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后不过如此 —— 鲁迅与许广平的开始(终结篇) 许广平与鲁迅
—— 鲁迅与许广平的开始(终结篇)
端木赐香
相对于许广平的坦白实在和周作人的多次讥讽,倒显得我们现在的诸多学人有些龌龊了,什么革命伴侣,什么没有爱情的婚姻不道德,什么许广平乃伟大的第三者,就差说人家朱安同志不革命不道德第三者了。
我倒想问问,中国什么时候规定,婚姻必得以爱情为前提了?中国从古至今的传统婚姻功能不就是《礼记·婚义》里那两句——“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么?民间更是把它简化为“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其中哪里有爱情的影子?
没有爱情的婚姻不道德,难不成是受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蛊?恩格斯曾经断言,资本主义灭亡,共产主义诞生之后,人类两性关系将是这么一种状况:
第一,结婚自由:“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
第二,离婚自由:“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子中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这只会使人们省得陷入离婚诉讼的无益的泥污中。”[1]
第三,归根结底是两性自由:“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涉的私事”。 [2]
问题是,鲁迅那个时候不是共产主义制度,而且老恩只想到经济解放、身体解放与感情解放了,就是没有想到观念解放。比如朱安,她就是回到娘家,鲁迅也给她邮生活费的啊,只是她一回娘家,在传统观念中等于被休,你让她怎么活?
所以老恩的这一套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即使是现在,我们跑步半个世纪了,也没有进入共产主义是不?现在我们不但只是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有些女同胞干脆把婚姻当作第二次投胎或者一生幸福之投资。除此之外,还有主观层面上的东西,离婚可以是幸事,也可以不是幸事,甚至你根本说不清,因为爱情是主观的感觉,更是两个人的感觉,一个说不爱,一个说还爱,旁边再来一个说我也爱……老恩你咋剖断,你幸谁呢?
最后还想补充一点的是,对许广平来讲,开始就意味着结束。从上海同居开始,她在鲁迅面前,也就迅速的转型为老妈子兼女秘书了:生孩子做饭,抄文章待客,再三想出去找个工作,也都被鲁迅给拦下了,至于上学时的那种学生运动领袖的精气神,更是被鲁迅灭得只剩下贤妻良母的境地了。所以,最开始是许广平收编、统战鲁迅,但是,一旦进入实质的同居生活,就是鲁迅收编、驯服“害群之马”了!
对许广平来讲,幸也,不幸也?
(资料图:鲁迅、许广平一家人;图片来源于网络。)
1934年12月,鲁迅赠给许广平一部《芥子园画谱》,并在扉页上题下一首诗: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也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更多的是许广平心知吧。试看她的回忆:
“我们初到上海的时候,住在景云里的最末一幢房子里。有一天,差不多是深秋,天快暗了,他还在那里迷头迷脑,聚精会神,拿着笔在写不完地尽写尽写。我偶然双手放在他的肩上,打算劝他休息一下,那晓得他笔是放下了,却满脸的不高兴。我那时是很孩子气,满心好意,遇到这么一来,真象在北方极暖的温室骤然走到冰天雪地一样,感觉到气也透不过来地难过。稍后,他给我解释:‘写开东西的时候,什么旁的事情是顾不到的,这时最好不理他,甚至吃饭也是多余的事。’这个印象给我是非常之深刻的,从此处处更加小心,听其自然了。”[3]
虽然许广平说得好听,为了让鲁迅休息一下云云,事实上两人刚刚同居,她感觉自己有些受冷落倒是真的。两手放鲁迅肩上,对老爷们儿来讲不外是性骚扰——爷们儿正干正事呢,娘们儿这不是把人往邪路上引吗?不是鲁迅吃饭多余,而是许广平想搞些情调都多余。总之,鲁迅的不高兴,太伤小娘们的自尊了。
从此,在他写作时,她再也不去打扰,天一晚,自己就一个人识趣地先上床睡了。鲁迅也知道小娘子被自己冷落了,所以有时会陪在旁边,抽一支或两支烟,不知是这老爷们儿烟瘾发达,还是那小娘们儿睡瘾发达,总之,常常是鲁迅第一支烟还未抽完,那边的小娘子已鼾声大起。这时他就轻轻走开,重新写自己的战斗檄文去了。[4]
关于生气,许广平说,因为自己不加检点地不知什么时候说了话,使他听到不以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么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纷繁,和友朋来往,是毫不觉得,但到夜里,两人相对的时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最厉害的时候会茶烟也不吃,象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应。这一切搞得许广平痛苦万状:“为了我的过失吗?打我骂我都可以,为什么弄到无言!如果真是轻蔑之极了,那我们可以走开,不是谁都没有勉强过谁吗?”[5]
鲁迅不高兴时,还会半夜里喝许多酒,在许广平看不到的时候,更会跑到空地去躺下。这些情形,许广平见过不止一次。他常对许广平说:“我们的感情算好的。”但许广平可是体会到了,他对一切人可以不在意,但对爱人或者会更苛求,以致于许广平感叹:“我同情他,但不知此时如何自处,向他发怒吗?那不是我所能够。向他讨饶吗?有时实在莫名其妙,而且自尊心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不知道要饶什么。抑郁,怅惘,彷惶,真想痛哭一场,然而这是弱者的行径,不愿意。就这样,沉默对沉默。”[6]
一半天之后,鲁迅气消了,会跟许广平解释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许广平回曰:“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鲁迅说:“这我知道。”[7]有时候,鲁迅会抱歉似地对许广平说:“做文学家的女人真不容易呢,讲书时老早通知过了,你不相信。”许广平对曰:“世间会有百听百从的好人的吗?我得反抗一下,实地研究研究看。”[8]
鲁迅老年得子,海婴当然也愿意跟父亲玩耍,但许广平夹在中间就为难了。她需要察言观色,看看他是否急要做事,再看海婴是否到了适可而止的机会;如果错过了机会,或者不晓得他在忙于工作,或者以为他们父子间正玩得高兴,不好摹然叫开,等之又等,才由他开口叫海婴到别处玩的时候,这个做父亲的竟然会埋怨说:“把小孩交给我领了几个钟头了。”许广平为此感叹说:“在同小孩玩的时候他是高兴的,我又不敢打断他们兴致——再把小孩叫开,但是走后他马上又珍惜时间的浪费,他是这样的克制着,为了和爱子周旋都觉得太过长久了。这更使得我在彷徨无主中度着日常的生活。”[9]
有两个词儿用得太好了:“彷徨无主”“日常生活”。可以说,傍了鲁迅的这样的主,你只能彷徨无主;守着鲁迅这样的主,你只能这样日常了。‘学运领袖”?“害群之马”?“章士钊对付不了的‘妖怪’”?“杨荫榆招架不住的‘妖精’”?放马给鲁迅看看,收了——不知许广平是否能想起1923年12月,鲁迅给她们女师大做的那次著名的讲演《娜拉走后怎样》。在那次讲演中,鲁迅的答案是:“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0]
所谓的堕落,据说是进妓院;所谓的回来,不用说就是回家,继续给男人做傀儡式的家常女人了。对于自己的家常女人之地位,许广平满意么?
答案是否定的!
1939年,鲁迅逝世的第三年,许广平写文章说:“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女性。我想,大约是有一点旧头脑,有一点新思想,融合起来的一个东西。这东西,——像我似的——也许被一些人所满意,如她的对手方面就是,然而在她本身则是不满意的。”[11]
都有哪些不满意呢?试看许广平的自述:
“我私意除了帮助他些琐务之外,自己应当有正当职业,再三设法,将要成功了,但是被他反对了好几次。他说:‘如果你到外面做事,生活方法就要完全两样,不能像这样子,让我想想再说。’这样于事情就搁起来了。遇到另外的机会,我又向他提起做事,他说:‘你做事这些薪金,要辛苦一个月,看人家面孔,我两篇文章就收来了,你还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帮帮我,让我写文章吧。’这样的结论,迫得我好似一个希特拉的‘贤妻’,回到家庭,管理厨房和接待客人,以及做他的义务副手。后来再做了母亲,成天给家庭的一切闹昏了。”
“我不愿意浪费一文钱,在他的辛苦劳役换来的仅有的生活费,我不应该无故分润。我克制自己;穿的是粗旧衣服,有似村妇,和摩登的化妆品绝缘,除了两餐饭食,我没有更多的零用,因为我自己不需要。我们不交际,不和亲戚往来,我自己没有世俗所好的一切嗜好。有时一同去看电影,这是唯一的娱乐了,就这样地生活着。”
“他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我不过做了个家庭主妇,有时因此悲不自胜。”[12]
1941年,许广平又写文章讥讽英国的女性问题,特别是所谓的二战后应由丈夫发给妻子酬金的问题,在她看来,不但提高不了女人的社会地位,相反,妻子成了丈夫的雇佣奴仆。有英国女议员认为,丈夫付酬给妻,还可能减少分居与离婚问题,因为女人大半宁愿与好饮者或不道德者相处,也不愿意与小气鬼相处。这让许广平嗤之以鼻,大骂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下被豢养的狗的态度”,“甘愿度妓女式的生活”!
而她最喜欢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女性地位,说:“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上得到真正平等,她们不但在宪法上得到保障,而且实际上都解放了。这里没有谁想到分人家的酬金,只是无论谁,都在职业上发展,再不是家庭里的囚徒,丈夫的豢养者。这才是妇女解放的楷模。”[13]
看来,义务给鲁迅做助手,做家庭妇女,她不乐意,“悲不自胜”;让鲁迅给她开工资,她更不乐意,那成了“狗”或者“妓女”了。而她喜欢的,就是女人自已出去找工作。可惜,鲁迅死后她才能走出这一步。
还是1941年,许广平写文大骂国民党元老朱家骅,就因为这人在国民党占领江山后开始纠偏了,说什么过去有些做妇女运动的,以为家庭是妇女的桎梏,要做到使妇女离开她的家庭,才算是妇运成功,这是一种错误,中国的社会组织,是家庭做单位,国家的构成,是以家庭做基石,而且,妇女人人出来参加政治活动是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云云。许广平深感恶心的是,朱大人你可是我们三·一八运动的领袖,这会儿你出来冒充什么妇女问题专家,不就是想把我们女人重新赶回家里么?[14]
再次证明,许广平对想把女人圈在家里的男人深恶痛绝!只不过这怨气不能对着鲁迅发泄,幸好有朱家骅当她的出气筒了!
以后,很多三八节的时候,许广平都会写文发声,表达自己的女性独立、解放之意见。
有意思的是,几乎与许广平发牢骚的同时,革命圣地延安也有一个女人在发牢骚,她就是尽人皆知的被毛泽东亲自赋诗称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女士,于1942年写了一篇《“三八节”有感》。可能是丁玲的三八有感思想深刻、也可能是由于她身处革命圣地延安;可能是许广平乃鲁迅之如夫人、更可能是由于她身处敌占区的孤岛上海,总之,许广平的牢骚没有惹出问题,倒是丁玲的牢骚在延安整风时遭遇了严厉批评,被搞得灰头土脸。当然,如果不是她与毛泽东的亲密关系、如果不是毛泽东亲手树立的第一面旗帜、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有意保护,丁玲的结局,我就不敢保证了。只是,这已是政治话题,而不是女性话题了。
苟日新,日日新。鲁迅与许广平的两性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将永远是个能产生新意的话题。当然这也是另外的话题了。正如鲁迅致许广平书信中的某些结束语,“时候已经不早,非结束不可。止此而已罢。”[15]
(完)
附,参考文献: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81页。
[2]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页。
[3]许广平:《鲁迅先生与家庭》,《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108页。
[4]许广平:《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5]许广平:《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6]许广平:《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7]许广平:《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4-85页。
[8]许广平:《鲁迅先生的日记》,《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9]许广平:《鲁迅先生与海婴》,《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7页。
[10]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年2005年版,第166页。
[11]许广平:《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许广平文集·第一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12]许广平:《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许广平文集·第一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111页。
[13]许广平:《妻的酬金问题》,《许广平文集· 第一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126页。
[14]许广平:《贡献于全国妇女教育会议》,《许广平文集·第一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131-132页。
[15]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鲁迅与许广平往来书信集》,中国青年版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责任编辑:余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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