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齐故事新编三种 邵 南 子曰伯夷叔齐

2010年11月28日 星期 日 放大 缩小 默认

伯夷叔齐故事新编三种

邵 南



▲ 伯夷叔齐采薇图
伯夷叔齐故事新编三种 (邵 南) 子曰伯夷叔齐

一、本事及“正统”看法

关于伯夷、叔齐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了。故事大致是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因都不肯登王位,相率而逃至西伯姬昌处,为西伯所养。后来西伯之子武王反纣,二人当路扣马而谏,武王以为义士,不杀。二人作为商朝遗民,相携隐入首阳山,采薇而食,至于饿死。

对于这个故事,历史上许多文人都以伯夷、叔齐为义士,作诗文以表崇敬之心的也不少。究其原因,我以为当在于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赞誉。伯夷、叔齐的行为,是完全符合孔子的理想的,故孔子赞曰:“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后世文人既然多儒家出身,则更是尊伯夷、叔齐为神明,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历来作诗文以表崇敬之心的人,多是生逢乱世的忠臣良将、节义文人,比如宋末的文天祥、明末的张煌言,就是典型代表。他们与伯夷、叔齐极为相似的一点是,他们的价值取向相同,都是忠于旧朝以至于死的。自孔子以来,正是由于儒家学说在中国处于主流地位,所以对伯夷、叔齐的尊崇也成了一种“正统”看法。

二、《史记·伯夷叔齐列传》

然而,怀疑此“正统”看法者终究是有的,司马迁就是第一个持怀疑态度的人。

司马迁并不认为伯夷、叔齐是圣人。他首先对孔子的“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提出质疑,认为伯夷、叔齐对于自己“死节”的结局并不是欣然接受的,而是哀叹的。他摆出了一首据云是伯夷、叔齐所作的轶诗:“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然后质问:“由此观之,怨邪非邪?”这是对“正统”看法的一大挑战,因为如果二人是有怨的,则二人就是无奈而为之,那么他们就不是圣人了。

然而司马迁并不到此为止。在将伯夷、叔齐的遭遇同颜渊的遭遇进行类比,同盗跖的遭遇进行对比以后,他更进一步对所谓“天道”提出了质疑:“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一问,就更另类了。

其实,司马迁之所以会提出这些质疑,乃是时代和个人遭遇使然。自春秋战国的乱世以来,德高而无善遇、行恶而得善终者不可胜计,对“天道”的质疑早已呼之欲出了。再加之司马迁本人在李陵案中“忠而被谤”,惨遭宫刑,就更无怪乎他要怀疑“天道”了。因为从这一系列的“不公”来看,“上天”是并不支持人间的道德的。《伯夷叔齐列传》正是由此而打上了时代和个人的烙印,成了伯夷、叔齐故事的最初“新编”者。

三、《豆棚闲话·首阳山叔齐变节》

到了明清易代之际,有一个文人重拾司马迁的另类精神,他就是艾衲居士。

艾衲居士的真名,现在已不得而知,只知他生活在明末清初。他所作的短篇白话小说集《豆棚闲话》中,也有一篇写到伯夷、叔齐的故事,题为《首阳山叔齐变节》。该故事把叔齐写成一个投诚新朝的“顺民”。故事的开头和传统的说法并无区别,然而此后就开始翻出新意:叔齐渐渐不耐烦起来,背着伯夷下山准备投诚。当二人在山中时,山君感二人大义,命诸兽戢毛敛齿,不得食人;当叔齐走下山去,却被诸兽发现,叔齐凭一张利嘴,反说服诸兽恢复本性,诸兽遂以叔齐为恩人。后叔齐下山借宿,梦见自己被商朝遗民的魂灵拿获并处斩,山君率诸兽赶来求情。双方正辩论未休之际,齐物主降临,说明要“识时务”的道理,证明叔齐无罪。叔齐醒来,去意更坚。故事到此结束。

艾衲居士想用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对于描写叔齐这个人,作者用的是讽刺的笔触。比如叙述到叔齐说服了诸兽,作者写道:“叔齐伸头,将左右前后周围一看道:‘我叔齐真侥幸也。若不是这张利嘴,满口花言,几根枯骨,几乎断送在这一班口里。还要憎嫌瘪虱气哩。’”这便实在是一个圆滑自私的形象。然而对于投诚新朝这种行为本身,作者不但没有任何否定的意思,反而搬出一个齐物主来支持之。同样,对于伯夷的描写,作者虽然着墨不多,但也既怀着敬意又略带讽刺,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坚持操守却不识时务的伯夷。

可见对于这个“易代之际到底是否应该投诚新朝”的争论,作者的观点本身是充满矛盾的。即从道德上来说,应该忠于旧朝;然而从理智上来说,应该投诚新朝。道德和理智相矛盾。伯夷选择了道德,叔齐选择了理智。然而作者对二者都既不完全肯定又不完全否定,显然并不认为这两种选择存在大是大非的问题。可见,艾衲居士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其立场并不同于那些忠臣良将、节义文人。于是这《首阳山叔齐变节》,同样成了一篇富于时代气息的另类之作,也成了伯夷、叔齐故事的又一“新编”。

四、《故事新编·采薇》

又过了近三百年,鲁迅再次重写了这个故事。

关于鲁迅重写这个故事的背景,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认为,他可能是受了《豆棚闲话》的影响。《豆棚闲话》标点本初版于1935年内,《采薇》作于1935年12月,把这两个时间对照一下,韩南的猜测也许不无道理。或许是《豆棚闲话》刺激鲁迅产生了重新审视这个古老故事的念头,并根据这个念头创作出一篇符合他那时代的小说。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采薇》并不像艾衲居士那样离经叛道,其故事线索基本上符合传统,更接近于《伯夷列传》,但是《采薇》的特点,在于大量的细节描写和讽刺语言。故事内容纵然无所更改,但是人们看了《采薇》以后,不但不觉得伯夷、叔齐是圣人,反而觉得这只是两个衰朽老人,虽令人敬佩,令人同情,却迂腐可笑,走投无路。这就是大量增加细节、大量使用讽刺语言所产生的“去神圣化”效果。

比如文章开头就写道:“只有伯夷最不留心闲事,秋凉到了,他又老的很怕冷,就整天的坐在阶沿上晒太阳,纵使听到匆忙的脚步声,也决不抬起头来看。”这样描写,就分明是把伯夷这个人写成了一个普通的无所事事的老人。后来,描写叔齐来报信时又写道:“气急败坏的跑回来,鼻子冻得通红,嘴里一阵一阵的喷着白蒸气。”这又完全是一个狼狈的风烛残年的老人。更为有趣的是,紧接着就是“他恭敬的垂手站在伯夷的床前”,体现了他对于传统礼节的自觉遵守,与前面的形象形成了一种对比,也起到了一种嘲讽的作用。其实,《采薇》通篇都是这样的调侃、揶揄的笔调。不仅如此,作者还增加了一段伯夷、叔齐在华山遭遇小穷奇的情节,把二人的狼狈不堪、走投无路推向了极致。

那么,鲁迅到底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呢?或许,鲁迅是有感于在他的年代里,那些不愿意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文人(应该也包括他自己),最终挣扎到筋疲力尽、狼狈不堪的地步,却仍无法摆脱政治斗争的摆布和影响;正如伯夷、叔齐,好不容易在首阳山里生存下来,却被告知连首阳山的薇菜也是属于周天子的!鲁迅在这里揶揄了那些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文人。然而作为一个自己也一度有过这种念头,而今却已用文章服务于政治斗争的人,他对古人的嘲讽又是朝向自身的。这样,鲁迅赋予了这个故事以新的时代意义,也完成了伯夷、叔齐故事的最近“新编”。

五、结语

由此看来,即使对于同一个故事,不同时代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在政治或者思想急剧变革的时代,易于产生持另类观点的人,对既有的“故事”来一番“新编”。就伯夷、叔齐故事而言,这个“故事新编”的传统,从司马迁开始,到艾衲居士,到鲁迅(其间应该还有另外一些人),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定论”,重新思考传统。在这些“新编”的“故事”中,反映了富于不同时代特征的思考和彷徨。因此,也只有在历史的宏观背景之下,才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些作品的内涵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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