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万古江河》读后感
这是许倬云先生近年关于中国文化演进的总结性的力作。
许先生虽身在海外，却依然心忧家国。本着士的精神，许先生不避权威说法，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提出新的见解，发人深省之处，书中比比皆是。
作者在前言里坦言本书的灵感来自于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将中国文化展开的过程概括为：中原的中国、中国本部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该书有如下特点：
一、视野开阔，善于进行中外历史的比较，从而跳出了中国中心论，得出了与传统中国史家别样的结论，让读者有了新的视点来反观几千年的文明史。例如在书中作者就拿汉帝国与波斯、亚历山大的希腊、罗马帝国作比，又拿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进行比较，从而既得出了中华文明的特质，也让我们认识到各民族的历史有其相似点。书中写道：“凡此征服者（波斯、亚历山大的希腊）都只能马上取天下，而不能有文化的涵化能量，将这些不同的文化系统，融合成可大可久的文化核心。”
二、另外作者又以一大的宏观的世界历史来统摄中国历史。比如书中提到匈奴人对欧洲的入侵和汉朝击败匈奴的关系。据作者自称，这是他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学术目标，当初正是因为知音太少，才在回台湾以后又再次选择出走。其实海外中国史家研究时都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都可以跳出民族主义的牢笼。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比钱穆向前迈了一大步。钱穆跳出了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偏见；而他的后继者们如余英时、黄仁宇、许倬云等又可以跳出中国中心主义，将前辈史家之学术精神继续发扬，实为中国史研究的一大幸事。
三、作者尤其凸现了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比如作者像这样明确地写道：“北方中国胡化程度高与汉化。......安史之乱的根本性质，其实不是强藩反叛中央，毋宁与北魏六镇之乱相似，乃是胡化地区对汉人中央政府的反扑。”谈到西藏的问题，作者写道：“（中古时期）藏传佛教结合本土和印度文化，中国文化未有发展机会。”而在清朝却出现了相反的局面。清政府通过喇嘛教这一纽带成功的将满蒙藏紧密地绑在一起，以致清朝的威力比唐朝还要强大。
笔者对于书中涉及的以下问题有感兴趣：
一、夷夏之辨。
按照儒家的观点，“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用夏礼则夏之”。例如许行由楚入陈，受到宋人陈相的追随，孟子说许行是“南蛮鴂舌之人，作先王之道”。而陈相追随许行则是为夷所化。
到魏晋南北朝时夷夏之辨似乎在北方变得模糊。西晋亡时，上至帝王显贵，下至黎民百姓，对种族的区别看得都很淡。从刘聪与怀帝、刘曜与羊皇后的问答中可见端倪。晋朝的怀帝被汉王刘聪俘虏，他们有一场对话：“汉王聪谓（怀）帝曰：‘卿昔为豫章王，朕与王武子造卿，卿赠朕拓弓银砚，卿颇记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尔日不早识龙颜！’聪曰：‘卿家骨肉，何相残如此？’帝曰：‘大汉将应天受命，故为陛下自相驱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刘曜纳惠羊皇后为后。一次他问她道：“我何如司马家儿？”羊后答道：“胡可并言？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贵为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尔时实不思生，何图复有今日。妾生于高门，常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以来，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晋书惠羊皇后传》）还有，当刘聪出巡的时候，便要晋朝投降来的皇帝晋愍帝，充当“车骑将军，执戟前导”。见者指之曰：“此故长安天子也。”“故老有泣下者。”
北朝时虽然一度有魏孝文帝迁都后的大规模的汉化，也有六镇对汉化中央的反叛和后来东魏对汉化的反动。东魏统治者高洋据说有汉人血统，但是杀了一汉化的胡人后却说杀了一汉狗。而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不无悲愤的提到汉人胡化的例子：汉族士大夫让子女学胡乐胡服以取悦鲜卑统治者。原文如下：“齐朝 有 一 士 大 夫 ， 尝 谓 吾 曰 ： ‘ 我 有 一 儿 ， 年 已 十 七， 颇 晓 书 疏 ， 教 其 鲜 卑 语 及 弹 琵 琶 ， 稍 欲 通 解 ， 以此 伏 事 公 卿 ， 无 不 宠 爱 ， 亦 要 事 也 。’ ......若 由 此 业， 自 致 卿 相 ， 亦 不 愿 汝 曹 为 之 。”
北方中国的夷夏观念经过五胡乱华、安史之乱和后来得辽夏金元的统治已变得不甚强。在安史之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安史二人被北方的百姓尊称为“二圣”。五代十国时期，先后有冯道、桑维翰这样的汉人士人服务于北方的胡人政权。冯道曾经效力于五代、八姓、十一君。这是无法用儒家的夷夏之辨或者君臣大以来衡量的。其对耶律德光说：“此时百姓，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当时北方的士人并不以冯道为耻，反而尊其为长者，当其七十而终时时人美其名，谓其与孔子同寿。在金国南侵时，就有多家汉族地方豪强为之效力。而苦苦追逼南宋末代皇帝的张弘范也是生长于北方涿郡的汉人。总之北方的胡化和汉化应该是民族融合中同时进行的两个方面。过去我们只看重汉化而对于胡化却忽视了。
对夷夏之辨，许倬云先生的看法并位拘泥旧说，相反他是褒扬于此并不看重的唐朝而贬抑极重视种族之分的宋朝。在比较两个朝代的民族意识时，他写道：“民族意识与普适帝国理念中就如圆凿方枘，不能相容。”他认为，唐帝国之所以“缔造中古的普世秩序”，其原因在于：“有强大的动能、活泼的开创性，以开放的精神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因此能涵盖广大地区，凝聚不同成分，同化许多地方或族群文化”。许先生还认为明代中国僵化的病根之一就是自南宋开始的文化内敛。唐帝国因其海纳百川而空前强大，宋王朝极重种族之分，崇文抑武，却积弱不振。唐太宗说：“夷狄亦人也，与中夏不殊。以德制之，则可使如一家。”唐代的将领中胡人极多，例如李光弼、高仙芝、仆固怀恩、歌舒翰等等皆是胡人。然而唐代过分重用番将，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一味开边，却没有注意对胡人的教化，因此酿成了安史之乱和以后的藩镇割据。唐人的开放是没有错的，但是让番将拥兵自重，没有注意从文化上去涵化异族无疑是导致其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对那些服务异族政权的儒生的评价上，许倬云颇为赞赏那些在北方文化的沙漠中致力保存文化火种的人，比如作者在书中写道：“五代冯道主持刻印儒家九经，则是儒家经典系统付梓的最早个案”、“全真教维系了中国文化传统一缕与不息。......北方沦于尚武的外族和割据自雄的军阀世家，道士周旋其中，劝说教化，稍减百姓被杀戮掠夺之害”。另外作者对于劝谏元世祖的耶律楚材、代表元廷出使南宋的郝经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二、以儒生为主的士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作者认为，“周人提出的‘天命观’（“天命靡长，惟德是亲”）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突破。一政权的合法性是基于道德性的价值判断，......这种观点摆脱了宗神的局限，转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超越力量！”这样一种人间秩序和以阴阳五行为中心的自然秩序构成了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思想系统。到了西汉，董仲舒将这两个脉络加以调和，从而让儒家思想居于一尊。汉代的士大夫大多是通过征辟和察举而进入统治阶层的读书人。他们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以为自己掌握了天地、宇宙运转的规律，从而可以预测王朝的兴衰成败。王莽的篡权正是依赖士人的力量。其实的士人认为五德终始，汉祚将终，故而认可王莽的篡夺。这样一种使命感市的读书人积极投身政治。东汉末年就有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为抗议宦官的专权而群起罢课。即使在北朝时期也有崔浩协助北魏制定汉化政策，还有苏绰帮助宇文氏的北周按周礼古制来制定六官。在宋朝时，文人士大夫获得空前的尊重。宋太祖曾说过，不得杀一个读书人。但是读书人一被豢养便失去了对于政权的批判力量，再加上严重的党争，所以虽然有范仲淹、王安石的改革，北宋依然不能改变其积弱的状况。接着文人的地位就急转直下了，在元朝有十儒九丐之称，在明朝以降更是被钳制思想，先有宋濂、刘基、高启的被放被杀，后有刘瑾、魏忠贤的宦官专权，于是文化思想的元气惨遭斫断，士人彻底沦落为君主的奴仆。明末的东林党人的思想及后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的思想本来可以成为思想启蒙的火种，却又遭遇了清兵入关时的“雉发令”和后来文字狱的扼杀。学者们只能埋首于考据之学。中国文化的元气消耗殆尽。作者在书中沉痛的写道：“文官系统只能为君权奴役，不能以其儒家意识形态，有效的制约全无约束的君权，甚至不能抵抗狐假虎威的宦官专权。儒生们抗议虽烈，不惜陪上性命，只为了坚持理念.......那些扑向自由的努力，正如扑火的灯蛾，留下后人深思的无限空间。”
三、中国文化对于今天世界的作用。
许倬云先生在总结中国文化的特点是说道：“主流文化的同构性与地方文化的异质性长期共存，而且互相刺激。理想文化的神圣性和日常文化的世俗性并行而不悖。两股发展的趋势又互相纠缠，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姿多彩。”这样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多元格局是全球化的今天所应该追求的目标。在本书的前言和后序中，作者用百川归海的意向来预示世界文化的走向。作者写道：“中国文化源自涓涓的细流，一路收纳支流河川的不同成分，终于汇聚为洪流，奔向大海——这就是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万古江河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胡青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