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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一詞在歷史上並無貶義
1“支那”這個詞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翻譯中的創造）的。“支那”這個名稱，起源於印度。印度古代人稱中國為“chini”，據說是來自“秦”的音譯，中國從印度引進梵文佛經以後，要把佛經譯為漢文，於是高僧按照音譯把chini就翻譯成“支那”。同為印歐語系的古羅馬稱中國為Sinoa，後來的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都是來自這個語源。
2在很長時期內，“支那”是對中國漢人的尊敬。清朝，中國漢人處於滿族的統治之下，當時的日本，還是一個亞洲革命的聖地，許多反清的仁人志士都在日本得到支持，在“中國”這個詞還沒有被民眾公認之前，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稱呼稱自己是“支那人”。如，宋教仁在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的雜誌，梁啟超用“支那少年”為筆名，還有許多人，自稱“支那人”，拒絕承認自己是“清國人”。
3我們長期把中南半島成為印度支那半島（indochina、indochine），印度支那者，就是說，這塊土地介於印度與中國之間,“印度支那”中的“支那”也就是指中國，我們一直不認為這是含有貶義的。
為何後來“支那”有貶義？
1在明治維新之前很少有日本人用“支那”一詞稱呼中國，日本書中常見的中國稱謂乃是“漢”、“漢土”、“唐土”、“中土”、“中國”或者以相應朝代的名稱稱呼中國，如隋等。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人不忿叫我國做“居四夷之中”的中國，為了培養大和民族的優越感，一改長期以來對中國的稱呼（chugoku），而改用“支那”。
2中國人經過革命結束封建統治、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的時候，作為近鄰的日本卻出於自身的利益要求，單方面給中國取了一個“支那共和國”的漢字國號。一些有識之士一開始就對日本使用“支那”稱呼中國的作法表示了關切，甚至進行了抵制。直至一九三○年，國民政府才訓示外交部∶今後凡載有“支那”二字的日本公文一律拒收。同年十月，日本外務省提請內閣討論將中國的日文正式稱謂改為“中華民國”。但日本民間使用“支那”的現象並無減少。
3由於反清志士“夷夏之大防”的心態，讓一些日本學者轉了空子，一些學者撰文說：地理上的“支那”指中國本土，並不包括長城外的滿洲、蒙古等地。
4日本全面挑起侵華戰爭之後。日本外務省也開始追隨軍部使用“支那”稱呼中國，稱“蘆溝橋事變”為“支那事變”。在侵華戰爭中，日本一直用支那來稱呼中國，用“支那人”來稱呼中國人。
5日本戰敗後，盟國最高司令部政治顧問團確認“支那”稱謂含有蔑意，責令日本外務省不得再使用“支那”稱呼中國，其後，“支那”這一稱謂開始從日本政府的公文裡、學校教科書中、媒體中消失。但是日本的右翼分子仍然堅持使用“支那”稱呼中國，不斷挑釁中國人。
從字面上看，“支那”一詞本身並不帶有什麼不良的意思，不像我們稱日本人為“倭”、“鬼子”，本身字面就帶有貶義，“倭”就是指個子矮短，“鬼子”更不必說。但是，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言，“一個詞的意義就是它在語言中的用法”，即一個詞的含義、性質不能只看文字符號，還要看它的語音和它被使用時的語境。當中華民國成立之後，我們已經有了正式國號“中華”或“中國”，但日本卻不用“中國”稱呼我們，而用“支那”，在這個時候，這種語境下，“支那”就包涵了一些對中國人的輕蔑成分，至於現在的日本右翼分子使用“支那”，更是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是以侮辱中國人為目的的，所以對於日本右翼口中說出的“支那”，我們要堅決加以抵制。事實上，“支那”這個詞本來就只有當日本人用侮辱的語氣說出來的時候，才是對我們國家和人民的不敬，在其他的情況下，我們也不必以“支那”為恥，部分人士為“sina”究竟是不是日語“支那”的羅馬字注音、新浪網究竟要不要更改其功能變數名稱“sina”一事爭論得異常激烈。一部分人認為：日語“支那”原本來自於西語的“China”、“Sino”，且均為古代中國的自稱“秦”的音譯，因此大可不必對其過於敏感，更不能為此搞“文字內戰”，否則將會影響中國網路工業的發展[1]。另一部分人認為：“支那”乃少數日本人對中國的蔑稱，“sina”乃其羅馬字注音，故新浪網不應使用“sina”來作為自己的功能變數名稱，否則將會使多數旅日華人感到非常難堪[2]。新浪公司的解釋則是∶雖然在日本“sina”可能帶有某種特殊涵義，但在古印度和古希臘它卻是對中國的敬稱，問題的關鍵在於新浪網功能變數名稱“sina”乃是“Sino”和“China”的合拼，同日語“支那”沒有絲毫關聯，故新浪網沒有必要更名[3]。
筆者認為上述三種說詞均存在欠妥之處，其共通的瑕玷是爭論各方對日語“支那”的把握都不夠準確、全面。基本事實沒有厘清的爭論，即使精彩,也沒有意義；即使結論正確，也難以令人信服。因此，本文擬先考察一下日語“支那”的語音、詞性、羅馬字注音等基本問題，然後再就新浪網功能變數名稱的是與非問題談些粗淺看法。
二、現代日語“支那”的語音起源於西語“China”、或“Sion”嗎？
雖然梵文“Cinasthana”中的“cina”和“Mahachinasthana”中的“china”起源于秦國的“秦”的語音之說論據較為有力，但學界仍未就此達成共識[4]。不過，“Cinasthana”、“Mahachinasthana”皆為古印度對中國的稱謂之說則早已成了定論，而且漢語中的“支那”和葡萄牙語、荷蘭語、德語、英語中的“China”以及法語中的“Chine”等皆起源於梵語“Cinasthana”、或“Mahachinasthana”之說也早已獲得了公認4。
據考證，唐玄裝等僧侶在其著作中敘述赴印度取經的情形時，曾將古印度對中國的呼稱“Mahachinasthana”音譯成了“摩訶脂那國”、“摩訶至那國”、“摩訶震旦”等。梵文“Mahachinasthana”中的“Maha”乃“大”的意思；“sthana”讀作“斯坦”，乃“國境”的意思；“china”則為“秦”的語音。因此“Mahachinasthana”的意譯應為“大秦國”。不過唐朝僧侶並沒有意譯它，而是對它進行了音譯，於是漢語典籍中便開始出現了一組同義音譯詞：“脂那”、“至那”、“震旦”、“支那”等[5]。此後，這些音譯詞在漢語典籍中雖然不時露面，但總的來說出現的頻率不高；且即使出現了，也大都作為歷代中國的統稱而被使用[6]。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在不少特定情況下，譬如說在彙編各朝代中國人的佛教著作時，只署記某一朝代的名稱顯然不合情理，故人們不得不使用跨越多個朝代的統稱。當時，人們雖然有選擇其他統稱的自由，但對佛門弟子來講，無疑沒有哪個統稱比源于梵文的譯語“支那”更能體現自己的虔誠和博學的了，因此“支那”比較多見於佛教經典。
“支那”一詞由中國傳入日本可以上溯到九世紀初。日本著名僧侶空海大師著述時曾多次使用“支那”一詞[7]。由於空海曾于八○四至八○六年隨遣唐使赴唐學習過佛經，因此可以推斷他書中的“支那”乃是從大唐僧侶或漢譯經典那裡學來的。總的來說，在東西文化發生大規模碰撞之前，除少數佛教界人士為顯示博學、虔誠模仿先哲使用“支那”一詞稱呼中國之外，一般日本人很少使用“支那”一詞稱呼中國。這一時期，日本著作中常見的中國稱謂乃是“漢·漢土”、“唐·唐土”、“中土”、“中國”以及相應朝代的名稱，如明、清等[8]。雖然中國的朝代時常發生變化，但是近代以前的日本人一直喜歡使用含有“漢”、或“唐”字的名稱來統稱中國或中國人8。
西學東漸後，日本開始與西方發生直接接觸，這樣西語“China”傳入日本便成了遲早之事。一七一三年，儒者新井白石在譯介荷蘭語地理書籍時首次將“China”與“支那”相連,不過他給“支那”加的注音假名的讀音並非是“希呐”，而是“契呐”[9]。一七八三年，蘭學者大槻玄澤在著述《蘭學階梯》時，雖然也採用了“支那”這個譯語，但他給這個譯語加的注音也只不過是“希依呐”[10]。洋學興起之後，受西語“China”的影響、將中國稱為“支那”的洋學者與日俱增，但這些洋學者在著作中將“支那”的語音標注為“希呐”的為數非常有限[11]。翻閱一下明治初期的教科書，我們不難發現：這一時期，既有按英語“China”的發音“恰依呐”為“支那”加注假名的[12]；又有按傳統的中國稱謂“唐”的發音“卡拉”、“唐土”的發音“毛姥烤希”為其標注假名的[13]。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由文部省組織發行的兩本地理教科書均將“支那”的語音索引標籤成了“恰依呐”[14],似乎有意提倡按英文“China”的語音來訓讀“支那”一詞。
“支那”演變成為中國的常見稱謂、其語音統一為“希呐”，事實上是甲午戰爭之後的事[15]。為什麼甲午戰爭之後“支那”的語音統一成了“希呐”,而沒有統一成英語語音“China”、或日本早期對中國的稱呼“卡拉”、“毛姥烤希”呢？這是一個有必要進行深入研究的問題。民國初期的一位留日學生認為這是由於“支那”的語音“希呐”與日語中的木偶、物品、將死同音、或諧音之故[16]。我們雖然很難斷言“支那”的語音演變成“希呐”一定與這些詞的諧音有關,但是不論日本人使用“支那”稱謂時是否寓含著這些諧音語之意,聽者在輕視中國的社會環境中容易朝這方面聯想卻是事實。對這種容易產生誤解的語音,日本社會本來應該加以回避，而實際情況卻恰恰想反。倘若甲午戰爭後日本人仍堅持明治初期文部省所提示的方向，把“支那”讀成英語的“China”,那麼問題至少不會複雜到旅日華人會按“希呐”的語音把“支那”理解成木偶、物品之意的程度。
由上觀之，一些人所持的現代日語“支那”的語音來自於西語“China”的觀點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如果日語“支那”的語音真的是由“China”演變而成,那麼它的注音應為“恰依呐”,而不是“希呐”。日語的音素雖然不多,但不至於區分不了這兩個音。
至於日語“支那”的語音“希呐”來源於西語“Sino”之說，那更不值得一駁。誠然，西方社會有時也使用“Sino-”來表示“中國(的)”的意思，如使用“Sino-USRelations”來表示“中美關係”、使用“Sinology”來表示中國學(漢學)等，但是這些地方的“Sino”均為連接詞，並非單獨用來表示“中國”之語。而且，“Sino”在十八世紀以前的西方著作中並不多見，它成為常見用語乃是“中國學（法語：Sinologie，英語：Sinology）”十八世紀在法國興起、十九世紀在歐洲開始盛行之後的事[17]。受西方中國學的影響，二十世紀初日本京都的一群學者結成了一個叫作“支那學會”的研究組織，一九二○年又開始發行了一份名為《支那學》的學術刊物[18]。這裡的“支那學”雖是“Sinologie”和“Sinology”的對應語，但是其中的“支那”並非“Sino”的音譯，而是它的意譯。初通日語的人都知道，“na”和“no”的注音假名完全不同，若要音譯“Sino”，那就應該譯成“希惱”，而不是“希呐”。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至今仍有部分右翼分子主張按先前的習慣將中國稱作“支那”,他們的托詞之一就是日語“支那”的語音“希呐”來自於西語“China”，中國既然允許歐美人稱其為“China”，為何不許日本人呼其為“希呐”[19]?這夥人為贏得社會的同情與支持，只得這樣誤導輿論，但是如果我們也信以為真、甚至以訛傳訛，那就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了。
三、中國的網站宜使用日語“支那”的注音作為自己的功能變數名稱嗎？
新浪公司公關部認為：任何一個企業取名時都不可能查閱所有國家的語言，因此新浪取名“sina”時沒有考慮日語“支那”的特殊涵義很正常；既然新浪網的功能變數名稱“sina”與日語“支那”發音相同純屬巧合，那麼新浪公司當然就沒有必要改動已使用多年並有著廣泛影響的名字[20]。顯然，這種解釋同只要主觀動機沒有問題，即使客觀上對他人造成了傷害也不用負責的論法沒什麼兩樣。筆者認為如果新浪網的功能變數名稱“sina”確實是日語“支那”的標準注音，那麼新浪網就有必要考慮如何妥善處理因自己的功能變數名稱給眾多旅日華人造成的困惑問題。
為什麼旅人華人對日語“支那”如此敏感呢？難道僅僅是因為日本人嘴中的“支那”同木偶、物品諧音之故嗎？不！大多數中國人之所以強烈反對日本人使用“支那”稱呼中國，是因為中日兩國之間曾發生過令每一個中國人都感到深受其辱的“國號事件”。
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日本出於自身的利益要求，沒有當即正式承認中華民國。在正式承認之前，如何稱呼中國呢？當時的駐華公使提議先使用與“清國”、“中國”無關的“支那”來稱呼中國[21]。一九一三年七月日本政府根據駐華公使的提議商定：今後，不論中國國號如何變化，日本均以“支那”呼稱中國21。
一九一三年十月，日本政府趁袁世凱就任大總統之際宣佈正式承認中華民國。在給中方的中文文本中雖然使用了“中華民國”的稱謂，但在遞交給日本天皇的奏文中卻使用了“支那共和國”的稱謂。北洋政府發現日本對中稱呼不統一這一情況後，馬上指示駐日代理公使同日本外務省進行交涉。可是，交涉過程中，日本外務省自始至終堅持不肯放棄在日文文本中使用“支那共和國”稱呼中國的既定政策，只肯承諾在中文文本中使用“中華民國”稱謂、不使用“支那共和國”字樣[22]。
當中國人經過艱苦奮鬥終於結束封建統治、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並擁有了一個嶄新的國號時，作為近鄰的日本卻不立即予以承認，甚至單方面給中國取了一個“支那共和國”的漢字國號。對中國人來講，簡直沒有什麼事比這更令人難堪的了。因此，一些有識之士一開始就對日本使用“支那”稱呼中國的作法表示了關切，甚至進行了抵制[23]。但因民國初期政局動盪不安，關心“支那”稱謂問題的人非常有限。
一九一九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中國人的反日情緒空前高漲。這種情緒當然也折射到“支那”稱謂這個問題上來了。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留日學生在國內出版的《東遊揮汗錄》中對日本稱中國為“支那”一事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書中寫道：“假扮（Japan）雖繼承了中國體統,讀漢文、朗佛經,卻朝野上下不把‘中華民國’四字、甚至‘中國’二字當成回事；並且蔑視我國,連‘摩訶震旦’也不照用，只稱切掉前面二字後剩下來的語音支那。報紙、著述、講演都只稱支那。在政府公文中拋棄‘中華民國’四字,特意使用‘支那共和國’五字。不僅不符合國際禮儀,而且簡直不把我國看成國家。中華民國成立已經八年了,倭人至今還不承認。”[24]
先後留學日本的郁達夫、陳獨秀等人也在文章中對“支那”稱謂進行了鞭撻[25]。
在留日學生紛紛表示不堪忍受被日本人稱作“支那”的恥辱之時，中國國內反對日本稱中國為“支那”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尤其是北伐成功、南京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了中國之後，這種呼聲可謂達到了頂點。一九三○年五月南京國民政府委員會文書局長楊熙績在講演時公開對“支那”稱呼進行了譴責[26]。稍後國民政府訓示外交部∶今後凡載有“支那”二字的日本公文一律拒收[27]。六月下旬《上海民國日報》》（二十三、二十四日）、《武漢日報》（二十六日）、《廣東民國日報》（三十日）等報社也跟著發起了反對使用“支那”的倡議活動。
面對中國民間以及官方的反對聲浪，一九三○年十月日本外務省提請內閣討論將中國的日文正式稱謂改為“中華民國”。日本內閣會議雖然通過了外務省的這一提議，但沒有議定中國的簡稱問題[28]。因此，這次閣議之後，日本政府公文中雖然不再出現“支那共和國”的稱謂了，但是日本社會中使用“支那”簡稱中國的現象並未減少，甚至連外務大臣在國會答辯這種正式場合仍然使用“支那”稱呼中國[29]。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外務省開始明確反對使用“支那”簡稱中國。當然，其動機並非出於尊重中國國民的感情需要，而是因為偽“滿洲國”成立後，作為國家概念的“支那”和作為地理概念的“支那”在空間上已經不再重疊了，此時若繼續簡稱中華民國為“支那”很容易使人產生誤解，以為作為國家的“支那（國）”同地理上的“支那”包含滿洲一樣包含“滿洲（國）”。是故，日本外務省一九三二年十月決定：今後不再簡稱中華民國為“支那（國）”以免發生不必要的混亂；若要稱呼中國，則一律使用全稱“（大）中華民國”[30]。
日本外務省的上述決定，並沒有獲得日本社會的廣泛認同。一些學者紛紛撰文說：地理上的“支那”指中國本土，並不包括長城外的滿洲、蒙古等地[31]。既然滿洲在地理上本來就不屬於“支那”，那麼繼續簡稱“中華民國”為“支那”當然就談不上產生什麼混淆。受這種輿論的影響，民間以及日本政府的其他部門並沒有緊跟外務省行事，而是繼續稱中國為“支那（國）”。幾年後，日本軍部全面挑起侵華戰爭。結果，日本外務省也一改往日的作法，開始追隨軍部使用“支那”稱呼中國，稱“蘆溝橋事變”為“支那事變”。
日本戰敗後，中國以戰勝國身份派遣代表團進駐東京。應中國代表團的要求，盟國最高司令部政治顧問團對“支那”稱謂進行了調查，並確認“支那”稱謂含有蔑意，故於一九四六年六月責令日本外務省不要再使用“支那”稱呼中國[32]。根據這一指示，日本外務省迅速向各主要報社以及政府各省、各都道府縣等發送了題為《關於回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的檔[33]。其後，文部省次官又將這一文件轉發給了各大專院校[34]。於是，“支那”稱謂開始從日本政府的公文裡、學校教科書中、報紙、雜誌、廣播中消失了[35]。
今天，除極少數右翼分子仍在使用“支那”稱呼中國，不斷刺激中國人的心靈創傷之外，正直的日本人都拒絕使用此詞，有關部門甚至堅持將載入教科書的戰時作品中的“支那”一律改為“中國”[36]。此時，如果中國的網站公然使用“支那”的注音作為自己的功能變數名稱，而且也不給人一個滿意的解釋，那麼生活在日本的華人以及瞭解中日關係那段歷史的海內外同胞將會作何感想呢？
四、現代日語“支那”的羅馬字注音是“sina”嗎？
《東京新聞》刊登過一篇題為“支那不是蔑稱”的報導。該報導的第一段這樣寫道：“經營著中國最大門戶網站‘希呐（sina）網’的新浪網公司二十一日針對本報的採訪表明了下述方針：拒絕由一部分認為‘希呐(支那)是對中國的蔑稱’的學者等提出的改名要求。其理由是：‘希呐起源於英語的China，其自身並不含有侮辱的意思。’”[37]顯然，在這則報導中，記者將“sina”音譯成了“希呐（支那）”。換言之，對日本人來說，“sina”的讀音與“支那”的發音“希呐”沒什麼不同。
我們說在日本新浪網功能變數名稱“sina”的讀音就是“希呐”、與現代日語“支那”的語音完全相同，但是反過來是否可以說現代日語“支那”的羅馬字注音就是“sina”、或“SINA”呢？為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來考察一下現行日語羅馬字拼寫法的形成過程及其主要內容。
眾所周知，最早同日本進行接觸的西方國家是葡萄牙。隨葡萄牙商船赴日的耶穌會士們為便於傳教，曾日譯了一批天主教教義、祈禱書之類的傳教材料。由於當時傳教士們大多不識日文漢字，故這些翻譯材料都不是直接用日文寫成的，而是用羅馬字拼寫成的。在這些譯文材料中，日語音節“希”被拼寫成了“xi”[38]。耶穌會士們建立的這套拼寫規則後因日本禁教鎖國而被束之高閣，所以對後世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禁教鎖國期間，同日本繼續保持經常性接觸的西方國家只剩下荷蘭。在同荷蘭人交往過程中，日本國內湧現出了一批精通荷蘭語的蘭學者。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著書介紹荷蘭語的音韻特徵時，曾嘗試著用日語假名來標注荷蘭語的語音，從而在日語假名與羅馬字之間建立了一種對應關係。例如，藤林淳道一八一○年就曾制訂過一張假名與羅馬字音韻對照表。在這張表中，假名“希”對應的羅馬字拼寫是“si”和“xi”[39]。
開國以後，美、英、法、德的勢力在日本急劇擴張，隨之英語式、法語式、德語式羅馬字拼寫法應運而生，但競爭的結果是美國傳教士、醫師平文（JamesCurtis Hepburn,1815-1911）創立的英語式羅馬字拼寫法於一八八五年獲得日本學界承認。此一羅馬字拼寫法中的假名“希”被拼寫成了“shi”[40]。今日通行的“修正平文式”、即“標準式”拼寫法就是在這一基礎上形成的。
由於平文的拼寫法主要是為了滿足西方人學習日語的需要而制定的，故一八八五年日本著名學者田中館愛橘又在蘭學者早年研究的基礎上，以日本人為本位，制定出了一套後來被稱作為“日本式”的羅馬字拼寫法[41]。儘管在西方主要語種中“si”的發音有異於假名“希”，但是“日本式”的主張者們仍堅持用它來表示日語音節“希”。因為只有這樣規定“si”等羅馬字音節的讀音，才能使五十音圖的羅馬字拼寫顯得比較工整[42]。
若對照一下“日本式”與“標準式”，不難發現，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著一些明顯差異。例如，“日本式”的聲母只使用一個羅馬字母，而“標準式”既使用單字母的聲母,又使用雙字母的聲母；“日本式”不僅要求句頭字母大寫，而且還要求所有名詞的第一個字母大寫，而“標準式”則只要求句頭字母必須大寫。關於這兩個拼寫法的是與非，學者之間曾產生過廣泛激烈的爭論[43]。結果，在國粹主義情緒日益高漲的一九三七年，日本內閣推出了一套被稱作為“訓令式”的羅馬字拼寫法。這套拼寫法除對“da”行假名做了簡化處理外，其餘幾乎可以說是“日本式”的翻版[44]。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九月三日，即在日本正式簽署投降書後的第二天，盟軍最高司令部發佈了對日第二號命令，明令日本政府在街道、鄉村、車站等處設置羅馬字地名標記時一律採用“修正平文式”、即“標準式”拼寫法[45]。這樣，遭禁多年的“標準式”在美軍的干預下又開始復活了。
戰後，一直將“訓令式”視作為軍國主義產物的“標準式”支持者們強烈要求日本政府廢止“訓令式”拼寫法。“訓令式”支持者們則以盟軍並沒有行文否定“訓令式”為據，主張對內繼續執行一九三七年通過的“訓令式”拼寫法[46]。兩大派系爭執的結果是∶日本內閣於一九五四年底以告示的形式公佈了《日語羅馬字拼寫法》。
告示《日語羅馬字拼寫法》中有兩張表，第一表與一九三七年公佈的“訓令式”內容完全相同，第二表則是“標準式”、“日本式”與“訓令式”不同部分的羅列。告示在《前言》第一、二條中規定：一般情況下應使用第一表所列拼寫法，但在涉及國際關係、或過去慣例很難更改的場合下，可以使用第二表所列拼寫法；第六條規定：“句子的開頭以及專有名詞的詞頭用大寫字母書寫，專有名詞以外的名詞的詞頭不妨用大寫字母書寫。”[47]
顯然，告示乃妥協折衷的產物，它既肯定了“標準式”，又肯定了“訓令式”和“日本式”。這樣一來，日本便出現了多套合法的日語羅馬字拼寫系統。之後，由於英語的影響力急劇膨脹，英語式羅馬字拼寫法，即“標準式”拼寫法越來越受到日本社會的歡迎[48]。現在，豈止是街道、車站的羅馬字標記清一色按“標準式”拼寫，連日本人以及公司的譯名都幾乎毫不例外地採用了“標準式”拼寫法。例如，人們熟悉的“三菱（日語讀音：彌茨畢希）”的譯名乃“Mitsuibishi”，而不是“Mitubisi”；“東芝（日語讀音：濤希巴）”的譯名是“Toshiba”，而不是“Tosiba”。
由上可知，今日的日語“支那”的羅馬字拼寫法理論上應該有兩種：一是“Sina”，此乃“訓令式”拼寫，它與“日本式”拼寫完全相同；另一個是“Shina”，此乃“標準式”拼寫。然而，無論依據哪種方式拼寫，專有名詞“支那”的羅馬字注音的詞頭字母均須大寫，因為五四年的日本內閣告示曾對此做出過明確的規定。所以，嚴格地講，“sina”和“SINA”都不是日語“支那”的羅馬字拼寫、或曰英譯。
雖然理論上現代日語“支那”既可以拼寫為“Sina”，又可拼寫為“Shina”，但是實際上，人們總是按英語的發音方式將“支那”拼寫成“Shina”。例如，加利佛尼亞大學的弗格爾（JoshuaA.Fogel）教授在《中日研究》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就將日語“支那”拼寫成了“Shina”[49]；又譬如，盟軍司令部政治顧問團在一份關於“支那”的調查報告中，同樣將“支那”拼寫成了“Shina”[50]。今天，堅持依據影響力越來越小的“日本式”、或“訓令式”拼寫規則，將“支那”拼寫為“Sina”雖不能說不可，但已不合時尚。
五、小結
通過上述考察，我們可以看出：一些人所持的“‘希呐（支那）’起源於英語的China，其本身並不含有侮辱的意思”[51]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支那”一詞早在九世紀初就由中國傳入日本，而日本與西方發生的最初接觸卻是一六世紀的事，怎麼能說日語“支那”起源於西語China呢？！而且“支那”的語音“希呐”和“China”之間也沒有什麼直接的關聯。“China”早期傳入日本時，確實被譯成“支那”，但是譯者新井白石給其加注的假名的語音是“契呐”、不是“希呐”。幕末維新初期，日本和西方的接觸急劇增加，隨之用“支那”稱呼中國的人越來越多；但是，即便在這一時期，“支那”的語音仍沒有統一為“希呐”。“支那”真正成為日本稱呼中國的常用用語乃甲午戰爭以後的事，其語音統一為“希呐”也是這一時期的事。因此，人們完全可以合理懷疑“支那（希呐）”演變成中國的主要稱謂在某種程度上帶有戰勝者對於失敗者的輕侮情感和心理。
誠然，從字面上看“支那”一詞並不帶有什麼不良的意思，但是考察一個詞的含義、性質不能只看文字符號，還要看它的語音以及它被使用的語境。關於這一點，維特根斯坦說得再也透徹不過了。“一個詞的意義就是它在語言中的用法”[52]。“脫離具體的語言遊戲、脫離具體的生活形式去瞭解語言；按照指稱關係來理解詞的意義；……如此等等，都屬於對語言的用法迷惑不解，錯誤理解語言用法的範圍，都會產生哲學混亂或哲學問題。”[53]一些人在考察詞語的意義時，只看到文字符號的要素，很少考慮語音這個要素，更沒有想到語境也是考察語義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他們看來，只要“支那”這兩個文字符號本身不含有貶義，那就不必對此過於在意。如果是這樣的話，人們不禁要問：難道“支那”的含義不是在語言活動過程中被人們逐漸賦予的嗎？
辛亥革命後，作為同文國的日本政府傲慢無禮，無視中國民眾以及政府的要求，拋棄中國人自主選擇的漢字國名不用，單方面將易引起誤解的“支那（希呐）”規定為中國的正式稱謂。這便徹底地改變了“支那（希呐）”一詞的原有性質，“支那（希呐）”由此便演變成了日本蔑視中國的一個典型象徵。中國經過長期的浴血奮戰，終於以戰勝國的身分出現在日本，並通過戰勝國組織責令日本不要再使用這一稱謂，從而伸張了正義、實現了無數先烈夢寐以求的願望。今天，作為他們的後人，我們當然不同意少數日本右翼分子翻案、再次使用“支那（希呐）”稱呼中國；我們當然不贊成國內的商業機構(包括網站)使用“支那”、或其注音作為自己的商號名稱。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使用“支那（希呐）”作為中國的國號和使用其同音詞作為商號畢竟是兩回事；再說在日本，新浪公司的英文名稱“SINA”及其網上功能變數名稱“sina”終竟只是現代日語“支那”的同音詞,並非是“支那”的羅馬字注音、或曰英譯；更何況即使是“Sina”，也並非是日語“支那”的常見羅馬字注音。因此，我們不能因為日語“支那（希呐）”曾是一個含有輕視、侮辱中國之意的稱謂，就一定要新浪網更改其使用已久的功能變數名稱“sina”。抹煞用“支那”稱呼中國和用“sina”作為網站功能變數名稱的區別，混淆日語“支那”的同音詞和其法定羅馬字注音的差異，到頭來受傷害的還是我們自己的民族尊嚴。
新浪網功能變數名稱風波再次證明了：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離不開人文社會科學“平臺”的支撐。如果新浪公司當初取名時對“sina”與日語“支那”的同音問題有所考慮，那就不大會引發後來的爭論；倘若他們對日語“支那”的語音、詞性、注音等問題做過比較深入的考察，那就更不會在危機發生時作出那樣的解釋。當前，我們在大力宣傳科技興國、致力推動高新技術的發展的同時，一定要注意不能忽視人文社會科學的教育與研究。實踐已經反覆證明，忽視人文社會科學，必定會給科技創新、經濟增長、乃至人的發展和社會進步造成嚴重的傷害，而且這種傷害決不是短期能夠治癒的。
近日，有熱情而富有正義感的記者和網友指出：對於新浪網“sina”的功能變數名稱，“在日語羅馬字裡，‘sina’就是‘支那’，是部分日本人對中國帶有侮辱性的稱呼。這個詞，主要是右翼分子在使用，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
“支那”（Shina）一詞，實為英、法等國語言中“中國”一詞的音譯（China,Chine）。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為了培養大和民族的優越感而拋棄了延用千百年的稱呼（Chugoku），日本一律改用“支那”。現在，日本右翼頑固分子也常稱中國為“支那”。
到底sina是不是“支那”的意思呢？這顯然是問題的關鍵。有必要對此進行一番深入的考察。
先查詢了有關的英文詞典，在英文中，Shina的正式意思是anIndo-Aryan language spoken in Gilgit in northernKashmir，即一種北喀什米爾地區的一種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