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北大筒子楼：一代学人的命运变迁
2010-08-0215:48南方都市报
伫立了50余年的北大21楼。
由南门进入北京大学，你会看到蓊郁的树木掩映着一片青灰色的三层高小楼。每三座小楼构成一个“品”字形半围合院子。这是上世纪50年代使用至今的筒子楼。这些以数字命名的小楼如今住着博士生、教工或者刚留校的青年教师。北大校园这些年变化颇大，但这片区域依然保持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面貌。
2007年8月下旬，北大南门27楼拆迁重建的消息曾经引发热议。后来，北大发展规划部发布《北京大学南校门区域功能调整规划开始实施》，宣布南校门一带16至27号筒子楼将规划重建。而今，27楼的原址矗立着教育学院的新办公楼。相同的面积，同样的高度，延续的灰色，但已不是当初的楼。
今年6月，陈平原主编的《筒子楼的故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华诞”的礼物之一，《筒子楼的故事》汇集了北大中文系20余位教师及家属在北大筒子楼工作生活的回忆性文章。陈平原为书作序，题目叫《想我筒子楼的兄弟姐妹们》。“我之所以格外珍惜这一历史记忆，不全是‘怀旧’，也不是为了‘励志’，而是相信个人的日常生活，受制于大时代的风云变幻；而居住方式本身，又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一代人的知识、情感与趣味。”陈平原对南都记者说。
筒子楼，这带有社会主义风貌特征的建筑，勾连起北大中文系50余年的历史。其所代表的时代的基本居住形态，更是中国50至90年代“单位人”的共同记忆。
1 政治变迁 荒诞的闹剧，信念的绝望
1964年，严绍璗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留校任教。由于成分不好，中文系党委为他的留校问题开了多次的会。后来，中文系党总书记程贤策出来说话，“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一个青年学生，关键在于自己”。
在单身宿舍辗转了几处，三年后，严绍璗搬入了北大三角地东侧的家属宿舍16楼。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筒子楼生活。
那时，与他同期或更早留校的中文系老师多半都住在19楼。当时，19斋(“文革”时“破四旧”不许叫“斋”，改为“楼”，沿用至今)是文科教师的集体宿舍，聚集了中文系、历史系、法律系和经济系的男教员。
比严绍璗早几年留校的洪子诚当时就住19楼，在他印象里，这种集体宿舍一般一个屋住两个人，个别较大的屋子能住三个人。基本配置是，两人共用一张两边都有抽屉的大桌子、一个五层的书架(运气好的话会发到一个七层的书架)。一人一把椅子，还有一个小方凳子“有时候在大饭厅(如今的百年大讲堂)或者东操场(如今的五四运动场)放电影，学生老师人手一个凳子排队去看电影。凳子上写着自己的名字，记得最清楚的是，有的同学会把凳子顶在头上去看电影。”
严格说来，类似于19楼这样的集体宿舍并不能算是“筒子楼”，因为它既不能落家庭户口，也不能开火做饭，楼道里没有洗米洗菜的公用厨房，也鲜少一起过日子的夫妇。大家都吃食堂，偶尔来客人错过食堂饭点则招待“暖瓶煮挂面”———打一壶滚烫开水，将挂面一缕缕放进暖瓶，闷上四五分钟，挑出来加酱油、味精等聊以果腹。
五六十年代中国政治气候波诡云谲，大小运动不断，筒子楼一如北大，不可能置身世外。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北大被中央高层认为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阶级斗争形势复杂。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1958年1月31日的记载，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延续到1958年1月底的三个月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有589名学生和110名教职员，一共699人，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中文系更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镇，正常的教学秩序已无法维持。
“反右”之后紧接着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红专辩论”、“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筒子楼位于北大校园中心，离学生重要活动区域很近。筒子楼的居民们眼皮底下就是那个时代风雨飘摇的“大事件”。
1966年5月25日11时，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7人签名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大字报一经贴出，即如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全校沸腾。最高领导人亲自下令向全国广播这一大字报，并将北大称为“反动堡垒”。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被打成“黑帮”，更残酷的斗争进一步展开。
严绍璗居住的16楼紧邻当时的政治活动中心北大大饭堂，时不时能听到大饭厅传来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或“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他也曾目睹，历史系的教授周一良被当时的红卫兵、激进青年打得嘴角出血。
斗争愈演愈烈，到了6月18日，发展到了最残暴的“高潮”。
严绍璗说，他至今忘不了那一天，“早上在二院学习文件，突然红卫兵扛着一个苇席卷进来，往地上一扔。大家发现苇席里有动静，有人拿墨汁往上浇，苇席里有人喊，发现是原来学生工作组的组长。”
学习进行不下去，严绍璗就走到校园里，一路上都是被戴高帽、浇墨水被批斗人群。中文系的一位副系主任，被拉到二院系办公室的门口，他身后，批斗他的学生拿了一瓶墨汁从他头顶浇下。另一个学生从院内跑出来，将厕所里装满手纸的纸篓扣到了他的头上……
“文革”批斗规格最高的一次，是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批斗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全体北大师生都参加了批斗会，陪斗的是彭真、罗瑞卿、杨尚昆。严绍璗清楚地记得，“那天天气异常闷热，批斗会结束后一场大暴雨，把人淋得像鬼一样”。
时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的程贤策被批斗的画面，刻进了很多人的脑海里。在《筒子楼的故事》里，很多人都写出了他们的记忆里的场景。严绍璗向南都记者讲述了在批斗中他接触到的程贤策，“1966年8月底9月初，针对程贤策，中文系组织了两场批判。有一场是在办公楼礼堂，现在的校长办公楼。700人的位置，由中央电影制片厂全场录像。程贤策解放前是地下党，是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女婿，总的来说还是一个知识分子。批斗结束后，我陪他返回住处，在南阁北阁的门口，程贤策满身大汗，对我说，要休息一下。我就让他在一块石头上休息。他对我说：‘他们今天讲的很多事和我没关系，我是1948年从武汉大学调任到北大，陆平是1958年从铁道部调到北大，你还年轻，你不知道这些情况。’”
“我想程贤策后来是真的绝望了，信念上的绝望。”严绍璗说。后来，程贤策在香山公园自杀，拿敌敌畏和酒掺在一起喝下去。“他进公园的时候门卫就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浓浓的农药的味道，后来发现这人在里面已经不行了。”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北大清理出一千多人。在全校大会上，进驻学校的军宣队领导说，这只是开始，高潮还在后面。一位老师清楚地记得，针对北大自杀增多的现象，一位姓魏的工宣队负责人说：“这就对了，说明运动大大地深入了，真正触及到了灵魂。”
严峻的政治生活同样弥漫筒子楼。19楼成为中文系所有男教员的集中地，即使住在家属宿舍的老师也要集中住到这里，女教职工则住在21楼。家住校外的，星期天晚上才能回家，回来也要报到。当时的中文系教员洪子诚回忆说，“那时大家每天六点钟起床之后要集体出操，白天学习文件，晚上九点钟集体接受军宣队训话，所有教员排得密密麻麻，大家安静地听着。”
这样的集中管理持续了有两个月时间，揪出了一些“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的人低头、弯腰挨一番批斗，其他的老师必须一起喊口号，但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谁也不知道。
曹先擢、谢冕、严家炎、唐沅四位教师因为“对江青有意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小集团”，原因是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组”常常晚上到北大东操场召开群众大会，有一次说到毛岸青的妻子如何如何坏，大家私下里议论，觉得江青不应该把自己家里的事情拿出来讲。
1967年秋天，北大“文革”转入派系斗争阶段。“新北大公社”与“井冈山公社”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派仗，卷入全国的大武斗当中。南门外的交通中断，“两派的高音喇叭互相指摘对方，在公路上撒满了黄豆、绿豆什么的，使人寸步难行，真是稀奇诡谲之极。”严绍璗这样描述。
南门一带的筒子楼成了双方争夺的阵地，“井冈山”的红卫兵占领了从30楼起始往北大南墙的一大片楼房，“新北大”则占领了更多的楼房，包围了“井冈山”。于是“井冈山”在28楼挖了地道一直挖到南墙外头，为了躲避对方的武力。
后勤的工人参加两派的斗争，由他们来制造大型“弹弓”，用钢筋焊成一块，自行车车胎做皮筋，砖头做子弹，好几个人才能拉得动。所有窗户都没有了玻璃。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变压器也被炸了。洪子诚的夫人、当时还是中文系学生的么书仪回忆，“记忆中的盛夏，海淀的居民都坐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摇着蒲扇，听着两派的高音喇叭互相嘲骂讥讽……”
3 思想激荡 畅谈理想、畅谈学问的80年代
筒子楼不只经历政治风云、记录学人生活点滴，更见证学术思想激荡的80年代。
1977年12月，全国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1978年，北大中文系招收了“文革”后首批本科生和研究生。正是这一年，钱理群离开待了18年的贵州安顺，回到北大中文系，攻读王瑶的研究生。这一年，钱理群39岁。
20年前，还是北大大二学生的钱理群，曾在全班同学面前，挥舞着拳头激情澎湃地说：“我同意费孝通教授的意见，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无非是‘一 间 屋 ，一 杯 茶 ，一 本书’，——— 我向往这样的生活！”
那是1957年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发表之后。但很快，费孝通被打成了“大右派”，钱理群也因为力挺右派言论而遭殃。政治落后，再加上出身不好，新闻专业毕业的他不能分配去新闻单位，“发配”到了边远地区贵州安顺，在一所卫生学校当老师。再回北大时，用钱理群自己的话说，已是两鬓斑白的“老童生”。
毕业留校后，钱理群在北大的宿舍是21楼，分配到的是一间由浴室改装的潮湿阴冷的小屋，根本不能住人。一次次申诉无果，得到的答复是“北大条件就是如此，要留，就得忍。不想留，悉听尊便。”忍无可忍中，钱理群递上了调离北大的申请书。几番折腾后，钱理群终于从一楼搬到了二楼，换了一间可以住的筒子间。
1983年的深秋，硕士毕业进京联系单位的陈平原被好友黄子平告知：“一定要见见老钱！”也就是在钱理群那十平米的小屋里，日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燕园“三剑客”一聊聊了一个下午。临行前，陈平原将自己刚写完的《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交给钱理群。当晚十点多，读过文章后，钱理群急匆匆跑到勺园，找黄子平商量如何劝陈平原转投北大中文系。此前陈平原已经联系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差不多就定了。
之后，王瑶先生出面，要求北大破例接纳陈平原这位中山大学的毕业生，但最后没有成功。王瑶毅然决定把陈平原收为自己的第一个，也是北大中文系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
陈平原告诉南都记者，“20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主要是在老钱那间“筒子楼”的宿舍中完成的，“那时住得很近，就在隔壁楼，端起饭碗就过去，一聊就聊大半天”。
“到1988年的春天，我们三人又聚在一起，分专题从文化角度编选20世纪中国散文。大热天，三人又挤在老钱那间堆满书籍的小屋里‘集体读书’。”像今天住得这么分散，见面聊天要事先打电话约定，再也不可能那样无拘无束了。”陈平原不无遗憾地说，“当然，不全是住宿的问题，还有整个时代的精神氛围。”
那种侃大山式的“学术聊天”，可能也只属于80年代。
尾声
几十年的筒子楼生活在回忆中删繁就简，渐渐沉潜，但平静中也有反思。
“中国的知识分子价廉物美，誉满全球，但这难道不正是我们的耻辱？！”，钱理群在《我的那间小屋》一文中苦涩地写道。那篇文章写于1988年，那年，钱理群的名字出现在了迁居的名单上。文章收入北大九十周年校庆文集中，因为批判性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钱理群说，其实，那是对知识分子安贫乐道传统的反思。“费孝通1957年反右运动的时候提的‘一间屋，一杯茶，一本书’，这话实际上是双重意义，一个是物质意义，知识分子要有一个书房，这样一个物质的空间，另一个是精神层面的，这意味着自由地读书、自由地思考、写作、研究，这是知识分子最起码的。”
钱理群认为现在年轻的助教讲师和他们那时候的境遇也差不多，“只不过我们那时候是计划经济的做法，看它分不分给你，现在是商品经济的逻辑，你买不买得起。”
1998年，国务院决定要重点解决高校教师的住房问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多次开会表示：“决不让筒子楼带入21世纪！”成府路上的蓝旗营小区破土动工，作为解决北大清华教师住房问题的重要举措。
也就是这一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如今，北大清华不少的学者都住在蓝旗营小区，那里一片高耸的塔楼被称为“院士楼”。房子面积一般在一百多平米以上，北大清华的许多老师终于在退休后拥有了自己的书房。而刚留校的年轻教师们，有的则继续在筒子楼里挥洒着青春。只是他们明白，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终有一天会离开这里。
筒子楼小史
筒子楼诞生于院系合并后的新北大。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以及实现工业化的压力下，教育部拉开了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的序幕。原来位于“五四”运动策源地———沙滩红楼的北大迁至西郊清华园、圆明园毗邻的燕园，叫做“新北大”。
迁校的准备工作从1952年1月开始。1月8日，以清华大学梁思成、北京大学张龙翔为首的清华、北大、燕京三校调整建筑计划委员会成立。全部设计人员和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都由清华、北大工学院建筑系的师生组成。这一年的10月4日，新北大第一次开学典礼在东操场(如今的五四运动场)举行，此前，为了按时开学，44046平方米的校舍当年设计、当年开工、并在当年内竣工完成。
“三校建委会”成员、梁思成的学生、建筑师陶宗震当时负责“燕园”中的教室楼建筑群的规划、设计与施工。据他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方针是“勤俭建国”，原则是适用、坚固、经济，但风格上又要与原燕大的环境协调，“不可能按照‘则例’、‘法式’或美国建筑师莫菲(Murphy)设计的原燕京大学的仿古建筑进行设计，而是参照1951年冬我去福建厦门时，一路所见之新建民间二、三层砖木结构建筑及陈嘉庚新建的厦门大学新教学中心‘中西合璧’的设计方式，结果造价仅80元/平米。”
这些灰色清水砖墙混合结构的楼群，以通向北大南门的干道为新的轴线，形成了新的教学区和学生宿舍区。
1954年入学的段宝林清楚地记得，1斋到15斋是1952年盖的，“这种二层小楼原来很多，现在都拆光了”。这批设计寿命为10年左右的临时建筑，为北大服务了半个多世纪。而“现在南门一带16至21斋是简易的三层楼，也是1952年盖的，22斋至27斋，是1954年建成的，是大屋顶的三层楼，比较精致。1955年盖了28至31斋，这是平顶的四层楼。1956年拆迁民居，又盖了32至40斋”。这些逐年建成的筒子楼，迎来送往了一届届北大学子，也构成了北大教师多年的栖身之处。
(上图为《筒子楼的故事》封面局部)
采写：南都记者 李昶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