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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众列强热火朝天瓜分中国之际，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提醒罗斯福总统：“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而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潮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这位大学校长坚信，为赢得中国青年而付出成本和代价，即使从物质利益角度来说也是值得的——“与军旗相比，道义与精神将更有力地支配商业”。这在当时几乎称为美国上下的共识。
在各界推动下，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的议案，并授权总统全权安排。在美国政府的强势导引下，中国也同意了将退款完全用于办学。两国商定：从开始退款之年起，中国政府于前4年每年遣送100名学生赴美留学，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选派50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直至该项退款用毕为止。当年10月31日，两国又共同拟定了《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对留美学生的资格、选拔、专业及其管理等问题达成基本协议。
美国对退款的使用实行了严格的监督，并毫不掩饰地表达其对大清政府行政效率和廉洁程度的极端不信赖。美国国务院制定了严格的退款计划，要求中国仍须按原额按期向美国缴纳赔款，美国收到后再将退款转交中国，设立专款账号，专用于资助中国学生留美。事实证明这种严格的专款专用的模式和监督有力地保障了项目的实施。
在美国政府的推动，有时甚至干脆是棒喝下，对提升GDP比对办学更为热衷的大清政府终于半推半就地跟上了步伐。庚款退款办学迅速制度化，为了保证留学生质量而设立的预备学校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由美国基督教会设立的京师大学堂成为今天的北京大学。留美学生的选拔，也居然在贪腐成风的大清国及之后民国，成为“一小撮”廉洁高效、公平公正的仁政和民国中的精英群体之一。
在首批赴美公派留学的120名幼童中，3人死于美国，一个成为总理，3个成为政客，16人成为外交官，20人服务于海军，3人在税务和海关机构，3人是教师，14人成为铁路官员和工程师，9人成为采矿工程师，16人从事电信工作，8人经商，3人成为医生，1人成为律师，3人成为记者[3](P75)。较有名气的有后来的李恩富、李善兰、梅贻琦、耶鲁大学毕业的容闳、詹天佑、江南制造总局的徐寿、蔡绍基等。
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崛起并持续到今天，据统计，至今仅清华北大在加州的学生不下一万余人。留日生与留美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不断成为主角。吊诡的是，当大多数留日生连日文都说不流利时，留美生多数能够学贯中西，涌现了不少泰斗级的人物。当大多数留日生热衷“主义”与“革命”，为了“主义真”而“砍头不要紧”（无论砍别人的头还是砍自己的头）时，留美生则更为关注“问题”，关心文教，支持改良，支持实业如詹天佑，他们对待“同志”或许也能做到春天般的温暖，但对待“敌人”却基本难以做到寒冬般的冷酷无情，“革命意志”极其薄弱。
做长线的美国与做短线的日本在中国体现了鲜明的对比：从日本进口的各种速食“主义”、“思潮”潮起潮落，而从美国“进口”的“德先生”、“赛先生”成为日后持久的理想灯塔，尽管很多时候其光芒实在太过微弱……
当年清政府改革的力度并不是我们今天认为的闭关锁国，而实际上晚清的改革开放不可谓不轰轰烈烈。这种开放带来了清朝的灭亡，也有人认为不开放可能灭亡的更快！大清国稳定压倒一切，为了安定和谐，政治改革应该在中央的强有力引导下有序地、缓慢地进行。对于清政权，留学生是革命派还是支持派，取决于他们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即清政权是否能够强大或是无可救药。19世纪的最后20年，传统的士绅和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然希望改革清政府；但到20世纪初，现代教育体制下的学生坚信：推翻清朝统治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手段，这是清政府万万没有想到的-----日薄西山的晚清不变革迅速灭亡，实行变革延缓灭亡。
晚清帝国的官场现形记，黄龙旗下的官僚资本主义，金銮殿上新来的年轻人，1909年春天，爱新觉罗软着陆，詹天佑的中国第一条自己研制的铁路“出轨”，开滦煤矿地道战，伶仃洋畔建“特区”，康有为“熊市”……这一切欣欣向荣都在孕育着火种。庆亲王奕劻以贪腐闻名全球。著名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market)，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toll)。一个腐败到令全地球人都知道的贪官，为什么会在风云诡谲的晚清政坛中从边缘进入核心，并始终屹立在潮头？显然是晚清的政治体制长出的毒瘤。晚清的反腐败斗争矛头指向奕劻。奕劻的儿子、商部尚书载振出差路过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杨翠喜，候补道段芝贵随即用重金为美人赎身，献给载部长。御史赵启霖立即上奏弹劾，认定这是“性贿赂”。当时就有大臣指出清朝并非亡于革命，而是政权的分崩离析。晚清的改革开放，明明是利国利民的仁政，最后却被大小官员转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新的社会矛盾纠结缠葛，旧的官僚体制处处掣肘。本来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之旅，结果，大清国这艘大龙舟行驶至暗礁林立的险滩，随时有船覆人亡的危险。不论法兰西还是英格兰，在资产阶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封建帝王的头颅落地，难以摆脱暴戾之气。而清室皇族能保全性命，得益于慈禧太后的“远见”，选择了载沣，这位“80后”能屈能伸，在锐意改革数年而终不成后，为皇族赢得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体面而又安全的集体“下岗转制”。
宣统帝被抱上金銮殿的时候，大哭不止，摄政王安慰说：“皇帝别哭，一会就完了”，果然，没过一会儿，清朝就寿终正寝了！
从1700年一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也从22.3％增长到32.9％。与此同时，中国人口从占世界总量的22.9％增长到36.6％。即使到清朝末年，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积贫积弱，其GDP仍雄踞世界第一，连美国都望其项背，当时的日不落帝国英国也痛恨中国绰绰有余的贸易盈余，然而中国的GDP和巨额贸易盈余绝大部分来源于农业和瓷器、茶叶、丝绸贸易。
大清国的GDP中没有工业体系更无创新和发明的气氛，有的只是官场现形记和一团和气的太平盛世，打黑英雄林则徐在虎门销毁查获的毒品鸦片；皇家园林北京颐和园、圆明园隔三差五上演着精彩纷呈的梨园戏剧演出，上海滩十里洋场上、伶仃洋边的特区对外贸易忙碌却井然有序；辅政大臣门前络绎不绝，大臣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众多年轻俊才们纷纷以能考上状元当官或者买官捐官为荣；军队忙于镇压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农民起义，甚至邀请外来势力镇压义和团农民，朝野大臣纷纷抗议外国势力侵犯中国领土，军队则集中力量先剿灭义和团和农民起义，在剿杀完内乱后才出兵领教洋枪洋炮，然后签下丧权辱国的协议，这不能不让每个中国人深思和惋惜。很奇怪的是，这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曾国藩今天依然成为很多人认为的圣贤，这是什么圣贤逻辑呢？难道是为了他的权术和他的奴才哲学。不要忘记，他仅仅是一个为腐朽统治阶级服务的哈巴狗和刽子手而已，我想按照他的家书只能培养奴才、刽子手和没有骨气的中国人。当时的另一个半球上，移民的后裔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居然有一千多项发明问世，而欧洲大地更是涌现出了一批批够得上诺贝尔奖资格的砖家和科学家和工业实业家。
猪养肥了就是用来宰的，这样一块肥肉，谁不想来分一块，那怕喝一口汤。磨刀霍霍向牛羊，就在英法联合火烧圆明园之际，中国GDP仍远大于英法之和，美国这个后起之秀还在养精蓄锐打酱油。这场烧了几天几夜的圆明园大火烧掉了当时世界上最昂贵、辉煌的房产和艺术奢侈品，也彻底烧毁了青年改革家们对大清国的最后一丝希望。
让我们再来回味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悖论：今天美国GDP第一，他借中国巨额外债愿打谁打谁，而国内似乎没什么起义；而当年大清国当“带头大哥”的时候，遍地农民起义，清政府忙于剿杀各地农民起义，根本无力抵抗外来侵略，谁来打我就给谁割地赔银子，这是我们永远的伤；过了几十年，这一幕又再次上演：麻木的、带路的、围观的、打鬼子的和扰乱的，一时间敌我难分，好不热闹和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