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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性欲和性满足有着非常强烈的负罪感。然而在这方面，他的自我谴责也奇怪地有所选择，甚至在纵容自己。托翁认为自已有很强的性欲，他在日记中写道：“必须有一个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宁。”“可怕的情欲是人体的一种疾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告诉传记作者阿尔默·莫德，自己的欲望太强烈了，以至于他不能没有性生活，直到81岁为止。
永远的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三大部头”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创作，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他还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精心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
托尔斯泰的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时，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托翁的作品中纵然有反动的、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列宁称他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高尔基曾言：“不认识托尔斯泰者，不可能认识俄罗斯。”
托尔斯泰出生于距莫斯科不远的图拉省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俄语意思“明媚的林中空地”，今属图拉省晓金区)。庄园占地380公顷，树木成荫，风景优美，有森林、河流、湖泊、草地等，光苹果园就有30多公顷。这里被人们称为托翁的“摇篮和坟墓”，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
托尔斯泰家是历史悠久的名门贵族，其谱系可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伯爵曾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尼古拉耶夫娜是沃尔康斯基公爵之女。他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其监护人姑母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另一姑母监护。于是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退学，回到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曲折、漫长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还给他们送茅草，因得不到信任而中止。1849年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被提升为14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上流社会之间，甚至还欠下一大笔赌债。
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开始暗自创作；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服役两年半。虽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加入多瑙河部队。沙俄与土耳其的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于次年参加了这个城市著名的最后防御战，英勇善战，屡建战功。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1855年托尔斯泰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作为知名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等人欢迎，并逐渐结识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作家和批评家。其发表于著名的《现代人》杂志的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和《青年》，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自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在彼得堡，托尔斯泰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因为他重新投入娱乐圈子，酗酒好赌，浪费天才；他不喜爱荷马、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优美艺术”，反对“教诲艺术”实即暴露文学。托翁倾向于德鲁日宁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1861年又与屠格涅夫开始长达17年的疏远。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重重，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托尔斯泰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他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普鲁东，听狄更斯演讲。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
1962年，托尔斯泰新婚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罗曼·罗兰说，《战争与和平》“是我们的时代最伟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
托尔斯泰心灵的宁静与和谐并没保持多久。1869年他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此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也谈到了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
1873～1877年，经12次修改，托尔斯泰完成了其第二部里程碑式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反映普通家庭婚姻问题，擅长心理刻画、文字细腻华美的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推崇，称“《安娜·卡列尼娜》是欧洲文坛上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的、白璧无瑕的艺术珍品。作者本人是空前绝后的艺术大师”。
70年代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曾这么说）；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同时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
1881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了贫民窟；1884年创办媒介出版社；1891年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作品的版权；并多次组织赈灾；1898年决定将稿费资助受官方教会迫害的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1889～1899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其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沙皇政府早就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复活》发表后，当局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借机革除了他的教籍。
1901年，托尔斯泰强烈抗议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
托翁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他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波利亚纳家中秘密出走，途中患上肺炎，11月20日病逝于一个小车站阿斯塔波沃（今列夫·托尔斯泰镇）。
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立墓碑和十字架。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充满感情地赞许托翁的墓地，说那是“人间最美的、感人至深的、最温暖的坟墓”。
据说托尔斯泰5岁时，大哥尼古拉告诉他一个秘密，说只要把这个秘密解开，世界上就不再有贫穷、疾病和仇恨。他又说这个秘密已写在一根小绿棒上，绿棒就埋在小山涧旁的路边。这个小绿棒的故事令小托尔斯泰神往不已，找寻绿棒是他年幼时最热衷的冒险游戏。托翁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传说中的绿棒，死后也是被安葬在这片树林里。
早期的性爱迷狂
托尔斯泰的一生是辉煌的、伟大的，但也是复杂的、孤苦的；包括他的生活、创作和思想、情感。
托尔斯泰多情而软弱，自负而彷徨，无私而自相矛盾。他终生性欲高亢，沉溺于床事之欢，即使在中年皈依后，依然在禁欲与欲望之中挣扎。“我不跟你一起睡觉，无法激起创作灵感……”
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性欲和性满足有着非常强烈的负罪感。然而在这方面，他的自我谴责也奇怪地有所选择，甚至在纵容自己。托翁认为自已有很强的性欲，他在日记中写道：“必须有一个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宁。”“可怕的情欲是人体的一种疾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告诉传记作者阿尔默·莫德，自己的欲望太强烈了，以至于他不能没有性生活，直到81岁为止。
青年时期，与女性交往总让他感到非常羞涩，因此他常去妓院；但那地方令他厌恶，并给他带来了通常的结果。他写于1847年的一则日记记录着他因“从通常的渠道染上了淋病”正被迫接受治疗。1852年他在给哥哥的信中提到另一次染病的情况：“性病是治好了，但是水银的副作用让我遭受了说不出的痛苦。”可他仍继续光顾妓院，除了妓女，还有吉普赛女郎、高加索姑娘、当地的少女，以及可以得到的任何俄罗斯乡村姑娘。
其日记的基调是不变的自我谴责，并掺杂着对女性的憎恶：“好像是玫瑰色的什么东西……我打开后门，她进来了。现在看到她我就无法忍受，如此淫荡，可耻，可恨，(她)使我违背了我的准则。”“女人把我引入歧途。”接下来的一天，他下了很大的决心，但是“女佣们妨碍了我”。1856年4月的某天，从妓院回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太可怕了，但这绝对是最后一次。”1856年另一篇日记写道：“令人作呕。女人。愚蠢的音乐，女人，冲动，雪茄烟雾，女人，女人，女人。”
1856年，屠格涅夫的一段记录让后人从另—侧面了解托尔斯泰。当时，他正把屠翁的住所当旅馆一样住着。“整个晚上都在喝酒比赛，与吉普赛人打牌，然后像死人一般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两点。”
当托尔斯泰住在农村、尤其是住在自己庄园里时，他开始物色漂亮的农奴姑娘。就他而言，这也会激起比单纯的情欲更多的东西。若干年后，他写到波利亚纳时说：“我记得在那儿度过的许多个夜晚和年轻美丽的杜尼亚莎……她那强健的、充满女性魅力的身体。”
1856年托尔斯泰去欧洲旅行的动机之一，是逃避来自美丽的女奴杜尼亚莎的诱惑。他知道，他的父亲也曾有过类似的事情。杜尼亚莎后来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只是被当做庄园里一名管理马厩的男奴；后来由于行为不端，被降级为守林人。
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可爱的乡村姑娘瓦·弗·阿尔谢尼耶娃，一个21岁的孤儿；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她幸运地逃脱了他的追逐。此事反映在他的小说《家庭幸福》里，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
托尔斯泰从欧洲回来后，仍然不能控制自己把手伸向女人，尤其是已婚农妇阿克辛雅。1858年5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古老的大树林里，我是—个傻瓜，一头野兽。她那古铜色的皮肤和她的眼睛。我爱上了她，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事、头脑中再没有别的东西。那个姑娘‘很整洁，而且相貌不难看，有着黑亮的眼睛和低沉的嗓音、充溢着新鲜而健康的气息，丰满的胸部在围裙之上高高耸起’。”
可能在1859年7月，阿克辛雅生了—个儿子，名叫季莫费·巴济金。托尔斯泰把她带回家中做仆人；而且曾有一段时期，允许那个小男孩待在母亲身边。然而，像易卜生还有他自己父亲一样，他从未承认过那个男孩是他的孩子，也从未给过他丝毫关心。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曾一度公开鼓吹教育农民是完全必要的，并亲自在其庄园里为农民的孩子办学校；但他并未做任何事情让他的私生子学会如何读书和写字。也许，他是担心日后的继承权要求。他似乎并无怜悯之心，从不考虑非婚生子女的各种权利。
而屠格涅夫不仅承认自己的私生女，且想方设法以恰当方式把她教养成人。托尔斯泰对此心怀怨恨，也许是因为屠翁的做法反衬出他自己的行为。
有一次，托尔斯泰含沙射影地提到她的身世，言辞间侮辱了那个可怜的姑娘，从而引起一场他与屠格涅夫的激烈争吵，而且差一点以决斗的方式了结。
托尔斯泰知道，引诱村妇、经常出入妓院都是有罪的行为，并为这些罪过而自责。然而他往往更多地责怪妇女，她们都是夏娃，是诱人的妖妇。
实际上，毋庸讳言，尽管他一生在生理上需要女人并利用了她们，但他并不信任她们，讨厌甚至憎恨她们。从某些方面看，他认为女性性征是令人憎恶的。晚年时他这样说道：“看到一个裸露着胸脯的女人总是让我恶心，甚至我年轻时就有这种感觉。”
从天性来说，托尔斯泰是挑剔的，甚至是清教徒式的。如果说他自己的性欲让他烦躁不安，那么这发生在别人身上，就会激起他最强烈的反感。
1857年在巴黎时，有段时间，他对女性的追逐达到了高峰。他写道：“我所下榻的带家具的公寓里居住着36户家庭，其中19户是非法的。这真让人作呕。”
耽于色欲就是堕落，而女人则是堕落的根源。1847年6月，当时托尔斯泰才19岁，他写道：“现在，我要给自己制定以下规则，把女人的陪伴看做是无法避免的社会罪恶，要尽可能避开她们：谁是我们身上淫荡、放纵以及其他一切恶习的根源，难道不是女人？谁应当为我们所丧失的勇敢、坚定、理智、公正等天性中的美德承担责任，难道不是女人？”
真正令人沮丧的是，托尔斯泰至死都保持着这些幼稚的、某些方面具有东方色彩的妇女观。与他描述安娜·卡列宁娜时所下的功夫相比，在现实生活中，他似乎从不曾打算认真、深入地考察和理解女性的心灵。他从不承认妇女能成为严肃、成熟和有道德的人。
1898年，70岁的托尔斯泰写道：“一般说来，(女性)都是愚笨的，但是当她为魔鬼服务时，魔鬼会借给她头脑。然后，为了干出什么肮脏的事情来，她能奇迹般地思考，而且眼光长远，意志坚定。”
不幸的婚姻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不同。”这是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一句。但不幸的是，这位文豪的家庭生活正是这多种不幸中的一种。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希勒在研究托尔斯泰和他的妻子索尼亚的日记，及托翁子女写给他的《回忆录》的丰富原始资料后，于1993年写出了揭示托翁婚姻失败原因的专著《爱与恨》。
1862年9月，托尔斯泰同沙皇御医、八品文官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那年，托翁34岁，已度过了放荡的青年期，作为婚配对象，当时他并没有多少资本，一介赌徒，且具有“最平庸的丑陋而粗俗的相貌”；而索菲亚还只有17岁，虽姿色平常，个子矮小，但正当韶华，聪明热情，对爱情充满美妙的狂想。两人曾经度过了一段和睦幸福的生活。
托尔斯泰在给她的求婚信中写道：“我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接连3个星期，每天我都对自己说：今天我一定要说出一切。然而我依然怀着惆怅、悔恨、恐惧和幸福的心情离开了。每天夜里，我都和今天一样，总是痛苦地对自己说：我为什么没说呢？我该怎样说，又说些什么呢？
“……假如一个月前有人对我说，一个人会像我现在这样痛苦，我会笑死的。但我现在却正是在为幸福而痛苦着。诚实的人，告诉我，您是否愿做我的妻子？只要是出自内心，您可以大胆地说，‘可以。’倘若您对自己还有丝毫的怀疑，那就说‘不行’好了。
“……听到‘不行’，对我说来是可怕的，我能预见到这一点。但我会找到经受这一切的力量。倘若我做您的丈夫，而您又不能像我爱您那样地爱我，那才更加可怕。”
从这封信中人们知道，当时索菲亚还写过一部中篇小说，说明她是有一定文学才能的。
在托尔斯泰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操持家务，生育子女，掌管庄园，治理产业，使其财产收入较前增加4倍，一切都井井有条，婚姻前期大部分时光还是挺美好的，这使得托翁可以将全部时间用于文学作品的精雕细刻，给人类留下了大量传世之作；而且每夜挑灯，不厌其烦地为他誊清和保存文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他们前后育有13个孩子，并加3次流产。
但两人的教育、观念、文化水平差距甚大。而托翁本人又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平时不愿和妻子交流、相处；且不够细心、体贴——他喜欢散步，却不愿陪妻子散步，更不屑于和她聊天；但妻子和别的男人聊天时，他又愤怒、嫉妒。每次托尔斯泰生病，索尼亚都是悉心照料，有一次连续9个月护理在床边；但妻子得病，做丈夫的他却不闻不问。
夫妻之间缺乏交流，使得婚姻生活每况愈下。高尔基说托尔斯泰“非常喜欢谈论女人，但总是带着俄国农民的粗野口气……他对女人的态度是一种顽固的敌意。他最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惩罚她们。……这是一个男人对没有得到他应有的幸福而进行的报复”。
大女儿塔妮娅劝她妈妈：“你无微不至地关心他的物质生活，但是你却忽略了他更珍视的东西。如果你同样关心他的精神生活，他会是多么感动，会百倍地报答你的付出。”
索菲亚则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而且虚荣，嫉妒心强，刚烈且又神经质。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剧。两人时常争吵度日，活在地狱般的婚姻里。索菲亚说：“他爱我，但只在夜里，从来不在白天。”她抱怨：“不会有人知道他从来不曾想过要让他的妻子休息片刻，或给生病的孩子倒一杯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他的爱和同情，但他不愿给我。我所有的自尊都被践踏在泥淖里了。我只是一只被压扁了的可怜虫，没有人需要，也没有人爱护，一个挺着大肚子、不断因怀孕而呕吐的无用东西。”
这些情节如果不是他的子女亲笔录，谁也不会相信是写出《复活》等宣扬人性作品的世界级大文豪的所作所为。托尔斯泰不爱索尼亚吗?他的日记里也不乏对妻子充满激情的爱的宣言。但通读全书，人们感觉到他的爱是抽象、苛刻的头脑的爱；而非具体、宽宏的心灵的爱。
托翁的一个特点，认为保守秘密尤其是那些有关性生活的秘密是有害的。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公开”，每一个潘多拉盒子的盖子都必须揭开，丈夫与妻子应该相互告诉对方“所有的一切”。他将记录自己年轻时代行为的日记都交给了妻子，内容记载他婚前曾经赌博、酗酒、乱交，找妓女，甚至感染性病；还与庄园女工阿克辛雅疯狂相爱，陷入情欲，生了一个私生子，种种性生活的细节要言不烦。
这让索菲亚大为恐惧、光火。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真想烧了他的日记和他的过去。”“我梦见了一个巨大的花园，……我抓起她的孩子，撕扯起来。我扯下了他的头颅和双腿——我像疯子一样。”她学安娜·卡列尼娜那样去“卧轨”，甚至服毒自杀，闹得全家不得安宁。她自己也承认：“总有一天我会嫉妒得自杀。”
托翁于是更厌恶这场婚姻。他在日记中写道：索菲亚“成了我痛苦的根源”。“我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种疯狂，我看不见任何出路。”
其实，托尔斯泰自从和她结合后的48年里，从未有过一次婚外情，虽然他的大名吸引了无数女性崇拜者；即便这样，妻子还是“吃醋”，而且醋意十足，自始至终。时隔40年后，当索尼亚65岁时，仍对阿克辛雅（已80岁）耿耿于怀。她甚至嫉妒自己最喜欢的妹妹，因为妹妹曾和托翁一起到林中打猎。
托尔斯泰后半生几乎不和任何女性来往，但他和男人的交往也让索菲亚嫉妒。他只能采取不理睬的态度，这更刺激了索尼亚敏感的神经，她想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方式来制服丈夫，结果却适得其反。
真是两个相互折磨的人！索尼亚的日记上经常有“卧床一天，茶饭不思，几乎流了一天泪”的字句；托尔斯泰的日记上则是“睡眠糟糕，非常少。又跟往常一样激动和生气。十分压抑，我一直想哭。”写出《战争与和平》的文豪家里，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托尔斯泰晚年激进的思想，让夫妻之间产生了更大的隔膜。他憎恨私有财产，同情农民，甚至准备放弃财产和著作版权，过简朴生活，而与妻子发生龃龉。（但他却一直读书写作，致死过着贵族生活；他皈依基督教后宣称要完全戒除淫欲，却一再使妻子怀孕。因此连他哥哥也认为弟弟虚伪，言行不一。）
索菲亚既不理解，更完全不能接受，认为是“整套哲学牵强附会、矫揉造作，完全建筑在虚荣心、名利欲和出风头的基础上。”
晚年的妻子，对丈夫的“败家”举动痛心疾首，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产业，惟恐被丈夫“贡献”了出去。由于担心托尔斯泰日记中有不利她的内容，发表后让自己蒙受羞辱，索菲亚甚至又以服毒和投河来要挟丈夫。而名为托翁信徒、实为伪君子切特科夫的出现，更加剧了他们的家庭争斗。她终于成了一个歇斯底里、精神失常的女人。
争吵与自杀，妒忌与发作，家庭成了不幸的地狱，他们创造了历史上最糟糕(也是记录最完备的)婚姻之一。天才作家托尔斯泰愿把博爱献给全人类，却唯独仇恨了他的妻子。他日渐在家庭纠葛中耗尽精力，疲惫绝望，出走的愿望一次次在脑中酝酿：“像一个印度信徒那样出走！”
托尔斯泰在阿斯塔波沃弥留之际，全球各地记者云集这个小车站，他的所有子女也都来到膝下，但托翁临死也不想见妻子一面，可谓悲惨至极。威廉·夏伊勒感叹道：“他们在各方面都得天独厚，惟独不具备相互理解的能力。”
至今，在波利亚纳的餐厅内、客厅里，人们仿佛还在揣测着托翁与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妻子从恩爱到争吵的场景……
（本文收入本人所著《世界历代名人情感揭秘》，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