王旦不同意怎么办？”他的意思是说，王旦这个人比较耿直，不会弄虚作假。王旦是大宋的名相，宋朝的历代皇帝对丞相都相当尊重，所以如果王旦不同意，那么，这个造谣行动就无法进行。
王钦若却有不同见解，他说：“此大局，我可与王相勾通一下，王相也是一明理之人。”二人就这样定下来，王钦若去找明理的王旦。
找到王旦后，王钦若直奔主题，说皇帝要去泰山封禅。王旦果然就反对，他说，不能为了此虚名而劳民伤财！王钦若险些就没有骂他，先不说这是不是虚名的问题，单就劳民伤财而言，王旦就是在夸大其辞。事实上，以大宋的经济实力，去下泰山根本对国家毫无妨碍。
王钦若把王旦的态度传递给了宋真宗，真宗皇帝决定亲自找王旦。某一日，他请王旦吃饭。吃完后，就拿出来一坛酒，对王旦说：“朕有好酒一坛，爱卿回家与妻儿老小共饮之！”
王旦就捧着坛子回家了，回到家就立即打开，他还以为真是酒，一打开，他愕然，里面居然是满满的一坛子珍珠。王旦睁着眼睛看了半天，才知道自己受贿了。而且是皇帝的贿赂。
皇帝对臣子行贿，真宗皇帝可能是前无古人。王旦把这件事思来想去，最终被真宗的诚意与仁心打动了。试想，皇帝乃天下之主，他想要做什么事，即使你反对，他也能去做。王旦觉得这是皇帝给自己的面子，人不能给脸不要脸。这件事后，他与王钦若一起开始参与真宗皇帝的封禅事宜。虽然在谋划过程中，他很少说话，但不反对是肯定的了。
巧的是，正当宋真宗与二王如何炮制谣言的时候，老天帮了个大忙。这年十一月份，天降瑞雪。整个开封被茫茫大雪笼罩，这可是瑞雪兆丰年。宋真宗当时就说：“瑞雪盈尺，来年麦苗有望矣！”既然老天先比他的谣言来了，他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下令于崇文殿大宴群臣。他自已特意作了一首《瑞雪诗》，令群臣和之。
第二年年初，春节还没有完，初五那天，宋真宗突然下令召集众大臣，于崇文殿开御前会议。大臣们都到齐后，宋真宗装腔作势道：“朕之所以请大家来，因本朝发生了一奇异之事。景德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晚，朕方就寝，似睡非睡之间，突然寝室内一片大光明。在这光明之中，出现一神人，神人穿一降紫色长袍，他对我说，速于正殿建黄箓道场，来年一月，上天会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切记切记，勿泄天机！”
大臣们都惊愕，每个人都会做梦，但这种梦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宋真宗就接着说道：“朕惊而起，神人忽然不见！朕当即令内庭于正殿修道场、作法事，至今一月有余。今晨皇城司上奏，承天门屋南角，发现一黄色包裹，联思之，即神仙所云天书？！”
臣子们当然不知道这是皇帝造的谣，王旦与王钦若立即向前下拜说：“这必是天书无疑，陛下仁孝及于上天，今天下息兵戈，而且屡年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所谓天道不远，人间有验。今神告已至，天书果降，是我等臣民有幸，也是我大宋之福啊！”
王旦傻傻地站在那里，跟着王钦若唱戏，众大臣一见承相都下拜了，他们怎么还在那里站着，也都全跪下高呼万岁。立即就有人不知是真信还是附和皇帝的心思，说此是历朝历代未有之奇事；也有人说天书之说，只是在古籍里传闻，今却独现于我朝，此当今皇帝盛德，感动上天；等等。大家开始互相道贺，更向真宗皇帝道贺。真宗皇帝微微而笑。
王旦这个时候突然大声说：“陛下，臣以为天书启封之际，宜屏左右！”王宰相这么说，不知是否觉得这个谣言造的有点过头还是勾引大臣们兴趣。
宋真宗摇摇头，扫视了一下群臣，说：“天书里说了什么，无人知道，如果上天谣示缺失，宜于众卿共勉；若是警告朕躬，朕当自修，岂可隐而不知？”
这话说的很有水平，也就是说，天书是必须要示人的。既然必须要示人，宋真宗就立即下令大家都到承天门去。众人来到承天门，真的看到承天门南角兽吻上挂了一黄色包裹。隐隐约约地能看到上面写了许多字。宋真宗断定这就是天书，先带领群臣向天书下拜，然后令内待小心翼翼地，把天书从屋角兽吻上请下来，令大臣当众宣读，天书名即为神人告示的《大中祥符》。书云：“赵受命，兴于宋；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
读了好久才读完，这神仙也够罗嗦的。不过，神仙一直在说好话，说的都是大宋的皇帝是天下之主，经常欺负我们的辽国根本就不值一谈。天书上面还说大宋王朝能传七百世。
七百世，如果神仙真的说对了，今天我们仍旧是宋人。可惜，谣言就是谣言，不可能是真的。不过在那个时候，不是真的也是真的了。天书一出，祥瑞已现。次日群臣入贺，宋真宗于就在崇文殿请大家吃饭。同时改元。最后令吏部尚书张齐贤等，把神人降天书事件奏告天地、宗庙，及京城各大寺院。
那个时候虽然传递信息的手段不高明，但如你所知，谣言的速度是不受时代限制的。仅半个月后，全大宋的臣民都知道了天书事件。
山东兖州的吕良等千二百八十七人上书，要求皇帝封禅泰山。这些人为什么积极，是因为泰山在兖州境内，如果皇帝真的到他们那里了，肯定有不少好处。宋真宗虽然亲自接见了这些人，但却造作：“封禅大事，历代帝王都不敢轻言封禅，卿等忠心可嘉，但所议之事，他日再说。”
这些人立即就说：“国家受天命五十年，已至太平；今天降祥瑞，应有皇帝告成于泰山，上可以报天地，下可以应民心！”
宋真宗还很“害羞”：“此大事，不可轻行！”
这些人被打发走以后，山东以兖州为主，其它诸路进士八百四十多人，主动跑到皇宫前门，上请愿书，恳请皇帝封禅泰山。
整个大宋天下，无人不谈天书事件，整个山东无人不希望皇帝来泰山封禅。整个大宋王朝为之震动。王旦这个时候必须要出马，身为政府首脑，如果他还不说话，那可就太对不起那一摊子珍珠了。他率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及各路地方官，还有在野的和尚道士尼姑，三教九流之人，共计二万四千余人，以大游行的方式，跑到皇宫前门，恳请皇帝封禅。宋真宗依旧拒绝，他说，自己不配。（他敢违抗天命？）
这些人不会让他得逞，立即说，您配！您想，如果没有您和及前二代皇帝的精心理政，那有现在的大宋？我们万众一心在要求皇帝陛下封禅于泰山，就是想让您通过泰山告诉上天，我们很好，我们大宋是繁荣昌盛的。
如同事先排练好的一样，宋真宗连续拒绝了五次王旦的请求，最后答应了。但同时又下诏：
一，封禅大事，节俭为第一原则，不可草率从事，不可有失国体。令有关部半年时间准备，计划在该年十月行封禅。
二，所有与封禅的有关部门，地方政府，不得借皇帝封禅之事骚扰民众。封禅所用工役不得无偿调用民夫。
三，诏皇帝所经州县不午以皇帝过境名义，修建行宫，侵占农田。
这年的十月，真宗皇帝踏上了泰山之旅。一个炮制谣言与实践谣言的过程终于成功地上演了。
依我之见，这个谣言的炮制思路非常好，据道家的说法，泰山曾有一位女神，授予黄帝“万战万胜”的“战法”，还帮助这位黄帝的嫡亲子孙摆脱内外交因的困境。真宗皇帝后来让王钦若总领核理道藏，很可能王若钦就看到了这个传说，这个传说在张君房编成的道藏集要《云笈七签》中，其中杜光庭《九天玄女传》中这样说道：泰山女神玄女“人首鸟形，乘丹凤，御景云，服九色彩翠之衣。”
其实，真宗皇帝炮制的谣言并没有高明之处，任何一个帝王都可以炮制出来，不同的是，真宗皇帝胆子大，又脸皮厚。在中国古代，帝王们无不说自己是“受命于天”，所以，封禅是帝王表示自己与天沟通的方式。而古代封禅泰山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天下太平，国家昌盛。二是天降“祥瑞”。国家兴盛说明帝王功高德显，天降“祥瑞”说明上天对帝王的表彰，这时帝王要用一种方式回告上天，就是封禅大典。
真宗皇帝搞完这个泰山活动后，大宋也并没有统一天下，大宋还是大宋，有时候神仙和谣言一样，是绝对靠不住的。
造谣与反造谣
帝王制造谣言，当然也会引来别人用谣言来攻击他。这个时候，如何对谣言进行反击，就成了评价一个皇帝聪慧与否的标准。在中国历史上，后周世宗与宋太祖对谣言的反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周世宗是中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一个皇帝，但在对待别人制造的谣言上却是很无智慧可言。后周显德五年，这位皇帝亲自统兵大举讨伐南唐，攻破南唐紫金山大寨，连克江淮寿、濠、泗、扬、海、泰、楚诸州，南唐李璟求和，献出江北土地，并自行去帝号向周称臣。至显德六年，北面的小国北汉趁机勾结辽国趁机入寇。周世宗从江淮返回京城汴梁，决计亲征剪除北汉，且再收复幽云十六州，直捣辽都。
但就在北上连克数城的时候，周世宗突然病倒，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从行囊中取阅文书，突然发现内有直木一方，约长三尺，上面竟然写着“点检做天子”五字！周世宗大吃一惊，默想起当今殿前都点检、澶州节度使张永德是太祖皇帝郭威的女婿，他回想历史，当初石敬瑭也是唐明宗的女婿，后来竟篡唐为晋，一想到这里，就大汗如雨：莫非张永德也想要篡夺我家天下？左思右想，他决定把张永德拿了。在拿下张永德后，他把赵匡胤任命为殿前都点检。当时没有人知道内情，而制造这一谣言的人已经无从考察。事实上，每个皇帝在位时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周世宗这样做，也不能全怪他。因为这种谣言之所以被他相信，是因为历史上有这种谣言被证实是事实。即使就是这一条谣言，后来也被证明是事实了。
周世宗死后，他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元旦过后不久，后周王朝的镇、定二州节度使飞报京都，说是北汉皇帝刘钧约了辽兵一起想要来中原骚扰。当时的太后立即招大臣询问，宰相范质就推荐了赵匡胤，他说这个检点“忠勇绝伦”。
赵匡胤在得到命令后，召集了他的亲将率领着后周的精锐奔赴前线。赵匡胤率领大军，按驿前进，到了陈桥驿时，天色已晚，赵匡胤一点都不着急北汉和辽兵到哪里了，下令各军就驿下营，先睡上一晚。但就在这天晚上，事情就发生了。历史这样记载道：前部有散指挥使苗训，在营外站着仰头看天。赵匡胤的一个亲信楚昭辅走过来，看到他，就问道：“苗先生！你在此望什么？”
苗训不语，继续看天。天已经黑了，满天星斗。楚昭辅知道苗训是个术士，能观天象，他在看了一会天后，就看问他的人，见是楚昭辅，便用手指着西边道：“你不见太阳下面，还有一太阳么？”
楚昭辅见他说的慎重，提起十二分精神向那边看。活见鬼！他真的看到了太阳下还有一个太阳。据他后来说，那两个太阳互相摩荡，熔成一片黑光。忽而一日沉没，忽而一日独现出阳光，格外明朗，两个太阳旁还有紫云环绕。
他就问苗训道：“这说明了什么？”
苗训道：“你是点检亲信，我就跟你实说了吧，这就是天命，先没的太阳，应验在周，后现的是应验在点检身上了。”
楚昭辅立即就把这件事传了出去，顿时一传十，十传百，军中都诧为异征。此时，都指挥领江宁节度事高怀德，首先倡议道：“咱们现在的皇帝小孩子，懂得什么呢？倒不如应天顺人，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他看着将领们：“大家以为何如？”
众将都应声道：“您所言甚当，我等就依计速行。”
当时，在场的人有赵匡胤的亲弟弟赵光义，还有一位是大家最熟悉的赵谱。据诸多历史资料拼凑在一起给我的答案是，这两人是主谋。而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个望天的故事要么是史官在胡说，要么就是赵氏兄弟后来胡编的。
一种阴谋之所以能实施，是因为计划周密。我们现在已不得而知赵光义和赵谱计划的细节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方面，他们指使人喊出拥立赵匡胤的口号，另一方面，为了让阴谋看上去天衣无缝，他们又指使人指出他们故意留下的破绽。这个破绽就是：被拥戴的人是否同意。
都押衙李处耘很可能就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他说：“这件事得禀明点检，方可照行，但是点检未必肯依，好在点检亲弟赵匡义也在军中，且先与他说明底细，令他跟点检说清楚，此事才可成功。”
于是，众人就跑到赵光义那里，赵光义先是大吃一惊，然后说，我来不了这事，咱们得找赵书记商议。
这个赵书记就是赵谱。赵谱接见众人说道：“是啊，如今是主少国危，如何定众？咱们点检威望素著，中外归心，一入汴京，即可正位，乘今夜安排停当，明晨便可行事。”
于是，这群人还没有等到天亮，就跑进赵匡胤的营帐，把昨天晚上喝得人事不知的未来皇帝扶住，又把一件早已经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他身上。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袍加身，赵匡胤在第二天就带着人马掉头杀回了都城，建立了大宋。在建国后不久，由于五代十国纷争，很多人都想当皇帝，但如何才能当皇帝呢？大家都搞谣言，于是，谶书《推背图》风靡一时。
赵匡胤成为皇帝后，《推背图》依旧盛行，所以，许多人都在图上找自己是皇帝的依据。赵匡胤曾下令毁谶书，但效果不大，依然有人在偷偷传抄。
一天，赵谱上奏，抓住一批收藏《推背图》的人，加上受牵连的人，不计其数。
赵匡胤看着报上来的名单说：“算了，别杀了，我想个办法吧。”
他让人把《推背图》拿来，把里面的章节打乱，让人印刷几百本，然后在民间散布。不久，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版本就乱套了，包括最优秀的算命的，也搞不清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了。时间一长，人们对《推背图》的兴趣就冷了下来。
从周世宗与宋太祖二人对待谣言的手法上就可以看出，宋太祖的手法是不按常理出牌，因为关于帝王的谣言本身就不是常理，所以，宋太祖的手段等于是以毒攻毒，以贼制贼。
中国历代帝王都会炮制谣言和被谣言攻击，但历史上没有记载一个帝王因为谣言而丧命的。事实上，帝王所制造的谣言大都是善良的，是“正义”的化身。谣言最大的市场并不在帝王中间，而是在民间，民间才是谣言的极乐园。
空穴来风：中国历史中的造谣往事
豪门惊情:辛夷坞蚀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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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众生的谗诬诓诈——作为武器的谣言
谣言在众生嘴巴里很容易变成流言，流言之所以可怕，是因为有时候它在人们眼中太接近于事实。所以，被流言击中的人往往都无法不能轻松而退。作为人类最厉害的武器，谣言在历史的长河中的确担当了许多重大责任。
周公恐惧流言日
周武王灭掉商后的第二年，武王就生了病，大臣们都非常着急。大臣们不得不着急，在这个时候，商朝虽然灭亡了，但很多地方还有反抗力量做乱，如果武王真的有什么不测，那新建立的王朝很可能会土崩瓦解。正当大家焦虑万分时，周公站了出来。周公名旦，为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朝建立以后，他被封在少昊故墟曲阜，但是周武王很舍不得他，就不肯放他去上任，所以，周公就留在了武王身边。
他站出来，亲自堆山筑台，置璧秉硅，向三位周朝的祖先，太王、公季、文王祷告，去事奉鬼神，以换取武王的安康，也就是愿意用他自己的命换回武王的命。结果卜问三卦，卦卦都出现吉兆，再对照简册上的占辞，竟然都属于吉利。周公回来后就把祷告的册子放起来，并且将这件事告诉了武王，让他不要担心，果然，第二天，武王的病就彻底的好了。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周公对武王的感情是极深的，他的忠诚之心也是可以想见的。后来，周武王真的病了，他又去祷告，这一次却没有得到吉卦，武王去逝。武王的儿子成王当时还是个小孩，所以武王临终前就把这个小王托付给了周公，希望他能尽心辅佐。周公含泪答应，并且真的做到了。据他说，自己勤于朝政，“我洗一次头要三次握起头发，吃一顿饭三次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起来接待贤士，这样还怕失掉天下贤人。”这就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典故。
但他的忠诚与勤奋换来的却是流言四起，当时，文王的第三个儿子管叔论地位仅次于武王的，在周公之上。但周公因为出色的才干被两代天子都倚为左臂右膀，这自然让当哥哥的管叔心里非常不舒服。又加上当时成王年幼，周公监国，于是他想造反。
在造反前，他开始在国内散布谣言，说：“周公将要对小孩子(成王)不利了。”谣言四起，甚至连朝中的老臣太公、召公都相信了，他们找来周公，问他是不是真的想要有所动作。周公非常冤枉，说那纯粹是谣言。召公不相信他。周公就做了一首《君奭》给召公：“君奭！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呜呼！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
周公的意思是说：“君奭（奭，召公名，前加一“君”字，表示尊敬）！商纣王不敬重上天，给殷国降下了大祸，殷国已经丧失了福命，我们周国已经接受了。我不敢认为王业开始的时候，会长期保持休美。顺从上天，任用诚信的人为辅佐，我也不敢认为王业的结局会出现不吉祥。啊！您曾经说过：'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不敢安于上帝的福命，不去永远顾念上天的威严和我们的人民；没有过错和违失，只在人。考察我们后代的子孙，很不能够恭顺上天和下民，把前人的光辉限制在我们国家之内，不知道天命难得，上帝难信，这就会失去天命，不能长久。继承前人，奉行明德，就在今天。’您的看法，我小子姬旦不能有什么改正，我想把前人的光美传给我们的后代。您还说过：'上天不可信赖。’我只想把文王的美德加以推广，上天将不会废弃文王所接受的福命。”
召公的确被这一首诗给打动了，周公又是哭泣又是发誓，所以，这些谣言在召公这里就失去了作用。但天下百姓还是不相信周公有这么大公无私，谣言依旧在流传。周公在那段时间简直恐惧极了，他并不是担心自己的权位不保，而是担心一旦真的被成王拿下，王朝的江山由谁来支撑呢？
可是，他还没有恐惧多久，炮制谣言的管叔的狐狸尾巴就迫不及待地露出来了。他在自己的封地宣布造反，周公立即捉住机会，要求成王派自己去平叛乱。成王答应了他。不久后，管叔的大军就被周王朝军队消灭，周公凯旋而归。并写了一首《鸱》送给了成王，仍旧是表达自己忠诚之心。
流言也随着管叔的失败而消失了。后人有一句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意思就是说，即使如才智过人的周公都对流言深为恐惧，那么平常人在谣言面前无计可施也就是再所难免的了。
不过，周公这个人虽然非常恐惧谣言，但他还没有到被谣言杀死的份上。也就是说，周公的心理素质相当好，但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心理素质非常不好的人，他们居然会被谣言杀死。北宋时期的狄青就是其中之一。
狄青是大宋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名将之一，仁宗皇祐四年（1052），广西少数民族侬智高宣布与政府进行对抗，宋朝曾几次派兵征讨，但都无功而返。北宋一朝，与政府对抗的组织的实力其实并不高，但由于北宋一朝的国策（抑武）往往使得一小股人就能折腾半个帝国。侬智高的军事才能只属于中等水平，而能屡屈朝廷武将，原因就在于政府控制着将军的一举一动。将军在出征前必须要按照皇帝的意思画出一张作战图表来，将军必须要按图打仗。这种作战方法是千古未闻，也是千古笑谈。
正当满朝文武惶然无措之际，狄青毛遂自荐，上表请行。仁宗皇帝十分高兴，任命他为宣徽南院使。狄青受命到达广西后，鉴于历朝借外兵平叛后患无穷的教训，他大刀阔斧整肃军纪，处死了一批不听号令之人，使军威大振，命令部队按兵不动，屯集粮草。依智高看到后，以为宋军在近期内不会进攻，就放松了警惕。狄青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出击，将毫无防备的侬智高击败。班师还朝后，狄青被任命为枢密使，这是武将中的最高级别，然而就在功成名就之后，祸患也就由此而生。
说到这里，很多人会感到奇怪，若说功高震主，狄青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不过是平息了一次叛乱而已。那么，祸患从何而生呢？
说来话长，宋朝初建时，太祖皇帝就对五代时期的武夫专政很是担心，所以用了几杯酒“释”了开国初期几员大将的兵权。而他对武将的猜疑更是与日俱增。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一件怪事。殿前都虞侯杨信在上任不久后就忽然染上怪病，失去了发音功能。太祖看到杨信虽然不能说话，但身体其他部分正常，不耽误使用，就仍旧让他带兵。第二年，又进一步授给他节度使一职。蒙受如此恩典，口不能言的杨信更加谨事朝廷。
据说，杨信有个家童具有体察主人动向的能力，每每入朝上奏，或在军中传令，只消杨信展开手掌比划几下，该人就能准确地表达出主人的话语，所以不仅不影响对皇上表忠心，而且能够自如地掌控军队。
11年后，杨信要死了，突然会说话了。此时，赵匡胤的弟弟已经登基坐殿，是为宋太宗。太宗皇帝闻讯十分惊诧，马上来其家探视。杨信对太宗表达了自己感念两朝的知遇之恩，说到感慨处不禁泪流满面……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奇迹，而且这奇迹发生的太离奇，使人没有办法相信。如果杨信真是哑巴的话，何以在死前突然又能说话？只能有一种可能，杨信这小子玩诈，素来谨慎的他看到前任的悲惨结局，便以装哑来保护自己；而赵匡胤在杨信变“哑”之后，也确实更加信任他，不仅赐以巨款，而且将殿前司最高职位也交给他。让他成了为数不多得到善终的人中的一个。
宋朝的第二任皇帝太宗对武将的猜疑更是变本加利。赵光义处处对武将设防，实施“将从中御”之法，所谓“将从中御”是由于太宗对武臣戒备之心甚深，对他们在战场上的一举一动都要过问，这在当时被称为“将从中御”。在军中，他还亲自设置由文臣担任的监军来牵制将士，使用“阵图”约束战场指挥将领的手脚。作战“阵图”，则是作为“锦囊妙计”授给将帅，借以控制其举动。
由此不难看出，地主把羊交给放羊的，还要制订一个路线图，让放羊的根据这副图来让羊吃草，并且还要派出狼狗，监视放羊的。但狼狗是狗，它没有人性，总会欺负放羊的。放羊的必须要按照地主制订的路线图去放羊。如果不按照他设计的路线图，羊即使喂得肥胖，也要被辞退。
赵光义北伐辽国时，领兵主帅郭进就因不堪监军田钦祚这条狼狗的屡次欺压，自缢而死。但这件事发生后，赵地主竟然不予追究。在第二次北伐期间，杨业也被一条叫王优的监军狼狗逼死。太平兴国八年，镇州驻泊都监弥德超虚织罪名诬陷枢密使曹彬，曹彬在宋朝可是出了名的温良恭俭让，但无济于事，赵地主还是把他罢免。不久，弥德超诬陷之事败露，但曹彬却没有能官复原职。就这几件事，已经冷了大家的心，同时也让大家意识到：宁肯失职取败，也不敢冒然触犯天子戒律。
这种基调始终伴随了两宋，狄青的时代离大宋开国还不到一半年，正是“抑武国策”的疯狂时期，所以，即使是大臣都对他位高权重很是担心。确切地说，早在他任枢密副使时，就有右司谏贾黯上书皇帝，论奏狄青升官有四不可，御史韩贽等人亦皆附和。当他扶正后，这种疑忌和不安达到了顶点。臣僚百官纷纷进言，有些大臣甚至以罢官要挟皇帝，希望把狄青废掉。历史上著名的欧阳修也是反对者之一，这些人在祖宗的影响下，已经养成了抑武的习惯。但是有一点，这些大臣是明白的，狄青很得百姓的喜欢，其忠诚之心也是有目共睹的。想要扳倒他，就必须制造一些谣言，来把他搞臭。在嘉祐元年（1056），仁宗生了一场病，不久后就好了，但制诰刘敞却上书造谣说：“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体平复，大优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竟把狄青树为朝廷最大的威胁。欧阳修当然也不会闲着，首这年七月，大宋境内发大水，他立即上书请罢狄青，罪名就是“水者阳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也”，也就是说，今年的大水就是老天爷因为狄青任官而显示的征兆。这种造谣连宰相文彦博都看不过去了，文宰相没有附和他，但他也请罢狄青，宋仁宗回答他：“狄青是忠臣”，他立即跳了起来反驳说：“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
仁宗皇帝觉得他在狡辩，并不认可他。于是，制造谣言的人立即采取第二种炮制谣言方法，他们纷纷传播谣言，说狄青家的狗头正长角，有人说狄青的住宅夜有光怪。之所以要制造谣言，是因为他们相信国家出了妖孽，而这妖孽就是狄青。最终，就在这年的八月，仅作了4年枢密使的狄青被罢官,但因无过，被加宰相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百姓们称“从士兵到元帅、从布衣到宰相”，出知陈州，离开了京师。
可到陈州后，朝廷的一些人仍对狄青不放心，每半个月就遣中使，名曰抚问，实际上就是监视。这时的狄青已经心神憔悴了，他已被谣言中伤搞得惶惶不安，每次使者到来他都要“惊疑终日”，惟恐再生祸乱，不到半年，他就因为谣言的缘故而郁郁死掉。死时年仅49岁，这个时候，朝廷才原谅了他。对这位直接死于谣言的人，“帝发哀，赠中令，谥武襄”。
你不能说狄青的心理素质不好，这位驰骋沙场的军人如果没有一定的心理素质，是不可能创造军功的。也就是说，流言的确可以杀人。
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对流言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功用进行研究时发现，流言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的、涉及不在场的第三个人的谈话。通常情况下，流言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的带有一定阴谋色彩的私下谈话。
也就是，流言本身就是一个“阴谋”，而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很难躲避阴谋。特别是当这种阴谋具有社会环境的配合，比如狄青谣言案中，皇帝的抑武国策，那么，是任何人都无法躲避过去的。
与流言交手
流言并非是一支暗箭，而是一群暗箭。想要避开，的确不是很容易，但并非是没有方法。
汉初杰出的政治家陈平就曾受到过流言的攻击，但他却毫发无损。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宣布与秦帝国对抗，揭开了武装反抗暴秦统治的序幕。不久，陈胜将周市略地河南，拥立魏公子咎为魏王。第二年6月，魏王咎与秦军战于临济(今河南封丘东)，陈平这个时候从家乡辞别了兄长，同几位年轻人一起投奔魏王咎，由于其才能出众，立即就被任命为太仆。
在战争过程中，陈平用其独特眼光与战略视角曾多次向魏王咎献策，却未被采纳，非但没有被采纳，还有流言向他攻击。幸运的是，在那段时期，大家都忙着争夺秦朝的地盘，所以，魏王咎没有时间理睬关于陈平的这些谣言。
陈平在谣言的攻击下，无力还击，再加上对魏王咎失去了信心，就毅然离开了魏王咎，投奔了项羽。在项羽手下，他先被封为信武君，后因战功被封为都尉。前205年，项羽对殷王司马印背楚降汉非常恼火，屡次派人去剿杀他，但都无功而返。残暴无常的项羽就放出风去，说想把参加平定殷王反叛的一干将士杀掉。这里面就有陈平。
陈平理想远大，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希望随便地被人杀掉，又因为他的确看清楚了项羽并非是就帝王之业的材料，所以趁着黑夜，就逃跑了。逃跑后，他放眼天下，发现只有一处可去。那就是正在与项羽进行战争的刘邦。刘邦这个时候总吃败仗，很多人都不想投奔他，可陈平听说，刘邦在任人上要比项羽高出很多。他毅然地投奔了刘邦。在魏无知的引荐下，陈平见到了刘邦，两人纵论天下大事后，刘邦异常高兴，就按照陈平在项羽靡下的官职拜为都尉，使其留在身边作参乘，并监护三军。陈平有多大才能先不用说，刘邦这样任人实在是伤了他诸多旧将的心。他的很多旧将跟随他东奔西跑，受尽屈辱，而陈平还是个叛徒，一到这里就受到了如此待遇，实在不能让人心平气和。
流言也就在这个时候向陈平袭击而来。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六《陈垂相世家》这样记载道：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巨也，愿王察之。”……汉王疑之，召让魏无知。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汉王召让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巨事魏王，魏王不能用巨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巨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汉王乃谢，厚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
这就是流传下来的关于陈平“盗嫂受金”的记载。陈平与嫂子有染，又有贪污行径，显然，陈平没有为自己与嫂子有染的流言辟谣，他避重就轻，说自己之所以贪污，是因为“巨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但他同时又说，如果大王你想要回这些钱，我可以原封还上。这就足以说明，他的解释是扯淡，因为如果“巨裸身来”，那么就应该花钱，而还能原封还上，这就是一点都说不通了。
汉王后来之所以宽恕了陈平，一则是当时是用人之际，第二，陈平把品德与能力做了一个很好的划分，品德不代表能力，而刘邦现在所用的能力，不是个人品德。
制造谣言的那几个位虽然制造了谣言，却没有把武器对准陈平的弱点，就随意地发了出去，自然，这种阴谋是不可能得逞的。尤其是当刘邦是个聪明人的时候。
不过事实上，陈平的确是足智多谋，他不但在躲避流言的攻击上是天才，就是在预防流言上也是个天才。汉高祖临终前曾给他一道指令：带着周勃，就军中斩杀樊哙，由周勃接替樊哙做军队最高指挥官。要知道，樊哙是刘邦夫人吕后的妹夫，陈平很担心自己真的杀掉樊哙后会被吕家的人制造流言而遭到杀害。所以，他在樊哙的驻地捉到樊哙后并没有杀他，而是将其押回都城让刘邦发落。不巧的是，在途中，他听到了刘邦驾崩的消息，他立即火速进京，抢在囚车前赶到长安。正好使臣带来吕后诏书，指派陈平、灌婴进屯荥阳（河南省荥阳县）。
陈平受诏后，并不去荥阳，而是直奔皇宫，悲恸痛哭，并要求守灵。吕后当时真是大受感动，命其当皇宫禁卫官司令（郎中令）和刘盈（二任帝）的师傅。就是这一连串措施，使得樊哙的妻子吕须向姐姐在后来吕后面前制造关于陈平的流言时，一点都没有效果。
前面我们说过，流言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的、涉及不在场的第三个人的谈话。通常情况下，流言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的带有一定阴谋色彩的私下谈话。
那么，如何躲避流言就成了中国历史上许多知名人物苦心钻研的一个难题了。
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预防流言成为武器。先秦时，秦国有位谋士叫陈轸，有一次他出国访问时，得知当时的奇才张仪要来秦国，而且传说张仪此来还想在秦国谋个官职，陈阁下自然不会让张仪抢了他的位子，所以，就委托大臣田莘给秦王打预防针。田莘这个人是躲避流言的高手，他知道该怎么办，他先给秦王讲了晋献公消灭郭国和虞国时所用的两条计谋：一条是“美女破舌”，这条计谋郭国大臣舟之侨给赶走了；另一条就是“俊男驱士”，赶走了虞国大臣宫之奇。田莘最后说道：我国武有横门君，文有陈轸。张仪必要抵毁这俩人，希望大王不要听信张仪那小子对这二人的评价，因为他的评价就是流言！
秦王答应了他。张仪来到后，果然就散播二人的流言，秦惠王当即就踢回了张仪的流言内容，张仪最后只好颓丧地离开了秦国。
唐代平叛安史之乱的功臣郭子仪任汾阳王时，整天大开门户，出入他家的人根本不用任何证件随意的很。有谋士对他说，所谓大人者，必庄大正容与门户，你现在把你的家搞的跟菜市场一样，没有威严可说，他日一旦有什么乱子，人家来找你也太容易了。
郭子仪说道：“我开始的时候也唯恐门不高，墙不固，我也曾曾亲自督造过。可有一位老匠人对我说：'我祖孙三代在长安，不知盖了多少府弟，只见房屋换主人，没见房屋倒塌的。’你看他这话说的，简直是醍醐灌顶。所以，我想，我现在的确是位高权重，而且有那么多人靠我而生活，可是，某一天真的有中伤我的流言，我也是不能躲避啊。倒不如现在就预防。我这样完全公开化，别人就没有造谣的机会了。”郭子仪后来得以善终，全靠他对流言的态度与防御。
有时候，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对付流言的方法上。南北朝时，南朝宋帝国扬州刺史萧道成，手握重兵，很被朝廷忌惮。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民间就有流言传出，说他相貌跟普通人不一样，是帝王之相，不久后该当天子。无论是萧道成还是当时的皇帝刘彧都如热锅上的蚂蚁，萧道成怕谣言被皇帝听到信以为真，皇帝刘彧却担心流言不是流言，而将变成事实。
不久后，皇帝刘彧先动手，他下诏萧道成返京，担任禁宫侍从长（黄门侍郎）兼南越兵团指挥官（越骑校尉）。等于说，这就把萧道成的兵权削夺了。这当然只是表面上的，背后，萧道成深知，自己一旦进京必死无疑。他那段时间总是愁眉不展，他谋士荀伯玉对他说道：“既然你此时此境是因为谣言，你为什么不以毒攻毒？”
萧道成立即舒眉，问荀伯玉有什么谣言可以搞。荀伯玉就给他讲了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三国时期。曹操的谋士徐庶，看破了东吴的鬼胎，一把揪住献了连环计正要溜之大吉的庞统，问避祸之策。庞统教他散布谣言，说西凉马腾犯境，然后请缨抵挡，最终躲过大劫！萧道成大喜过望，如法炮制，称北魏帝国正在边境集结兵力，可能要对国家不利。皇帝刘彧得到消息后，立即撤回诏书，恢复萧道成原职，萧道成全靠这一招从而保住了兵权才在后来成为皇帝的。
当然还有更有智慧的对待流言的方法。明时，一位叫殷荆州的地方官得罪了同事，他的这个同事就不断地去上级领导那儿散播流言，领导果然对殷荆州十分不满。可殷荆州又不能去解释，因为有些中伤的谣言内容是越抹越黑的。他思考了许多天后，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先是请一批人吃饭，其中就有那个同事。在吃饭过程中，他总是把这个同事单独叫到僻静处，一谈就是半天。这样几次以后，二人的领导就找到他的那个同事，问他，你和殷荆州都谈了些什么。他的这个同事如实回答：“一地鸡毛”（鸡毛蒜皮的小事）。领导就很是怀疑，因为“一地鸡毛”不可能每天都谈。从此后，这位领导认为此事别有隐情，由此疏远了殷荆州的那位同事，殷荆州由此安全了。
不过，这并非是殷荆州的首创。《资治通鉴·公元二一一年》记了这样一个故事：“曹操跟韩遂本是老友，于是，大军阵前，两马相交，寒暄问候，为时良久，但没有一句话谈到军事，只叙述当年京师（洛阳）种种往事和昔日战友。说到高兴处，鼓掌大笑。这里，部队中汉人、胡人围在四周，前后拥成一团。曹操笑对大家说：“你们要看曹操是不是？我也是一个人，并没有四只眼睛两张口，只不过智谋多一点罢了。”会见后回防地，马超问韩遂：“你们谈些什么？”韩遂说：“没有谈什么。”马超顿起疑心，不久，有一天，曹操又写信给韩遂，涂抹圈点之处很多，好象是韩遂改过的，信件落在马超之手，马超更为疑心。曹操估计俩人已离心离德，遂出动大军，轻易就击败了马超、韩遂。
我们在以后的篇章中还会讲到如何对付普及于群众中的谣言，事实上，对付单纯地以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炮制出来的谣言，也并不一定非得奇谋妙计不可，大多数时候只是事先把话说清楚，这就比被动去解释强得多。但也只能是强那么一点点。中国古代人似乎天生就喜欢制造谣言，有时候连死人都不会放过。而死人是不能活过来做解释的。所以，这样的谣言往往都能取得最高成就。
万历十年（1583）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于已躺了三个多月的床上。其实早在这年的春节开始，张居正就病倒了，病因很简单：痔疮。用中医的话来讲，痔疮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劳累过度，“久坐则血脉不行，久行则气血纵横，经络交错。久坐久行，劳累过度，使肠胃受伤，以致浊气瘀血，流注肛门而生痔疾。”另外，情志因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喜怒起，气血侵入大肠，结积成块，易生便血。”
我们都知道，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朝历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改革家。多年的文牍生涯和改革中种种不顺心的事而常常火气十足让他得了很严重的痔疮。所谓“十人九痔”，每个人的肛门都或轻或重地有点不如意。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痔疮虽不是小病，但绝不是致人性命的大病。
“积习沉痼已久，非痛惩不能挽也。”这是他在改革中所持的思想，不幸的是，他把这种思想也带进了痔疮治疗上来。在床上痛苦了三个月后，万历十年的三月，他命令医生将自己的痔疮割除。就如他的改革一样，从根上祛除，连根拔起。
他把割除痔疮也当成了一项改革，但这项改革却立竿见影地失败了。从手术后，他就永远地呆在了床上，一直到死。他曾上疏万历帝说：“我的痔疮虽然根除了，但血气大损，数日以来，脾胃虚弱，吃不下喝不下，四肢无力，寸步难移……”
由此看来，病的大小或多或少地要因人而异。张居正性格中的果决、务实和意识中的“斩草除根”，让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中医为其作西医的外科手术。
结果可想而知，手术失败，张居正死掉。在他死掉后，被他曾经折磨过的帝国官僚群起而攻之，清算张居正的运动立即如火如涂的展开。
谣言就这样不请自来。曾被张居正得罪过的清流文士王世贞以丰富的可以创作小说的联想力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臆测道：张首辅之死，实死于春药过度。王世贞所以能炮制出这个谣言，是因为当时明朝的风气。明人常常将房中术摆在枕边，为的是益寿延年，更为了纵欲而不伤身。无疑，王世贞肯定也是此类畅销书的忠实读者，推己及人，便认定张居正之死实死于纵欲过度。晚明士人风行房中，张居正不可能免俗，但王士贞说他“妻妾太多而无法满足她们，则每天以春药坚持”实在让人信不过。难道他有千里透视眼？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即使是许多年后，张居正被平反，却始终没有戳破为王士贞制造的这个谣言。也许在很多世人眼中，如张居正那样权倾朝野的人，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死于纵欲过度，已经不是谣言，而是确凿的了。
明末清初的抗清人士张煌言也制造过谣言，不过据他所言，是“有人说”的。他这个谣言炮制的非常文雅，是写在诗中的。当初清初疑案之一的太后下嫁发生时，他就写了一首诗：“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滥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说为太后祝寿的大礼成了婚礼，寿酒成了交杯的喜酒。这诗写得非常有意思，但后来证实，太后下嫁多尔衮纯属是汉人的人身攻击。这种攻击实在是太厉害，即使到康熙年间，还有这种谣言的存在，让康熙皇帝很为头痛。
炮制谣言的高手
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他是个爱国者，却也是个炮制谣言的高手。而之所以称他为炮制谣言的高手，是因为，他炮制的谣言并没有中伤别人的意思，他更为希望的是，能通过这个谣言激起民众的情绪。事实上，只要是说谎，即使是善意的谎言也不能被历史所原谅。
这个人叫王炎午，是南宋末年的一个读书人，他炮制的谣言就是文天祥已死。
王炎午在年轻时，就把自己掌管的家产通通卖掉，然后到刚出任南宋朝廷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文天祥处，参加了文天祥的谋士团。
公元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省海丰县五坡岭兵败被俘。敌人千方百计想要让这位南宋军民的精神领袖投降，但文天祥就是没有让他们得逞。
第二年十月份，蒙古人见文天祥真的是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了，就把他押解回元朝大都（北京），希望北京方面能让这位汉子改邪归正，弃暗投明。
这个时候的王炎午得知这一消息后，惊恐不已。他不是惊恐文天祥会被杀，而是南宋士人都知道，一旦被俘的官员送到北京后，不久就会出来，然后站在敌人一边。
王炎午对文天祥的了解并不深，他不知道这位此时已经是南宋军民心中偶像的人会不会变节，从而给南宋军民的心灵带来一个大的打击。
他于是跟人造谣：“天亡大宋，为子民之势不能生，文丞相是宋室重臣，已以死殉国，正为天地间留正气。”
大家当时全都疯了，就有人戳破了他的谣言，说文丞相并没有死。王炎午居然大言不惭，说，即使他不死，我也会让他死掉的。背后的意思其实就是，他必须要实践这个谣言的内容。
奇怪的是，当时的人也都这么想。于是就都鼓励王炎午来做成这件事。王炎午绝不推脱，立即写下了一篇一千八百多字的《生祭文丞相文》。
丞相再执，就义未闻，慷慨之见，固难测识。因与刘尧举对状共赋，感慨嗟惜之。尧举先赋，云：于留中子坟孤竹，谁向西山饭伯夷。予闻其下句，义则谓伯夷久不死，必有饭之者矣。予谓：向字，有忧其饥而愿人饷之之意，请改作在字如何？尧举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用吾情，遂不复赋。盖丞相初起兵，仆尝赴其召，进狂言有云：愿名公复毁家产，供给军饷，以倡士民助义之心，请购淮卒，叅错戎行，以训江广乌合之众。他所议论，狂斐尤多慷慨戆愚。丞相嘉纳，令何见山进之幕府，授职从戎。仆以身在大学，父殁未葬，母病危，殆属以时艰，恐进难效忠，退复亏孝，倥偬感泣，以母老控辞。丞相怜而从之，奖拔之公，许养之私，丞相两尽之矣。仆于国恩为已负，于丞相之德则未报，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尧举读之流涕，遂相与謄录数十本，自赣至洪，于驿途、水步、山墙、店壁贴之，冀丞相经从一见。虽不自揣量，亦求不负此心耳。尧举名应凤，黄甲科第，授建康军签判，与其兄尧哲，文章超卓，为安成名士。
维年月日，里学生旧大学观化斋生王炎午，谨采西山之薇，酌汩罗之水，哭祭于文山先生未死之灵，言曰：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鲁，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丧父受公卿，祖奠之荣；奉母极东西，迎养之乐，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使用权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华元踉蹡，子胥脱走，可死。丞相自叙死者数矣，诚有不幸，则国事未定，臣节未明。今鞠躬尽瘁，则诸葛矣；保捍闽广，则田单即墨矣；倡义勇出，则颜平原、申包胥矣；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执，涉月逾时，就义寂廖，闻者惊惜。岂丞相尚欲脱去耶？尚欲有所为耶？或以不屈为心，而以不死为事耶？抑旧主尚在，不忍弃捐耶？
果欲脱去耶？夫伏桥于厕舍之后，投筑于矐之际，于是希再纵求，再生则二子，为不智矣。
尚欲有所为耶？识时务者在俊杰，昔东南全势，不能解襄樊之围。今以亡国一夫，而欲抗天下？况赵孤蹈海，楚怀入关，商非前日之顽，周□未献之地。南北之势既合，天人之际可知。彼齐废齐兴，楚亡楚复，皆两国相当之势，而国君大臣固无恙耳。今事势无可为，而国君大臣皆为执矣。臣子之于君父，临大节，决大难，事可为则屈意忍死以就义，必不幸则仗大节以明分。故身执而勇于就义，当于杲卿、张巡诸子为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为，且思刎颈以见志。其言诚伪，既不可知，况刑拘势禁，不及为者十常八九，惟不刎，刎岂足以见志？况使陵降，后死他故，则颈且不及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为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慷慨迟迴，日久月积，志消气馁，不陵亦陵，岂不惜哉？
欲望不屈而不死耶？惟苏子卿可。汉室方隆，子卿死耳，非有兴复事也，非有抗师仇也。丞相事何降，与死当有分矣。李光弼讨史思明，方战纳剑于靴，曰：夫战，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贼。万一不利，当自刎。李存最伐梁，梁帝朱友贞谓近臣皇甫麟曰：晋吾世仇也，不可俟彼刀锯，卿可尽我命。麟于是哀泣，进刃于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仇，投明辩，岂堪存李光弼、朱友贞下乎？屈且不保，况不屈乎？丞相不死，当有死丞相者矣。且死于义，死于势，死于人，以怒骂为烈。死于怒骂，则肝脑肠肾，有不忍言者矣。虽获汤刀锯，烈士不辞，苟可就义以全归，岂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
以旧主尚在未忍弃捐也？李升篡杨行密之业，迁其子孙于广陵，严兵守之，至子孙自为匹偶，然犹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诏抚安杨氏子孙，景升惊疑，尽杀其族。夫抚安本以为德，而反速祸。几徵之，得失可不惧哉？蜀王衍既归唐，庄宗发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几信伶人景进之计，衍族尽诛。几徵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赵祖之遇降主，天固巧于报施，然建共暂处，皓坐苟安，旧主政坐于危疑，羁臣尤事于肮脏，而声气所逼，猜疑必生，岂无景升之疑，或有景进之计？则丞相于旧主，不足为情，而反为害矣？
炎午，丞相乡之晚进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员也。进而父没，退而国亡，生虽愧陈东报汴忠，死不效陆机入洛之耻。丞相起兵次乡国时，有少年狂子，持裴牍叫军门，丞相察其忧愤而进之，怜其亲老而退之，非仆也耶？痛惟千载之事，既负于前，一得之愚，敢默于后？启足非曾参乎，得正而毙。乃取童子之一言，血指慷慨，非南入乎？抗义迟回，终待张巡之一呼，进簿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愿与丞相商之。
庐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赵大祖语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汝归蜀。昶母曰：妾太原人，愿归太原，不愿归蜀。契丹迁晋出帝及李大后、安大妃于建州，大后疾死，谓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阳僧寺，无使我为虏地鬼也。安大妃临卒，亦谓帝曰：当焚我为灰，向南扬之，庶遗魂得返中国也。彼妇人，彼国后，一死一生，尚恋恋故乡，不忍飘弃，仇仇外国，况忠臣义士乎？人不七日毂，则毙。自梅岭以出，纵不得留汉厩而从田横，亦当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庐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为一传矣。旧主为老死于降邸，宋亡而赵不绝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喷鼻而死，溺死，煨死，排墙死，盗贼死，毒蛇猛虎死，轻一死于鸿毛，亏损篑于泰山。而或遗旧主忧，纵不断赵盾之弑君，亦将悔伯仁之由我，则铸错已无铁，噬脐宁有口乎？
呜呼！四忠一节，待公而六。为位其间，讣则哭。
写完之后，他让人将此文抄录一百多份，从文天祥的必经之路，赣州至吉安、樟树、南昌、九江等地，张贴于驿站、码头、山墙、店壁诸显目之处。抄录的文章字大如掌，很怕文天祥看不清楚。
蒙古人押送文天祥从广东进入江西赣州后，王炎午一直跟随其后，他非常想和文丞相见上一面，让他知道，大家现在都希望他去死，只有死才能对得起南宋百姓的心。
但是，蒙古人对文天祥的看管相当严格，王炎午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接近文丞相。
在文天祥到达赣州之前，王炎午早早赶到，在赣江码头，王炎午亲自贴了几份“生祭文”，然后设了祭坛，还哭天嚎地的烧纸钱，弄得满码头都乌烟瘴气。当文天祥达到南昌码头上岸后，王炎午冲到蒙古军队面前，就跪下，祭拜文天祥。
倘若不是蒙古士兵的阻挡，文丞相一定要当年问一下王炎午，提前给自己办丧事，到底是何居心。
当然，在王炎午看来，以这种生祭的方式是想劝文天祥速死，以全其节。但这种方式是否真的能让文天祥全其节，或者说让文天祥立即去死，恐怕还是个大问题。
倘若按照王炎午的鼓动，文天祥就应该在南昌码头立即拿脑袋碰囚车，或者咬舌自尽。但文天祥并没有这样做。他到了元大都后，跟忽必烈进行了几番你来我往的投降与不投降的较量后，才被忽必烈杀掉的。
就在这段时期，王炎午始终等不到文天祥死的消息，他又大制造谣言，今天说文天祥被人毒死，明天又说，已经被大庭广众地剿死了。
虽然他的初衷却没有错（他希望文天祥死后能激励汉人对抗蒙古人），但让一个英雄去死，是不是太不符合仁义了？
如果任何时代任何人都在自己的英雄别活捉后希望他立即去死，那将来谁还敢做英雄？一旦被敌人活捉了，唯一一条路就是死。王炎午连救文天祥的想法都没有，似乎文天祥一生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被敌人捉住然后马上去死一样。
一路上，后来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看到那字大如掌的祭文后，任何人都知道，他想不死都不成了。但他终究还是到了元大都，在这位英雄看来，全其节并不一定要选择自杀这条路，誓死不降，有不知道时限的生命去对抗敌人，也是一种全节的表现。
王炎午炮制了很多谣言，折腾了半天，却始终没有激励起文天祥的“自杀”之心。这让他很恼火。从1279年文天祥进北京到1283年，王炎午的精神肯定大受打击。因为他一直听不到文天祥的死讯，终于，1283年刚开始，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口英勇就义。
此时的王炎午正四处流落，听到这一消息后，他大痛哭。他一直在关注着的并由自己亲自炮制的谣言居然成真了！王炎午遥对北方，作《望祭文丞相文》：“呜呼！扶颠持危，文山诸葛，相国相同，而公死节；倡义举勇，文山张巡，杀身不异，而公秉钧。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秉气捐躯，壮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仗深，唯回者天，不负者心……今夕今夕，斗转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不过，总是炮制谣言中伤别人死的王炎午后来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的生死表，他生于1252年，死于1324年，活了73年。即使是从文天祥就义后算起，他还活了41年。41年的时间，倘若他认可自己给文丞相的鼓励，每天都有时间让自己“全节”。
即使是在文天祥被捕后，许多热血之人也在文天祥被押往北京的路上，纷纷自杀“全节”。这里面就没有他。他炮制的那个文天祥已死的谣言跟他的行为显然不能相符。
不过值得肯定的一点是，王炎午的确是个有节气的人。南宋灭亡后，元朝政府派人来请他，他跑掉了。找到他，又请他，他再跑掉。总之，不肯为蒙古人做事是他始终坚持的原则。
这个中国历史上出于好心炮制出谣言的王炎午最终闷闷不乐而死。而他的名字在今天始终不被人记起，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一生毫无建树，而且他的行为与他所炮制的谣言内容不相吻合，谣言史上要么记住大奸大恶之人，要么记住言行如一之人。绝对不会记住炮制了这样一个良好的谣言，而自己却不肯去实践一样。
不过，后世很多人都认为，文天祥之所以在与蒙古人抗争了四年后死掉，原因之一就是那个谣言把他也折磨到了。他那个时候如果真的不死，那就是对不起天下人了。从这件事可以知道，谣言是人类最厉害的武器，被谣言击中的人往往都无法轻松而退。但又因为“存在即是合理”的，我们只能正视它，却不能抹杀它。
空穴来风：中国历史中的造谣往事
豪门惊情:辛夷坞蚀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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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雍正十大罪——谣言止于什么？
吕留良、曾静案是清朝雍正时期最大的一场文字狱，这场文字狱居然是由曾静为雍正炮制的十大谣言而引起的。雍正对曾静的处理方式也是非常特别，两人共同进行了“辟谣”活动，然而，雍正的用心良苦却没有得到民间的认可，他越是辟谣，当世与后世关于他的谣言就越多。这足以说明，“谣言止于智者”是错误的。
曾静案
湖南人曾静最开始时并非是反清份子，他曾几次参加清朝政府组织的科举试，但由于才识尚浅，屡屡不中。便在自己的家乡以教书糊口，可天不佑他，雍正年间，湖南多次发生灾荒，曾静的生活是一日不如一日，由此对清朝的统治产生了不满情绪，某一日，他突然读到了一本叫《时文评选》的书，这本书当然是禁书，是许多年前他的同乡吕留良所著。吕留良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死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一思想家、文学家与革命家。清朝入主中原后，吕留良曾跟一批反清武装分子接触过，但作为一个文人，他并没有参与其中，而是用笔大肆讨伐满清。在他的著述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论”，认为满族是夷人，乃野兽，不配统治中国。不过，他的这些书在当时只是小范围内流传，并没有什么大影响。曾静看到吕留良的书时，这位老人已经死去四十多年，但他的思想却让对现实不满的曾静准备雄起。
在那段时间，曾静把关于吕留良的事迹和其流传下来的著作通通读了一遍，最后，他在吕留良思想的激励下，决定反清。
反清这件事到了雍正时期已经不是时髦的了，社会安定且不说，中国汉族知识分子对满清的依赖与维护使得很多反清人士得不到大众的拥护。曾静想要反清，就必须找到一条路，使得许多群众跟着走。或者说，打出一张可以勾人眼球的牌。
在调查了许多天后，曾静决定，仿效历代民变者，先炮制谣言。但他的方法是，不给自己正名，而是先给对方以威吓，然后再把对方搞臭。
在给对方威吓方面，他通过调查的结果得知，手握三省重兵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是汉人，并且是岳飞的后代，曾屡屡受到雍正皇帝的猜忌，有传言说，岳大人曾上书表示过对雍正皇帝不满。曾静炮制的第一个谣言就是：一旦岳大人起兵，则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六省“一呼可定”。
这一谣言暂时还不能传播出去，因为他还没有炮制把雍正搞臭的谣言。皇天不负有心人，在等了许多天后，有两个八阿哥的太监在发配到广西的路上时四处传播雍正的丑恶。曾静仿佛是捡到了一个宝贝，也不做任何调查，立即把这些谣言整理出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雍正十大罪。十大罪依此为：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
如你所知，炮制攻击谣言的人大都是一些联想力丰富并且听风就是雨的人，但谣言的特质也正是如此，如果不趁风趁雨将它立即输送出去，那很可能会夭折。曾静立即派出自己的学生张熙亲自带着自己炮制的两个谣言和一封亲笔信到川陕总督所在地西安来见岳钟琪。
雍正六年（1728）九月二十六日傍晚，张熙辗转多日后终于在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忽然拦住正乘轿回署的岳钟琪，向其投书。
岳钟琪接过书函，见封面所写收件人名号是“天吏元帅”，不由十分诧异，他怀疑此人将书投错了人。但在询问过后，跪在轿子前的张熙依然认定就是给岳大人的，岳大人觉得此事有些可疑，就把张熙带回了署中，并且交巡捕看守。自己拆读书函。
当岳钟琪看完此函后，浑身发冷。
信的内容主要有四方面：其一，提出了“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论”；其二，列举了雍正帝的十大罪状，否定其称帝的合法性；其三，雍正称帝以来，天下寒暑易序，旱涝成灾，民不聊生，老百姓已无法承受，只要有人造反，定会一呼百应，一举推翻满清的统治；最后，指出岳钟琪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后，虽任川陕总督，但雍正对其多有猜疑，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利用“握重兵、据要地”之条件“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岳钟琪的确是岳飞之后，也的确受到雍正的猜疑，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反叛，他立即把张熙押来，两人开始交流。
岳钟琪：你是哪里来的，你可知此信直斥当今圣上犯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的严重后果性吗？
张熙此时还认为岳钟琪在试探他，就说：我此次前来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就怕没有后果！
岳钟琪并不说话。
张熙见他不讲话，就又说道：将军可知与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吗？
岳钟琪甚为疑惑，他自己都不知道和大清有什么仇恨，而且还是世仇。他受到雍正帝的破例重用，担任陕甘总督，掌握兵权是天下尽知的事情。他的祖宗没有被清人屠戮过，世仇一词还真不知从何讲起。
张熙就解释给他道：将军姓岳，是南宋岳武王(岳飞)的后代子孙，而清朝的先人是金人，岳王爷当年被秦桧与金人相互构结冤死风波亭，这难道不是世仇吗？此时将军手握重兵，正好替岳王爷报仇的最佳机会！
听完张熙的一番解释，岳钟琪几乎想笑出来。他祖宗岳飞的事情太遥远了，这跟他是否孝顺一点关系都扯不上。他和面前的张熙虽然都是汉人，但因为物质层次的关系，他断不会为了都快成灰的祖宗而冒险造反。况且，他祖宗对君主可是忠诚无比的，他若造反，岂不就是违反了祖宗的身体力行？
他立即做了个决定，先把张熙押进死牢，然后拷问。接着就把这个消息快马告诉了雍正。张熙骨头很硬，就是不说主谋是谁。远在北京的雍正接到岳钟琪的奏折后居然没有发怒，在正常情况下，任何听到自己的十大罪状，即使有的并非是谣言，那么也会冲冠而起。对于雍正而言，还不仅仅是十大罪状，第二个谣言尤其令他震惊。那就是，如果岳钟琪一旦造反，那么天下将云集响应。雍正当时自然不知道这只是曾静炮制的谣言，他以为曾静的党徒已经遍布天下，尤其让他惊恐的是，曾静能说出这样的话，必有大奸大恶之人做其后盾。
雍正在许久的震惊过后，猛地沉静下来，他给岳钟琪写信说，“此事在你利害攸关，朕思你不得已而然，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何必当日追问即加刑讯。”这说明，雍正对如此要案，绝不急于求成，而是要稳当一点，想方设法弄个水落石出，放长线钓大鱼。
岳钟琪果然改变策略，马上把张熙请出来。跟他说，昨天只不过是试探你一下，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想反清呢。
张熙早就希望这是试探，如今一听，果然是试探，就高兴地把背后人供了出来。曾静浮出水面。岳钟琪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又把张熙关进了监牢，一面派亲信急忙到湖南缉拿曾静，同时拟好奏章，将曾静、张熙图谋造反之事连夜快马加鞭呈报给了雍正。
雍正非常高兴，立即下命令逮捕曾静、张熙，在得知曾静被捉后，派出了刑部侍郎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曾静等人。
曾静被捉到后，官员几乎没有用大刑，他立即招供。不但承认自己是主谋，也承认了自己炮制了那两个谣言。同时还供出了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要知道，这个时候，吕留良已经死了四十多年，曾静痛哭流涕，说自己是中了吕留良反清思想的毒，所以才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的。因为他招供，雍正皇帝下令将吕留良亲族、门生和曾静的诸“同谋”及各家亲属都牵扯进来。由此制造了清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字狱，杀死流放多人，还将吕留良的尸体挖了出来，处以鞭尸之刑。
按照常理，曾静本人才应该是第一个进坟墓的人。但他却安然地活了下来，原因就是：雍正天真地救了他。雍正七年，雍正下令将曾静解到京师等待最后处理。
朝中大臣献上无数处置曾静的方式，有大臣认为曾静必须要死。可雍正给出的回答却很有意思，他说：“遇此等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倾耳以听可也！”他所谓的“出奇料理”的方式到底是什么呢？首先，他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然后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又在前面加上了长长的按语，并准备将其命名为《大义觉迷录》，《大义觉迷录》像访谈一样的文字。曾静说他杀父，他就要在下面解释一大通；曾静说他弑兄，他又解释一大通。满篇都是他的文字，这让人看上去似乎是自己再发表长篇大论。
紧接着，他突然发现《大义觉迷录》虽然辟了谣，但却没有显示出他的仁慈来。他暗示曾静现在很需要这样的图书。曾静立即写了一本《归仁录》，大肆赞扬雍正的仁德。雍正见到这本书后，大喜，将其放到自己的书中，并将回答方变成了曾静。于是，新版《大义觉迷录》由此成功上市。他立即下令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曾静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去宣传这部奇书，为他作宣传。
当然，这种一问一答的方式在当时的大清朝图书市场的确是一个闪光点。而且问的人是皇帝，答的人是名扬天下的曾静。此书内容也有可看点。大概不用宣传，此书成为畅销书已是不争的事实。此书的基本形式应该是这样的：雍正质问，曾静作答。曾静简单地回答一点问题后，就开始大骂自己，几乎到了狗血淋头的地步，从而反证他散布的有关雍正争位的种种言语是如何的荒诞不经。
图书成功上市后，他又下令曾静与张熙是特赦之人，日后若有当地官民暗中迫害，必将迫害人治罪，最后，将来的皇帝也不能以曾静等炮制今日之谣言而追究诛戮他们。他的理由是：曾静遣徒投书，使朝廷得以顺藤摸瓜，查出谤言的制造者。这样说来，曾静当“有功”。他不但放了曾静，还给了曾静一份工作。首先他下令在曾静的家乡湖南成立观风俗使衙门，将曾静派到观风俗使衙门效力。这位湖南书生曾静对自己的工作十分负责，配合着雍正，到各地宣讲皇帝的“圣德”。
曾静肯定是痛哭流涕的，因为他不但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还曾经在皇帝的书中以主要人物出现过。这对于一个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三流知识分子来讲，简直就是天大的福分。他似乎也想过，这是雍正在玩弄他，但他还是希望雍正是以“感化愚顽”的意图来玩弄他。可如果他知道雍正只不过是利用他来洗刷自己，他会不会去上吊。
用以往的政治运作来看，雍正皇帝对本案的“出奇料理”简直就是胡闹。曾静不但有谋反罪，而且有诋毁皇帝的罪过，任何一项指控都可以让他死上一百次，可雍正却用了这样一种方法，让世人很是琢磨不透他。
不过，如果我们看了下面这段内容，就会发现，雍正的出奇料理跟他的性格很有关。
清朝自康熙开始，就有了密奏制。所谓密奏制，是指各个官员都可以写信给皇帝，而他们所写的信只有皇帝本人才有资格拆看。雍正时期，密奏制空前发达，我们仅从他对几个奏折的朱批上就看出雍正其实是个很可爱的人，有一点天真，性格上有一点“出奇不意”：
喜悦
1、批李卫折：好事好事！此等事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
2、批蔡廷折：李枝英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有面传口谕，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矣。
自负
1、批田文镜折：朕生平从不负人，人或负朕，上天默助，必获报复。
2、披杨文乾折：朝中党援亦皆由此分门立户而生恩怨也，看透此者亦惟当年雍亲王一人耳。
谦虚
1、批金珙折：朕之自信，有时尚不及信鄂尔泰之深。
2、批齐苏勒折：此段河工，朕未获亲履其地，今向卿等论方略，可谓班门弄斧也。览奏朕实抱惭。又如批陈时夏折：灯下草笔，莫哂字丑文拙也。
怜爱
1、批李卫折：真正累了你了，不但朕，怡亲王都心疼你落眼泪。阿弥陀佛，好一大险！
2、批年羹尧折：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今天下后世钦慕流诞就是矣。
戏谑
1、批年羹尧折：珐琅之物尚未暇精制，将来必造可观。今将现有数件赐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贪”字，一件也不给，你得此数物，皆此一字之力也。
2、批石文焯折：喜也凭你，笑也任你，气也随你，愧也由你，感也在你，恼也从你，朕从来不会心口相异。
细心
1、批王国栋折：此朕几案上所污，恐汝恐惧，特谕。
2、批陈世倌折：这两年批折子，随手混写，把手都写坏了，不成字矣，莫笑哂。
失望
1、批王士俊折：岂有是理！朕心寒之极，未料王士俊如此待朕也。
2、批杨宗仁折：该！该！该！该！只是便宜了满丕等，都走开了。不要饶他们，都连引在内方畅快！
坦诚
1、批石文焯折：朕如此推心置腹，任用尔等，凡有累民之举，概令据实入告。尔等竟若罔闻，政令乖方一至于此，朕惟仰天泪下，亦无言可谕尔等也。
2、批张楷折：知道了，朕只据事而论，心在你腔内，朕从何察考，只在行。
3、批田文镜折：不过叫你知道你主子为人居心，真正明镜铁汉，越发勉力小心就是了。你若信得过自己，放心又放心，就是金刚不能撼动朕丝毫，妖怪不能惑朕一点。你自己若不是了，就是佛爷也救不下你来，勉为之。朕待你的恩，细细的想全朕用你脸，要紧！要紧！
嘲讽
1、批佟吉图折：知人则哲，为帝其难之。朕这样平常皇帝，如何用得起你这样人！
2、批胡凤 折：多赏你些，好为你夤缘钻刺打点之用。
恐吓
批年羹尧折：图理琛是在广东拿住你哥哥的人，叫他来拿拿你看！
牢骚
1、批鄂尔泰折：看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虽系匪类逆言，览其言语不为无因。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矣！还要朕怎么样？
2、批鄂尔泰折：人之福分，力量之限，丝毫不可强，从前实未留心，今六年观之，实令人毛骨耸然。时常自问，只恐不能身荷，常对天祈恩，一身若是不是，宁可损寿，千祈不可折福，何也？生死人所必有，一无福，折令七颠八倒，为天下后世笑，实生不如死也。
痛骂
1、批王柔折：观汝屡次论奏，俱属狂妄不经，莫非尔身果有疯证耶！
2、批傅泰折：你是神仙么？似此无知狂诈之言，岂可在君父之前率意胡说的！
论人
1、批石云倬折：柳进忠来京陛见，朕观其一无足取，乃小聪明，识见卑鄙，材质甚属平常之人
2、批纪成斌折：朕将王嵩调到，看伊竟是一不堪弃物，满面鄙俗之气。
3、批石云倬折：即如福建人至他省做官惹厌，一理也。
4、批李维钧折：大奇！大奇！此人乃天日不醒的一个人，朕当日在藩邸骂他玩，都叫他“球”，粗蠢不堪，于登极后不记出仕何地。
5、批葛森折：旗下人员，只以见钱，眼都黑了。
6、批鄂尔泰折：览。商人此一片至诚敬爱之心，甚知恩，可怜见儿的。
自喜
1、批田文镜折：张球之事何如！朕早知其非端人矣，今种种欺隐俱已败露，服朕之明鉴否？
2、批田文镜折：只观朕前旨，今日之悔非自取乎？但此等无心不及之过，朕皆宽恕也。况尔原非私心袒护，其欺汝之巧，汝察之严，皆历历明白，何罪之有？但未免少乏识人之明耳。此等人、如此事经历过好，可以增识见，看透人情亦美事也。
警告
1、批江宁织造曹折：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拖累自己。
2、批阿克敦折：今到广西，若仍皮软欺隐，莫想生还北京也。
3、批年希尧折：不要图安闲，—切公子哥儿的秉性都使不得。朕先前身无责任，头一个会安闲受用的。今既应天下苍生之大位，难道还日图受用罢？如何忍得！虽身不在京中，自有所闻朕之勤劳，尔天下凡膺责任者，皆当愧感而效法之也。
激愤
1、批田文镜折：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2、批拉锡折：尔此次所奏奸猾不实，尔待允禵题死后再来祭。
3、批福建总督刘世明折：朕之调养精神，必待外省臣工规谏而后醒悟，宁是有理？
另外，这位皇帝在生活中也是个很有意思的皇帝，他将许多东西改成了让人忍俊不禁的东西。
雍正三年十月十七日，员外郎海望持出玛瑙桃式鼻烟壶一件。
雍正：将口开大些，做水盛用。
雍正四年三月十三日，员外郎海望持出寿山石罗汗一件。
雍正：傍边的狮子不好，着改做西洋狗。
雍正四年五月一日，员外郎海望持出雕竹香筒一件。
雍正：将此香筒改做衣杆架，上挂笔筒用。再将先做过的墙砚托着，亦安在衣杆帽架上用。
雍正四年十月二十日，郎中海望持出画石竹节离虎形图书一方。
雍正：将字磨去，配做压纸用。
雍正五年五月初十日，太监萨木哈持出象牙雕刻镶嵌铜镀金里痰盂二件。
雍正：将此痰盂改做棋盒，棋铜镀金里子拆下，另配做紫坛木痰盂。
但是，性格仅仅是使他做出这样判案的一个因素，还有很多因素决定了这件中国历史上最离奇判案结果，其中一个就是雍正皇帝的心思：想要辟谣。
辟谣之路漫漫长
雍正之所以不杀曾静，最根本的就是想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所以，他才把自己的辟谣文字刊刻成书，流行天下。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辟谣的吧。
曾静说他谋父逼母，“……圣祖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雍正是康熙第四子，“十”字改为“于”字，便是将“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这一说法流传很广，但据今人的研究，认为不大可能。因为大清王朝的诏书都是满文所写，就不存在汉字的“十”与“于”的出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康熙遗诏是这样的：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也有辅助证明，那就是《李朝实录*景宗实录》中这样的话：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
但曾静炮制的谣言却是：“圣祖（康熙）在畅春园病重，皇上进了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禵调回监禁，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之上撞死。”
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曾静所提到的（圣祖）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从外地返回京城，二十几天后，他又赶往南苑打猎，由于多日劳累，身体更加虚弱的他在十一月初七，彻底病倒。他赶回畅春园治疗疾病。据医生诊断，康熙虽然在床上不能动弹，但病因不过是偶感风寒。常理来推测，一个感冒的人不应该就一病不起。十一月十五日，按照惯例，康熙皇帝须亲往南郊举行祀天大典，可他没有去成。而是派了雍正代行祀典并令其预先斋戒。
就在十一月初十、十一、十二的三天时间里，康熙仍然在床上处理各种政务。他并没有在意这次感冒，因为多年以来，他一直被疾病缠身，可都幸免于难。他以为这一次也会闯过来，但他错了。
就在他病重期间，他召见大学士马齐，对他说：“第四子雍亲王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他的第二子（乾隆）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
但就在十二日深夜，康熙病情急剧恶化。夜半刚过，他就急召雍正于斋所，命其速赴畅春园，南郊祀典也改派他人代理。同时，又召皇三子、皇七子、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二子、皇十三子、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等齐到御榻之侧。
康熙谕令他们说，皇四子人品贵重，为人行事都符合我的心愿，一定能够挑起治理天下的重胆，现在就以他继我为君，即皇帝之位。
这些话刚说完，雍正就从斋所赶来，趋前问安，康熙又告以数日以来自己病势日增之况。雍正见父亲被疾病折磨得苍老不堪，十分痛苦，眼含热泪，对康熙进行了一番劝慰。康熙艰难地把挂在脖子上的念珠摘下来，递到雍正手上，喘息一会，很郑重地说道：“这是顺治皇帝临终时赠给我的，现在我把他赠给你，佛珠可化人暴戾，你生性喜怒无常，当你想要起杀念时，就捻一捻这串佛珠，它会帮助你的。你要好好保管。我是什么意思，你该清楚。”
雍正接过念珠，明白父亲的意思，大概是想让他善待自己的兄弟。又或者是康熙在位为政宽松，不希望后继者严刑峻法。所以给他一串念珠。
最后，康熙又把对马齐说的话对雍正说了一遍。雍正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但他明白父亲为什么要把所有的阿哥都召来，并非是想让这些人听到传位给自己的信息，而是想控制住这些人不要闹事。第二天，奄奄一息的康熙皇帝再下令，在自己死后，九门同时关闭，不得任何人出入。
这天夜间，康熙死掉。在位六十一年，终年六十九岁。
当天夜里，在康熙皇帝诸子与隆科多的严密护卫下，康熙皇帝遗体从畅春园还回紫禁城乾清宫。为了防止国丧期间可能发生的各种变乱，下令关闭京城九门。十六日，向全国颁布康熙皇帝遗诏，雍正即位。
这就是历史事实，雍正所以敢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无非是想辟谣。事实上，康熙之所以把帝位传给雍正，全是因为乾隆。康熙年老时有一个知己叫方苞，他是唯一可以和这个老皇帝畅怀交谈、毫无顾及的人，也是康熙在遇到难决的事情时，唯一可以咨询的人。当时，康熙在立谁为太子的问题上很是头疼。因为康熙在老四胤祯和十四阿哥之间无法定夺。两兄弟各有各的长处，又各有各的不足。最后，方苞建议说：“观圣孙”。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因为康熙最看中，也最喜爱的皇孙，就是胤祯的二儿子弘历。康熙当时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叮咛方苞说：“朕要再想想，此事你千万不能向外透露。一旦泄露出去，朕就是想保你，也是不能了。”不过，当时的大臣都知道，康熙对弘历的喜爱程度。
康熙第一次遇到弘历时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孩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三月，喜欢到第四子胤禛的私园圆明园中游玩的康熙皇帝见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胤禛的第二个儿子，时年已12岁、从未见过爷爷康熙的小弘历，后来的乾隆皇帝。那天，康熙正在圆明园的开云殿中欣赏牡丹，雍正领着一个长相清秀的孩子来到他面前，并指着那个孩子说，“这就是我排行第二的那个儿子，您的孙子。”康熙皇帝一见，顿时喜欢万分，回宫中后，就传旨让弘历进宫，自己准备亲自培养这个好孙子。此时，离康熙皇帝去世还有八个月，在这八个月里，康熙一直将自己的爱孙带在身边，形影不离。
无论从那方面来讲，乾隆都继承了康熙所认为的爱新觉罗家族一切优点。比如，康熙只是念诵一遍周敦颐的《爱莲说》，乾隆听毕，就能背诵如流，不但能背诵，而且还能进行透彻的解释。康熙又让人教授乾隆学火器，乾隆仿佛如神童一般，只需别人示范一次，他做起来就游刃有余。能文善武、天资聪颖、相貌俊秀的乾隆更是博得了康熙皇帝的喜欢。
后来，康熙皇帝经常带着乾隆去南苑打猎，年少的乾隆常发奇枪射中野兽，随行人员给了他一“神枪手”的称号。这年秋天，康熙又带乾隆到避暑山庄，将山庄内湖南山上松林之中的万壑松风殿赐给乾隆居住、读书，康熙亲自授课。
在康熙的诸孙子中，能享受到如此待遇的只有乾隆一个。这位老皇帝对这个孙子的深切之爱应该是斗争激烈的皇宫中最让人感动的一页。有一次，乾隆看见康熙乘坐的御舟停泊到殿下的晴碧亭畔，康熙思孙心切，很远就呼唤乾隆的小名，乾隆闻声，很怕爷爷着急，就抄了近路，从殿北山坡上连蹦带跳地冲了下来，康熙怕他有什么闪失，非常怜爱地说：“不要着急，小心摔倒。”
这只是祖孙二人亲密关系的一个片段而已，康熙在对乾隆特别疼爱的同时，也不时地把这种感情公诸于众。当时，乾隆的生母孝圣宪皇后也在康熙赐给雍正的避暑山庄附近的狮子园中避暑。有一次，康熙在乾隆的陪同下，一起到狮子园吃饭。在饭桌上，康熙对孝圣宪皇后称赞乾隆不已，并且对孝圣宪皇后说：“你是个有福之人啊。”
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隐藏在帝制社会的“母以子贵”规则，康熙对孝圣宪皇后敢于这么讲，虽然不敢完全确定他对乾隆已经抱着立为皇太孙的想法，但期望非常高是一定的。
康熙为什么对年仅十二岁的乾隆这么重视与疼爱呢？首先是乾隆很像自己，该年秋末，康熙又带着乾隆到围场行猎，在行猎过程中，康熙连发三枪将一头大笨熊射倒，命乾隆射击，乾隆刚跨上马奔到笨熊面前，受伤未死的熊突然站起来向乾隆扑来，在场的卫士们大惊失色，而乾隆一点都不慌张，神态自若，先是稳住马，接着掉转马头，避开扑过来的熊。他后面的康熙再次瞄准，枪响过后，笨熊才真正死去。回到帐幕后，康熙连连称赞乾隆，说他很像自己的当年。
另外一个原因，就要跟康熙一朝的宫廷斗争联系起来了。康熙晚年实在不怎么快乐，由于诸子结党争位，让他与诸子之间产生了极为严重的互相猜忌和不信任，随着争位的延续，他与他的几个儿子之间早已经失去了父子之情。他的孙子的确不少，但这些孙子的爹都是储君争夺最卖力的人。由于这些孙子受到父亲在爷爷心中的影响，所以，真正被康熙宠爱的孙子一个都没有。而雍正当时是个看上去很老实的人，所以，移情效应在这两父子之间互相作用起来。
也就是说，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人相信曾静所炮制的雍正谋父逼母的谣言纯粹就是谣言，毫无事实根据的。
至于曾静所炮制的雍正“杀兄”、“屠弟”谣言，简直让雍正哭笑不得。由于长期以来争夺储位，雍正上台后，他的兄弟们对他根本不服气。雍正一方面要面临着繁巨的政务，另一方面还要加倍小心兄弟们把他从皇帝位上拉下来，他活的的确非常不快乐。为了应对兄弟们，他在登位后的九个月时召集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于乾清宫西暖阁，宣布秘密建储。在建储诏书中，他说：“圣祖（康熙）既然将大事托付于我，我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十三年后，大家从正大光明匾额后拿出“答案”，果然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这也正证明了曾静炮制的雍正谋父逼母的谣言是不属实的。而他在辩解自己“杀兄屠弟”的谣言时，用了这样个词，他说兄弟们简直是“残暴横肆”、“毒忍之心”和“桀骜之行”。同时又为自己的皇帝之名增色：“光明正大，公正无私，诸兄弟之才识，实不及联。”
至于“好杀”的谣言，雍正辩驳说：“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即位以来，时刻以祥刑为念……”对于“淫色”谣言，雍正简直是吹嘘自己“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
而对于贪财，雍正觉得没有什么解释的必要，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都是我皇帝一人的，说我贪，难道我不做皇帝吗？至于“酗酒”，雍正说自己从来不喝酒，因为每天处理的政事就让他没有一点机会放纵自己。而“怀疑诛忠、好谀任佞”，他就拿出了岳钟琪的例子。如果真是“怀疑诛忠、好谀任佞”，他为什么要任用一个汉人来担任那么重要的川陕总督之职？
辟谣是特意针对谣言而产生的武器，不过可惜的是，这种武器虽然人人都会使用，却往往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也就是说，用辟谣者一武器来攻击谣言，往往都是打在了弹簧上，用的力度越大，反弹回来打在自己脸上的伤就越重。雍正虽然是皇帝，不过也是个人，自然也不能避免这一武器的常规。
在辟谣不久后，发生了什么呢？
百姓不但不信他，反而认为他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按照正常思维，在这个时候，雍正绝对不能再使用辟谣这种武器了。可他偏不，他认为自己的武器没有发挥出威力，而让武器发挥出威力的方法就是派出曾静到全国各地现身说法。
结果又不甚理想，随着曾静的四处奔走宣扬雍正皇帝的圣明仁慈，有关雍正的那十大谣言越发制止不住。不但雍正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即使是曾静自己，也被百姓们唾弃。
雍正八年（1730）八月三十一日那天，曾静正在湖南长沙为雍正“辟谣”，长沙街头突然贴出了“万姓传单”，声讨曾静。六天后，一些人寻到曾静，拳脚相加，然后将其双手绑起来，丢进深水池中。幸好，随同曾静的官员驱散人群，解救了他。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曾静宣扬的雍正的话是不被人们相信的，而人们公然羞辱曾静，又反映出雍正赦免曾静，并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无疑，这就让雍正陷入了更加尴尬和被动的境地。同年十二月，刑部等衙门发出再重惩吕留良以及子孙的奏报，雍正为了消弭吕留良思想在民间的影响，制造政治舆论，特下旨令全国读书人看是否同意刑部的处理意见。结果，浙江天台县立即发生一群读书人声援吕留良，而声讨曾静的事情，与此同时，山西省也爆发了对曾静进行讨伐的匿名帖，附记写道：“曾静可杀不杀，吕留良无罪坐罪，真古今一大恨事也。”
真正的谣言
如果有个人站在你面前，指着你的鼻子大骂你不是个好东西，你会不会生气呢？但凡一个人就会生气，尤其是你发现他骂的都是正确的时候。
雍正被那些谣言折磨得肯定非常不舒服。所以，我疑心，雍正恨曾静恨得死去活来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强忍着不杀曾静，无非是想辟另一个谣言：“好杀”。事实上，雍正一点都没有仁慈的一面。即使有，他肯定也不会施舍给曾静。从这个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曾静的泼妇骂街骂疼了他。他觉得自己很委屈。当然，这种委屈并不是曾静冤枉了他。而是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有不得已的苦衷。世人不理解他的苦衷，他当然觉得委屈。那么，作为一个皇帝，他需要有个辩白的机会。就像是一个屠夫杀了一头猪被人骂杀生一样，这个屠夫肯定要告诉骂他的人和其他人，自己也是为了生活才这样做的。
于是，雍正颇费心思地设计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大义觉迷录》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辩驳，一种最后将对方彻底而且无条件驳倒的辩驳。让曾静等人自己下去痛骂自己，现身说法，对皇帝的清誉而言，显然比杀了他们要有利的多。
但也正如张鸣先生所言，雍正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传统政治是黑幕政治，或者说是黑箱政治，上层的事情，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昭示于公众。
在这种政治下生活的人们，可以凭借着想象力来断定一切事情的真实。但事情的真相是永远也不可能透露出来的。另外，中国传统政治下的官员不善于解释，确切地说，是不屑于解释。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让这种政治下的官僚们养成了一种“任你谣言满天，我似闲庭信步”的泰然与漠视。
时间一长，大家自然对所有的事糊里糊涂，将信将疑，这种状况在多数情况下反而有利于政治的操控。可中国的谣言往往兴盛发达，也源于此。
当雍正将自己的那一番辩白以图书的形式推到市场上以后，人们看的并不是你如何的表白，而是看这表白是否验证了自己听来的消息。结果可想而知，这些人，特别是善于春秋笔法的中国知识分子很轻松地就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像一个孩子一样，跟天下人撒娇似地说，自己并不坏。可谁听呢？即使听了，又有几个人能信呢？所谓的内幕早在百姓脑袋里成型里，而你若真正披露内幕的时候，人们除了认为你这是假的外，还会从中找出更多的内幕。
在雍正这种适得其反的行为五年后，他死掉。两个月后，继位但尚未改元的乾隆就违背了父亲当初的旨意，下旨把曾静凌迟处死，并且命令各地将那本畅销书立即下架。或许，在这位乾隆皇帝看来，父亲的天真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愚蠢。乾隆不懂得黑箱政治，但他知道家丑绝对不可外扬，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雍正辟谣的结果可想而知，在中国几百个皇帝中，后世关于他的谣言是最多的。
据说雍正大兴文字狱，将吕留良全家杀掉，没有杀掉的就流放边远之地。后来侥幸逃脱的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为报杀祖父之仇，而杀掉了雍正拿走头颅。因没有真头所以铸了金头完尸，埋葬于泰陵地宫。此说传言甚广又很久远，雍正是否是金头之身遂构成了清史一桩疑案。
金头说是否可靠，至今没有得到肯定回答，但有几种情况可供思考。
《东华录》记载这样一件事，雍正七年四月，雍正曾传谕：“吕留良悍戾凶顽，好乱乐祸……”并以“著邪书”“立逆说”公然诅骂先帝等罪名，于雍正十年十二月将吕及其家属斩掉，并不知道此事的吕氏子孙被发配到宁古塔。但孙辈中是否有吕四娘？吕四娘是否真的杀了雍正？并没有这方面的史料。
又据《东华录》记载，雍正十三年八月十九日，雍正要死了，召来许多大臣，又命张廷玉拿着自己的御笔亲书密旨，取出正大光明匾额后的立储诏书，宣布乾隆为皇帝，即皇帝位。二十三日，雍正死掉。
这段记载告诉我，雍正从得病到死亡共延续五天，病中又召见王大臣，安排了继位人选，如被杀割走头颅，生命必刻不容缓，便无法召见王大臣。根据此推断，雍正被杀，换金头完尸埋葬的说法并不可信。但又据可靠资料，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乾隆曾这样说道：“我突然接受皇帝之位，并无欢喜之心，因为老父亲忽遭大故，死掉。”
“忽遭大故”一词，一可理解为暴病而亡，又可理解为仇弑身亡，如是后者则削首换头便有可能。
那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雍正死亡的情景。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做了十三年皇帝的雍正在圆明园生病，在此前，他依然照常办公，如十八日，与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议事，命哈元生、张照一定清除苗患，否则唯他们是问。二十日，谕军机大臣关于北路军营驼马事务，引见宁古塔将军杜赉咨送补授协领、佐领人员。这些官员似乎都够不上见皇帝的级别，但雍正以十三年的勤奋问政还是见他们了。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他身体已经不好，是不会接见这一类不重要的官员的。二十一日白天，他还照常办公，但到了二十二日中午，他就感到不适，晚上，就完蛋了。完蛋前，他召见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庄亲王允禄，礼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公、丰盛额，纳亲，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宣布传位弘历，二十三日故世。
他死的是很突然，这不由的让我们想起了关于他篡改诏书，或是毒死康熙的传说。但康熙之死已经是定论，只是因为年纪老又因为不注意，所以死掉的。那么，雍正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雍正死后的第三天，登基的乾隆皇帝就下旨驱逐雍正养在圆明园中的道士张太虚等人，并严令他们不许透露宫中情况的只言片字。乾隆对道士的严厉态度，令人不能不猜测其父的死亡很可能与这些道士有关。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雍正七年，这一年，雍正得了病，他命心腹大臣“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
从各种记载来看，雍正平时喜服丹药，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夸赞丹药之妙不可言。他还曾为紫阳道人重建道院，延请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到圆明园炼丹以求延年益寿。
在《清帝外纪》中曾记载，“惟世宗（雍正）之崩，相传修炼丹饵所致，或出有因”。因此，不少史学家认为雍正是“服饵丹药中毒而亡的”，但“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然而究属推论，未可成为定谳”，确定雍正的真正死因，还需要过硬的资料。
于是，关于雍正的死就有了很多说法，其中一说就是被吕四娘所杀。但许多学者认为，吕留良案发后，吕氏一门无论男女老幼，俱已严禁，就连吕留良父子的坟墓都严加监视，吕家的女孩不可能逃脱。
还有一种说法是被宫女谋害的。
在柴萼的《梵天庐丛录》中记载，雍正九年，一宫女伙同太监吴首义、霍成等，趁雍正熟睡之际，用绳子将其缢杀。略懂历史的人就知道，这个逸闻很显然源自明朝嘉靖皇帝的真实故事。明嘉靖二十一年，宫女杨金英等人“伺帝熟睡，以绳缢帝项，误为死结，得不绝”，当时，其中一名宫女因害怕跑去报告了皇后。皇后赶到后，解开勒在皇帝脖子上的绳子将皇帝救活
最后一种说法更是可笑得很。居然与曹雪芹有关。在近年出版的《红楼解梦》一书中，作者根据《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名叫竺香玉，进宫为公主伴读，却被雍正看上了。曹雪芹哪里能忍受这样的屈辱，就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毒死了雍正。此后，曹雪芹将这段故事隐记在《红楼梦》中，而林黛玉等十二钗，就是竺香玉的化身。
或许，这一切才是真正的谣言。其实放眼天下，谣言根本就没有真假一说，真与假只不过是在于你如何对付谣言罢了。
如果我们自己分析雍正皇帝面临的十大谣言，就会发现，谣言的表达形式是以传统政治伦理的规范来衡量，颇具阴暗、暧昧、鬼祟、负面色彩的，所以，这种谣言的破坏性往往大于建设性。如何消除其对个人、社会、政治的负面影响，便成为雍正政治思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雍正没有采用严刑峻罚大概是对的，但他也没有采用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所要求的消解流言、讹言影响的心理策略。
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所要求的消解流言、讹言影响的心理策略有如下几点，首先就是抢占伦理的战略制高点，雍正在这方面虽然做了，可他只是在就事论事，没有把自己从根本上进行伦理表白。
其次，一个辟谣高手应该懂得抢占智识制高点，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居高临下地蔑视、贬低这类信息，以及相信、传播这些信息的人，令相信、传播流言、讹言者不证自明地成为愚者。雍正正好用了一个相反的方法，他与曾静是在平等对话。
第三种策略就是采取低调、回避式的态度，即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不追谣，不辟谣，等待流言、讹言自动淡出历史舞台。雍正显然没有做到，反而南辕北辙了。
这一低调策略之所以能起到效果，是因为它符合了儒家对流言类信息的信念。孔夫子认为，“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尚书?大禹谟》：“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不听、不问，流言传闻终会自动消失，而自己耳不闻为静，。“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战略有一优点，即保持耐性，留待时间作证。因为天下一切事情，都有水落石出之时。
雍正之所以忍不住，一方面，有些谣言的确说中了，另一方面，他自己无法忍受在保持耐性的那段时间里别人的议论。唾沫可以淹死人，雍正绝对不能让唾沫把自己淹死。
皇帝都不具备这样的平静心态，普通大众自然就更不能做到了。所以，面对谣言，有时候我们束手无策，有时候我们濒临疯狂。这并不怪我们，因为谣言本身就是一个针对人类弱点而又被人类研发出来的武器。
第七章：谁说谁剪谁的辫子——乾隆年间“剪辫”谣言大恐慌
乾隆年间的“剪辫”案实由谣言引起，这件事证明了一个道理，作为谣言，不分形势好坏，只要有人的地方，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王朝末期，都会有谣言。而有时候，太平盛世由于形势大好，人的心理与生理处在一个较为平和的时期，往往会使谣言传播速度与幅度更高。只要产生妖术谣言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没有改变，同类的谣言就会持续出现，因为谣言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的重复性。
石匠·和尚·辫子
1768年，乾隆在位，正是后世所谓“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某一天，江西的一个小县城德清县正在进行一项政府工程。一个叫吴东明的石匠领着大批石匠修理下水城门，工作强度很大，官府给的薪水又低，所以，这些石匠经常在休息时有所抱怨。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官府所交给百姓的工程，大都是让百姓赚不到钱的。但作为吴东明这样的包工头而言，又必须得接受这样的工程。在进行了一个多月后，这个工程队的情绪普遍不满，跟以往一样，吴东明认为可能要有什么事情发生，或者是暴动或者是罢工。但使他想不到的是，的确有事发生，却不是民工的暴动和罢工。
据后来吴东明在官府的供词中所知，正当工程在紧张进行中时，一个叫沈士良的当地农民找到了他。二人并不相识，沈士良之所以找吴石匠，是希望他能帮自己一个忙，他微颤着手将一张纸交给了吴石匠，希望他能将这张纸贴在木桩尖打下去。按当时的风俗和吴石匠这个行业的迷信说法，当在木桩入河，由于水位高，打桩比较吃力的时候，城桥下桩用人的头发缠桩即可打下。吴石匠打开纸，发现里面是两个人的名字和两缕头发。
确切地说，沈士良是来帮助吴石匠尽快完成任务的。但吴石匠在问了沈士良几句话后，就觉得此事很是严重。沈士良没有儿子，是有两个侄子，常常欺负他。他一怒之下，不知从哪里听说把仇人的名字和一缕头发放在桩子底下，打入水中，就能使仇人无疾而终。
吴石匠立即将这件事上告，当地知县并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一件正经的案件，但还是依据法律，把沈士良的屁股修理了一下，然后就把沈士良放掉了。
吴石匠也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要，但仅仅几天后，就有谣言传播开来。谣言的内容是，城桥下桩用人的头发缠桩即可打下，若用女人头发，便害女人脱发，若用黄豆数把缠紧头发，可致小儿痘伤。
谣言的一个神秘性就在于，一个谣言同时会引起另一个谣言，这个谣言还没有在大范围传播开来，另一个谣言再起。谣言的起始点是在德清县慧相寺里，在这座寺庙里，有几个经常吃不饱饭的和尚对附近一座观音殿的吃得很饱的和尚们产生了大嫉妒之心。于是，他们开始散布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这些和尚很是奇怪，本来他们嫉妒观音殿的和尚，但却把石匠们拉了进来，即使是许多年后，我们也不得而知这些和尚这样做的真实目的。但不论如何，两种谣言开始结合在一起，以所编造的歌词的方式传播：“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当，先叫和尚死，后叫石匠亡，早早归家去，自己顶桥梁。”
不知是巧合，还是真的有人刻意为之。在这个谣言传播出去不久，吴石匠们就被官府捉拿，许多石匠回家拿米，都被误认为是剪辫犯而被捉拿。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仅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大清帝国随即便发生数百人的辫子被剪，人心恐惧，剪辫范围包括浙江、山东、直隶、湖北等七省。人们纷纷传说有人欲剪万人发辫，摄魂造桥，用纸剪成人马，粘入发辫，念咒点血，人马便能行走，可以取人财物。
浙江省萧山县发生的事可作为各个省的例证。在该县，四名和尚被控剪人发辫，并于其中一人的行李中发现一缕头发，四人已遭收押。不久，一个十岁的孩子控告几名乞丐偷剪人发辫，几名乞丐立即被捉。接着就是江苏省胥口镇，人们捉到了一个来自湖州府法云庵的净庄和尚及同行七人，他们被被人们打成重伤，又被送到官府。人们打这几个人的理由就是，他们是和尚，因为是和尚，所以想剪别人的辫子。
在山东邹县，一个叫蔡廷章的乞丐供称与和尚通元等人同行，并于途中剪人发辫。当然，他不是主动去衙门招供的，而是被人用木棒打去的。接着就是章丘县，也是一个乞丐，要饭到一个算命先生叫张四儒处，张鼓舞他，要饭没有前途，我们还是跟着玉石和尚去学割人发辫之法术吧，到时候钱大把大把地来。这个乞丐因为有上进的心，就跟着玉石和尚学习法术。但在第一次施法时就被人当场捉住。这一事件终于严重起来，离吴石匠事件已经过去了四个月，山东巡抚富尼汉第一个把这一谣言案件报告给了乾隆皇帝。这位巡抚是满人，深知剪辫对满人意味着甚么，满人入主中原后在辫子上杀了无数人，辫子已经不是简单的只是人身体的一部分而已，它已经具有了象征意义，象征着大清的顺民。如果你把辫子剪了，无疑就等于是造反。该巡抚说自己于五月间听说省城有剪人发辫一事，被剪之人当场昏迷，“臣以为事关邪术迷人，不可不严密查拿”，该巡抚的立场代表了大清官方的立场，官方判定妖术或邪术的标准主要视其是否有叛逆色彩，也就是说，凡是与官府和朝廷对抗的就是妖术。在之前，我们讲过农民起事多采取一些篝火狐鸣，符命图谶等手段。富尼汉正是这样“上纲上线”，所以才得出剪辫之人“恐不仅于图取财物”之意。
我们来看，这谣言传递到山东的时候，就已经被巡抚知道，可见他的传播速度与力度是何等的快与强大。当然，富尼汉把这一民间谣言很慎重地报告给乾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中国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看法是，在一个活人的身上同时存在著代表精神之灵的“魂”以及代表躯体之灵的“魄”，当一个人的魂与魄分离之时，他也许会昏迷，生病，最严重的会导致死亡；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此民间会有所谓的招魂或是离魂仪式，前者让失去的魂得所归宿，后者让离魂者得以见死去的亲人等。但是，一旦分离魂与魄的仪式被用在不正当的用途，无可避免的恐惧就会产生。剪辫谣言（当把辫子剪掉后就会失去魂魄）在民间不可能具有富尼汉所谓的“反叛”性质，但绝对有扰乱社会秩序的可能。
乾隆皇帝在认真地审阅了富尼汉的奏折后，当天就颁布圣旨，令谣言散播的地方之官员留心提防，重点清查乞丐、和尚、道士，尤其是游僧、游道身上，在乾隆看来，“剃发留辫”的国家制度表面上已被汉民所接受。但事实却是，许多汉人的造反，都或多或少地与“剃发留辫”有关。而他之所以不信任游僧游道，是因为这类人不受长期存在和有经济力量的各种村社制度的约束，将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是信仰的力量，而集结在信仰麾下的人们是摧毁现存统治的主要力量。所以，当他的命令一下，整部国家机器都开动起来。
当时，从朝廷到省到府到县都开始了清查剪辫犯。虽然在刚开始，许多官员对乾隆皇帝的大怒之原因还不是很明白，但忠诚是美德的观念依旧在这些官员心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大小官僚来讲，清查剪辫犯并不是保一方平安的事，而是对皇帝忠不忠的问题了。
事实上，当乾隆下令全国清查剪辫犯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要有许多底层人物死掉。这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道德之一。因为在地方上所谓剪辫案都是子无虚有的事，但皇上已经下令清查，那么，有与没有已经不是这些官员该思考的问题了。他们该思考的应该是，剪辫犯到底该有多少才算合适。
官府还没有彻底决定付之行动，深受谣言困绕的百姓就开始了反击。先是乞丐纳入了他们的视野，接着就是和尚。乞丐身无一物，四处漂泊，首先就符合了弱者的条件。况且，他们四处乱走，肯定就是剪辫犯。乾隆朝的盛世并没有给和尚们带来什么好处。他们还是需要自己动手从寺庙里走出来去寻找食物，以往的百姓见到这群世外之人，可能还会给他们一点脸色。但现在不同了，因为有剪辫犯。他们无父无母，和乞丐差不多，也是弱者，并且，他们天天念经，谁知道是念的什么东西呢。按照这种思路，百姓们把他们送进了衙门。
官员们自然是应接无暇，当他们明白剪辫犯已经足够向乾隆表示忠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剪辫犯从乞丐、和尚这群高危人群开始向大众过渡。许多人因为与他人有怨，一堵气就肯定了对方也是剪辫犯，即使不是剪辫犯，也是预备分子。大家开始了告密，许多人刚把别人告进监狱，自己也跟着进去了。
社会一片恐慌，老实的人不知道剪辫犯什么时候找到自己头上，不老实的人担心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告进监牢。整个中国，在那一年处在了惶恐与不安之中。官员们越是卖力的捉，剪辫犯就越多。乾隆皇帝在遥远的北京并不知道剪辫犯为什么会这么多，他以为之所以这么多，是因为官员办案不利。但他不想告诉这些官员，这些剪辫犯的罪过有多大，他们是在反朝廷，反他满人的江山。
因为他明白，一旦这样讲了，就证明了身为满人的自己还在自卑的层面上停滞着呢。大清朝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还是那么自卑。所以，面对着剪辫犯的捉不干净，他再一次大发雷霆，要求官员们对“剪辫案”进行彻底的清剿。
他不知道，自己正在把一些最底层的人向死路上推。根据他大发雷霆的精神和彻底清剿剪辫犯的命令，官员们开始动手。在这种“保护伞”下，一些通过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再屈打成招罗织成的所谓“剪辫案”纷纷出笼。集中到乾隆那里就成了他考察官员的主要途径。“剪辫案”的范围一波一波扩散，从江南波及华北、川陕。一大批乞丐、僧人等社会最底层的人受尽冤屈折磨直到最后死亡。
但事实上，在最开始的一段时期，各地的官员并没有对乾隆大发雷霆的剪辫案持肯定态度。在最开始乾隆下令追查剪辫案时，地方官员对剪辫的处理与乾隆的态度并不一致。江苏巡抚彰宝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乾隆的圣旨曾到达江苏“前后共计六次”，而彰巡抚在逾一月的时间内在给乾隆的奏折中对剪辫案居然未提及一字。
其他各个地方大员的态度跟彰宝异曲同工，这些人大都采用如下的方法来对付皇帝的督促。第一步就是拖延隐瞒，密不上报，假装不知道自己管辖境内没有任何剪辫分子。可想而知，这一方式肯定不能让乾隆放过他们。当乾隆怒斥他们的不作为时，他们又进行第二步，那就是敷衍说自己正在加紧追查，很快就有结果。“很快”二字用得很好，有点像永远到底有多远的意境。然后就是故意在奏折中大肆渲染有关妖术谣言的荒诞性。比如直隶总督就有奏折声称某妇女半夜在家被割衣襟和发辫，割辫匪徒在门墙留字一事，还有比这更晃荡的，河南巡抚阿思哈奏报彰德府城内纷纷传说被剪辫之人必至身死，即使不死，头也会发晕，并传言用朱砂、雄黄、鸡血等涂抹被剪之处，才会幸免于难。他们试图用荒诞离奇的说法让乾隆相信这只不过是一次民间的“幽默事件”。但乾隆肯定还不能就这样放松，他们就采取第三步，抓几个替罪羊，随便糊弄过去。而捉替罪羊的过程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百姓参与进来，导致了大批无辜人士的被捉被杀。表面上，我们说得很严重，但实际上，相对于这样一个几乎波及了全国的大案，死的人数远远不能和案件的严重程度相等。至少乾隆是这样认为的。
地方大员到底做的对不对呢，在今天看来，他们的做法显然是“以民为本”的。江苏巡抚彰宝的意见可作为证明。虽然在满清统治时代，头发并不属于个人所有，个人无权处置自己的头发。对清廷而言，剪辫意味着反叛，蓄辫则表示归顺。但地方官吏却认为，剪辫在皇帝眼中虽然隐含着“谋反”的主题，但是地方绅士没有参与，即便游僧是这次剪辫案的主谋，也成不了气候。在中国君主官僚制，尤其是大清的统治架构下，绅士阶层是一个独特的阶层。你可以从中国历史上的民变运动中发现，民变运动的组织者大都是绅士。任何民变的领袖，只有获得绅士的同情和指教，才能达到“日月换青天”的目的，否则，他只能是一个无政治目标的强盗。同样，如果遇到民变，朝廷则会借助地方绅士的威望、社会关系以及才能来镇压他们，并且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清朝法律规定，知识阶层与群众不能有过多的接触。因为在清朝统治者看来，绅士是官方与人民之间的平衡点，官方借助绅士统治人民，但绝不允许他们掌握人民，最后利用人民。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清保甲制度规定不允许有功名的绅士担任保长一职，即不允许他们作为基层控制的首领。许多地方大员在调查中都发现，剪辫案中，没有地方绅士的参与，所以，他们认为，剪辫案只是一件普通的造谣案，根本不必要如皇帝所说的那样大张旗鼓。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剪辫谣言还没有彻底止息的时候，北京又传出了山西方面的一个谣言，说是有异虫吃人，这种异虫很不好发现，一不小心就会它咬上一口，然后死掉。此谣言来势生猛，把大清帝国的内务府都惊动了。内务府的部分官员身边携带辟邪处方一张，结果被某官员查知，上报乾隆。乾隆立即又回到剪辫案上来，他确定，这异虫就是剪辫谣言的衍生物。他强令地方大员查！
最终，回到了原点。江苏巡抚彰宝结案词是这样的：剪辫谣传源于海宁石匠郑元臣、毛天成包揽德清城桥工程不遂，嫉妒德清县石匠吴东明、郭廷秀得以承揽所编造的。
乾隆自然对嫉妒一说不是很相信，在他看来，与剪辫谣言同时发生的湖北荆门孙大有、何佩玉谋反案就是某些人试图用剪辫谣言欲造反的明证。孙大有、何佩玉谋反被诛后，收缴的器械旗清单也正应了乾隆的猜想：
黄布大旗一面，上写：大明朱天子天令号
白绫大旗一杆，上写：西大明天令天号
红绫大旗一面，上写：中华明君见汉不杀南
红绫大旗一面，上写：见汉不杀
白绫大旗一面，上写：中华明君见汉不杀
黄绫大旗一面，上写：天令正大光明
黄布小旗一面，上写：童邰大明天令
蓝绫大旗一面，上写：恭行天讨原非人事东
从这些旗帜的语言上可以看出，这二人反清复明的决心是相当强的，而二人的谋反又与剪辫发生在同年同月，乾隆怀疑两者之间有某种呼应也是在情在理的事。
可又能怎么办，造反被镇压了，剪辫案中的许多“罪犯”也已经受到惩处，如果乾隆再继续折腾下去，没完没了。那他简直就跟泼妇没有什么区别了。
由于乾隆施加的强大压力，地方大员们即使再漫不经心，替罪羊还是日益增多。该年十月，大学士刘统勋劝说乾隆，希望他能停止对剪辫案的积极查办态度。乾隆在经过了几个月的大肆调查后，也发现，这件事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于是，他点头表示同意。但事实上，在十月份他接受了大学士刘统勋的建议后，并没有直接放弃对此案的清查。在口头上，他仍坚持负责官员需认真查办。他把手伸向了各种教派会道门，清朝的教会道门从雍正朝开始在全国流传，乾隆年间渐趋激剧，一度据有水陆要冲的白莲教，扼南北漕运的山东临清教，一再起于湖北、福建的天地会，此外尚有甘肃的回乱，贵州的苗乱。可乾隆也并不想真的就把这一清查运动进行到底，他曾严厉质疑各疑犯供词的可信度，要求各官员在不得使用刑求的情况下认真办案。同时，再军机大臣审理完上述等疑犯后，由大学士傅恒负责审理并处刑。结果，理所当然地，除了病死或其他原因死去的疑犯之外，其余疑犯全部获得平反。
为什么一个剪辫谣言，居然引起了帝国皇帝和地方大员的狼奔豕突呢？除了我们上面所分析的原因外，还有什么是在剪辫谣言开始的四个月中官僚体系没有作出乾隆认为适当反应的原因呢？
首先是官员自身的问题，大清王朝的官员们一般都是经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体系的，因此对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十分熟谙，固然他们不一定完全否定怪力乱神，但是对于在升斗小民间流传的神鬼怪事是很不以为然的。另外，既然是盛世，官员的为官之道就应该和盛世相贴切，那就是无为而治。对于诸多官员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事情越少越好，遇到事情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也就是乾隆朱批中多次重责的“化有为无之术”。再次，官员的守土职责是维持秩序，不能发生动乱。可任何人都知道，这种谣言则是最能掀起动乱的。所以，对于官员而言，则是想尽可能地把谣言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力图阻止其蔓延，从而维持其管辖区域的稳定。最后，对于一个传统官员而言，他不仅仅是一个行政长官，还是司法长官和宗教道德长官，对民众负有教化之职，在其管辖范围内发生这种谣言，则是严重的失职。所以，官员对于此等事情能够压住自然就不会上报。
直到1768年冬天，剪辫的谣言才彻底消失。而如我们所知，大清政府的干预并不是使谣言消失的根本原因。谣言真正消失的原因是因为它已经失去了新鲜感，谣言的内容一旦失去了新鲜感，谣言所传播的内容又没有与实际（实际的情况就是，被剪掉的辫子屈指可数）相结合，谣言自然而然就会消失。
但谣言的一大魅力就是，它总是在不断的重复。它不同于新闻，一旦过了新鲜期就再不来，它是一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神话，当很久不被提起的时候，人们就会想念它，而它也就会不请自来。
1876年的剪辫谣言
1876年是光绪二年，离乾隆年间的剪辫谣言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这个谣言在南京城再度复活。当时，南京的正南门的大桥曾被太平军破坏过。就在当地政府重修这座大桥时，开始有谣言说造大桥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桥桩，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灵魂支撑桥面石头的重量，于是就要处死至少150名本城男孩，否则护桥神就不能保证大桥的牢固。如你所知，这个谣言几乎就是一百多年前的那个谣言的翻版。当时，南京天主教会的走读学生有半数以上是教外学生，他们纷纷在小帽上或背上用黑线缝着一片红布条，据说佩带着这布条就可以躲过当新桥桥桩的风险。有人对此深信不疑，但却有人指出，这纯粹是游方和尚的诡计。南京的天主教神父就认为这是和尚与当地骗子为了骗取钱财故意散布的谣言，他拿出证据说，那种红布条只有在和尚那里才能买到。谣言风行之时，即使是许多成年人也买这样的红布条，用来当作护身布。据南京城天主教神父的说法，游方和尚们因此赚了大笔钱。
如你所知，重大的谣言往往伴随着许多小谣言出现，南京城中的谣言还没有极度升温，就又有另一谣言传播开来。据很多人说，有许多恶鬼拿着剪刀飞驰天空，专剪行人发辫，对于不留辫子的妇女，他们则剪去妇女旗袍的下摆或裙子的扣带，据传说，这些恶鬼常常附在纸人身上，由行妖术者拋向天空，伤人害命。事实上，这个谣言只是发生在1871年扬州的一个谣言的变种。1871年，扬州传闻有一种纸人纸鸢，四处分散，顺风吹入人家，在白天，它们就是一纸人纸鸢而已，可到了晚上，它们就如同被打了激素，立即化为凶恶的妖怪。那段时期，晚上鸡无故而鸣，狗无端而吠，小孩梦中啼哭，惊恐异常。可到了第二天早上又安然无事，追寻其故，没有人知道纸人纸鸢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它们又将去往何处，最终在官府的控制下，大家都承认自己根本就没有亲眼见过纸人纸鸢，只是听别人说的。在传播不久后，谣言突然就消失了，没有人站出来控制它。这就是谣言的特性，你不动，它消失。
但在扬州，这个谣言虽然传播甚广，却没有伤人害命的内容。可到了南京就不同了。随着谣言的进一步扩大，那些许多纸人所幻化的恶鬼的谣言已经被证实。南京城中，很多成人及儿童的辫子被剪，妇女的衣襟神鬼不知地被割去。紧接着，谣言席卷扬州、镇江、常州等处渐至苏州，跟随谣言的是事实，城乡开始彻夜不眠，百姓们鸣锣巡禁，民间互相猜疑，官府妄擒无辜，有的百姓惩忿挟嫌，栽害良懦，甚至觊觎孤客，以搜查为名，图财害民不绝如缕。安徽也受到冲击，徽巢县知县金刚保在给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奏报中声称：拿获剪辫匪犯，诘以剪辫何用，则谓得生人之辫，分插木头上，练以符咒，可化为兵，惝恍迷离，肆无忌惮。嗣后，庐州、池州等府，黄山、霍山、建德、潜山、东流、石埭等县，陆续盘获多名有供认拜会传徒者，有供认念咒剪辫者，沈葆桢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这应该是“其宗派大抵出自白莲教、其头目大抵出自哥老会。”
北京城中可能没有时间理会这件事，因为就在帝国的首都，也是谣言四起。谣言声称，剪辫可摄去灵魂，三日必死。小街僻巷即有幼童被剪去辫梢二三寸、四五寸者。接着就是被证实，一个老道降神弄鬼替人治病为名，剪辫为实，当场被官兵捕获。谣言大兴盛起来，社会各阶层的人，无论贤愚贵贱、男女老幼，都由于恐惧而失去最起码的理智与判断，各种各样神乎其神的谣言和传说广为传布。
比如，有谣言说，某人正走在大街上，自己的辫子突然掉在地上，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辫子就不翼而飞，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据当事人所言，当时他的身边没有任何人。比如，某人抬起手想摸自己的辫子时，却发现它早已不知去向。比如，某人突然感到自己的后脑勺上发凉，用手去摸，就发现他的辫子不翼而飞。比如，在大街上，某人与一位陌生人交谈，陌生人谈着话突然就不见了，而自己的辫子却不知去了哪里。谣言也没有放过外国人：一位中国人看了外国小孩一眼，而当那外国孩子牢牢地瞪着这位中国人时，这名中国人立刻感觉到脑袋后面的辫子不见了。同时他还闻到了一阵头发烧焦的味道。
一百多年前的那场剪辫谣言还没有进入北京城，而这一次直接进入了帝国的心脏。帝国当然要拿出应对方法来。但是和当年一样，皇帝与地方大员对这样谣言的处理态度依然不同。地方大员仅把剪辫案看作是匪徒作祟，乘机闹事，借此抢劫财物。而皇室则认为这样的谣言显然已经具备了“谋反”的性质。
既然皇室认为如此，地方官员们必须要进行彻底的清查。他们开始抓获剪辫匪徒，这些人是否剪了别人的辫子并不重要。他们可以让他们承认。在承认自己就是谣言所谓的那个剪辫人的时候，他们的身份又变幻多端。有人说自己是出自天主教堂指使，也就是说，谣言的确是谣言。还有人肯定地说，剪辫的确可摄人魂魄，得生人之辫，分插木头上，念以符咒，可化为兵。
审案官员对罪犯这样的供词不置可否，在他们看来，天主教堂没有这么大的胆子，那么，一些罪犯用秘密教派的巫术来与剪辫谣言吻合，似乎也不能说服别人。在中国传统巫术中，头发具有复仇和保护自己两个功能，与此两个功能相关的头发只能是仇人的头发和自己的头发。也就是说，在有头发禁忌的巫术中，与你没有任何联系的人的头发对剪辫人而言似乎没有什么用处。
确切地说，官员还是没有让剪辫案真相大白，但官员的智慧是超群的。他们不需要案件真相大白，只需要如何解决这一谣言就可以了。他们采取了所谓“消弭骚动，安抚人心，恢复秩序”的措施，首先是四处滥捕滥杀，见异言异服面目可疑之人，就刑逼成供，草草正法，“本地之匪，捕客来之民，张皇甚而皂白不分，杀人多而其势益炽。狱词既具流闻四邻，他匪幸灾，又复继起”。其次，对召集乡绅进行再教育，让他们来对百姓进行安抚，让百姓认定这就是一场谣言。最后，以毒攻毒，他们发布了安民告示，告示的内容通常开头便警告百姓说，现在是异常危险的时候，大家不要和陌生人接触，无论何时，大家都要把家门牢牢关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天黑之后都不要出门，并且一定要照看好自己的孩子。甚至有些地方官府突发其想，在告示的最后提供了一些“万能”的保护辫子不受被剪的简单易行的专利处方。
如你所知，这种方法简直就是雪上加霜，更让人们对谣言产生畏惧。可事实却是，在几个月后，谣言突然就消失了。谣言这个让人始终摸不透的神秘事物的确很神秘。
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乾隆年间和光绪年间的两次剪辫谣言都起源于浙江，由此看来，浙江似乎天生就是各种巫术、妖术频生之地。乾隆年间剪辫谣言的发源地萧山县，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又刮起了一阵谣言大台风，并在短时间内向周遍地区蔓延。这个谣言的内容是说，萧山匪徒在路上拋置食物，并在果饼铺内售卖食物时，暗中更换，小孩子食之即毙，他们把毙后的小孩子的脑肾心脏取出来，至于做什么用，大家却不知道。有时候，大家所传播的谣言只是一个行为，却从来没有原因与结果。当地百姓在谣言风起时，就用红布缀于幼孩襟领，做辟邪之用。当时的两江总督李星沅负责调查此时，最终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有下面这样的话：“非奸民乘机恐吓图便穿窬，即游民好事播扬”。
道光皇帝跟他讲：“今夏京中传闻此说，朕早洞悉，卿等不知耳”，“审办此等案件，断不可意存成见，尤不可附和宣扬，以致惶惑人心，弄假成真……，慎之，静以处之”。与他的祖先乾隆皇帝相比，道光皇帝似乎多了许多理性与人性。要知道，“妖言惑众”是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在仪式上的最大特色，主要表现为用法术取信于人。这些法术包括符咒、幻术、巫术、神降及扶乩、铁布衫、算命、摸骨等。与其他王朝所不同的是，大清王朝上至皇帝，下至督抚对民间宗教利用法术造作谣言，常常作低调处理，乾隆皇帝自然是个例外，但从他对剪辫谣言的处理上也可以看出，他始终在谨小慎微。道光皇帝认为，如果地方官员无约束的滥捕可疑之人，必将会激发民变，如此一来，那些秘密宗教反而会通过谣言的帮助来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从而借机起事。道光皇帝在给两江总督李星沅的回复中就反复强调对待妖术谣言要“静以处之”及“镇之以静”，即使在今天来看，也应该说是对付妖术恐慌的最佳举措。当年扬州的地方官做的就非常好，当他们得知谣言是故意有人制造出来后，就采取了以逸待劳，令其自身逐渐消止的方法。结果谣言在很快的时间内就消失了。
回过头来，我们再对这两次剪辫谣言从谣言的角度进行分析。一般而言，大多数这种直指人们生命意识中最迫切关注的问题，如生命或财产安全等谣言都发生在国家太平时期，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人们才对自己第生命与财产有所重视，当人们对这两方面非常重视的时候，就害怕遭受伤害，而谣言一旦兴起，人们的担忧使得谣言变得无限重要，越是荒诞不经的传闻，人们就越是敏感。
在这种情况下，辟谣似乎已经显得毫无意义。原因很简单，即使最高明的人来进行辟谣，也不可能直指人的内心，而那些谣言之所以被人们传播，就是因为人们不敢直面内心的恐惧，导致了恐惧，才使得谣言有隙可乘。而且，谣言的依据越是带有感情色彩，辟谣则是以事实为根据，用理性去对付感情，显然会适得其反。一份对谣言和辟谣的最新研究显示，即使群众不相信谣言，也会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一个实验表明，人们可能会受到辟谣的反面影响，即人们相信辟谣的真实性。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越是想要说清楚的东西，就肯定越有问题。这是人的心理本能。
无论是乾隆年间的剪辫谣言还是道光年间的剪辫谣言，中央政府在处理这类谣言之前，都有同一的认识，用乾隆的话而言：“此等造作讹言，最易煽惑民听”。就是说，这种妖术谣言对人们具有很强的蛊惑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妖术谣言始终成为很多王朝的一个棘手问题。所不同的是，发生在清朝的这两次妖术谣言都在太平时节，国家没有大的动乱，而在其他王朝，往往发生在王朝末期，于是，妖术就与谶纬结合，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民变时期的大谣言。
确切地说，只要产生妖术谣言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没有改变，同类的谣言就会持续出现。
那么，妖术谣言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到底是什么呢？
群众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妖术。确切地说，在中国历史上，对妖术的概念性描述几乎没有。不过当你读《聊斋志异》后，你就明白到底什么是妖术了。
《聊斋志异》中有篇文章的名字就叫妖术。
于公者，少任侠，喜拳勇，力能持高壶，作旋风舞。崇祯间，殿试在都，仆疫不起，患之。会市上有善卜者，能决人生死，将代问之。既至，未言。卜曰：“君莫欲问仆病乎？”公骇应之。曰：“病者无害，君可危。”公乃自卜。卜者起卦，愕然曰：“君三日当死！”公惊诧良久。卜者从容曰：“鄙人有小术，报我十金，当代禳之。”公自念，生死已定，术岂能解；不应而起，欲出。卜者曰：“惜此小费，勿悔勿悔！”爱公者皆为公惧，劝罄橐以哀之。公不听。
倏勿至三日，公端坐旅舍，静以觇之，终日无恙。至夜，阖户挑灯，倚剑危坐。一漏向尽，更无死法。意欲就枕，忽闻窗隙【上穴下卒】【同上字】有声。急视之，一小人荷戈入；及地，则高如人。公捉剑起，急击之，飘忽未中。遂遽小，复寻窗隙，意欲遁去。公疾斫之，应手而倒。烛之，则纸人，已腰断矣。公不敢卧，又坐待之。逾时，一物穿窗入，怪狞如鬼。才及地，急击之，断而为两，皆蠕动。恐其复起，又连击之，剑剑皆中，其声不【上而下大】。审视，则土偶，片片已碎。于是移坐窗下，目注隙中。久之，闻窗外如牛喘，有物推窗棂，房壁震摇，其势欲倾。公惧覆压，计不如出而斗之，遂【砉刂】然脱扃，奔而出。见一巨鬼，高与檐齐；昏月中，见其面黑如煤，眼闪烁有黄光；上无衣，下无履，手弓而腰矢。公方骇，鬼则弯矣。公以剑拨矢，矢堕；欲击之，则又关矣。公急跃避，矢贯于壁，战战有声。鬼怒甚，拔佩刀，挥如风，望公力劈。公猱进，刀中庭石，石立断。公出其股间，削鬼中踝，铿然有声。鬼益怒，吼如雷，转身复剁。公又伏身入；刀落，断公裙。公已及胁下，猛斫之，亦铿然有声，鬼仆而僵。公乱击之，声硬如柝。烛之，则一木偶，高大如人。弓矢尚缠腰际，刻画狰狞；剑击处，皆有血出。公因秉烛待旦，方悟鬼物皆卜人遣之，欲致人于死，以神其术也。
次日，遍告交知，与共诣卜所。卜人遥见公，瞥不可见。或曰：“皆翳形术也，犬血可破。”公如言，戒备而往。卜人又匿如前。急以犬血沃立处，但见卜人头而皆为犬血模糊，目灼灼如鬼立。乃执付有司而杀之。
这就是妖术，我们不能清晰地定义它，却总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那么，社会心理是什么呢？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有一句名言：“群众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这就是社会心理，当一个谣言产生的时候，人们不会去追究谣言的源头和真实性，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其传播开来，然后回过头来再去寻找真实。而由于他们不亲自来审查，所以很多谣言都被认定是真实的。中国历史上，百姓的这个特征在一些非常事件，尤其是带有妖术这类蛊惑性的突发事件中完全可以得到重复性的验证。这也正是让人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相信的一个现象：许多人相信妖术谣言的心理机制恰恰就在于谣言的本质──虚假性。谣言越是离奇古怪、荒诞不经，人们就越是相信，这是谣言这个最古老的大众传媒之所以能持续不衰的根本所在。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七月，大唐帝国的京都长安笼罩在一片恐怖中：平日熙熙攘攘的街市冷冷清清，偶有几个行人也亦神色凝重，行色匆匆。到了夜晚，几乎所有的人都手执弓箭刀叉，找不到武器的人就砍下竹子代替，不敢入睡，郊外人烟断绝，无人敢独行。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怎么会有王朝末期的景象？原因就是，民间有一谣言：“官遣枨枨杀人，以祭天狗，云：其来也，身衣狗皮，铁爪，每于暗中取人心肝而去”。此事在传播了几天后居然惊动了唐太宗李世民。这位皇帝采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命令命令通夜开诸坊门，派兵巡逻，并宣旨慰谕，安定人心。正是这位皇帝的英明举措，使得谣言在一个月后销声匿迹。事后，当人们想起这一谣言来的时候，却并没有感到自己当初的可笑，反而有很多人认为，那谣言传播的内容的确存在，只不过由于皇帝的英明，妖怪不敢了。这当然也是典型的妖术谣言。
我们再来看社会环境，无论是乾隆年间还是道光年间，更或是太宗年间都处在太平时期，国家没有大的动乱，百姓生活安定。这就是妖术谣言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发生的社会环境。
前面我们分析过，当人们越是重视一件事情的时候，关于重视的那件事的谣言就会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动乱年代，人们对生命并非是不重视，而是没有机会，死于非命的几率非常大，动乱年代百姓的财产几乎就没有，所以无所谓重视。太平时节则不同，用“饱暖思淫欲”这句话来做反面的形容并不过分。也就是说，当人们因为生命与财产有了保障，往往会产生失去它们的担心。在这种情况下，谣言就会不请自来。
《吕氏春秋》中有篇《察传》是专门探讨谣言的专论，今天许多探讨谣言的专论未必比这篇文章所说的精准。该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话：“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矍，矍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在这段话后面，又举个“穿井得人”的例证：“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於宋君。宋君令人问之於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谣言是需要借助于语言来传播，而中国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有其特殊性，汉字的造法有六：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前面我们提到的许多谣言（谣谶）的制作正是借助于此，以天干地支、阴阳五行、谶纬等理论学说，配合离合、谐音、双关、隐语、暗喻等方式，由此来表达自己的目的。东汉末年，有首谣言的内容是这样的：“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它使用的就是离合法，“千里草”是“董”字，“十日卜”是“卓”字，“凡别字之体，皆从上起，左右离合，无有从下发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这是在说权臣董卓必将灭亡。《晋书?载记第二十四》也记载了一个谣言：“一束藁，两头燃，秃头小儿来灭燕”，预言高云（慕容云）将灭掉后燕，上句为离合，“藁”字两头燃尽则成“高”字，下句为隐语，云之父名拔，小字秃头，有三子，云最小。
由此可知，中国的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更具有杀伤力，妖术谣言的内容虽然没有明显的利用中国汉字的特殊性来进行谣言的内容创作，但在传播过程中，人们互相的传播难免会有错误，这个错误并非是故意犯下的，而这是谣言的一大特性（它是人感情的发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只需要把握住中心思想即可）。所以，谣言从石匠到和尚再到乞丐，最后到了民间秘密宗教，整个内容已经发生大变化。剪一缕头发到剪断整个发辫到剪妇女的裙子，仿佛是一条始终向前延伸的看不到头的大路，通在所谓的太平盛世上。
空穴来风：中国历史中的造谣往事
豪门惊情:辛夷坞蚀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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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寻找替罪羊——反教运动时期的大谣言
中国近代史有一大段是以反教为主题的。那时期是一个谣言的世界，你所能想到的和你根本就想不到的谣言同时在中华大地上爆发，谣言在这个时候体现了其最基本也最恶毒的特点：找替罪羊，这个替罪羊就是教会。中国近代史上的反教历史就是一部谣言史。
从天津教案说起
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大事件，该教案发生于1870年，直接导致了20名外国人死亡。在此，我们有必要对教案做一个背景铺垫。所谓教案，是指中国民众与西方崇拜上帝的教民发生的摩擦。事实上，中国很多年以前就有了“上帝”。唐朝时期，李世民特意派人接见了景教大师阿罗本，并为其建立了景教寺，臣子魏征还奉命翻译了景教的教科书。据被魏征翻译留下来的《序听迷诗所经》介绍说，阿罗本的门派叫景教。景教是大秦国（古东罗马帝国）的国教，他们信奉一个天尊，这天尊见众生苦难，便化为凉风吹向一个叫末艳的童女，童女感凉风受孕，生下一子名谓“移鼠”…… 。对基督教略有了解的人可能已经猜出来了，“移鼠”就是“耶稣”；“末艳”是“玛丽亚”；“天尊”则是上帝。
景教几乎伴随了唐朝的生与死，为了能使自己在中国生存下来，它主动迎合佛、道二教，并将上流社会当作“普渡”群，这也成了它消亡的根本原因——随着唐朝的灭亡，景教也退出了中国。
600多年后，蒙古人统治中国，景教借尸还魂，被称为聂教。一百多年后，聂教遭到铁木耳的屠杀，从此绝迹。同聂教来到中国的欧洲天主教毫无作为，明朝初年又被限制活动，彼时的中国，上帝无法落脚。
万历年间，天主教教士利玛窦与万历皇帝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明朝政府允许他在广东肇庆也只能在肇庆定居并传教。这使得天主教成功地在把上帝迎到了中国。但上帝的步伐始终很缓慢，传教士最主要的身份是介绍西方文化的使者，而不是单纯的基督徒。清朝雍正年间，新教开始传播。开始，也等于终止。雍正年间，朝廷下令禁教。原因是这些教派攻击中国的儒教。
上帝真正的落户中国，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战败的大清政府被迫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并享有“治外法权”。让“上帝”最欣慰的是，他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个黄皮肤的儿子，耶酥的弟弟洪秀全。据洪“天弟”所言，他老子上帝见哥哥耶酥对人世间的人心败坏控制不力，所以又生了自己来解救苍生。
包括最不忠贞的基督徒，都对这个从天而降的上帝的儿子表示了莫大的崇敬。可惜，让一些最蹩脚的基督徒们都感到失望的是，这个“洪老二”并没有推行他们的教义与实现上帝的中国户口问题，并在许多年后被湖南人曾国藩打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也灰飞烟灭。
基督徒们最终发现，想让上帝在中国落户，还要靠自己国家的大炮和他们不畏辛苦的四处奔走。
无论是景教，还是新教，或者是天主教，都归上帝领导。这些教派与佛教、道教所不同的是，具备了咄咄逼人的攻击性。佛教与道教恨不得把自己的老巢安在深山老林里，但上帝领导的宗教却喜欢向人间进攻。每到一地，若是情况允许，他们最先做的事就是建教堂，以保证和证明自己在此地的传教决心。
与新教不同的是，天主教主要在乡村传播，不但传教，还放高利贷和经营商业，并在某些时候，强迫中国教徒捐献钱财与土地。有时候，这种强迫活动也适用于非教徒。在进行这些活动时，传教士必须要是强横的，否则他不可能让这些活动顺利的进行。于是，就发生了中国民众与教会的冲突，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教案。
从1844年第一起教案浙江定海教案到刘士端成立大刀会止，据不完全统计，发生在中国的教案至少已经有1000起，其中比较大的教案不少于400起。大部分被攻击的教徒都是天主教徒。在外国强大的大炮与不平等条约中“外国教士有传教权并要受到法律保护”的条款下，清政府对频繁安生的教案简直伤透了脑筋。当年，马圈失火，孔子急忙问的是：“伤人乎，不问马。”而在大清朝，一旦某个地方发生教案，清政府惶恐地问的却是：“伤羊（洋）乎，不问民。”天津教案是所有教案中最严重的一次，而导致这场教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居然就是谣言。
同治九年农历五月初（1870年6月），传染病在天津一所法国教堂的育婴堂内流行，被收养的中国幼童数十名死亡，葬于河东荒野义地。大概是因为教士们太忙了，所以在掩埋尸体的时候比较马虎，于是有的尸体暴露，遭到鹰啄狗刨，惨不忍睹。当然，尸体受到如此待遇，还不足以引起谣言，可某一天，一些人发现了一件怪事：“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一些有识之士立即断定，这是法国教堂“采生折割”后丢弃所致。用中国道教的说法，“采生折割”并不是指剥夺人的生命，而是以某种巫术、妖术的方式，摘取活人的眼、耳、脏、腑等人体器官或肢体，作为供奉神灵的祭品；稍有道行的人还能摘取活人器官做药饵治病。
众所周知，天主教等西方宗教势力侵入中国以后，一直就不被中国人认可。很多中国人都相信这些邪教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有谣言还说，这些人经常用迷药，甚至妖术拐人。但这种谣言并非是空穴来风，当人们怀疑天主教堂有拐卖婴孩的行为时，真就有两个中国教民被当场活捉。他们当时正在诱拐儿童。
似乎只是刹那间，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天津，要知道，这个时候，“采生折割”的谣言已经被证实，虽然那两个中国教民只是个案，但谣言将个案变成了普遍现象。民情开始汹汹，一些民众开始向天津地方政府兴师问罪。地方官迫于民众压力，经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会审，草率将那两个中国教民审结处死。
可是，谣言一旦被官方证实为是事实，结果几可想而知了。教民的拐卖之实证和官方对教民的惩罚之认可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天津百姓所有的猜测，而且肯定了传闻的真实性，民情更为激愤。无独有偶，天津县民团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偶然抓获了迷拐犯武兰珍，此人经不住拷打，承认自己是被教堂门丁王三“诱入堂中，付与药包，令其外出迷拐男女。前在穆庄子拐得行路1人，得洋5元。”县民团立即将他送入衙门，尽管武兰珍当场翻供，可民众要求强烈，官府查案意图坚决，法国教堂方面又不够配合，坚称教堂无王三其人，迷拐之事与教堂无关，引起官员和民众的愤慨。
第二天，天主教堂门外聚集的围观民众越聚越多，最终形成围攻之势，双方发生争斗。先是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蛮横无理，然后是忍无可忍的百姓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焚烧了天主教堂，拆毁了仁慈堂等宗教建筑。并造成包括西方传教士、修女、官员、商人在内的20人死亡。英、法、俄、美、比、普、西国公使联合照会总理衙门，强烈抗议，并派出多艘军舰集结海上进行军事威胁，中外关系顿时十分紧张。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
事实上，天津教案的过程相当复杂，不过这并不是我们要阐述的内容，我们要阐述的内容是关于谣言在这场教案发生前所起的作用。
无论如何，天津教案都是由于“采生折割”、“迷拐幼童”的谣言引起的，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后一种谣言被证实为内容属实，前一种谣言虽然没有被证实，但在许多民众看来，它是后一种谣言的必然结果，教堂为什么要“迷拐幼童”，就是要“采生折割”。
那么，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当时的清政府在天津教案发生后派了直隶总督曾国藩调查此事。
曾国藩在到天津后，就有许多百姓拦住他的轿子，曾国藩“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者”。也就是说，没有人亲眼见到洋人在“采生折割”。至于“迷拐幼童”，曾国藩又进行了大量调查，他发现，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都对那三个案犯先入为主，百姓相信谣言是真的，而官员也在很大程度上相信，又为了平息民愤，所以将那三人绳之以法。
曾国藩后来在给法国公使罗淑亚的照会中指出，“采生折割”之说属凭空谣传，绝无此事。“本阁部堂查明并无确据,拟即奏明大皇帝,请明降谕旨,辨明挖眼剖心等事多属虚诬,以雪洋人教堂之冤,以释士大夫之疑,即以平百姓之忿。此全案之根由。津民所以鼓动公忿者在此,贵国所以深恨被诬者亦在此。”另外一位随同曾国藩查案的清政府官员也认为，夏间迷拐一事，剖心剜眼一事……挖取一心一眼和药之事，似可断其必无。
洋人方面当然是认定教堂主使迷拐与挖眼剖心之说皆属不值一辩的谣言，而他们认为，自己被如此诬陷诽谤实在太不应该。
但即使是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迷魂药”很可能存在。因为那三个案犯都曾招认过自己曾用这种药来迷惑童子。可是，这种药真的存在吗？在武侠小说中，这种药的确存在，但在现实中，虽然有所谓蒙汗药（即麻醉药的一种），但若要使被作用者的行为在运动中完全受控于拐匪，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恐怕现代医学也不能做到。也就是说，民众从民间传奇中听说了有这种药，随即就加在了罪犯的头上。要知道，那几个罪犯很可能是屈打成招。由此看来，天津教案的起因是失实传闻，而它又在流传中被层层加码放大，形成惑众之谣言，引起民众恐慌，最终酿成了可怕的后果。天津教案最后以“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赔偿法、俄、英、美4国损失和抚恤费白银共502285.19两；以杀人罪抵偿洋人死亡数等同处死民众20人，以抢劫和伤人罪判处充军杖徒各刑25人”而宣告结束。清政府后来还特派崇厚充当“使法大臣”，专程赴法国道歉。
那么，最终，我们就会断定，天津教案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谣言的传播。两广总督瑞麟就断定说：“天津肈衅之案，其始由该处谣言所致。”对此，张之洞发出了警告：“闹教之匪不可虑，造谣之匪仍可虑。”曾国藩并非是查案的高手，但即使是高手狄人杰复活，恐怕也很难查到这些谣言到底是怎么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