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离婚，在周朝叫做“绝婚”。根据古代的婚姻是缔结两姓之好这样一个观念，离婚即断绝两姓情分，因此称为“绝婚”。而这又是属于男方的特权，女方提出离婚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的，纵使夫妇感情不好，也只得容忍下去，叹息哭泣，别无反抗解脱之道。如《诗经》中有不少这样的诗句：
“子子不淑，云如之何。”
“不能我恤，反以我为仇。”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女子没有离婚权，只能自哀自叹，自怨自恨。当时，离婚的内容只是女的被赶出夫家，所以又称之为“出”，男子可以任意出妻。《谷梁传》说：“夫者妻之天也。”丈夫既是妻子的天，如果对自己的丈夫服从得不如意，伺候得不周到，使夫家看不顺眼，得罪了“天”，那么男方轻而易举地把妻子逐出家门。
古时，虽然结婚礼仪颇为繁复，但离婚却十分自由、简单。贵族家庭里发生离婚事，只需男家派一个使臣到女家去，对女方家长说：“我们主人不善处理家事，不能和你家小姐长处一起侍奉祖庙。”女家主人说：“不，不，这是我从前没有把女儿教好，现在我一定从命。”使臣把女子出嫁时的嫁妆退给女家，就算了结。普通人家则男方派人告诉女家，要她们领回女儿就行了。离婚，成为男子的特权。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休妻的“七出”之说。在《大戴礼记·本命》中的“七出”是这样的：（一）不顺父母；（二）无子；（三）多淫；（四）嫉妒心强；（五）有恶疾；（六）多嘴多舌；（七）盗窃。并为“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
“不顺父母”，即媳妇要依公婆的好恶而决定去留。《礼记·内则》中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就是说，尽管夫妻感情很好，但公婆看不顺眼，仍然要休弃。
著名乐府诗《焦仲卿妻》中，焦仲卿的妻子刘兰芝，就是因为婆婆看不顺眼，逼迫儿子休妻：“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一对恩爱夫妻，就这样活活被拆散。结果。刘兰芝誓不改嫁，投水而死，焦仲卿也自缢殉情。
宋朝诗人陆游，与妻子唐婉情深意笃，但是，唐氏受婆母虐待，并残忍地逼陆游休妻另娶。离异后，他们曾相逢于绍兴沈园。陆游眼望爱妻，欲语不得，怅然赋词：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唐婉凄楚泪和：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尝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类似夫妻恩爱，婆母看不顺眼而出妻的，历代都有。另外，也有公婆、丈夫均看不顺眼而被休弃回家的。
“无子”，按理说，未必就是女方的原因，也有可能是男子不育造成的，但是，千百年来，一直把无子看作是妇女的罪过。不管妻子何等贤惠，只要她不能为夫家延嗣香火，就可以休掉。唐代的慎氏，因婚后无子，被丈夫休弃，慨然登舟，作诗倾吐心中的怨愤：
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飞一晌间。
便是孤帆从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
有的夫妇虽互相恩爱，但因为无子的原故，父母兄长要休，做丈夫的也无法挽留。商陵牧子的《别鹤操》中说：“将乘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远兮路漫漫！揽衣不寐兮食忘餐！”
据说牧子娶妻数年而无子，他的父兄将为他休妻改娶。他妻子知道后，半夜里倚窗哀哭，牧子听了，心中悲伤，抚琴作了这首痛夫妇别离的歌。
有的女子自知“无子”应出，只有自悲自恨，虽留恋丈夫，也只得含怨抱屈被休出门，曹丕的《出妇赋》中说：
夫色衰而爱绝，信古今其有之；伤茕独之无恃，恨胤嗣之不滋。甘没身而同穴，终百年之常期。信无子而应出，自典礼之常度。悲谷风之不答，怨昔人之忽故！……
也有的女子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主导下，为了不使夫家断香火，主动要求被丈夫休掉。据西晋皇甫谧的《列女传》记载，沛人公孙去病结婚后没有儿子，他妻子悔疚无比，主动要求丈夫照“七出”规定把自己休弃。但公孙去病不肯出妻，于是，他妻子又要求他多娶几房小老婆，以期有后。
不过，许多生了儿子的妇女，也同样会被休弃。《孔丛子》上记载，战国人尹文子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他左看右看总觉得面容不像自己，于是大发脾气，用棍子痛打妻儿一顿，把妻子休弃了事。
“嫉妒”，实际上，大多是指女子对丈夫纵欲的反抗。“妒”，是爱的极致，在平等的两性关系中，是合理的，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但在奴视女性的时代，“妒”是女性一种可怜的反抗，而且只能引起对方的反感，视为恶德。不论丈夫纳妾、狎妓还是宿娼，做妻子的不应有异议，若“妒”，则可以休妻。南北朝宋明帝时，尚书右丞荣彦远以善棋见亲，妇妒，伤其面。宋明帝说：“我为卿治之，何如？”彦远表示愿听从圣旨，当天傍晚，宋明帝赐药杀了彦远的妻子。又有记载，说有个叫刘休的，他的妻子反对他纳妾，宋明帝知道后，叫刘休的妾打刘休妻子二十大板，还叫刘休在后门开了个杂货店，命刘休妻子在店里卖扫帚之类的杂物，以此羞辱她。有的妇女因丈夫纳妾宿娼而心怀怨恨，言语稍有不慎，即被休弃，并被斥为恶妇。
“口多言”实质上也是对女子声辩是非曲直的剥夺。女子嫁到夫家，必须温顺贤淑，尽三从四德，没有发言的权利。宋朝有个叫李翠莲的女子，自小心直口快。嫁到张员外家后，因几次多言多语，惹得夫家大怒：“女人家须要温柔稳重，哪见过这样的长舌妇人！”执意休弃。这样被休的女子，父母也是深以为辱的。张翠莲虽然挑描刺绣，大裁小剪，浆洗缝联，劈柴担水样样勤快，终因夫家休弃，娘家不容而含怨到“明音寺”出家为尼了。做媳妇的，不论叔侄姑姨如何无理、刁难，均不得申诉，否则，会因“多口舌”，“离亲乱家”而被赶出门去。
至于“七出”之一的“盗窃”，则主要是限制妇女“蓄私货、私蓄、私产”而言的。因为婚姻既是两姓之合，且又带有买卖性质，自然不容许妇女蓄有私货，以在遭弃时带走，或偷偷接济娘家。
不可否认，“妒”而生恶的妇女，说三道四、挑拨离间、惹事生非的妇女以及不孝公婆、苛刻丈夫的妇女也不是没有，但是，丈夫若要休妻，易如反掌，即使没有触犯“七出”之规，也会遭到休弃。如汉人韩婴著的《韩诗外传》中说：“孟子既娶，将入私室，其妇袒而在内，孟子不悦，遂去不入，妇辞孟母而去。”孟子仅仅因为妻子在内室中的举止看不顺眼，就休弃了。又如孔子的弟子曾参，仅仅因为妻子有一次“蒸藜不熟”，即做饭有点夹生，就把妻子休弃了。此外，所谓的“不顺父母” （或“不事舅姑”）也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全看公婆是否高兴。一些有名的孝子为了一丁点儿小事也可以休妻。南北朝时刘谳的妻子正氏在墙上钻孔挂鞋，墙上的土不慎落到刘谳母亲孔氏的床上，孔氏不悦，刘谳立即将妻子休出。《旧唐书》中记载：崔颢登进士有才而无行，娶妻择有貌者，稍不惬意即去之。晋文公重耳在十九年流亡期间，几乎每到一国，就要娶妻妾，但一离去，就弃之不理了。而女方如果提出背夫离异，便是违背纲常、有悖妇道的事，根本不为社会所容忍。唐律规定，妻子背夫逃离，处徒刑二年；明、清律杖一百，交丈夫另外卖嫁。若擅自逃离改嫁，唐、宋律处徒刑二年，明、清律处绞监候。反之，丈夫弃妻而逃，妻子必须等上三年，不归，然后告官府，方得正式离婚。
历代有不少妇女仅仅因为年老色衰，便被丈夫休弃，如顾况的《弃妇词》：
古人虽弃妇，弃妇有归处；今日妾辞君，辞君欲何去？本家零落尽，痛哭来时路！忆昔来嫁君，闻君甚周旋，及与同结发，值君适幽燕。孤魂托飞鸟，两眼如流泉。及至见君归，君归妾已老；物情弃衰残，新宠方妍好。
女子数年相守，盼得丈夫归，却被休弃。白居易的《妇人苦》中叹息：“生人莫作女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历代也有少数妇女为反对不合理的“七出”而抗争的，如被载入《妒妇记》中的东晋时期谢安的妻子刘氏，她反对丈夫狎妓纳妾，夫家人以周公的诗斥责她性妒，刘氏说：“周公是男子的缘故，如果是周姥撰诗，就不会有这样的诗了。”又如东汉末年的黄允，年轻貌美，才华出众，司徒袁隗想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黄允巴结袁氏高门大族，隐瞒已婚事实。但是，黄允的妻子夏侯氏十分贤淑，实在挑不出休出门的毛病，于是，黄允以实情相告，要妻子主动离去。夏侯氏知情后表示同意，但要求召集诸亲六眷告别。在亲属会齐后，黄允的妻子当众揭穿黄允十几件劣行，然后自己离开了黄家，至此，再也没有人赏识黄允了。
当然，真正男女公平地处理离婚，只有到了现代社会。
再婚
在群婚时代，男女之间暮合晨离，无所谓嫁娶，无所谓离婚再婚。但随着个体婚的产生及嫁娶礼仪日益隆重后，再嫁再娶也就有了限制。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男子再娶，一夫多妻，被视为“礼”所当然，而女子再嫁却大有非议。早在战国时期，已有“贞女不更二夫”，“从一而终”之说。《礼仪·丧服》中，把再嫁称为“再醮”，含有贬义。对于女子再嫁，历代波折时起，忽难忽易，并一直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丢人事，就连妇女本身对再嫁也觉得羞辱难当，认为自己不干不净，因此，“宁死不当再醮妇”。
在宋朝以前，对妇女改嫁虽有种种非议，但人们并不以女子再嫁为非礼，尚未形成严格的社会习俗。虽然，也有人倡导“贞女不适二夫”，认为女子改嫁是违反妇道的，朝廷表彰贞节，提倡妇女守寡。也有不少女子接受这种观念，节烈、守寡。如东汉女诗人徐淑，丈夫在外做官客死他乡，当时，徐淑年轻美貌，她的兄弟们要她改嫁，徐淑毁形明志，誓不再嫁。
南朝梁国卫敬瑜的妻子王氏，年仅十六岁，丈夫就死了。她的父母公婆都劝她改嫁，她执意不肯，并割下耳朵放在盘子上，以誓决心。
这些事例，一方面反映了不少妇女崇尚贞节，誓不改嫁，但从兄弟、父母和公婆劝她们改嫁上，也说明了当时妇女改嫁是得到社会承认的。历史上载有不少妇女改嫁的史实。
比如汉代，社会对贞节并不怎么看重，妇女有再嫁的自由。西汉朱买臣家贫，砍柴为生，但他刻苦读书。朱买臣的妻子嫌他贫寒，打算再嫁，朱买臣说：“我五十岁就能富贵，今年已经四十九，用不了多久了。”他妻子愤然说：“今天都快饿死了，还等到五十呢！”于是，离他而去。不久，朱买臣考试及第，做官上任途中，他看见前妻与她的新丈夫，就把他们带回府中，供给食宿。但朱买臣的前妻自觉无颜，自缢身死。这说明，妇女再嫁还是自由的。
东汉蔡邕的女儿蔡文姬，最初嫁给卫仲道，卫死后，蔡文姬回到娘家，被匈奴掠去成为左贤王之妾，相处十二年，生两个儿子。后又被曹操以重金赎回，再嫁给董祀，夫妇恩爱相处。蔡文姬连嫁三次，也没有遭到非议，这也说明当时社会对改嫁的认可。此外，汉代的吕后、文帝、成帝、哀帝等均放出宫女，并允许她们再嫁。中下层人家妇女再嫁也较自由。
魏晋南北朝直至唐宋，女子改嫁基本上也是自由的。尤其是唐代，对女子的改嫁没有约束。唐太宗贞观二年下的诏文中，还有鼓励再婚的：“男二十，女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服纪已除，自己不愿守志者，其鳏夫年六十，寡妇年五十以上，及妇人虽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贞节者除外，宜令有司，所在劝勉，令其婚媾，以解旷怨之情，免奔淫之辱。”
据《公主传》载，唐代公主中，再婚的有二十三人：高祖的四个女儿，太宗的六个女儿，中宗的两个女儿，睿宗的两个女儿，玄宗的八个女儿，肃宗的一个女儿。其中高宗、肃宗、睿宗和玄宗各有一个女儿嫁了三次。这是皇室女子再嫁。书香门第，文官武将等也是如此。如韩愈的女儿先嫁给李氏，后又嫁给樊宗懿；孤独郁娶相国权文公寡居的女儿为妻；杨贵妃本是寿王瑁的妃子，后嫁给玄宗为妃……至于普通百姓家，再嫁也是很流行的。
宋朝前期，再嫁也被认为是合理的。范仲淹曾主张给寡妇再嫁的费用，范仲淹的母亲就是改嫁入朱家的，因此，范仲淹曾用名朱说，富贵发达后，才改姓原姓。范仲淹的儿媳年轻守寡，正好他的门生王陶丧妻，范仲淹就把儿媳妇又嫁给了王陶。王安石的儿子与媳妇不和，并时常打骂妻子，王安石便找了户好人家，劝儿媳妇改嫁他人了。
但是，自从宋代后期，以及元、明、清以来，妇女再嫁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了。元代的统治者极力宣扬和提倡贞节观，各类束缚妇女的礼教、书训被奉若神明。明代程朱理学家们为此更是竭尽全力，“节女烈妇”在明史中留名的竟达一万余人。崇尚守节、殉夫，贬斥妇女再嫁已成为社会风尚。明清两代统治阶层下诏令表彰贞节妇女，为之免除本家差役，并设牌坊，建祠堂，一时，守节风盛行。至此，中国的女子改嫁已成为伤风败俗、为人不耻之事。在中国男子多妻多妾的同时，妇女却集终身幸福于一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夫死或殉节，或守节，在婚姻权益上丧失了自主性，沦为封建式婚嫁观念的祭品。
山东省曲阜是孔子的家乡，其中孔姓家族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孔氏宗族势力强盛，且族规稳固，两千多年来，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有一条就是妇女不许再嫁。一位十七岁的姑娘许配给孔家，还未过门，男方去世，姑娘殉夫自缢，于是，为她立了贞节牌坊。有一位被誉为“贤良大太太”的妇女，订婚后便死了男的，她抱着牌位拜天地，脱下嫁衣换丧服，守寡几十年，连院门都未出过。孔氏宗族中的妇女贞节守寡，尚立牌坊表彰，孔氏宗族外的贫家妇女境况更惨。她们死了丈夫后，在舆论、习俗的压力下，又不得改嫁，不少妇女拖儿带女衣食无着，不得不以死寻求解脱。世世代代延续下来，不许再嫁的规矩已成为人们心理上的沉积物了。此外，对于包办婚姻下产生的种种不幸婚配，妇女们也只能“从一而终”，无离婚再婚的权利，就是孔氏嫡系后代也不能幸免。如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女，五十多年前成婚的孔德齐和孔德懋。孔德齐嫁的是名门望族的后代，但出嫁后不久便忧郁成疾，原来她丈夫不仅在外寻花问柳，宿娼狎妓，而且拼命索取她的财产。由于妇女不许离婚再嫁，她只得苦守，年纪很轻便含怨去世，临终时，凄冷怨愤。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女子改嫁也会受到非难的。
广东海康县在一九八五年曾发生过姑娘与一只雄鸡成婚的怪事。原来新郎新娘是由父母包办订婚，任年轻人反抗、哭闹，全然不顾。结果，成婚前一天，新郎与别的相爱已久的女子逃跑了。新娘父母却说：“你的出嫁已祭拜祖宗，告诉过家神，你已是他家的人了，一定要嫁过去，不能改嫁！”于是，逼着新娘与一只雄鸡拜天地成亲了。
江苏某市有一位妇女，二十五岁时丈夫病逝，她带着幼子，含辛茹苦十几年，儿子读中学了，三十几岁的她与同厂一位未婚男子产生了感情，他们背着人，互相约会谈心。但是，被人们察觉后，视为丑闻，男方父母坚决反对，并上门威胁她，不许她勾引男人，败坏男方名声。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也冷嘲热讽，指指戳戳。厂领导还找她谈话，要她清清白白做人，不要背上坏名声。就连自己已十几岁的儿子也暴跳叫骂，嫌母亲丢人，不要脸。这位在孤寂凄苦中压抑十几年的妇女深感绝望，屡次想自杀了事。
当然，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女性来说，再婚已是极正常的事了，并且受到法律的保护。这预示了中国女性对束缚了几千年的不平等婚姻的解脱。
一夫多妻，带有变形群婚的性质。而在中国，一夫多妻是古代的通例，中国的婚姻重在宗族的嗣续，因此，平民可以买妾；贵族可以娶妻置妾养妓；而帝王更是妻妾众多。
据《史记·五帝本纪》和《礼记·檀弓》中记载，传说黄帝把嫘祖作为正妃，帝喾、帝尧各有四妃，舜的三个妃子娥皇、女英、发比被称为三夫人。
夏商周奴隶制时代，有奴隶主蓄大批妻妾和掠夺女子的记载。到了周代，对奴隶主的妻子的数量有了规定：“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这都是指正妻，此外，还有许多妾，“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各级文武百官也相应置配。如春秋时，齐桓公明媒正娶的妻子就有三个，还有妾六个。战国时期齐国的权臣田婴，有子四十多人，可见其妻妾众多。《孟子·尽心下》中记载，诸侯的侍妾竞有达到数百人之多的。民间，一妻一妾或一妻数妾也是很流行的。
秦汉时期，封建君主效法奴隶主的多妻制，并有过之而无不及。秦代后宫逾千人，西汉皇宫内，嫔妃美女成群。据记载，“武帝之时，宫人达数千，宣帝之时，诸侯有妻妾数百人，富豪吏民蓄歌妓者有数十人”。这种婚嫁对偶的不平衡，导致社会上旷夫日益增多，引起公娼的合法化。
东魏孝静帝时代，大臣元孝请孝静帝允许百官按官价等级置妾，他在奏章上说：“晋令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品有三妾，第五第六品有二妾，第七第八品有一妾。令仿效之，请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备九女，二品备七，三品四品备五，五品六品则一妻二妾。”
史实上，历代帝王后宫充塞，士族官僚及富绅权贵乃至小官吏、小业主等，多多少少均一夫多妻，连平民百姓，以延嗣后代为目的而买妻妾的，视若正道。一方面是妇女严守妇训，为丈夫守节殉节，幽于内室，禁止接触丈夫以外的男子；另一方面，男子可以购置妾妓，一大多妻。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的遗症，说穿了，是把男子的纵欲玩乐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掩饰下加以道德化、合法化。这种不合理的婚姻绵绵延亘，成为中国社会的惯例。德国性学家希尔须菲尔特在他著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的《游记·男与女》中说：“现在全中国的男子中约计百分之三十，各人只有一个妻子。由于种种理由，或是道德的、经济的，也或者是性心理的，约百分之五十，这里包括许多苦力在内，有两个妻子；约百分之十有三至六个女人；此外百分之五据说有六个以上的妻子，甚至三十个，以至更多的妻妾。关于张宗昌将军听说他有八十位，但在他败后定居日本之前只留下一个，其余都给钱打发走了。我在香港时，有人指示一个乞丐给我看，他除正妻之外还养着两位姨太太。”
在漫长的封建宗法制的中国社会，“花钱买小的”，或娶几房姨太太已成普遍习俗了。即使在当代，这种多妻关系还在某些地区死灰复燃。
浙南温州有一位黄姓采购员，家有一位二十来岁的妻子，但没有生育。他南来北往，隐瞒实情，又与千里之外的一位妙龄少女同居，少女痴情于黄，又怀了孕，急于嫁到黄家来，黄领回少女，并对妻子坦然相告，妻子想到自己未能为黄家承继香火，本已有罪，便忍辱负重，在家服侍丈夫带回来的妾生育儿子。可是，天天目睹丈夫与妾亲昵温存，她深怕危及自己做妻子的地位，害怕离婚，终于，她鼓起勇气投诉法院。而黄某已定下三个对策。上策：两美并存，妻妾分居，妻为生活夫人，妾为享乐夫人。中策：劝说妻子离婚，以妾扶为正室。下策：万一自己以重婚罪入狱，则吃两年官司，出来后，休了妻子，与妾再做夫妻。当黄的妻子知道丈夫的三个计策时，她竞选取了“上策”，以保全自己的名分地位，她哭诉着执意收回诉状。然而，法律无情，黄某被捕入狱，“妾”凄惨离去，剩下她一个人，望前景不寒而栗。
类似情形，在当代社会中绝不是个别的，可见，要驱除封建社会一大多妻的遗风，彻底除去中国女性身上无形的婚姻枷锁，是何等艰难！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不知坑害了多少青年男女，尤其是中国的女性，惨遭摧残或为之丧生的数不胜数。同时，千百年来，人们也以各种方式与封建婚姻抗争，试图改变它。同时，也有几个较为杰出的思想家为妇女的不平等婚姻鸣不平。如清朝的俞正燮，他反对表彰女子守“望门寡”，反对表彰“烈女殉夫”，也反对“男可再娶，女不可再嫁”的片面道德。这些说法在当时可谓是惊世骇俗的，然而，这毕竟只是几点零星火花，不待发光，已被黑暗淹没了。封建婚姻有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政治、法律制度保护，又有封建的文化、伦理道德为它辩护，因此，要改革不合理的婚姻必须改变整个封建制度。
太平天国时期，曾对中国的旧式婚姻尝试过改革。《天朝田亩制度》中，有一条重要的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还规定，男婚女嫁的各项费用由基层所设立的国库按定额供给。此外，还规定举行婚礼时由男女媒官各一人主持。这样，就在事实上废除了买卖婚、显示门第及贫富的聘娶婚和父母包办婚姻。为了改变以往统治阶级那种荒淫丑行和一夫多妻等不合理婚姻造成的性混乱及卖淫活动，太平天国把禁止纳妾、卖淫和防止男女淫乱当作重大问题看待，他们分设男营、女营，男子随便进入女营要被重罚乃至处决。太平天国的婚姻改革也有其不足之处，一是在禁止纳妾的同时，又允许少数头头纳妾，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和燕王秦日纲就各纳妾数人。二是分别男女军，发展到夫妻、母子都不准相见，过于偏激。有的因夫妻私自同宿，双双被处决。有的夫妻、母子或兄妹私下相见，就被革职、处罚。就连洪秀全的儿子也同样，他九岁后，洪秀全就不许他和母亲、姐妹见面。太平天国的婚姻改革虽只影响一部分地区，并且只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它对婚姻的改革都被作为大逆不道而废除了，中国的婚姻制度又恢复了老样子，但是，这毕竟是对中国数千年不合理婚姻制的一次改革尝试。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始，晚清政府开始选派驻外公使和留学生。当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公开参与社交，与男子同起同坐，携手同行，公开接吻，以及一夫一妻制的生活等一一传入国内时，人们目瞪口呆，无法理解，都当作笑料和海外奇谈。公元一八七九年，曾纪泽作为清末著名的外交家（通晓英文和西学）带着夫人到欧洲任公使。对于中国的女性来说，一个女子能远涉重洋到欧洲当公使夫人，已是凤毛麟角了，但是，她虽然身在欧洲，处于开放时代，而始终还是中国封建礼教和“男女之大防”牢笼里的囚徒，她非但不能参加所驻国的一切男女同堂的社会活动，甚至在巴黎，她和曾纪泽的妹妹两人一起去参观游览，也必得选一个没有游客，碰不到男人的日子。
但是，洋务运动以及对外稍作开放后，吹进来的新风毕竟影响了中国的旧式婚姻，促使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及大量翻译西方名著的严复，都提出了改革婚姻家庭的主张。他们主张实行婚姻自主、实行一夫一妻制。
严复曾留学英国，那里的婚姻制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认为“男女自由择偶”和“妇女之出门晋接”，“实为天理之所宜，而又为将来必行之俗”，认为婚姻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必须由自己做主，决不能像“探筹抓阄”似的，一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康有为认为，二十岁以上的男女，应自由择偶。二十岁以下的则“仍由父母约束”。他还主张婚约期最长不能超过一年，最短不少于一个月，婚前都要在“媒氏之官”前订立契约，这样，有了期限，又有了契约，则“奸乱永绝”。康有为、梁启超都反对纳妾。梁启超变法失败后，出游美洲时，一位华侨姑娘对他产生了爱情，梁启超也喜欢这位姑娘，但他最终还是以理智战胜感情，他对姑娘说：“我和谭嗣同首倡不纳妾，我已有妻子，不能违背自己的主张。”维新派们对婚姻的改革是把西方社会的婚姻家庭作为典范的，这对当时中国封建制畸形婚姻来说，无疑是文明和进步的。
五四时期，在反封建的大潮中，针对封建旧道德、旧礼教等束缚人们手脚的镣铐，掀起了一场较为广泛、尖锐的婚姻改革。特别是鲁迅、周作人、陈独秀等人，一方面痛斥残酷的封建买卖包办婚姻，一方面致力于女性的自我发现，唤醒女性自我意识。
一九一六年一月，陈独秀以《一九一六年》为题，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高呼“三纲”要打破，青年女子要从被征服的地位起来居于征服地位。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也相继发表文章，抨击孔孟之道、封建纲常，宣传妇女解放。同时，西方许多关于妇女问题和家庭问题的论述以及文艺作品大量翻译出版。这一切，促使人们思考寻求解决男女平等及婚姻家庭问题的出路。文学界控诉和反对包办婚姻、歌颂自由恋爱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大量涌现。
一九一九年，湖南长沙发生一起新娘赵五贞反抗包办婚姻，因反抗无效，用剃头刀在花轿中自杀的悲剧，长沙《大公报》就此展开辩论，指出赵女士致死的原因一是母家，二是夫家，三是社会，其中社会原因是主要的，因为女子没有地位和职业，没有受教育的权力，要求于女子的仅仅是传宗接代和侍奉公婆丈夫。因此，必须清除“婚姻命定说”，建立自主的婚姻制度。这一切都引起社会极大的反响，也鼓舞了青年男女。不少女性开始冲破旧式婚姻的囚笼，尝试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封闭和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旧式婚姻开始动摇了。
但是，这种婚姻自主的观念只是在知识阶层中普遍化了，而巳，真正尝试自由恋爱婚姻的仅仅是一小部分人。而不管观念上认为旧式婚姻如何不道德，追求纯粹的自由婚姻是何等合理，而真正面临定婚、结婚这一婚姻形式时，却仍是求得家庭的同意，另外转托人来作媒，并履行请庚定亲的种种手续。五四以后，这种婚姻形式与古时差不了多少：
（一）请庚 父兄请人作伐，向女家介绍，女家如同意，即将庚帖送至男家。
（二）探问 请庚帖后，如能合意，则各须探问两家境况及人品，探问不足，再卜筮。
（三）定亲 探问合意，卜筮得吉，于是择吉日行定亲礼。当日，男家以首饰（有用金子或银币替代的）及茶叶、果子、礼帖等盛诸盘中，送至女家。女家接受礼品后，还以礼帖（致意帖、八字帖、允帖）及喜糕等。
（四）报期 定亲后如欲结婚，必先卜定吉日，复托媒人报诸女家，名曰报日期。女家允许，即可实行，否则仍须重选。
（五）行盘 结婚前数十天或一二天，男方必送礼物到女家，名叫行盘。先由女方说定所需用的首饰、衣服、礼服及银币等，男方即于那一天送去。女家接受礼物，并回赠新郎礼帽、礼鞋及喜糕。
（六）妆奁 结婚前一天，女家所备的妆奁必要送到男家。女方妆奁的多少依据贫富家境而定。有四橱八箱的，有二橱四箱的，亦有仅用几个箱子的。此外，还有各种铜器瓷器。这些器具大多十分美观，但不一定实用。妆奁的丰厚与精美对女子的身价大有关系，因此，所有的女子均千方百计要把妆奁备得华丽、富足。
（七）迎娶 结婚那一天，男家用执事花轿或马车等至女家迎接新娘，新郎也在这个时间到女家，称为“揖岳”。轿到女家时，女家一定要索取银钱，称为“门包”，数目随便，如男方不给，即以不许花轿进门为要挟。花轿入门后，新娘穿礼服、披红纱，令阿弟扶上轿。此时，新娘离开娘家，母女分别，一定要痛哭，不哭，则会受人讪笑。而且，有的地方还有新娘上轿前哭声越响亮，则男冢将来必富贵的迷信之说。
（八）结婚 正式行婚礼必须择定时辰，过了所择时辰则不吉利。花轿迎回男家后，新郎穿着礼服，喜娘引新娘出轿，新郎新娘并立，并共扯一条新绿长巾。点花烛，奏喜乐，掌礼者喝礼，向南北各四拜，都由喜娘牵引，新郎新娘如同傀儡。拜礼毕，就由亲友执花烛送入洞房。新郎新娘坐在床沿上，又一一行相见礼，先向父母，再向伯叔兄弟姐妹亲戚等。礼毕，长辈送新娘见面礼金，而新娘也给幼辈分送礼金。
以上的结婚仪式，五四以来还是普遍流行的，各地繁简，程序稍有上下而已。有的比较开通些的，仪式简单化些，不用花烛拜堂，改为换戒指、立婚书等“文明结婚”，也有的因为远离家乡在外地结婚，就采用“宴会式”婚礼，但除了少数真正脱离家庭“私奔”式的自由婚姻外，大多还是遵循传统结婚仪式的。
那么，从五四以来，经过七十多年社会变革以后，中国的婚姻改革状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从整个社会来看，人们已不再心甘情愿地局囿于旧式婚姻的羁绊之中，择偶、恋爱、婚姻与家庭等观念，都已发生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女性，其自强意识日益增强。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不平衡，因而，人们的观念变化也不是同步进行的，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尤其是广大农村和一些山区以及落后地区，由于封闭的社会关系，落后的经济条件和浓重的旧道德伦理的包围，这一切都层层阻碍着恋爱、婚姻观念的变革，阻碍着青年男女们主体意识的觉醒。因此，传统的旧式婚姻仍处于优势。比如，据《婚姻与家庭》杂志所载文章调查，某村一九四九年——一九八六年共二百二十六件婚姻的结合方式，其中：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 十件
参与制加媒人制的 一百八十五件
自由恋爱加媒人的 二十六件
完全自主婚姻 二件
从这个调查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农村婚姻的主流已从封建包办、买卖婚姻转变为“参与制加媒人制”婚姻，婚姻的当事人已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但是另一方面，广大农民自主婚姻的意识还是十分脆弱的，即使是自由恋爱的，也得找个媒人，经双方父母认可，这样才是合法的“明媒正娶”。
那么，为什么传统旧式婚姻在农村或一些地区能得以长期延续呢？
其一，我国农业生产尚未进入大机器生产阶段，仍是一家一户分散生产。尤其是山区以及偏僻闭塞、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现代文明对这些地区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这样，公开社交，自由恋爱没有“必然性”的客观环境。并且，由于文化的落后，生活的贫乏，青年们闭关自守，崇尚父母的处世经验，产生依赖父母择偶定终身的心理。
其二，这些地区生产力水平低，劳动力直接决定着劳动成果，直接关系到家境的贫富，因此，“早生儿子早借力”思想流行，一般二十岁之前就已经结婚了。而尚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少男少女还没有经济自立能力，他们一切均由父母供给，听凭父母安排，其自主婚姻、自强自立意识等尚未成熟，甚至还不懂得什么是恋爱、婚姻。他们依赖父母，自愿或不自愿地由掌握经济大权，又富有生活经验的长辈们去操办婚事。
其三，对性的羞耻感和“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也是落后农村婚姻需要父母、媒妁参与的原因。在这里，父母长辈以及撮合婚配的媒人实际上充当了道德监护人的作用。因此，只有“明媒正娶”的婚姻才被当地舆论认为是符合伦理道德的正当婚姻。
这种既未走出旧式婚姻的定势，又容纳了一些现代文明因素的“参与制加媒人制”婚姻，不但在我国农村普遍流行，就是在城市和发达地区，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但是，随着科学昌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的婚姻观念也随之不断改革和进步。一方面，婚姻的当事人逐渐把知识、才能和人品视为爱情、婚姻的三个要素；另一方面，出生于当代社会，自小接受现代文明熏陶的新一代父母亲本身对封建传统观念日渐淡薄，他们更多地接受了现代观念，也主张恋爱、婚姻自主，尊重年轻一代的选择，而反对包办、买卖婚姻。
一九八六年九月，《人民日报》曾报道一则消息，说对北京一千三百余人所作的调查统计表明，近几年来，完全由自己结识的自主婚姻已占百分之三十三。而且，“介绍婚姻”亦已由单个的“媒妁之言”向“社会征婚”这种开放形式转化。尤其在经济发达、改革开放较早的城镇，婚姻形式已脱离了封建旧式不合理婚姻的羁绊，中国的女性已开始以其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自主意识，合情合理地择偶与婚配。
可以预测，随着社会开放与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婚姻关系将日趋完善、稳定和健康，中国女性几千年来在不合理婚姻枷锁下的苦难将彻底消除，这是由人类历史的进步导致的必然结果。
第三部分：宫女
历代后宫之盛
宫女，泛指被选入宫中供帝王声色享用的女子。大致上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礼法允许，历代沿制的嫔妃类。《礼记·昏仪》说：“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历代封建帝王一人占有成千上万的女子，根据其好恶程度，将宫中女子分成若干等级。如隋炀帝继位后，认真按照《礼记·昏仪》中之说，置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贵妃、淑妃、德妃是为三夫人，品正第一。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是为九嫔，品正第二。婕妤十二人，品正第三。美人才人共十五人，品正第四。宝林二十四人，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人，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人，品正第七。总共一百二十四人。这是宫女中品位最高的。又如唐制，宫中设皇后，皇后之下为贵妃、德妃、淑妃、贤妃；妃之下又有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谓之九嫔；九嫔之下有婕妤、美人、才人各九人；再就是宝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人。上述女子是宫中级别高、有地位的宫女，这只是后宫成群宫女中的一小部分。二是宫中数不清的女官和宫娥等等，这部分女子可随时召来，封以头衔，博取帝王一时之欢心。三是宫中庞大的女乐倡优，她们色艺出众，专供帝王享乐和应酬之需。
（一）先秦时代
早在先秦时代，随着奴隶制的产生，专供天子诸侯取乐的宫中美女，倡优和女乐就产生了。古书中对此有所记载：“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衢。”（《管子·轻重甲》）“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故伊尹高逝游薄，而女乐终废其国。”（《盐铁论》）
夏桀拥有女乐三万，足可见其荒淫无度。古人把夏桀灭亡的原因归罪于君王沉迷女色而荒废政事。
殷商时代的商纣王，在赏玩女乐倡优等宫女时，更是有一种变态心理。他不满足于自己宫中的女色，还随意发动战争，劫掠诸侯的女乐，大施淫威。甚至设酒池肉林，命宫中男女裸体追逐于其间，他一边饮酒一边观赏，通宵达旦。并广征赋税，营造极其壮丽的苑台、苑圃。《史记·殷本纪》记载：“（纣）好酒淫乐……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至春秋战国的动乱年代，君王广罗女乐倡优，嗜玩声色歌舞已成风气。《吴越春秋》卷一记载，楚庄王初即位时，“淫于声色，左手拥秦姬，右手抱越女”；黄宪《天禄阁外史》卷四中说，魏王饮宴时，楚姬舞于前，吴姝歌于后，越女鼓瑟于左，秦娥泛筝于右；任《述异记》中，则说吴王夫差的后宫竟有“宫妓数千人”。
（二）秦汉时期
秦汉时代是礼教得以发展与完善的时期。一方面，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以及《礼心》等书对妇女的贞操德行加以苛严的约束，与此同时，统治者大力提倡贞节，表彰节妇。如秦始皇为褒奖巴清寡妇而修筑女怀清台以劝导贞节；西汉宣帝于神爵四年（公元前五十八年）诏赐贞妇顺女帛；东汉安帝也曾于“元初六年二月，诏赐贞妇有节义谷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后汉书·安帝本纪》）但是另一方面，统治者自己却占有大量女乐、倡优等宫女，供他们享乐。
《史记·秦始皇本纪》描述说：“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其后宫之盛，可想而之。秦始皇把从六国掠来的上万名宫女据为已有，并大修宫室供女乐居住表演。计有“关中离宫三百所，关外四百所，皆有钟磬、帷帐，妇人倡优”共达数万人。唐代杜牧曾作《阿房宫赋》，极写秦代宫廷生活的荒淫以托古讽今：“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把秦朝帝王淫逸，宫女如云和宫女们竭力妆扮争媚，盼望皇帝来临的情形写得形象生动。但是，“有不见者，三十六年”，也就是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有的宫女幽闭于宫中，终身未能见到皇帝。
西汉自高祖以来，历代皇帝不论荒淫风流与否，其后宫蓄藏的美女，数量之众相当可观。据汉元帝之时贡禹的上疏，可知“武帝之时，宫人达数千”。汉武帝好大喜功又风流放荡，他在宫中收纳数千名宫娥、女乐，一方面恣意享乐，一方面以此显示天子的特权与威严。昭帝、宣帝效法武帝，把后宫美女置于园陵游乐。元帝继位后，嫌后宫女子年长色衰，下令选天下美女入宫，由于选女过众，来不及逐个召见，就令画工毛延寿、樊青等将美女一一画来，他再按图挑选。宫女们为得到皇帝召幸，纷纷贿赂讨好画工。而毛延寿等画工乘机恃权索贿。著名的美女王昭君就是因为自恃貌美，又不愿巴结行贿老画工，以致久久冷落宫中，直至被赐嫁匈奴和亲时，才得以见到元帝。元帝见昭君倾国倾城之貌，后悔难言，追惩画工而解恨。至成帝、哀帝时，也因袭先制，效法祖宗例规。汉成帝好色，他刚继位，皇太后就下令为他广选良家女子入宫。据记载，西汉各帝继政期间，因为宫女过多，时有放出宫女之事，但大批宫女放出宫门，并未减弱帝王荒淫纵欲，宫廷仍是美女如云，淫乱成风。
到了东汉，后宫中除皇后、贵人外，置美人、宫人和采女三类。采女，就是定期从民间采择来的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美女。虽然光武帝曾简略诸制，宫女数量一度有所减少，但到了安帝时，宫女又增加了。《后汉书·后妃纪》记载，东汉末年，宫女达数千人。《后汉书·桓帝邓皇后传》中说，桓帝时，“多内幸，博采宫女至五六千人。”此外，《后汉书·吕强传》中记载了汉末灵帝的淫纵，灵帝后宫中，采女有数千人之多。他喜好胡乐胡舞，就经常让宫女们在西园表演，供他赏玩。有时，他命令采女们在西园中装扮成客舍主人，他自己身穿商人服饰，来到客舍中与女主人喝酒调情，游戏玩乐。灵帝还在西园中修筑一座裸泳馆，每到夏天，他就到这里来避暑，命令十四到十八岁的宫女脱光上衣，只穿一条裤衩下水池游泳，他或饮酒欣赏，或下池去与宫女们一起裸浴。灵帝沉湎于淫逸，对宦官擅权视而不见，以至国家衰微，天下大乱，群盗蜂起，民不聊生。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持续了三百多年的战乱时代，长期的分裂与动乱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岁月蹉跎、及时行乐的心理。同时，婚姻重视门阀等级和实行彻底的早婚以及方士和道教徒所倡导的房中术广为流传。所谓“采阴补阳”，延年益寿；多多御女，“多多益善”，“一夜御十女”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助长了统治者的荒淫和纵欲，除了容置大量宫女外，还仗势夺取别人妻子入宫。如魏文帝曹丕夺袁熙之妻甄氏为后；吴王孙皓夺冯纯之妻入宫等等。皇帝后宫淫靡成风，魏在皇后之下分设五等之爵来安置妾。到太和年中期，这种爵位已增至十二等。（《魏志》、《南史·后妃传》）
魏武帝曹操嗜好女乐倡优，信奉方士的房中术。他内宠极多，常招方士在宫女和女乐中“问其术而行之”，并且修筑了铜雀台，供他和婕妤、女乐、倡优等宫女居住取乐，至临死前，还遗令她们于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日上午，在铜雀台上对着他的陵墓表演歌舞。《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五年，冬，作铜雀台。”曹操的《遗令》：“殓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魏文帝曹丕承继曹操所好，还专门在宫中增设了女乐机构“清商署”。至曹睿时，这个女乐机构继续保留，后宫美女已达数千人之众。
在晋代，除了继承以爵位安置宫女的方法外，还设了更多的三夫人、九嫔、美女等女官职，这些都是皇帝宠幸的美女。晋武帝生性优柔，好女色。他于公元二七三年下诏令，选公卿以下家庭的年轻女子来充实六宫，有将女子隐藏者，以不敬的罪名予以治罪。在采选宫女期间，禁止天下的男婚女嫁。他采选宫女五千余人，都是良家女子和小将吏之女。被采选人宫的女子哭号之声，一直传到宫外。此后，晋武帝在吞并了吴国之后，“诏选孙皓伎妾五千人人宫”，这样，宫女总数已达一万人。《晋书·后妃传》中记载晋武帝后宫佳丽太多，以至他每幸御宫女时，常常坐上羊车，凭羊的兴趣停在哪里就在哪里寝宿。宫女们为求宠幸，把竹叶插在门前，把盐水泼在地上，以诱羊车。
西晋灭亡后，社会又进入战乱和分裂状态。无论是东晋十六国，还是南朝的宋、齐、梁、陈，或是北朝的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在这二百六十多年历史中，历代君王多是后宫充塞，纵情于声色。
《晋书》记载，十六国时期汉国君主刘聪，皇后众多。刘聪僭位后，立妻子呼延氏为皇后。皇后一死，他纳刘殷女为皇后。刘皇后死后，他又纳靳准的女儿为皇后。不久，他将靳氏封为上皇后，立贵妃刘氏为左皇后，立贵嫔刘氏为右皇后，又立樊氏为下皇后。除了这四个皇后外，佩带皇后玉玺绶的还有七个女子。以后，刘聪又以宦者王沈的养女为左皇后，宣怀养女为中皇后。这样，刘聪光是皇后就有十几个，更不用说各等级的宫女了。
后赵的君主石虎，是十六国时期最荒淫的君主之一。他在邺中大造宫室，掠夺民间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女子三万多人，置于宫内，供其玩乐。而《十六国春秋·前秦录》中记载，前秦君主符生荒淫无耻到“使宫人与男子裸交于殿前，引群臣临而观之”。
北朝的北魏宣武帝拥有大量宫女尚不满足，就连臣下将狎玩过的妓女献给他，他也乐意接纳。
北齐神武帝高欢在灭东魏后，将庄帝皇后、建明帝皇后以及魏广平王妃、任城王妃、城阳王妃等魏室诸妃都纳入自己的宫中。北齐宫闱的淫逸，历史上颇为出名。
南朝的刘宋前废帝刘子业竟“使妇人裸身相逐”，以供其观赏。齐武帝萧赜，后宫达万人。陈后主陈叔宝更是奢侈淫逸。他立了天皇后、天右皇后、天左皇后、天元皇后，天左太皇后等，命人用沉檀木等优质木材建立了三座高达数十丈的阁楼，分别赋名为临春、结绮和望仙。阁楼都用珠翠装饰，十分瑰丽。陈后主让张贵妃住结绮楼，龚、孔两贵嫔住望仙楼，他自己住临春楼。他把宫女分别封为女学士等文学侍臣，整日共赋艳诗，游乐歌宴，选美女千人演唱《玉树后庭花》，沉湎色情，荒疏政业，直至为隋所灭。
隋唐时代
隋炀帝的荒淫也颇有名气。他除贵妃、淑妃、德妃等三夫人以及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等一百二十四个妻妾外，另外还有数千宫女充斥后宫。隋炀帝每年按一定的时间，选派官员到各地选美女，挑选从十三四岁到十六七岁未婚美貌女子入宫，使大批的少女幽禁宫中。天下人对此怨愤不平。民间女子更是恐惧选女官员。而隋宫中美女成群，后宫盛况空前。每逢到月夜，常有数千宫女骑马伴炀帝游玩西苑。据后世无名氏所著《迷楼记》中说，隋炀帝晚年沉迷女色，大兴土木特修筑“迷楼”，“诏选后宫良家妇女数千，以居楼中，每一幸，经月不出。”后来，有大夫何稠进御童女车和任意车，作为狎玩宫女的辅助工具。还有方士进春药，使他能“日夕御女数十人”。
隋炀帝的宫女侯夫人姿容美丽，富有文才，却未被入选居迷楼，怨而自缢，死时臂系锦囊，囊中有诗文：
庭绝玉辇迹，芳草渐成窠。隐隐闻萧鼓，君恩何处多？
欲泣不成泪，悲来翻强歌。庭花方烂漫，无计奈春何？
春阴正无际，独步意如何？ 不及闲花草，翻承雨露多。
《迷楼记》虽然是小说家之言，但是，史书中对隋炀帝后宫之盛亦多有记载。如《资治通鉴》记，隋炀帝曾于洛阳西郊修建了一座方圆二百里的西苑，苑内掘海修渠，沿渠建十六院供宫女们居住。“十六院竟以肴馐精丽相高，求帝恩宠。上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
唐代唐太宗即位初期，宫女仍有数千，并且，皇宫内的乐舞制度大多依照隋代，把隋宫的女乐倡优一并接纳进宫。据记载，此后在贞观二年、开元二年曾放出宫女三千。其后的大历十四年、贞元二十一年，也放出宫女一千多人。但是，在唐玄宗时，后宫仍旧美女如云，杜甫在《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中有“先帝侍女八千人”之说；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则说“后宫佳丽三千人”。其实，据《新唐书》记载，开元天宝中的宫女多达四万人。唐玄宗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嗜爱声色的帝王。他的后宫之盛以及与杨贵妃的风流故事成为千古绝唱。
唐以后的五代十国，不少帝王仍纵情声色，宫中美女成群。
宋元明清
宋代，无论北宋还是南宋时期，除了承继先制，后宫纳置成千上万宫女之外，帝王都十分偏爱宫女的伎艺，在选妃子时，皇家就特别注意女子的伎艺。《石林燕语》记述，兹圣太后在娘家时，经常在寒食节玩掷钱游戏。她掷出的铜钱可盘旋好久，侧立不倒，可为一绝。此事传进宫中，不久，她便被选入宫了。《贵耳集》中，记叙一次宋真宗和近臣宴会，席间谈及庄子，真宗忽命呈诵《秋水》，立即走上一位翠环绿衣装束的小女子，她神色自若，当众朗朗背诵《秋水》，举座竦竦恭听，这大概是在文化方面有特长的宫女。
同样，在武艺方面，也有不少出类拔萃的宫女。政和五年四月，宋徽宗在崇政殿，曾进行一次别开生面的检阅，他先让五百余子弟，表演操练，骑马射箭，拉硬弓等等。然后，徽宗让一队宫女表演，她们跃马飞射，用阔于常镞的矢镞射断随风飘摆的细柳枝，又射被疾奔的马拖曳着飞快滚动的绣球，宫女们同样能将长三尺二寸、弦长二尺五寸的“神臂弓”拉开如满月。不过，宫中最繁盛的，当然数歌舞宫女，数量可观，往往一个节目，同场演出的就多达一百五十多人。太宗、仁宗等帝王还亲自制曲，赐宫内歌舞教坊。除此以外，专供帝王享乐的宫女也与历代一样众多，宋仁宗时，仅仅前后外放的宫女就有五百人。哲宗刚成年，太皇太后就挑选世家女百余人入宫。宋徽宗更是风流，仅仅他即位后外放的宫女就达二千四百七十六人。除宫中大量美女外，他还微服私狎市妓李师师等，历史上颇有名气。
元代统治者一方面极力宣传贞节观念，而另一方面，宫廷淫风大盛。仅皇后，元代加设了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三后制，但事实上称皇后的远不止三个人，有时七人，有时十人等。如太祖时，称皇后的有二十三人；宪宗时有五人，忽必烈时八个人。元天顺帝时，奢侈荒淫，每举行一次宴会，就要宰马三十匹。他先后娶宗室女子四十八人，其后房充斥，连自己也记不清楚，甚至闹出笑话：有一天，天顺帝在平章事的宫邸大摆宴席，席上，有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作陪，他不认识，等问了姓名之后，才记起原来是自己的一个小妾。
元顺帝惠宗继位后，在臣下秃帖木儿的奉承下，召擅长房中术的法僧伽真进宫，元顺帝在宫女中喜而习之。元顺帝还搜罗民间才貌双全、能歌善舞的女子进宫，“长歌大舞，自暮达旦”。他还十分欣赏以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十六个美艳绝伦的宫女表演的《十六天魔舞》，她们装扮成菩萨模样，头上梳数根发辫，戴着象牙佛冠，身披珠子串成的璎珞，按照河西礼佛的曲子翩翩起舞。她们手势万千，双臂左右开合，塑造神、佛的各种姿态，充满佛教的神秘色彩，却又体态婀娜，舞姿媚人，是一种“诱惑舞”。每次演出，又有十几个宫女组成乐队，按舞奏乐，观者心摇神荡，元顺帝则如醉如痴。元代诗人张昱有诗咏道：
西方舞女即天人，玉手昙花满地青。
舞唱“天魔供奉曲”，君王长在月宫听。
元代也实行汉晋以后相沿的选女制。相传顺帝时，因一时讹传朝廷选女，引起民间惊恐，童男童女纷纷迅速婚嫁的事。据万石的《退宫人引》记述：“少年十五、二十岁，中宫教得步步齐。春罗夜剪绣花帖，阶前夜舞高夔丽……舞困楼阑过三十，内家别选娥眉人。”也就是说，元代宫女少时进宫，年过三十美色衰褪后，就被遣放出宫，另选美女入宫。
明太祖登位之初，三宫六院，妃妾成群，女乐宫娥等仍然存在。明太祖时，光是六局二十四司的女官就有三百。到第九代宪宗皇帝时，内宫淫逸、腐败，方士妖僧出入宫中，怂恿宪宗施行淫邪之术。十一代皇帝武宗也是一个放纵声色的帝王，他听信宠臣江彬的谗言，到美女多的地方广搜美女，宫女的数量成千上万，据说，由于宫女太多，时有因吃不上饭而饿死的事发生。
清初，虽然革除了纳置女乐倡优的教坊宫妓，但是，作为皇权尊严的体现与象征的三宫六院以及数以千计为帝王提供声色服务的宫女却依然存在，清朝皇宫代代相袭。
早期的宫女
早期的宫女，大多是来源于女奴隶以及女俘、罪犯的妻子等等。这些女子没有人身自由，社会地位极低，有的仅仅充当一种战利品或贡品的角色。
在奴隶制的夏商时代，宫廷中服役的奴隶被称作“臣”、“妾”、“婢”、“奚”、“仆”等等，其中多数是女奴。周朝天子宫中拥有女舂、女槁、女、女酒、女浆、女笾、女醢、女府、女史等奴婢近千人，并由这些宫庭女奴中的佼佼者专门为帝王提供声色服务。春秋战国时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据史书记载，齐襄公“九妃六嫔，陈妾数千”。宫廷女奴一部分来自战俘，一部分是罪犯家属及女罪犯，也有一部分世袭奴隶，如女乐、侣优等。秦汉时代，大量的宫女也是来源于罪犯及其家属。此后历代宫女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承继前朝的。
其次，一部分宫女是从民间“选美”、“采女”中选出而被纳入宫中的。这些良家女子社会地位不高，但都享有人生自由。
《后汉书·后记》载：“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承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自汉代以后，从民间选良家女子人宫已成为一种制度。这些被人选的宫女有民间少女，有大家闺秀，也有贵族千金，甚至还有邻国的女子，如朱元璋的妃嫔中，就有高丽（朝鲜）女子。被入选的宫女，有自愿的，也有被迫的。汉元帝选美时，有许多小吏平民贿赂中大夫，以求入选。如何皇后，本来因为出身于屠户之家，不在被选之列，她是靠金帛贿赂才得以进宫的。但是，也有不少良家女子是被迫入宫的。有的统治者还采取相应措施，禁止民间正常婚事，以保“选美”进行。《晋书·武帝传》记载“诏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备六宫。采择未毕，权禁断婚姻”。又如《通鉴纲目》记载：“（晋）泰始十年三月诏，又取良家及小将吏女五千余人入宫选之。母子哭号于宫中，声闻于外。”魏文帝时，常山贫家女子薛灵云，被选中入宫，“灵云闻别父母，觑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承泪，壶则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又如晋武帝泰始九年被选入宫的胡芳，入宫后，竟“下殿号泣”，左右制止说：“陛下闻声！”胡芳说：“死且不畏，何畏陛下？”
“选美”，就像科举考试一样，有一套严格的规矩。纪昀的《明懿安皇后外传》上记载，明代天启元年，熹宗皇帝曾选天下淑女十三至十六岁五千人，集于京师，将她们分为几十个组，先由内监察视挑选，将稍高、稍短、稍肥、稍瘦或声音粗浊，举止不端的淘汰掉，反复筛选几次，将剩下的一千名召入宫内作为宫女。宫女入宫后，皇帝又令宫中稳婆将她们分别引入密室探其乳，嗅其腋，扪其肌理，再选出三百人为宫女头目，在宫中生活一个多月后，又通过她们的性情、言行以及帝王的喜好，选出五十人为妃嫔。
这种选女入宫，民间早有非议，有的良家女子早早出嫁，以免被选入宫中，断送青春。有的甚至不惜败衣毁容。《武元杨皇后传》记载，当皇帝要选美时，“名家盛族子女多败衣瘁貌以避之”。当然，也有小吏、官员借选女之机，千方百计广罗美女，讨好帝王，以求升官晋级。
除上述两部分外，还有一部分宫女来源于官僚贵族家庭。有的官僚贵族想方设法把女儿送入宫中，求得皇帝的宠幸，那么，整个家族就可以凭借裙带关系往上爬。东汉梁竦一家四代中，有四位女子入宫，其中两位女子做了皇帝的贵人，两位女子分别成为顺帝、桓帝的皇后，由此，梁氏家族不仅被升官赐爵，还控制朝政达几十年。唐朝杨贵妃得宠后，杨氏亲属封侯赏爵。杨贵妃“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并封国夫人之号：长曰大姨，封韩国；三姨，封虢国；八姨，封秦国。并承恩泽，出入宫掖，势倾天下”。对贵妃已故之父，追赠太尉，封为齐国公；其母，封为凉国夫人；其叔玄晋升为光禄卿；其堂兄杨钊，为鸿胪卿；另一兄杨，为侍御史。韩、虢、秉秦三位国夫人与钊、五家，宅第连于宫禁，府县承迎，四方贿赂，杨家门庭若市，显赫无比。因此，有许多官家女子是自愿入宫的，只是并非入宫后都能得宠。隋炀帝时，许多宫女是大臣家没官的妇女。唐贞元中，宰相窦参被流于川，没入家赀，一簪不遗，他的女儿上清，隶名掖庭为宫婢。宰相家的女子尚且可以没官入宫，可见，后宫中这类宫女并非少数。
其他，还有一些女子是帝王亲自纳置入宫的。如东汉光武帝时，一位南征北战、功勋赫赫的名将马援，病死疆场后，光武帝爱怜其后，将马援十三岁的女儿召入宫中，后太子刘庄继位时，被立为皇后。又如清朝的庄妃，是崇德元年皇太极在科尔沁草原练兵时，在一次宴饮上相遇的。不久，被皇太极召入宫中，封为永福宫庄妃。
宫女的来源，大抵如上所述。无论是女奴战俘、良家女子或官僚贵族女子，均有自愿入宫与被迫入宫的。
锦衣玉食凄清孤寂
宫女，无论是来自女奴、战俘、平民或是贵族家庭，由于她们是被入选宫中侍候帝王的，带有一种“神圣”的意味。她们居住宫中，镶金嵌银，雕栏玉砌，锦衣玉食，生活极为奢华。
夏桀王的三万女乐，都是“文绣衣裳”。商纣王的女乐倡优皆佩“金玉珍玮”。齐襄公的上千名宫女“食必梁肉，衣必文绣”。赵平原君的几百名宫女都“被绮，余梁肉”。秦始皇的几万宫女更是“酒食珍味，盘错于前，衣服轻暖，舆马文饰”。东汉宫中“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后赵的石虎，宫女数千，“悉服饰金银熠熠”。此后，隋宫的奢华，盛唐的铺张，都是闻名于史的。杜甫的《丽人行》描绘：“……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压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
《东京梦华录》中描绘四百余个容艳超人的为“上寿”活动表演歌舞的宫女从右掖门出宫，个个头戴花冠，身穿红黄生色销金锦绣裳，装束华美，新妆耀眼，市民们密密匝匝排列街上，争睹宫女们的风采。
总之，虽然历史上也有过不少宫女饿死宫中之事，但是，宫女们的生活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的平民百姓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历代不少忧国忧民之士，常在奏疏中批评宫女的华侈生活而为民请命。
然而，富丽堂皇的宫殿和锦衣玉食的奢华，却弥补不了宫女们锁闭深宫的凄清孤寂。这些年轻美丽、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孩子一旦被选入宫中，就失去了自由的人身和独立的人格。除了少数人受到皇帝的宠爱后，可能青云直上，册封为妃嫔皇后外，成千上万的宫女在至高无上的皇帝眼中，只不过是一群美丽的雌物或库存的活口罢了。皇帝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她们玩耍取乐。如汉灵帝命宫女们裸浴；前秦苻生“使宫人与男子裸交于殿前”，刘宋前废帝使宫女裸身相逐；齐王终日观看宫女裸体与犬马交配取乐。皇帝也可以把宫女们作为奖品赏赐给功臣、亲属。如东汉明帝特赐刘苍“宫人奴婢五百人”。北周武帝出齐宫中“宫女两千人，班赐将士”。还有如王昭君那样，赐婚联姻的。此外，有的皇帝不断更换年长色衰的宫女，几千宫女放出宫外，出嫁于民。也有的宫女被帝王所杀：或因帝王心境欠佳，迁怒于宫女而杀之；或因看不顺眼而杀之。如魏武帝时，有一位色艺俱佳的宫女，但这位宫女性格、脾气骄躁，魏武帝想杀她，但又十分赏识她的艺技才能而迟迟未决。后来魏武帝叫一百个宫女献技，发现其中有一位宫女艺技能比过她，于是，立即杀了那位性格脾气骄躁的宫女。即使是已册封为贵人、妃嫔的，只要品行上稍有嫌隙，也会被杀或被幽禁冷宫至死。
有的宫女天未明就得起床，严妆待发，陪侍皇帝出游，“晓钟声断严妆罢，院院纱窗海日红”。有的宫女至深夜还跪在玉阶上，拜接皇帝兴尽归来：“跪到玉阶犹带露，一时宣赐与宫娃。”直到皇帝宣赐已毕，才算了结一天。
然而，最凄惨的，还数宫中成千上万过着与世隔绝、凄清孤寂生活的受弃置的宫女。历史上，不少诗人写下反映这些宫女们生活的诗章。如唐代诗人王昌龄、李白、杜甫、顾况、王建、白居易、元稹、李贺等人。他们大多以客观叙述的笔调描写她们幽闭深宫的痛苦，青春消逝的悲伤和晚年遭遇的凄凉。如王昌龄的《西宫春怨》，写一位宫女深夜抱瑟，怅望皇帝寝宿的宫殿：
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
斜倚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
中唐诗人元稹的《行宫》写道：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特别是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通过上阳宫女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深宫幽闭的岁月里，葬送了无数妇女的青春和幸福：
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官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岁末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敢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见得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潇潇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月每月圆一次，这位宫女在上阳宫幽居四十五年，故四五百回圆）。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皇帝）遥赐尚书号。小头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
许多宫女幽闭深宫，郁闷得病，悄然死去。《辽邸纪闻》中记述：“辽天后宫中，往往有抑郁致死者。今沙桥门外宫人斜，即群姬埋香处。每阴寒晦黑，过者闻红愁绿惨之声。今有少年子乘醉踏月，迷入空宫，经素香庭下，睹一美人霓裳练裙，倚阑而歌云云。歌竟，杳然不见。”
最能真实地反映出宫女们凄清孤寂、痛苦不幸的，是历代流传下来的宫女们自己的诗。诗中深沉地倾诉了自己入宫后的遭遇，真实地表达了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爱情的希望，细腻地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揭示心底的隐秘。尽管她们由朝廷供给锦衣玉食，她们也都有向皇帝献身的可能，但是，在成千上万的宫女中，真正轮到侍寝的只是少数。因此，对宫女们来说，她们渴求受皇帝恩泽，她们最大的痛苦是长年闭锁深宫，没有亲情，没有爱情，性欲得不到满足。历代宫怨诗反映的正是她们被幽闭、被冷落、被弃置的怨愤。
隋炀帝宫女侯夫人，不堪弃置冷宫，怨而自缢，曾作绝命诗《自伤》，极写怨愤之情：
初入承明日，深深报未央。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春寒入骨清，独卧愁空房。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平日亲爱惜，自待却非常。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引颈又自惜，有若线牵肠。毅然就地死，从此归冥乡。
唐玄宗时，失宠后迁居上阳宫的江妃，凄苦难抑，愤而拒收帝王所赐珍珠，作《谢赐珍珠》一诗：
桂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
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五代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作宫词一百多首，真切地反映了宫女的生活。如：
宫人早起笑相呼，不识阶前扫地夫。
乞与金钱争借问，外头不似此间无？
这首诗中，“不识”两字，可见宫中奴仆之多，而宫女们不惜用金钱来打听外界消息，“争”借问，道出了宫女们渴求自由的情状。
明朝女诗人李大纯的《宫词》，是宫女们红颜少女入宫，到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忘却时日，漫长岁月幽禁空房，度过残生的自我写照：
蛾眉二八绝堪怜，闭却深宫不见天。
春去春来都莫问，只凭寒暑定流年。
由于宫女如云，并且大多数女子一入深宫就失去人身自由，既不能与父母兄弟姐妹相聚，又不能过正常的夫妻家庭生活，就如《红楼梦》中元妃贾元春所说：“那是见不得人的去处。”后宫众多孤寂怨女集居，她们的心理和生理都是病态的。深宫中对宫女们的“性”方面控制苛严，古代对此曾有过“守宫”之说。《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中说：“上尝使诸家射覆，置守宫盂下，射之皆不能中。”颜师古注解说：“守宫，虫名也。术家云以器养之，食以丹砂，满七斤，捣治万杵以点女体，终身不灭。若有房室之事则灭矣，言可以防闲淫逸，故谓之守宫也。”古书所说的守宫，就是今天所说的壁虎，用它来验证女子的贞洁，显然是荒诞的，但也可见宫女们在性爱上失去正常权利。于是，在变态性压抑造成的变态性心理驱使下，同性恋现象时有发生。汉朝时，宫女们有双双配为夫妻的，同寝同食。就连陈皇后，也曾使宫女穿帝王的衣服与她共寝，后来，武帝加以废止，并斥责为“女而男淫”。明清两代宫女互配互恋也时有发生，并有宫女与太监匹配，亲昵如同夫妻之事。这些都是因为宫女集居，却又长期禁欲和凄清孤寂所致。
献才争宠祸福旦夕
宫女入宫以后，都巴望能得到皇帝的宠幸，如果博得帝王的欢心，大多能得到某种封号，如昭仪、婕妤、贵妃、淑妃、才人等等。受册封的宫女地位自然大大提高，并可按不同的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汉书·外戚传》中说：“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因此，宫女们为了逃避被锁闭深宫的遭遇和挣得荣华富贵，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吸引君王的注意。就像俗话说的“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为了讨好君王，宫女们少吃少喝，拼死减肥束腰，以至于搭上性命也在所不惜。有的宫女为了能得到帝王的宠幸，倾囊而出，以财宝拼命巴结掌握她们命运、负责向君王推荐后宫佳丽的人。汉代的王昭君，就是因为没有讨好巴结画工毛延寿，以至毛延寿在昭君的画像上加涂三颗大黑痣，呈给元帝时，谗言这几颗痣为不祥之物，至使美貌绝伦的昭君久久冷落宫中，哀怨而远嫁匈奴。
有的宫女以自己的艺技和才智争得帝王的宠幸。如元代初元顺帝称为“太真仙妃”的淑妃程一宁，初选入宫中时，还没有机会见到元顺帝，她于春夜登翠鸾楼，手持玉笛，吹起忧伤的曲子，其词为：
兰径香消玉辇踪，梨花不忍负春风。
绿窗深锁无人见，自碾朱砂养守宫。
元顺帝夜游幸苑，听到笛声，身边宫人告知是程一宁所吹，他没有吭声，也没有传旨召见程一宁。到后半夜，元顺帝漫游翠鸾楼，又听到了缠绵悱恻的笛声，元顺帝循着孤寂凄怆的笛声来到了程一宁处。从此，程一宁以善歌吹笛，博得了元顺帝的宠爱。
但是，能博得皇帝宠幸的宫女毕竟只是少数，而且，即便一时得宠，也难以预测将来命运如何。对于帝王来说，美女众多，极少能专情于一人。皇帝喜新厌旧的过程，也是妃嫔由得宠到失宠的过程。唐代诗人李商隐曾有诗叹道：“得宠忧移失宠愁。”王昌龄的《长信秋词》也写出了失宠宫女们的寂寞空虚和悲怨：
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
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
如汉代的班婕妤，初期因才学超群，大受汉成帝的宠爱。但是后来，年轻美貌、体态轻盈又能歌善舞的赵飞燕入宫，汉成帝即宠新欢，立赵飞燕为婕妤，并听从她的谗言，废了皇后。班婕妤自知恩绝，恐遭不测，主动请求汉成帝让她退而到长信宫去侍奉太后，从此退处东宫，作赋自悼。梁元帝萧绎曾作《班婕妤》一诗感叹：
婕好初选入，含媚向罗帏。何言飞燕宠，青苔生玉墀。
谁知同辇爱，遂作裂纨诗。以兹自伤苦，终无长信悲。
然而，赵飞燕的命运也并不好。她虽然被成帝立为皇后，却因无子，在平帝即位后便被废为庶人，最后只好以自杀告终。
西晋女诗人左芬，受晋武帝司马炎的赏识，下令招纳为妃嫔，初为修仪，后为贵嫔。但是，左芬虽诗文颇有才气，却因色衰寝陋，不受司马炎所宠。左芬体弱多病，常居薄室，就像她在《离思赋》中所写的：“彼城阙之作诗兮，亦以日而逾月。况骨肉之相于兮，永缅貌而两绝。长含哀而抱戚兮，仰苍天而泣血！”尽管她才华依旧，终究失宠而遭弃。
宫女们在宫中若想得到皇帝宠幸，还得时时提心吊胆，小心度日。她们的一言一行必须顺乎皇帝的喜怒哀乐。再加上妃嫔间、同辈间的妒忌和倾轧，宫女们时时因争妍取宠而勾心斗角。中唐诗人王建写有一首《宫词》：
往来旧院不堪修，教近宣徽别赴楼。
闻有美人新进入，六宫未见一时愁。
这首诗写出了妃嫔宫女们怕人争宠的心理。连宣徽院房太破旧，要盖一座新楼，她们都惶惶不安，唯恐又有新美人进宫，新添竞争者。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皇帝的喜新厌旧和宫女们的荣辱无常，祸福旦夕。有时，受宠幸的宫妃为保住自己的身份地位，对其他宫女会产生变态妒恨。元顺帝时，宫嫔进御，数量惊人，单是佩夫人贵妃印的就有一百多人。当时宫中有“七贵”：淑妃龙瑞娇、程一宁、戈小娥；丽嫔张阿玄、支祁氏；才人英英和凝香儿。这七个人是元顺帝最宠爱的。其中淑妃龙瑞娇妒心最重，宫女稍有不合意的，就鞭笞至死。并设立种种酷刑，如“醋刑”，用酸东西灌鼻子；“臭刑”，用粪便脏物塞口；“蒸刑”，夏天用火围烤；“炼肋”，冬天躺卧于冰上；还有不能喝酒的强灌十碗酒，名为“醉鬼之刑”；用两根木桩埋地上，相距两尺，高三尺，命宫女立在木桩上，再用一根木头拄在她腰间，两手提重物，不许跌下来，名为“悬心之刑”。宫妃们由争宠所生的变态妒心，使许多宫女惨苦不堪。
历史上不少深受帝王宠幸，尊为皇后、贵妃的女子，虽属宫女中极少数的佼佼者，但是，其荣华富贵也可因故毁于一旦。
北魏开国皇帝拓跋妃嫔众多，且都生有儿子，其中结发妻子刘氏较有才能、善理内政，她又生有长子，最有希望立为皇后。但北魏有一个祖传的迷信规定：将被立为皇后的嫔妃，必须亲手浇铸一个铜人，成者为吉，可受命于天；浇不成铜人，则不能立为皇后。刘夫人过于紧张，没有能铸成铜人，而美貌的慕容氏却铸成了铜人，成为皇后。拓跋仍立刘氏所生的长子为太子，但担心日后太后与皇后争朝乱政，就在一次上朝时，缓缓宣布说：“今后每立太子，先要杀死太子的母亲。朕宣布立皇长子拓跋嗣为太子，赐太子生母刘夫人自尽。”自此，北魏妃嫔中，因“每立太子，先杀其母”规定而死的，为数不少。有的妃嫔夫人突然赐死，连见一见儿子面的请求也不被允许。
唐代著名的杨贵妃杨玉环，天生丽质，聪颖过人，善歌舞，通音律。在召入唐玄宗宫中后，受到唐玄宗百般宠爱，“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白居易《长恨歌》）但是，杨玉环最终还是在“安史之乱”中做了替罪羊。这次历史变故，原是因为唐玄宗晚年沉溺声色，怠荒政事，信任奸，导致朝政浊乱，以及唐朝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势力日益发展并互相倾轧的结果，却将酿成祸乱的责任推到了杨贵妃身上，在马嵬驿一个小小的庙堂里，高力士手持白练，对杨贵妃说：“妃君最后的时刻到了，您是无罪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唐玄宗虽然宠爱杨贵妃，与她情意绵绵，但在祸乱中，慑于将士威逼，无奈“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又如辽代道宗皇帝时的懿德皇后，姿容出众，擅长诗文，而且善弹琵琶，很得宠幸。她还生有皇子。有一次，她劝告道宗帝要防备宫婢单登，不要让她近御前演奏，因为单登原是因谋反而被削平的皇太叔重元的家婢。单登怨恨懿德皇后，就与人合谋，请人写了淫艳的“十香词”，哄骗懿德皇后抄写一遍，然后到道宗皇帝前以“十香词’’为证，诬陷皇后淫逸，与宫中伶宫赵惟一私通。道宗帝大怒，族诛赵惟一，令懿德皇后自尽，皇后冤屈难申，连请求见道宗帝一面以申诉不白之冤也不准，凄惨地在宫中自缢而亡。
唐文宗时，宫女郑中丞是个弹琵琶的能手，深得唐文宗赏识。但是，仅仅因为有一天她违忤了圣旨，文宗就命令内宫把她活活勒死，投入河中。
当然，历代也有不少妃嫔宫女，或凭姿容绝色，或凭技艺超群，或凭聪敏智慧，力盖群芳而一生得宠，享尽荣华富贵，但对成千上万选入宫中的女性来说，毕竟只是凤毛鳞角。
弃置深宫出家殉葬
年长色衰，弃置深宫，幽禁终生，这是每个宫女（包括册封为贵人妃嫔的）最为恐惧担忧而又无法逃避的现实。汉代孝武李夫人深知皇帝所爱的主要是她的容颜姿色，她说：“我以容貌之好，得以微贱受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上所以拳拳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在后宫庭院深深之处，往往幽禁着遭弃置的宫女，她们有的以回忆一度受帝王宠爱时的欢快和富贵生活聊慰残生；有的因心理上的被弃、妒恨和生理上性压抑的烦躁，怨恨而病态地生活；也有的尚未来得及轮到皇帝的恩幸，已是年老珠黄，郁郁清清地度日。刘孝威的《玉台新咏》中有一首《怨》，表现的就是宫女弃置幽禁后的凄凉与悲哀：
退宠辞金屋，见谴斥甘泉。枕席秋风起，房栊明月悬。烛避窗中影，香回炉上烟。丹庭斜草径，素壁点苔钱。歌起蒲生曲，乐奏下山弦。新声昔广宴，余杯今自传。王嫱向绝漠，宗女入祁连。雁书犹未返，角马无归年。昭台省媵御，曾坂无弃捐。后薪随复积，前鱼谁复怜。
弃置深宫的宫女们如遇上皇帝“出宫女”，放出宫外，并允许配嫁，那么，这些长期幽禁的女子或嫁人，或回到父母家中守身，都强似锁闭宫内，也有一部分宫女出家为尼。在敦煌千佛洞（唐）四四五窟壁画《弥勒经变》中，就有王室伎妃剃度图。这些一心入佛门的宫女，有色衰遭弃的，也有妃嫔皇后。如南朝陈后主沈皇后，性情端庄贤静，且聪敏有才华。但是，后来陈后主宠爱张贵妃，冷落沈皇后，并想废沈皇后而立张贵妃为皇后，后因国亡而未遂。陈后主死后，沈皇后感到前景凄暗，就到天静寺出家为尼，佛名观音。
南北朝时，佛教大盛，名山大川，寺庙林立。一些著名的尼寺都是皇族或王公贵族所立，因此，不少宫女出家为尼。如《洛阳伽蓝记》中所述：瑶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讲堂尼房五百余间……椒房嫔御，学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宫女们虽削发为尼，独守青灯古佛旁，但她们有了人身自由，强似锁闭深宫，郁郁而终。再说，诵经念佛也可寄托对来世的向往。而对于皇帝来说，这些宫女如同褪色的花瓶，是后宫的累赘，既能出家为尼，守住贞操，也颇乐意。当然，这些身入佛门的宫女并非全是守身如玉的，她们中也有与和尚或其他男子奸宿生子的。
宋代起，宫女死于宫中，如果不是有名有身份的，宫廷一律不赐墓地而实行火葬。如明朝时，宫女火葬都在位于阜城门外大约五里多的静乐堂。堂前有两座形状如塔的砖炉井屋，塔屋南边开一尺见方的小门，平时紧闭着。井屋前设有洞，四面八方都通风。宫中既无身份又无名气的宫女死后，就在这里火葬。明嘉靖中，有些妃嫔出钱向百姓购买几亩地，让焚化后的骨灰葬入地下。（《日知录》）
对于宫女们来说，更为残酷的是殉葬。皇帝死后要以活人殉葬，早在殷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春秋战国，承继此风。《墨子·节葬》说：“今王公大人为之葬埋……舆马女乐皆见。”秦始皇死后，殉葬的宫女和被害的工匠等数以万计。汉代，宫女妃嫔殉葬之风仍存在。据《汉书·赵敬肃王传》说：“（赵缪王元）病，先令，令能为乐奴婢从死，迫胁自杀者凡十六人。”此后，宫女殉葬之风基本消失，而是逼迫歌舞宫女终身为死者守陵作乐。如曹操临死前立下遗嘱，命令他的歌舞宫女在他死后都要住在铜雀台上，于每月初一和十五对着他的坟墓歌舞。这些守陵宫女，虽活着，但她们相伴死人，为之歌舞，毫无自由，与殉葬的宫女相差无几。此外，也有诱逼妃嫔宫女殉葬的，如唐武宗时的孟才人，因善歌唱和吹笙而得宠。武宗临死前，诱逼她殉葬，孟才人悲愤气绝而死。
到了明代，朱元璋首开宫女殉葬的先例。他的儿子秦王朱死后，用两名王妃殉葬。据《明史·后妃传》载：“初，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历成祖，仁、宣二宗亦皆用殉。景帝以王薨，犹用其制，盖当时王府皆然。至英宗遗诏，始罢之。”可见，明初的太祖、成祖、仁宗、宣宗等朝皇帝死后都有宫女妃嫔殉葬。这些宫女妃嫔殉死的方式，有的“不食”，断绝水粮，有的赐白绫“自缢”，有的则残忍地集体殉死。明成祖朱棣死后，殉葬的宫妃有三十多人，她们被带到大堂前，大堂上放着小木床，太监指令宫妃站到木床上，把头伸进悬挂着的绳索中，绳子套上脖颈后，太监就把木床推开，宫妃们被活活吊死。殉死的宫女们凄切的哭声震荡在殿堂楼阁之中。其中有一位宫妃，是从高丽（朝鲜）选来的，她想念异国故乡的母亲，不甘心就这样凄惨死去，当仁宗皇帝来大堂上看望时，她不顾一切苦苦哀求，希望能免她一死，回国侍奉老母。但钦命难违，未能幸免。还有的宫妃是被活活关进皇帝陵墓，窒息而死的。
直至清代，由于凭藉封建礼教，鼓吹贞烈，给殉葬的女子带上节烈的美名，有的宫女妃嫔出于朝廷和家人的胁迫，无可奈何地“自愿殉葬”，死后被封号表彰。皇室宫廷如此，自然在民间，也对这种残酷的殉葬推崇不已，倡导殉夫殉节致使无数善良的弱女子白白断送了生命。
渴求自由冒死抗争
帝王后宫，如同一个巨大的鸟笼，囚禁着成千上万青春美丽的女子。但是，“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除了一部分对皇帝充满幻想的宫女心甘情愿、死心塌地以外，不少宫女大胆抗争。有的女子不愿入选宫女，以死反抗；有的妃嫔直接向皇帝申诉怨愤；有的自愿逃离王宫，远嫁外族，也有的寻找机会，冒死逃出宫外。
唐中宗景龙四年上元夜，“帝与皇后微服观灯。是夜，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逃逸者”。宫女们趁出宫观灯的机会冒死逃跑，寻求自由生活。
唐玄宗时，有个兵士在战袍中见到一首诗，写得情真意切：
沙场征戍客，寒夜苦为眠。战袍经年做，知落阿谁边。
蓄意多添线，含情更着棉。今生已过也，愿结来生缘。
军士把这首诗拿给了主帅，主帅报知宫中。玄宗命人将诗遍示后宫，并让作此诗的人不要隐瞒，说出来不加罪。有一个宫女出来认诗，并自言万死。唐玄宗怜悯宫女的一番苦心，就将她嫁给了那个得诗的军士。其实，身为帝王宫女，做如此大胆举动是很冒风险的，这个宫女能因此而嫁出宫外，只是侥幸罢了。
还有著名的“红叶题诗”的故事。说唐代诗人顾况在洛阳，暇时与几个诗友游于苑中，从流水中得到一片大梧桐叶，上面有一首诗：
一入深宫里，天天不见春。
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
第二天，顾况在流水上游处也放入一片题有诗的叶片：
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里断肠时。
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于谁？
此后，过了十余日，有客到苑中游玩寻春，又在叶上得一寺，就把诗交给了顾况：
一叶啼诗出禁城，谁人愁和独含情。
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风取次行。
这红叶题诗的故事，表现了宫女们对自由的向往，对爱情的追求。她们不甘心自己美丽的青春和宝贵的生命在无声无息中枯萎、消逝。有一首描写宫女生活的《长门怨》写道：“珊瑚枕上千行泪，不是思君是恨君。”这实际上是宫女们不满宫中非人的生活以及对皇帝忿恨之情的写照。
明嘉靖年间，内宫婢女们因不甘忍受皇帝的蹂躏与囚禁，曾发生过有名的“宫女暴动”事件。十六名宫女乘皇帝不备一起动手，她们用丝绳勒住了嘉靖皇帝的咽喉，用布条塞住他的嘴。由于绳子勒得不紧，并没把嘉靖皇帝当场勒死。这时，皇后和禁军闻讯而来，抓住了宫女们。嘉靖受此惊吓，一连几天不省人事，他恼怒至极，下令把这十六名宫女“不分首从”，一律“凌迟处死，锉尸枭首”。沈德符所著的《万历野获编》中，记下了这十六位宫女的名字，她们是杨金英、杨莲香、苏川药、姚淑翠、邢翠莲、刘妙莲、关梅香、黄秀莲、黄玉莲、尹翠香、王槐香、张金莲、徐秋花、张景春、邓金香、陈菊花。
当然，宫女们用这样暴烈的行动来反抗，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且不论这种方式的可取与否，单从她们以死抗争这一点上，足可见宫女们寂寞凄清的痛苦和向往自由生活的迫切了。
奶婆、医婆和稳婆是我国古代例外能进入皇宫的民间妇女。由于她们所担负的特殊使命，她们不仅能领取丰厚的俸禄，得到宫廷的赏赐，甚至免除其家终身劳役，还可以因为有恩于帝后而享尽荣华富贵。
奶婆
奶婆，亦称奶妈或乳母，是专门提供奶水的哺乳期妇女。宫中大部分奶婆是哺养皇子皇孙的，这在上古时代就有了。《礼记·内则篇》规定：天子、诸侯、大夫之子有资格可请奶婆，士之子必须由妻自己喂养。宫廷中的后妃，出于礼法规范，一般都知礼遵法，夙娴礼训，讲究母仪德容，处处肃穆严谨。因此，在幼小的皇子皇孙眼里，母亲都是可敬而不可亲的。相反，对宫廷中哺育自己的奶婆，则随和喜乐，亲昵异常。因此，不少皇子在登基继位后，仍念念不忘儿时喂乳之恩。奶婆被封、被赏，死后得以厚葬的屡见不鲜。也有一部分奶婆是把乳汁供给皇帝的，因此，宫廷选奶婆时，条件很苛严，在年龄、相貌、身体健康、乳汁浓淡和色泽等方面都有限制和规定，并且，一旦入选，其服饰饮食就得听从宫中安排。
明代的奶婆又叫奶口，都选养在东安门外稍北的礼仪房中，以备内廷宣召，俗称“奶子府”。由宫中提督司礼监太监管其事。每季选奶口四十名，蓄养于内，称为“坐季奶口”；再另选八十名，仅仅注册其籍，仍令她们住在自己家里，称为“点卯奶口”。如果“坐季奶口”中有人因故不能入宫供乳，就由“点卯奶口”中替补。当时，在选奶婆时，博求军民家有夫之妇，年龄要求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丈夫子女健全，容貌端正，并生子仅三个月的哺乳期妇女，然后，由宫廷中的稳婆一个一个验看，选出没有隐疾的合适奶婆，入“奶子府”候选。每个奶口每天供给八合米和四两肉。每当遇到宫中宣取奶口时，就命她们梳高髻，穿新衣裳，按宫中规定的装扮入宫。
由于宫廷奶婆被封受赏，荣华富贵，常令民间妇女羡慕不已。有的奶婆及其家族即使触犯了法规，也常常会因为于皇帝有哺乳之恩而幸免。
西汉武帝的奶婆在宫外曾有过犯法之事，本应重罚治罪，但武帝念其哺育之恩赦免了她。
东汉安帝曾封奶婆王氏为“野王君”。灵帝封奶婆赵娆为“平氏君”。唐中宗封奶婆于氏为“平恩郡夫人”。西汉武帝晚年时，立钩弋夫人所生之子弗陵为太子，但武帝看钩弋夫人年轻，又恐将来皇帝幼小，形成女王专政，就赐死钩弋夫人，即“立子必先杀其母”。母后赐死，却给奶婆尊宠的机会，朝廷既无太后，便把奶婆奉为“保太后”或“皇太后”，使宫廷奶婆的地位高至极点。
稳婆
明代蒋一葵的《长安客话》中说：“就收生婆中预选名籍在宫以待内庭召用，如选女则用以辨别妍媸可否，如选奶口则用等第乳汁厚薄隐疾有无，名曰稳婆。”
由此可见，宫廷中的稳婆有三个职责：第一，稳婆与收生婆是相通的，稳婆可以充当收生婆。
第二，验看宫廷所选美女，“以辨妍媸可否”。这实际上是对入选宫女作裸体检查。这种检查不同于现代医生对女子进行的全身检查，其目的不是为了查验女子生理是否健康和正常，而是查验是否处女，其标准是“不痔不疡”。
东晋时人著的《汉宫春色》中，记载了汉惠帝张皇后入选以前的情况，其中有这么一段：“汉沿秦制，每纳后妃，必遣女官知相法者，入女闺闼审视。秋八月，诏鸣雌侯许负，至宣平侯第。许负者，河内老媪，以善相封侯者也。负引嫣至密室，为之沐浴……”
在详细记载了许负对张嫣身体各部分的检查后，结果是“肥瘠合度，不痔不疡”，密呈太后与惠帝。
此外，在明代人所著的《杂事秘辛》中，亦有记载汉桓帝时，梁莹选后以前被稳婆吴检查的事。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以恰当的形容词表明检查结果：“芳气喷袭，肌理腻洁，拊不留手，规前方后，筑指刻玉，胸乳菽发……血足荣肤，肤足饰肉，肉足昌骨，长短合度。自颠至底七尺一寸，肩广一尺六寸，臀视肩广减三寸，自肩至指，长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俏十足萌削也。髀至足长三尺二寸。足长八寸，胫跗丰研，底平指敛……不痔不疡，无黑子疮陷及口鼻腋私足诸过。”（这里的尺寸是指汉尺，汉尺较小）
可见，稳婆查验之具体细致。
至少在秦代，宫廷中已经有稳婆了。稳婆对待选女子进行裸体检查已成为皇帝婚姻中一个必经的过程。发展到宋元明清，由于贞操观念的加剧，凡入选宫女要由稳婆进行体检，查验是否处女，因此，稳婆在皇宫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一部分女子把能否入宫进帝王之家，取得皇帝宠幸，享受荣华富贵作为最高奋斗目标，而在她们的进身过程中，稳婆起着把关的作用。因为稳婆在对入选女子裸体检查时，是不会有人监督的，呈报该女子的身体状况，全凭稳婆一句话。因此，在宫女们的眼中，稳婆是万万不可得罪的，她们只会竭力奉承巴结稳婆。而一旦入宫女子升为妃嫔或帝后，她们也不会忘却稳婆的呈报之恩。
第三，稳婆对应召入宫的奶婆进行把关检查，一是检查奶婆有没有隐疾，或身体各部分有没有不符合担负帝皇奶妈条件的地方，比如体貌、体味等等，二是检查奶婆乳汁的色泽、厚薄，并依等第而定级别。稳婆在入选的奶婆中，经过仔细检查和比较，选出一人，然后给她改变发型，更换新衣，着宫妆入宫，以待喂养皇子、公主或帝王。因此，对于待选的哺乳妇女们来说，能否入宫为奶婆哺育王子王孙，日后被封、受赏，享受荣华富贵，同样要由稳婆把关，由此可见，宫廷中的稳婆的地位是何等特殊。
医婆
我国古代宫廷中的医婆是御医的一种，即掌握一定医术技能的女医生。由于她们能治病救人，解除隐痛，特别是帝王后宫妃嫔成群，她们能医治男御医不便诊治的妇女隐疾，因此，皇家帝后妃嫔等对医婆是很器重的，其身份地位自然也颇为特殊。
西汉武帝时的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宫廷女医生，她少女时期，就找来医书专心自学，采集中草药替人治外伤，并且不辞艰辛，遍访民间郎中，拜师求教。几年下来，义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知识。
一次，义碰到一位病人，脸色苍白如纸，腹部膨胀如鼓，已经奄奄一息了。她立即取出银针，在穴位上扎了几下，又掏出一包药粉敷在病人的肚脐上，并用热毛巾复盖好，然后，为病人灌了药。不几天，病人的肚子竟瘪了下去，而且能下床活动了。于是，义神奇的医术不胫而走。汉武帝闻知此事，立即下诏征她进宫，授以“女侍医”的官职，专门为皇太后服务，并深受皇太后的器重，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宫廷医婆。
宋代名医郭敬仲的母亲冯氏，也是当时有名气的宫廷医婆。史书上记载，有一次，孟太后生病，御医久治无效，宋高宗急召冯氏入宫，冯氏只用一剂药就治好了孟太后的病。高宗大喜，立即封她为“安国夫人”。
明代，民间精通医术的妇女渐多，皇帝规定由衙门选取其中佼佼者，到司仪监御医处会选，选中的入官册，以备召用，许多民间女医都以此为荣。当时，医术精妙，颇有名气的医婆叫谈允贤，凡皇家眷属生病，羞于请男御医诊治的，都请谈允贤入宫医治。
宫廷医婆的身份地位和荣华富贵，也是十分令人羡慕的，但是，对于入宫的医婆，朝廷也要派专人经过一番严格的检查的。《明宫秘史》上记载，有一位姓彭的医婆，因为怕失去这一荣耀乡邻的美差，也贪恋宫廷丰厚的赏赐，她隐瞒了自己已怀孕的真情。后来，她将孩子产在便桶中溺死了。太后知道了这件事，就将彭氏鞭打出宫。不到一年，太后病死，宫中把此事归罪于彭氏，认为医婆怀孕入宫是凶祸的象征。此后，凡入宫的医婆，都要再三审验以后，才放入后宫行医。
奶婆、稳婆和医婆是中国古代女性中较为特殊的人物，也是深为妇女所羡慕的。其实，对奶婆来说，离开自己嗷嗷待哺的幼子，用自己的乳汁去喂养他人，而且，连饮食起居、服饰举止都必须按一定的规定执行，如有的奶婆被强迫天天吞食糖煮蹄膀等增加乳汁的食物等等，奶婆实际上已相等于一架产奶的机器，但是，优越的地位和丰厚的财物使得她们不但不以此为辱，反而争相入选。
慈禧太后也是宫女出身。她生于1835年，姓叶赫那拉氏，满族。咸丰元年（1851年）清宫选秀女时入选，次年5月进宫，5年后被封为懿贵妃。1861年咸丰皇帝病死，懿贵妃所生的皇子载淳继位，是为同治皇帝。这位年仅6岁的小皇帝尊咸丰帝皇后为慈安皇太后，尊自己的生母为慈禧皇太后，从此两太后垂帘听政，而实际由慈禧掌握大权。这位统治中国长达48年之久、在宫廷内外杀人无数的女人却非常喜欢观音菩萨的形象，这是她自扮观音的留影。陪伴她左右的是四格格和总管太监李莲英。
第四部分：妓女·妾
中国妓女的起始与特点
“妓女”又称“娼女”，或合称为“娼妓”。《说文》释妓为：“妓，女乐也。”古代“妓”字与“伎”字通；“娼”字与“倡”字通。魏人张揖《埤苍》释“妓”为美女。《说文》释“倡”为：“倡优，女乐也。”隋代陆法言的《切韵》释：“妓，女乐也。”而后代辞书如《正字通》、《康熙字典》、《辞源》等都释“妓”为女乐。可见，中国的妓女起源于女乐。
在原始社会初民时期，人类两性关系尚处于群、乱婚状态，无所谓贞女、妓女之分。但进入奴隶私有制后，两性关系随之成为专偶制，奴隶娼妓也开始形成。中国自夏、商开始，就有了专门为奴隶主提供声色服务的女乐倡优。这在古籍中多有记载，同时，从现代发掘出的古墓、文物中也可证实。如一九五○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发掘出一座商代奴隶主贵族墓，在椁室西侧，就发现有女性骨架二十四具。据郭和钧《一九五○年春季殷墟发掘报告》研究，这些女子都是墓主生前的女乐。
春秋战国时期，嗜好声色、蓄养女乐倡优的风气已在上层社会中流行，除天子诸侯外，官僚贵族和富豪乡绅往往已是“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室”。
秦汉时代，帝王淫奢，后宫美女如云。官僚贵族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士大夫豪绅，纷纷仿效君主，在家中蓄养数量可观的美女与歌舞艺人，供其声色享乐。此外，产生了专供军队士兵服务的营妓以及私妓业，即主动到王侯卿士、富家贵族家送身送伎的妓女。特别是汉代以来城市的形成，内外贸易的频繁，改变了社会经济状况，种种妓院也应运而生。因为一方面，富足的商人阶层想寻欢作乐，又无力蓄养伎乐，或辗转经商，不宜携妻妾同行者，自然要有妓女为其提供声色服务；另一方面，城镇集市的繁荣改变了一些平民和农产的家庭，造成一批妇女寻求适应社会经济状况的谋生手段，这样，促使私营妓院的产生和发展，这就是“倡楼”。后又因其陈设豪华，窗檐门楼漆成与富家院落一样的青色而称其为“青楼”。青楼妓女专供寻欢作乐的男子陪饮、狎昵、歌舞和侍寝。
三国魏时，娼妓业已很通行。邯郸淳编著的专记调侃庸愚故事的《笑林》中有一则《某甲》，写某甲身为霸府左，但是他不懂声乐，妓人奏曲称赞他，他茫然不知。有一次，他做主人宴客，召妓人献曲，却连曲牌与药方也分不清。按此记载，一个当官的，如果不通晓乐妓，那么会被作为调侃对象，为人所笑。可见，当时社会上娼妓通行之普遍。
总之，从夏商时代起，专供男人赏玩的声色娼妓首先在宫廷、贵族、豪门富绅中滋生以后，中国妓女的历史就真正开始了。此后，尽管朝代更替、社会变革，历尽数千年沧桑，中国妓女一直以一种病态的方式疯狂地生长着，经唐宋元明清直至近代。妓女，作为部分中国女性特殊的生存方式而延续着，扩张着，并且与历史同步生存。
细究起来，中国妓女有其独特之处。
其一，中国妓女起始于奴隶娼妓，并且，最先是以艺为主，提供声乐歌舞服务，而后逐渐演变为声色并举。至汉魏起，妓业兴盛，并历代扩展繁衍，发展为以色情为主，除少数卖艺不卖身以外，大多是专门提供性服务的。
其二，中国封建礼教愈严，妓业愈旺。由于古代中国女性中，真正能够把社会规定的性别角色、生物造就的性别角色与个人的自我性别认同这三者统一起来的，大多只是妓女。她们既是以声色服务为业，自然不必苦苦苛求自己梦想去获取得不到的“贞女节妇”之桂冠，也不必小心翼翼地束缚于为人女、为人媳、为人母的种种家法族规和伦理纲常，她们可以作为纯粹的女人出现在男子面前，使男女之间的性活动富有诗意情调和浪漫色彩，并施展种种性魅力来吸引男子。她们不必担忧负上淫荡的名声。历代风流名士曾为此吟诗作赋。甚至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叙述外国人对南宋京师（杭州）名妓的感受：“这种女人手段高明，擅长卖弄风骚，几句话便引任何男人上钩，以至外国人只要一亲芳泽，便会忘乎所以，被她们的千姿百媚弄得销魂夺魄，及至回到家中，还会说到过京师，如上天堂，指望有朝一日能旧地重游。”而对于男子来说，封建礼教和伦理纲常越严苛，他们的性活动也越不自由。尽管也是妻妾充室，但取妻纳妾是有条件限制的，其目地首先是为了传宗接代，并不能完全按照男子自己的意愿行事。因此，古代中国有一句流行的话，就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情狎妓成为男子追求性快乐的主要途径。他们在与妓女寻欢作乐时，同样可以不顾忌伦理纲常，剥去道学礼教之外衣而纵情欢愉，一切婚内性活动中的禁忌在与妓女交欢时，皆不复存在。因此，即使帝王权贵也乐此不疲，享受偷尝禁果之趣。
为了使妓女们心甘情愿地成为男权社会中仅仅为满足男子性娱乐而存在的“纯女人”角色，一方面，他们用妇德贞操把大部分妇女束裹起来，大力倡导贤妻良母，节妇贞女，而把妓女排斥在社会之外，降于良家妇女之下，使她们卑贱地存活于社会底层。而另一方面，他们狎玩妓女时又挥金如土，使妓女们享受一时的华侈与快乐，使得卑如奴隶的妓女过上尊如贵族的生括，让她们以此求得心理平衡而心甘情愿地成为性娱乐的工具。这样，部分崇尚奢华生活的女子和为贫困所迫的女子乐于从事妓业，代代相袭。当然，妓女中有许多人深明自己所处境地之卑贱，她们并不沉迷于灯红酒绿，而羡慕平民女子自由之身，甚至为不能做一个三从四德的好女人而悲叹。如唐代名妓徐月英的《叙怀》一涛，表达了她那哀怨之情：
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
虽然日逐笙歌乐，长羡荆钗与布裙。
其三，就中国妇女文学来说，历代妓女的文学素养和诗赋水平都超过良家女子。因为一是娼妓的个性、思想及精神诸方面都较为自由和开放，她们不受挟制，放纵情愫，又多与文人墨客、进士新贵交往，因此，能诗会文者众多；二是妓女中有一部分罚良为娼的官府贵族女子，她们原本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如明惠帝时的兵部尚书铁铉，在燕王朱棣起兵时守济南，屡破燕王之兵，朱棣即帝位后不屈被杀，他的家属皆发落到教坊为娼。铁铉的两个女儿誓不受辱。后来，被赦放出娼门。姐妹俩各有诗作，其中有：“骨肉伤残旧业荒，此身何忍去归娼。涕垂王筋辞官舍，步蹴金莲人教坊。览镜自怜倾国貌，向人羞学倚门妆。春来雨露深如海，嫁得陶郎胜阮郎。”其文思才学不同一般。正因为妓女中诗文出众者甚多，至社会上视工于诗文乃不良女子所为，造成“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偏见。而良家女子从精神到肉体都呈拘束、羞涩的封闭形，纵有文才灵气也因其困囿闺房，情感隐藏于内心深处而很少放纵真情、吟诗作赋了。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妓女文化，历代不乏以才思文学著称的名妓，留下不少优秀之作。既记载了妓女们的悲欢真情，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其四，中国的妓女就其来源、服务类型与方式以及妓业的类别、经营管理等都呈多元状态。比如就妓女的服务形式分，有美貌绝伦，歌舞技艺出众，但卖艺不卖身的艺妓；有年轻美貌，风情迷人，卖身为业的色妓；还有声色并蓄，既提供声乐技艺服务，又提供色情服务的妓女。就妓女的隶属与服务对象分，又有宫妓（宫女）、官妓（官营妓业、公娼）、家妓（贵族富绅家蓄养的妓女），以及私妓（即卖淫为业的市妓和私营妓）等等。又比如就近代妓院的营业方式看，有妓院老板与妓女合伙分成的“班子式”；有规模较大，租赁大批院落分房分等次接客，收入拆帐分成或全归老板的“大院制”；也有以妓女包房间营业，按月向老板交纳房租饭金的“分院制”；还有妓女自租房室挂牌接客或半公开的暗娼，即独自经营的“住家制”。在江南一带及广东、福建，还有一种“船舫制”，即以画舫、小舟招客游览陪宿。江南地方称“船娘”或“舟妓”。比如广州，从唐代起就已是海外贸易的重镇，成为东南亚的一大商业中心，夜生活也随之非常繁荣。广州、汕头一带就有许多“花船”，置有相貌出众、多才多艺的妓女陪饮侍宿。清代诗人和官吏俞蛟写的《潮嘉风月记》（见《香艳丛书》第四集卷四）记有一件事，说有一个状元刚从京都得中归来，搭了一条船，但并不知道是一条花船。直到大风把他的船篷吹破，有个只穿着红缎乳罩的美女进来修整时，他才发现。此后，这个美女一直留宿于船舱内。分手后，那个船妓自称是“状元妻”而身价倍增。
总之，妓女作为中国女性中一个特殊阶层，从其产生起，就病态地滋生蔓延着，她们与大多数在封建礼教和伦理纲常的压制下失却独立人格的中国妇女一样，以另一种生存方式依附于男子，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失去人格尊严为代价，或贪图享乐、或谋生自立，沉湎于蒙昧苦难之中。几千年来，她们艰辛地演绎着中国女性史的另一幕。
艺妓与色妓
所谓艺妓与色妓，是对妓女的主要职能与生活方式而言的。一般说来，艺妓偏重于以艺事人，她们中许多妓女原本就是职业艺人，擅长于音乐、舞蹈、曲艺、杂技和戏剧等，也包括部分歌馆女伶以及文人土大夫聚会饮筵时，以歌舞侍宴或行令佐酒的饮妓、酒妓。艺妓中，有卖艺不卖身的，也有一部分艺妓兼营性服务，但主要还是以艺事人。而色妓的主要职能是以色事人，性服务是她们谋生的主要手段或唯一手段。尽管许多色妓在性服务中也同时陪饮、弹唱或歌舞，但这往往只是取悦于嫖客或创造一些浪漫情调而已。色妓的活动社区不如艺妓宽泛，她们大多是城镇妓院里中、下等妓女，色妓的社会地位比艺妓相对卑贱。
1．艺妓与色妓的来源
![[转载]中国女性五千年的梦魇（2） 中国书法五千年](http://img.413yy.cn/images/31101031/31094626t01a937db5a5dc6ea5d.jpg)
由于艺妓与色妓的素质要求不同，其来源也不尽相同。
色妓，一般只要年轻貌美、风情迷人都可充当，而艺妓除年轻美貌外，还要天资聪颖，有艺术修养，即色艺俱佳。艺妓的来源大抵有三种：第一种是世袭乐户的女子，她们从小跟随父母学习技艺，受过良好的艺术教养。这些女子都有一技之长或一身兼有数艺，是艺妓的主要来源。第二种是罪犯妻女中善技艺者，这些艺妓多为贵族之家的女子，都受过一定的艺术训练，具有文学修养与艺术素养。也有的贵族女子误人风尘后成为艺妓。如宋代名妓尹词客，出身贵族，沦落为娼。她曾作《玉楼春》一词，感伤“谁怜氏族传簪组，狂迹偶为风月误。愿教朱户柳藏春，免作飘零堤上絮”。她以自身的不幸，告诫富贵家女子应深藏闺阁，免使沦落为娼。第三种是少数良家美女。她们中有的是被选人宫或选人官府乐营后开始教习歌舞的；有的是自幼被父母所卖或被他人掠卖人娼家而学习歌舞技艺的。这些被卖人娼家的女子，大多是美貌童女或有艺术天赋的才能成为艺妓，否则只能充当色妓。如明代艺妓赵赛涛以诗文著称，她原是良家女子，年幼时，与姐姐随母观灯，在杂乱中被恶少抢去卖人青楼。
色妓，大多数来源于卖良为娼，一般都是些自卖或掠卖为娼的平民女子，娼家便让她们一边接客，一边教习一些歌舞技艺，以增添女性魅力来取悦嫖客。如唐代长安色妓之来源，孙荣撰著的《北里·序》中说：“妓女来路有三种：（一）自幼丐有者；（二）或佣其下里贫家，为不调之徒所渔猎，失身至此者；（三）良家女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者。人曲以后，教之歌令，责赋甚急，微涉退志，鞭扑备至。”
2．艺妓与色妓的生活方式
在妓女中，艺妓的品貌素质、身价地位都优于色妓，而且其主要职能又是以艺事人，因此，艺妓与色妓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艺妓的生活内容主要有四项：
一是技艺训练。根据艺妓的艺术天赋，开展各方面的训练。如歌舞、弹唱、戏曲、乐器等，培训基本技巧，排演新的节目，根据服务对象的嗜好，不断更新献技内容。有的艺妓以吟诗作赋、琴棋书画见长，她们便博览经书，勤于操练，以附风雅。此外，还有许多艺妓天赋聪颖，端庄雅丽，气度潇洒，她们不以脂粉作态取媚，而学练多种技艺，使其身价不凡。如宋代名妓严蕊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又精晓琴棋书画；明代秦淮名妓朱无瑕举止谈笑风流蕴藉，通文史，工诗书，善歌舞。明代浙江嘉兴名妓周文，善诗能词，礼貌闲雅，不事铅粉，举止言谈有士人风度。这些艺妓与专以歌舞侍宴的女乐不同，她们因其色艺超群，才思过人，成为“淑女型”高级妓女。其训练也只是静室诵读，琴棋自娱或书画寄情。
二是献技献艺。这主要是宫廷艺妓与地方官营艺妓。由于艺妓的隶属身份不同，她们的艺术表演场合、规模、要求也不相同。属于皇室的艺妓，凡遇到大朝贺、大宴享、节日庆典、皇帝登基和改元、册封皇后与贵妃、帝后生日以及接待外宾、少数民族首领等，都要召集艺妓表演各种歌舞声乐。如唐代宫廷盛行《霓裳羽衣》舞蹈，每次表演都有几百名艺妓参加。北宋遇宫廷庆典时，女妓数百。在《峰真隐漫录》中，描述北宋艺妓表演的《采莲舞》：“一群俊秀的仙女，飘一身霓裳，在排列的莲花丛中来往徜徉，步履轻盈。她们一会儿徒手袖舞，一会儿是独唱独舞，一会儿是且舞且唱，声情并茂。她们一会儿成一字形，一会儿成方形，群舞蹁跹，如在万顷琉璃之上。荡一叶兰舟，采摘莲花，笑握莲花，姿态渺约渐离渐去……”
同样，地方官营妓（近似入籍公娼）也时常在迎送上任或离任官员的仪式上表演，或歌舞，或弹唱，或演奏。唐宋时期，还举行过大型地方汇演。而对于市井艺妓来说，献技献艺的种类很多，除歌舞器乐弹唱外，还有骑射、刺绣、杂技……如南宋的临安城（杭州），因为聚集着天下的有钱、有闲阶层人士，从王侯嫔妃到宰相驸马，从南渡来的遗老遗少、公卿巨宦，到聚集“贡院”不下万余的“赶试”书生，还有富商大贾，殷实小户……他们嗜好不一，又争相寻欢作乐，于是，形形色色的沛井艺妓应运而生，出现了如“小唱”徐婆惜，“嘌唱”安娘，“散乐”张真奴，“掉刀蛮婆”朱婆儿，“踢弄人”小娘儿，“讲史书”张小娘子，“棋待诏”沈姑姑，“演史”宋小娘子，“说经诨经”陆妙静，“小说”史慧英， “队戏”李二娘，“鼓板”陈宜娘，“杂剧”肖金莲，“唱京词”蒋郎妇，“诸宫调”王双芝，“唱耍令”郭双莲，“撮弄杂艺”女姑姑，“射弩儿、打诨”的林四、九娘等等。（引自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二十）虽然，这些女技艺人不全是艺妓，但是，市井艺妓表演之活跃和影响之大，也可见一斑。特别是各种民间歌舞、诸宫调、说唱等的盛行，使中国戏曲萌芽并走向成熟，对此，无论是宫廷艺妓、官营艺妓还是市井艺妓，都有其功绩。
三是歌舞侍宴。这是贵族阶层和文人士大夫十分崇尚的欣赏艺术和寻欢享乐的方式。歌舞侍宴分两种，一种是公筵，如皇帝进膳，宫中赐宴功臣、贵宾以及各地公宴，比如官员们聚饮或招待过往宾客等场合；另一种是私宴，即应邀前往贵族之家为家宴献技。艺妓们应召前往侍宴时，大多以表演歌舞为主，也有根据主客兴趣，制造浪漫氛围，演技精妙绝伦，给人以飘然人仙之感，既高雅，又奢华。南宋洪迈编著的《夷坚志》记载有一轶事：宣和年间，一批女童（艺妓）以“章醮”为名，夜晚去郑太师家表演“仙女下凡”，只见仙乐磷磷，从空而来，七八个美女履虚而行，歌舞自如，乘彩云下至祠所。顷刻，云烟蔽覆，人与人之间互相看不见了。云烟过后，这些“仙女”都消逝无踪，连金银供器也不见了。这群仙女实际上就是技艺高超的艺妓。
此外，文儒雅土诗文会友，赏景小酌等，也时常邀请当地品貌出众的艺妓弹唱歌舞，伴饮助兴。在中上等阶层的日常生活中，艺妓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官吏、文人、艺术家和商人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在家中、酒楼或庭院风景区进行。这类家宴式聚会不仅是消愁解闷、寻欢作乐的一部分，也是官方和商业事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了保住官位或晋升职位，他们时常要设宴招待同事、上司和下属；对商人来说，则是在宴饮中洽谈和议定买卖。如果想达到宴请的目的，他们往往借助艺妓，造成无拘无束的浪漫情调。有时，一个官员只要能给他的上司或某个有势力的政客引见精心物色的艺妓，就可确保升迁。一个商人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获得急需的货款和订货，因此，歌舞侍宴便成为艺妓的主要活动之一。
四是性服务。艺妓，大多数是色艺兼优的女子，因此，对男人来说，她们具有极大的性魅力。但是，艺妓的谋生手段主要是以艺事人，她们中有极大一部分卖艺不卖身，虽落于娼家，举止却如同良家淑女，不愿轻易陪宿，提供性服务。如明代金陵南曲名妓赵彩姬，举止风流，姿容蕴藉，却时时闭门谢客，由此，时号为“闭门赵”。有的艺妓一经与自己相中的男子定情，便守身如玉，矢死不渝。如明代艺妓齐景云，以诗见长，善操琴，善言谈。自从与士人傅春定情后，不见一客。后来，傅春因事系狱，齐景云卖首饰、衣物乃至被褥以糊口，而坚不重操妓业。后来，傅春被遣送边关，齐景云要求同行，未被允许，她蓬首垢面，闭门读佛书，不久病死。艺妓的性服务除了自身因素外，还有一部分艺妓要受到政府或丈夫的管束，因此，艺妓的性活动与色妓大不一样。
有的隶属于宫廷的艺妓（实际上已成为宫女）衣食住行贵如皇族，但她们的性生活却限制极严。虽然她们有向皇帝献身的可能，但这种机会微乎其微，她们没有性活动的自由，长年闭锁深宫，性欲得不到满足，除少数世袭乐妓可以与乐工结婚或向他人献身外，大多数人处于性压抑中。而一部分隶属于地方的官妓（即入籍公娼）性活动比较自由。她们可以与情投意合的男子定情，或专门侍从某一官员、文人学士和商贾。在唐代，地方官妓还有向军事、行政长官献身的义务。有的地方官常常用艺妓作人情，给过往上司侍寝。但从宋代起，开始禁止官职宿娼，只许陪宴，如有违犯，职官与妓女同受惩处。当然，艺妓们还可以向自己喜好又尚未任职的文人名士献身。艺妓中性活动最为自由的，是一些不入籍的市井艺妓，她们中大多是色艺兼营。有的艺妓居住处就像风雅文士的住家，“窗明几净，竹榻茶炉，床间挂一张名琴，壁上悬一幅古画。香风不散，宝炉中常热沉檀；清风逼人，花瓶内频添新水，万卷图书供玩览，一枰棋局在欢娱”。 （《古今小说》）但她们中还有不少是有丈夫的，往往与丈夫一起组成家庭班子卖艺，这部分艺妓并不经常向他人提供性服务。她们中也有人乐意给有钱有势的人陪宿，或因为倾慕对方的风流才情，或抵挡不住其重金诱惑。但如果丈夫反对，也只得作罢。
总之，艺妓的性服务处于次要地位，无论是高层次名妓还是低层次艺妓都是如此。同时，对于能结交艺妓的男子来说，除少数文人学士外，他们至少属于中上阶层，家中自然有妻妾多人，他们的性生活并不贫乏，除极少数猎奇求新者外，多数是出于摆脱与妻妾相处时的沉闷和乏味，渴望与艺妓无拘无束、如朋友一样交往。而且，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艺妓相伴，或诗文，或琴棋书画，或弹唱游乐，而并非为满足性欲。因此，艺妓的性服务往往是相互产生爱慕之情以后，才以身相随的。
色妓的生活内容与艺妓不同，她们主要是以色事人，倚门卖笑，夜夜留客夜夜新。色妓初人妓院时，鸨母也会对她们进行训练，但内容是化妆打扮、言语举止、神色媚态以及床笫性技巧等方面，有时也学习一些弹唱歌舞、侍酒行令等等，以适应各种嫖客的需要。
色妓的性服务主要是在妓院内接客，但也有应邀出局，充当饮妓、侍寝的，这些都是色妓中的佼佼者。色妓的服务对象较宽泛，除上层官员富豪、文人学士外，也为一般花得起钱的市民提供性服务，因此，在较繁华的城市中，“烟花”业很发达。如宋代临安（杭州）的妓院遍布全城，比比皆是，有三十几条花柳巷，分为不同的等级。高级的，如昭庆寺妓馆王九妈家的“王美娘”，又会写又会画，又会做诗，吹弹歌舞都来事。她第一次接客身价是三百两纹银。后来立下规矩，嫖客要出十两银子，还要付足一些东道杂费，才能宿她一夜。低级的，叫做“私妓”，即在自己家中接客，一般家境贫寒，有的母女同操一业，要价视年龄而定，但为了谋生，她们不计银两，夜夜接客。
色妓卖身为业，其地位和生活处境远不如艺妓。明末文学家张岱所著的《陶庵梦忆》叙述扬州妓女的生活情形：“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导莫得人。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熏烧，出巷口，倚盘砖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茶馆酒肆岸上，纱灯百盏，诸妓掩映闪灭其间……游子过客，往来如梭，摩睛相觑。有当意，逼前牵之去；而是妓忽出身分，肃客先行，自缓步尾之。至巷口，有侦伺者向巷口呼曰：某姐有客了。内应声如雷，火燎即出；一一俱去，剩者不过二三十人。沉沉二漏，灯烛将尽，茶馆里黑无人声，茶博士不好请出，惟作哈欠，而诸妓醵钱向茶博士买烛寸许，以待迟客。或发娇声唱《劈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言笑哑哑声中，浙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饥，受笞，俱不可知矣！”
这些色妓，因人数众多，倚门待客已难以谋生，不得不拦路拉客，夜半三更，强颜欢笑，其卑贱与不幸远过于艺妓。 医婆
我国古代宫廷中的医婆是御医的一种，即掌握一定医术技能的女医生。由于她们能治病救人，解除隐痛，特别是帝王后宫妃嫔成群，她们能医治男御医不便诊治的妇女隐疾，因此，皇家帝后妃嫔等对医婆是很器重的，其身份地位自然也颇为特殊。
西汉武帝时的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宫廷女医生，她少女时期，就找来医书专心自学，采集中草药替人治外伤，并且不辞艰辛，遍访民间郎中，拜师求教。几年下来，义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知识。
一次，义碰到一位病人，脸色苍白如纸，腹部膨胀如鼓，已经奄奄一息了。她立即取出银针，在穴位上扎了几下，又掏出一包药粉敷在病人的肚脐上，并用热毛巾复盖好，然后，为病人灌了药。不几天，病人的肚子竟瘪了下去，而且能下床活动了。于是，义神奇的医术不胫而走。汉武帝闻知此事，立即下诏征她进宫，授以“女侍医”的官职，专门为皇太后服务，并深受皇太后的器重，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宫廷医婆。
宋代名医郭敬仲的母亲冯氏，也是当时有名气的宫廷医婆。史书上记载，有一次，孟太后生病，御医久治无效，宋高宗急召冯氏入宫，冯氏只用一剂药就治好了孟太后的病。高宗大喜，立即封她为“安国夫人”。
明代，民间精通医术的妇女渐多，皇帝规定由衙门选取其中佼佼者，到司仪监御医处会选，选中的入官册，以备召用，许多民间女医都以此为荣。当时，医术精妙，颇有名气的医婆叫谈允贤，凡皇家眷属生病，羞于请男御医诊治的，都请谈允贤入宫医治。
宫廷医婆的身份地位和荣华富贵，也是十分令人羡慕的，但是，对于入宫的医婆，朝廷也要派专人经过一番严格的检查的。《明宫秘史》上记载，有一位姓彭的医婆，因为怕失去这一荣耀乡邻的美差，也贪恋宫廷丰厚的赏赐，她隐瞒了自己已怀孕的真情。后来，她将孩子产在便桶中溺死了。太后知道了这件事，就将彭氏鞭打出宫。不到一年，太后病死，宫中把此事归罪于彭氏，认为医婆怀孕入宫是凶祸的象征。此后，凡入宫的医婆，都要再三审验以后，才放入后宫行医。
奶婆、稳婆和医婆是中国古代女性中较为特殊的人物，也是深为妇女所羡慕的。其实，对奶婆来说，离开自己嗷嗷待哺的幼子，用自己的乳汁去喂养他人，而且，连饮食起居、服饰举止都必须按一定的规定执行，如有的奶婆被强迫天天吞食糖煮蹄膀等增加乳汁的食物等等，奶婆实际上已相等于一架产奶的机器，但是，优越的地位和丰厚的财物使得她们不但不以此为辱，反而争相入选。
慈禧太后也是宫女出身。她生于1835年，姓叶赫那拉氏，满族。咸丰元年（1851年）清宫选秀女时入选，次年5月进宫，5年后被封为懿贵妃。1861年咸丰皇帝病死，懿贵妃所生的皇子载淳继位，是为同治皇帝。这位年仅6岁的小皇帝尊咸丰帝皇后为慈安皇太后，尊自己的生母为慈禧皇太后，从此两太后垂帘听政，而实际由慈禧掌握大权。这位统治中国长达48年之久、在宫廷内外杀人无数的女人却非常喜欢观音菩萨的形象，这是她自扮观音的留影。陪伴她左右的是四格格和总管太监李莲英。
第四部分：妓女·妾
中国妓女的起始与特点
“妓女”又称“娼女”，或合称为“娼妓”。《说文》释妓为：“妓，女乐也。”古代“妓”字与“伎”字通；“娼”字与“倡”字通。魏人张揖《埤苍》释“妓”为美女。《说文》释“倡”为：“倡优，女乐也。”隋代陆法言的《切韵》释：“妓，女乐也。”而后代辞书如《正字通》、《康熙字典》、《辞源》等都释“妓”为女乐。可见，中国的妓女起源于女乐。
在原始社会初民时期，人类两性关系尚处于群、乱婚状态，无所谓贞女、妓女之分。但进入奴隶私有制后，两性关系随之成为专偶制，奴隶娼妓也开始形成。中国自夏、商开始，就有了专门为奴隶主提供声色服务的女乐倡优。这在古籍中多有记载，同时，从现代发掘出的古墓、文物中也可证实。如一九五○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发掘出一座商代奴隶主贵族墓，在椁室西侧，就发现有女性骨架二十四具。据郭和钧《一九五○年春季殷墟发掘报告》研究，这些女子都是墓主生前的女乐。
春秋战国时期，嗜好声色、蓄养女乐倡优的风气已在上层社会中流行，除天子诸侯外，官僚贵族和富豪乡绅往往已是“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室”。
秦汉时代，帝王淫奢，后宫美女如云。官僚贵族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士大夫豪绅，纷纷仿效君主，在家中蓄养数量可观的美女与歌舞艺人，供其声色享乐。此外，产生了专供军队士兵服务的营妓以及私妓业，即主动到王侯卿士、富家贵族家送身送伎的妓女。特别是汉代以来城市的形成，内外贸易的频繁，改变了社会经济状况，种种妓院也应运而生。因为一方面，富足的商人阶层想寻欢作乐，又无力蓄养伎乐，或辗转经商，不宜携妻妾同行者，自然要有妓女为其提供声色服务；另一方面，城镇集市的繁荣改变了一些平民和农产的家庭，造成一批妇女寻求适应社会经济状况的谋生手段，这样，促使私营妓院的产生和发展，这就是“倡楼”。后又因其陈设豪华，窗檐门楼漆成与富家院落一样的青色而称其为“青楼”。青楼妓女专供寻欢作乐的男子陪饮、狎昵、歌舞和侍寝。
三国魏时，娼妓业已很通行。邯郸淳编著的专记调侃庸愚故事的《笑林》中有一则《某甲》，写某甲身为霸府左，但是他不懂声乐，妓人奏曲称赞他，他茫然不知。有一次，他做主人宴客，召妓人献曲，却连曲牌与药方也分不清。按此记载，一个当官的，如果不通晓乐妓，那么会被作为调侃对象，为人所笑。可见，当时社会上娼妓通行之普遍。
总之，从夏商时代起，专供男人赏玩的声色娼妓首先在宫廷、贵族、豪门富绅中滋生以后，中国妓女的历史就真正开始了。此后，尽管朝代更替、社会变革，历尽数千年沧桑，中国妓女一直以一种病态的方式疯狂地生长着，经唐宋元明清直至近代。妓女，作为部分中国女性特殊的生存方式而延续着，扩张着，并且与历史同步生存。
细究起来，中国妓女有其独特之处。
其一，中国妓女起始于奴隶娼妓，并且，最先是以艺为主，提供声乐歌舞服务，而后逐渐演变为声色并举。至汉魏起，妓业兴盛，并历代扩展繁衍，发展为以色情为主，除少数卖艺不卖身以外，大多是专门提供性服务的。
其二，中国封建礼教愈严，妓业愈旺。由于古代中国女性中，真正能够把社会规定的性别角色、生物造就的性别角色与个人的自我性别认同这三者统一起来的，大多只是妓女。她们既是以声色服务为业，自然不必苦苦苛求自己梦想去获取得不到的“贞女节妇”之桂冠，也不必小心翼翼地束缚于为人女、为人媳、为人母的种种家法族规和伦理纲常，她们可以作为纯粹的女人出现在男子面前，使男女之间的性活动富有诗意情调和浪漫色彩，并施展种种性魅力来吸引男子。她们不必担忧负上淫荡的名声。历代风流名士曾为此吟诗作赋。甚至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叙述外国人对南宋京师（杭州）名妓的感受：“这种女人手段高明，擅长卖弄风骚，几句话便引任何男人上钩，以至外国人只要一亲芳泽，便会忘乎所以，被她们的千姿百媚弄得销魂夺魄，及至回到家中，还会说到过京师，如上天堂，指望有朝一日能旧地重游。”而对于男子来说，封建礼教和伦理纲常越严苛，他们的性活动也越不自由。尽管也是妻妾充室，但取妻纳妾是有条件限制的，其目地首先是为了传宗接代，并不能完全按照男子自己的意愿行事。因此，古代中国有一句流行的话，就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情狎妓成为男子追求性快乐的主要途径。他们在与妓女寻欢作乐时，同样可以不顾忌伦理纲常，剥去道学礼教之外衣而纵情欢愉，一切婚内性活动中的禁忌在与妓女交欢时，皆不复存在。因此，即使帝王权贵也乐此不疲，享受偷尝禁果之趣。
为了使妓女们心甘情愿地成为男权社会中仅仅为满足男子性娱乐而存在的“纯女人”角色，一方面，他们用妇德贞操把大部分妇女束裹起来，大力倡导贤妻良母，节妇贞女，而把妓女排斥在社会之外，降于良家妇女之下，使她们卑贱地存活于社会底层。而另一方面，他们狎玩妓女时又挥金如土，使妓女们享受一时的华侈与快乐，使得卑如奴隶的妓女过上尊如贵族的生括，让她们以此求得心理平衡而心甘情愿地成为性娱乐的工具。这样，部分崇尚奢华生活的女子和为贫困所迫的女子乐于从事妓业，代代相袭。当然，妓女中有许多人深明自己所处境地之卑贱，她们并不沉迷于灯红酒绿，而羡慕平民女子自由之身，甚至为不能做一个三从四德的好女人而悲叹。如唐代名妓徐月英的《叙怀》一涛，表达了她那哀怨之情：
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
虽然日逐笙歌乐，长羡荆钗与布裙。
其三，就中国妇女文学来说，历代妓女的文学素养和诗赋水平都超过良家女子。因为一是娼妓的个性、思想及精神诸方面都较为自由和开放，她们不受挟制，放纵情愫，又多与文人墨客、进士新贵交往，因此，能诗会文者众多；二是妓女中有一部分罚良为娼的官府贵族女子，她们原本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如明惠帝时的兵部尚书铁铉，在燕王朱棣起兵时守济南，屡破燕王之兵，朱棣即帝位后不屈被杀，他的家属皆发落到教坊为娼。铁铉的两个女儿誓不受辱。后来，被赦放出娼门。姐妹俩各有诗作，其中有：“骨肉伤残旧业荒，此身何忍去归娼。涕垂王筋辞官舍，步蹴金莲人教坊。览镜自怜倾国貌，向人羞学倚门妆。春来雨露深如海，嫁得陶郎胜阮郎。”其文思才学不同一般。正因为妓女中诗文出众者甚多，至社会上视工于诗文乃不良女子所为，造成“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偏见。而良家女子从精神到肉体都呈拘束、羞涩的封闭形，纵有文才灵气也因其困囿闺房，情感隐藏于内心深处而很少放纵真情、吟诗作赋了。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妓女文化，历代不乏以才思文学著称的名妓，留下不少优秀之作。既记载了妓女们的悲欢真情，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其四，中国的妓女就其来源、服务类型与方式以及妓业的类别、经营管理等都呈多元状态。比如就妓女的服务形式分，有美貌绝伦，歌舞技艺出众，但卖艺不卖身的艺妓；有年轻美貌，风情迷人，卖身为业的色妓；还有声色并蓄，既提供声乐技艺服务，又提供色情服务的妓女。就妓女的隶属与服务对象分，又有宫妓（宫女）、官妓（官营妓业、公娼）、家妓（贵族富绅家蓄养的妓女），以及私妓（即卖淫为业的市妓和私营妓）等等。又比如就近代妓院的营业方式看，有妓院老板与妓女合伙分成的“班子式”；有规模较大，租赁大批院落分房分等次接客，收入拆帐分成或全归老板的“大院制”；也有以妓女包房间营业，按月向老板交纳房租饭金的“分院制”；还有妓女自租房室挂牌接客或半公开的暗娼，即独自经营的“住家制”。在江南一带及广东、福建，还有一种“船舫制”，即以画舫、小舟招客游览陪宿。江南地方称“船娘”或“舟妓”。比如广州，从唐代起就已是海外贸易的重镇，成为东南亚的一大商业中心，夜生活也随之非常繁荣。广州、汕头一带就有许多“花船”，置有相貌出众、多才多艺的妓女陪饮侍宿。清代诗人和官吏俞蛟写的《潮嘉风月记》（见《香艳丛书》第四集卷四）记有一件事，说有一个状元刚从京都得中归来，搭了一条船，但并不知道是一条花船。直到大风把他的船篷吹破，有个只穿着红缎乳罩的美女进来修整时，他才发现。此后，这个美女一直留宿于船舱内。分手后，那个船妓自称是“状元妻”而身价倍增。
总之，妓女作为中国女性中一个特殊阶层，从其产生起，就病态地滋生蔓延着，她们与大多数在封建礼教和伦理纲常的压制下失却独立人格的中国妇女一样，以另一种生存方式依附于男子，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失去人格尊严为代价，或贪图享乐、或谋生自立，沉湎于蒙昧苦难之中。几千年来，她们艰辛地演绎着中国女性史的另一幕。
艺妓与色妓
所谓艺妓与色妓，是对妓女的主要职能与生活方式而言的。一般说来，艺妓偏重于以艺事人，她们中许多妓女原本就是职业艺人，擅长于音乐、舞蹈、曲艺、杂技和戏剧等，也包括部分歌馆女伶以及文人土大夫聚会饮筵时，以歌舞侍宴或行令佐酒的饮妓、酒妓。艺妓中，有卖艺不卖身的，也有一部分艺妓兼营性服务，但主要还是以艺事人。而色妓的主要职能是以色事人，性服务是她们谋生的主要手段或唯一手段。尽管许多色妓在性服务中也同时陪饮、弹唱或歌舞，但这往往只是取悦于嫖客或创造一些浪漫情调而已。色妓的活动社区不如艺妓宽泛，她们大多是城镇妓院里中、下等妓女，色妓的社会地位比艺妓相对卑贱。
1．艺妓与色妓的来源
由于艺妓与色妓的素质要求不同，其来源也不尽相同。
色妓，一般只要年轻貌美、风情迷人都可充当，而艺妓除年轻美貌外，还要天资聪颖，有艺术修养，即色艺俱佳。艺妓的来源大抵有三种：第一种是世袭乐户的女子，她们从小跟随父母学习技艺，受过良好的艺术教养。这些女子都有一技之长或一身兼有数艺，是艺妓的主要来源。第二种是罪犯妻女中善技艺者，这些艺妓多为贵族之家的女子，都受过一定的艺术训练，具有文学修养与艺术素养。也有的贵族女子误人风尘后成为艺妓。如宋代名妓尹词客，出身贵族，沦落为娼。她曾作《玉楼春》一词，感伤“谁怜氏族传簪组，狂迹偶为风月误。愿教朱户柳藏春，免作飘零堤上絮”。她以自身的不幸，告诫富贵家女子应深藏闺阁，免使沦落为娼。第三种是少数良家美女。她们中有的是被选人宫或选人官府乐营后开始教习歌舞的；有的是自幼被父母所卖或被他人掠卖人娼家而学习歌舞技艺的。这些被卖人娼家的女子，大多是美貌童女或有艺术天赋的才能成为艺妓，否则只能充当色妓。如明代艺妓赵赛涛以诗文著称，她原是良家女子，年幼时，与姐姐随母观灯，在杂乱中被恶少抢去卖人青楼。
色妓，大多数来源于卖良为娼，一般都是些自卖或掠卖为娼的平民女子，娼家便让她们一边接客，一边教习一些歌舞技艺，以增添女性魅力来取悦嫖客。如唐代长安色妓之来源，孙荣撰著的《北里·序》中说：“妓女来路有三种：（一）自幼丐有者；（二）或佣其下里贫家，为不调之徒所渔猎，失身至此者；（三）良家女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者。人曲以后，教之歌令，责赋甚急，微涉退志，鞭扑备至。”
2．艺妓与色妓的生活方式
在妓女中，艺妓的品貌素质、身价地位都优于色妓，而且其主要职能又是以艺事人，因此，艺妓与色妓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艺妓的生活内容主要有四项：
一是技艺训练。根据艺妓的艺术天赋，开展各方面的训练。如歌舞、弹唱、戏曲、乐器等，培训基本技巧，排演新的节目，根据服务对象的嗜好，不断更新献技内容。有的艺妓以吟诗作赋、琴棋书画见长，她们便博览经书，勤于操练，以附风雅。此外，还有许多艺妓天赋聪颖，端庄雅丽，气度潇洒，她们不以脂粉作态取媚，而学练多种技艺，使其身价不凡。如宋代名妓严蕊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又精晓琴棋书画；明代秦淮名妓朱无瑕举止谈笑风流蕴藉，通文史，工诗书，善歌舞。明代浙江嘉兴名妓周文，善诗能词，礼貌闲雅，不事铅粉，举止言谈有士人风度。这些艺妓与专以歌舞侍宴的女乐不同，她们因其色艺超群，才思过人，成为“淑女型”高级妓女。其训练也只是静室诵读，琴棋自娱或书画寄情。
二是献技献艺。这主要是宫廷艺妓与地方官营艺妓。由于艺妓的隶属身份不同，她们的艺术表演场合、规模、要求也不相同。属于皇室的艺妓，凡遇到大朝贺、大宴享、节日庆典、皇帝登基和改元、册封皇后与贵妃、帝后生日以及接待外宾、少数民族首领等，都要召集艺妓表演各种歌舞声乐。如唐代宫廷盛行《霓裳羽衣》舞蹈，每次表演都有几百名艺妓参加。北宋遇宫廷庆典时，女妓数百。在《峰真隐漫录》中，描述北宋艺妓表演的《采莲舞》：“一群俊秀的仙女，飘一身霓裳，在排列的莲花丛中来往徜徉，步履轻盈。她们一会儿徒手袖舞，一会儿是独唱独舞，一会儿是且舞且唱，声情并茂。她们一会儿成一字形，一会儿成方形，群舞蹁跹，如在万顷琉璃之上。荡一叶兰舟，采摘莲花，笑握莲花，姿态渺约渐离渐去……”
同样，地方官营妓（近似入籍公娼）也时常在迎送上任或离任官员的仪式上表演，或歌舞，或弹唱，或演奏。唐宋时期，还举行过大型地方汇演。而对于市井艺妓来说，献技献艺的种类很多，除歌舞器乐弹唱外，还有骑射、刺绣、杂技……如南宋的临安城（杭州），因为聚集着天下的有钱、有闲阶层人士，从王侯嫔妃到宰相驸马，从南渡来的遗老遗少、公卿巨宦，到聚集“贡院”不下万余的“赶试”书生，还有富商大贾，殷实小户……他们嗜好不一，又争相寻欢作乐，于是，形形色色的沛井艺妓应运而生，出现了如“小唱”徐婆惜，“嘌唱”安娘，“散乐”张真奴，“掉刀蛮婆”朱婆儿，“踢弄人”小娘儿，“讲史书”张小娘子，“棋待诏”沈姑姑，“演史”宋小娘子，“说经诨经”陆妙静，“小说”史慧英， “队戏”李二娘，“鼓板”陈宜娘，“杂剧”肖金莲，“唱京词”蒋郎妇，“诸宫调”王双芝，“唱耍令”郭双莲，“撮弄杂艺”女姑姑，“射弩儿、打诨”的林四、九娘等等。（引自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二十）虽然，这些女技艺人不全是艺妓，但是，市井艺妓表演之活跃和影响之大，也可见一斑。特别是各种民间歌舞、诸宫调、说唱等的盛行，使中国戏曲萌芽并走向成熟，对此，无论是宫廷艺妓、官营艺妓还是市井艺妓，都有其功绩。
三是歌舞侍宴。这是贵族阶层和文人士大夫十分崇尚的欣赏艺术和寻欢享乐的方式。歌舞侍宴分两种，一种是公筵，如皇帝进膳，宫中赐宴功臣、贵宾以及各地公宴，比如官员们聚饮或招待过往宾客等场合；另一种是私宴，即应邀前往贵族之家为家宴献技。艺妓们应召前往侍宴时，大多以表演歌舞为主，也有根据主客兴趣，制造浪漫氛围，演技精妙绝伦，给人以飘然人仙之感，既高雅，又奢华。南宋洪迈编著的《夷坚志》记载有一轶事：宣和年间，一批女童（艺妓）以“章醮”为名，夜晚去郑太师家表演“仙女下凡”，只见仙乐磷磷，从空而来，七八个美女履虚而行，歌舞自如，乘彩云下至祠所。顷刻，云烟蔽覆，人与人之间互相看不见了。云烟过后，这些“仙女”都消逝无踪，连金银供器也不见了。这群仙女实际上就是技艺高超的艺妓。
此外，文儒雅土诗文会友，赏景小酌等，也时常邀请当地品貌出众的艺妓弹唱歌舞，伴饮助兴。在中上等阶层的日常生活中，艺妓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官吏、文人、艺术家和商人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在家中、酒楼或庭院风景区进行。这类家宴式聚会不仅是消愁解闷、寻欢作乐的一部分，也是官方和商业事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了保住官位或晋升职位，他们时常要设宴招待同事、上司和下属；对商人来说，则是在宴饮中洽谈和议定买卖。如果想达到宴请的目的，他们往往借助艺妓，造成无拘无束的浪漫情调。有时，一个官员只要能给他的上司或某个有势力的政客引见精心物色的艺妓，就可确保升迁。一个商人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获得急需的货款和订货，因此，歌舞侍宴便成为艺妓的主要活动之一。
四是性服务。艺妓，大多数是色艺兼优的女子，因此，对男人来说，她们具有极大的性魅力。但是，艺妓的谋生手段主要是以艺事人，她们中有极大一部分卖艺不卖身，虽落于娼家，举止却如同良家淑女，不愿轻易陪宿，提供性服务。如明代金陵南曲名妓赵彩姬，举止风流，姿容蕴藉，却时时闭门谢客，由此，时号为“闭门赵”。有的艺妓一经与自己相中的男子定情，便守身如玉，矢死不渝。如明代艺妓齐景云，以诗见长，善操琴，善言谈。自从与士人傅春定情后，不见一客。后来，傅春因事系狱，齐景云卖首饰、衣物乃至被褥以糊口，而坚不重操妓业。后来，傅春被遣送边关，齐景云要求同行，未被允许，她蓬首垢面，闭门读佛书，不久病死。艺妓的性服务除了自身因素外，还有一部分艺妓要受到政府或丈夫的管束，因此，艺妓的性活动与色妓大不一样。
有的隶属于宫廷的艺妓（实际上已成为宫女）衣食住行贵如皇族，但她们的性生活却限制极严。虽然她们有向皇帝献身的可能，但这种机会微乎其微，她们没有性活动的自由，长年闭锁深宫，性欲得不到满足，除少数世袭乐妓可以与乐工结婚或向他人献身外，大多数人处于性压抑中。而一部分隶属于地方的官妓（即入籍公娼）性活动比较自由。她们可以与情投意合的男子定情，或专门侍从某一官员、文人学士和商贾。在唐代，地方官妓还有向军事、行政长官献身的义务。有的地方官常常用艺妓作人情，给过往上司侍寝。但从宋代起，开始禁止官职宿娼，只许陪宴，如有违犯，职官与妓女同受惩处。当然，艺妓们还可以向自己喜好又尚未任职的文人名士献身。艺妓中性活动最为自由的，是一些不入籍的市井艺妓，她们中大多是色艺兼营。有的艺妓居住处就像风雅文士的住家，“窗明几净，竹榻茶炉，床间挂一张名琴，壁上悬一幅古画。香风不散，宝炉中常热沉檀；清风逼人，花瓶内频添新水，万卷图书供玩览，一枰棋局在欢娱”。 （《古今小说》）但她们中还有不少是有丈夫的，往往与丈夫一起组成家庭班子卖艺，这部分艺妓并不经常向他人提供性服务。她们中也有人乐意给有钱有势的人陪宿，或因为倾慕对方的风流才情，或抵挡不住其重金诱惑。但如果丈夫反对，也只得作罢。
总之，艺妓的性服务处于次要地位，无论是高层次名妓还是低层次艺妓都是如此。同时，对于能结交艺妓的男子来说，除少数文人学士外，他们至少属于中上阶层，家中自然有妻妾多人，他们的性生活并不贫乏，除极少数猎奇求新者外，多数是出于摆脱与妻妾相处时的沉闷和乏味，渴望与艺妓无拘无束、如朋友一样交往。而且，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艺妓相伴，或诗文，或琴棋书画，或弹唱游乐，而并非为满足性欲。因此，艺妓的性服务往往是相互产生爱慕之情以后，才以身相随的。
色妓的生活内容与艺妓不同，她们主要是以色事人，倚门卖笑，夜夜留客夜夜新。色妓初人妓院时，鸨母也会对她们进行训练，但内容是化妆打扮、言语举止、神色媚态以及床笫性技巧等方面，有时也学习一些弹唱歌舞、侍酒行令等等，以适应各种嫖客的需要。
色妓的性服务主要是在妓院内接客，但也有应邀出局，充当饮妓、侍寝的，这些都是色妓中的佼佼者。色妓的服务对象较宽泛，除上层官员富豪、文人学士外，也为一般花得起钱的市民提供性服务，因此，在较繁华的城市中，“烟花”业很发达。如宋代临安（杭州）的妓院遍布全城，比比皆是，有三十几条花柳巷，分为不同的等级。高级的，如昭庆寺妓馆王九妈家的“王美娘”，又会写又会画，又会做诗，吹弹歌舞都来事。她第一次接客身价是三百两纹银。后来立下规矩，嫖客要出十两银子，还要付足一些东道杂费，才能宿她一夜。低级的，叫做“私妓”，即在自己家中接客，一般家境贫寒，有的母女同操一业，要价视年龄而定，但为了谋生，她们不计银两，夜夜接客。
色妓卖身为业，其地位和生活处境远不如艺妓。明末文学家张岱所著的《陶庵梦忆》叙述扬州妓女的生活情形：“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导莫得人。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熏烧，出巷口，倚盘砖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茶馆酒肆岸上，纱灯百盏，诸妓掩映闪灭其间……游子过客，往来如梭，摩睛相觑。有当意，逼前牵之去；而是妓忽出身分，肃客先行，自缓步尾之。至巷口，有侦伺者向巷口呼曰：某姐有客了。内应声如雷，火燎即出；一一俱去，剩者不过二三十人。沉沉二漏，灯烛将尽，茶馆里黑无人声，茶博士不好请出，惟作哈欠，而诸妓醵钱向茶博士买烛寸许，以待迟客。或发娇声唱《劈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言笑哑哑声中，浙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饥，受笞，俱不可知矣！”
这些色妓，因人数众多，倚门待客已难以谋生，不得不拦路拉客，夜半三更，强颜欢笑，其卑贱与不幸远过于艺妓。私妓的兴盛与基本特征
自汉魏六朝起，江南一带私妓已比较活跃，她们大多是为生活所迫或其他原因而卖笑为生的良家女子，有的依门卖笑，有的应召上门侍宿
。从《玉台新咏》和《乐府诗集》留存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当时私妓的活动方式：“夜来冒霜雪，晨去履风波。虽得叙微情，奈侬身苦何？”（
《夜度娘》）“生长石城下，开窗对城楼。城中诸少年，出入见依投。”（《石城乐》）
私妓的发展和兴盛是从唐代起始的。唐代是一个性观念比较开放的时代，私妓的活动也逐渐公开，甚至可以与入籍市妓一起倚门卖笑。至
宋代，私妓业已十分兴盛，一般酒楼、饭店、茶坊、商场都置有妓女，招揽顾客。如南宋杭州城内的熙春楼、三元楼、五闲楼、赏心楼、花月
楼、银马杓、康沈店、翁厨、周厨、郑厨等酒楼饭店，“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辈，皆时妆服，巧笑争妍”。（南宋周密《武林旧事》）
还有的酒店于内室设有卧床，妓女可随时向饮客献身。这种酒店“门首红桅子灯上，不以晴雨，必用箬盖之，以为记认。其他大酒店，娼
妓只伴坐而已。欲买欢则多往其居”。（南宋·灌园耐得翁《都城记胜·酒肆》）
总之，各大街小巷、茶肆酒楼都有私妓卖淫。社会上还出现了专门买良为娼的“牙侩”。元、明两代，虽以法律形式严禁买良为娼，但私
妓仍迅速蔓延。《梅圃余谈》中还记叙了另一种私娼的活动：“外城子民度日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窑子。室中天窗洞开
，择向路边屋壁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体居其中，口吟小词，并做种种淫秽之态。屋外浮浪子弟过其处，就小洞窥，情不自禁，则叩门
入，丐女队裸而前。择其可者投钱七文，便携手登床，历一时而出。”
至清代，对禁娼曾采取严苛规定，顺治五年制订颁行的《大清律集解附例》以及康熙颁行的《钦定大清律例》均严禁重责买良为娼，以图
抑制妓业发展，但是，自清代乾隆年间起，私妓日见增盛，各地公然自立门户，或倚门卖笑，或招摇过市，成为都市一大景观。特别在南京、
扬州、苏州、广东等地，私娼之盛，史无前例。
如南京秦淮河一带，妓女云集，“自古靡丽之乡，山温水软，美著东南，耽繁华之积习，沿淫冶之遗风，盖犹有南朝金粉之流芳余韵。”
南京的妓女大多是本地人，称为“本帮”。秦淮河水波粼粼，画舫游船络绎不绝，船上妓女们吹弹歌唱，轻歌曼舞，丝竹悠扬。至夜间，十里
灯火游船，衔尾蟠旋，不睹寸澜；河亭上下，照耀如昼。众名妓花枝招展，献技献身，名妓家座客长满，樽酒不空，一日之间，千金靡费。
扬州、苏州私妓之盛，也不亚于秦淮。清嘉庆八年，西溪山人作《吴门画舫录》中说：“吴门为东南一大都会，俗尚豪华，宾游络绎。宴
客者多买棹虎丘，画舫笙歌，四时不绝，垂杨曲巷，绮阁深藏；银烛留髡，金觞劝客，遂得经过赵李，省识春风。或赏其色艺，或记彼新闻，
或伤翠黛之漂沦，或作浪游之冰鉴；得小传一卷。”
苏州妓女工诗词，善弹唱，温柔秀美，妩媚多情，气质高雅。扬州乃江南名胜，历史上素来艳名远扬。扬州私妓大多择居河岸湖畔，以适
应画舫冶游。她们有的应客人预约，上船侍客，有的由妓女买棹湖上招引游客。“大抵梳头多双飞燕，到枕松之属，衣服不着长衫。夏多子儿
衫，春秋多短衣，如翡翠织绒之属。冬多貂覆额，苏州勒子之属。船首无侍者，船尾仅一二仆妇。游人见之，或隔船作吴语，或就船拂须握手
，倚栏索酒，倾卮无遗滴。甚至湖上市会日，妓舟齐出，罗纬翠幕，稠迭围绕。”（李斗：《扬州画舫录》）
总之，私妓发展至清代，尽管清朝废除乐籍制度，取消官妓，并在法律上禁止私妓，但实际上，私妓之盛却呈现出主宰花界之势。
第一，私妓大多数出身于下层市民，而且总体妓龄相对短小。
私妓绝大多数是下层市民、农户、渔家女子，家庭贫困，为生活所迫而为娼卖身。由于私妓不入籍，她们只要攒够了钱，从良嫁人较为自
由，因此，私妓大多是在十五岁至二十五岁之间出卖声色。除极贫困又色艺欠佳者外，很少有超过三十岁仍卖淫为生的。
第二，私妓的文化素养与艺术素养较低，其服务方式以卖淫售色为主。
私妓出身贫寒，其才智素养自然不及官妓，即使卖身青楼后，曾受到龟鸨和名妓的训导，但大多也只是吹弹歌舞。因此，私妓中除少数色
艺出众的以献艺或色艺兼售为主外，绝大部分私妓卖身为业，她们与嫖客之间是纯买卖关系，甚至有时还引诱、欺骗、坑害男子。如有的妓女
多次冒充处女，赚取富商豪客的高价梳拢钱，有的妓女假意与男子情投意合，信誓旦旦，但一俟钱财到手，便逃之夭夭。还有的妓女合伙算计
他人钱财。《潮嘉风月记》中记有一事：“浙东陈生，游幕海阳，衣食俭朴，从不狎妓，十年后积金近万，因年迈而束装思归。有一妓女得知
后，事先买通陈生仆人和船上篙师，然后请陈生赴船上饮酒。酒毕，辞归上岸时，篙师故意将陈生挤落水中，妓女立即跳入水中救陈生，并推
说衣衫都湿了，宿于船中。夜间，陈生挡不住妓女的诱惑而丧志失守。从此迷恋数载，半生心血全归妓有，最后客死妓舟中。”
第三，私妓自轻自贱，易产生心理变态。
由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贞操是女性的第一生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私妓为求生存而出卖贞操，这在心理上造成极端自卑自贱。
她们中有的带着负罪心理隐蔽卖淫，畏畏缩缩，惟恐被人发现而无地自容；有的破罐子破摔，及时行乐，索骗钱财，淫荡成性；也有的被诱拐
卖人娼门失身后忍辱苟活，积金赎身，想往从良嫁人。因此，私妓中喜怒无常，性情复杂多变，或强颜欢笑，或悲切痛苦，或淫荡刁蛮，或善
良纯情。她们的生理与心理在特殊的负荷下已经变态了。
为生活所迫而自愿为妓是私妓的主要来源。有的年幼时就因家境贫困由父母直接卖人娼家，或由人贩子转卖为娼。有的女子因生计所迫或
为救治双亲而自卖青楼。如《秦淮画舫录》中写南京妓女张宝龄，“本泰州潘氏女，父母相继去世，其兄无恒业，挟之游江湖，遂堕女闾”。
也有的娼妓、鸨母或女伶，教习自己的女儿，教以技艺，使之继承妓业。私妓中还有一些从良的官妓，因承受不起社会的贱视，又无力自食其
力，无奈重人娼门，卖身度日。
其次，私妓中有不少因丈夫逼迫或卖人青楼的，她们已为人妻妾，却成为丈夫的卖淫赚钱工具。也有的是丈夫死后，被公婆或大老婆卖人
青楼的，她们过着双重的屈辱生活。
第三，一部分私妓是受人诱骗误人风尘或被人掠卖为娼的良家女子。
此外，也有少数女子追求声色刺激，羡慕衣食享乐而择取繁华市镇，跻身青楼为娼。
但是，就私妓总体来源看，大多是为生活所迫而出卖声色的。因此，一旦她们积攒了血汗钱后，赎身择偶嫁人是她们最好的归宿。此外，
转为老鸨蓄营妓业，也是部分私妓的归宿。她们往往一面积攒资财，留意择取佳偶，做赎身嫁人的准备；一面收买雏妓为义女，教以技艺和接
客技巧，以备将来自立门户，充当老鸨。私妓中也有看破红尘，出家为尼的；有年长色衰，乞讨流浪、贫病交加而惨死路旁的；还有殉情自尽
和谢客息业，以针线女红生存的。无论是官妓还是私妓，其归宿大同小异。
近代妓女的生活
1．近代娼妓业复兴繁荣及其原因
与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娼妓业在近代时禁时弛的政治背景下，由于受到中外资本主义势力的扶植而得以迅速发展。至光绪年间，妓
女在数量上已超过了历代水平，而且，娼妓活动范围分布之广、妓业经营管理之完善也远远超过了以往，并不断呈上升趋势。据统计：
北京：一九一二年公娼数为三千一百余人。一九一七年公娼数为三千八百八十九人，私娼约七千人；合计达一万一千余人。（《申报年鉴
》、《北平娼妓调查》等），上海：一九一五年明娼暗娼约九千八百余人。（一九一五年《中华新报》）一九二○年前上海共有公娼六万余人
。汉口：一九一九年前共有妓女一万零五百人。（郭箴一《中国妇女问题》）
此外，据鲍祖宝《娼妓问题》一书公布：一九一五年北京、上海公娼与居民的比例同世界几大名城之比：
伦敦：一比九○六（即九百零六名居民中有一名公娼）；
柏林：一比五八二；巴黎：一比四八一；
芝加哥：一比四三七；东京：一比二七七；
北京：一比二五八；上海：一比一三七。
也就是说，仅公娼一项，上海的公娼密度居世界之首。如果把私娼也计算人内，那么，北京、上海差不多五十个女性中就有一名娼妓，这
是令人震惊的。
由于娼妓业日兴，公娼与公娼之间，公娼与私娼之间以及妓院与妓院之间竞争异常激烈，各地都形成帮派，竞相以地方风格特色来吸引嫖
客。
如上海，烟花业十分发达，各地来沪的妓女汇聚一处，有苏州帮、扬州帮、南京帮、宁波帮、湖州帮、江西帮、湖北帮等，各帮争奇斗妍
，各显神通。
翁了翁著《上海六十年花界史》中记叙妓女们书场之竞争：“书场初创时代，书寓中人数无多，故无党派之分。无论苏、常、吴、扬皆同
莅一场。其后人数渐众，不免互相倾轧。初时惟苏、常、吴和扬州两派相竞争，扬州究不能与苏、吴、常为敌。扬州帮派既被排斥，苏、常、
吴三帮，日久又各分立门户。其后，吴江人中途失败。书寓仅存苏、常两帮。此两帮中，以艺论，常熟人为上，苏州人次之；以色论，苏州人
为上，常熟人次之。 苏、常两帮，彼此皆旗鼓相当，然常熟帮人数较少，苏州帮人数较众。竞争结果，苏州帮竟全军奏凯矣。相沿至今，娼
妓遂为苏帮之专利品。”
苏州妓女吴侬软语，姿色可人，又兼人多势众，因此，在上海妓业中，居于正统地位。
北京妓女也有南北帮之分，南帮活跃，而失之浮滑；北帮诚实，而不免固执。南帮仪态万方，酬应周至；北帮则床笫之外无技能，偎抱之
外无酬酢。此外，天津、广州、汉口等地娼妓间均有帮派之争。
除集体性的帮派之争外，还有属于妓女个人凭自己的风姿、容貌、技艺和人缘关系来取胜的“花榜”之争，这对妓界的刺激与鼓舞更大。
花榜分以美色为主的艳榜与以技艺为主的艺榜，一时，妓女间争相竞选，各显风骚。一旦选中，妓女会因此而声名远扬，所在妓院门庭若市，
名利双收。又兼报社、商界推波助澜，使得妓界竞争达到高潮，妓业的商业化色彩进一步加深，妓女的素质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畸变。
那么，导致近代妓业兴盛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
第一，近代以来清政府的解禁弛娼，使娼妓活动公开化，促进了娼妓业的发展。并且，首先在租界施行的公娼制度使娼妓业合法化，促使
各地公娼私娼并蓄，妓业迅速扩张。
第二，口岸通商，对外贸易开放后，东南沿海一带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各大城市“租界”成了妓女集聚之地，往往妓院数百家，妓女数千
人，“花捐”收人数目可观。又加上地方官僚巨贾往往以开设妓院来兴商业，发展城市经济，这就更促使妓业之盛。
第三，下层人民因经济贫困而被迫为娼。由于近代工业冲击了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清政府腐败无能，妥协于外族入侵，转嫁经济危机。
因而，不少农民流入城市谋生。而对于妇女们来说，求职谋生十分困难，又加上卖淫收入高于一般体力劳动收入，因此，妓业有一定的吸引力
。即使城镇市民中的女工，也纷纷投入妓业赚钱，一边做工，一边业余卖淫，使妓女队伍不断扩大。
第四，随城市的繁荣，商业贸易日益发达，工厂企业急剧扩展，从职男女比例差距越来越大，众多的单身男子构成了庞大的买淫队伍。又
兼社会秩序混乱，大量妇女被拐骗为娼，形形色色的私妓暗娼日益增多，这就使娼妓业畸形发展和兴盛。
近代妓女的基本特征
第一，近代妓女（包括公娼和私娼）由于部分是为生活所迫而人海为娼的，因此她们大多出身于下层家庭，其中农民、工人、小商贩以及
城市贫民占比例较大。
第二，无论是公娼还是私娼，近代妓女的文化艺术修养都较低，远远不及古代艺妓。而且，文盲的比例很大，据不完全统计，妓女中文盲
的比例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女子原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除少数官僚贵族、书香门第之女知书识字外，普通中下层家庭
的女子自然是没有文化素养的，她们的认识能力也因此而低下，易受骗，易受诱惑。特别是从农村拐骗来的女子或破产逃荒入城市的女子，她
们没有文化，即使有招工机会也难以胜任，因此，为了生存，她只能卖身为娼。至于艺术才能，除少部分头等妓女善弹会唱外，绝大多数妓女
音盲、乐盲和艺盲。从总体上看，近代妓女的素质较低，她们只能从事卖淫以求生存。
第三，近代妓女以卖色为生，因此，她们的卖淫年龄集中在十六岁至三十岁之间，这是女人最富有性魅力的时期，而三十岁以后，姿色已
衰，妓业竞争又十分激烈，与青春美艳的妓女相比，她们已失去吸引力，无人问津了，因而，近代妓女的妓龄基本上是在十年以下。
第四，近代妓女中不乏乐于卖淫、心理变态者。有的女子或为生活所逼，或为人所骗失身后，感到无颜见人，自轻自贱。因而，她们转而
迷恋娼妓生涯。她们身处妓院，周围都是卖淫为业的姐妹，反而没有了耻辱感，又兼文化素养低下，因此，专心于肉体买卖，千方百计榨取钱
财，贪图一时享乐，她们淫荡成习，不愿改邪归正，失去了一个正常女性应有的灵魂。还有一部分女子是受西方性解放、性自由观念影响后，
自愿到较为隐秘的妓院偷尝禁果，寻求性快乐。有不少上流社会女子，因家庭生活沉闷，性生活压抑得不到满足而乐意应邀去妓院。她们纯是
为满足性欲，哪怕是贴钱给中意的男子也心甘情愿。因此，这部分人实质上成了住家高级妓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